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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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估價
自從汪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逃離重慶到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簽訂中日基本關係的條約為止，中間經過了兩年。對汪說來，這兩年是幾乎不斷失敗和節節投降的兩年。汪錯誤地設想中國政界已“分裂為勢均力敵的兩派”，但事實並不是這樣。1他的和平運動沒有打動重慶政府，沒有使有些關鍵人物倒向他這邊來，沒有贏得東南亞廣大華僑的支持，也沒有得到被人認為是搖擺不定的任何軍閥將領的讚助。日本人的想法是：“反蔣”的人就意味著“親日”，或者不用費什麽氣力就可以使他們轉變成為“親日”派。這種想法使汪錯上加錯。汪並沒有能夠使重慶的緊張政局和派係鬥爭加劇從而削弱其進行戰爭的能力及決心，眼看著蔣介石把政敵們一個一個地加以製服，他在河內和上海卻束手無策、無能為力，因為這時蔣得到了西方國家的援助以及要繼續進行援助的諾言。蔣的實力加強了。KMT和GCD的合作，雖說夠不上典型統一戰線的水平。但在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變之前也一直進行得還算順利。

總之，中國從來沒有那樣團結一致，齊心抗戰，而汪卻越來越背離了當時全國的民意。根據各方麵的了解，在他的私人秘書和密友（曾仲鳴）於一九三九年三月被KMT刺客暗殺以前，他差一點就要承認失敗而流亡國外了。但是那次暴行激怒了他，使他重下決心來反抗重慶對他的恐嚇。自從他在日本帝國陸軍軍官陪同下，乘一艘日本輪船從河內出發回到中國土地上那一天起，直到一九四〇年三月他的改組國民政府成立時為止，他把大量的中國主權奉送給了日本人——而這正是他原來常常發誓堅決不肯幹的事。他同意了建立顧問體製，這使日本人能有效地控製幾乎所有各級政府機關。他承認了滿洲國的獨立和蒙疆（包括長城以南的地方）的自治。由於他同意成立華北政務委員會，他就配合了日本，使那中國曆史上的心髒地帶成為受日本緊緊控製之下的自治區，並且使這個極為重要的地區和日本的戰略目的聯係在一起。甚至據稱他的政權尚能自主的首都一帶，即在長江下遊地區，他對於日本在軍事、經濟、政治等方麵享有特權的要求也一一應允。

總之，在中國未被占領的地區從未有過一個類似法國未被占領地區的維希政權那樣的政權，而維希政權幾乎在同一時期從它的征服者那裏爭取到了一個非占領區。我們知道，汪的同事們同帝國陸軍參謀本部最初達成的諒解是要在華南沒有被占領的省份成立一個政權的。我們沒有必要把這個計劃為什麽失敗和怎樣失敗的情況在這裏再重複一遍。但是值得再次強調指出的是：同意在占領區而不是在非占領區建立政權，對這個政權的性質和目的有重大關係。高宗武和汪的其他追隨者早就意識到這樣幹下去，汪政權就會受到人家指責它對日本奴顏婢膝而無法辯解。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汪實際上用他自己巨大的名望和威信（以及他的改組國民政府並不怎麽高的威信）去幫助日本最堅決的大陸擴張主義者的“分治合作”計劃。這個計劃同有些人所說的話完全是兩回事。他們硬說：日本由於中國的孱弱和不團結而苦惱，她希望有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能夠抵抗外國的侵略，特別是抵抗蘇聯和英國的侵略。這個計劃是如此藐視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以致隻要汪默認了它，他的政權就注定了非失敗不可。這個計劃使汪所許下的“複興中國”的諾言成為荒誕不經的假話。為汪辯護的人聲稱：汪和他的同事們並沒有真正替日本計劃賣力氣，他們隻不過是騙騙日本人，使日本人相信他們是在賣力幹而已。他們可能沒有說錯，事實也許真是那樣。但這絲毫也不能夠削弱對方反駁他們的理由，那就是說：憑汪在中國的顯赫地位，哪怕他隻是暖昧地支持了日本，就一定會使他本國人民陷於不和與混亂。

的確有一些日本人主張對汪采取遠為寬大的政策。這些人中間有不少人是根據石原莞爾將軍的觀點形成自己的戰略觀點的，而石原認為蘇聯才是日本真正的威脅。這種觀點要求日本非同中國和解不可，因為有一個持敵對態度的中國在背後，日本是不敢同蘇聯對抗的。為了改善和穩定中日關係，石原提出要建立一個符合兩國利益的東亞聯盟。這個建立在平等互助基礎上的鬆散聯盟能夠保證向日本提供對抗蘇聯所需要的安全和經濟力量，石原認為，隻要日本對過去的侵略和擴張的果實持否定態度（令人費解的是，他自己也曾經參與並發動過這一侵略行動），那就不難誘使中國來支持這個聯盟。*這樣一來，這個聯盟的目的不但適合，而且還有利於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因為中國也同日本一樣，有了這個聯盟而會得到加強，能夠抵禦不論是來自蘇聯或是來自西方的帝國主義。

