吳冷西:與田家英共事的日子—田家英的政治創傷

家英含冤辭世，整三十載。每念生前交往，百感鹹集。由於種種原因，迄未為文紀念。今逢三十忌辰，愴然命筆，寄多年塊壘於萬一。———吳冷西


一。楊家嶺初識田家英，才氣英發又樸實

　　田家英同我都是1937年底到達革命聖地延安的。但他去陝北公學，我到抗日軍政大學，從未相識。

　　我們都在馬列學院學習過。但家英1939年秋到馬列學院學習時，我已從馬列學院研究室調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洛甫同誌兼任中宣部部長和馬列學院院長，但我和家英也沒有來往。

　　家英1941年9月從馬列學院調中央政治研究室，我也從中宣部調《解放日報》。

　　我第一次從《解放日報》發表的《抗戰中的工業合作運動》一文中知道作者是田家英，但絕沒有想到他還是不到20歲的青年。

　　不久又陸續看到家英給《解放日報》寫的《奴才的見解》、《從侯方域說起》等文章，我才逐漸知道他的博識和才華。

　　我第一次和家英見麵，是在1944年12月的延安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群英代表大會上。田家英和我都是代表。但大會開始時我們沒有會麵。其間一次偶然的機會，原來在中宣部後來調中央辦公廳做總務工作的劉滋久同誌介紹我和家英認識。初次見麵，家英才氣英發，有抱負又樸實，無一般士人孤傲和矜持的習氣，平易又真誠。滋久同誌告訴我，家英不但在政治研究室做研究、寫文章，而且還兼任楊家嶺勤雜人員的文化教員，很受歡迎。他對我知之不多，隻說看過我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的國際評論，蠻有見地。

　　北平解放後，新華社隨中共中央總部進駐香山。家英跟隨毛主席住在半山上的雙清別墅，我們編輯部住在山下的香山慈幼院（後為香山飯店）。有幾次家英拿著毛主席撰寫的新聞或評論到山下來給胡喬木同誌，我同家英的接觸才逐漸多起來，但直到《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版（1951年10月）時，才算得上促膝談心，開始相互了解。


二。廬山毛澤東突然轉向，家英滿懷憂慮撰對聯

　　按照中央關於召開廬山會議的通知，1958年6月29日下午，我和家英、喬木一起乘中央辦公廳準備的專列去武漢，然後乘船去九江，上廬山。

　　上車後不久，喬木和家英要我向他們傳達6月12日—13日頤年堂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的講話。喬木因病住院，家英去四川調查，都沒有參加這次會議。

　　我向他們詳細傳達了頤年堂會議的情況。毛主席在會議上作了兩次講話。我特別談到，毛主席在會上對大躍進指標過高作了自我批評，他把1958年第一次抓工業打了敗仗，比同於1927年秋收起義的頭一仗打了敗仗。毛主席強調現在要實事求是，把過高的指標降下來，陳雲同誌的意見是對的。現在不要互相埋怨，而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認真學習搞經濟建設。

　　在傳達過程中，大家發些議論。家英主要講他不久前才從四川新繁縣調查回來，1958年那裏的瞎指揮風，浮誇風很嚴重。

　　可以說，頤年堂會議開始的敞開思想、議論風生的氣氛為廬山會議前期的好兆頭。但是，廬山會議後來演變為批判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竟是家英的政治創傷。

　　家英和我一上廬山，就住在牯嶺東側東沽河左岸的河東路路邊的平房裏。

　　在廬山會議前期，大家的心思都集中在如何總結1958年的經驗教訓，實質上是繼續貫徹毛主席和黨中央從1958年11月鄭州會議起的糾“左”工作。

　　經過多次議論，會議紀要初稿我們於7月12日分頭起草完畢，13日和14日由喬木主持反複修改，把19個問題合並為12個問題。然後送少奇同誌。

　　《會議紀要》初稿於15日印發各小組討論。少奇同誌要求大家好好討論《會議紀要》初稿，方針還是成績講夠、缺點講透。起草小組將根據大家意見修改。

　　15日夜，毛主席將彭老總給他的信（14日寫的），批上“印發各同誌參考”幾個字，印發會議（17日發出）。各小組開會時，開頭幾天，大家發言集中在《會議紀要》初稿上，特別對“形勢與任務”部分意見很多，議論彭老總的信的人不多。

　　我和家英、喬木和陳伯達，看到彭老總的信後曾一起議論過。

　　我記得17日午飯時，我們四人在餐廳談到在上午收到的彭老總的信，都覺得寫得不錯，同我們起草的《紀要》思想一致。我和家英都覺得由彭老總出麵說話，有分量，作用大。

　　但喬木說了一句話：“也可能適得其反”。他沒有加以解釋。

　　大家隻感到，信中個別詞句有些刺眼，如“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但總的來說還沒有我們起草的《紀要》初稿那樣尖銳。

