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協議 日元國際化給我們的啟示

廣場協議 日元國際化給我們的啟示

天馬外匯論壇

1985年9月22日，星期日。紐約中央公園對麵的廣場飯店白金會議廳內，聚集著美、日、德、英、法5個最發達國家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經過最後幾個小時的討價還價，這些最有經濟權力的人達成了聯手幹預外匯市場、壓低美元的重大決定，史稱“廣場協議”。盡管這次會議還做出了反擊貿易保護主義、改善國際收支失衡的另外兩項決議，但是幾乎所有的關注焦點都集中於“美元貶值，日元升值”，這是1944年布雷頓會議以來，西方主要大國關於國際匯率體係所達成的最重要的一個協議。曆史也已經證明它是1971年尼克鬆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後，國貨幣史上的又一個分水嶺。紐約廣場飯店也因此名揚四海、遺留史冊。

日元，“黃袍加身”

曆史總不乏輝煌的時代。經過戰後30年的辛勤奮鬥以及國家主導市場的宏觀經濟模式和“株式會社”的微觀產業形式，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終於收獲了其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日本的崛起還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冷戰的國際結構，為了對付來自蘇聯的威脅，日本得到了美國慷慨的支持，這也是美國對外政策中最引以為豪的成功案例。

日本的經濟成功是戰後資本主義世界最重大的事件。此時，美國仍然深陷越南戰爭和“偉大社會計劃”所帶來的“經濟滯脹”的後遺症中，三大傳統產業紡織業、鋼鐵業和汽車業在日本的攻勢下節節敗退，保護主義的幽靈彌漫整個國會山莊。眼看著世界經濟霸主的江山就要從此易位，哈佛大學的教授傅高義在此時寫下了膾炙人口的名篇：《日本第一》。

麵對這種自19世紀末以來前所未有的嚴峻形勢，1981年羅納德?裏根胸懷重振“強大美國”的抱負登上美國最高權力舞台。在裏根看來“強大美元”就是“強大美國”的象征。他任命與他的名字僅相差一個字母的唐納德?裏甘財擔任政部長，這位美林集團的前總裁根據當時盛行的供給經濟學理論，積極推行對企業的減稅政策，實現整體經濟的擴張，以帶來稅收的增加。與此同時，美聯儲在“反通脹的鬥士”保羅?沃爾克的領導下，推行高利率政策。兩種原因疊加，世界流動資本如潮水般湧向美國，美元價格狂飆直上。在布雷頓森林體係崩潰之後，美國迎來了第一個“強勢美元”時代。

但是“強大美元”並沒有帶來“強大美國”，相反，高揚的美元使美國的製造業更加雪上加霜。麵臨生死存亡的危機，美國的產業界與華爾街的金融大鱷們結成了緊密的政治聯盟，他們眼睛一眨，就冒出個震動世界的提議：敦促裏根政府借助外交力量，迫使日本開放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實施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的改革。這一方麵可以實現金融巨頭們進行海外擴張的夢想，另一方麵，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必然會帶來日元的升值，從而緩解美國製造業的競爭壓力。美國製造業的代表卡特彼勒公司甚至專門發表了一份以其總裁命名的《摩根報告書》，提出了要求日本進行金融改革的十一項建議。一個製造類企業居然對另一個國家的宏觀金融體製如此“熱心”，這恐怕也隻會發生在當時的美國。

美國人總是具有將思想快速付諸實施的能力。1983年10月，美國財政部首次向日本提出金融市場準入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三大改革要求。對日本而言，這完全是一場突然襲擊，因為在一個月前的IMF和世界銀行大會上，裏甘和日本大藏相竹下登會麵的時候，還絲毫沒有任何征兆。而此時，日本的金融體製還是一個高度封閉的體係，眾多的法律和政策把日本國內金融市場和國外金融市場分割開來，要改革這樣的體係絕非一朝之功。對此，美國財政部的解釋是，在幾天前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上，財政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所有經濟閣員一致認為日本金融市場的封閉是造成美元走高、產業競爭力下降、貿易赤字攀升的根本原因，而財政部在此問題上卻無所作為。

這次由財政部副部長出馬的通告，拉開了此後長達4年的美日貨幣外交的序幕。作為對裏根當年11月訪日的“獻禮”，美國財政部和日本大藏省決定成立“日元美元匯率問題協商特別小組”，也即日美間日元美元委員會，並於次年2月開始運作，成為日美貨幣外交的核心平台。日本大藏省在以前總是處理國內事務，此刻卻第一次被拉出來進行國際談判，承擔外交職責。

