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鋼鬃·
摘抄學習軍政知識
發表於 2008-09-19 10:39:22
每年“9·18”我都要把這篇文章貼一下，今年正趕上美國“投機倒把”經濟崩潰的時候。70多年前，美國發生經濟危機後，日本為了擺脫危機從中國東北先開了刀，製造了“9·18事變”。現在看來很有意義，特別是當時中國買辦麵對民族危機時的表現。
日本軍閥為發動“9·18事變”做了周密的準備。事先組織了多次“參謀旅行”詳細調查了東北地區的兵要地誌情況；特意安排熟悉東北地區情況的本莊繁擔任關東軍司令官，因為他曾經做過張作霖的軍事顧問。1931年4月，從日本本土調來了適合寒冷地區作戰的第2師團(又稱仙台師團，二戰時日本軍隊是按地域招募的)。駐朝鮮的第19和第20師團也秘密向中朝邊境調動，以便支援關東軍。為了攻擊堅固的北大營，日軍從旅順要塞秘密運來2門240毫米重型榴彈炮，並安裝在沈陽站附近的軍營裏。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突然襲擊沈陽北大營的東北軍第7旅，1夜之間日軍就占領了沈陽城。1周之內，日軍占領了吉林、遼寧兩省的30座主要城市、12條鐵路線。11月19日，日軍占領黑龍江省齊齊哈爾。1932年1月3日，日軍占領錦州。2月5日，日軍占領哈爾濱。
由於蔣介石下達的“不抵抗”命令，東北軍沒有集中兵力對日軍進行統一協調的反擊行動，駐紮在遼寧、吉林的東北軍僅少數部隊進行了自衛，並很快撤離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線。駐紮在黑龍江的東北軍進行了江橋抗戰、哈爾濱保衛戰等幾次大規模戰鬥，但最終因孤軍奮戰而失敗。這樣，“9·18事變”爆發4個月之後，東北三省大部分地區被淪陷了。
雖然日本的軍事傳統一貫采取不宣而戰、突然襲擊的手段，但是日本在事變前的軍事行動並沒有瞞住中國軍隊的眼睛，“9·18事變”之前幾個月，當地駐軍不斷發出日軍可能異動的警報。
可是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蔣介石，不但不作任何應變部署，相反一再命令東北軍不許抵抗，同時把30萬軍隊調往江西，準備發動對紅軍的第3次圍剿。蔣於1931年7月23日《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提出“先安內再攘外”，不消滅“共匪”和“粵逆”就不能抗日。這是蔣首次公開發表“不抵抗主義”的國策。
“9·18事變”發生後，蔣介石也沒有采取任何抗日軍事行動。隻是通過外交部向當時的國際聯盟控告日本侵略。蔣的不抵抗主義遭到全國上下一致反對，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批判蔣為“三無主義”，即：“無辦法、無責任、無抵抗”。
蔣多次喊出“我們的敵人不是日本，而是共產黨”，汪精衛甚至說中國抗日是為俄國打仗。1932年1月11日蔣在浙江奉化發表《東北問題與對日方針》的演講時，拋出了著名的“3日亡國論”：“以中國國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於二十四小時之內侵占吉、遼之範圍，若再予絕交宣戰之口實，則……必至沿海各地及長江流域，在三日內悉為敵人所蹂躪。”(見1932年1月21?D23日上海《時世新報》)
向國聯呼籲幹涉的外交活動並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後來的李頓調查團無非是一場鬧劇而已。因為在中國不做絲毫抵抗的情況下，列強都不希望得罪日本。
蘇聯雖然收容了大量退入蘇聯境內的抗日義勇軍，但公開政策還是宣布嚴守中立。而美國、英國早與日本做了利益交換，一方麵希望保護自己的在華利益，一方麵又希望日本進攻蘇聯。美國、英國甚至宣布支持日本的行動。1931年10月美國總統胡佛公開發表講話支持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三省：“日本為保衛日僑生命財產的安全起見，對滿洲的進兵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是不能提出異議的。”英國首相張伯倫也說：“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麵”。從1931年“9·18事變”到1932年底，美國向日本供應了1.81億美元的軍火。
