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從對手到跟班：戰後美國是如何調教馴服日本的?

從對手到跟班：戰後美國是如何調教馴服日本的? 中國經濟網

本文摘要:要徹底打倒日本，不僅要將日本人在戰場上打倒，美國和日本長期在遠東的爭奪讓美國的決策者明白，必須要以美國的意誌徹底改造日本，才能夠杜絕後患。

堂堂的美國太平洋艦隊被日本人偷襲基地得手，艦隊遭到了滅頂之災，苦心經營的珍珠港被蹂躪得體無完膚，但是日本艦隊卻是幾乎毫發無傷地揚長而去，1941年的珍珠港事變不僅最終促成了太平洋戰爭，而且讓美國人在民族感情上對日本人產生了深深的敵意，要求徹底打倒日本，洗刷恥辱，而要徹底打倒日本，不僅要將日本人在戰場上打倒，美國和日本長期在遠東的爭奪讓美國的決策者明白，必須要以美國的意誌徹底改造日本，才能夠杜絕後患。

1944年，在與對德政策同時，美國的對日政策也在策劃中。不過，當時的美國並沒有想到，在以後的半個世紀中，它與日本長逾半個世紀的恩恩怨怨，也正是從它想改造日本的那一刻開始埋下了伏筆。

一、戰後國際變局中的美日關係

1945年日本投降到1952年對日和約締結，是美國和日本戰後關係的第一個階段。

這個階段的美日關係主要內容為美國主導下對日本的占領和改造，美國對日本的政策是體現兩國關係的主要方麵。由於當時的國際大環境是從反法西斯戰爭向美蘇冷戰的過渡階段，所以美國對日本的政策也產生了從懲罰到扶持的重大變化。

在二戰後期，美國製定了一個以徹底改造日本的對日政策，這個政策的主要內容，是要從日本肅清軍國主義力量，建立自由資本主義的製度，使日本成為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分子，並承擔對戰勝國的補償義務，使日本不再成為美國在遠東戰略格局中的障礙。

為了能夠讓自己改造日本的意誌暢通無阻礙，也因為看見了分割占領德國的前車之鑒，美國決定對日本實行單獨占領。在戰爭的末期，美國利用它在太平洋戰爭中的主力地位，造成了美軍單獨占領日本的既成事實，排斥了蘇聯等其它盟國對日本的占領，盡管蘇聯等國家經過了努力，但是所得到的結果是建立了兩個沒有什麽實權的共同管製機構，實權始終建掌握在美國的占領當局手中。

當時，二戰剛剛結束，盟國間的分歧開始暴露了出來，冷戰的帷幕悄然降落，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全球開始了爭奪與較量。在二戰結束以後，利用不同地區在兩個時期間的動蕩，兩大陣營都試圖擴大自己的影響，這種爭奪在中歐、在巴爾幹，也在東亞。

不過，戰後最初的兩年中，美國對日本的希望主要是在遠東資本主義陣營中增加一個成員，美國在亞洲的戰略重點主要在中國。因此，美國在戰後初期對日本實行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麵的民主化改革，打擊了軍國主義勢力，讓民主力量在日本發展起來，使日本從一個封建殘餘濃厚的軍國主義國家過渡向一個自由資本主義國家，最核心的目標，就是要讓日本不再可能成為美國的敵人，至於到底是讓它再也站不起來，還是讓它成為一個堅強可靠的盟友，並不是美國最關心的。在1945年美國製定的《投降後初期美國對日政策》和《投降後初期基本政策》這兩份文件中，美國計劃實行的是嚴厲而徹底地懲罰日本的政策。

然而，亞洲的變局遠遠出乎美國的意料，1947年以後，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被國民黨的進攻打垮，反而開始了戰略反攻，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江河日下，美國對中國局勢日益失去了控製，越來越多的美國決策者認識到，隨著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日益到來，日本即將成為兩大陣營在亞洲對壘的第一線，在他們看來，無論中國局勢如何發展，如果要對抗蘇聯，一個經濟水平落後、“有名無實”的中國終究不如一個工業基礎強大、“真正友好”的日本。