* 在本書中，我始終有意要對石原異常尊重中國民族主義力量表示高度讚揚。雖然這一點是值得讚揚的，但也不應該使我們對於石原思想中的一些很有問題的內容視而不見。他畢竟提出過要讓參謀本部來決定國家政策的建議；而克勞利則曾指出（見《日本謀求自治》第394 頁）：“這一建議會否定內閣和首相決定官方政策權力的合法性。”其次，我們應該記住，石原並不把同中國搞和平當作目的，而是把它當作手段，以便發動一場不可避免的對蘇戰爭。最後，由於石原對共產主義的仇恨，凡是沒有規定完全消滅中國的共產主義的任何一種解決中國事變的辦法，他肯定都不會接受、人們現在隻能猜想石原的想法究竟會把日本帶向何處去；但是參謀本部大權獨攬、進行第二次日俄戰爭加上日本卷人重新爆發的中國內戰等等，這一切大概不會給日本帶來幸運。

象犬養健和影佐禎昭等一貫最親密地參與日汪合作的日本人，都自認為是石原的信徒。他們一心一意要依照石原的設想來建立汪政權，力圖降低日本對汪的要求並對汪作足夠的讓步，以消除其傀儡的臭名，使他能建立一個真正獨立自主並能生存下去的政權。由於影佐的重要地位和他同陸軍上層人物的關係，加上犬養和首相的交往，汪對他們能夠履行其諾言抱樂觀想法是有點理由的。但結果卻證明這種樂觀想法是沒有根據的。因影佐和犬養等等都無法說服日本領導人別提出過高的要求，這就注定了日汪進行合作的試驗和日本大泛亞主義的目標的命運非失敗不可。

我們在上文已經提及，影佐和犬養的奔走沒有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日本政界中有一種固定而又普遍的想法：感到重慶極為重要，決不能予以忽視，如果重慶不作為協商的一方，就不可能達成一項解決中日爭端的有意義的辦法。由於蔣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他和汪之間人所共知的矛盾，就不能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隻要同汪搭上了關係，那就一定會使對華戰爭拖下去，更不要說進行全麵合作了。所以這個時期的文章經常出現這樣一個比喻：就象犬養所說的那樣，大家都把汪看作隻不過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客人，而蔣才是盛宴以待的（盡管是遲到的）貴賓。雖然今並將軍很欽佩汪，但他也很坦率地承認：同汪合作“並不完全象在陰間碰見了菩薩那樣”。2可見，連最讚助汪的人也感到有必要設法同重慶達成協議，因此，他們在究竟以支持汪政權為最終目的還是利用汪作為通向KMT政府的橋梁這兩者之間一直搖擺不定。

還有其他原因有助於說明石原—影佐—犬養對中日合作的設想為什麽會成為泡影。最明顯的原因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分治合作”政策打擊了中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怎麽能夠期望中國人會擁護一個參與肢解自己國家的領導人呢？可是日本卻要求她的中國盟友不僅要容忍滿洲國和華北偽政權的存在，而且還得公開表示讚同。一九三八年底，北平的學生們被迫去參加為慶祝武漢三鎮陷落而舉行的大規模田徑長跑比賽之後，怎麽會不痛恨日本呢？當這些學生（以及他們的教師）在一九三九年參加一次運動會而集合時，當他們頭頂上飄揚著臨時政府的五色旗，眼前看到（那納粹紐倫堡閱兵式的東方翻版）由好多人群組成“東亞新秩序”五個大字時，他們心裏準會怎樣想呢，難道他們不會象曆史學家臼井那樣都能看出“統治淪陷區的不是臨時政府而是日本軍隊”？3一個中國新聞記者在參加了要通過決議感謝帝國陸軍創立滿洲國而召開的一次會議後，決心再也不受同日本人合作的氣了。試問又有多少個和日本人搞合作的中國人不和他抱同感呢？4

可是日本抓住她戰利品不放的決心卻從未動搖過。就是那些對中國民族主義最表同情的領導人也沒有考慮過放棄滿洲國。石射的《意見書》中就從未_ffm_)籣 _ff提出過這樣的建議。石原在他反對政府的多次演講中肯定也從未提到過這件事。石原反而（振振有詞地）爭辯說，滿洲基本上不算是中國的領土，是中國把滿洲人、蒙古人以及朝鮮人的這塊土地變成了殖民地的。日本到那裏去，為的是免得它落到西方國家的手裏去；現在它隻不過是“一個中日共有的殖民地”。5在我們所調查過的那些和平試探活動中，日本沒有考慮過要放棄滿洲國。據我所知，直到一九四五年七月日本人才認真考慮過這一讓步，甚至這時也還得不到東京的支持。 *
 這是由今井將軍所進行的多次秘密活動之一。這次他（奉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之命）試圖同KMT第十戰區副司令長官何柱國將軍談判一項和平解決的協議。（見訪問今井的談話記錄；另見今井的《近代的戰爭：與中國的鬥爭》第336—338頁）

