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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地圖繪製史:早期報紙曾公然登軍隊布防圖

(2009-05-27 08:27:16) 下一個

2009年05月          世界博覽


地圖不僅僅是戰爭的情報,還是渲染戰爭的工具。

從16世紀起,戰爭和軍隊就一直是地圖史和地圖繪製史的核心。在上個世紀,隨著陸上、海上和空中戰爭越來越複雜,地圖與戰爭間的關係變得更緊密了。

適應戰爭的需要

早期的軍事地圖總是圍繞著前線這一概念,對地圖的要求是顯示出各部隊所在位置及其前進或撤退的態勢。這點可以用線條和箭頭簡明、清晰地標出來。海戰,艦隊的進攻和撤退,或對陸地的封鎖,這一切都可以用同樣的圖例表現出來。然而,對於現代戰爭而言,線條和箭頭就大大落伍了,因為現代化的武器和武器係統涉及的範圍更複雜了。

飛機,火箭,潛艇,甚至化學和生物武器,給戰爭帶來了新的維度,這是早期的製圖者所不曾麵對的。現代戰爭的空間不再是已被控製,或雙方軍隊正在爭奪的地帶,或艦艇正部署在某地,這麽容易說清楚了。特別是因為有了空軍和火箭,戰爭空間現在不僅是多維度的,而且更是變動不定的。現在,前線這一概念遠不如20世紀中期那樣提綱挈領了。

從19世紀中期開始,隨著識字人口的增多和現代新聞出版的發展,普通大眾也開始接觸到了地圖。大眾的視角給地圖製作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要求,這讓描述戰爭的地圖繪製者有了更多的機會和更多的限製。

1861-1865年的美國南北戰爭是一個標誌點,當時出現了一種需求:公眾應該看到地圖,以便知道正發生的事。因為通訊等技術的發展,再加上報紙的刺激和提供平台,廣大讀者能夠讀到戰爭地圖。戰地記者從前線給報紙發回來親曆的戰線麵貌的草圖,報紙立即據此重畫,刻板,再用蒸氣轉輪印刷機印製。南北戰爭地圖的數量非常巨大,從1861年4月到1865年4月這期間,北方的報紙印製了2045份與戰爭有關的地圖。

有了公眾對地圖信息的渴求,也就有了專門的地圖出版,特別是在美國北方。既有戰役地圖也有整個戰爭進程的地圖,使在家的人們能夠跟隨戰爭的腳步,知道他們的親人與朋友可能正身處何地。這種供大眾使用的地圖在南方要稀少得多,因為南方嚴重缺少新聞出版人、印刷業者、刻版工和印刷材料。

戰時地圖的出版還導致了出版業與軍隊的摩擦。1861年12月4日,《紐約時報》在其頭版登了一幅“華盛頓地區的防衛圖”。這幅地圖標出了這個聯邦首都的防衛情況,聯邦軍隊幾個師布防的位置。《紐約時報》還說:“由於對聯邦軍隊在波多馬克河沿線的軍事行動的關注,我們給本報的讀者提供了一份非常詳細精確的地圖,展示聯邦首都在弗吉尼亞這邊堅不可摧的防線……那些永久性堡壘,如果叛軍意圖進攻聯邦首都的話,將是他們不可逾越的障礙,這些堡壘在麥克萊倫將軍的通令中其名稱和位置被一一列舉過,現在,在眼前的這份地圖上其位置和名稱被首次標注出來……我們眼前這份地圖的另一個新穎而有用之處是,它標出了防衛部隊的八個師每個師所在區域的地形情況”。

喬治·梅克萊倫少將是當時的聯邦軍隊總司令,他憤怒地要求對報紙進行懲罰,因為這實際上是在幫助叛軍。軍務部長克製自己,隻要求報紙編輯保證以後不再出這種事了。但第二年作戰部建立起了一個製度,給記者們提供如“波多馬克軍隊部署地圖”這樣的經過過濾的地圖,供他們的報紙刊登。

