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開國元勳托洛茨基遭清洗內幕(圖)

蘇聯開國元勳托洛茨基遭清洗內幕

2010年07月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托洛茨基

    十月革命的開國元勳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在斯大林的一次次大清洗中紛紛落馬。透過曆史的風雲煙塵，分析這些人物政治悲劇中的性格因素，既有曆史啟迪，也有現實意義。

    十月革命後的一段時期，托洛茨基曾被認為是列寧身後順理成章的接班人。

    當年，托洛茨基在蘇維埃布爾什維克的地位僅次於列寧，是作為領導核心的五人政治局委員之一，還是蘇維埃軍事委員會主席，並兼任過軍事人民委員（國防部長）、外交人民委員和海運人民委員等要職。十月革命後的若幹年裏，托洛茨基與列寧的畫像時常雙雙並列掛在一起；直到列寧病逝之前，蘇維埃布爾什維克曆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們發言結束時都會高呼口號：“我們的領袖列寧和托洛茨基萬歲！”

    對於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1918年11月的《真理報》曾發表斯大林《十月的轉折》一文，斯大林在文中寫道：“這個轉折的鼓舞者始終是以列寧為首的黨中央……起義的全部實際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同誌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可以堅定地說，無產階級很快轉到蘇維埃方麵來，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善於做日常工作是有關的，這些方麵，黨首先主要應該歸功於托洛茨基。”斯大林曾將這篇文章收入他的選集，但後來出版全集時，這篇文章被抽掉了。

    對托洛茨基的評價，盧那察爾斯基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在托洛茨基令人眼花繚亂的成功的影響下，在他的人格魅力的影響下，不少接近托洛茨基的人都有認為他是俄國革命的頭號領袖的傾向。”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在後來的蘇維埃布爾什維克的曆史中，卻成為“革命的叛徒”、“反對列寧主義最凶殘的敵人”。“托派”甚至成為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風病人”。曆史人物就這樣成為不斷變換麵孔的臉譜，一會兒被描畫成紅臉，一會兒被描畫成白臉。

    當“繼位”的殘酷競爭逼來，他仍陶醉於幻覺

    據現在解密的蘇維埃布爾什維克檔案看，列寧彌留之際，正值召開蘇共十二大的關鍵時刻。列寧擔心自己無法出席這次代表大會了，所以口授了一封《致代表大會的信》，這後來被稱為列寧的“政治遺囑”。據速記列寧口述的秘書福季耶娃透露：“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準備了一顆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反對斯大林的炸彈。”

    列寧在這封信中口述了這樣的內容：

    斯大林同誌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

    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誌們仔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一職位。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麵隻要有一點強過斯大林同誌，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誌，而較少任性等等。

    無論列寧說得多麽委婉，要把斯大林從總書記這一位置上拿掉的意圖是十分明顯的。

 

    在1922年4月召開的蘇共十一次中央全會上，根據季諾維也夫的推薦（這一推薦也頗具戲劇性，既有“投挑報李”的嫌疑，又有“政治結盟”的意味，後文將談到），斯大林被推舉為總書記。用托洛茨基的話說：“這是黨的代表大會上第一次設立總書記，不過當時誰也沒有賦予這一職位任何特殊意義。在列寧生前，這隻是個技術性的職務，而不具有政治性質。”這一點不難理解，就好比毛澤東主席早在1950年代就設立了總書記一職，任命處理日常事務的鄧小平擔任。當時的總書記並沒有“第一把手”的意義，也不存在安排“接班人”的意圖。

    人們往往是“事後諸葛”地對決定曆史進程的某個關鍵時刻恍然大悟，而當時則渾然不覺。對於安排斯大林當總書記，托洛茨基表現出一種麻木：“處理日常工作，在許多情況下列寧依靠斯大林、季諾維也夫或加米涅夫比依靠我更合適些。我有自己的觀點，自己的工作方法，也有自己的辦法去貫徹已經通過的決定。列寧對此非常了解，也很尊重。正因為如此，他完全明白，我不適於執行指示。當需要有人去執行他交辦的日常任務時，他就去找別人。”托洛茨基還說：“列寧需要順從的幹實際工作的助手，而這種角色對我來說是不合適的。因此我隻能感謝列寧沒有建議我當他的副手。我認為，這裏絕對不存在列寧對我的不信任，恰恰相反，這是對我的性格和對我們相互關係的肯定。”托洛茨基的特立獨行、桀驁不馴，從以上話語中可見一斑。