但無論如何，這時重慶已無意同日本單獨媾和。沒過一個月，蘇聯軍隊就跨過滿洲邊界蜂擁而至，從根本上把日本能作自由選擇的機會一筆勾銷了。

曆史學家岡吉武所謂的日本“在心理上孤立”6於亞洲國家之外，乃是中日合作試驗之所以失敗的一個更基本的原因。岡吉武認為：由於日本的民族主義有其獨特之本源，所以這種孤立狀態就得到了發展。正是因為日本人的民族主義是經政府灌輸而來的，所以它就具有一種人為的性質。反之，中國的民族主義則是從整個世紀極其痛苦的經驗中產生出來的，所以它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內容。總之，由於日本人沒有經曆過受外國人淩辱的曆史，他們就不可能充分理解飽經屈辱的亞洲鄰國的思想感情。隻有缺乏這一心理因素才能說明為什麽日本硬要以蔣介石辭職作為停戰條件之一，而且不顧石射豬太郎和另外許多人的勸告，堅持這一要求。而石射等人則意識到了蔣是一種新的民族精神的強大象征。日本完全無視這一事實，硬把自己的意誌強加於汪，用種種苛刻的條件剝奪了汪和他的政權的愛國號召力，然後通過把汪打扮成與日本同心協力為一個受蘇聯和西方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求解放的解放者的辦法，希望他重新獲得那種號召力。這種異想天開的願望隻能用“在心理上驚人地脫離”了中國民族主義這種說法來解釋。能夠理解這個願望所包含的巨大諷刺意味的日本人是極少數的，但大多數的中國人卻是十分清楚的。

在這以前的整整四十年中，日本倡議的“泛亞”設想先後曾有過多次，但能符合石原將軍所要求的真正平等的則寥寥無幾7。石原的同僚中因泛亞主義的循環推理而作繭自縛的卻大有人在。在他們看來，泛亞主義賦予日本以製止蘇聯和資本主義向中國擴張的責任，但為了實現這項解放的使命，她自己就得向中國擴張，並在中國取得戰略基地。這種泛亞主義的概念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得到發展，而這些人的思想充其量隻能說是剛從他們國家過去曆史所形成的思想格局中解放了一半而已。封建社會使它的人民從等級，而不是從平等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難道我們還用得著問日本泛亞主義者究竟認為哪一個國家應該坐第一把交椅嗎，中國和日本對西方帝國主義及蘇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不同態度，就提供了答案。

中國的態度是軟弱的，而日本的態度則是強硬的。假若要把西方帝國主義和蘇聯布爾什維克主義這一對孿生的禍害從亞洲清除掉，顯然不能把這項任務的領導權交給中國。在許多日本人看來，中國連領導這場聖戰的最起碼條件也不具備，因為她算不上一個真正的政治實體。華北派遣軍參謀長酒井隆少將於一九三九年寫道：“中國隻是一個社會而不是一個國家。”他接著說：“或者還不如說：中國是一個土匪的社會。” 他又以日本軍國主義者常用的口吻說：“中國人民是汙染世界文明的細菌。”8

日本人對於中日兩國在泛亞秩序中相應的地位如何的獨特看法—— 這種看法對中國的威脅最大——表現在他們對於“天職”的信仰。根據這個狂熱的想法，不管中國願意與否，日本不但有權而且是不得不去拯救中國的。隻有當人們理解了“天職”思想的支配作用時，才會對鬆井大將在國際軍事法庭上為侵華戰爭所作的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辯護感到中聽：
中日之間的鬥爭總是“亞洲大家庭” 中兄弟之爭……多年來，我一直認為：我們應該把這種鬥爭當作是使中國人進行自我反省的辦法之一。我們並不是因為憎恨他們才這樣做，恰恰相反，我們這樣做正是因為我們太愛他們了。這就象在家庭中一樣，當老大哥對行為不端的弟弟忍無可忍時。就不得不揍弟弟一頓，教他規矩點。9

