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案發生後窒息而死的重慶市民堆滿了大街 |
重慶防空洞慘案又稱較場口隧道慘案、6•5慘案,發生於1941年6 月5 日,它與1938 年6月9 日的黃河花園口決堤、同年11月12 日的長沙大火,並稱為抗戰時期的中國三大慘案。1941年6 月5 日夜晚,日軍再一次空襲重慶,僅能容納四五千人的較場口防控隧道裏擠進了一萬餘人。由於擁擠和缺氧,造成大量進入隧道躲避空襲的重慶市民死亡,史稱重慶防空洞慘案。關於具體死亡人數,史學界至今仍有爭議。
重慶防空洞慘案清理死亡人數現場 |
1941年6月5日下午6時左右,雨後初晴,當重慶的市民們正準備吃飯乘涼時,突然空襲警報長鳴。得知日軍的飛機要來空襲,人們攜帶行包,紛紛湧向防空隧道的入口。由於襲擊突然,疏散來不及,因此,防空隧道內聚集的人特別多,顯得十分擁擠。除了兩旁的板凳上坐滿了人以外,連過道上也站滿了人群。洞內空氣異常濁悶。 晚上9點鍾左右,日軍飛機進入市區上空,開始狂轟濫炸,霎時間爆炸聲此起彼伏,繁華市區頓成廢墟。由於人多空間小,再加上洞口緊閉,洞內氧氣缺少,人們開始覺得呼吸不暢,渾身發軟。地麵上日機的轟炸仍在繼續,而洞內的氧氣越來越少,連隧道牆壁上的油燈也逐漸微弱下來,這時嬰兒和孩童們終於忍受不住了,大聲啼哭起來,氣氛頓時緊張,有些人開始煩躁不安,舉止反常。生還者朱更桃回憶當時情景說:“在洞內,起初隻覺得頭腦發悶,大汗淋漓,漸漸身體疲軟,呼吸困難,似乎淹在熱水當中,腳下溫度異常之高。左右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衣褲撕碎,好像精神失常一般。”生還者何順征對當時的感覺也記憶猶新,說:“開始感覺熱得慌,心髒似欲下墜,如患急病,很想喝冷水。往外走,竟有人拉著,不能舉步,黑暗中有人拉我的手亂咬,手和背到處受傷,衣服也被撕破了。”更有甚者,有些人完全失去了理智,如有一老婦人,將自己的頭和臉碰爛,披頭散發,大哭大叫,很是嚇人。
隨著二氧化碳增多,洞內部分油燈已經由於缺氧而熄滅,人群騷動得更加厲害了。麵臨死亡,沉默的人們再也按捺不住性子了,開始拚命往洞口擁擠。由於洞門是向外關閉的,因此,人群越往洞口擠,門越是打不開。守在洞外麵的防護團員隻知道日機空襲時,禁止市民走出防空隧道,而對洞內所發生的危險情況一無所知。洞內的人發瘋似的往外擠,人們喊著哭著往外衝,可是門依然緊閉著,無法打開。洞內的氧氣在不斷減少,洞內人群的情緒更加急躁,他們擁擠在一起,互相踐踏,前麵的人紛紛倒下,有的窒息死亡,而後麵的人渾然不知,繼續踩著屍體堆往外擠,慘案就這樣發生了。聽見嘈雜聲,洞口的防護團團員把洞門劈開,霎時間,洞內的人群如同破堤的河流一樣衝出洞門,一部人因此而得以生還。郭偉波老人是衝出洞外的少數人之一,回憶當時的情景和感受,他說:“後來,木柵不知怎樣打開的,守在外麵階梯上的防護團也跑掉了。人流穿過閘門,猶如江河破堤,拚著全力往隧道口上衝。我和兩位同學因年輕力壯,用盡力氣隨著人流擠出木柵,昏頭昏腦地上了階梯,終於來到地麵上。當時我到底是淩空?是滾爬?還是被人流夾住推出來的?實在是鬧不清楚。隻覺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鮮空氣,渾身都感到涼爽、舒暢,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我那時沒有手表,昏睡了大約半個小時又蘇醒過來,隻聽見隧道裏傳來震耳的呼喊和慘叫聲。我從地上爬起來一看,自己躺的位置離隧道口約30米,周圍有100來人,有的正在蘇醒,有的呆呆地站著,然而,再也不見有人從隧道口裏走出來。我低頭一看,自己的上衣已經被扯破,鈕扣大部失落,帽子丟掉了,肩上挎包所裝的信件、相片、日記本也全部不見了。東西是損壞、丟掉了,但我總算掙脫了死神,回到了人間。”
