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寫詩讚彭德懷的背景
1935年10月，蔣介石發電報給盤踞在陝甘寧一帶的國民黨軍隊各部：“朱毛赤匪長途行軍，疲憊不堪，企圖進入陝北會合劉誌丹”，各部要“前往堵截，相機包圍，予以殲滅”。為確保長征紅軍與陝北紅軍勝利會師，毛澤東提出決不能把尾追長征紅軍的敵軍帶進陝北根據地。於是毛澤東把砍掉尾追長征紅軍的“尾巴” 的重任交給彭德懷。
接到命令後，基於對軍事地形的分析，彭德懷與周恩來、葉劍英共同擬定發給前線作戰部隊及毛澤東的作戰電報，在作戰電報中分析該地區地理環境特點時，寫了“山高路遠溝深”一句電文。根據彭德懷等人製定的作戰方案，1935年10月20日夜，彭德懷親自部署和指揮紅軍陝甘支隊（原紅一方麵軍縮編改稱）第一縱隊和第二縱隊，在吳起鎮西北部的五裏溝口一帶設下埋伏。翌日當太陽升起的時候，敵35師騎兵團2000多騎兵進入我軍伏擊圈。陝甘支隊司令員彭德懷一聲令下，埋伏在周圍的紅軍戰士居高臨下同時向敵騎兵開火。這一仗紅軍吃掉敵1個騎兵團，擊潰敵2個騎兵團，俘虜敵官兵700餘人，迫使敵軍停止了對長征紅軍的追擊，遠離陝北革命根據地。
在戰鬥打響的當天上午，毛澤東在作戰科長伍修權陪同下來到前線，心情異常興奮，即興創作六言詩一首：“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其中“山高路遠坑深”一句詩，是毛澤東對彭德懷等人的作戰電文中“山高路遠溝深”一句用語，略作文字修改而成。
戰鬥結束後，彭德懷來到毛澤東住處匯報作戰情況時，恰逢毛澤東不在住處，彭德懷無意中看到毛澤東已寫好放在辦公桌上的讚頌自己的詩，感到很不安。於是隨手拿起筆，將最後一句修改為“惟我英勇紅軍”，然後將詩稿放在原處離去。
《戰友報》編者注出錯
《六言詩·給彭德懷同誌》寫成12年之後的1947年8月1日,冀魯豫軍區主辦的《戰友報》根據一些老同誌回憶（沒向毛澤東索取原稿或經過毛澤東本人校閱後），以《毛主席的詩》為題第一次公開發表了這首詩。然而令人略感遺憾的是，《戰友報》首次發表時不慎出現一個史實錯誤，編者注釋誤把該詩創作的軍事曆史背景注釋為是在紅軍取得突破臘子口戰鬥之後寫成的。此詩發表後也沒有人對錯誤注釋提出糾正。
也正是首次發表時的錯誤注釋，為毛澤東後來否認他曾創作該詩讚頌彭德懷，留下了最初的隱患。
《解放軍報》沿用錯注
新中國建立，1954年慶祝八一建軍節之際，《解放軍報》沿用《戰友報》發表的原文及原注釋，再次發表了這首詩。
彭德懷辦公室的參謀讀報後，對林彪指揮紅軍取得攻打臘子口戰鬥勝利後，毛澤東為何要寫詩讚頌彭德懷感到不好理解，於是便向彭德懷詢問這首詩的寫作曆史背景。彭德懷看了報紙，發現了上述錯誤注釋，於是以當事人的身份作出糾正：“攻占臘子口戰鬥是林彪指揮一軍團打的，不是我指揮的。這首詩不是在臘子口寫的，是在一方麵軍到達陝甘蘇區後寫的。”彭德懷向參謀簡要介紹了毛澤東寫這首詩的曆史背景。
遺憾的是，彭德懷的糾正，當時知道的人不多，也未能使有關方麵從此徹底糾正上述錯誤。
誤導毛澤東記憶
1957年2月6日《東海》文藝月刊編輯部致函毛澤東，準備再次發表這首詩，並請毛澤東校閱詩稿。該編輯部在致毛澤東信中沿用《戰友報》的錯誤注釋，繼續把該詩說成是在紅軍取得攻打臘子口戰鬥勝利後，毛澤東在發給彭德懷的作戰電報中寫出的詩句。而毛澤東此時仍清楚地記得，攻打臘子口的戰鬥是林彪指揮的，而不是彭德懷。不難想像，在這種情況下，錯誤注釋極容易誘發毛澤東對這首詩的記憶陷入誤區。可能由於工作繁忙，無暇深入回憶該詩寫作的有關情況等原因，毛澤東給《東海》文藝月刊編輯部寫了內容十分簡單的回信：
編輯部同誌們：
記不起了，似乎不像。拉（臘）子口是林彪同誌指揮打的，我亦在前線，不會用這種方法打電報的。那幾句不宜發表。《東海》收到，甚謝！
毛澤東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彭德懷引詩駁斥誣蔑
彭德懷遭遇不公正批判後，黨內極個別人乘機落井下石，歪曲曆史事實，以誣蔑不實之詞攻擊彭德懷說：彭德懷在曆史上與毛澤東就存在隔閡，毛澤東在曆史上也並不信任彭德懷。麵對上述誣蔑之詞，彭德懷曾據史力爭，依據曆史上毛澤東作詩讚頌彭德懷的軍功，對彭德懷十分信賴這一確鑿的史實，為自己作了有限的辯護。彭德懷在蒙冤期間所寫的自述中，寫出一段文字：
