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熊無尾◎還我尾巴◎
【瓦解共產極權從破除謊言開始 】共產政體有兩大支柱，一個是暴力，一個是謊言，就是槍杆子和筆杆子，謊言的作用遠比暴力要大數倍
編者按一部《金陵春夢》，算是把蔣介石醜化到了家。縱然是中國大陸二十年反思，已經多少還了蔣公些許清白，至今仍難敵勝利者共產黨八十年來對他的萬般誣蔑和栽贓。時至《金陵春夢》的作者唐人，其屍體終於蓋著中國共產黨的黨旗，並被公布為生前乃是享受中共正廳級待遇的“革命作家”了，我們才知道，原來，那是共產黨要他做的“遵命文學”，實則是“造謠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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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關於李宗仁生前萬萬想不到，在他死後廿八年中共的機要部門為了“創收”，竟把“大內檔案”輯印成書，把他見不得人的卑劣勾當與鬼蜮伎倆全部抖了出來。
天下第一謗書
－投共的李宗仁回憶錄
投共之後的李宗仁與毛澤東
天 下 第 一 謗 書
李 宗 仁 回 憶 錄
黎望樹
編者按：中國大陸學者黎望樹教授剛剛完成的這部著述，是中國大陸學界二十年曆史反思的又一個重要碩果。
它對被《李宗仁回憶錄》一書所竄改的民國曆史、汙辱的曆史領袖、和刻意要顛倒黑白地予以或貶或褒的政治人物，全部用斑斑駁駁的事實，也就是揭開塵封之後的曆史真實，進行了重新的指證；在對“是誰捍衛了孫中山先生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誰才是中國艱難共和曆程的中流底柱？又是誰才真正地領導了中華民國的偉大衛國戰爭？和誰才是共和的背叛者和國家民族的罪人？”等一係列重大曆史問題的事實性辨析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由於該文涉及到大中華民國政界和海外學界的諸多重要政治人物和知名學者專家，所以，本刊一方麵全文發表“批判”一文，一方麵歡迎“反批判”，隻要是有事實有根據的反駁，本刊都會予以刊載，以利於展開對大中華民國曆史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辨識，為在全中國範圍內推倒曆史謊言、推動中國現代曆史反思運動進一步向縱深發展，作出我們平凡但卻是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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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李宗仁回憶錄》出籠的時代背景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的六十萬言《李宗仁回憶錄》，其最早版本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推出的，海外版則是香港南粵出版社——中共官營的三聯書店附屬機構——推出的。李氏口授本書的主旨“是想乘機寫一部控訴書，或鳴冤白謗書”(注1)。大陸版印行於一九八○年，正是葉劍英所說的“迫害兩億人，致死兩千萬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落幕不久。十年浩劫中，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委就有71%被定為“叛徒”“特務”“裏通外國”和“反黨份子”，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副部長以上和地方副省長以上的高幹被立案審查的約占75%(還不包括挨批挨鬥者)；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候補委員的76%、中央軍委主席的86%、三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70%、國務院副總理的87%和中央各部委主要負責人、各省市黨委書記的75%，都受到殘酷迫害。綿延十年的武鬥使國民經濟遭受損失達五千億元人民幣(2)(一九四九——七九年全國基建總投資才六千億元)，工農業生產瀕臨崩潰的邊緣，民不聊生，民怨沸騰，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開始探索“中國向何處去？”之類的嚴肅課題。
