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我去了一趟前身是哈軍工海軍係的哈爾濱工程大學，自從2005年1月該校提出“三海一核”（“船舶工業、海軍裝備、海洋開發以及核能應用”）的辦學指導戰略以來，學校現已成為我國艦船科學技術和應用基礎研究的主力軍之一，我國海軍先進技術裝備研製的單位之一，我國發展海洋高技術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國核動力安全研究的重要基地。在我與學校領導、科研人員、研究生、大學生交流後，參觀了學校一些重點實驗室後，看到了希望。在全社會似乎都對金融、股票拚命追捧的時候，當年由陳賡大將任院長兼政委時，針對國防建設的戰略需求提出學院“尖端集中、常規分散”專業定位精神（可以說是現代版的一種“實業救國”精神），在今天的哈工程還在。回來後我在9月10日上市的2008年第34期《三聯生活周刊》的專欄中寫了一篇小文：
中國還要購買俄羅斯軍艦嗎？
9月3日上午，當我從鬆花江邊的抗洪紀念塔走向百米外的步行街——中央大道時，發現街道兩邊複古建築裏的商店，幾乎全是來自俄羅斯的三大件商品：望遠鏡、套娃和銀器。有意思的是，在那些“三大件”中竟然還夾雜著一些銅製的中國海軍最新型軍艦的模型。我詢問店主這些軍艦模型是來自俄羅斯嗎？得到的回答說：是！這個回答讓我想起了8月8日格、俄衝突爆發後，一些軍事迷們在網上發出的“這下可以向俄羅斯購買軍艦了”的貼子，以及在上合組織杜尚別會議後一些西方媒體為中俄關係提前發出的“訃告”。
上世紀80年代末，由於西方全麵終止了對華軍售，雖然讓中國繼100年前希望再次通過引進西方技術提升海軍裝備的設想落空，可隨後俄羅斯卻因陷入經濟困境再次向中國敞開了軍售大門。但這一次與1953年蘇聯援助中國以軍重工為主的156個項目不一樣，用俄羅斯戰略與工藝研究中心副主任康斯坦丁•馬基延科在今年8月1日發表的《再見了，中國！》一文的描述，這次雙方是“相互依賴”的關係，他坦言“如果沒有中國的合作，俄羅斯的軍工企業可能早已虛脫。”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俄羅斯的驅逐艦和潛艇在台海危機後出現在了中國海軍的行列時，美國並沒有提高“中國海軍威脅論”的調門。也許是他們並不太在意正在經濟崩潰中的俄羅斯把幾件“馬上要生鏽的軍事硬件”賣給中國，也許是他們認為，1994年中國為了治理通貨膨脹將人民幣貶值夯實了出口導向策略後，仿造、升級軍艦的“長、重、大”項目就再也難以實施了。當然，也許是在冷戰勝利光環的籠罩下，當時美國並沒有把中、俄當成同級別的對手。
100多年來，中國人的海軍夢想就徘徊在西方和俄國兩大海軍技術發展模式之上，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可以說兩者在中國都有過進進出出的經曆。但應該說，兩者的技術發展模式卻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上世紀90年代先後都裝在中國軍艦上的燃氣輪機，雖然美國通用動力的LM2500和俄羅斯艦用的GT25000（在烏克蘭製造）都可以在60秒內完成從起動加速到慢車，都可以在390秒以內完成從起動加速到慢車、再加速到額定功率轉速（應急條件下都不超過90秒），但前者采用的卻是壓縮空氣起動，而後者則采用了要求瞬間供電負荷大的電起動；再比如被軍事迷們在網上熱議不衰美、蘇海軍於上世紀80年代列裝的艦載防空導彈垂直發射技術，美國采用的是在垂直放置在艦載發射係統的貯運發射箱中點火，這就要求發射箱下端與排氣道相通，可以使導彈發射時將燃氣氣流經耐燒蝕的增壓室和排氣道排出；而俄羅斯的垂直發射技術采用的是外部點火方式，即用外部壓力（彈射器或液、氣壓力裝置）先將導彈推出發射箱在空中點火……。總之，兩者在技術上的類似迥異比比皆是。
那麽麵對兩種模式中國應該怎麽選擇呢？理想的目標自然應該是：博取兩家之長根據自己的作戰需求和產業基礎造出自己的、具有先進水平的軍艦。但上世紀80年代的“下重上輕”和後來的單一出口導向造成的產業結構趨同，在沒有相應配套產業的情況下，實現理想目標根本不可能。而這恰恰是中國在海灣戰爭後看到裝備差距拉大和麵對台海危機隱現時，整艘購買俄羅斯軍艦的真正背景。不過，後來好在中國的造船業在出口大潮中抓住機遇殺出了一條“血路”，進而成為了中國裝備製造業的領跑者（目前手持訂單已達1.5億載重噸以上），這也為中國海軍接近理想目標提供了產業基礎。
