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評社香港12月5日電／《聯合早報》發表杜平的文章說，中國單方麵取消原定於本周一舉行的中國—歐盟年度峰會，這是一個極不尋常的外交行動。此舉雖然是針對法國總統薩科齊而來，旨在對其堅持會見達賴喇嘛表達強烈不滿，但其力度之大，態度之果決，連歐盟其他26國都感到驚訝。
在中歐交往史上，筆者隻記得1989年歐盟憑借其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上的強勢地位，居高臨下地單方麵決定斷絕與北京的高層政治接觸。現在輪到中國，北京領導人在感到憤怒的時候，也可拿高層政治接觸做文章。時移勢易，由此可見一斑。
文章說，過去，中國曾對個別歐盟國家采取過強硬措施，但總體上很克製，影響範圍止於雙邊經貿和外交領域。例如，為了報複法國向台灣出售“幻影”戰鬥機，中國關閉了法國駐廣州領事館，取消了法國參與廣州地鐵建設的計劃；為了報複荷蘭向台灣出售軍艦，中國召回了駐荷蘭大使，將雙邊關係降格為代辦級。但除此之外，中國基本上都留有餘地，控製損害範圍，避免傷及高層政治關係，尤其是要避免傷到自身利益。
相比之下，北京此次在盛怒之下取消與歐盟的首腦峰會，顯然已經打破了過去的反應模式，因為它不僅超越了雙邊關係範疇，而且更上升到多邊高層政治。
為何對法國重拳出擊？
再看一下中國曆來重視歐盟的程度，就更能發現中國此次的外交決策為何顯得非比尋常。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時間裏，中國一直把自己與歐盟的關係視為外交戰略的支撐點之一。在北京的戰略視野裏，歐盟不僅是其經濟、貿易和投資的重要夥伴，是現代化進程中的借鑒對象，而且更是世界格局中的一極，是製衡美國的戰略夥伴。簡言之，中國對歐盟的身份定性，更多是合作夥伴，而非競爭對手。
既然如此，中國為何一反常態，不留餘地、不作妥協地報複法國？表麵上看，這似乎是“盛怒之下”的舉動，但實際上必定經過了一番審視和判斷。筆者的感覺是，中國似乎幷不擔心中歐關係的可能惡化，幷且似乎做好了在中短期之內與法國政府持續交惡的準備。我們不妨看一下此次外交出擊的背後，可能有哪些現實的考量。
其一，法國目前正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中國拒絕與會，顯然是要羞辱薩科齊，警告法國將來繼續帶頭對抗中國之前要三思而行。北京曾經以“槍打出頭鳥”來警告歐洲國家，提醒它們不要在人權、西藏和台灣問題上刁難中國，但過去一直是言語多於行動，包括在北京奧運會期間對薩科齊的言行予以容忍。現在，這一槍終於打在了喜歡“出頭”的法國身上，結果不隻是中歐峰會受牽連，中國購買法國飛機的大筆訂單大概也免不了會遇到波折。
其二，對於某些外交事務，中國民間已經積累了很多不滿情緒，以至於外交部被形容為“軟骨頭”，因為很多人認為中國政府在與西方國家交往中，顯得過於遷就和軟弱，包括對薩科齊忍讓太多。在奧運會之前，薩科齊在西方領導人中，第一個把拉薩騷亂事件與自己是否出席奧運會掛鉤，中國民眾的憤怒情緒至今幷未平息。現在奧運會已過，此時又出事端，如釋重負的中國政府正好乘勢把舊賬新賬一起算。
其三，中國很清楚，法國和歐盟此時隻關心自己在國際經濟秩序重建中的角色，幷且對中國有很多要求。至於中國最關心的問題，即歐盟何時取消對華軍售禁令，薩科齊和其他國家領導人都表現得漠不關心。因此，對北京而言，此時不出席中歐峰會毫無損失，隻會打擊法國在歐盟中的威信和領導地位。同時，在未來國際經濟秩序的重組中，中國依然掌握著主動權，歐盟還會主動要求中國支持。
以前從未有過的自信
然而，以過去的一貫外交風格來看，中國盡管有上述多種考慮，但還是不大可能毫無顧忌地與整個歐盟翻臉，最多隻會在雙邊關係上報複法國。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使中國不再投鼠忌器，甚至豁出去也要讓法國領教一下自己的憤怒？這一行動背後是否有更深層的考慮？是否反映了中國外交戰略的思考方向有所變化？在世界格局再次陷入動蕩和重組之際，這一點也許更值得關注。
過去三十年，中國的主要發展目標一直是與國際接軌或者“融入國際社會”，而其外交任務就是要為這一目標服務，為此營造良好的國際氛圍，創造和諧的外部環境。本這一目的，中國在外交上始終強調“維護大局”，主張合作，避免對抗，能忍就忍，能讓則讓，底線是“鬥而不破”。中國民眾一直批評中南海領導人“軟弱”，甚至“怒其不爭”，其實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是特定發展階段所難以避免的處境。