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空軍最先進的米格十九機長範園焱毅然駕機投奔自由，降落於台南空軍基地。而一般民眾偷聽《美國之音》與《自由中國之聲》廣播者已逾億。為了收拾人心、挽狂瀾於既倒，中共新當權派軟硬兼施，意欲抵銷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對大陸億萬同胞的感召力，軟的一手是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名義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布和平統一方針，不再提“解放台灣”的口號；硬的一手是大量印行《金陵春夢》等詆毀中華民國領袖的謗書，其中《李宗仁回憶錄》正是起了一般小說、傳記作品所不能起的作用——藉一名過氣政客的自傳，和他在自傳中對蔣介石喋喋不休的誣罵，更以一貫的強製性宣傳，來強迫大陸讀者接受李氏的偏頗和偽善言辭，進而迫使大陸人民放棄對台灣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冀望。
李傳的海外版印行於一九八六年三月。其時，大陸民眾已經經曆了鎮壓西單民主牆、“清除精神汙染”和“嚴打”等政治運動，城鄉間彌漫著對共產主義的三信——信心、信念、信任——危機，各級官吏普遍貪汙腐化，人民普遍喪失理想，目光短淺，追求物質享受，崇尚“一切向錢看”，因精神空虛而行為失檢，道德水準更是急遽下降┅┅自一九八二至八六年，空軍機師接連發生了吳榮根、孫天勤、王學成、蕭天潤、陳寶忠等駕米格十九、米格廿一、米格十七、轟五機、米格十九等投奔台灣的事件，台灣方麵則揭櫫“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治口號。所以，中共才迫不及待地要在海外重印李傳，藉李宗仁這個退職總統之口，渲染國民黨蔣介石“專製獨裁、政治腐化”，企圖重新鼓吹“祗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二、詆毀中華民國領袖與政府的利器
《李宗仁回憶錄》究竟賣了多少本？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存恭先生親聆，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唐德剛在台演講時，示意引言人說銷行一百萬本，陳氏認為“無論如何，至少銷行了數十萬本”(3)。
中國大陸經曆了腥風血雨的十年浩劫，舞台上隻剩下八出“革命樣板戲”，文學作品隻印風派作家浩然的《豔陽天》與《金光大道》，在百花雕零、一潭死水之際，突然冒出一本投合小市民口味的插料打諢厚書，講的盡是聞所未聞的近代史典故，竟一時洛陽紙貴；就以大陸兩千多個縣68.78萬家學校來計，售出幾十萬冊本是稀鬆平常的事，作為一件統戰工具，李宗仁是名利雙收的。
奇怪的是，在號稱“複興基地”的台灣，由於長期戒嚴所形成的壓抑、逆反情緒作崇，複經李敖一再炒作，《李宗仁回憶錄》也創下不俗的銷售記錄，例如堂堂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的一等秘書、駐荷蘭代表郭冠英先生便公開宣稱“看了(此書)我一直對李宗仁有份好感，這是教科書及社會宣傳中諸多的捧蔣介石的文牘所不能比的”，這位簡任官未讀完全書就斷言“寫的是真的，讀來合情合理，較易取信於人┅┅讓人看了愛不釋手，看了讓人對中國近代史有大致的了解┅┅”(4)一般來說，在台灣，讀書甚少、對近代史涉獵不深的人，對此書會頂禮膜拜視若神明，然而具有真才實學、博覽群書的曆史學家則不約而同認為中共傾銷《李傳》，隻是“為詆毀我領袖及政府之利器”、“反襯托出李宗仁的偏激與無知”。(5)
陳存恭論文發表於十八年前，當時大陸上許多檔案資料尚未解密，故四萬餘言的論文偏重於抗戰爆發前新桂係崛起的年代，對李宗仁的人品作了一針見血的評價，雲“李宗仁回憶錄每對國民革命軍的領導者蔣中正先生予以人身攻擊，謂其用權術、為政不以德等等，而自誇‘忠厚坦誠’，然而從李、黃在廣西崛起的過程，即可發現他們多次動用權術。李氏為了整飭軍紀，在沒有充份證據下處死一名罪不至於死的士兵，隻因此士兵是李的同鄉，拿來殺雞儆猴，這是他承認自己用權術的一次。
