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二戰日軍裝甲部隊的滯後

與西方列強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陸軍，在軍事學術的諸多領域表現出明顯的滯後。其中，坦克兵種的弱小是最典型的例證，這主要體現在坦克的質量、數量以及戰略戰術的運用上。由於坦克部隊的建設直接涉及國家經濟實力、戰備技術水平以及軍事思想的演進等基本方麵，所以對其進行重點探討，或許最能反映問題的實質。拙文希翼有助於“二戰”史界客觀評估日軍的整體實力。

（一） 與坦克“硬件”建設最直接相關的是坦克製造業的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而其主要依托是該國冶金業中的鋼鐵工業和機械製造業裏的汽車工業的狀況。

盡管30、40年代的日本是亞洲最發達的國家，是世界列強之一，但它的經濟水平仍大大低於歐美諸強國。以1937年為例，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工業生產在全世界所占比重分別是38%、10%、11%、5%、4%[1]，日本居末位。而且它重工業的基礎過分薄弱，在工業結構中的比重較小，1936年時僅為49.6%，尚不到一半。雖然日本拚命壓縮日用商品的生產以擴大重工業的比重，從1936年到1941年其冶金業產量增加了1.9倍，機器製造業增加了4.3倍，但軍需工業在列強中依然是“最脆弱和最不成熟的”[2]。這是發展坦克兵器難以逾越的障礙。 鋼是製造坦克最重要的原材料，鋼產量是衡量國家鋼鐵工業水平的最佳尺度。1939至1945年間，日本的鋼產總量為480萬噸，蘇聯是它的1.9倍，英國是2.1倍，德國是3.9倍，美國甚至達到了10.6倍。[3]坦克工業的可用鋼量受製於國家的鋼產總量，日本在前者上的劣勢要比後者更為明顯。除去民間用鋼外，它還需要製造大量的船舶艦艇，維持一支與美國相對抗的龐大海軍，這對鋼產量位居後列的日本來說，負擔是極重的。因此，日本陸軍，特別是它坦克兵種所占的用鋼比例和絕對數量勢必要比列強小得多。

戰前，日本的鋼產量就已無法滿足其軍需工業及機器製造業的需求，不得不依賴進口。1931年至1934年間，日本輸入鋼製品共達22.75萬噸，便是明證。戰爭爆發後，隨著軍工規模不斷擴大，日本更是感到鋼產量嚴重不足，“隻好靠收集全國的廢鐵，甚而剝奪居民的一部分金屬用具，拆除花園和私人領地上的鐵柵，用木柱代替電車路的金屬柱子”[4]。1944年以後，收集國內廢鐵的規模更為擴大，但畢竟杯水車薪，於事無補。

坦克是運動的鋼鐵，鋼鐵要裝上輪子，必須緊密依賴汽車工業的整套技術班子和人員。今天的日本是汽車王國，但在30、40年代，它的汽車製造還遠遜於包括意大利在內的歐美列強。大多數企業由外資經營，其產量甚至連平時的需要都不能滿足，每年都必須輸入大量的外國汽車和汽車發動機、曳引機等部件。民族汽車企業起步較晚，雖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但發展緩慢。在歐美當小汽車已成為普遍交通工具時，日本所擁有的隻限於少數人的高級車和公共汽車而已。一般來說，汽車工業和坦克製造業的規模是成正比的，兩者猶如母子關係，前者預示著後者可能發展的潛力。從1930年至1945年的16年間，日本汽車總產量是398947輛，最高年份在1940年，達57330輛。[5]同樣是1940年，蘇聯生產了14.54萬輛汽車，德國約30萬輛，英國也有40、50萬輛，而美國竟達447.1萬輛，超過日本16年總產量的10倍。由於日本“汽車工業規模甚小，故其機械化師團的裝備，絕不能及英美的規模”[6]。