至於日本士兵和平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常常夠不上鬆井所謂的“老大哥”的品行的問題，我們就不必大加譴責了10。戰後東京審訊所提供的證據就足以說明老大哥們對中國人的暴行的規模。不過，假如戰時暴行果真是可以解釋的話，那麽這些證據也並沒有說明這種非人道行為的原因。但是，由於日本在中國大陸駐軍的野蠻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象汪那樣極力為日本塗脂抹粉的人的失敗，我們不能不略加評論就輕輕地放過這一點。當然，日本軍隊軍紀的敗壞可以部分地從日本社會製度沒有一套概括的倫理準則來解釋。這套準則既能約束在自己家鄉生活的農民，又能在他穿上軍裝被派往中國去駐守一個城市時仍然起作用。日本人在國內遵守一套既繁瑣又有約束力的社會行為規則——這套規則幾乎把他管束得透不過氣來——凡是他可能遇到的一切社會環境或道德場合，都得照章辦事。他隻要遵守他從小就學到了的章法和習慣，就能保證他個人的安全和社會的安寧。當日本人遇到了這類章法本本所不能解決的場合，或者遇上約束他日常行為的規則範圍以外的場合，他就很可能胡幹一通。埃德溫·賴肖爾寫道：“比起我們這些依照比較概括的信條和為數較少的具體規則生活的人來，日本人在本本範圍以外行事時會更加感到無所適從。”11賴肖爾又說，日本人的那些“人人必讀的處事指南”，在通常情況下是行之有效的，它“比起我們自己那個比較帶個人主義的操行準則來，也許的確可以少製造一些摩擦和緊張關係”；但是“一旦遇上意外的情況，他們的倫理準則就會比我們這種比較概括的倫理概念崩潰得更加徹底，從而使日本人倒退到按照他們排除約束的本能來行事的地步了”。

日本作家樂於強調軍隊生活對各級士兵的有害影響。野間宏戰後所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帝國陸軍的小說《真空地帶》，把軍隊描繪成一個建立在鎮壓人類本性基礎上的非人道機構。他以親身經驗描寫了軍官之間為了向上爬、搞貪汙、尤其是搞暴行而進行不講信義和野蠻的競賽等一係列令人寒心的事實。社會學家鶴見和子把“無情破壞個人私生活以及廣泛使用暴力”描繪成為“從反麵影響社會化”的方式。她寫道：“社會化執行者的暴戾和目空一切達到了頂點，而被社會化的對象的痛苦、恐懼和屈辱也達到了頂點。”12這個社會化過程的目的是禁止士兵按自己的意誌去想、去做，甚至連覺得自己還有意誌都不行——一句話，就是要造成野間在他小說中所說的那個“真空地帶”。隻有這樣，士兵才會在被“社會化”之後去送死——那就是說，使他乖乖地去送死。

丸山真男認為，日本軍隊在中國和其他國家所犯的暴行是一種“轉嫁壓迫”的行為。士兵受到上級壓迫和虐待之後，遇到了任何他可以壓迫和虐待的人，就如法炮製，從而得到一種心理上的補償。丸山並沒有為高級軍官開脫他們對日軍在中國所犯暴行的最後責任，但是他指出，犯罪的都是那些一般士兵。考慮到日本社會的性質，他作出結論說：“在平時，過著平民和軍隊生活的士兵找不到任何可以轉嫁壓迫的對象。當他們一旦有可能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就會受到一種強烈的衝動，要一下子把壓在自己頭上的壓力通通解除掉，這一點是不足為奇的。”13

姑且先不提奸淫擄掠這類事，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國的日本“老大哥”也和任何其他士兵一樣，極其喜歡在他們日常用語中講種族侮辱性的話。日本話“中國佬”相當於英語中的“chink”（美國俚語蔑視中國人的稱呼。——譯者注），而且也是以同樣鄙視的音調說出來的。火野葦平所寫的戰爭報道（以《戰爭和士兵》為題譯成英文）中提到，不論“中國佬”是抵抗還是歡迎日本兵，他們都是被看不起的。他在寫到一九三七年末速決的杭州戰役中，某些城鎮的居民對他竟以笑臉相迎而大感驚訝時說：
假使日本城市被敵人占領了，就不可能有這種事情。無論男女老幼都不會忘記他們是敵人，而且始終會對他們抱著敵意。日本人就是死也不願和敵人友好的。我們可以同中國的個人友好，而且甚至可以愛上他們。但是看到他們在自己國家命運處於危急的情況下，還要對敵人微笑和誘媚以保全自己的生命，象這樣一個民族，我們怎麽能不鄙視他們呢？在我們士兵看來，他們都是些使人瞧不起而且沒有骨氣的人。14

這樣就不難看出，這種民族優越感——或者用一些沙文主義的口號（例如“發揚國威”）來表明國家最終目標的做法——是怎樣使石原那些泛亞主義者的夢想歸於破滅的。重光葵在批評自己國家在戰時陶醉於發揚國威時寫道：“不幸的日本呀，她不僅理解錯了，而且連克製自己都感到不耐煩、不可容忍了。講來講去，隻有國威兩個字才是重要的。就是這兩個字決定了國家政策，決定了作戰計劃。戰時人民的心理狀態也是由這兩個字塑造出來的。這固然很了不起，但是看來忍耐和明智恐怕要更可貴一些。”15

