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楊尚昆與三年困難時期精減城市人口和職工

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遭遇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央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調整國民經濟“八字方針”，要求精減城市人口2000萬，為此，成立中央精簡小組，楊尚昆為組長。90年代，楊尚昆撰寫《回憶錄》，多次談到要係統地談談精減城市人口問題，但是，他當時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寫好《回憶錄》第一冊（即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精減城市人口問題一直排不上日程。為了幫助他回憶，我根據他平時的談話，並收集了一些資料，整理出一份素材請他審閱。他看得很認真，在材料上畫了許多標記，對我說：“你整的這份材料有用，它勾起我很多回憶。讓我準備準備，等忙完了這一段，係統地講一講。”遺憾的是，《楊尚昆回憶錄》第一冊內容基本談完以後，他又忙著撰寫紀念周恩來、劉少奇和彭德懷百年誕辰的3篇文章，詳細談精減城市人口問題的承諾始終未能實現。

　　精減城市人口2000萬，是我國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楊尚昆一生中完成的最艱巨的任務之一。現在，根據他審閱過的那份材料，將楊尚昆主持中央精簡小組工作情況簡述如下。

　　楊尚昆又一次當了“聽用”

　　楊尚昆說：“我多次講過，我這個辦公廳主任是個‘聽用’。沒有明確由誰管的或是誰也不願管的，但又必須有人管的事情，都會落在我頭上。比如，三年困難時期，要精減城市人口，就不知道為什麽也要我去管。精簡工作本來是習仲勳、安子文他們在抓，習仲勳是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安子文是中央組織部部長，由他們抓精簡，可以說是名正言順。出乎意料，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夕，1月6日，周總理在中南海西花廳召開會議，部署精兵簡政。會上，周總理指定以我為主組成一個小組，指導全國精簡工作。你說怪不怪？當時我想，這是周總理代表中央宣布的決定，明知工作艱巨，困難重重，作為一名黨的高級幹部，也隻能服從分配，把任務接下來，盡力而為之。”

　　動員安置2000萬城市人口離開城市返回農村，實在是迫不得已的事。周總理說這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全國大搬遷。彭真說，即使最講服從命令的軍隊，把一兩千萬軍隊從這個戰線調到那個戰線，也不容易。但是，這項任務居然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完成了。楊尚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這樣的奇跡也隻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才能出現。當時我們告訴回鄉的職工，一旦國家形勢好轉，將優先把他們請回來。但是，時隔不久，一場‘文化大革命’攪亂了整個中國，國民經濟陷入更大的困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農村中的富餘勞動力一部分重新進入城市，更多的人被吸引到鄉鎮企業，離土不離鄉，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貫徹“八字方針”，壓縮城市人口

　　楊尚昆說：“現在50歲左右的人對三年困難時期恐怕記憶猶新。那時幾乎人人吃不飽飯，許多人身患浮腫，一些地方出現餓死人的現象。那幾年，困難到什麽程度？反映到人民生活上就是什麽都要憑證，全麵計劃供應。每人的糧、油定量都要砍一刀。1961年，北京市每個居民隻發3尺布票。彭真解釋說，3尺布票做衣服當然不夠，是讓大家買點布打補丁用的。3尺布還不能全部用來打補丁，因為你買1條毛巾，也要收你幾寸布票。那時真是困難啊！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不得不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麵調整。”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開始醞釀於1960年7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國家計委根據會議精神向國務院報送了《關於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製數字的報告》，提出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應以整頓、鞏固、提高為主，增加新的生產能力為輔。周總理在審閱這個報告時認為與其講整頓不如提調整，並建議增加“充實”二字，從而形成了完整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9月30日，中央批轉了國家計委的這份報告。但當時提出調整國民經濟，出發點仍然立足於繼續“躍進”，因此，很難真正貫徹執行。

　　1960年8月14日，中央發出《關於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第一次提出要大量精減非生產人員，充實生產戰線。一個月以後，中央批轉了習仲勳《關於中央各部門機構編製情況和精簡意見的報告》，並決定成立中央精簡幹部和安排勞動力五人小組，由安子文、習仲勳、馬文瑞、錢瑛、劉仁組成，安子文任組長，習仲勳任副組長，統一領導精簡工作。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批準“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但是，急於求成的“左”的思想並未根本克服，全會以後，“八字方針”的貫徹落實仍然執行不力。