日本貧弱的鋼鐵和汽車工業，注定了其坦克製造業決難有大的作為。日本遲至1926年才開始自己試造坦克，此前主要是向英國購買“MK—IV”和“MK—A”坦克，向法國購買“雷諾—F17”輕型坦克。1927年2月，陸軍技術本部車輛班模仿雷諾坦克設計的第一號戰車，在大阪兵工廠和一些民間會社的協作下終於研製成功，它重12噸，時速25公裏。第一號戰車在富士山下進行了變速、爬坡、越壕以及火力射擊的檢驗，基本上達到了設計要求。1929年4月，大阪兵工廠又研製成第二號戰車，重9.8噸，一門57毫米火炮，一挺6.5毫米機槍，裝甲5至17毫米，最大時速26公裏，最大行程120公裏。[7]該車在從東京到青森的長途試行中表現良好。它在投產時應軍方要求增重到11.5噸，並定名為89式中戰車。另兩種主戰坦克，即95式輕戰車和97式中戰車則分別製成於1935和1937年。在此期間，日本還先後研製成其他一些輔助戰車和裝甲車。30、40年代，日本從事坦克和坦克部件生產的廠家主要有：川崎汽車廠、大阪兵工廠、小倉兵工廠、名古屋兵工廠、石川島兵工廠、東京瓦斯電氣公司、相模造兵廠、三菱重工業、日立製作所、日野自動車、日本製鋼所、汽車會社、新鐵工所、神戶製鋼所、池貝自動車等。坦克製造企業95%屬於民營，其餘5%屬軍營，生產能力總體較低。 15年的總產量是6510輛，其中95式輕戰車和97式中戰車占了大頭，分別是2374輛和2300輛。[9]這15年的平均產量僅400多輛而已，即使是1937年到1945年，年均也不過701輛。考慮到戰時坦克車輛的整批損壞，如此低產顯然很難滿足軍方的需求。

事實上，30年代中期就已有人對日本戰時坦克生產的窘境作過預計：日本“坦克車生產在戰事初起半年中，不能超過五百輛，下一年不能超過一千三百輛。軍隊現有的和存儲的坦克車亦達一千二百輛，但是戰爭初期半年所需的坦克車數卻是三千三百輛，所以，日本在這個期間，它必須從國外輸入一六00輛。在下一半年中，所需坦克車數是二千七百輛。因此，日本所需輸入的是一千四百輛。”[10]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實際上杜絕了自己從國外進口坦克的可能性。與此同時，由於與美軍作戰主要是海空戰，因此急需製造大量的飛機和艦艇。這樣，陸軍兵器的生產不得不讓路，以致出現相對縮小，有時甚至是絕對縮小的趨勢。最明顯的莫過於為了將鋼材割舍給海軍而對坦克生產實施的壓縮。日本的坦克工業在1943年達到1165輛的最高年產值後，被迫縮減了輕型坦克的生產，並幾乎完全停止製造中型坦克。

坦克的質量和數量屬於“硬件”範疇，通過數據比較，日本在列強中的位置便能一目了然。 除意大利外，列強在坦克產量上都對日本構成壓倒優勢。英國是6.1倍，而美、蘇兩國竟超過了20倍。聯想到日軍是在比歐洲和北非更為廣闊的中國大陸及東南亞作戰，其區區4800輛的產量的確非常可憐，長期戰爭必定捉襟見肘。

10噸以下為輕型，10至20噸為中型，20噸以上為重型，這是日軍劃分坦克級別的通常尺度[13]。但就歐美的標準而言，20噸以下均屬輕型坦克。因此，日軍的主戰坦克實際上都是輕型的。它和歐美坦克綜合比較中的主要技術弱點是：火炮口徑小、裝甲薄弱、噸位低、速度慢、行程短等。這在實戰中直接導致了火力、防護力和持續力的低下。此外，在懸掛裝置、發電和傳動裝置、液壓氣動裝置、機件堅牢度、無線電通訊、光學器材等方麵也存在著顯著的差距。當時歐美軍事人士對日本坦克有這樣一些評價：“日本的坦克是陳舊的，相當於30年代初歐洲式坦克”[14]、“日本坦克車多數是小型的雙座輕坦克，正如吾人舊日大量應用者……此坦克車實力薄弱的因素在戰爭中將予彼以重要影響”[15]、“日本坦克的技術品質都很低劣，它沒有衝擊用的重坦克，也沒有快的和加快的坦克。這些坦克大半是輕的和中型的……就歐洲的標準來說，這是非常平凡的”[16]。