裏根訪問日本之後，兩國發表財政部長共同聲明，要推行日本金融自由化，美國強烈要求日本允許外國證券公司能夠獲得東京證券交易所的會員資格，實際上，由於裏甘出生美林的背景，可以看成是梅林強烈要求東證的會員資格。而且，美國政府也首次公開表態支持日元的國際化，推動日元發揮第二種結算貨幣的作用，以分擔美元作為基準貨幣的“公共職責”。

頗具玩味的是，麵對美國“幫助日本成為世界金融大國”的壓力，日本最初表現得很不情願。這一紙共同聲明被當時的輿論認為是“金融??嚼戳?rdquo;（“??rdquo;是19世紀中後期對歐美列強駛向日本的軍艦的稱呼）。所謂的日美首腦會談，也被認為是最大限度的服務於美國對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戰略。而當時大藏省內的氣氛，的確和“??rdquo;來到時的江戶城有異曲同工之妙。《金融戰敗》和《美國改造日本》等論著就是對當時日本國內情緒的生動反映。日元在倉促中，被強行“黃袍加身”。

從1984年2月到5月期間，日元美元委員會召開了六次工作談判，並發表了具有談判成果性質的報告書，開誠布公的宣稱：“最終的結果是日元和美元以及德國馬克一樣，成為世界貨幣。日本的外貿規模排在世界第二，這樣，日本的貨幣就可以在國際交易中取得相應的地位。……如果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的貿易國家，日元也應該成為世界第二的貨幣”。但是，報告的點睛之筆卻是：“長遠地看日元的國際化，我們希望日元最後能升值。”一語道破天機，美國支持日元國際化的背後，是以日元升值作為交換。

與此同時，日本大藏省也對外發布了《金融自由化以及日元國際化的現狀和展望》的報告，日元的國際化開始正式揚帆啟程。盡管日元的國際化早在1970年代初期就已經提出，但它正式成為日本國際經濟戰略的重要一環，卻是1980年代中期的事情。曆史的吊詭在於，日本的貨幣和金融力量並非日本自發培植起來的，反而是其“經濟對手”美國“黃袍加身”的結果。美元的衰落需要日元分擔其作為基準貨幣的義務，並“迫使”日元成長為一種世界貨幣。而作為世界貨幣的日元必然要有開放的金融市場，這又迎合了美國的利益。日元國際化的這種特殊之處，為其此後的興衰沉浮乃至整個日本經濟的跌宕起落都埋下了伏筆。

“大國夢”的開始和破滅

日本的轉變速度是驚人的。從最開始被動的“黃袍加身”，到後來半推半就，並最終欣然接受作為世界第二大貨幣的地位，日本財經界僅僅用了一年半的時間。

日元美元委員會的報告出台之後，日元雖然升值，但幅度緩慢，美元仍在高位上運行，美國的貿易赤字仍在擴大。裏根政府在第二任期對財政部的班底進行全麵改組，堅持對貨幣市場放任自由的裏甘被隨時準備動用政府之手壓低美元匯率的詹姆斯?貝克取代。這預示著美國國際貨幣政策的重大調整。

貝克主導了1985年上半年一係列緊鑼密鼓的貨幣談判，並顯示了高超的外交技巧（這也使得他後來被老布什相中，擔任專管外交事務的國務卿）。1985年9月的廣場會議是二戰後國際貨幣外交的一個頂點，其中的兩大主角就是美國和日本。廣場協議順利得連美國人都深感意外。沃爾克回憶說：最令人吃驚的是竹下登主動提出允許日元升值10%以上，最後甚至還大度地說“貶值20%，沒問題”。這次會議達成協議，各國政府動用102億美元的資金對外匯市場進行幹預壓低美元，五大國政府集中如此規模的資金聯合進行匯率幹預是史無前例的，也隻有長袖善舞的貝克才能做到。廣場協議中商定“在不久的將來將美元修正10%-12%”的目標，大約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