而且從戰略局勢來看，如果能夠保衛日本、菲律賓一線，將保證美國在太平洋的利益不至於受到重大的損失，於是，美國對日本的心態，開始有了變化。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紅色陣營“在亞洲的擴張”在美國人看來已經是十分迫切的危機，防止日本這個拱衛太平洋西海岸的橋頭堡被蘇聯的力量所侵入，成為美國在冷戰的大環境中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如今看來，僅僅是防止日本重新成為自由資本主義世界的威脅和新戰爭的策源地是不夠的，一個雖然民主、和平，但是弱小的日本，是不可能保衛美國在亞太的利益。

而從日本國內的形勢來看，1947年以後，民主化改革已經初步取得了成果，日本已經走上了建立自由資本主義製度的軌道，和美國在亞太爭霸的可能性在當時已經看不到了。但是日本的左翼力量也在日本戰後的蕭條中壯大起來，成為了日本資本主義統治的不安定要素，甚至有爆發革命的可能。

如果中國仍然成為美國在亞洲對抗蘇聯的盟友，一個弱小的日本不會造成美國的麻煩，但是，如果要讓日本成為亞洲對抗共產主義的橋頭堡，就不可能把一個弱小的日本在兩大陣營交鋒的前線上。於是，防止“過度削弱”日本、扶植日本的念頭在美國人心中產生。

經過了美國國內各方麵的爭論，1948年10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出台了《NSC—13/2文件》，與1945年美國的對日政策相比這個文件重點主要有四方麵的新內容:1是主張減少日本的戰爭賠償義務；2是主張盡快締結對日本的和約；3是主張在美國的軍事保護和經濟援助下實現日本的複興；4是對日本民主化改革的要求放低，允許日本按照自己的方法處理改革的其他事宜。《NSC—13/2文件》標誌著美國戰後對日本政策從懲罰到扶持的重大轉變，從此以後，美國開始了扶持日本的努力。

美國在經濟上，實行了減輕日本戰爭賠償、穩定日本財政金融體係、減輕對財閥的懲戒、提供經濟援助等措施。在政治上，實行了打擊左翼力量、放寬對戰犯的懲罰、穩定新政府統治的措施。在軍事上，美國除了在日本保持軍事占領以外，還為日本建立了警察預備隊，以維護日本的社會穩定，防止社會動蕩。在外交上，美國加快了對日締結和約的步伐。1947年，麥克阿瑟就提出了盡快對日本締結和約的主張，經過了美國決策層的長時間爭論，在中國革命勝利、朝鮮戰爭爆發等亞洲形勢變化的推動下，1950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製定了NSC60/1號文件，提出了加快對日締約的政策，然後，又根據這一文件，提出了對日媾和7原則和和約草案。

於美國提出的和約草案既沒有對日本的重新武裝進行限製，又要放棄戰爭賠償，因此，很多國家都對這個和約表示了抵製。為了能早日對日締約，美國進行了多方麵的活動，通過“威逼利誘”盡可能讓有關國家同意締結和約。

1951年9月4日，美國在舊金山召開了和會，有52個國家參加了會議，南斯拉夫、緬甸、印度拒絕參加，中國被排斥出會議，蘇聯參加會議以後，對和約進行了鬥爭。9月8日，與會的49個國家在和約上簽字，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拒絕簽字。和約簽字以後，中國、朝鮮、蒙古等國家表示拒絕承認這個片麵的和約。1952年，日本和中國的台灣當局簽定了和約。

盡管這個和約是片麵的，但是對美國和日本來說，這已經足夠了。這個和約讓日本和27個國家結束了戰爭狀態，得以在承擔極少的戰爭賠償義務的條件下，納入一個經濟相對發達而且包括了日本周邊大多數國家的國際體係中，獲得了一個相對正常的生存和發展環境，也確定了日本作為世界資本主義陣營的一份子的角色。