在總體性能上，日本坦克比蘇、美、英、德各國整整落後了一個時代，而僅能與意大利為伍。最好的例證是1939年7月4日蘇日諾門坎戰役中的坦克交戰，雙方都投入了100輛左右的坦克和裝甲車。蘇軍的T28型和T130型坦克噸位大，裝甲厚，行動半徑大，火炮射程遠，射速快。而相比之下，日軍坦克噸位小，裝甲薄，行動半徑小，火炮也很落後。兩軍對陣，好似龐大的牛群和一群小羊對打，日軍完全不是對手。參戰的89式中戰車34輛、97式中戰車4輛、95式輕戰車35輛，分別被擊毀了17輛、1輛、11輛，以慘敗告終。（以後在太平洋戰爭中，當日軍坦克與美軍謝爾曼式坦克格鬥時，也屢次重演了上述情形。）指揮此役的蘇軍朱可夫將軍當時就指出：“日軍的坦克相當於我們的MC—1式坦克，非常落後，武器很差，最大行程小。”[17]（MC—1式坦克在蘇軍中服役的時間主要是在20年代末。）

日本在1943年以後，在97式戰車車體上搭載大口徑火炮，從而研製出比較先進的“一式”、“三式”和“四式”戰車。特別是“四式”戰車可與美軍謝爾曼式坦克媲美，它重30噸，1門75毫米火炮，2挺7.7毫米機槍，最厚裝甲75毫米，時速45公裏，最大行程250公裏[18]。然而，它們均未成批生產，實際投入戰場的數量極少。

（二） 日本的“坦克工業隻能生產出性能低劣且數量極少的坦克，不容否認的是，使用的戰略及其它方麵也是絕對的落後”[19]。

日俄戰爭以後，日本陸軍的作戰水平逐漸出現了停滯趨勢，由此導致的落後在30年代已日益明顯。這一方麵是因為它缺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實戰經驗，無法深切體會新技術兵器對戰爭樣式提出的變革要求。“以世界大戰為機，各種軍備起了劃時代的大變化，參加世界大戰的列強，以進步的火器，發達的飛機，機械化的軍隊為主，並使用科學戰器等等，堅持五年之久，各竭全國之力，耗盡人力與金錢，從事各種戰爭，是已完全具有近代的設備”[20]，歐美各國陸軍經曆的上述進步是日軍所缺的。正如30年代初任陸軍參謀總長的金穀範三大將所說：“帝國因於歐洲大戰，未嚐實際參加，是故對此新式軍器之設備，頗感有落伍之慚。”[21]

另一方麵，日軍由於20多年來持續不斷地同弱敵交戰，常常輕易取勝，從而產生驕傲情緒，自以為無敵天下，放鬆了陸軍現代化的進程。錯誤的經驗告訴他們，用很小的力量，在最短的時間，勝利就會唾手可得。然而，以往那些拚刺刀式的戰爭充其量不過類似於18、19世紀西方國家征服殖民地，一般來說，對手的軍事素養和技術水平都很低劣，日軍憑借稍好的物質裝備和優良的單兵技術便足以取勝。

此外，作為海島國家的日本，更側重於發展它的海軍，為此耗費了巨額資金，但日本有限的財力和薄弱的基礎技術力量不允許同時維持強大的陸軍和海軍。以1918至1931年為例，海軍的預算一直高於陸軍，個別年度甚至為陸軍的兩倍。此長彼消，陸軍建設不得不因此受到嚴重影響。