其他四國貨幣中，升值最大的就是日元。1982年，美元兌日元曾接近1比280的最高位，在廣場協議前1美元也約合240億美元。協議之後，美元一路下滑，在次年5月12日，突破了1比160的大關，第二天，連貝克也發表談話稱，“美元與日元的關係已經進行了充分調整，不會繼續壓低美元了”，日元相對於美元在半年多一點的時間裏升值了30%。此後，日元繼續走強，在1988年甚至接近1比120，升值幅度超過50%。在和平時期，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的貨幣關係在如此短的時間裏發生如此大幅的調整，這在曆史上是相當罕見的。當美國經濟因為過於高揚的美元而陷入疲敝時，日本在所有工業國中給予了堅定而“無私”的支持。

升值後的日元成為全球最強勢的貨幣之一。日本貨幣當局也全力推進日元國際化進程，開始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大量貸出日元。靠著這些貸款和援助，日元在亞洲的擴張取得了階段性成功。不僅如此，日本還將日元國際化的重點放在培育歐洲日元市場，通過在歐洲發行債券和貸款，日元在歐洲資本市場上的流通規模也迅速擴大。世界出現了美元、日元和馬克“三駕貨幣馬車”呈鼎立之足的態勢。相應地，日本金融市場的自由化也有重大進展，1985年12月，美林等6家外國券商如願取得了東京證券交易所的會員資格。

作為對日本“聽話”的獎賞，美國同意其在世界銀行的份額排名由以前的第5位提升至第2位。無獨有偶，幾年後，通過支持美國設計的援助拉丁美洲的“布雷迪計劃”，換取了美國的支持，並通過承諾支持歐洲複興開發銀行的成立，進而換取了歐洲的支持，日本在IMF中的出資排位也提到了第二位。努力配合美國的國際金融戰略，並小心翼翼的發揮自身的金融杠杆，然後求得在國際經濟機構中更大的發言權，在成長為金融貨幣大國的過程中，日本一直沿用了這種議題聯係的談判戰略，它也構成20世紀80年代日美金融貨幣談判的基本特征。

日元的升值成就了日本的“大國夢”。通過發揮日元的影響力，並借助一係列細致入微的日元外交，日本正式確立了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的地位。日本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開始大規模進軍美國資本市場，掀起了“購買”美國的狂潮，“日本威脅論”在1980年代的末期達到頂峰，而保羅?肯尼迪的巨作《大國的興衰》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一問世便洛陽紙貴。

好景不長，禍福相依，噩夢接踵而至。日元在短時間裏的劇烈升值和金融市場在短期裏的自由化，帶來了日本經濟的整體不適。芝加哥學派所倡導的自由化路線確實帶來了高效率的市場，1988年至1989年空前高漲的自豪感覆蓋了整個國家，日元價格的短期飆升，把日本的投資熱度提升到了頂點，經營者和投資家都豪情萬丈，這在悄然間累積了大量的金融泡沫。從1987年開始，為了抑製日元的進一步升值，日本采取了寬鬆的貨幣政策，這進一步刺激了股市和樓市的高漲。不良債權的問題隨之貫穿了整個1990年代，成為日本經濟的沉重包袱。

更加致命的是，在日元暴漲的情況下，新興工業經濟體在價格上占據了有利地位，日本製造業的生產基地最初是向東南亞，後來向中國轉移，它們逐漸取代了日本的對美出口業務。這雖然進一步點亮了“東亞奇跡”的照明燈（日元升值還被有些學者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原因”），而對日本，伴隨而來的卻是國內產業空洞化。

不僅如此，日元匯率的上升並沒有使美國的貿易赤字得到明顯改善，1989-1990年，美國又在貿易上對日本發動了的談判攻勢，以此徹底改變門戶閉鎖的日本。日本企業不管願意不願意，都被美國強行拉上了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擂台上。而日本的終身雇傭製在應對IT經濟的興起時，卻顯得老態龍鍾、步履遲緩。日本製造業的“奇跡”隨之宣告終結。

此後日本經曆了十多年的經濟結構調整，期間伴隨著異常的痛苦。日本記者隴田洋一在《日美貨幣談判》中寫道：“10年以後，1996年，宮澤喜一（廣場協議之後日本的大藏相）接受筆者的采訪時說，對日本來講，廣場協議是二十世紀最重大的經濟事件。日本企業到海外投資，使亞洲經濟得以快速發展；另一方麵，也使日本的經濟結構發生了劇烈變化。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匯率是可怕的東西，能夠給我們的社會帶來巨大變化。”經曆了1980年代短暫的輝煌之後，日元的地位在1990年代隨之急轉直下，1995年，美元在“克林頓繁榮”中迎來了第二個“強勢美元”時代，重新將日元趕下了馬。而此後在東亞金融危機之中，日本政府表現“拙劣”，日元成為世界貨幣的夢想終於化為一團泡影。