汪精衛向中國人民兜售孫中山的泛亞思想時，所碰到的問題也是不難理解的。汪的一切辯才都無法掩蓋這樣一個事實：一九四〇年的日本已經不再是本世紀初葉時對孫中山友好、讚助國民革命的日本了。孫中山在死前幾個月，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到日本去作了他多次旅行中的最後一次。他對日本人發表的最後一次重要演說中，談到了泛亞主義。他把以仁愛、正義、道德，亦即王道為基礎的東方文化同西方的霸道文化作了對照，他向日本聽眾提出這樣一項挑戰：“雖然日本現在已經很熟悉西方霸道文化那一套了，但也還保持著東方王道文化的特點。現在的問題是：日本究竟是要做西方霸道文化的老鷹，還是要做捍衛東方的長城，這是日本人民麵臨的抉擇。”16

影佐、犬養以及他們的同事們都未能回答孫中山所提出的挑戰，他們也未能為汪爭取到本來可以使他和日本處於平等地位的讓步，這樣就證實了：一九二四年以來，霸道牌的泛亞主義已經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占著統治地位。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當汪正準備叛離重慶時，近衛還隻不過給自己心目中的泛亞主義取了一個新名字——東亞新秩序。那時怎樣把他話裏的抽象內容變成具體政策還要拭目以待。但事後看出“新秩序”原來就是日本控製她的泛亞夥伴的那一套，卻是不難的。但是在當初，的確有理由相信“新秩序”有實現真正夥伴關係的某種可能性——這倒並不是由於近衛和他的顧問們真心真意要搞真正的乎等合作（雖然某些人確是這樣），而是由於他們希望約束日本軍人集團，從而結束嚴重消耗日本國力的戰爭。把“新秩序”解釋成為對汪有可估後果的並不是近衛和他的顧問們，而是那些興亞院的成員們。興亞院頭目之一的喜多城一將軍後來在戰犯審訊中，以少有的直截了當的話宣稱：興亞院的任務就是“使中國日本化”。17

讓我們再指出石原的泛亞平等概念之所以站不住的最後一個原因：很簡單，那就是軍人中最有勢力的那一部分人並不同意石原的基本設想。屬於那一集團的東條英機、田中新一、富永恭次、杉山元等人肯定對石原擔憂蘇聯的見解抱有同感。但他們得出一個完全不同的結論：不應該以同中國交好的方式來使中國保持中立，而應該把她消滅從而使她中立化。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不顧石原的警告，逐漸采取消滅的政策。當人們看到決定國策的各種會議記錄時——禦前會議，大本營、政府聯席會議，四大臣會議以及五大臣會議——就會感到十分驚訝：既缺乏一個強有力的領袖，對重大問題的分析又是那樣平庸，尤其是他們在製訂計劃時竟會那樣目光短淺。總之，無數證據說明：日本正是象石原所預見的那樣，一步一步地滑進大陸泥沼中去。許多日本人，不論是局內或是局外人，都評論過這個過程。丸山真男論及日本領導人未能“根據既定的明確目標來調整對策”，從而“使用殘暴的力量來推行政策的情況變得越來越普遍，直到最終無法挽回。”18近衛在一九四五年寫了一段悲傷的悼詞：“情況已是這樣，形勢的發展逼得他們（陸軍）繼續往前走，戰線越拉越長。中國事變之所以造成極大的危害，其原因就在這裏。”19

近衛特別把應承擔的責任推到陸軍身上去，其實我們都知道消滅政策在一九三八年曾得到他的內閣的完全讚同。要是說近衛沒有象尾崎秀實那樣會拉響對華作戰危險警報的謀土，他不是也有象永井柳太郎那樣的謀士嗎，而且“溫和的永井是毫無疑問夠得上通常稱為自由派的開明文官的”。20可是，即使象永井那樣的溫和派也會把消滅KMT中國的政策說成是合理的。他爭辯說：日本的真正敵人不是中國人民，而是“白人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南京傀儡（蔣介石）之間的罪惡聯盟”。*近衛不是沒有覺察到戰爭拖延下去的危險性，但是沉醉於執行日本神聖使命的迷夢則足以麻痹他對危險的警惕心。
* 見杜斯的《永井柳太郎和“白人之禍”，一九〇五——一九四四年》第46頁。永井在近衛第一屆內閣中擔任過許多職務，並於一九四二年擔任駐13 汪精衛政權的特使。他後來認為，傳統的政黨製度已無法動員全國的力量來滿足日本戰時的特殊需要，因此他和近衛聯合起來要求解散各個政黨（包括他自己的民政黨），以組成一個包括各方麵的政治組織。結果在一九四〇年組成了大政翼讚會，直到一九四四年他死時為止，他一直是這個組織的成員。