收藏在重慶館的隧道慘案油畫 |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 5 個半小時的警報避難過程中, 在防空洞中躲避空襲的人們在空襲間隙中隻休息了一次。這是大隧道窒息慘案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出事地點的較場口這一段大隧道分十八梯、演武廳、石灰市3 個出口, 長度438. 4 米, 乘以寬度2. 5米, 麵積是1096 平方米。乘以高度2 米, 等於2392 立方米。防空部規定洞的容量標準4 人ö平方米, 根據審委會的解釋是:“鎮靜之避難者, 在換氣設備之防空洞滯留1 小時, 每人所需之空氣應為1立方公尺, 通常以滯留2 小時為準, 每人應有3 立方公尺之空氣量。”據此計算該洞常規容量是4384 人。80 年代重慶市人防辦勘測計算, 有木凳958 條, 每條坐3 人, 共計2874 人, 按每平方米4人計算, 占地575 平方米, 剩餘麵積521 平方米, 人防辦按站著的人6 人ö平方米計算, 這隻是一種隨意的估計, 為3126 人, 又加上梯道麵積134. 75 平方米, 按坐5 人ö平方米, 站6 人ö平方米計算,這也沒有什麽太大的根據, 共計555 人。算式2874 人+ 3126 人+ 555 人= 6555 人。這麽計算, 全洞最大超常容量為6555 人, 這與當年慘案調查時估計相同。關於慘案當天入洞人數, 尚未發現史料可以確證。但從現存檔案中可知, 入洞者超量當為慘案發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據十八梯洞的生還者徐元新上具防空司令部呈文, 他在空襲警報後進洞, 被人潮推壓擁擠, 洞內發生打架情形。不久出現窒息征兆, 隨之嚴重窒息開始發生。 另據演武廳洞生還者郭偉波回憶, 容量超常, 致使缺氧窒息, 發生騷亂, 人群擁擠, 無法進退。防空管理的混亂, 也是導致慘案的一個原因。管理重慶空襲救護防護的機關, 主要有陪都空襲救護委員會、防空司令部和防護團, 但前兩者不相統屬, 防護團為義務組織, 成員缺少訓練, 素質很差。這些都導致了防空管理工作的混亂。如防空期間通告休息, 按照警報規定, 卸下兩個紅球表示緊急警報, 又懸紅球兩個是通告出洞休息。然而當天球台的警報燈球壞了, 用馬燈蒙上紅布代替。但是當年3 月航空委員會頒布《防空警報信號大綱》第11 條規定: “被毒地區日間用紅旗夜間用紅燈加以標識。” 於是, 這個信號的含義有兩種, 使得人們無所適從。又如有資料記載, 防護團員或“持槍威逼民眾出外”, 或“不準群眾外出”, 也說明了疏導指揮工作的混亂。
另外, 防空洞設計與質量的缺陷, 也是導致慘案發生的一個原因。如日本從1940 年“101 作戰計劃”開始, 運用長時間轟炸戰術已經是常規。1941 年超過3 小時的轟炸有32 次, 占全年轟炸比例的44%。我方計算防空洞的呼吸空氣量, 卻僅僅以2 小時為限度,顯然不能滿足實際需要。又如, 設計者謝元模、陳公矩不是專攻地下空間工程的人員, 所以, 工程設計有先天性的技術缺陷。比如規定各段隧道兩端出口必須一頭高一頭低, 根據熱脹冷縮的形成原理使空氣對流,來達到自然通風的效果, 但隧道都很長, 中間卻沒有設計通風井工程, 使設施原理失效。