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改編成八路軍時，國民政府按4．5萬人的編製撥發經費

1940年底，我到延安時，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情況十分困難，原因有三個：一是抗戰初期，。紅軍改編成八路軍時，國民政府按4．5萬人的編製撥發經費，3年後，八路軍新四軍已發展到5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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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尚昆：中共黨產問題的由來和處理


    黨產問題，是一個特殊曆史條件所留下的問題，它是在革命困難時期為維持生存而形成的，在黨全麵執政的前夕自動宣告停止。  

    1940年底，我到延安時，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情況十分困難，原因有三個：一是抗戰初期，。紅軍改編成八路軍時，國民政府按4．5萬人的編製撥發經費，3年後，八路軍新四軍已發展到50萬人，經費卻分文沒有增加，連外來的援助也常被國民黨扣發；二是陝甘寧邊區140多萬人口，要供給7萬脫離生產的幹部和戰士，本來已是魚大水小，困難很大，加上這年入夏以後，水災、旱災、風災和雹災並發，以致有cd萬災民生活沒有著落。三是皖南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加緊“限製異黨活動”，竟停發八路軍、新四軍全部經費，又命令胡宗南對邊區實行“經濟作戰”，不讓糧食、棉布進入邊區。所以毛主席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冬天沒有被窩。”這是“最大的一次困難”。  

    怎麽辦呢？朱老總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務”，每一個單位都要有一點家務。那時說的“家務”就是種菜種糧食，做生意的單位很少。任弼時同誌作了一番調查，向政治局提出一個方案：一是軍隊實行屯田製，生產自給；二是開荒；三是把三邊地區的鹽運出去向邊區外銷售，盤活經濟。朱老總又親自踏勘南泥灣，金盆灣，王震率領三五九旅屯墾南泥灣，王維舟率領三五八旅去隴東開荒種水稻。鹽的產運銷由留守兵團主任蕭勁光負責，邊區政府出資，“官督民運”。延安所有機關、學校，人人動手，開荒種糧種菜紡線，連毛主席也有生產任務。3年後，邊區糧食自給有餘，棉花能自給一半。三五九旅能生產自給。邊區財政開支的百分之六十四依靠自給。毛主席稱讚：“這是中國曆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跡。這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黨的“家務”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與此同時，我們還抽出一部分資金和人力從事生產經營，到國民黨統治區甚至香港去做生意，開商店辦企業，把邊區的土特產外銷，換取法幣和美元，采辦根據地不能生產的電訊器材、醫藥用品等。這件事，當時主要由任弼時、朱老總和富春同誌主管。中央派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是盧緒章，後來他在新中國擔任外貿部副部長，在香港搞了個華潤公司。華東區也派曾山搞了個五豐商行。北平這攤由賴祖烈經營。後來邯鄲解放，楊立三被派去搞貿易公司，沒有搞成。這件事還鬧出個笑話：有一次，華東來的人經過邯鄲，看到楊立三穿著長袍馬褂，戴著禮帽，大吃一驚，回來報告說，楊立三叛變了！當時，就有那麽一批人，深入敵區，為黨籌措經費。黨產中還有一個來源是抗戰爆發後在大後方成立的國民參政會中，有6名代表中共的參政員，每個月可領取600元法幣，這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目，他們把這些錢繳黨費，也歸入黨產。  

    這批黨產，在關鍵時刻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說，日軍投降後，蔣介石為了打開軍隊出川的大門，派30萬大軍將6萬中原部隊壓縮在鄂東宣化店為中心的狹小地區，五師的李先念同誌一再向中央告急：“財經給養有朝不保夕之慮”，“年關在即，無米為炊，萬萬形勢，生活危險之至。”為了救急，任弼時屢電各解放區多方籌款接濟。毛主席也出麵指定華中、山東、晉冀魯豫、晉察冀4區“負擔五師一個月經費”。1946年夏，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也要遷往南京，還要在上海設立辦事處，在平、津、滬創辦報紙，都需要籌款支持。1948年，為了籌備新政協，接運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進人解放區，需要租賃外國的輪船。如果沒有黨產，這些開支簡直難於應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