1931年“9·18事變”不過是1928年“濟南慘案”的翻版，隻是損失更慘重而已。在濟南慘案中，蔣介石手握重兵，卻不敢抵抗幾千日本幹涉軍，結果7000多中國軍民被殺害，蔣派去對日軍交涉的蔡公時等17名外交人員被日軍割掉耳朵、鼻子、挖去雙眼最後殘忍地殺害了。
無數悲慘的事實證明，麵對外敵侵略，沒有軍事力量做後盾的外交必然破產，如同一個赤身裸體人落到狼群中。周恩來總理談到蔣介石時說：“我們看他的過去，知道他的現在；看他的現在，知道他的將來。”
“9·18事變”爆發時，東三省的日軍正規軍隻有第2師團的兩個旅團和6個守備大隊共1.04萬人，在鄉軍人(退伍軍人)1萬人，警察3000人。共2.34萬人。能迅速支援的日軍隻有駐朝鮮的2個師團，共3萬人。而駐紮在東三省的東北軍有20多萬，平津一帶還有東北軍11萬主力部隊，可以迅速回師關外。因此兵力方麵中方占絕對優勢。
總體上，中國軍隊的火力是不如日本軍隊的。但是在“9·18事變”時，由於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僅沈陽一地白白丟掉的武器就有飛機260架，重炮、野戰炮250門，炮彈10萬發，步槍15萬支。這些武器如果用於對日作戰，在日本大舉增兵之前的1～2個月內，火力上也可以完全壓倒東北和朝鮮的日軍。“9·18事變”前，東北軍將領黃顯聲將軍秘密把20萬支槍分散到各縣，為後來的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準備了大量的武器。
即使在火力處於劣勢情況下，隻要有堅強的組織、正確的作戰指揮，中國軍隊也完全可以和日軍作戰。就在蔣介石發表“3日亡國論”之後17天，蔡廷鍇將軍指揮的19路軍就違抗蔣撤退的命令，在上海奮起反擊日軍，奮戰30多天，這說明中國軍隊是完全可以和日軍作戰的。
火力強和火力弱的軍隊之間的差異，不是能不能打的問題，而是用什麽方法打的問題。以30萬東北軍的實力，完全可以采用主力軍的運動戰結合民眾的遊擊戰與日軍周旋。東北人民曾經組織起大量的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進行了長期鬥爭，但因為得不到正麵戰場主力軍的援助而失敗。抗美援朝初期，跨過鴨綠江的中國人民誌願軍隻有25萬左右，1950年中、美軍隊之間的火力差距遠遠大於1931年中、日軍隊之間的差距。
就人力、財力、物力而言，從“9·18”到“7·7事變”，中國軍隊沒有一天不在打仗，隻是這些力量大多數沒有用在抗日的戰場上，而是白白消耗在內戰中。東北3000萬人口中，如果以10%的保守比例計算(二戰中德國征兵達到其總人口的16%)，本來能夠用於對日作戰的兵齡男子就達300多萬，幾乎相於8年抗戰中中國軍隊的總傷亡。“9·18”之後，日本從關內騙到關外的勞工又有300萬，這些人力都被送到礦山、工廠、或修築秘密工程，為日本侵華戰爭服務，節省了日本大量勞動力用於戰場。戰後在東北地區日本工、礦企業及軍事基地附近發現的萬人坑中就有50～60萬具勞工的遺骸。
到1937年，全麵抗戰開始時，蔣在1931年以後立誌要消滅的共產黨、廣東、廣西等地的地方勢力他一個也沒有消滅，而且後來還和這些力量一起合作抗日了。這說明中國各種主要政治力量，雖然政見不同，但是在民族危亡的時刻，是可以團結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共同抗日的。即使仍有不顧大局的反對勢力，也會由於抗戰一方維護民族利益的正義行動而陷入孤立，最終加速其失敗。比如1950年中國境內有國民黨殘匪170萬，但是隨著誌願軍在朝鮮戰場上的節節勝利，這些殘匪很快都土崩瓦解了。這個事實說明，一個政權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其捍衛整個民族生存與安全的能力。
無論從人力、物力、軍隊、民心、士氣等各方麵看，中國在1931年，是完全有能力奮起抗戰的。
孫子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1931年，日本是否有能力3天滅亡中國呢？實際上，1931年的日本並沒有足夠的國力來侵略整個中國，其經濟規模、產業結構、政治體製、動員程度、軍事能力都不可能支持一場大規模戰爭，甚至無法支持一場長期的局部戰爭。
由於1923年東京大地震和1929世界性經濟危機的連續打擊。整個20年代日本都不得不壓縮軍費開支，甚至裁減軍隊。30年代初期的日本並沒有完成工業的軍事化，重工業隻占其工業的38%，軍費隻占財政支出28%。如果日本經濟按正常經濟規律運行，其生產能力根本無法滿足全麵侵華戰爭需要。例如1931年日本軍費為4.54億日元，僅生產步槍3613支，機槍514挺，火炮90門，坦克12輛，飛機410架。甚至彌補不了一次大規模戰役的消耗。