在19世紀最後的幾十年裏,各國軍隊普遍模仿普魯士式的參謀部形式,這種參謀部推崇事先做大套的軍事計劃和準備,因此對地圖製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為保持軍隊的作戰能力而進行的夏季定期演習,需要製定把地形和交通路線結合在一起的地圖。然而,這種對作戰因素的過分強調,使軍隊看不到在製定軍事行動計劃時應靈活變通。德國1914年發動戰爭,就是因為他們以為能自如地運用軍團和整個軍隊就夠了,而沒有考慮到戰爭勝利的更廣闊的政治背景。

世界大戰中的需求

兩次世界大戰中軍隊對地圖的使用日益頻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準確的、大比例的地圖對陣地戰至關重要,能夠保證大炮準確地瞄準目標。這也是當時戰爭的靜態性質所決定的。當時,地圖繪製者首次大量使用了由帶相機的氫氣球或飛機拍攝的空中照片。這段時期,地圖的數量也飛速增長。1914年,英國遠征軍被派往法國的時候,隻有一個軍官帶一個職員負責繪製地圖。到了1918年,英國遠征軍的測繪隊已經有5000人,製作了3500百萬幅地圖。在1918年8月,僅僅10天內,就製作了至少40萬幅。其他國家的軍隊裏情況也類似。戰爭對情報的要求越來越詳細,詳盡的地圖被證明對作戰至關重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地形測繪局提供了3億幅地圖供軍隊使用。而美國軍用地圖局共提供了5億幅地圖。與此同時,地圖的出版也達到了新的高峰。在德國,地圖出版公司像加斯特·佩提斯和萊溫斯坦,為德國大眾印製了詳細的軍事地圖。在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紐約日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芝加哥箴言報》和《密爾沃基日報》全都有自己的地圖繪製人員,它們的地圖別家的報紙也可以使用。當時知名的地圖繪製者之一,埃米爾·赫林,他的地圖是以書的形式出版:《戰爭地圖》,《紐約時代地圖冊》(1942)。而《時代》的羅伯特?夏平的地圖是在雜誌上單獨以折疊頁的形式出現。當時的著名地圖繪製者還有理查德·艾德斯·哈裏森,他用地圖來表現1935年意大利對埃塞俄比亞的入侵,首開美國繪圖記者使用“透視地圖”的先河。

地圖和圖例極大影響了公眾對戰爭的想象。美國的羅斯福總統在1942年2月23日的全國廣播講話中,使用了一幅世界地圖以便解釋美國的戰略。早在那次講話之前,他建議那些要收聽廣播的美國民眾事先準備好一幅這樣的世界地圖。一時間洛陽紙貴,美國人瘋狂搶購地圖,出版社都大賺了一筆。

美國的地圖製作者要麵對的困難不僅僅是要詳盡的解析戰爭,還麵臨著與讀者溝通的問題。他們需要用簡單、清晰的方法來標出那些對普通美國人來說經常是遙遠的、一無所知的地點。地圖製作同時還要為政治目的服務。隨著美國地緣政治和軍事幹涉在全球範圍的擴展,地圖也需要把那些遙遠的地區與美國的利益聯係起來,以便清除國內長期存在的孤立主義。1944年出版的《看世界,世界戰略的時運地圖冊》,作者哈裏森在前言中說到,“這些地圖的目的是要說明,為什麽美國人要在那些陌生地方打戰,為什麽會有各種貿易路線。這些地圖所強調的是世界戰略的地緣政治基礎”。還有,很多戰爭地圖都有著動態的樣貌,比如,《生活》和《時代》雜誌刊載的那些地圖,帶著箭頭和總體的動態的感,它們要傳達的印象是:戰爭並不是靜態的和遙遠的,而是變動的,是對美國人的生活有直接影響的。特別是日本人1941年對珍珠港的攻擊,戲劇性地讓美國人認識到空軍的作用,使他們有了空間的感覺。並意識到現代地緣政治關係的脆弱。

政治武器

地圖同樣扮演著宣傳的角色,就和用來渲染德國和日本勢力擴張的大量招貼畫一樣。弗拉克·卡普拉的電影《戰爭前奏曲》,由美軍電影製片局出品,大量使用地圖來突出危機臨近的主題:德國地圖,意大利地圖,日本地圖被轉化成威脅的象征,在世界地圖上,新世界被描述成受軸心國包圍,然後被軸心國征服的形式。相似的手法也被軸心國和其盟國使用。在一幅維希政府的招貼畫上,丘吉爾被畫成八爪章魚,正把他的手臂伸向法國的殖民地如塞內加爾和敘利亞。