　　4個月以後，1961年5月，麵對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中央又一次召開工作會議。會上周總理作關於糧食問題和壓縮城市人口的報告。他說，解決糧食問題的根本辦法，是從城市壓縮人口下鄉。如何壓法？最重要的方針，就是人從哪裏來，回到哪裏去。我們的職工人數還可以壓低，壓低並不影響我們的建設，反而可以節約勞動力，提高勞動生產率。3個人的飯3個人吃，不要5個人吃。陳雲著重講了精減職工和動員城市人口下鄉問題。他指出，現在我們麵前擺著兩條路供我們選擇：一個是繼續挖農民的口糧；一個是城市人口下鄉。兩條路必須選一條，沒有別的什麽路可走。我認為隻能走壓縮城市人口這條路。對此，楊尚昆感慨地說：“那時我剛剛從河北徐水、安國等地搞農村調查、宣讀《人民公社六十條》回來，當地農民口糧每人每天一般不足1斤原糧，加上在食堂吃飯浪費多，社員吃不飽，特別是主要勞動力吃不飽是普遍現象。因此，我深深體會到陳雲同誌這篇講話講得深刻，講得及時，真正抓住了問題的要害。”

　　這次工作會議結束以後，精減城市人口工作開始認真地抓了起來。

　　1961年8、9月，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第二次廬山會議）。這次會議統一了對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重要意義的認識，是調整國民經濟的真正開始。廬山會議最後一天，10月6日，中央批轉國家計委黨組《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後兩年補充計劃（控製數字）的報告》，對八屆九中全會規定的各項指標作了很大的調整。比如鋼，從原定1961年產量為1900萬噸猛降為850萬噸。

　　當時，由於被動員回鄉的大多是因為“大躍進”進城不久的新職工；同時，當時城市供應比較困難，農村的糧食、副食品可能相對地比城市反而寬鬆些，阻力比設想的要小，因而，精簡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1961年全年精減職工873萬人；城市人口減少1000萬人左右，減少糧食銷售40億斤。

　　七千人大會

　　廬山會議後，“八字方針”開始得到貫徹，但經濟形勢仍未擺脫困境。不久，1961年10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赫魯曉夫反華升級。國際、國內形勢使黨內出現新的思想動向。一些同誌為了回擊國外反華勢力對我的攻擊，主張拚命也要趕英超美，急躁情緒又滋長起來；更多的同誌，主要是縣和縣以下基層同誌，對於上級領導的主觀主義、高指標、瞎指揮存在埋怨情緒，要求發揚民主，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扭轉困難局麵。中央考慮了這些情況，在11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醞釀召開一次擴大到有縣一級幹部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根據這個精神，11月13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12月20日先召開一次例行的工作會議，1962年1月再召開一次擴大到有縣級領導幹部和重要廠礦、企業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這就是後來的七千人大會。

　　1962年1月11日，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參加會議的共有7118人。七千人聚在一起開會、議事，這在古今中外恐怕都是個創舉。劉少奇向大會提交了一個書麵報告。報告裏關於“精兵簡政”問題的文字不多，但分量很重，明確指出，精兵簡政問題是當前調整工作中的“首要問題”。

　　楊尚昆說：“這裏有一個小插曲。會議開了半個多月，已臨近春節（2月5日），大家都覺得該結束了，紛紛要求同中央領導同誌照個相。1月28日，出席會議的全體人員和工作人員共8000多人，來到中南海懷仁堂後廳外的草坪上，分7次同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同誌合影。從下午2時開始，到3時40分結束，隻花了一個多小時，就有條不紊、秩序井然地照了相。這麽多人合影恐怕也是古今中外空前創舉。”