20、30年代，日本陸軍的作戰指導思想出現了濃厚的唯意誌論傾向，即過份誇大人的體力、精神力在戰爭中的作用，迷戀於用士兵的近身接戰和白刃格鬥戰勝對手，但同時卻漠視軍事技術的更新和戰備物資的保障，刻意貶低武器因素，試圖以精神力量彌補物質不足，以拚命主義代替科學指導。天皇製軍隊本質上封建的意誌主義造成了他們對物質數量的輕視，甚至以“大和魂”萬能來否定事物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比如緒方勝一大將就認為：“吾人縱使不幸未得精良之兵器以供使用，日本軍隊以前所成就之勝利乃成就於吾人精神上之道德力量，吾人對於天王之忠誠，吾人之愛國心及高尚紀律。”[22]荒木貞夫大將也宣稱：“（日軍）真正使命係弘布和宣揚皇道以達於四海。力量不足非我等介意之事，吾人何必憂慮物質之事。”[23]類似於“數量要用訓練來抵擋，鋼鐵要用肉彈來碰撞”，這樣的妄語在日本陸軍中比比皆是。這些思想實際上仍停留在1914年以前的水平——那是一個主要依賴人力、武器在用兵上還不占很重要地位的時代。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已使人類的軍事學術發生了巨大轉折。在19世紀末開始興起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電氣和冶金技術飛速發展，導致了飛機和坦克等高技術兵器的出現，它們很快在戰場上“表現出極其重要的絕對價值”，火力已代替人力成為戰場上實施突擊和殺傷敵人的最主要手段。英國軍事理論家富勒甚至認為：“武器之良窳亦戰爭勝負之樞紐，勝利之秘密，百分之九十九係於武器之改進，雙方之戰爭不過為武器之爭鬥，改進武器愈速，愈有勝利之把握。”[24]顯然，日本軍事領導人並沒有深入領會這一點。由此也很能想象，他們會對坦克這一新興技術兵種抱有真正的熱誠，同時又能表現出相應的創造力。

出現於“一戰”的坦克開辟了世界軍事科學的新領域，給戰後軍事學術的大變革帶來了莫大影響。20、30年代，歐洲坦克的技術性能有了長足提高，已具有空前的機動能力，可用來突破、包圍、迂回和襲擊敵軍的側翼和後方，從而打破戰場上的膠著局麵。有鑒於此，再加總結了“一戰”的經驗教訓，一些有識之士——如英國的富勒、利德爾·哈特，德國的古德裏安、艾曼斯貝格爾，蘇聯的圖哈切夫斯基、特裏安達菲洛夫，法國的戴高樂、米特奧斯塞，美國的艾德納·查菲和塞裏諾·布雷特——逐漸認識到：分散使用坦克或輔助步兵作戰都不能產生決定性影響，隻有大量坦克的集群突擊才能取得重大戰果，同時又能對敵國軍民施加強烈的心理威懾。他們紛紛著書立說，奔走呼籲。這一思想曆盡坎坷，以後發展成完整的體係，先是被德國，繼而是蘇聯，再後是英、美的軍事當局加以接受。雖然各國的步伐有快有慢，但“二戰”期間歐洲和北非戰場的對陣雙方大多遵循於此，建立了大編製的坦克部隊，如坦克旅、坦克師、坦克軍甚至坦克集群、坦克集團軍等，它們構成了高速度、大縱深的機械化戰爭的主力。

如果說日本對坦克兵種的時代潮流完全熟視無睹，那是不真實的，1918年“一戰”剛結束，它就急急忙忙從歐洲購進了坦克。對西方的新事物，日本人向來樂於學習，1895年日中戰爭、1905年日俄戰爭的勝利正是得益於這種態度。但是，這一次卻隻限於形式上的模仿，並未進行認真和結合實際的研究。軍事當局有這樣的觀點：“歐美和日本無論在地理上還是在心理上都存在著極大的差距，亞洲的戰場未必能夠適應坦克的大規模使用”[25]。此外，既然耗費低廉、輕而易舉的殖民地戰爭一直能換來巨大的侵略成果，那麽似無必要在國家財力嚴重拮據的情況下，在坦克兵種上再花費巨額軍費。這是一種因缺少強敵的外在壓力，以致心理鬆懈的結果。總之，日本對坦克兵種的建設，反應是比較遲鈍的，缺乏積極進取的精神。其間，盡管日本陸軍中也有人預見到裝甲坦克兵的巨大潛力，並試圖有所作為，但畢竟影響有限，在上下一片“刺刀前進決定戰爭勝負”的叫喊聲中很快湮沒無聞。至於係統指導坦克作戰的著作，如《戰車戰》、《戰車和戰車戰》、《機械化器》、《戰車工學》等，是遲至1943年以後才出現的，此時日本敗局已定。專門培養坦克兵的學校僅有兩所，一所在中國四平，一所在日本千葉，專業技術的教學水平並不高。