但是，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後，這一切似乎都在悄悄地改變。首先必須指出，在未來很長一個時期，中國不可能放棄開放政策，還會繼續注重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但就趨勢來看，中國將會從新的角度、以不同的心境，重新思考“融入國際社會”的方式和進程。
具體地說，此次金融危機雖然使中國經濟遭遇衝擊，但同時也使中國決策者更清楚地認識了“國際社會”和中國自身的處境與利益需求，幷且從中感受到了以前從沒有體會過的自信。過去，中國經濟對外依賴程度越大，它在國際事務中就越是受製於人，在外交決策中瞻前顧後的心理也越是明顯；現在，既然外部市場的萎縮已成為事實，中國不如索性放棄其他幻想，改而專注於經營內部市場。從過去低三下四地有求於人，幷且急於得到西方人的認可，到現在不懼西方的施壓和孤立，自信和自主地自救、自強，這是一個曆史性的轉變。
外交更突出“以我為主”
固然，中國離不開外部市場與外部合作，但在不能完全指望外部世界的情況下，其發展戰略的重心正從“外向”轉為“內需”。就如同過去任何一個時期一樣，這個轉變的過程，將必然導致外交決策者的思考角度和反應模式跟著轉變。
換言之，在國際事務中，其實也是“無欲則剛”。對外部市場依賴程度的減輕，加上已經積累了比較雄厚的實力，有助於中國外交決策者放下很多包袱，從而在必要的時候，能夠作出不同尋常的行動。中國此次對法國采取極其強硬的措施，也許就是一個標誌。
中國當前的國力說強不強，對外開放的程度說全麵也非全麵，國際地位說高也不是很高，總之是處於尚未完成的大國上升階段。在外部市場利益減少、外部環境不夠友善、外部局勢不夠穩定的形勢下，處於這種曆史階段的中國，其戰略視野的焦點很有可能由遠而近地收縮，而自力更生、自主圖強的信念，將重新回到戰略決策過程的顯著位置。
最近，北京領導人多次強調，在世界經濟動蕩混亂的形勢下，中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對世界經濟的最大貢獻。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既意味著中國將專注於內部發展，也意味著中國在外交上將更加突出“以我為主”的自我意識，其抗拒外部幹擾的力度也會更加強烈。中國絕不可能回到閉關鎖國的狀態，但其開放的步伐也許會變得更加沉穩和從容。中國大概不會照搬美國當年實行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但在經濟危機橫掃全球的特殊時期，也許有必要把它拿來進行一番研究。
在中歐交往史上，筆者隻記得1989年歐盟憑借其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上的強勢地位，居高臨下地單方麵決定斷絕與北京的高層政治接觸。現在輪到中國，北京領導人在感到憤怒的時候，也可拿高層政治接觸做文章。時移勢易，由此可見一斑。
文章說，過去，中國曾對個別歐盟國家采取過強硬措施，但總體上很克製，影響範圍止於雙邊經貿和外交領域。例如，為了報複法國向台灣出售“幻影”戰鬥機，中國關閉了法國駐廣州領事館，取消了法國參與廣州地鐵建設的計劃；為了報複荷蘭向台灣出售軍艦，中國召回了駐荷蘭大使，將雙邊關係降格為代辦級。但除此之外，中國基本上都留有餘地，控製損害範圍，避免傷及高層政治關係，尤其是要避免傷到自身利益。
相比之下，北京此次在盛怒之下取消與歐盟的首腦峰會，顯然已經打破了過去的反應模式，因為它不僅超越了雙邊關係範疇，而且更上升到多邊高層政治。
為何對法國重拳出擊？
再看一下中國曆來重視歐盟的程度，就更能發現中國此次的外交決策為何顯得非比尋常。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時間裏，中國一直把自己與歐盟的關係視為外交戰略的支撐點之一。在北京的戰略視野裏，歐盟不僅是其經濟、貿易和投資的重要夥伴，是現代化進程中的借鑒對象，而且更是世界格局中的一極，是製衡美國的戰略夥伴。簡言之，中國對歐盟的身份定性，更多是合作夥伴，而非競爭對手。
既然如此，中國為何一反常態，不留餘地、不作妥協地報複法國？表麵上看，這似乎是“盛怒之下”的舉動，但實際上必定經過了一番審視和判斷。筆者的感覺是，中國似乎幷不擔心中歐關係的可能惡化，幷且似乎做好了在中短期之內與法國政府持續交惡的準備。我們不妨看一下此次外交出擊的背後，可能有哪些現實的考量。
其一，法國目前正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中國拒絕與會，顯然是要羞辱薩科齊，警告法國將來繼續帶頭對抗中國之前要三思而行。北京曾經以“槍打出頭鳥”來警告歐洲國家，提醒它們不要在人權、西藏和台灣問題上刁難中國，但過去一直是言語多於行動，包括在北京奧運會期間對薩科齊的言行予以容忍。現在，這一槍終於打在了喜歡“出頭”的法國身上，結果不隻是中歐峰會受牽連，中國購買法國飛機的大筆訂單大概也免不了會遇到波折。