在美國加快對日和約的過程中，對日本的安全保障問題也在美日之間策劃著。通過了談判，對日和約簽定5小時以後，美國和日本就簽定了《日美安全條約》，其主要內容是美國在日本國內和周邊駐軍和幫助日本維持國內治安的相關內容。這是日本以犧牲國家的部分主權以換來美國保護的條約。然後又簽定了與《日美安全條約》有關的《日美行政協定》，明確美國在日本駐軍的一些事宜。

1952年4月28日，《日美安全條約》、《日美行政協定》和《對日和約》同時生效，這標誌著二戰後以美國為主導的日美同盟關係的建立。

二、黃金時代中的美日聯盟

自從二戰結束以後，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初，在完成了對戰爭破壞的恢複以後，由於在美蘇對峙中世界局勢相對穩定，加上經濟理論的革新和科學技術的革新，資本主義世界迎來了一個持續的發展時期，成為了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個黃金時代。

這個時期，由於“舊金山體製”的已經建立，是美日同盟在美國主導下發展的時期。這個時期筆者又以1964年池田內閣與佐藤內閣的交替為界線，劃分為兩個階段。在前一階段，是美日同盟建立、鞏固的階段，美國的主導和日本的從屬是美日這一階段兩國關係的主要特點。

這個階段，從美國這裏來看，一方麵，舊金山體製建立以後，美國已經成功地將日本納入到其亞太戰略體係當中，保持對日本的控製，鞏固和發展這個關係是美國下麵對日政策的重點，這可以說是美國自從冷戰以來對日政策的延續；另一方麵，對日和約締結以後，日本雖然失去了若幹主權，隻能算半獨立，但是美國必須要以國家間的交往方式來影響日本，這和占領時期以命令方式改造日本是不一樣的，既要讓日本繼續在美國的主導下發展，又不能讓日本和日本國民有被控製的感覺，甚至要讓日本人覺得美國是在幫助日本。這就需要美國對日政策要有新的改變。

美國對日本未來可能的前途進行了多種預測，通過比較，他們將對日政策的目標定為:讓日本恢複一定的實力，使之能夠保證自身的安全並為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在遠東的利益提供保障，同時又要保持與美國的盟友關係，不再成為美國的敵人。根據這個目標，美國製定了政治、經濟、軍事方麵的對日政策。

在政治上，美國主要措施是繼續通過與日本的政治聯盟來保證日本作為自由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體，保障美國在日本的利益，增進兩個國家的交流與合作。

在軍事上，美國不僅要在日本保持長期的駐軍，更是強調“共同防禦”，要讓日本重新武裝起來，讓日本越來越多地依靠自己的武裝力量來解決防務問題。因此，朝鮮戰爭期間，日本就建立了7、5萬人的警察預備隊以填補美軍離開日本後的空白，維持治安。1952年，建立了保衛陸地的保安隊和保衛海上的警備隊。之後，美國又對日本提出了擴大保安隊、建立航空隊等擴充武裝的要求。1954年，美國和日本簽定了《日美共同防禦援助協定》以及相關的三個協定，統稱“共同防禦協定”（MSA），其主要內容就是美國為日本提供經濟援助，而日本則要擴大國防力量，承擔防衛的義務。從這以後，美日軍事聯盟得到加強，美國加速了對日本軍事工業的扶植，同年，日本的保安對和警備隊改名為陸上自衛隊和海上自衛隊，創立了航空自衛隊，實際上重新擁有了自己的軍隊，邁出了重新武裝的重要一步。日本自衛隊人數1954年為15萬人，到1961年增加到24萬多，1961年池田內閣通過的《第二次防衛力量整備計劃》更是全麵提出了自衛隊現代化建設的計劃，提出了增強機動性能四倍、火力二倍等目標。

