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奇怪的人鑽進民主帳篷便開始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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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可疑名單暴露了可疑人物

(2007-05-28 22:15:17) 下一個

“49人黑名單”要告訴我們什麽?


一九九五年二月,紐約《北京之春》雜誌曾發表署名“小山”的文章《中共限製入境的黑名單》。文章稱,“《北京之春》透過朋友獲得了一份中共當局限製入境的‘黑名單’”,而這份“黑名單”的正式名稱為“49名境外重點控製反動組織人員情況一覽表”(簡稱“49人黑名單”)。此後,幾乎每隔一年半月的,或者每逢海外民運爆發內鬥之際,總有人不厭其煩地反複對外提起那份“49人黑名單”,並且不斷在互聯網上張貼和擴散,似乎是向外界暗示:唯有“黑名單”上所提到的那四十九人才是真正的“反共人士”,而其他的海外民運人士,有些可能也屬於“反共人士”,而有些則可能“有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這份“49人黑名單”給那四十九人打了“政治保票”。

前些日子《北京之春》又刊登了一篇由陳奎德采訪《北京之春》主編胡平的談話內容,題為《北京新出爐的二百七十三人黑名單問題》。兩人在談話中強調,“最近根據可靠消息的渠道,得知過去在海外廣為流傳的中共限製入境的黑名單從四十九人,已經擴展為二百七十三名”,“而這次二百七十三人黑名單,我們現在還沒有拿到具體的姓名”。這就是說,目前海外民運中算得上真正的“反共人士”已經不止原來的那四十九人,但是具體指誰仍是不確定的,而唯有那四十九人是必信無疑的。

但是,有沒有人認真想過,“49人黑名單”的散布者或炮製者,有沒有可能其真正的用意恰恰是為了掩護和隱蔽其中一名、兩名(或者更多)真正的中共特務嗎?殊不知竭力為某些人打“政治保票”、貼“政治標簽”的做法,往往失之於欲蓋彌彰的敗筆,反而露了馬腳。暫且不論那“49人黑名單”中的“反共人士”有好幾位已經回國多次,有的已定居國內,有的獲當局重用而躍居要職(如朱嘉明等),隻要我們看一看那四十九人中到底有哪些人曾經對於海外民運的發展、聲譽和團結起了巨大的破壞作用,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就不難發現問題所在。

還有不容忽略的一點,既然《北京之春》聲稱那份“49人黑名單”是由中共政府機關所編列和下達的,那麽,名單中的人就不應當使用化名,否則邊境檢查部門就根本無法執行。打個比方,倘若公安部將馮素英女士的化名“羊子”(海外民運一向如此稱呼她)列入“限製入境”的文件,那麽,她護照等證件上的姓名“馮素英”就會讓檢查人員對不上號,而漏網放行。然而,“49人黑名單”偏偏在“93.4.13公安部將該人列入不準入境名單 公境外(1993)971號”條文所指的對象薛偉卻是化名,而非真名實姓,這難道不可笑嗎?如此明顯的漏洞這麽多來卻一直被蒙混過關,海外民運還怎麽能與中共國家機器進行鬥爭和較量呢?

要揪出長期潛伏在民運組織內部的中共特務,看來還真的要請一些查案高手出來把關。徐水良先生不久前撰文指出,目前海外民運暴露出一個令人痛心的問題是“台灣出錢,養中共特務”。甘心當特務的小人,大多唯利是圖,見錢眼開,過去看見台灣有錢便拚命巴結,如今中共闊了,便又暗中賣身投靠,將台灣情報賣給大陸。這些年來,北京的國安部截獲了那麽多有關台灣情報機關與海外民運人士合作的絕密文件,到底是誰泄露的呢,至今成迷。還是偵察經驗豐富的台灣國安局薛石民局長警覺性高,他並未被那份“49人黑名單”所迷惑,而就把疑點放在名單中被打了“政治保票”的薛偉身上,一眼看出了破綻。我們不要以為那些整天高喊“台獨萬歲”或“打倒中共”的人就一定是“反共人士”,因為在海外無論喊什麽樣的口號其實都傷不了中共一根毫毛。口號越激進,表演越過火,非但漲不了民運的聲勢,反而還會讓民運毀了自己的招牌,失去了群眾。

[ 附 ] 《中共限製入境的黑名單》 (摘自《北京之春》95年2月號 總第21期)
http://www.bjzc.org/bjs/bc/21/05.htm


中共限製入境的黑名單

小 山

嚴家其 陳一諮 萬潤南 蘇曉康 吾爾開希 柴 玲 梁擎暾 封叢德 王超華 張誌清 張伯笠 李 祿 嶽 武 張 鋼 遠誌明 王潤生 陳宣良 鄭 義 呂京花 王炳章 胡 平 徐邦泰 韓聯潮 曹長青 劉永川 劉賓雁 韓東方 熊 焱 趙品潞 程 凱 方勵之 李淑嫻 於大海 伍 凡 倪育賢 姚月謙 湯光中 郭羅基 吳宏達 沈 彤 王若望 馮素英 劉 青 薛 偉 陳 軍 楊建利 趙海青 朱嘉明 許家屯

中共不準一些民運人士入境,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倪育賢、韓東方等人曾以身試“法”,闖入國門,結果遭到中共驅逐。那麽,都有哪些人屬於不準入境者呢?最近,《北京之春》透過朋友獲得了一份中共當局限製入境者的“黑名單”。這份“黑名單”的正式名稱為“49名境外重點控製反動組織人員情況一覽表”。名單的內容包括:“序號”、“姓名”、“性別”、“出生日期”、“證件種類及號碼”、“證件期限”、“是否通緝”、“邊控日期、文號及有效期”、“相片”(是否有)、“處理辦法”。這裏,我們將名單的主要內容作一介紹。