“9·18事變”時，駐北平的日本特務機關長鬆室孝良給關東軍的秘密報告中說：“須知‘9.18’迄今之帝國對華曆次作戰，中國軍因依賴國聯，而行無抵抗主義，故皇軍得以順調勝利。……倘彼時中國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則帝國在滿之勢力，行將陷於重圍，一切原料能否供給帝國，一切市場能否銷費日貨，所有交通要塞、資源工廠能否由帝國保持，偌大地區，偌多人口，能否為帝國所控製，均無確實之把握……”。
1932年“1·28事變”時，由於19路軍積極抵抗，日軍4易主帥，3次增兵。在戰局僵持不下時，日本藏相高橋是清曾說：“我國海外信譽正在急劇下降，目前在海外籌劃資金已不可能，這樣下去，軍費連3個月都維持不了”。
由於日本的財政能力和侵略擴張野心之間的矛盾，造成軍方和政府的矛盾激化，不斷發生倒閣、兵變和刺殺事件。1930年由於濱口內閣壓縮海軍軍費，簽署了《倫敦條約》，同意限製日本海軍規模，因此日本海軍殺死了濱口幸雄首相。1932年“5·15兵變”，日本陸軍殺死犬養毅首相。由於不能滿足日本軍閥對戰爭經費需求，在1936年日本皇道派軍人發動的“2·26兵變”中藏相高橋是清被作為“國賊”亂槍打死。1930年到1937年間，日本共有2位首相2位藏相被殺。
政治動蕩的背後的實質是日本財閥改變了他們的投資方向。財閥為了自己的利益，總是投資於風險小、利潤大的行業。“9·18事變”日本輕易奪取了東三省，使日本財閥改變了主要依靠商品和投資掠奪中國財富的老辦法，轉變為主要依靠戰爭掠奪的手段為主。因此他們在經濟上投巨資於軍工產業，在政治上拋棄了政黨政治，轉而支持法西斯政治。這是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必不可少的政治、經濟準備。
“9·18”是日本侵略擴張的又一場賭博。占領東三省，使日本獲得了巨大的財富、資源、勞動力、商品市場，幫助日本擺脫了30年代世界性經濟危機，政治、經濟、軍事上完成了向軍國主義道路轉變。支持了日本以後進行的侵略戰爭。1937年日本軍費增加到32.7億日元，從1931年到1937年，日本軍費增長了7倍，步槍生產增長了10.8倍，機槍增長了3.2倍，火炮增長4.3倍，飛機增長2.8倍，坦克增長38.9倍,汽車增長20倍。這時日本才初步具備了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能力。
關於侵略東北三省與侵略全中國的關係，《田中奏折》裏說得很清楚：“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不奪取東三省的資源，日本就沒有能力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假如日本從華東方向侵略中國，那麽日本就無法奪取足夠的鐵、煤炭等戰爭物資。日本的擴張戰略帶有強烈的賭徒色彩，它必須把本錢和一次賭博贏到的錢全部壓上去，進行下一次更大的賭博，隻要一次輸掉了，它就隻有傾家蕩產，退回最初的起點。
如果中國在1931年能夠奮起抗戰，不但不會3日亡國，還可以避免後來半壁河山慘遭戰禍的結局。
這個問題對一個正常的國家來說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既然中國有過汪精衛、蔣介石，所以還是值得討論一下的。
投降派有個著名的三段論：(1)因為弱小，所以需要發展(2)因為需要發展，所以需要和平(3)因為需要和平，所以必須投降。
投降派這個三段論是一種孤立、靜止的看問題的思想方法，這裏有兩個致命的錯誤：
(1)他們假定敵人也是靜止的。但是敵人的胃口不會因為第一次得到的利益而滿足，既然輕易取得了利益，自然就會不斷打上門來。曆史上無數先例證明投降派總是麻煩不斷，越是怕打仗越是要挨打。
(2)他們假定投降的代價小於發展的成果，但實際上投降付出的代價遠遠高於投降後發展的成果。除了物質利益之外，還有國際信譽、政權的道義基礎、軍民士氣等等軟實力的損失。
正確的結論是——必須從受到侵略的那一秒鍾就開始抵抗。當一個國家麵臨侵略時，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因為敵我力量對比處於不利境地，在這時已經不能追求什麽最好選擇，隻能使事情不要變得更糟。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