在1960年，美國和日本簽署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這個條約的主要特點是日本收回了部分主權，在日美同盟中獲得了更高一些的地位，與美國擴大的軍事合作的範圍。但是這個條約要求日本在本土上負有與美國共同作戰的任務，與憲法中放棄集體防衛權的條款實際上是衝突的，也使日本有被美國卷入新戰爭的可能。說明盡管這個條約在名義上增加了美日平等合作的意思，但是實際上還是日本從屬於美國的反映。

在經濟政策是美國對日政策的重頭內容，因為日本的複興本質上要的是經濟複興。而當時由於美國實行孤立中國的政策，因此日本不可能與這個傳統的重要貿易對象展開交流，所以美國除了設法保持日本與西方、美洲的經濟聯係以外，還引導日本將貿易對象向東南亞國家發展。在美國的要求下，日本開始了與東南亞國家的談判，解決戰爭賠償問題，根據談判的結果，日本在戰後共向東南亞國家支付的戰爭賠償約為12億美圓，提供無償經濟援助近5億美圓。這個賠償與東南亞國家原先希望的數字相比是非常小的（僅僅印度尼西亞就在談判前要求賠償172億美圓），給日本的負擔並不沉重，相反，日本在賠償的過程中，通過經濟合作的方式加強了與東南亞的經濟聯係。美國發動越南戰爭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鞏固資本主義陣營在東南亞的市場，保障日本在這裏的利益。

幫助日本重新返回國際社會是美國在這個時期對日政策的又一個重要內容。

早在1051年1月，美國就幫助日本假如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55年9月，日本又加入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1963年成為該組織的地十一條國（成員不能一國際收支惡化為理由限製進口）次年成為第八條國（成員不能以國際收支惡化為理由實行匯兌限製），1964年日本還加入了經濟合作於發展組織。從此，日本得以與西方的大多數國家平起平坐。

考察這個時期美國和日本的關係，除了考察美國對日本的政策及其實施外，也需要考察一下這個時期日本的狀況，因為日本已經成為了一個主權國家，美國對日本的政策要得以順利推行，必須要有個合作的日本政府。

戰後初期，日本政局持續動蕩，3年多的時間換了五屆內閣，直到1948年第二次吉田內閣上台以後才實現了穩定。吉田內閣一直執政到1954年，經過了日本從美國占領到美日聯盟過渡時期，在占領時期頻繁更換內閣的日本，吉田內閣能夠長久執政，執行了一條追隨美國的外交路線，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吉田內閣執政以後不久，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究竟是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還是與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建立外交關係？成為當時吉田內閣麵臨的重要外交難題。在50年以前，吉田茂首相就在多種場合發表反共言論，表明了追隨美國的立場，在舊金山和會前，日本也曾向美國做出了與台灣締約的保證。但是和會以後，一度出現了觀望的心理，引起了美國的緊張，為此，在美國的要求下，吉田茂將一封美國方麵草擬的聲明以信件的方式回寄給美國以表明與台灣締約的立場，這就是著名的“吉田書簡”。

作為美國政策的支持者，吉田內閣在美國對日本製定了扶植政策以後，在內政上就作了相應調整。美國在民主化改革上日益消極，代之以保持日本的穩定為重點工作，吉田內閣的國內政策也日趨保守化，對國內左翼力量、勞工運動、民主運動的打擊不斷加強，對部分戰前具有軍國主義色彩的東西加以恢複，對美國重新武裝日本的意圖，他也心領神會，在建立保安隊的時候，他就說，這是“為建設新國軍打基礎”。

雖然說正是由於吉田內閣越來越過分的反民主政策，導致了他的下台，以後上台的幾屆內閣，雖然各自都有不同的施政綱領，但是總體上來說，從屬美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在美國影響下的對內政策都是主要特征。這是與當時美國實行全球的擴張政策相適應的，也是與日本“重經濟、輕軍備”的發展策略相一致的，從根本上來說，是美國利用自己的力量援助和控製日本的結果，也是沒有強大武裝力量的日本在冷戰中維護自身安全的選擇，是美日實力對比的體現。