在政治立場和戰略計劃方麵，他表麵上曾服從過粵軍陳炯明，嗣即服從再起的陸榮廷，他誘勸陸放過黃紹而北上與沈鴻英爭桂林，他欺騙從南寧來訪的林俊廷，最後聯合不得人望的沈鴻英偷襲南寧，再聯合粵軍討沈鴻英，這些都不能不說是詐術的運用。至於黃紹部，先接受沈鴻英號令而移軍於梧州附近，趁沉軍失利而奪取梧州，再以鴻門宴擒殺馮葆初，偷襲同屬大本營的陳天太，亦無一不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詐術的運用。”(6)
在李宗仁縱橫捭闔的廿世紀上半葉，割據中國南北的大小軍閥何止六、七十人，為何李氏得天獨厚要勞動哥倫比亞大學派遣專人耗時七年去製作口述曆史？那是因為他在國Nan深重的年代當了四百零一天中華民國代總統(其中一百零二日擅自離職脫離崗位)，然而李傳僅以8.9%的篇幅記述這位大總統的“政績”，即使加上副總統任上二百四十九日，也僅占12.1%的篇幅，倒反而是吹噓自己護國、護法、統一廣西、北伐、抗戰等等功績占了72.6%的篇幅。在李宗仁代攝總統職之前，國軍在遼西會戰、徐蚌會戰、平津會戰打了幾場威武不屈的硬仗，有九十萬忠勇官兵殺身成仁，但在李宗仁執政一年中，共軍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江南幾無激烈戰事。這就是李宗仁諱言那一年經曆的根本原因。
三、口是心非老奸巨滑吃裏扒外翻雲覆雨的小人
唐德剛說李宗仁是“忠誠厚道的前輩”“溫柔敦厚的好人”(7)然而從李宗仁口授的這部回憶錄中可知，李宗仁是一個口是心非、老奸巨滑、吃裏扒外、翻雲覆雨的小人。諸如，他嘵嘵不休反複強調“他(蔣介石)要我出來，不過暫作他的擋箭牌，好讓他從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用盡方法，破壞我的計劃，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與中Gong分庭抗禮”“蔣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長江，與中Gong周旋。時日延長，美國政府可能改變對華態度而大量助我┅┅他斷不能坐視我取他而代之”“在蔣先生幕後控製之下，守江謀和的計劃無法實施。結果，開門揖盜，天塹長江，一夕而失。凡此種種，均係蔣先生有意出此，讓我早日垮台”“共軍之所以能席卷江南，奄有全國，並非他們有天大的本領能使我軍一敗塗地，實因蔣先生自毀長城開門揖盜之所致。此次江南之敗，似非由於他指揮低能之所致，細研全局，我深覺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綜計此次西南保衛戰，尤其是全局關鍵所在的華中戰區的失敗，實係蔣先生一手造成。蔣先生深恐白崇禧在華中站穩了，美國乘勢改變政策對我大量援助，則他將永無重攬政權之望了。所以他要使我的政權早日垮台，好讓他在台灣重起爐灶，運用美援，建立一個小朝廷，以終餘年”。(8)
李宗仁是不是如他自己所誇耀的——“在南京勵精圖治，作防堵共軍渡江的有效措施”——“守住長江，與中共周旋，坐擁半壁河山”——“我當時的心境是頭可斷，血可流，而誌不可辱”(9)呢？從四十八年後公開的絕密檔案可知：“一九四九年一月廿日，李宗仁通過劉仲容(總統府外事局專員)轉告中共駐滬負責情報聯絡工作的吳克堅，說明他已派人去武漢，要白崇禧將武漢讓給中共，並聯合湖南省主席程潛一同動作反蔣。若程潛不肯聯合，則白可向長沙進攻；如程潛同意聯合，則桂係軍隊可以放心配合中共軍隊進攻南京”(10)。蔣介石下野後六天——一月廿七日“李宗仁、白崇禧的私人代表劉仲華、黃啟漢在北平頤和園向中共代表葉劍英轉達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願以和平方式加快勝利進程。首先實現局部和平，及與中共並肩作戰，切實在八項條件下裏應外合，推動全麵和平。”(11)
李宗仁生前萬萬想不到，在他死後廿八年中共的機要部門為了“創收”，竟把“大內檔案”輯印成書，把他見不得人的卑劣勾當與鬼蜮伎倆全部抖了出來。在口授自傳稿時，李猶振振有詞雲：“上海公眾組織和教育界中的知名人士組成一個人民代表團坐飛機往北平，華中剿匪總部參議劉仲華和立法委員(按；此處李氏故意不提黃啟漢名字)被邀同往。此事經我同意，後來報界傳這兩人是我私人代表，並非事實”(12)。又說“外傳黃紹飛漢去港是餃我之命，全非事實”(13)然而黃啟漢在回憶錄中坦承啟身前夕“我到南京見李宗仁，晚上他約我和劉仲華在他房間談話，他說，當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產黨取得聯係，他已經叫空軍派定了一架飛機，明天就把我和劉仲華送去北平。李宗仁就是要我和劉仲華(有廿六年中共黨齡)趁著北平和平解放，去求見中共中央的領導同誌，表示求和誠意”，這是第一次，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三日飛平，廿九日上午由傅作義安排搭乘國軍空軍最後一架撤離北平的飛機回南京。