堅持這個原則，既是唯一正確的自衛方法也是對潛在威脅的威懾。例如越南戰爭時期的北緯17度線問題，有朝鮮戰爭時期麥克阿瑟越過38線後招致中國出兵的先例在，美國軍隊始終沒敢越過北緯17度線。由此可見，一個國家的信用也是她的實力之一。
抵抗失敗也比不抵抗而失敗要好。芬蘭就是個抵抗戰敗的例子，強大的蘇聯紅軍攻占了柏林，但是沒有占領赫爾辛基。因為芬蘭軍隊在1939年蘇芬戰爭中進行頑強的抵抗，使蘇聯認為占領芬蘭得不嚐失。假如芬蘭也采取不抵抗主義，那麽今天的世界地圖上早已找不到芬蘭了。抗戰初期的國民黨軍隊，雖然打了很多敗仗，但由於堅持持久戰，終於把日本經濟拖垮。1937年的日本經濟在高度動員情況下隻能維持2年，後來盡管采取了很多補救措施，但到了1941年，日本不得不實行糧食配給製，成年人每天隻有330克糧食。因此日本隻有冒險與掠奪東南亞，與美英開戰，走上了加速滅亡的道路。
弱小的一方也可以越戰越強。內因反麵，國家可以更緊密的團結，調整投資和建設方向，從實戰經驗中檢驗平時建設的得失。軍隊也可以從戰爭中得到鍛煉。外因方麵，弱國對抗強敵，爭取國際援助是很重要的。但是打勝仗主要還得靠自己的力量。人不自救，天莫能助。往往是先靠自己的力量打幾個勝仗才有外來援助。如抗日戰中的國民黨軍隊在得到美國大批援助，火力大大增強。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第二次戰役勝利之後，蘇聯才提供了大量武器裝備；1941年12月蘇德戰爭莫斯科大反攻勝利之後，美英援助才源源不斷運到蘇聯。畢竟誰也不願意投資給失敗者。
戰爭中總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國力的強弱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勝負卻不一定。雙方誰都沒有必勝的把握。一個國家從受到侵略的哪一秒鍾就必須開始抵抗。
1931年8月22日蔣在南昌說：“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仍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
“9·18”的夜裏，東北軍參謀長榮臻打電話給北大營下令說：“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裏，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蔣說的“我們”是誰呢？榮臻說的“國”是誰的國呢？
顯然不是農民，從清末以來，每一次割地賠款的負擔最終都落到農民身上，早就知道“最恨條約”的道理。
總是有人要求別人犧牲，犧牲工人，犧牲農民，犧牲知識分子，犧牲軍隊，犧牲一代人，犧牲國土，犧牲盟國……試問一個國家裏把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軍隊都犧牲了還剩下誰？誰的利益如此崇高？竟需要整個民族為之犧牲？
這個凶狠的怪物就是買辦。蔣發表的講話正是官僚買辦集團利益宣言。蔣的不抵抗主義正是買辦利益的要求。
買辦誕生於鴉片戰爭以後，由於中國社會結構、曆史文化的特殊性，列強必須通過買辦在中國謀取利益。
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主要有商品輸出、資本輸出和武力掠奪三種手段，不同曆史時期的主要侵略手段也不同：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主要是靠商品輸出(鴉片貿易就是典型的例子)；北洋軍閥時代重要依靠資本輸出(主要依靠借款給軍閥們打內戰，作為交換攫取中國的鐵路、礦山、關稅等利益)；1927年以後主要轉為武力掠奪，因為日本已經不滿足於從半殖民地的中國獲得的利益了，因此發動“9·18事變”奪取東北三省做殖民地。
在這三個階段裏，買辦始終為帝國主義服務，同時分得一份利益，因此買辦的勢力也逐步增強。
最初買辦除了有幾個錢之外是沒有任何社會地位的，到了洋務運動時期，由於封建勢力需要加強和列強的聯係，於是出現了所謂“紅頂商人”。如1900年，上海40個大買辦中有15個花錢捐了“候補道台”。但這仍是一個尷尬的形象，因為社會主流還是科舉製產生的封建士大夫，因此很多買辦還積極參加反清活動。
北洋軍閥時期，中國出現了江浙、華南、北方三個買辦財團，這時的買辦通過資助各派軍閥，積極參與政治。在廣東，英國匯豐銀行的買辦陳廉伯甚至組織商團武裝和孫中山的革命軍作戰。在上海，江浙財團導演了著名的“4·12事變”。