9月3日下午，我在前身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海軍係的哈爾濱工程大學的重點實驗室裏與幾位項目負責人交流時，雖然我沒有直接提出“中國還要購買俄羅斯軍艦嗎？”這個問題，但是我從他們談話和年輕的麵孔上讀出來的答案是：不需要了。走出實驗室後，在暮色中我看到了學校為紀念1957年3月27日病逝於中國的蘇聯首席軍事顧問——瓦•依•奧列霍夫空軍中將而立的銅像，當時我想，8月8日格、俄衝突的發生後，中俄關係雖然不會像一些西方媒體慶幸的那樣衰退，但也不會回到50多年前那個時代了，因為今天的中國畢竟知道了這樣一個道理：一個大國自己如果沒有均衡布局的完整產業結構，安全與穩定是買不來的。（原文發表於2008年第34期《三聯生活周刊》）
由於專欄文章的文字所限，在這裏我要特別說明，文章中強調的1994年中國貿易由逆差轉為順差，人民幣對美元由5.5比1降低為8.7比1確定了出口導向戰略後，自己建造軍艦所需的配套產業根本無法支撐了。這是在台海危機顯現購買俄羅斯整艦的一個根本原因。在另外一篇博客（中國軍費的增長還是很低甚至不夠）中，我大概梳理的1994年前的情況：
從1978年到1989年，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從37.2%下降到了19.1%。如果把1978年所沒有的內債扣除掉，已經到了16%。也就是說，國家財政收入大幅下降後，從中不可能提出更多的費用給軍隊。當然，軍隊過於龐大，裁軍是必然的，這才有1985年的百萬大裁軍。裁軍的決定無疑是正確的，問題是國防基礎的轉型過於粗放，所以才有現在所說的“國防基礎薄弱”需要“補償性增長”（1995年後的軍費增長）的問題。
財政收入下降後，實際上是一種粗放型的讓利於民。在國民收入第一次分配中，居民個人所占比例從1978年的49.6%提高到1988年的70.4%，經再分配後居民可支配的貨幣收入占到了國民收入的72.4%。其結果就是居民儲蓄餘額從1978年的210億元快速增長，到了1989年已經接近10000億元。收入向個人傾斜，必然增加消費需求（注意，這時並沒有很好的確立預防腐敗的機製，甚至有“腐敗是改革必須承受的代價”的奇談怪論）。從1979年到1982年居民大部分所得用於“補生活欠賬”的消費，這就需要相應的調整生產結構。也就是降低基礎設施和軍事裝備升級的支出，簡單地說，就是實行下軍重工上農、輕的產業政策。在這期間，核工業、航空、兵器、航天4 個軍工部門的民品產值占總產值從1979年的8.2%上升到了20%。以電視機為例，1977年我國黑白電視機年產20萬台，以電子管為主，到了1982年已經可以年產600萬台全晶體管電視機，在這其中，如果沒有前30年品種齊全、配套完整基礎元器件以及技術資金密集的軍用雷達通訊生產能力做基礎，是不可能的。這也可以說是國防軍工對國家轉型的貢獻。但是這種高技術低利用滿足消費的方式，在沒有技術儲備、升級資金的情況下能不能持續呢？
到了1983～1989年，由於財政向居民消費傾斜的結果，第二次消費升級的到來（冰箱、彩電、洗衣機等等），使得少數掌握1960年代國際普及的機電結合技術的軍工、工業設備生產部門轉產出現了瓶頸，也就是說從軍工、工業設備轉產為消費產品是需要成本的（投資和時間）。但是當時在國家財政大幅度下降的情況下，這是不可能的。除了減稅讓利、刺激消費發獎金以外，僅有的資金也都給了輕工生產“老三件”了（自行車、手表、縫紉機，認為貨幣回收快，而實際上沒有計劃的規模盲目擴張也造成很多的壞賬）。比如“六五”末，4個軍工部門的固定資產占全國機械工業固定資產總值的24.5%，而總產值在1984年卻隻占全國工業機械的8%。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滿足消費需求，不得不大幅進口成品（也有走私的）。1985年外匯現匯為82億美元，到了年底僅剩下16億美元。後來雖然將進口成品改為半成品、設備技術、生產線等，但客觀上還是把相當多的軍工企業捆綁在了國外擁有核心技術的生產線上，從事低端外圍加工的位置上。在這種情況下，不僅無法為軍隊提供按正常周期換裝提供整套的裝備，而且流失了大量的軍工技術人員。到了1990年代，外部環境發生變化，軍隊常規裝備不得不再次從頭來，靠進口俄羅斯的飛機、艦艇從新吸收、消化、仿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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