    俄羅斯的思想家別林斯基說過：“在有些人手裏，一根稻草稈也會揮舞成權杖。”當年的斯大林，就是把這個“不起眼”的總書記職務，搭建成一個施展自己政治手腕的舞台。他在具體操作中“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地為自己的日後接班作了許多鋪墊性的安排。

    對於這一切，一向敏感的政治家列寧當然會有所覺察。托洛茨基說：“列寧發現了最近10個月來所發生的變化，越來越感到不安了，但他暫時還不露聲色，以免搞得關係緊張。”

    在正常情況下，列寧相信自己掌控全局的能力，但身體突變，使得原本可以從容考察擇優選用的“接班人”問題，頓時變得刻不容緩了。列寧可能意識到自己也許到了“交代後事”的時候。他感到需要把自己認為“最重要的”並且是“使他焦慮不安”的想法讓全黨知道。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列寧口述了自己的“政治遺囑”。

    列寧病重期間，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結盟為“三駕馬車”， 為攫取最高領導權緊鑼密鼓地行動起來。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書中，記載了當年的這場陰謀活動：

    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後來反斯大林的鬥爭中，陰謀的參與者自己揭露了這一時期的秘密。這是一個真正的陰謀，他們組成一個秘密的政治局（七人團）。它包括除我以外的全體政治局委員，再加上現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古比雪夫。所有問題都是由這個秘密中心事先決定的，它的參加者們結成了連環保。他們承諾相互之間不爭論，同時要尋找機會攻擊我。在地方組織內也有類似的秘密中心，它們按照嚴格的紀律和莫斯科的這“七人團”保持聯係。為了進行聯絡，還使用了專門的密碼。這是黨內的一個十分嚴密的非法秘密集團，最初是直接反對一個人的。黨和國家的幹部都是根據反托洛茨基這個唯一標準有組織地進行選拔的……這樣就形成了一種特殊形式的“升官之道”，它後來獲得了一個公開的名稱“反托洛茨基主義”。列寧的逝世使這一密謀肆無忌憚地公開幹了起來。人員選拔的辦法每況愈下。現在除非你表明自己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否則就休想獲得諸如廠長、車間支部書記、村執行委員會主席、會計乃至打字員的職位。

    那些大聲反對這個陰謀的黨員，則成為奸詐攻擊的犧牲品，這些攻擊的理由是完全不相幹的，而且往往是捏造出來的。相反地，在蘇維埃政權最初五年被無情地驅逐出黨的那些道德敗壞分子，這時隻要說一句敵視托洛茨基的話，就可以保住自己……

    在如此生死攸關的時刻，托洛茨基在想什麽、做什麽呢？讓我們從《我的生平》一書中尋求蛛絲馬跡：

    對於這些陰謀家來說，最大的困難是在群眾麵前公開反對我。工人們都知道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樂意聽他倆的，但對於他們在1917年的叛逆行為記憶猶新。他倆在黨內缺乏道義上的威望。而斯大林在老布爾什維克的狹小圈子以外，幾乎是個無名之輩。我的一些朋友對我說：“他們永遠不敢公開反對您。在人民心目中，您和列寧的名字是不可分割地聯係在一起的。”

    黨的著作、報刊和鼓動員們仍生活在以列寧托洛茨基為標誌的昨天……

    當“由誰繼位”的殘酷競爭已向托洛茨基布下大網時，他卻仍在這些不切實際的幻覺中陶醉。

    托洛茨基甚至把這樣的細節也毫無顧忌地寫在自己的文章中：

    盧那察爾斯基在回憶錄裏寫道：“我記得，有人當著列寧的麵說，‘現在，蘇維埃裏的有力人物是托洛茨基’。列寧似乎在一刹那變得不大高興，然後說：‘那有什麽，托洛茨基是以自己不倦的和出色的工作贏得這一點的’。”

