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斯大林點頭默許 蔣介石“四一二”血洗中共

1927年4月12日，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借助上海黑幫勢力向分駐上海總工會等處的工人糾察隊發動襲擊，史稱“四一二政變”，此事標誌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斯大林為正式領袖的共產國際在對待此事上出現了嚴重分歧，蘇聯共產黨反對派領袖托洛茨基（1879年～1940年）堅決反對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指揮，雙方為此展開激烈的論戰，其結果是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流亡它國。

蘇聯對中國革命的路線之爭

　　托洛茨基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不同路線的典型代表人物，他與斯大林的恩怨由來已久。總體而言，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的批判更主要集中在後者的共產國際政策、蘇聯的內政外交經濟政策、斯大林建立的黨內製度上，也就是說，他與斯大林的分歧集中表現在革命、建設的戰略策略上。

　　兩大派領袖在對待中國革命的問題上，矛盾更加尖銳。在斯大林看來，社會主義隻能在一個國家（即蘇聯）內取得勝利。他在1924年的《論列寧主義基礎》說過：“沒有幾個先進國家的無產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取得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呢？不，不能，為了推翻資產階級，一個國家的努力就夠了，這是我國的革命和建設給我們的證明。”在這一理論的指引下，斯大林似乎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並不熱衷。

　　在“四一二政變”前後，斯大林與蔣介石的關係十分親密。蔣介石當時在中國領導革命，斯大林把他當盟友；在斯大林看來，革命的前途隻能依靠蔣介石的軍隊。他在1926年11月30日發表的《論中國革命的前途》中這樣寫道：“中國的革命軍（即蔣介石的軍隊），是中國工人和農民解放鬥爭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因為廣東軍隊的進展，意味著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對它的中國走狗的打擊，與此同時，中國一切革命分子，特別是工人，也因此會得到集會、罷工、出版與組織的自由。”而蔣介石的軍隊，在斯大林看來就是工人和農民的軍隊，“它給全體人民以自由，特別是對於工人”。

　　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論”在對待中共以及蔣介石的態度上表現得涇渭分明。在他看來，“在殖民主義國家，急迫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

　　“四一二政變”後，斯大林仍然視蔣介石為同盟。政變發生後六天（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對峙。斯大林並沒有過多地責罵蔣介石，反而說：“武漢的國民黨是沒有右翼國民黨人的國民黨，是中國勞動大眾對帝國主義鬥爭的中心。”

　　斯大林看來，鑒於中國革命的複雜性，應該分成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北伐階段，民族資產階級與革命共進。隻有在北伐戰爭完全結束後（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才可能建立蘇維埃政權。

　　斯大林的這些政策遭到托洛茨基等反對派的批評。他在“四一二政變”爆發前一年發表了對中國革命的看法，他認為，中共當時已經沒有留在國民黨內的理由，這主要取決於中國的殖民主義特性和帝國主義的存在，換句話說，中國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已經結合，但他們的利益不同於工人及農民階級的利益，因此，必須在組織上和政治上與資產階級斷絕關係。

　　托洛茨基還認為，由於國民黨有一個資產階級的領導層，不會去符合工人農民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建立蘇維埃委員會，“蘇維埃將從現在開始伴隨中國革命的進程，反映它的命運。”

　　而即使在蔣介石發動政變前一星期（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圓柱廳裏演說，還堅持共產黨應留在國民黨內，而且他還否認這個同盟者有什麽叛變的危險。諷刺的是，國共合作隨即破裂。

 

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的反對言論，終於讓後者憤怒。“四一二政變”後，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並於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圖。在流放期間，托洛茨基回顧他與斯大林的路線之爭時說：“假如在中國北伐剛開始時就在'解放區’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就有了必要的基礎，有了自己的軍隊，能夠粉碎敵人的軍隊，中國共產黨雖然年輕，這樣卻能夠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成熟起來，奪得政權，即使不是在全中國，也能在相當大一片中國土地上做到。”他甚至批評斯大林“塑成了一條越來越脫離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路線”。

“四一二政變”

　　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7月，次年，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倡議下，中共成員加入了國民黨。隨後幾年，中共發展迅猛，到了“四一二政變”前，共有超過五萬名黨員。中共在革命過程中堅持“工人運動”，並努力在上海等大城市發展。史料記載，在1927年3月4日到4月4日期間，上海地區的中共迎來發展高峰，一個月內這個城市的黨員人數就翻了一番，達到八千多人。與此同時，國民黨的發展也很快。

　　當時，中國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北伐戰爭，外國勢力和資產階級勢力受到打擊。在上海，工人準備武裝起義，但由於此時國共已經開始合作，於是，誰掌握領導權的問題日益顯現。當時，上海的中共領導人認為應該建立蘇維埃委員會，但斯大林堅決不肯——前麵已經闡述過，他還怕國共聯盟破裂，更怕中國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破壞了蘇聯利益。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發動大罷工，人數之多，史料並無統一記載，但至少在二十萬人以上。在罷工過程中，工人與警察、部分私人衛隊甚至黑手黨徒發生武裝鬥爭。兩天後，罷工結束。

　　3月24日，英美軍艦炮擊南京，引起中國民眾的不滿。上海工會考慮對所有租界采取大罷工措施。一些當地共產黨領導人支持這些反對外國租界的罷工，並把日期定在3月28日。

　　對於中共的這一做法，斯大林堅決反對，其理由是：“這會孤立上海工人，給對工人采取暴力提供方便。”工會遂放棄了占領租界的做法。更讓上海中共感到納悶的是，共產國際在對待國民黨的問題上十分模糊，導致上海中共混亂。

　　另一方麵，蔣介石也加緊對中共的奪權行動。他首先會晤上海青幫老大黃金榮；三天後會晤了上海商業和金融界代表。對於這兩大團體，中共的行為都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共產黨人威脅了鴉片的生產和銷售，而罷工則讓工廠停止經營。因此，他們答應為蔣介石籌資，打擊中共組織。4月11日晚，工會聯盟主席被謀殺；次日，黑幫開始與工人戰鬥，軍隊也開始收繳工人的武器。政變發生後，上海黑社會組織領導了一個反共委員會，繼續對中共成員進行打擊。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國共合作告破。

　　沒有曆史文獻證明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前是否得到了蘇聯的支持，但可以確定的是，蔣介石肯定就此問題征得斯大林的默許。

　　蔣介石與斯大林的關係非同一般。早在蔣介石於1926年3月26日在廣州舉行政變以後，他就請求共產國際接納國民黨做它的正式支部。這是因為在準備發起另一場更大政變的同時，蔣介石需要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給他作掩護。他得到了這種掩護——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國民黨以列席的資格被共產國際批準加入了。

　　當蔣介石緊鑼密鼓地籌劃政變時，他也沒有忘記和斯大林稱兄道弟，例如互贈像片以示友誼永固。作為這種友誼的象征，蘇共中央委員、當權派的布勃諾夫曾專程來中國拜望蔣介石。

　　鑒於這種“友誼”以及對中國革命路線的堅持，斯大林當然有理由默許蔣介石的政變行為，而且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力將這個責任推給托洛茨基的反對派。1927年5月24日，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全體會議上發表了題為“反對派的錯誤”的演說：
 　
　　“反對派是不滿意的，因為上海工人沒有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主動決一死戰。反對派不懂得，中國革命是不能發展得太快的。它不懂得，我們不能在不利的條件下，盲目地投入到決定性的鬥爭中去。反對派不懂得在不利的條件下避免決戰（當可以避免的時候），就等於是幫助革命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