　　各小組的討論，從19日起對彭老總的信的意見逐漸多起來，對《紀要》初稿的意見反而越來越少了。

　　7月23日廬山風雲突變。毛主席這天在會議上講話，雖然仍作了自我批評，也勸做錯了事的人（他說的“左派朋友”）也作自我批評，分擔責任，但重點批評那些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錯誤“講多了的人”，說他們“方向不對”，對總路線“動搖”，“距離右派隻差30公裏”。

　　一日之間，廬山會議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從糾“左”變成反“右”了。

　　這有若晴天霹靂，喬木、家英、我和陳伯達愕然、茫然。

　　會後喬木獨自徑回住處，家英、我和陳伯達等一起沿河東路西行，走過仙人洞，一路上默默無語。家英非常激憤，在亭子上寫了一副對聯：“四麵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


三。主席談完話，他高興地翻了個筋鬥

　　當天晚飯是一頓悶飯，沒有人說一句話。

　　胡、陳飯後各自回住所。家英和我坐在客廳裏相對無言，達半個多鍾頭之久。後來，家英忍不住跳起來大聲說：“準是有人搗鬼。”

　　在23日以前，家英和我都知道，毛主席前一段一直強調糾“左”。彭德懷的信印發出來的當天晚上，毛主席同喬木、家英談話時，仍然說，現在“右傾機會主義”的頭子就是我。我嫌“右傾”的朋友太少了。“現在事實上就是反冒進。反冒進的司令就是我”。

　　直到7月18日，毛主席還說過，欠債是要還的，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他準備同那些不願意聽別人講缺點錯誤的“左派”談談，叫他們要聽取各方意見。

　　家英指出，毛主席說，他前一天同各協作區區長（即後成立六個中央局的第一書記）談話，勸他們聽各種的不同意見。但他們說，已經聽了好多天了，現在主席再不出來說話，“左派”的隊伍就要散了。毛主席說，看來他今天不來講話不行了，家英說，這說明毛主席23日的講話是受有些“左派”慫恿的。

　　家英和我進一步談到，有人“慫恿”是一個原 因，但毛主席自己的思想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

　　家英說，主席在武昌跟我們談話，提到東漢時張魯搞的“五鬥米道”，很同情農民追求溫飽。主席這種心理狀態，由來已久，早在合作化時期他就多次談過。趕快實現民富國強的理想，在主席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也是近百年來中國無數誌士仁人為之舍身奮鬥的，無可非議。但其中也包含著一種危險，即過急、過快、過大的要求可能帶來嚴重的禍害。

　　我們列舉了合作化時期的過快推廣高級社、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15年趕超英國、大躍進、人民公社等事例，指出它們都程度不等地反映了一種“左”的思想傾向。

　　毛主席23日講話後，家英一直處於困惑和憤懣交雜的心情之中。加之小組會上群言嘖嘖，有所謂“質問”，有所謂“揭發”，還有所謂“批判”。家英對我說：“安之若素可也。”但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會議結束時要喬木留下，批評他前一段亂說話，並說，秀才們（點了喬木、家英、我和陳伯達的名字）表現不好，要夾著尾巴做人。

　　28日晚，毛主席找家英和陳伯達談話。家英很晚才回來，趕忙到我房中告訴我：毛主席同他們兩人談話時，一麵批評說前一段秀才們表現不好，方向有些不對頭，一麵要他們不要過分緊張。

　　家英還說，從今晚的談話看，主席並不是從一開始就要批判彭老總。我問為什麽﹖家英說，主席今晚談到彭老總時說，他開始並沒有覺得彭的信有什麽問題，所以批了幾個字印發給大家參考，當時並沒有別的意思。因為既然有這些意見，而且他在小組會上的發言也登在會議簡報上了，把這信印給大家看看也是可以的，並沒有什麽特別的想法，更沒有打算在23日講那番話。

　　主席說，那番話是在22日聽了大區區長匯報時想到的。當時有兩位區長都說，現在小組會反對三麵紅旗的話多了，有些人開小差了。我該出來講話了，否則隊伍就散了，沒有兵了。這才使我感到問題嚴重。想了一夜，第二天（23日）才講了那麽一篇話。

　　以後幾天，家英照常參加小組會，喬木在家休息（主席要他休息幾天，準備起草八中全會文件），陳伯達仍請病假，我則根據少奇同誌的意見，在家中改出《會議紀要》第三稿，交給喬木同誌。

　　7月30日上午，楊尚昆同誌到我們住處來，說主席要他給會議各組組長打招呼：以後再不要提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和吳冷西的事情了。要各組組長關照一下參加會議的同誌，集中力量開好八中全會。尚昆同誌說，這是主席下“停戰令”，你們可以放心了。這樣我們四人好像得到了解放，一起往仙人洞那邊散步。這時我們的情緒同一周前有所不同，個人挨批評可以免了，但喜中有憂：八中全會要大批“右傾機會主義”，會議紀要恐怕搞不成了。更大的擔心是從去年底鄭州會議開始的糾“左”進程可能就此中斷。這是黨和國家的大事。