    盧那察爾斯基在回憶錄裏還寫道：“在1905至1906年所有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中，托洛茨基無疑是最有教養的，盡管他還年輕，在他身上很少有那種流亡者的狹隘性的印記，這種狹隘性當時甚至影響到列寧。托洛茨基比其他人更加感覺到什麽是奪取國家政權的鬥爭。在聲望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從革命中獲得的東西最多：無論是列寧還是馬爾托夫實際上什麽也沒有贏得。普列漢諾夫由於表現出半立憲民主黨的傾向而名聲大減。從這時起托洛茨基已名列前茅。”

    這些政治上犯大忌的話語，竟然會從托洛茨基的口中說出，從這些致命的自我標榜中，不難看出托洛茨基思想上的不成熟與政治上的幼稚。

 

    他把政治盟友全部推到潛在的對手一邊

    在《致代表大會的信》中，列寧對托洛茨基這樣評價：“托洛茨基同誌……不僅具有傑出的才能，他個人大概是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最有才能的人。”

    托洛茨基回憶了列寧病中選擇“接班人”的情況：

    在他第二次中風前的最後幾個星期裏，列寧就我以後的工作問題和我進行了一次長談。列寧談到了他的三個副手：“您了解他們。加米涅夫當然是個聰明的政治家，但他算什麽行政領導人呢？瞿魯巴病了，李可夫也許算得上是個行政領導人，但他還要回到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去。您必須出任副主席。形勢就是這樣，我們需要對人事作重大的改組。”……在黨內創造條件，使我能成為列寧的副手，按照他的想法是，成為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的繼任者。

    列寧發動的攻勢不僅是針對斯大林的，也是針對整個斯大林班子……除了一般的政治任務之外，列寧開仗的直接目的，就是為我的領導工作創造最有利的條件：如果他得以康複，就和他一起領導；而如果病魔戰勝了他，就接替他的位置。

    我們當然不能僅聽托洛茨基一麵之詞。列寧究竟是要選擇斯大林還是托洛茨基作“接班人”，成了一個世紀之謎。死者無法開口，人們隻能從列寧留下的“政治遺囑”中尋求蛛絲馬跡，做種種猜測判斷。

    從1922年5月第一次中風後，病中的列寧在短短數月間給托洛茨基寫了5封信，12月12日的信中寫道：“不管怎樣，請您務必在即將召開的全會上出麵維護我們共同的觀點。”在12月15日的信中說：“我認為，我們完全談妥了。請您在全會上聲明，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12月13日、15日，列寧在口授給斯大林並轉中央全會的信中還說：“我相信，托洛茨基維護我的觀點，一點也不比我差。”

    在格魯吉亞問題上，列寧還給托洛茨基寫了這樣一封信：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誌：

    我請求您務必在黨中央為格魯吉亞那件事進行辯護。此事現在正由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進行“調查”，而我不能指望他們會不偏不倚，甚至會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麵為這件事辯護，那我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如果您由於某種原因不同意，那就請把全部案卷退還給我。我將認為這是您表示不同意。

    致最崇高的、同誌的敬禮！

    列寧

　　1923年3月5日

    1924年1月29日，列寧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給還在南方蘇呼米療養的托洛茨基寫了一封短信：

　　親愛的列夫-達維多維奇：

    我給您寫信是想告訴您，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即列寧）在去世前約一個月翻閱了您的那本書，停在您評價馬克思和列寧的那個地方，他請我再給他讀了這一段，聽得非常仔細，然後又親自看了一遍。

    我還想告訴您，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在您從西伯利亞到倫敦找我們時形成的對您的友誼，直到他去世為止始終沒有變。