四、李、白與共軍相約夾擊中央軍
“到南京後，我立即去見李宗仁，向他匯報在北平見到葉劍英以及談話的詳細內容。李很高興，說總算很快就搭上了關係”。隨上海和平代表團北上是第二次，那時劉仲華奉令暫留北平，二月十三日專機北上時攜去劉仲華的妻子及三個兒女，行前兩天“李宗仁來到上海，和我在霞飛路黃紹家談話，要我帶給毛澤東一封信，並要口頭轉達六點意見：(1)希望能實現全麵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對，再合力以政治軍事力量對付之┅┅(5)對蔣介石本人，如認為他留在國內於和談有礙，可提出使之出國┅┅李宗仁要我把這幾條意見用筆記下來，再三囑咐務必轉達無誤。李還要他的機要科編了一本專用電報密碼給我┅┅我把南京傅厚崗李宗仁官邸的秘密電台呼號以及電報密碼本全部交給北平軍管會交際處長王拓轉交到李克農處，由李指定一個電台為我收發和翻譯李宗仁和我來往的電報┅┅代表團南返時，我叫劉仲華向李宗仁謊稱我已得到傅作義的支持，在北平建立了一個電台┅┅我遵照李宗仁的意旨，留在北平繼續擔任聯絡工作。四月三日，周恩來在六國飯店單獨接見我，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離開南京，能夠爭取更多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同留在南京更好。考慮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調桂係部隊一個師進駐南京保護，萬一受蔣軍攻擊，隻要守住一天，解放軍就可以到來支援了。三日下午我回到南京，立即向李宗仁報告周恩來的話，他聚精會神地聽著，不時流露一絲微笑，認為對八項原則(包括第一條懲辦戰犯)為談判基礎的問題，完全可以接受。接著，他叫人找秘書黃雪，當麵交代起草電稿打給毛澤東，再次表示誠懇求和”。(14)
至於黃紹飛漢去港係餃何人之命，可見於劉仲容的回憶錄；“李宗仁一上台就發表文告表示願意接受中共提出的八條為基礎進行和談。為了試探中共對李宗仁態度的反應，李與白分頭進行活動。白崇禧一方麵派黃紹前往香港，想勸李濟深回來充當國共之間的調停人，一方麵派我前往北方同中共當局接洽和談問題┅┅一九四九年二月，我先去上海找中共地下組織接頭，路過南京見了李宗仁，向他說了前往上海的使命。事先他已接到白的電報，李完全同意白的打算。”(15)可見白崇禧派黃紹赴港本是執行李宗仁的指令。
投共之後的李宗仁
一九四九年四月廿日李宗仁出席行政院會議時未在《國內和平協議》上簽字，是迫於全體與會者均不同意。事實上當時南京衛戍部隊全係黃埔係軍隊，桂係全無行動自由。李、白私下與共方密使往來時，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上將曾公開宣稱：“如李代總統要舉行所謂的和平會議，請到北平、天津去，不要在南京、上海開會！”又說“如李代總統要向共黨投降，安全的責任我們是不能負擔的”(16)。這些堅毅的表示使李宗仁在南京覓不到投共的間隙。
蔣介石是否“自毀長城，開門揖盜”讓共軍席卷江南呢？請看周宏濤回憶：“閻錫山組閣之前，先到台灣晉見蔣介石。蔣介石指示：軍事方麵，東區沿海以舟山、台灣、瓊州、長山四群島為基地，向沿海各省發展；西區以甘肅、青海、四川、西康、雲南、西藏為基地，向中原發展。財金分為三區，以重慶接濟西南、西北各省；以廣州接濟華南各省；以台灣接濟東南各省。上海、青島等沿海重要港口，對內外正式宣布為作戰地帶，陸海空交通實施封鎖。政治方麵，加重地方政府權責，中央應劃區督導與輔助，不宜集中。非常委員會方麵，東區、西區各設分會，東在台灣，西在重慶。以及肅清政府統治區域內黨政軍社各部份共匪之第五縱隊”，“江靜輪駛返定海，新任浙江省主席周及段軍長自甬縣坐機帆船來見，蔣介石對防務方麵指示頗多，以求保住浙東”“(十一月九日)蔣介石決定趕赴重慶，堅守大陸最後一片國土——西南各省”“(十一月廿八日夜)爆炸聲不斷，黃少穀數次請蔣介石離渝，但蔣介石認為，多留一天就有十天的效果，而堅持要在重慶留到最後一刻┅┅飛機離地的一刻，已可見得有共軍持槍向我們射擊”“(一九五○年四月廿七日清晨)我突然接到命令要隨蔣介石飛往舟山群島，這趟秘密行程極為危險，有遭中共軍機襲擊的可能”(17)。