但是在這個大環境下，卻存在著對這個關係的變數。從日本方麵來看，這個時期完成了戰後的經濟恢複，然後從55年開始進入了經濟發展時期，到了60年代出現了高速度的發展，僅僅用4年左右的時間就完成了原計劃用10年完成的“收入倍增”計劃，日本已經逐漸從一個戰後的廢墟向資本主義經濟大國過渡。

從美國方麵來看，雖然二戰以後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在持續發展中，但是相比於其他國家，美國的優勢正在逐漸減弱，在全球的擴張與對盟友的控製也在逐漸減弱。

這種此消彼長的力量對比，必然導致同盟關係的變化，在這個美國主導的同盟中，日本對美國不順從的意識和行為也一直是存在的。

這種不順從，首先來自於日本民間對美國的反抗意識和行為。1952年和約生效的時候，美國在日本共有軍事基地2824 處，占地1300多平方公裏，一年以後，到1953年3月末，雖然數量下降到658個，但是麵積仍然達到1296、3平方公裏。這些基地的存在，極大地影響了當地人民的生產和生活，而且這些美軍受到治外法權的保護，經常胡作非為，淩辱日本女性、殺害日本人民，激起民憤極大，引起了日本人民長期的反抗運動，要求收回軍事基地，撤走美軍，其中以美國在日本最大的基地衝繩人民的鬥爭為最。

到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簽定前後，日本人民更是掀起了規模空前的反安保鬥爭，導致了岸信介內閣的下台，也迫使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菲律賓決定取消訪日。

在日本政府方麵，雖然從屬美國是政策的大方向，但是也並非對美國唯命是從。吉田內閣時期，就曾經對美國對日本擴充自衛隊的要求進行了抵製，減少了擴充的數量。吉田內閣之後的鳩山內閣也是順應了當時日本的民族情緒，提出了改善與中國、蘇聯的關係等方針，而蘇聯對日關係的改善，對日本加入聯合國是有決定作用的，到50年代末以後，日本政府就歸還衝繩與小笠原群島的問題，也與美國開展了長期的交涉，60年代前期，池田勇人首相認為，對中國的態度“未必采取與美國相同的態度”，推動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

但是總的來說，日本這些對美國的不順從，都是在對美國的從屬這個大前提下的次要方麵，日本民間的反美運動雖然轟轟烈烈，但是由於日本政府采取的鎮壓政策，所以成效並不明顯，吉田內閣以後的曆屆內閣雖然與吉田內閣有所不同，增加了自主外交的色彩，但是充其量隻能說是對原有的對美一邊倒路線的小修正而非根本改變，與美國利益有較大衝突的問題，比如反安保鬥爭、衝繩問題，日本仍然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而美國方麵，雖然這個時期與日本方麵出現了若幹問題，但是他們在要求日本服從美國的大前提下，也順應了日本的部分要求，采取了比較主動的協調政策，比如在反安保鬥爭以後，美國和日本關係一度出現尷尬局麵，美國的肯尼迪政府為了改善與日本的關係，派遣了以賴肖爾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問題專家從事對日關係的工作，對日本實施親善外交，加強了與日本各界的交流，還承認了日本對琉球群島的主權。

以上都說明這個時期，美國和日本關係中出現的一些問題，雙方都能將其限定在非衝突的範圍內，限定在美國主導、日本從屬這個關係的框架內。

不過，這種關係是不可能持久的，在60年代中期，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加、日本國民信心的增強，注定了這個民族不可能讓自己的國家長期處於從屬美國的地位。之前的種種自主的、反美的（至少是非美國的）努力雖然沒有突破這個美日關係框架，但這隻是因為日本的發展還沒有到達某個臨界點而已，而這個臨界點，就要到來了。