使曆史學家感到興趣的是，那種根深蒂固的看法，即日本曆來一貫認為為了保衛日本就必須消滅——或最起碼得征服——中國。至少早在十八世紀，象兵器專家兼防禦戰略家林子平（一七三八——一七九三）那樣的作家，就已把中國和俄國描繪成為對日本的威脅，並且主張采取強有力的擴張政策來應付這種危險。一八二三年，著名的醫生、藥物學家兼天文學家、西方軍事科學的最早倡導者之一佐藤信淵（一七六九——一八〇〇）寫了一本名叫《混同秘策》（即《並吞的秘密計劃》）的書。這本書強調指出，一個弱小的中國使日本麵臨危險。21它並不是說中國本身會威脅日本，而是因為中國容許真正威脅日本的英國在亞洲獲得立足點。佐藤認為：日本的對策應該是，占領中國的一部分作為屏障，以阻遏英國進一步的擴張。由於中華帝國在鴉片戰爭中戰敗，把中國看作是對日本的威脅（雖然不是直接的），以及把中國看作是沒有人瞧得起的貧弱、腐敗的國家的論調乃甚囂塵上，這是二點也不足為奇的。在此以後，有影響的思想家象會澤正誌齋（一七八二——一八六三）、橫田小楠（一八〇九——一八六九）、福澤諭吉（一八三三——一九〇一）及德富蘇峰（一八六三——一九五七）等人對中國的攻擊日益尖銳了。日本之所以推遲進攻中國及其保護國朝鮮，並不是由於她對這一行動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還有什麽懷疑，而是對進攻的時機和準備工作是否成熟還有爭論。在沒有擺脫過去封建時期的分裂狀態、沒有形成有力的國家意識、沒有掌握西方軍事優勢的秘密以前，日本是不敢動手的。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許多人感到這些條件已經具備，同時中國受屈辱和失敗的慘狀也更加成為定局了。

這時，擴張主義者的思想中增加了一條崇高的公正說法。說什麽他們主張對中國進行擴張並不是從國家自私利益這個狹隘的理由出發，而是為了保衛文明——盡管對於他們所要拯救的究竟是“近代文明”還是東方文明，遠遠沒有一致的意見。大教育家和西方自由主義的傳布者招澤渝吉就常常強調這一點。他在一八八一年寫道：“我國一定要從軍事上保護她（中國〕，從文化上指導她，向她指出達到近代文明的道路。”而且在不可避免的情況下，“我國甚至可以用武力威脅［中國］以保證她的進步”。22一八八五年福澤在他所辦的《時事新報》上發表了一篇雖簡短卻堪稱馳名的文章。就象它的標題《脫亞論》的含義那樣，這篇文章要求日本“退出亞洲”，就是說要日本拋棄她的亞洲傳統，以西方為樣板全力進行現代化。與此同時，任何要使落後得不可救藥的中國人和朝鮮人文明起來的想法都必須予以放棄。他寫道：“我們不必因為中國和朝鮮是我們的近鄰而對她們特別客氣。我們還不如照西方國家那樣來對待她們。”23鬆本三之助就在《脫亞論》
中找到了日本侵華的根源。他寫道：“不可否認，這篇論文起了為以後幾十年日本對亞洲大陸搞帝國主義擴張進行辯護和鼓勵的作用。”24

德富蘇峰和福澤一樣，也是宣揚西方進步事物的重要代言人。他利用他那有影響的報紙《國民之友》的社論欄來為終於在一八九四年八月爆發的對華戰爭進行辯護。他在第一次中日戰爭發生的前一年寫道：日本馬上就要變成“大日本”了，就要變成一個馳騁於整個亞洲和南太平洋的國家了。他說：他所鼓吹的擴張目的不僅隻限於發展貿易或建立殖___________民地，“而［更重要的是］在於向全世界顯示國力”。他在戰爭爆發前不久又寫道：“從各方麵看來，是中國阻撓了我們擴大國家威力。當我們要建立‘大日本’的時候，我們發現我國外交政策麵臨巨大困難的原因是在中國而不在歐洲。”

25當一八九四年夏日本找到了對中國挑起戰爭的適當借口時，德富感到十分高興。因為它意味著那是使日本能夠獲得一個“和世界上其他擴張主義大國並駕齊驅”的機會。26當他所支持的 “漂亮的小戰爭”終於爆發時，他簡直是樂不可支。戰爭開始不久。他寫了一篇社論，糾正了某些人認為戰爭的目的是為了索取巨額賠款的想法。他指出：“日本就是為一舉而決定［他］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戰。”他又說：“假如我國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以前的一切誤解都會消除。我國和我們民族特色的真正性質就會象太陽衝破濃霧那樣，突然顯示出來。”27

明治時代日本最早的基督徒學者內村完造（一八六一——一九三〇），他雖然後來是以和平主義者而著稱，但在戰爭發生時也附和這種日本負有曆史使命的論調，並且宣稱這是“曆史的需要”。他援引古典著作、聖經和歐洲曆史來證明“高麗戰爭”（他的說法）是一次“正義戰爭”。他爭辯說，“高麗戰爭就是要決定：到底‘進步’能否象在西方早已實現那樣成為統治東方的法則，還是讓先是由波斯帝國、以後由迦太基、再以後由西班牙、而現在最後（但願這是曆史上最後的一次）則由大清帝國所代表的‘倒退’來永遠統治東方。”28