人民幣，戰略性的自主遠航

從日元美元委員會開始，經過廣場協議，美國用了6年的時間撬開了東京金融市場的大門，推動了日元的升值，實現了日元的部分國際化，從而減輕了美元作為基準貨幣的負擔，也緩解了美國貿易赤字。隨後，日本積累大量“經濟泡沫”，接著驟然破滅；而美國則在新一輪產業革命中捷足先登，再領風騷，直到不再將日本當作競爭對手。

這是20世紀末期，世界大國角逐場上，所上演的一段最富悲劇性的故事。

二十年一個輪回，曆史有著驚人的相似。從1990年代開始，在日本的身旁，逐漸出現了一個新的巨大的經濟體，它就是中國。中國在21世紀的頭幾年逐漸替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

2003年，正好是當年日美首度交鋒後的20年，美國國會的兩位議員首次挑起了人民幣匯率問題，布什政府迅速做出了回應，從而拉開了中美人民幣匯率爭端的序幕。20年前的一幕似乎正在今天重演，甚至連施壓的內容也高度一致：改革封閉的金融市場，實現人民幣的大幅升值。

經過兩年的多輪交鋒，2005年8月15日，周小川宣布實行人民幣匯率體製改革。此後，人民幣開始升值。2006年，在財政部長鮑爾森的推動下，中美成立了戰略經濟對話機製，專門集中討論中美金融與貨幣關係問題，這像極了當年的日元美元委員會。和當年的裏甘一樣，鮑爾森也是從華爾街金融財團的大位上轉為財政首長的。到2008年下半年，人民幣累計升值超過20%。

日本的故事對中國非常重要。

細心的觀察者還是發現兩者之間的許多微妙不同，美國在推動中國金融市場自由化和人民幣升值的過程中，對於人民幣的國際化，卻決口不提；相反，倒是中國政府從2009年開始，主動將人民幣國際化提上了議事日程，並且由央行行長周小川以創建“非主權貨幣”的倡議，打響了反對美元霸權“第一槍”。與當年日元在倉促間被迫“黃袍加身”相比，人民幣的國際化則是經過精心謀劃和足夠準備之後的一場戰略性的自主遠航。而且，人民幣的匯率升值，也並非隨美國的“號令”而舞，一直走的是一條漸進式的路線，3年升值20%，這與日本半年便升值30%有著天壤之別。

中國要成長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大國，僅僅有GDP的高速增長遠遠不夠，還必須有強大的貨幣和金融實力，而後者在資本力量被全球化進一步放大的今天，顯得尤為重要。而人民幣的國際化和金融市場的自由化改革就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封閉的金融體係不可能孕育世界性的貨幣。中國政府已經自主的認識到這一點，而非他國灌輸和高壓的結果。

大國競爭，刀光霍霍。貨幣外交的背後，是一個政治較量和安全角力的世界。廣場協議的前後，美國正在和蘇聯進行最後的冷戰搏鬥，而日本在政治和安全上，是美國最忠實的“小夥伴”。20年之後，美國向中國發動同樣的貨幣攻勢的時候，蘇聯已經崩潰十多年了，歐元也已經問世，成為美元最強大的競爭對手，而中國則在政治上被認為是美國的“戰略競爭者”，至少決不會像當年的日本那樣，是美國的盟友。這也使得中國有足夠的政治資源來應對美國的經濟壓力，從而按照自己的步伐進行金融改革。

不過，值得警惕的是，與1971年“尼克鬆衝擊”之後的美國和1985年廣場協議之後的日本一樣，中國經濟也麵臨著“金融泡沫”的危險。為了應對人民幣的過度升值以及後來發生的美國金融危機，中國政府以寬鬆的貨幣政策向市場注入大量的貨幣，而這些貨幣有不少進入了樓市和股市，推動了與日本同樣的泡沫，如果這些泡沫破裂，中國則有可能陷入類似的危機中。幾年前，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謝淑麗寫了本《脆弱的超級大國》，轟動一時。廣場協議後的日本是本活生生的教材，中國當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