    列夫-達維多維奇，我祝您精力充沛，身體健康！緊緊擁抱您！

    娜-克魯普斯卡婭

    克魯普斯卡婭的信傳遞的是怎樣的信息呢？大概正由於此（當然也包括由於克魯普斯卡婭，列寧給斯大林的那封絕交信），斯大林多次惡狠狠地對親信們說：“看看列寧給我們留下的是怎樣的‘遺產’！”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對克魯普斯卡婭即便有些“投鼠忌器”，仍不放過任何整治的機會，直到最終，克魯普斯卡婭吃了斯大林送來的生日蛋糕，莫名其妙地死亡。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那是1923年頭幾個星期的事。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即將召開，但是列寧參加大會的希望很渺茫，於是出現了一個由誰來做基本的政治報告的問題。斯大林在政治局會議上說：“當然是托洛茨基。”他的話立即得到加裏寧、李可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不過加米涅夫顯然是違心的。我表示反對：“如果我們中間的某個人想以個人名義代替病中的列寧的話，黨會感到不自在。我們這一次就別做導論式的政治報告了。我們就按照議事日程所列的問題做必要的發言。”

    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由誰來做政治報告，這意味著什麽。托洛茨基說：“斯大林知道有一場來自列寧方麵的風暴正向他襲來，因此從各個方麵討好我。他一再說，政治報告應該由僅次於列寧的最有影響、最孚眾望的中央委員，即托洛茨基來做。黨不希望，也不理解由其他任何人來做這樣的報告。”

    這究竟是斯大林向托洛茨基投出的橄欖枝，還是投石問路式的試探氣球？無論出於哪個企圖，畢竟都是斯大林的一種示好。然而，高傲的托洛茨基漠然置之或者說毫不領情，甚至還有些反感。托洛茨基說：“斯大林這種假惺惺的友善態度，比他那露骨的敵對情緒更使我覺得不是滋味，尤其是他的動機也顯得太露骨了。”

    托洛茨基還說：“斯大林企圖從我這裏尋求支持，以對抗使他感到難以忍受的列寧的監督。我隻是很久之後才看清他企圖與我建立某種親昵關係的真實意圖：斯大林從較密切接觸列寧之始，也就是說，從十月革命之後，他對列寧就一直持無力的、因而更加暴躁的暗中反對立場。但是我討厭他身上那些特性：興趣狹窄，經驗主義，性格粗暴，以及一種獨特的鄉巴佬式的犬儒哲學。每逢他有這樣的企圖，我都本能地後退一步，從邊上繞過去。同他氣味相投的人，希望老老實實生活的頭腦簡單的人，乃至受委屈的人，都被斯大林有計劃地網羅到自己身邊。”

    托洛茨基還這樣評價斯大林：“他的政治眼界非常狹窄，理論水平粗淺。他編寫的《列寧主義基礎》力圖尊重黨的理論傳統，卻包含有許多小學生式的錯誤。他不懂外文，隻好根據第二手材料來觀察其他國家的政治生活。按思維方式來說，這是一位頑強的經驗主義者，他缺乏創造性的想象力。對於黨的上層來說（在稍大一些的範圍裏人們根本不知道有他），他一向是三流人物。”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還有這樣一段關於明仁斯基的記載：

    ……他談過公事之後，便帶著那種令人吃驚又迷惑不解、曲意奉承的微笑，開始猶豫起來。最後他問我是否知道斯大林正在想方設法算計我。

    “什麽？”我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因為我當時根本沒有想到，或者根本沒有諸如此類的擔心。

    “是真的，他經常在列寧和其他人麵前暗示，說你在自己周圍集結了不少人專事反對列寧……”

    “您一定瘋了，明仁斯基，請醒醒，我對這件事情連談都不願意談”。明仁斯基尷尬地聳著肩，幹咳著走了……我想，從這天起，他另找別的軸心去圍著轉了。

    後來，明仁斯基終於投靠到斯大林麾下，並在捷爾任斯基逝世後掌控了克格勃的大權，成為斯大林對付托洛茨基的鷹犬和幫凶。

    作為克格勃創始人的捷爾任斯基，無疑是舉足輕重的人物。然而托洛茨基卻不屑地評價：

    捷爾任斯基是個火爆性子，他仿佛由於恒量放電而保持著很高的能量。每逢討論問題，甚至是次要的問題，他都會暴跳如雷，鼻孔微微抽動，雙眼冒火，常常搞得聲嘶力竭……列寧有次把他比作一匹純種烈馬。