另外, 又沒有排水溝設施, 洞內積水無法解決, 天氣炎熱, 人口一多, 潮濕蒸發上來, 氣悶難當。洞身高度不足,頂石風化, 進出口也太少, 也造成進出不便。關於通風設備, 在較場口大隧道內4 月中旬安裝好了電動通風機, 6 月3 日試驗開車, 約定5 日下午14: 00—17: 00 驗收, 但廠方直等到警報發出前半小時, 防空部謝元模也沒有出現。據謝元模解釋:“因本人非電器專家, 原約定電燈廠工程師同往驗收, 因該人未到, 故未往驗收。”據防空部第三處正、副處長丁榮燦和潘聯說, 真正原因是防空部沒有給軍政部賄賂, 軍政部拒絕驗收, 機器竟不敢啟用任其閑置。造成防空洞質量缺陷的另一個原因是經費不足和挪用。據謝元模報告, 通風照明設備工程, 1940 年7 月到11 月為第一期, 軍政部每月撥款12 萬元, 應合計70 萬元。1941 年2 月到5 月為第二期工程, 行政院直到1941 年5 月26 日, 才核準防空部工程處1941 年度防空設施經費一共140 萬元, 其中大隧道工程占40 萬元。這些經費大部被挪作他用。1940 年12 月, 防空部申請大隧道內安裝通風機30 具需款39 萬元, 因為付不起錢, 隻買了20 具, 其餘的退還給廠方了。
重慶防空洞慘案 |
“百人說”的下限為461人,上限為992人。“百人說”主要是國民政府官方的統計和說法。“大隧道窒息慘案”發生後的第二天,重慶防空總司令部對外宣稱:慘案“死亡461人,重傷291人”。但這些數據顯然難以令人信服。於是,在社會輿論的強烈要求下,蔣介石命令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國民參政會主席張伯芩、重慶市臨時參議會議長康心如組成“大隧道窒息慘案審查委員會”,對慘案進行調查。此後陪都空襲救護委員會稱死亡人數的登記編號始終沒有超過650人。6月10日,重慶防空司令部副司令胡伯翰在關於慘案善後事宜給蔣介石的報告中稱:“……(搶救工作)延至6日16時20分告全部結束。除救出未受傷者一千餘人不計外,共死亡827人,重傷165人……”7月3日,審委會正式公布了其調查報告,稱慘案“死亡992人,重傷151人”。 <“百人說”的數字明顯有些當局人為控製和操縱的痕跡。 “大隧道窒息慘案”雖說是由於日機的狂轟濫炸直接造成的,但有關政府部門在事前的隧道工程設計與設備安裝、平時的管理維護工作上的缺陷特別是臨時的處置失措等方麵也難辭其咎。慘案發生後,民怨沸騰,輿論嘩然,重慶市臨時參議會更是連續召開會議,要求政府加快徹查。為平息民眾的憤恨情緒,在象征性的懲辦了相關責任人後,國民政府又加強了對消息和報道的管製,特別掩蓋了傷亡人數的真相。據慘案發生後不久到實地采訪的《新民報》記者陳理源說:“就我親到屍骸累累的出事地區和向附近居民了解的情況來說,也深感該部難免有‘以多報少’的行為。”而且在官方的統計和報告中,有一個明顯自相矛盾的地方,即吳國楨曾在報告中稱警察局唐局長即報告隻有750餘名,以後續報,亦不過800餘。而在事後的一次紅十字會舉行的宴會上,當有人問及慘案到底死了多少人時,警察局長唐毅的說法卻讓人納悶:“正如報上所載,大概是600人左右。”唐毅前後兩種不同的說法約有200人的出入,這不是一個小數目。假設吳國楨的話是真的,那麽唐毅的說法顯然前後矛盾;假設唐毅在事後的說法是真的,那麽吳國楨在6月12日致審委會的報告中稱唐局長“以後續報,也不過800餘”一說更是難以自圓。