有人說：“在1935年黨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以後，彭德懷在大部分時期仍然反對毛澤東同誌的領導，並且在黨內、軍隊內進行分裂活動。”這些莫須有的罪名，究竟有什麽事實作根據呢？是完全沒有事實作根據的。相反，在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時，擊敗追敵騎兵後，承毛澤東同誌給以誇獎：“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我把最後一句改為“惟我英勇紅軍”，將原詩退還毛主席了。從這詩中也可以看出，毛主席與我不僅沒有什麽隔閡，還表現了相互依賴。
確認詩作
由於1957年2月15日毛澤東在致《東海》文藝月刊編輯部的信中提出，該詩不宜發表，因此在195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中，未把該詩收入其中發表。接下來由於1959年彭德懷被錯誤罷官，絕大多數人不再對該詩的真實性作研究考證，這導致在1963年和1976年兩次公開出版的《毛澤東詩詞》中，都沒有將該詩收入毛澤東詩詞之中發表。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彭德懷的冤案得到平反。長征中一直與彭德懷並肩作戰的楊尚昆（長征前期彭德懷與楊尚昆分別任紅三軍團軍團長、軍團政委；長征後期中央紅軍改變為紅軍陝甘支隊後，彭德懷任紅軍陝甘支隊司令員，楊尚昆任該支隊政治部副主任），在其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再次肯定了毛澤東曾創作該詩及彭德懷修改該詩的曆史事實。
經過多方麵史實考證，根據多位知情人提供的可靠史料，毛澤東創作軍旅詩《六言詩·給彭德懷同誌》的基本情節已經確鑿無誤，據此由曾長期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的胡喬木主持、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選》，將該詩正式收入毛澤東詩詞作品之中發表。
（自2007年第8期《軍事史林》）
1935年10月，蔣介石發電報給盤踞在陝甘寧一帶的國民黨軍隊各部：“朱毛赤匪長途行軍，疲憊不堪，企圖進入陝北會合劉誌丹”，各部要“前往堵截，相機包圍，予以殲滅”。為確保長征紅軍與陝北紅軍勝利會師，毛澤東提出決不能把尾追長征紅軍的敵軍帶進陝北根據地。於是毛澤東把砍掉尾追長征紅軍的“尾巴” 的重任交給彭德懷。
接到命令後，基於對軍事地形的分析，彭德懷與周恩來、葉劍英共同擬定發給前線作戰部隊及毛澤東的作戰電報，在作戰電報中分析該地區地理環境特點時，寫了“山高路遠溝深”一句電文。根據彭德懷等人製定的作戰方案，1935年10月20日夜，彭德懷親自部署和指揮紅軍陝甘支隊（原紅一方麵軍縮編改稱）第一縱隊和第二縱隊，在吳起鎮西北部的五裏溝口一帶設下埋伏。翌日當太陽升起的時候，敵35師騎兵團2000多騎兵進入我軍伏擊圈。陝甘支隊司令員彭德懷一聲令下，埋伏在周圍的紅軍戰士居高臨下同時向敵騎兵開火。這一仗紅軍吃掉敵1個騎兵團，擊潰敵2個騎兵團，俘虜敵官兵700餘人，迫使敵軍停止了對長征紅軍的追擊，遠離陝北革命根據地。
在戰鬥打響的當天上午，毛澤東在作戰科長伍修權陪同下來到前線，心情異常興奮，即興創作六言詩一首：“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其中“山高路遠坑深”一句詩，是毛澤東對彭德懷等人的作戰電文中“山高路遠溝深”一句用語，略作文字修改而成。
戰鬥結束後，彭德懷來到毛澤東住處匯報作戰情況時，恰逢毛澤東不在住處，彭德懷無意中看到毛澤東已寫好放在辦公桌上的讚頌自己的詩，感到很不安。於是隨手拿起筆，將最後一句修改為“惟我英勇紅軍”，然後將詩稿放在原處離去。
《戰友報》編者注出錯
《六言詩·給彭德懷同誌》寫成12年之後的1947年8月1日,冀魯豫軍區主辦的《戰友報》根據一些老同誌回憶（沒向毛澤東索取原稿或經過毛澤東本人校閱後），以《毛主席的詩》為題第一次公開發表了這首詩。然而令人略感遺憾的是，《戰友報》首次發表時不慎出現一個史實錯誤，編者注釋誤把該詩創作的軍事曆史背景注釋為是在紅軍取得突破臘子口戰鬥之後寫成的。此詩發表後也沒有人對錯誤注釋提出糾正。
也正是首次發表時的錯誤注釋，為毛澤東後來否認他曾創作該詩讚頌彭德懷，留下了最初的隱患。
《解放軍報》沿用錯注