三、摩擦和調整中的美日關係

1964年1月—1972年7月是戰後美日關係的第三個階段，日本方麵，這個階段剛好是佐藤內閣長期執政的時期，除了 1965年出現的並不長久的蕭條以外，這個時期可以說基本上是延續了之前的經濟高速增長，從1965年10月到1970年7月，出現了長達57個月的“伊奘諾景氣”，在1968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了西德，成為了資本主義世界排名第二的經濟大國，在明治維新一個世紀以後，日本趕超歐美的夢想終於有所實現。經濟實力的增強使日本人的國際地位提高，世界對日本的經濟奇跡表示了很大的關注，日本人的民族信心也大大加強。

在美國方麵，這個階段處於約翰遜、尼克鬆兩個總統執政期間，隨著約翰遜時期越南戰爭的發展，深陷其中的美國國力削弱，加上美圓危機的衝擊，尼克鬆上台以後提出了被命名為“尼克鬆主義”的“新亞洲政策”，在全球的戰略也從擴張向收縮轉變。

美日之間一消一長的力量變化，也使兩國關係發生了變化。

在政治上，隨著日本經濟的增長和民族情緒的發展，日本越來越多地希望改變一貫的美主日從這一同盟關係，更多地增強兩個同盟的平等性，佐藤在其演講中提出了“日本與美國合作”的“太平洋新時代”的說法，正是這一觀念的集中表現。衝繩歸還是這個階段美日政治關係的重要事件。衝繩問題是二戰結束以來美日關係中長期存在的焦點問題，為了保持美國在遠東的利益，美國以托管的名義將那裏作為美國直接統治下的軍事基地，成為了日本的國中之國。自從50年代開始，由於那裏的美軍對衝繩人民造成了多方的侵害，也侵犯了日本的主權，傷害了日本的民族感情，所以從50年代開始日本人民就為了收回衝繩而展開鬥爭。

早在1951年，就成立了“促進衝繩歸還期成會”，到了60年代，為推動衝繩的歸還而成立的相關民間組織更多。在政府方麵，早在吉田內閣時期，就向提出了歸還衝繩的要求，隨著日本經濟的發展，曆屆政府也多在衝繩問題上對美國有一些交涉活動，但是一直沒有實質性的成果，到1962年，美國肯尼迪政府終於明確承認日本對衝繩的主權。佐藤內閣執政以後，日本對歸還衝繩的呼聲更加高漲，在野黨更是策劃在1970年安保條約期滿之際發動大規模運動推動衝繩問題的解決，給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而這個時期日本經濟的發展和美國優勢的減弱，有讓日本在交涉衝繩問題的時候有了更大的餘地。1965年，佐藤首相在上任以後初次訪美就提出了歸還衝繩的要求，在訪問衝繩以後更是發表了如果衝繩不歸還，“戰後就沒有結束”的講話，公開表明了收回衝繩的決心，成立了有關機構擬訂對衝繩的政策。而在美國方麵，也逐漸認識到繼續按照既有的方式統治衝繩已難繼續，為了能得到日本的支持與合作，也在1966年成立“衝繩特別研究小組” 研究衝繩問題的對策。在這個基礎上，美國和日本就衝繩問題進行了磋商。

在1968年4月，日美達成了歸還小笠原群島等部分島嶼的協議，成為衝繩問題解決的預演。尼克鬆總統上台執政以後，為了能夠推行他的新亞洲政策，要求日本更多地承擔本國的防務，也是為了讓安保條約能順利延長，加快了解決衝繩問題的行動。1969年，美國和日本發表聯合聲明表示美國將在1972年歸還衝繩。1971年6月，兩國達成了歸還協議，1972年5月，歸還衝繩的協議正式生效，日本恢複了對衝繩的主權。不過美國在衝繩的基地仍然保留了87處，總麵積隻比歸還前減少了2.5%，美國在衝繩的基地、駐日美軍在衝繩的暴行、衝繩的無核化，使衝繩在今後仍然成為兩國關係中的敏感話題。即使在當時兩國對衝繩歸還的看法也差別很大，美國方麵希望以歸還衝繩來換取日本在貿易摩擦上的讓步，而日本方麵則認為這不過是美國做了應該做的事情，在貿易摩擦的談判中仍然保持了強硬的立場。