名單上的四十九人依照“處理辦法”被分為三類。對“第一類人員”的“處理辦法”是:“根據中央有關精神,如發現該人入境,立即拘留,進行審查,依法處理”。這類人共有十九名,全部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後的被通緝者。他們是(序號為名單上所有):1、嚴家其,2、陳一諮,3、萬潤南,4、蘇曉康,5、吾爾開希,6、柴玲,7、梁擎暾,8、封叢德,9、王超華,10、張誌清,11、張伯笠,12、李祿,13、嶽武,14、張鋼,15、遠誌明,16、王潤生,17、陳宣良,18、鄭義,19、呂京花。

以上十九人的“邊控日期、文號及有效期”除呂京花外均是:“91.8.20我局發密電將該人列入不準入境人員名單 公發電(91)1041號 無控期”。呂京花的則是:“93.8.14公安部將該人列入不準入境人員名單 公境出(1993)881號 1998.8.14前不準入境”。

對“第二類人員”的“處理辦法”是:“根據中央有關精神,如發現該人入境,阻止入境,令其立即返回”。這類人共有十一名,他們是:1、王炳章,2、胡平,3、徐邦泰,4、韓聯潮,5、曹長青,6、劉永川,7、劉賓雁,8、韓東方,9、熊焱,10、趙品潞,11、程凱。

這十一人中,前七人的“邊控日期、文號及有效期”是:“91.8.20我局發密電將該人列入不準入境人員名單 公發電(91)1041號 無控期”。韓東方、熊焱、趙品潞是這十一人中僅有的三名“六四”後被通緝者,他們的“邊控日期、文號及有效期”是:“93.7.19公安部將該人列入不準入境人員名單 公境出(1993)778號 1998.7.19前不準入境。程凱的“邊控日期、文號及有效期”是:“93.6.21公安部將該人列入不準入境人員名單 公境出(1993)642號 1996.6.21前不準入境”。

對“第三類人員”的“處理辦法”是:“根據中央有關精神,如發現該人入境,視情況處理”。這類人共有十九名:1、方勵之,2、李淑嫻,3、於大海,4、伍凡,5、倪育賢,6、姚月謙,7、湯光中,8、郭羅基,9、吳宏達,10、沈彤,11、王若望,12、馮素英,13、劉青,14、薛偉,15、陳軍,16、楊建利,17、趙海青,18、朱嘉明,19、許家屯。

他們當中,隻有方勵之、李淑嫻為“六四”後被通緝者。前五人的“邊控日期、文號及有效期”是:“91.8.20我局發密電將該人列入不準入境人員名單 公發電(91)1041號 無控期”。姚月謙的是:“93.9.2公安部將該人列入不準入境人員名單 公境出(1993)926號 1998.12.31前不準入境”。湯光中的是:“93.10.11公安部將該人列入不準入境人員名單 公境出(1993)1033號 1998.12.31前不準入境”。郭羅基的是:“93.8.13公安部將該人列入不準入境人員名單 公境出(1993)879號 1998.12.31前不準入境”。吳宏達的是:“91.10.18公安部將該人列入不準入境人員名單 公境外(1991)873號 1996.12.31前不準入境”。沈彤的是:“92.11.12公安部將該人列入不準入境人員名單 公境出(1992)1202號 1995.11.2前不準入境”。王若望、馮素英的是:“93.3.8公安部將該人列入不準入境人員名單 公境出(1993)246號 1998.3.8前不準入境”。劉青的是:“93.7.19公安部將該人列入不準入境人員名單 公境出(1993)778號 1998.7.19前不準入境”。薛偉的是:“93.4.13公安部將該人列入不準入境人員名單 公境外(1993)971號 1998.9.27前不準入境”。陳軍的是:“93.9.2公安部將該人列入不準入境人員名單 公境出(1993)926號 1998.12.31前不準入境”。楊建利、趙海青、朱嘉明、許家屯的“邊控日期、文號及有效期”是:“目前未在控”。

根據初步資料,以上四十九人中,有五人(萬潤南、封叢德、嶽武、王潤生、陳宣良)現居法國,二人(韓東方、程凱)在香港,一人(姚月謙)在日本,一人(張誌清)下落不明。黑名單上的其餘四十人均在美國,他們的居住地為:紐約十六人、加州八人(吾爾開希、梁擎暾、王超華、徐邦泰、劉永川、伍凡、吳宏達、許家屯)、普林斯頓四人(陳一諮、蘇曉康、鄭義、劉賓雁)、波士頓四人(柴玲、沈彤、楊建利、朱嘉明)、華盛頓三人(張伯笠、韓聯潮、趙海青)、亞利桑那二人(方勵之、李淑嫻)、其他地區三人(遠誌明、熊焱、湯光中)。

黑名單上除“六四”後遭通緝者二十四人外,有中國民聯骨幹成員前後共十二人(王炳章、胡平、徐邦泰、於大海、伍凡、倪育賢、姚月謙、湯光中、王若望、馮素英、薛偉、陳軍),民陣骨幹成員二人(楊建利、朱嘉明)。這些民聯、民陣成員中,有的目前在民聯陣中擔任職務。《北京之春》的八名編輯顧問中,除餘英時教授一人外,均列名於黑名單上。

需要說明的是,被中共限製入境的人,遠遠不止以上這四十九名。比如,中共使領館曾要求一些曾參與民運活動的留學生寫悔過書,作為回國的條件。又比如,詩人北島並不在這份名單上,但不久前他入境時同樣遭到中共刁難,並因拒絕接受公安人員的問訊而被拒絕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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