其二，對於某些外交事務，中國民間已經積累了很多不滿情緒，以至於外交部被形容為“軟骨頭”，因為很多人認為中國政府在與西方國家交往中，顯得過於遷就和軟弱，包括對薩科齊忍讓太多。在奧運會之前，薩科齊在西方領導人中，第一個把拉薩騷亂事件與自己是否出席奧運會掛鉤，中國民眾的憤怒情緒至今幷未平息。現在奧運會已過，此時又出事端，如釋重負的中國政府正好乘勢把舊賬新賬一起算。
其三，中國很清楚，法國和歐盟此時隻關心自己在國際經濟秩序重建中的角色，幷且對中國有很多要求。至於中國最關心的問題，即歐盟何時取消對華軍售禁令，薩科齊和其他國家領導人都表現得漠不關心。因此，對北京而言，此時不出席中歐峰會毫無損失，隻會打擊法國在歐盟中的威信和領導地位。同時，在未來國際經濟秩序的重組中，中國依然掌握著主動權，歐盟還會主動要求中國支持。
以前從未有過的自信
然而，以過去的一貫外交風格來看，中國盡管有上述多種考慮，但還是不大可能毫無顧忌地與整個歐盟翻臉，最多隻會在雙邊關係上報複法國。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使中國不再投鼠忌器，甚至豁出去也要讓法國領教一下自己的憤怒？這一行動背後是否有更深層的考慮？是否反映了中國外交戰略的思考方向有所變化？在世界格局再次陷入動蕩和重組之際，這一點也許更值得關注。
過去三十年，中國的主要發展目標一直是與國際接軌或者“融入國際社會”，而其外交任務就是要為這一目標服務，為此營造良好的國際氛圍，創造和諧的外部環境。本這一目的，中國在外交上始終強調“維護大局”，主張合作，避免對抗，能忍就忍，能讓則讓，底線是“鬥而不破”。中國民眾一直批評中南海領導人“軟弱”，甚至“怒其不爭”，其實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是特定發展階段所難以避免的處境。
但是，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後，這一切似乎都在悄悄地改變。首先必須指出，在未來很長一個時期，中國不可能放棄開放政策，還會繼續注重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但就趨勢來看，中國將會從新的角度、以不同的心境，重新思考“融入國際社會”的方式和進程。
具體地說，此次金融危機雖然使中國經濟遭遇衝擊，但同時也使中國決策者更清楚地認識了“國際社會”和中國自身的處境與利益需求，幷且從中感受到了以前從沒有體會過的自信。過去，中國經濟對外依賴程度越大，它在國際事務中就越是受製於人，在外交決策中瞻前顧後的心理也越是明顯；現在，既然外部市場的萎縮已成為事實，中國不如索性放棄其他幻想，改而專注於經營內部市場。從過去低三下四地有求於人，幷且急於得到西方人的認可，到現在不懼西方的施壓和孤立，自信和自主地自救、自強，這是一個曆史性的轉變。
外交更突出“以我為主”
固然，中國離不開外部市場與外部合作，但在不能完全指望外部世界的情況下，其發展戰略的重心正從“外向”轉為“內需”。就如同過去任何一個時期一樣，這個轉變的過程，將必然導致外交決策者的思考角度和反應模式跟著轉變。
換言之，在國際事務中，其實也是“無欲則剛”。對外部市場依賴程度的減輕，加上已經積累了比較雄厚的實力，有助於中國外交決策者放下很多包袱，從而在必要的時候，能夠作出不同尋常的行動。中國此次對法國采取極其強硬的措施，也許就是一個標誌。
中國當前的國力說強不強，對外開放的程度說全麵也非全麵，國際地位說高也不是很高，總之是處於尚未完成的大國上升階段。在外部市場利益減少、外部環境不夠友善、外部局勢不夠穩定的形勢下，處於這種曆史階段的中國，其戰略視野的焦點很有可能由遠而近地收縮，而自力更生、自主圖強的信念，將重新回到戰略決策過程的顯著位置。
最近，北京領導人多次強調，在世界經濟動蕩混亂的形勢下，中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對世界經濟的最大貢獻。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既意味著中國將專注於內部發展，也意味著中國在外交上將更加突出“以我為主”的自我意識，其抗拒外部幹擾的力度也會更加強烈。中國絕不可能回到閉關鎖國的狀態，但其開放的步伐也許會變得更加沉穩和從容。中國大概不會照搬美國當年實行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但在經濟危機橫掃全球的特殊時期，也許有必要把它拿來進行一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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