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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究竟哪家報紙決定紅軍長征目的地

2008年   來源：人民網

曾讀《世紀》２００３年第５期王鵬的文章《（大公報）一則報道決定紅軍長征終點》，文章的觀點與收入王芝琛《百年滄桑——王芸生與〈大公報〉》一書中《到底是哪一張報紙“定乾坤”》的文章相同，即都認為紅軍“長征”途中因黨中央領導人偶閱天津《大公報》有關國民黨在陝北“剿匪”的報道，這才決定把“長征”的“終點”確定在陝北。其實，關於決定了紅軍“長征”的“終點”的報紙，不止一家《大公報》，其他還有一家《山西日報》。當然，如果以這兩張報紙當時的發行量和影響而論，那麽，可以肯定的是，紅軍在“長征”途中所看到並影響了“長征”落腳點的，首推《大公報》，但也不能由此排除《山西日報》的“作用”。

     眾所周知，紅軍開始“長征”之後，相當一段時期由於形勢複雜多變，並沒有很快就確定自己的“長征”路線，也談不上早已製定出“長征”目的地即終點的位置。到了１９３５年９月，俄界會議雖提出陝北、甘東是“長征”的必經之地，但也並未說明它就是終點。因為當時還提出要打到靠近蘇聯的邊界去，況且當時紅軍還不知道陝北已有相當力量和範圍的紅軍和蘇區的存在，當然也就不可能作出選擇“長征”的終點的決策了。最後讓黨中央和中革軍委作出紅軍“長征”目的地即終點的決策這一曆史契機的，是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６日紅軍攻占了川甘邊界的重大關隘臘子口並於１８日到達哈達鋪之後。

    臘子口是四川通往甘肅的通道，也是當時紅軍北上的一個重要通道和天險。隨即紅軍乘勝攻占了哈達鋪，紅軍在繳獲了大批軍糧、公鹽之後，又意外地獲得了一些國民黨地區的報紙，其中有《大公報》、《山西日報》。正是這兩家報紙，讓毛澤東、張聞天和黨中央作出判斷，把紅軍“長征”的目的地放在了陝北。

    關於這件事，後來一些“長征”的經曆者有大致相同的記載，如彭德懷在其《自述》中說：“在哈達鋪約休息了四五天，從報紙上看到陝北有劉誌丹蘇區根據地，很高興。”聶榮臻也在回憶錄中稱：“９月１９日，我和林彪隨二師部隊進駐哈達鋪。在這裏我們得到一張國民黨的《山西日報》，其中載有一條閻錫山的部隊進攻陝北紅軍劉誌丹的消息。我說，趕緊派騎兵通信員把這張報紙給毛澤東同誌送去，陝北還有一個根據地哩！這真是天大的喜訊！”

    關於這些報紙的來由，據說當時國民黨軍魯大昌部的一個少將副官從蘭州返回時路經哈達鋪，恰好被紅軍偵察連捕獲，連長梁興初、指導員曹德連命令搜查其所攜物，於是發現了這批報紙。１９３５年９月２２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在閱讀了這些報紙後，當即寫下一篇讀報筆記：《發展著的陝甘蘇維埃革命運動》。不久，該文發表於２８日出版的《前進報》（由中共前敵委員會與陝甘支隊政治部聯合出版）第３期，文章署名“洛甫”。顯然，當時張聞天是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一起閱讀了這些報紙。

    張聞天閱讀的是《大公報》。其中，７月２３日閻錫山的講話、２９日的社論《論陝亂》及８月１日的有關報道等引起了張聞天的極大關注。據此他在筆記中寫道：“天津反動的《大公報》曾經這樣講到陝西蘇維埃革命運動”，也即該報報道所披露的陝北紅軍（所謂“匪”，即紅二十五軍和紅二十六軍）和根據地（所謂“匪區”，即陝北）的情況，張聞天對此在筆記中做了詳細摘錄和分析。

    最後，張聞天根據報紙的報道，作出一個判斷：“從各種反動報紙上看來，紅軍與赤色遊擊隊在陝甘兩省內正在普遍的發展著。”那麽，如果主力紅軍進入該地區並與之“取得配合，協同動作及匯合，並給在這個地區中開展著的遊擊運動以幫助、組織、領導”，“這將大大的推動陝甘蘇維埃革命運動前進”。據此，他建議中央政治局常委緊急開會商議，改變此前於１２日召開的俄界會議（也是在這次會議上，北上的紅軍組成“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並組成毛澤東等“五人團”指揮軍事）上製定的戰略方針，即認為“在陝甘創造根據地，建立全國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較少可能，所以目前戰略，是用遊擊戰爭來打通國際聯係，更大規模的來進行國內戰（鬥）爭，而不是得不到國際的幫助，我們就沒有辦法”。隨即，在張聞天寫下上述筆記的同一天，紅軍召開了紅軍團以上的幹部會，毛澤東在會上宣布了紅軍前進的方向是劉誌丹等紅軍所在的陝北，而張聞天在同一天所作的筆記中也已透露出了這個決定的信息。

    於是，我們可以就此作出判斷——紅軍“長征”途中到達哈達鋪，中央領導人因偶然閱讀到了天津《大公報》以及太原的《山西日報》等，從而了解到陝甘“蘇維埃革命運動”的形勢，於是才作出了把革命大本營最終放在西北的戰略決策。張聞天的這篇筆記就是最有力的一個證明。現在這篇筆記已收入《張聞天文集》第一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