　　家英雖然在毛主席8月11日講話時說“秀才是我們的人”之後，情緒不再那麽低沉，但依然不那麽振作。個中因由，是喬木、家英、我和陳伯達四人被揭發，中央在立案審查。

　　我們“四人案”一直審查到10月，彭真同誌兩次找我們談話，我們給中央寫了檢討和申辯，最後毛主席10月17日找喬木、家英、我和陳伯達談話。他說，你們在廬山表現不好，但不屬於敵對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兩類人，而是屬於基本擁護總路線，但有錯誤觀點或右傾思想這兩類人。這樣“四人案”至此才算結案。從毛主席那裏出來，家英和我回到他的書房，一進門他手舞足蹈，貓身在地板上翻了一筋鬥，大聲說：“主席是了解我們的。”


四。北戴河會議是他政治生涯中的致命傷

　　七千人大會後不久，家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湖南農村調查《農業六十條》貫徹的情況，主題是如何恢複農業生產。

　　少奇同誌在北京主持政治局常委（毛主席已去南方，周，朱，陳，鄧都參加）的２月會議和５月擴大會議（兩者通稱“西樓會議”，因都在少奇住處旁邊的中辦西樓會議廳舉行），討論新發現的嚴重的經濟困難（赤字又增加３０億元，農村中餓死人的現象仍然沒有停止，日用品供應奇缺，企業關停並轉落實不下去，城市人口減不下去），指出當時我國處於類似經濟危機的非常時期，並堅決采取非常措施來解決。家英沒有參加這些會。

　　6月底，家英從南方回到北京，打電話約我到他家中去。他告訴我，他在湖南農村調查時發現農民普遍要求包產到戶。近40％已自動實行包產到戶或稱擴大“口糧田”，其餘60％左右還在猶豫觀望，做做工作可能仍然搞集體經濟或半集體經濟。他說，在上海匯報時陳雲同誌讚成他的看法。回京後，少奇、小平同誌聽取他的匯報時也認為，在困難的地方，包產到戶作為權宜之計（渡過困難時期），勢在必行。

　　家英說，他正等待毛主席回京，盡快匯報調查的情況。

　　在這中間，中央辦公廳組織了幾個調查組分赴全國各地調查包產到戶的情況。我還同家英商量，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內部參考刊物，也發表一些有關包產到戶的材料。

　　我派去北京房山的調查組的報告還沒有寫出來，家英又打來電話，要我趕快到他家裏去。我一進門，家英劈頭一句是“大事不好”。他說，他向毛主席匯報包產到戶的情況後，毛主席滿臉不高興，當時未置可否，但第二天接連同河南、山東、江西的省委書記談話，提出中央要作一個關於鞏固農村集體經濟的決定，並且指定陳伯達負責起草，沒有要他參加。

　　家英對我說，內部參考中不要再登包產到戶的材料了，派出去的調查包產到戶的調查組要盡快抽回來。我回來後趕緊照辦，要去房山的調查組把調查報告重點放在如何鞏固集體經濟，隻附帶提及包產到戶。

　　因為這樣，8月間北戴河會議時，有人告人民日報的狀，說人民日報調查組在房山煽動搞包產到戶，我拿出會前印出的調查報告，才沒有挨批。

　　家英的遭遇比我困難得多。他不但不能參加當時在北京起草關於農村人民公社鞏固集體經濟的決定（曆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文件的起草工作他都參加，甚至是主要起草人），而且在北戴河會議（7月25日至8月24日是中央工作會議，8月26日至9月23日是十中全會預備會議）期間，在中心組（隻有政治局成員和各大區組長以及少數有關同誌參加，家英和我都參加了）會上，一開頭就被毛主席點名批評，說他在七千人大會後，不去修改《農業六十條》，反而讚成搞包產到戶。

　　家英告訴我，陳伯達現在主持起草決定，神氣得很，碰到家英不說話，不打招呼，裝作沒看見。家英說，陳本人在毛主席沒有表態之前，原本也是讚成包產到戶的。但此人一貫狡猾，從不在主席麵前提出新意見，隻有在主席表態之後才順著說話。

　　可以說，北戴河會議是家英政治生涯中的重大挫折，其嚴重性遠遠超過1959年的廬山會議。在這以後，據家英告訴我，毛主席便很少找他起草有關農村人民公社以至其他問題的中央文件了。

　　家英曾引用唐代韓愈《進學解》中說的“投閑置散，乃分之宜”，其心情可以想見。他對當時會議討論的中心問題（階級、形勢、矛盾）沉默不言。有時我提到這些問題向他質疑，他不是搖搖頭，就是笑一笑。

　　當我告訴他，經少奇同誌和小平同誌一再強調，抓階級鬥爭不能影響調整經濟，毛主席作結論時表示同意，明確指出調整是第一位工作。他對我連說了兩句：“這就好，這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