日本在對華戰爭中輕而易舉地贏得了一連串勝利。這在國內是非常得人心的——無數老武士要求參戰，以致天皇不得不特別降旨，命令他們守住自己的崗位。當這個國家充滿自豪感和對中國的蔑視時，日本人把以前在文化方麵可能對中國懷有感激的心情都忘得一幹二淨了。唐納德·基恩編了一本書目，把慶祝那次短暫的戰爭的流行歌曲、劇本、詩歌以及“錦繪”（彩色木版畫）都收集了進去。在“錦繪”中，中國人總是被畫成怯懦、毫無尊嚴、毫無理性和不體麵的劣等人。歌曲則把中國領導人李鴻章大加嘲笑（“李呀，李呀，扁鼻子李鴻章呀！”）。一個人問：“在親王馬前打滾的是什麽呀？”另一個人鄙夷地回答：“是支那人的南瓜腦袋，難道你還不知道？”29當著名詩人與謝野寬（一八七三——一九三五）聽到宣戰時，他就在詩中提到那臭名昭著的耳塚——十六世紀日本領袖豐臣秀吉對朝鮮戰爭中從中國士兵頭上割下的耳朵建成的耳墳：何須自愧不如古？再建耳塚時已近。30

誠然，當時也有許多日本人並不抱這種反華情緒，到了三十年代，中國所發生的許多事情也的確足以使日本人改變他們鄙視中國的態度。但是先人為主的觀念還存在。我們已經看到，象石射或者石原那樣，敢於對長期以來把中國的孱弱看作是對日本的威脅的荒謬見解提出挑戰的人畢竟是個別的。我們也看到他們的忠告是很少有人聽得進去的。就是第二次大戰日本的戰敗也沒有完全把某些日本人認為必須消滅中國的偏見鏟除掉。鶴見和子援引了一個即將被處死的中將戰犯的遺囑為例，說明上述那種看法是多麽頑固。“我的肉體死亡後，我的真正靈魂將會在天上飛翔。它一直要等到日本報了她戰敗之仇以後才會停止飛翔……隻有消滅美國，征服中國，才能複興天皇的國家。隻要我國仍然處於美國或是中國的壓力之下，她就複興了，也實現不了大日本的世界使命。”31

在本書開頭我就同意了角田順的意見。那就是，理解象石原莞爾和犬養健（我還要把石射豬太郎也包括在內）這些人作出的“努力最後為什麽會流產”，對於理解中日戰爭是極為重要的。日本在緬甸的主要合作者巴莫曾經設想過那些人的努力要是沒有“流產”所可能產生的結果。在他最近發表的回憶錄中，他對日本“背棄”了她的亞洲同盟者和合作者的可悲後果表示惋惜。他寫道：假如日本沒有被她的軍國主義者和“種族狂”們所背棄，那末亞洲和日本會有多麽不同的前途啊！

假如日本真正具有亞洲的本性，假如她就象在戰爭開始時自己所宣稱的那樣，忠於亞洲人的亞洲的概念，她的命運本來是會完全兩樣的。半個甚至半個以上的亞洲，不會因為日本在軍事上的失敗而勾銷對她的信任和感激。那就會大大有助於使她在亞洲有其應有地位的戰後世界中，找到一席嶄新的、偉大的、永久的地位。

汪的動機

屬於梅機關的外交部中國通清水董三曾經說過：隻要汪精衛出席了有日本外交官和軍官參加的社交場合或是正式場合，日本人“相形之下，都顯得黯然失色”。33汪的堂堂儀表起了鼓舞他的追隨者的作用，但那也無法彌補長達六年的戰時對敵合作給他們一生所造成的損害。美國參戰後，汪政權的絕望處境使它的許多成員意誌消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觀泛濫。金雄白寫道：“許多人借酒消愁。汪是例外，而李士群、梅思平、陳公博、周佛海等人個個都和女人有糾葛。”34汪的私生活一直是無可非議的。即使是最嚴厲的批評者也無法把通常指責他下屬非法牟利和生活糜爛等罪名加在他的頭上。他家中擺設簡單，並沒有一般認為象他這樣有地位的人應有的豪華氣派。汪喜歡請客吃飯，但吃的總是“極平常的西餐”。他總是和妻子、兒女坐在一桌，客人就坐在另外一桌。據說有一次，汪夫人買了一些西餐餐具，汪誤以為是昂貴的東西，暴怒之餘把它們摔得粉碎，而且責備他的妻子說：“你怎麽可以在這樣一個時候把錢浪費在這些東西上呢？”35