　　但是，會議沒有結束。許多人反映，想說的話沒有說完，還憋著一肚子氣；還有人反映，小組會上有人壓製民主，不讓人講話等等。這些情況反映到毛澤東那裏。1月29日，毛澤東就在大會上宣布，要 “趁熱打鐵”，讓大家把話說完，會議延長到春節前閉幕。話音一落，全場熱烈鼓掌。為了防止小組會上壓製民主，中央幾位常委分別下到各組會場坐鎮。劉少奇去了安徽組，周恩來去了福建組，朱德去了山東組，陳雲去了陝西組，鄧小平去了四川組。由於有中央領導同誌在場，會議氣氛頓顯活躍。地、縣一級同誌紛紛向省委或直接向省委第一書記提意見。2月1日，毛澤東又決定，會議再延長幾天，讓大家把要講的話都講完，痛痛快快地在北京過個春節。2月7日，周總理在大會上講話，他提出克服目前困難八條辦法。其中第一條就是堅決精簡機構，壓縮城鎮人口，精減職工人數，減少糧食供應。他宣布：“中央決定，1962年上半年要繼續壓縮城鎮人口700萬人，其中職工要減少500萬人。在上半年精簡指標實現以後，下半年還要考慮提出新的精簡計劃。這是克服當前困難最重要的一著，也是調整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周總理講話以後，大會閉幕。

　　會議期間印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精減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討論稿）》，聽取與會同誌的意見。1月17日，又由楊尚昆主持討論了習仲勳起草的《中央精簡小組關於各級國家機關、黨派、人民團體精簡的建議》。會後，中央批轉了這個文件。

　　七千人大會期間，楊尚昆白天參加會議，晚上要聽各組討論情況的匯報，還要處理日常事務，每天搞到深夜，連續20多天，實在支持不住，最後終於病倒了。大會結束後，經中央批準，楊尚昆離京去外地休息了幾天。2月19日，楊尚昆又匆匆趕回北京，準備參加21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西樓會議），他身體仍然疲乏，勉強支持著。

　　西樓會議和中央精簡小組正式成立

　　1962年2月21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西樓會議）。劉少奇指出，中央工作會議時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麵目，怕什麽？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他指出，現在處於經濟恢複時期，但與1949年後三年恢複的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恢複經濟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陳雲在會上講話強調，減少城市人口，是克服困難的一項根本措施，無論從臨時辦法看，還是從長久考慮，都必須如此。陳雲認為按照劉少奇的說法，當時是非常時期，既然是非常時期，就要有應付非常時期的辦法。

　　減少城市人口，既然是看準了的克服困難的根本措施，當然就必須堅持集中統一，全力以赴地去完成。西樓會議期間，2月22日，中央書記處正式決定成立中央精簡小組。小組由楊尚昆、習仲勳、謝富治、張啟龍、馬文瑞、章夷白、高雲屏、童小鵬8人組成，楊尚昆為組長。中央精簡小組在中央書記處的直接領導下，負責處理有關全國精減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工作中的日常事務，隨時向中央反映這方麵的情況和問題，研究和提出解決問題的意見。原由安子文任組長的中央精簡五人小組即行撤銷。

　　2月27日，中央精簡小組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建立日常工作機構，設立辦公室，日常工作由馬文瑞負責；同時決定組織6個小組，分別去華北、東北、西北、華東、中南、西南各大區深入了解情況，調查研究。與此同時楊尚昆又要中央辦公廳派出兩個組，在南、北方各選一個工業比較發達的中等城市，考察“八字方針”貫徹落實情況並著重了解精減職工、減少城市人口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幾天以後，由群眾工作組組長王愈明和工業組組長賈步彬各帶一個組分別到了無錫和石家莊。

　　當時，各地、各部門總的來說對精減職工、減少城市人口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決心不大，行動緩慢，存有幻想。針對這種情況，周總理對中央精簡小組的工作抓得很緊，而且越來越緊，越來越具體。他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反複闡明精簡工作的重大意義和精簡工作中的各項政策。

　　當時，在一部分幹部中，確實存在一些模糊認識，主要是認為“形勢在逐步好轉，多用點人沒什麽”。“減人減過頭了，生產受到損失，工作也削弱了”。“把成千成萬職工送回農村是不是共產黨依靠工人階級的政策變了？”等等。楊尚昆說：“我在幹部中反複解釋，特別是針對黨要依靠工人階級問題。我說這個問題必須從思想上搞清楚，依靠工人階級不等於職工隊伍越大越好。工人階級這支隊伍的大小，決定於經濟發展水平。按照當前我們國家的情況，隊伍大了，人員多了，首先就要多吃商品糧，農民負擔不了，工農聯盟就有破裂的危險。很多人吃不飽，害浮腫病，就會影響城鄉關係。工業內部關係不協調，也會給市場、財政和人民生活帶來困難，這些對工人階級都是不利的。因此中央決定減人，正是為了工人階級的整體利益，正是更好地依靠工人階級。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黨的性質決定了黨必須依靠本階級，永遠不會改變。”