“萬人說”的下限是9000人,上限是3萬人。“萬人說”多為一些幸存者的回憶。新中國成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大部分史家和史書采用這一說法。在所有幸存者有關慘案死亡人數的回憶當中,“萬人說”占絕大多數。據廣東籍的幸存者劉偉波回憶:“一夜之間因窒息擠壓而慘死市民近萬人……”而曾入十八梯洞內避難生還的歐陽祝澤說:“十八梯洞內死的人很多,搬了一個晝夜才勉強搬完,大約死的五六千人。”據悉該防空洞共有三個洞口,一個洞口尚且如此,三個洞口死傷人數當在萬人左右。曾入演武廳避難生還的李建國說:“三個洞子都死了不少人。其中以十八梯大洞死的最多,石灰市大洞第二,演武廳洞子第三,但演武廳洞子也死了不少人,大約有二三千人,總計三洞死了萬把人。”近30多年,不少史家和史書采用“萬人說”。據《重慶市誌》第1卷稱:“6月5日,日機於夜間轟炸重慶,導致較場口和平大隧道大慘案,窒息9000餘人。”1955年重慶文史館編《重慶市略誌》稱:“總計這個大隧道內的人數(死亡人數),至少總在萬人以上。”1985年出版的《重慶抗戰紀事》稱:“六月五日發生了‘重慶大隧道慘案’,近萬人在洞中窒息。
“萬人說”缺乏必要的統計依據。其證據是,事發當時曾有人發表文章說死難者屍體有被拋入長江者,有被窖於市中區邊沿的朝天門下沙灘內者。但據當時在實地采訪的《新民報》記者陳理源說:“至於將罹難者屍體拋入長江和窖於朝天門下沙嘴,僅為事後多年的傳聞,缺乏事實根據。慘案發生時,我曾到集結待運屍體的朝天門港口探視,那淒涼悲慘之狀,固不禁催人淚下,激起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國內官僚的切齒痛恨。但對於將屍體拋入江中和窖在沙嘴的情況當時既未目睹也未耳聞。”此外,“萬人說”有過於誇大死亡數字之嫌。據悉,“較場口隧道最大限度量為6555人”,而慘案發生的當時約進入了一萬餘人。前田哲男在《重慶大轟炸》一書中也稱:“洞內炎熱,在一萬多名人群中,有陳榮安等人,還有草藥街的其他居民。”就是按當晚進入大隧道躲避的市民1萬餘人計,也不可能這1萬人都死去了,因為幸存於死難者,這在當時就是沒有異議的。據陳理源稱“‘六五’慘案中受輕傷的,為數很多,因他們一出隧道,即忍受著創痛,紛紛返回寓所,無詳確統計,我在這裏隻能用‘不計其數’一詞作概括了。”
“千人說”的下限是1115人,上限是3000人。“千人說”多為一些施救者的說法。6月7日重慶直屬區分部書記何星輔在“請求調查慘案原因,嚴懲負責人員”給重慶防空總司令部的呈文中也說:“……渝市民眾三載以來,在敵人的狂炸之下,表現出百折不撓的精神,不獨國際人士讚佩,即敵人狂炸敬之。今千數可親可愛之同胞,不直接死於敵人炸彈之下,而死於無組織、無訓練防護人員之手……”6月8日,重慶衛戌總司令部報告慘案死亡1115人。據一直在重慶大轟炸”期間從事空襲醫療救護工作的仁濟醫院門診部主任文廈陽所說:“就我所知,據市民實際清點的屍體和卡車運走的次數判斷,死亡人數應該是3000人以上。”後來,一些史書也采用 “千人說”。據《南京國民政府軍政要員錄》中記載:“戰時重慶異常混亂,1941年6月,發生了因日寇大轟炸防空洞憋死數千人的事件。”1994年重慶市人防辦撰寫的《重慶市防空誌》對於慘案死亡人數稱“估計為2000—3000人”。 從已發現的檔案材料看,至少“千人說”下限的數字即1200人左右是完全有材料支撐的。