1927年後，由於江浙、華南兩大財團和蔣介石政權的結合，買辦發展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不但控製了全國的經濟命脈，而且掌握了軍政大權。1927年的蔣政權是個買辦和大地主聯合執政的政權，而1940年汪偽政權已經完全成為徹底的買辦政權了，偽中央政治會議的30位委員大部分是買辦。這時買辦對帝國主義武力掠奪的最好服務就是不抵抗主義和投降，他們得到的利益就是繼續掌權。
對於1927年到1937年這段時間，國民黨逃台之後曾美化為“黃金十年”。在這十年裏，一次次外敵入侵，一年年國土淪喪，沒有一天停止過內戰。雖然軍費一直占政府支出的80%，但是中國軍隊的裝備卻沒有任何實質的進步。中國仍然不能獨立設計和製造國防需要的飛機、坦克、重炮。“黃金十年”竟是以南京大屠殺為結局的。
然而買辦們在這十年裏卻大發橫財，從1928年建立中央銀行開始，到1937年，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已經壟斷了中國的金融業。至今還有人懷念三十年代的上海灘，懷念黃浦江裏的外國兵艦，懷念租界裏手持棍棒的紅頭阿三和安南巡捕。這些人就是買辦和租界文人，那是他們淘金的十年。
買辦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賣了農民賣工人，丟了東北丟華北，至於從日本手中收複朝鮮和台灣更是早就丟到爪哇國去了。總之隻要買辦們能苟且偷安，繼續撈錢，一切都可以出賣。唐朝時武則天有個男寵叫張易之，有人在他家門上貼了個紙條上寫：“看你橫行到幾時”，張易之竟狂妄的回貼：“為歡一日已以足”。後來張易之果然被憤怒的羽林軍斬殺了。然而買辦的本事比張易之要大得多。他們一麵把中國當成淘金場，一麵把自己的根紮在大洋彼岸，一有風吹草動，隻要拿上一本護照，再記住瑞士銀行的密碼，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國居住多年的宋美齡，她豪華別墅的每一塊磚都浸透了南京30萬中國人的血，她餘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們證明這樣一個道理：買辦沒有祖國。
因為買辦沒有祖國，所以買辦不需要國防。蔣介石時代對海軍的投資還比不上滿清。30年代蔣軍的炮兵實力甚至比不上北洋軍，北洋軍參照德國、日本軍製，1個正規師裏還有1個炮兵團，而1937年的國民黨軍最好的嫡係師裏也隻有1個炮兵營。買辦經濟隻偏重於列強需要的紡織、原材料加工等輕工業，而所有和國防有關的航空、化學、鋼鐵等重工業買辦都不能使買辦獲利。宋子聞有句名言：“外國進口的盤尼西林(青黴素)用都用不完，中國何必要自己生產？”。
買辦也需要軍隊，但這是內戰型的軍隊，專門用於鎮壓人民的軍隊。無論從裝備、編製、教育、訓練都是如此。由於缺乏火炮等重武器，蔣的200萬軍隊按當時國際通行的標準，隻是一支治安軍，遠遠不能算國防軍。1935年廬山軍官訓練團學的是《剿匪手本》，德國顧問教的是堡壘戰術。這一套對付江西紅軍是有效的，但搬到凇滬戰場上就成了日軍飛機、大炮的活靶子。對紅軍的圍剿動輒出動30萬、50萬、100萬兵力，3000萬軍費。圍剿抗日的19路軍和抗日同盟軍都出動了15萬以上的兵力。而每次用於抗日的中央軍不過幾個師而已，19路軍作戰的經費竟是靠各界捐助的。
所有這些倒行逆施都說明，買辦的利益依附於列強的利益，與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背道而馳的。買辦經濟不能成為中華民族複興的脊梁。一旦買辦的意誌上升為國家意誌，則必有投降政治、消極軍事、破產外交和殖民文化。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就會墜入黑暗的深淵。
“9·18”以後的每次民族危機中，中華民族都曾經站在光明與黑暗兩條道路的十字路口上，我們已經知道不抵抗主義和消極防禦是一條給整個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黑暗道路，那麽光明的道路是什麽呢？
這就是采取積極防禦戰略，和平時建設和保持強大的國防力量，戰爭時主動出擊禦敵於國門之外，不使戰火危及國土。
在現代條件下，雖然敵方飛機和導彈等先進兵器打擊範圍很遠，但我方也同樣可以用遠程打擊兵器威懾敵方基地和本土，最終同樣達到保護國土的目的。
“我們未來反侵略戰爭，究竟采取什麽戰略方針，我讚成“積極防禦”四個字。——鄧小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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