新中國建立，1954年慶祝八一建軍節之際，《解放軍報》沿用《戰友報》發表的原文及原注釋，再次發表了這首詩。
彭德懷辦公室的參謀讀報後，對林彪指揮紅軍取得攻打臘子口戰鬥勝利後，毛澤東為何要寫詩讚頌彭德懷感到不好理解，於是便向彭德懷詢問這首詩的寫作曆史背景。彭德懷看了報紙，發現了上述錯誤注釋，於是以當事人的身份作出糾正：“攻占臘子口戰鬥是林彪指揮一軍團打的，不是我指揮的。這首詩不是在臘子口寫的，是在一方麵軍到達陝甘蘇區後寫的。”彭德懷向參謀簡要介紹了毛澤東寫這首詩的曆史背景。
遺憾的是，彭德懷的糾正，當時知道的人不多，也未能使有關方麵從此徹底糾正上述錯誤。
誤導毛澤東記憶
1957年2月6日《東海》文藝月刊編輯部致函毛澤東，準備再次發表這首詩，並請毛澤東校閱詩稿。該編輯部在致毛澤東信中沿用《戰友報》的錯誤注釋，繼續把該詩說成是在紅軍取得攻打臘子口戰鬥勝利後，毛澤東在發給彭德懷的作戰電報中寫出的詩句。而毛澤東此時仍清楚地記得，攻打臘子口的戰鬥是林彪指揮的，而不是彭德懷。不難想像，在這種情況下，錯誤注釋極容易誘發毛澤東對這首詩的記憶陷入誤區。可能由於工作繁忙，無暇深入回憶該詩寫作的有關情況等原因，毛澤東給《東海》文藝月刊編輯部寫了內容十分簡單的回信：
編輯部同誌們：
記不起了，似乎不像。拉（臘）子口是林彪同誌指揮打的，我亦在前線，不會用這種方法打電報的。那幾句不宜發表。《東海》收到，甚謝！
毛澤東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彭德懷引詩駁斥誣蔑
彭德懷遭遇不公正批判後，黨內極個別人乘機落井下石，歪曲曆史事實，以誣蔑不實之詞攻擊彭德懷說：彭德懷在曆史上與毛澤東就存在隔閡，毛澤東在曆史上也並不信任彭德懷。麵對上述誣蔑之詞，彭德懷曾據史力爭，依據曆史上毛澤東作詩讚頌彭德懷的軍功，對彭德懷十分信賴這一確鑿的史實，為自己作了有限的辯護。彭德懷在蒙冤期間所寫的自述中，寫出一段文字：
有人說：“在1935年黨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以後，彭德懷在大部分時期仍然反對毛澤東同誌的領導，並且在黨內、軍隊內進行分裂活動。”這些莫須有的罪名，究竟有什麽事實作根據呢？是完全沒有事實作根據的。相反，在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時，擊敗追敵騎兵後，承毛澤東同誌給以誇獎：“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我把最後一句改為“惟我英勇紅軍”，將原詩退還毛主席了。從這詩中也可以看出，毛主席與我不僅沒有什麽隔閡，還表現了相互依賴。
確認詩作
由於1957年2月15日毛澤東在致《東海》文藝月刊編輯部的信中提出，該詩不宜發表，因此在195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中，未把該詩收入其中發表。接下來由於1959年彭德懷被錯誤罷官，絕大多數人不再對該詩的真實性作研究考證，這導致在1963年和1976年兩次公開出版的《毛澤東詩詞》中，都沒有將該詩收入毛澤東詩詞之中發表。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彭德懷的冤案得到平反。長征中一直與彭德懷並肩作戰的楊尚昆（長征前期彭德懷與楊尚昆分別任紅三軍團軍團長、軍團政委；長征後期中央紅軍改變為紅軍陝甘支隊後，彭德懷任紅軍陝甘支隊司令員，楊尚昆任該支隊政治部副主任），在其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再次肯定了毛澤東曾創作該詩及彭德懷修改該詩的曆史事實。
經過多方麵史實考證，根據多位知情人提供的可靠史料，毛澤東創作軍旅詩《六言詩·給彭德懷同誌》的基本情節已經確鑿無誤，據此由曾長期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的胡喬木主持、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選》，將該詩正式收入毛澤東詩詞作品之中發表。
（自2007年第8期《軍事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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