　　五月工作會議為精簡工作打開局麵

　　西樓會議兩個月後，1962年5月7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五月會議），劉少奇主持討論《中央財經小組關於討論1962年調整計劃的報告（草稿）》。根據西樓會議確定的原則，在經過充分調查研究，掌握了大量材料的基礎上，進一步製定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的具體方針政策和措施。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尖銳地指出：一般來講，目前的政治形勢是好的，人民是團結的。但是經濟是基礎，經濟形勢不好，政治形勢就那麽好呀？基礎不鞏固，在困難的情況下，政治形勢可能轉壞。他強調情況明，思想通，決心才能大。要下決心減少城市人口2000萬以上，兩年或兩年半完成。

　　會上，鄧小平把調整經濟、精減人員和加強農村的生產隊、發展農業生產並列為當時的兩項中心工作。他說，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務是兩個：一個是減少2000萬城市人口，一個是加強農村生產隊的工作。這兩件事情不能夠抓遲了。有些事情還可以慢一點，但是這兩件事越抓遲了越不利。劉少奇同意鄧小平的看法，強調減少2000萬城市人口這件事行動要迅速。他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都要建立指揮部，要和中央精簡小組經常通消息，哪裏發生了什麽事情，情況怎麽樣，要立即妥善處理。他還說，許多事情，光精簡小組負責不了，因為這不僅是精簡的問題，而是整個國民經濟的調整問題。他說，我覺得減少2000萬人比“大躍進”的工作更困難，把調整工作、精簡工作做好，要有更大的本事。

　　5月11日，周總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去年我們還不能設想關這麽多廠，拆這麽多“廟”，精減這麽多人。這件事情，在中國沒有哪個政權能夠這樣做，隻有我們才有這樣做的基礎。現在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下了更大的決心，就是下鄉職工要超過1000萬人，下鄉城市人口相應地爭取超過2000萬人。這是領導的決心，也是全民族的決心，幾乎要震動我們全民族的生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為了立即行動，會議決定，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精減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正式下發以前，先把周總理在會上講話要點帶回去，作為工作的依據。

　　5月14日，中央書記處舉行報告會，由李富春、李先念向北京黨政軍15級以上幹部傳達五月工作會議精神，聽報告的有28000餘人，主會場設在人民大會堂，還有8個分會場聽同期錄音，聲勢空前。21日，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並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減少職工和城鎮人口的宣傳要點的通知》，要求向廣大職工、幹部和他們的家屬以及農村幹部和農民進行普遍宣傳，做到家喻戶曉。接著，5月27日，中央發出在七千人大會時起草、會後反複修改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精減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提出全國職工人數應當在1961年年末的4170萬人的基礎上，再減少1056萬人至1072萬人。全國城鎮人口應當在1961年年末的1.2億人的基礎上，再減少2000萬人（包括從城鎮到農村去的職工在內），同時相應地減少吃商品糧的人口。文件發出前，5月24日，周總理還召開了國務院各部門黨外負責人會議，向黨外幹部詳細介紹了即將發出的《決定》，並說明《決定》之所以提高了原來確定的精減指標，是為了進一步減輕農業生產對城市供應的負擔，減輕對農民的壓力，緩和市場供應緊張。他強調隻要我們全黨、各民主黨派、全國人民動員起來，一條心，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不久，各地紛紛報來精減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計劃：精減職工分別為華北150萬人，東北180萬人，西北88萬人，華東248萬人，中南200萬人，西南171萬人，預計全國共精減職工1037萬人；減少城市人口分別為華北320萬人，東北410萬人，西北198萬人，華東470萬人，中南400萬人，西南124萬人，預計全國共精減城市人口1922萬人。各地報來的數字，接近中央的要求。

　　五月會議以後，精簡工作與國民經濟的調整特別是工業的調整和企業的關、停、並、轉結合進行，決心大、方法對、行動快。到1962年10月，大中城市和重要企業減少職工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或者接近完成。1962年底，全國城鎮人口總數為11659萬人，與1961年底的12707萬人比，減少人口和同期內自然增長以及其他增長因素相抵後，實際減少1048萬人；農村人口總數為55636萬人，與1961年底的53152萬人比，增加了2484萬人。從1963年開始，精簡工作進入掃尾階段，中央精簡小組的主要工作轉入政策研究和勞動工資安排。