    捷爾任斯基沒有主見……在政治上總需要有什麽人來領導他。

    在最初的兩三年內，捷爾任斯基和我特別接近。最近幾年他一直支持斯大林。他領導經濟工作的方法完全符合他的氣質——號召、推動和鼓動人們去幹。他沒有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經濟發展的構想。斯大林的所有錯誤他都有份，他還以他擁有的全部熱情來為之辯護。

    不必一一列舉了。托洛茨基把一個個可能的政治盟友，全部推到潛在的對立麵。他就是這樣天馬行空，我行我素，傲視群雄。

 

    托洛茨基與列寧之間

    列寧在彌留之際，把鬥爭的鋒芒指向斯大林及其盟友捷爾任斯基和奧爾忠尼啟則。列寧一開始對捷爾任斯基評價很高，他們之間的關係之所以冷淡下來，是捷爾任斯基明白列寧認為他不具備領導經濟工作的能力。斯大林的“封官許願”把捷爾任斯基拉到了自己的身邊（列寧逝世後，斯大林任命捷爾任斯基擔任國民經濟委員會的主任）。那時，列寧認為需要打擊捷爾任斯基，這等於打擊斯大林的支柱。奧爾忠尼啟則因為在格魯吉亞問題上毫無原則地一屁股坐在了斯大林一邊，列寧氣憤地要將他開除出黨。然而對列寧這一舉足輕重事關生死的政治意向，托洛茨基卻說：“列寧與我交換了看法……我明確向列寧表示：我反對罷免斯大林、反對開除奧爾忠尼啟則、反對解除捷爾任斯基的交通人民委員的職務……但我實質上同意列寧的意見……”

    這就有點讓人匪夷所思了。列寧告誡過全黨：“現時中央兩位傑出領袖的這兩種特點會出人意料地導致分裂，如果我們黨不采取措施防止，那麽分裂是會突然來臨的。”列寧此時所說的分裂，誰都能聽出就是指“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這樣的中央委員”的分裂。難道托洛茨基就是為了在列寧麵前表示一種“高風亮節”、做出一個“團結姿態”？那位在中國大革命時期扮演過重要角色的越飛在自殺前曾對托洛茨基寫下這樣的絕筆告誡：“我總認為，您缺乏列寧那種不屈不撓、決不讓步的精神，他寧願在他認為正確的道路上孤軍奮戰，他預見到將來會擁有多數……而您往往為了過高的評價，妥協，放棄自己正確的主張。”

    托洛茨基甚至說出這樣的話：“黨是否會理解，這是列寧和托洛茨基為革命的前途而鬥爭，而不是托洛茨基在爭奪病中列寧的位置。”

    在需要一個政治家當機立斷拿出鐵腕時，托洛茨基卻表現得瞻前顧後、優柔寡斷。

　盧那察爾斯基對托洛茨基有一個形象的比喻：“托洛茨基像個電容瓶，一碰到就會引起放電。”托氏就如同一隻好鬥的公雞，總要不停地高唱自己的觀點，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未言，語不驚人死不休。在我們驚訝於《列寧全集》竟有80卷之多時，你能想象托洛茨基一生著述竟達150卷之巨嗎？在托洛茨基的一生中，他總是與人處於論戰的狀態，總是不停地尋找挑戰對手，這大概就是他“不斷革命論”產生的心理基礎？