冷戰的硝煙也一樣彌漫在地圖之上。1946年4月1日的《時代》雜誌刊登了了夏平繪製的一幅地圖:“共產主義的傳染”,渲染蘇聯的威脅。這張地圖通過中間斷裂來使蘇聯看起來比實際更廣闊,通過歐洲和亞洲斷裂來誇大蘇聯的力量。通過把蘇聯塗成鮮紅色,這種危險的顏色來加以強化共產主義的擴張,而把蘇聯的鄰國按傳染的危險程度進行分類,並用疾病的名詞來指稱:哪些國家是被檢疫隔離的,哪些國家已經感染的,或哪些是暴露而易受感染的。在冷戰期間,被當作武器最經常使用的是一些小比例尺的地圖,使越南看起來離新加坡和澳大利亞很近;或是使阿富汗看起來緊靠著印度洋,這種變形可以加深渲染臨近的危險。

火箭的發展極大地提高了空軍力量對地緣政治的影響。為了描述美國和蘇聯在這種新領域中的對抗,地圖采用了極地方位的模式,也就是把北極擺在地圖的中心。這種方式可以使兩點之間的彈道軌跡顯得最短,因為經過極地這兩點之間呈直線相連。這樣的地圖指明一個事實:那就是美國所受到的蘇聯的威脅,自北極而來的要比自大西洋而來的更近。

不同的投影圖法製作的地圖會產生不同的威脅感。1898年發明的範·德·格林頓投影圖法,繼續了麥克托投影圖法在紙麵上對高緯度地區所具有的放大效果,誇大高緯度地區的麵積。美國國家地理協會從1922年到1988年,一直使用麥克托投影圖法製作的地圖影響公眾,他們製作的地圖被認為是標準地圖,在教育機構,報紙和電視中廣泛使用。在這種地圖上,蘇聯被大大誇大,顯得易見的對歐亞大陸的嚴重威脅而必須受到遏製。到1988年美國地理學會才轉而使用羅賓森投影法製作地圖。這種地圖顯示出一個更扁平的世界,地圖上的麵積更準確一些。在這種地圖上,蘇聯的麵積隻比實際上的麵積大百分之十八,相對於範?德?格林頓投影圖法的地圖帶來的歪曲,要小得多。

如今,地圖繼續向公眾提供關於對抗和戰爭的正確與歪曲的信息。但現在製圖要更緊密地把地緣政治與武器係統結合成一體。智能火箭係統必須依賴於精確的三維地圖才能從預設的軌跡擊中設定的目標。現代的測繪技術完全依賴於精確的定位設備與全球定位係統,需要依賴衛星係統定位所有目標的位置,既包括盟友方的也包括敵對方的。

這樣,地圖測繪對戰爭衝突的影響越來越大了。在2000年,美國的軍事偵察衛星已經能夠傳送分辨率小於10厘米的照片了。這種偵查繪圖成了推動2003年美國侵入伊拉克的重要因素,因為應用該技術,美國事先用評估了伊拉克的能力,以及聯合國尋找藏在地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能力。偵察衛星運用數字傳感器,通過加密的無線電信號連接,幾乎可以同步轉化成圖片。美國偵察衛星的這種能力,反過來,刺激了中國和俄國在反衛星火箭方麵的發展。

與此同時,用一種簡單明了的方式繪製戰爭地圖變得越來越困難了,因為“非對稱性”衝突越來越突出了,卷入戰鬥的武裝力量完全是不同類型的。比如,遊擊隊,他們一般不占領某一地區,因為他們不願為有著壓倒性的武器優勢的敵方攻擊的靶子。相反,遊擊隊在爭奪地區形成一種共享控製權的局麵。典型情況是,軍隊或警察控製一些固定的點或小區域或城鎮以及補給線,但這之外的地域控製不了;或者,官方控製一個地區的白天而遊擊隊控製著夜間。所以要繪製目前伊拉克或阿富汗的政治形勢或軍事情況的地圖,就非傳統的地圖所能做到的了。要繪製當前形勢混亂的的地區比如哥倫比亞,塞拉利昂或蘇丹等地的地圖,隻提升繪圖技術是沒什麽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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