日軍最早有坦克兵建製是在1925年，在久留米和津田沼分別建立了戰車第1和第2戰車隊，各有“雷諾—FT17”坦克5輛、MKA坦克3輛。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第1、第2戰車隊抽出部分兵力臨時組成戰車第1中隊（隊長百武俊吉大尉），在第14師團編成內參加了哈爾濱附近的戰鬥。這是日本坦克的第一次實戰，由於沒有遭到頑強的抵抗，很難對其戰場價值做出切實的評價。不過中國東北嚴寒的氣候卻暴露出日本坦克耐寒性差的弱點，引擎冷動液和炮駐退機動作液容易凍結，許多部件因低溫脆裂損壞。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第1戰車隊編成內的獨立戰車第2中隊派赴上海。實戰表明，日本坦克不善於在密布小河的江南及市街作戰，但89式中戰車在性能上顯然要比雷諾坦克優越。

1933年長城作戰，戰車第2中隊的92式重裝甲車和89式中戰車在與張學良軍隊的戰鬥中表現出一定的突擊力。為此當時的報紙曾大肆吹噓了一番。以上幾次戰役中，日軍坦克小試鋒芒，但對大局作用甚微，日軍領導人並未從中獲得多少啟示。1933年8月，第1、第2戰車隊分別擴編為戰車第1、第2聯隊（相當於坦克團）。 1934年前後，又在關東軍獨立混成第1旅團編成內組建了戰車第3、第4大隊（相當於坦克營）。1936年至1937年，日本大約有坦克800至1000輛，其中有300輛集中於兩個坦克聯隊和大隊，其餘的則分為若幹小隊附著於步兵，每個步兵師團配屬坦克24輛。

“七七”事變以後，在中國境內作戰的日軍機械化部隊極少有果斷、剛邁的行動，他們利用坦克配合步兵作戰，然而前者僅居後者“助手”的地位。歐洲軍事人士有過這樣評價：“日本不顧歐洲戰事的教訓，尚未理會坦克車作戰的價值“，“日本現仍依賴利用坦克車配合密集步兵作戰的戰術，正與我們上次大戰時一樣的利用坦克車，彼等將坦克車團附隸於步兵隊伍中，而不用之為獨立的攻擊兵力”。[26] 從1939年起，日本開始有了較大編製的坦克部隊。1939年3月南昌戰役時，第11軍臨時編成戰車集團（集團長石井廣吉大佐），轄戰車第5大隊、第7聯隊、獨立輕戰車第9中隊，共135輛坦克。6月，在關東軍第23師團內編組了第1戰車團（相當於坦克旅，司令安岡正臣中將），轄戰車第3、第4、第5聯隊及其他輔助部隊。第二年，又在第5軍內成立第2戰車團，轄戰車第4、第10、第11聯隊等。這一時期，日軍進行了一些集群使用坦克的嚐試，但效果不佳，問題出在坦克低劣的性能上。第1戰車團在諾蒙坎戰役中嚐到了慘敗的苦酒，步兵為此咒罵本國的坦克是“廢物”、“豆腐”。此前在徐州戰役中，中國軍隊僅憑集束手榴彈就炸毀了許多日本坦克。南昌戰役，日軍戰車集團遠程迂回，追擊約250公裏，雖然取得了一定戰果，但也暴露出技術上許多致命弱點，如：1、易受天氣影響。遇連續降雨而平地積水時，100多輛坦克不得不連日尋找高地停放車輛。2、渡河技能差。中國南方河網縱橫，且常降雨，致使河寬水深，由於工兵架橋和駕駛人員操車方麵的問題，致使數輛坦克落水沉沒。3、發動機質量不盡人意。道路泥濘，行駛困難，需要使用發動機的大轉速來獲得較大功率，但這樣容易產生耗油量大、發動機溫度過高、故障頻多等問題。4、後勤保障不力。器材、彈藥、油料隨同困難，坦克常常停下來等待供應，大大影響了前進速度。如果不是因為國民黨部隊戰鬥力太弱，日軍此役的勝利是難以想象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日軍共有戰車聯隊15個，其中9個參加了攻取南洋諸地的戰役。它們在馬來亞和菲律賓的戰果被大肆渲染，但實際上並未遇到強有力的抵抗，根本沒什麽可吹噓的。 1942年6月24日機甲軍的成立，是日本適應世界軍事大勢的一個遲到舉動。1941年6月，山下奉文中將率領日本陸軍視察團赴歐考察德軍戰況，他們對德軍以坦克、大炮、飛機為主體，協同進行迂回、貫突的“閃擊戰”印象極深，回國後即提出應集中使用坦克部隊於重要時刻的建議。以後又根據日軍在諾蒙坎和東南亞使用坦克作戰的經驗教訓，深感需將坦克集中編組，以發揮其快速機動的能力。這就是成立機甲軍的動因。機甲軍隸屬關東軍，司令部駐四平，司令官吉田中將，下轄戰車第1師團（師團長星野利元中將，由第1戰車團改編，駐牡丹江）、戰車第2師團（師團長岡田資中將，由第2戰車團改編，駐勃利）、戰車教導旅團（駐四平）、戰車第15聯隊（駐孫吳）和戰車第16聯隊（駐海拉爾）。同年8、9月間又在中國派遣軍內組建了戰車第3師團（師團長西原一策中將，由騎兵集團改編，駐包頭），目的是在作戰中“盡可能捕捉更多的敵軍”，“以最大的速度進行突破”。1944年6月戰車第4師團（師團長名倉刊，駐千葉縣）成立於日本國內。日本的戰車師團相當於西方的坦克師，總人數約為132820人，二、三百輛坦克，2旅團4聯隊製。每個戰車聯隊編有中戰車3個中隊、輕戰車1個中隊、炮戰車1個中隊、維修中隊1個。師團另直轄有步兵聯隊、搜索隊、炮兵聯隊、防空隊、工兵隊、整備隊、輜重隊等。1944年10月起，日軍又先後成立了9個獨立戰車旅團，其中獨立戰車第1、第9旅團屬關東軍，分駐沈陽、四平，其餘7個旅團全部部署在日本本土。1944年7月，戰車第2師團調至菲律賓，改隸南方軍。1945年3月，為防止美軍本土登陸，又將戰車第1師團調回國內。這樣，至日本投降時各部隊位置如下：戰車第1、第4師團和獨立戰車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第8旅團在日本國內；獨立戰車第1、第9旅團在關東軍；戰車第3師團在中國派遣軍；戰車第2師團在南方軍。以上4個師團、9個旅團，論數量本不算少，但其中真正參加過實戰的僅戰車第2、第3師團和獨立戰車第1、第9旅團，而且表現大都令人失望。