隨著對日合作的緊張關係的加劇，平常性情溫和的汪精衛發脾氣的次數也越來越多了。他常常在會議開到一半時發起火來，用拳頭捶桌子，找一把椅子或是其它什麽東西來摔，要是找不到東西的話，就在在場的人——通常是他的聯襟褚民誼——身上出氣。一九四三年有一次，當他聽說他的下屬準備把日本人交給他們的一批被俘的KMT士兵關到戰俘營裏去，就勃然大怒。他氣得淚流滿麵，責備他的同事沒有愛國心。他說：日本當然希望把他們當作敵人和戰俘來看待，但是這些人畢竟都曾經為“祖國”賣過命，中國同胞除了向他們致敬之外，還能怎樣對待他們呢？36戰時對日合作不可設想的尷尬局麵就在這類事情中集中表現出來。它還表現在汪於太平洋戰爭開始不久後對他兒子的教導。汪充分理解，美國參戰對他自己和日本來說都是不祥之兆，因此要他兒子作最壞的打算。要是中國能夠
得救、能夠得以幸存，那末他自己的生命。和名譽就保不住了，他的家庭和房子也就完了。汪告訴他的兒子說：“你一定要有應付這個日子到來的勇氣。”37

當汪叛離重慶時，他不會沒有想到曆史對通敵者所作的結論。汪自己就譴責過溥儀（他畢竟還不是漢人），說溥儀是配合日本搞滿洲國陰謀的“漢奸”。38他一定知道他的政敵和多數同胞準會把他自己說過的話回敬他。例如，他在一九三四年所作的聲明：“中國（將）采取堅定不移的立場反對任何默認或意味著承認‘滿洲國’的步驟。”39又如他在同年發表的聲明：“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背信棄義地侵占沈陽以來，我們不惜一切代價，始終堅持拒絕簽訂任何有損中國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的條約。我們準備現在遭受苦難，為的是使將來少受些痛苦。”40再如他在叛逃前一年所說的：“難道我們會甘願做傀儡嗎，假使不願意，唯一可走的路就是作最大的犧牲……個人犧牲是不夠的。中國人民決不允許任何一個同胞在活著的時候去當傀儡。”41

假使汪果真確信他的人民是受日本侵略者的剝削和壓迫，那麽他又怎麽可能為自己同侵略者的合作開脫呢，大概隻能這樣解釋：他與日本人合作完全是出於一個錯誤的估計，誤認為日本會獲勝，因此才作繭自縛。雖然後來他早已明白這樣做既無助於國家，又不利於個人，但還不得不繼續同日本人合作下去。

在那篇據說是汪的遺囑中，他為自己辯護說：他正是由於日本掠奪他的人民——而不是不顧他的人民——他才和日本談判，並且終於同她合作了。42這文件承認汪是處於軟弱的討價還價地位來進行談判的（“我是赤手空拳的”）。但他爭辯說：恰恰由於他本身和中國都很孱弱，所以他的對日合作是有道理的。中國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似乎處於絕境，外國朋友的重大援助充其量隻能說把握不大，在這同時，中國最重要的領土正被殘暴的敵人所占領，其餘部分則被無能透頂用防禦部隊的焦土政策所破壞。絕望之餘，不得不采取孤注一擲的行動。蔣介石不可能鼓吹和平或者提出同敵人妥協的主張，因為他的責任就是以武力保衛祖國，而且全國人民“慷慨激昂”的情緒也決不會答應他這樣做的。所以“與其他來，不如我幹”。由於汪的軟弱——不象蔣，汪並沒有軍隊——所以他顯然沒有理由對自己的使命抱樂觀想法。但是他至少可以通過談判，利用日本軍人之間的傾軋，並且設法和一些比較明智的人物（例如天皇）掛上鉤。

我為什麽要玷汙自己的名聲，並且不顧自己四十年來獻身國事的光榮業績？其原因是，國家處於危急存亡之際，我們隻有靠機智才能保全它。要是我們能乘敵人之不備，收複國土，安撫流離失所的民眾——隻要我能夠做到這一點——不論我的餘生會如何困難，我也置之度外。了解我的人們會同情我的困難，不會說我的做法不正當的。43

由於走投無路的日本人認為，汪的影響也許大到有可能獲致和平，汪就越來越有可能“為同胞爭取到保障”，拖延敵軍的進攻，在享有中國的物產和資源方麵同日本“競爭”。所以在汪看來，充當對日合作者，簽訂一些協定和條約，都是一種競爭的方法——特別是在由誰來控製中國主權方麵進行競爭。一旦戰爭結束——假如盟國獲勝（他終於不得不作這樣的假定）——反正這些條約也隻不過是一堆“廢紙”而已。


《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1937-1945）》作者: 約翰·亨特·博伊爾

本書於一九七二年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約翰亨特博伊爾是斯坦福大學曆史係副教授，一九七〇年獲得富布賴特獎金的資助，到東京專門研究中日戰爭史。這本書的主要資料來源是：三百多種與中日戰爭有關的專著、回憶錄、論文以及日本外務省、德國外交部、美國國務院和前盟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有關檔案材料；此外，作者還采訪了當時參與日本和汪精衛勾結的日本頭麵人物今井武夫、清水董三、鬆本重治和漢奸陶希聖、高宗武、李聖五等人。

這本書史料比較豐富，敘事也還生動，盡管存在部分謬誤，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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