周宏濤追隨蔣介石左右十五年，曆任侍從秘書、總統府機要室主任、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等要職，在中華民國最動蕩的時期，他在蔣介石身邊親眼見證了蔣介石的榮耀與苦楚。基於侍從室人員守分守密的紀律約束，他從未論述過中樞機密，直至他臨終前幾個月，深感應該為曆史留下見證，才口述了這部回憶錄，其內容主要取材於幾十年的日記，真實性是無可置疑的。從上述記載可見，在危急存亡之秋，蔣介石仍然竭力希望保有大陸部份江山，並非李宗仁所說他於下野之前就已打算放棄大陸。此後閻錫山確實遵照指示，全力保衛華南並且下令封鎖淪陷區的港口，派空軍轟炸各個港口，多艘不顧禁令停靠的外籍輪船因此受損；在外交戰線，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蘇案，終於獲得通過。這一切盡皆彰明昭著記於史冊，絕非一部私人口授傳記所能抹煞的。
五、利祿熏心既不能命又不受命
李宗仁口授自傳時稱：“說我們桂係有意要逼蔣出國，這全非事實”，又說亥敬電“隻是向蔣先生作極溫和的建議”，埋怨京滬港新聞界“故意以猜測之詞，寫出許多聳人聽聞的新聞”。(18)事實上，就在他的《回憶錄》裏，李宗仁自供一九四九年五月，他派閻錫山赴滬向蔣提出六條方案，作為他離桂飛穗主政的先決條件，其中第六條係“希望蔣先生暫時出國赴歐美訪問，免礙軍政改革”(19)，無異自摑巴掌。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所藏張發奎檔案微卷中有一份標明“極機密”的文件，係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九日至五月一日，張發奎飛桂林時與李宗仁、甘介侯、韋永成等會談兩次的記錄，最後訂定甲乙兩案，甲案要蔣出洋，乙案要蔣交權。前者六條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對×(指蔣)表示一明確的態度，務使其將全部資本交出，包括政權、軍權、財權及一切金銀、外匯、物資、軍械等，最好能促其出國”。另一份密件是五月二日李宗仁與白崇禧、居正、閻錫山等在桂林夜談的《談話記錄》，不僅要索取全部權力，而且要求蔣介石“去國愈快，離國愈遠為最好”，這份密件油印僅數份，寄交陸軍總司令張發奎一份、行政院院長何應欽兩份、派專機送蔣介石一份，可以視為對蔣介石的一紙通牒。(20)對此，白崇禧表示完全支持，他說：“同老蔣攤牌，本來就是我的一貫主張。”(21)
李宗仁的親信、國民黨中常委程思遠則有如下回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我正在武漢，白崇禧對我說，不久以前，梅貽琦、晏陽初、盧作孚聯袂從寧、滬經漢口入川，根據他們反映，寧滬和談空氣高漲，盼武漢方麵有所行動。白打算把西南各省民意機關首腦邀來漢口，共同發起一項呼籲和平的運動，目的在逼蔣下台。”(22)
周宏濤回憶說，一九四八年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前，蔣介石原打算提名無黨籍的胡適出任總統，但馬上遭到白崇禧的壓力，表示如果蔣介石不願擔任總統，那就由李宗仁來幹好了，蔣介石乃不得已放棄提名胡適。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廿八日，閻錫山晉見蔣介石，轉告李宗仁主和並要求蔣介石下野之意，閻氏轉交的寫著和談條款的用紙，是以“副總統用箋”繕寫的，這已表明了李宗仁在促使蔣介石下野過程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日後白崇禧致蔣電有“此項因職主和對於黨國所受之精神物質之損失，實非如此輕易可以卸責也”等語(23)，總算是天良發現。
白崇禧（左）和李宗仁
時隔十六年多，白崇禧接受中研院近史所陳存恭教授訪問時坦言“我認為李代總統指揮不靈，提議總統複職。我再征求李意見，李同意了。我們打電報給總統，派吳忠信專機去見總統，總統答應了，到重慶來了。總統到重慶時，李不同我講，竟飛昆明去了。這人既不能命又不受命，利祿熏心，避不見總統。我曾打電報要他回來，他回電說視察未完，不肯到重慶來，此事就擱淺了，而大陸軍事逆境，終於無法挽回”(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