    托洛茨基與列寧之間，就發生過多次激烈論戰，有時甚至到了勢不兩立水火難容的地步。

    1903年７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布魯塞爾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對黨的性質和革命行為諸問題上，托洛茨基向列寧與普列漢諾夫發起論戰：托洛茨基攻擊列寧是“雅各賓主義”，是企圖建立個人獨裁的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稱列寧為“馬克西米利安-列寧”，還攻擊列寧是“被權力欲所驅使”，“把黨的委員會變成有無限權力的公安委員會”，並宣稱“反對列寧的關於中央集權政黨的觀點”。

    1907年4月，托洛茨基參加了在倫敦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會上，托洛茨基以“非派別的社會民主黨人”自居，提出“不同心也能協力”的論點，試圖調和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的矛盾，扮演中派領袖的角色。當布爾什維克開展反對取消派和召回派鬥爭的嚴峻關頭，托洛茨基卻以“不偏不倚”的超派別姿態出現，實際上是站在孟什維克取消派一邊，庇護取消派，攻擊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對此，列寧十分憤怒地稱托洛茨基是“厚顏無恥的猶大施卡?托洛茨基”。列寧還抨擊說：“托洛茨基的行為表明他是一個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別活動者……嘴上滔滔不絕地談黨，而行動卻比所有其他的派別活動者還壞。”

    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後，托洛茨基在簽署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在戰時經濟向新經濟政策過渡問題上，在工會的國家化問題上……多次與列寧的觀點發生嚴重的分歧和衝突，並堅持己見，即使被斯大林、季諾維也夫等人利用此大做文章也在所不惜。

    但是，托洛茨基有一點難能可貴之處：他一旦發現自己錯了，絕不文過飾非，更不強詞奪理，而是勇於自我反省、自我剖析。

    關於《火星報》事件，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書中，寫下這樣的話語：

　　1903年的事情僅僅在於把阿克雪裏羅得和查蘇裏奇排除出《火星報》編輯部。我對他倆不僅懷有敬意，而且還有個人感情。列寧也高度讚揚他們的過去，但他得出結論，認為他們越來越成為通向未來道路上的障礙，因而他作出組織上的結論：把他們從領導崗位上撤下來。對此我無法容忍。我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同列寧的決裂就是出於這種義憤。

    然而，列寧的做法在政治上卻是正確的，因而在組織上是必須的。同停留在準備時期的老人們決裂畢竟是不可避免的。這一點列寧比其他人明白得早……

    我認為自己是個集中主義者，但毫無疑問，在那個時期我還不完全清楚，一個革命政黨要引導千百萬群眾投入對舊社會的鬥爭，需要多麽強化的和絕對服從的集中製。

    列寧的集中製對我來說還不是出自清晰的和獨立思考過的革命概念。我認為，要求自己理解問題並從中作出一切必要的結論，這一向是我精神生活中必須絕對服從的要求。

    托洛茨基在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問題上，也表現出一種既勇於承擔也勇於糾正的性格特征。當托洛茨基的文章遭到布爾什維克的強烈譴責，而為當時占大多數的孟什維克所擁戴時，他一旦意識到自己的失誤，馬上發表聲明：“……代表團以壓倒的多數否決了對文章的譴責，但這並不妨礙我本人現在譴責這篇文章，因為它對布爾什維克這一派的評價是不正確的。”以至列寧在1917年11月的彼得格勒委員會的會議上說：托洛茨基在確信布爾什維克不可能與孟什維克統一以後，“沒有比他更好的布爾什維克了”。

    托洛茨基說過這樣一番話：“當我與列寧的意見不一致時，我就直言不諱地說出來，必要時還訴之於黨。至於現在的不肖徒輩，他們與列寧發生分歧的次數要比我多得多，而一旦與列寧發生意見分歧，他們通常是避而不談，或者像斯大林那樣，繃著臉躲到莫斯科郊外的村子裏去隱居幾天。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和列寧各自做出的決定，在所有的基本問題上是一致的。隻要一言半語我們就相互理解了。當我感到政治局或人民委員會的決定可能不正確時，我就給列寧寫個小紙條。列寧總是這樣回答：‘完全正確，請提建議。’有時他會詢問我是否同意他的建議，要求我發言支持他。他經常用電話同我商量如何處理某個問題，如果問題很重要，他就會一再堅持說：‘請您一定來一下，一定。’在我們發表一致意見時——在絕大多數原則問題上都是如此，那些對決定不滿的人，包括現在的不肖徒輩，就幹脆保持沉默。曾經多次發生過這樣的情況，斯大林、季諾維也夫或加米涅夫在極重要的一些問題上不同意我的觀點，但當他們獲悉列寧跟我的意見一致後，便立即不吭聲了。‘門徒們’準備為了列寧的主張而放棄自己的意見。”