在軍事上，在這個時期，日本的的防衛出現了地區化的傾向，在1967年通過的《第三次防衛力量整備計劃》中，不僅提出了擴大自衛隊的新目標，更重要的特點是將防衛策略從岸邊防衛轉向了海上防衛，強調了自衛隊在周邊海空的活動能力。“自主防衛”、“宣傳自衛隊”、“國防教育”這樣的詞語也被頻繁提起。這與美國的亞洲政策轉變正好相適應。由於美國先是長期陷入了越南戰爭，需要日本作為後方提供支持，然後又在“尼克鬆主義”指導下在亞洲收縮軍事力量，對日本承擔防務的要求更加提高，而日本經濟實力增加和對平等合作關係的期望，又使日本在這一方麵與美國的要求形成了默契。1970年，《日美安全條約》的自動延長，說明日本和美國在軍事同盟關係在協調的基礎上繼續鞏固。

在經濟方麵兩國關係的變化是最大的。自戰後以來，美國就對日本經濟的恢複和發展提供了多方麵的援助，提供了大量的外資、技術、訂單，給予了日本優惠的貿易政策，支持日本加入了主要的國際經濟組織。隨著日本經濟的長期景氣和美國在越南戰爭以後對經濟力量的消耗，美日實力對比也發生了標誌性的變化:1965年，日本對美國的貿易從逆差變成順差，並且不斷擴大，從當年的1、13億美圓擴大到1971年的25、17億美圓，這讓美國方麵觸動很大，1965年以後，美國人對日本開放市場、實行進口自由化的呼聲越來越高漲，而日本方麵對此則並不甚積極，以便設法保護本國時市場，並積極打入美國市場。於是，美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關係對美國日益不利的發展趨勢終於導致了1969到1971年的的紡織品貿易摩擦，雖然這場持續了兩年多的貿易摩擦最終以日本的讓步而告終，但是這成為兩國以後不斷的貿易摩擦的開端。除了貿易摩擦以外，美國也對日本的資本自由化程度不夠要求表示不滿。這說明，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兩國的經濟關係已經從從屬轉向競爭。

歸還協議簽字以後不久就宣布將在1972年訪華，讓一直對中國采取強硬政策的日本政府大為尷尬，同時，這一行動也違反了日美同盟關係中“事先協商” 的原則，讓日本有被欺騙的感覺；在同年8月美國又發表了“新經濟政策”，宣布:1、美圓與黃金脫鉤；2、暫時對進尼克鬆總統上台以後，先是在日本不知情的情況下，與中國改善了關係，搞“越頂外交”，就在衝繩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稅；3、削減10%的援助；4、國內工資和物價凍結90天；5、減稅。這些政策的突然宣布使對外貿依賴程度高的日本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美國希望日圓升值以改變美國在對日貿易中的不利地位，但是日本仍然堅持與美圓的固定匯率，但是很快就不得不放棄這一政策，順應了美國的希望讓日圓升值，而美國也取消了10%的附加稅。

由於尼克鬆的以上政策（被稱為兩次“尼克鬆衝擊”），使美日關係進入了一個低穀時期。

總的來說，這個時期是美日關係的變化期，由於日本經濟力量的強大和美國優勢的減弱，使兩國在政治關係上向平等夥伴關係更進一步，在軍事關係上以日本防衛力量的壯大而進入了新的合作階段，在經濟關係上則進入了摩擦不斷的競爭階段。

同時，在70年代，國際大環境也發生了變化，由於中蘇關係破裂，中美關係解凍，使美日聯盟對抗蘇聯的意義比以前有所減弱，中美蘇三角關係的形成，也使美日關係要進行調整以適應新的國際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