1945年1月戰車第2師團在菲律賓打穀附近的激戰中，“遭到了占絕對優勢的敵軍和獨霸空中舞台的敵飛機的攻擊，損失慘重，喪失了大部分坦克”[27]，最後反而不得不由步兵師團加以收容。1945年8月，獨立戰車第1、第9旅團約160輛坦克在蘇軍鋼鐵巨流的強擊麵前，也很快瓦解，這不過是諾蒙坎戰役的翻版。

戰車第3師團可視為日軍大編製坦克部隊的範例，1942年至1945年間它在華中參加了一些戰役，從中反映出的戰略戰術問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由於日本坦克比較陳舊，戰車第3師團對天氣和道路狀況的依賴性很大。若條件良好，還是有可能達成高速度推進，如1944年5月河南戰役時曾在2天半的時間內行進了約150公裏，從而割裂了國民黨軍的戰役聯係。反之，則常常陷入窘境，前進速度緩慢，有時竟落在步兵之後，如1945年3月湖南芷江戰役。實戰中出現較多的是後一種情況。

戰車師團與航空兵的協同能力一般較差，這既削弱了突擊威力，同時又極易遭到對方空軍的襲擊。芷江戰役時，戰車第3師團曾遭中美空軍追蹤轟炸，由於沒有空中掩護，以致晝夜無法前進。基本戰術動作也很呆板，進展目標固定而有限度，死盯著迂回和側擊的觀念。冗長的縱隊依附著一條狹窄的補充線，其弱點是：一旦某輛坦克出現故障，很可能危及全隊行進。而後勤保障不善，又是戰車師團頻繁出現各種狼狽情形的主因。 “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抄襲家，無疑的彼已完全的抄襲德國最佳師團的組織方式……然而僅有組織方式而無裝備，實毫無用處。”[28]

日軍雖然已對坦克部隊實施了集中編組，並且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主要由於本國坦克性能低劣，缺乏進行現代化戰爭的決定性武器，以致“形似而神不似”，始終無法達成高度的機動性和強大的突擊力。總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軍坦克兵種絕不可與列強同日而語。

2006年,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