    托洛茨基還說：“在不肖徒輩的著作中，列寧被描繪得有點像蘇茲達利聖像畫家筆下的聖徒和基督——不是完美的形象，而是一幅滑稽的漫畫。由於不肖徒輩的領導威信是用禁止人們懷疑它的正確來維持的，所以在他們的著作中，列寧不是一個能夠天才地洞察形勢的革命戰略家，而是一個從來不會做出錯誤決定的機器人。說列寧是天才，是我第一次提出的，當時其他人還不敢使用這個詞。是的，列寧是天才，集人類天才之大成。但列寧並不是不犯錯誤的計算機，他犯的錯誤比其他任何一個處於他這種地位的人要少得多。但他犯過錯誤，是很大的錯誤，是與他工作的巨大規模相當的。”

    托洛茨基還說：“我再次走向列寧比其他許多人都晚，但我是在思考了革命、反革命和帝國主義戰爭的經驗之後，按照自己的道路走向列寧的。因此我回來比那些‘學生們’更堅定、更認真，他們在列寧在世時重複著列寧的言詞和手勢，但不總能恰到好處，而在列寧去世後，他們都成了一群平庸的不肖徒輩和敵對力量手中的不自覺的工具。”

 

    托洛茨基的幸與不幸

    托洛茨基有幸遇到了列寧；托洛茨基又多麽不幸，遇到了斯大林。

    在列寧逝世後，托洛茨基還幹了一件對政治家而言非常愚蠢的事：

    托洛茨基發布了《論列寧》一書和《十月的教訓》一文。《論列寧》是托洛茨基紀念列寧的文章的匯編。由於自負性格使然，書中不乏誇大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十月的教訓》一文是托洛茨基為《一九一七年》一書所寫的序言，是為紀念十月革命七周年和德國共產黨起義失敗一周年而寫的。文章中翻出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當年反對十月革命的老賬。在此關鍵時刻，托洛茨基哪壺不開提哪壺的揭傷疤做法，自然徹底惹惱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他們發表了《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路線往何處去》等文章和報告。斯大林也先後發表了《論列寧》、《論列寧主義基礎》等重要著作和演說，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示聲援。他們都抓住托洛茨基抬高自己這一弱點大做文章，將其上綱為“主義”之爭，指責托洛茨基企圖用托洛茨基主義來取代列寧主義。報紙還公布了托洛茨基1913年粗暴攻擊列寧的信，使托洛茨基陷於十分被動的地位。

    終於，在這場你死我活的黨內鬥爭中，托洛茨基成為落敗者。1925年，他被解除了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1927年被開除出黨；1929年被驅逐出國；1932年被剝奪蘇聯國籍；直到1940年在“冰斧血案”中被斯大林派出的凶手暗殺於墨西哥城。

    馬克思非常欣賞伊壁鳩魯講過的一句話：“死亡對於死者並非不幸，對於生者才是不幸。”托洛茨基在列寧死後，完全成為斯大林的刀俎之肉。

    我們有句耳熟能詳的話：“性格決定命運。”也許，托洛茨基的政治悲劇是他的性格使然？托洛茨基說過這樣一段話，不妨看作他對蘇維埃布爾什維克“接班人之歌”的悲劇的哲學表述：“整個曆史過程是必然性通過偶然性所產生的折射。如果借用生物學的語言，那就可以說，曆史規律性是通過偶然性的自然選擇來實現的。”

    （陳為人/作者係文史學者）原載於《同舟共進》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