　　1963年2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上討論了由中央精簡小組起草的《關於全部完成和力爭超額完成精減任務的決定》。《決定》說：“現在全國職工還有3260多萬人，城鎮人口還有11800多萬人，同目前的經濟水平和生產任務比較，還是多了。”“1963年全國必須減少職工160萬人以上，減少城鎮人口800萬人。”《決定》還提出：“隨著國民經濟情況的好轉，在減少大量職工以後，我們有可能撥出一部分錢來調整職工的工資。”這個文件後來經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於3月3日正式下發。調整工資的範圍是工人和行政18級以下幹部，調整麵為45％（後落實為40％）。執行結果是，1963年全民所有製職工年平均工資為641元，比1962年的592元，增加49元，增長8.3％。

　　3月15日，楊尚昆主持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中央一級司局長以上幹部會議，請周總理作關於中央精簡工作的報告。周總理要求精簡任務必須限期完成，以利於從8月份起開始調整工資，為第三個五年計劃打下新的發展基礎。總之，精簡工作必須抓到底，決不能草草了事。

　　在企事業精簡工作取得預定的效果後，中央精簡小組開始騰出手來抓黨政機關和人民團體的進一步精簡工作。1963年3月27日，中央批轉了中央精簡小組《關於中央國家機關、黨派、人民團體編製進一步精減調整的報告》，提出為了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部完成和力爭超額完成精簡任務的決定。中央機關行政編製總數，擬在目前實有50900餘人中再精減4900人，即編製總數控製在46000人以內，比1960年6月底精減前的67200餘人，減少21200餘人，減少31.5％。

　　到1963年6月，同1961年1月比，全國職工總數減少了1887萬人；全國城鎮人口減少了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數減少了2800萬人。平穩、順利、提前、超額完成了這項幾乎震動全民族生活的特殊任務。1963年7月31日，中央批轉中央精簡小組《關於精減任務完成和結束精簡工作的意見的報告》，至此，全國性精簡工作基本結束。

　　精簡工作基本結束以後

　　全國性精簡工作基本結束以後，中央精簡小組並未立即解散，而是繼續工作，不定期召開會議，分析形勢，研究政策，指導各地各部門妥善處理精簡工作中遺留的和精簡工作結束後出現的各種問題。直到1964年7月，中央精簡小組還召開會議，討論城市勞動力的安置問題。楊尚昆說，“1964年9月，我準備去陝西搞一期‘四清’，臨行前，我給小平、彭真寫信，交代我離京後的工作，還特別交代‘精簡小組還有一些善後工作，可由富春同誌兼顧’。20年前，李富春去東北，他把中辦的工作交給我；20年後，我去陝西，又把精簡工作交給他，想起來也很有趣。當然，我交給他的是臨時任務。”

　　精簡工作基本結束以後，到1963年底，全國城鎮人口總數1.16億人，工業勞動者人數1600萬人，分別比1961年底的1.27億人和2200萬人淨減1100萬人和600萬人；鄉村人口總數5.75億人，其中農業勞動者2.2億人，分別比1961年底的5.31億人和1.97億人淨增4400萬人和2300萬人。在當時的情況下，城鄉人口比例、工農業勞動者比例趨於合理。由於城鎮人口減少，糧食購銷量相應減少，農民留糧水平有所提高，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1963年,糧食產量為3400億斤，與1959年產量持平，比1961年的2950億斤，增加450億斤。

　　大規模精減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這是在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特定的曆史條件下，不得已采取的一種特殊措施。一句話，農村養不起這麽多的城鎮人口，城鎮人口隻好倒流回農村，別無出路。楊尚昆說：“回顧30多年前這段曆史，幾千萬人逆曆史潮流而動，浩浩蕩蕩地從城市退回到農村，不能不說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奇跡。這充分體現了當時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在黨的領導下克服困難的決心、力量和勇氣。”他強調：“當時精減回鄉的職工，無論以後重返城市或留在農村，都是做出了貢獻的。”

　　曆史證明，貫徹執行調整國民經濟“八字方針”，精減城市人口起了關鍵作用。那時，楊尚昆協助周總理宵衣旰食，殫精竭慮，終於按時完成了精減城市人口2000萬這項攻堅任務，創造了曆史的奇跡，為我國平穩渡過三年困難時期，工農業生產迅速恢複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百年潮》（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