(一)關於“大隧道窒息慘案”的死亡人數,最有發言權的還是當時在現場從事醫療、救護工作的負責人。從檔案上看,重慶衛戌總司令部作為自始至終負責慘案救護工作的機構,它所報告的數字準確性更高。當然前提是這個數字沒有受到政府和當局的影響和操縱。6月6日重慶衛戌總司令部在致行政院關於大隧道窒息慘案原因及搶救情況的函中稱:“……三、截止本(六)日午後四時二十分止,三處洞口共計運出男女屍944具,童屍74具。至於洞內餘存死亡數目,因隧道太深,一時無從清查。”④6月8日,重慶衛戌總司令部再次呈文行政院:“稱三洞屍體已全部運出洞外,計有1115人。其中三處洞口分別運出人數如下:十八梯運出:童屍61具,男屍525具,女24具。石灰市運出:童屍26具,男屍66具,女屍70具。演武廳運出:童屍11具,男屍59具,女屍26具。”從以上引文中可以知道,慘案發生的第二天,重慶防空總司令部公布的死亡人數是461人,政府部門公布的數字也僅為500~600人,而重慶衛戌總司令部內部報告初為1018人,後為1115人,早已超過了當局公布的數目;而這時市長吳國楨和市警察局長唐毅卻仍然在自欺欺人地向上級報告稱“不過800餘”。應該說當局對此是有所了解的,但卻對重慶衛戌總司令部上報的數字不置可否,其企圖掩蓋事實之心可見一斑;雖然重慶衛戌總司令部不顧一切將與當局公布的差距很大的數字頂著風頭上報的原因我們無從知曉,但這恰好從一個側麵說明了它所報的數字沒有受到當局的操縱。盡管7月3日的審委會報告沒有采用這一數字,但其正確性卻在後來得到了進一步印證。10月,在重慶市政府所作的6月份全市工作報告中談到慘案死亡人數問題時稱:“事後會同空襲救護委員會、防空司令部、憲兵及保甲等清驗窒息死難同胞……計有戶口可稽者共644人,遺族648人。”“有戶口可稽者”和“遺族”二者相加,死亡人數總共達到了1292人。值得注意地是這一數字是市政府會同空襲救護委員會、防空司令部、憲兵及保甲人員等共同勘察後得出的,應該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和公正性。
(二)檔案中有關屍體的處理、掩埋的材料也能印證“千人說”的正確性。6月12日,吳國楨在給審委會的報告中稱:“……(死屍)已開始用卡車運往朝天門,以便轉運至黑石子、大佛寺等處掩。由此可見,慘案死屍的掩埋地點有兩個,一是江北黑石子,一是南岸大佛寺。另據重慶衛戌總司令部在6月8日呈行政院報告中稱:“清理出來的死屍除有38具當場由其親屬認領自行裝殮外,其餘用六輛卡車輪番運至朝天門。隨即雇用木船多搬運至江北黑石子,並用輪船輸送防護人員200名於7月5日趕赴黑石子開始掩埋。”也就是說,死屍大部分埋在了黑石子,其餘一小部分埋在了大佛寺。那麽黑石子埋了多少呢?據重慶衛戌總司令部稱:“……(黑石子)經晝夜加工,延至本日(6月9日)上午九時許掩埋完畢,總計共埋屍體888具。”由死者親屬認領自行裝殮的38具加上在黑石子掩埋的888具共為926具,1000餘人減去900多人後,還有二、三百人。這個數字正好與“死屍大部分埋在了黑石子,其餘一小部分埋在了大佛寺”的說法相吻合。大轟炸時期,重慶的情況比較複雜,統計工作的精確度較低。在此特殊條件下,要對死亡人數作一精確統計,很顯然是不現實的;即使作出了也是難以令人認同的。
重慶市民在重慶大轟炸慘案遺址悼念死難同胞
圖為2006年6月5日,重慶永川城區響起刺耳的防空警報聲。為紀念重慶“6.5”隧道慘案六十四周年,重慶當日下午2時30分至3時在城區開發區、上遊小學、亨通大酒店等5處警報鳴放點同時鳴放防空警報,警報信號以預先警報、空襲警報和解除警報三種方式進行。旨在昭示“居安思危、毋忘國恥、牢記曆史”。 |
重慶市民在重慶大轟炸慘案遺址悼念死難同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