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何奇鬆:戰爭文化研究介紹

戰爭文化研究介紹


在人類曆史上，暴力衝突和戰爭與人類形影相伴，幾乎成為每個民族的正常營生。根據國外學者統計，從公元前3200年到1964年的5164年間，世界上共發生14513次戰爭。在此期間，隻有329年是和平的。戰爭對人類文明來說是把雙刃劍，它是人類文明的孕育者和毀滅者。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裏特曾經說過"戰爭是萬物之父"，此話雖不免有誇張成分，卻反映了戰爭對人類生活、曆史發展的重大意義。

　　但是，為什麽不同的民族、國家會形成不同的戰爭觀、有著不同的戰爭行為、戰略戰術思想呢？比如，"不戰而屈人之兵"、"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是中國文明所追求的戰爭最高境界，西方文明所追求的戰爭最高境界卻是坎尼式的合圍戰。為什麽中國產生不出"海權論"？為什麽中國海權意識發育遲緩？戰爭對文化有什麽影響？文化對戰爭又產生什麽影響？這些都是戰爭文化研究探討的問題。

　　對文化的研究可以說是源遠流長，但對戰爭文化的研究則是近百年的事。在西方較早注意戰爭與文化之間關係的也許要推斯賓格勒了。他於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沒落》一書，激起了西方人的共鳴，一時洛陽紙貴。其實該書縱論文化，很少論及戰爭。但巧就巧在該書於一戰結束前夕出版，加上其驚世駭俗的結論，引起了人們對戰爭與文明興衰、戰爭行為與文化之間關係的思考，推動了對戰爭文化的研究。軍事史學家、軍事理論家J.F.C.富勒也是一位不受專業限製、將研究視野觸及人類文化領域的飽學之士，他從1923年開始收集資料，著手撰寫《西洋世界軍事史》，到1940年出版了兩卷，可惜毀於戰火。戰後他重新著述，形成大部頭3卷本的《西洋世界軍事史》。該書選擇對西方社會文化和曆史進程產生深遠影響的決定性會戰作為西方軍事史的軸線，將地理、宗教、經濟、社會生活等穿插其中，他詳細剖析了這些戰役對後來社會、曆史文化發生怎樣的作用，反過來它們又會怎樣影響將來的戰爭。他在惶惶巨著中對戰爭與文化的互動關係有許多精彩絕倫的分析，然而由於該書偏重軍事史，在深度和廣度上對戰爭文化拓展得不夠，但畢竟向世人展示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而昆西· 賴特的巨著《戰爭研究》則是研究戰爭與文化的經典之作，遺憾的是國內至今沒有翻譯。美國軍事史專家小戴維·佐克和羅賓·海厄姆合著的《簡明戰爭史》開宗明義地指出，把戰爭研究與社會研究相脫離是一種錯誤，這種錯誤在"許多時代裏已經導致了種種可怕的後果"，可是作者們惜墨如金，也許過多的突出"簡明"，幾乎沒有實現自己提出的宗旨，對戰爭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沒有作深度分析。此後有些軍事史學家對戰爭與社會各方麵綜合加以研究，比如，M. 霍華德1977年出版了的《歐洲曆史上的戰爭》。作者認為戰爭是人類經曆總體的一部分，對每個"部分"的研究隻有同其他"部分"聯係起來才能研究透徹。"不說明戰爭的背景，是無法充分描繪戰爭的"。作者正是從包括文化等各方麵的社會大背景來分析歐洲曆史上戰爭的演變的。美國軍事學者 Richard A. Gabriel 在其著作《戰爭的文化》中，對戰爭與文化進行了相當有深度的研究。雖然本書研究的是戰爭人類學，但作者用了大量篇幅論述戰爭與文化之間的關係。作者認為荷馬史詩的人物都是鬥士，他們把戰鬥作為展示個人精神、人類美德的工具，他們不是為共同的事業或物資收益而戰，而是為光榮和名聲而戰。荷馬史詩強調對個人戰鬥能力的追求，使得希臘戰爭的組成水平還落後於鐵器時代初期的軍隊。還有些學者在並非論述戰爭文化的著作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戰爭文化的論述，比如史學大師湯因比就認為文明的興衰就在於是否能適應包括戰爭等環境在內的挑戰。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文化研究出現在外交政策研究、國際安全或戰略研究中，形成了戰略文化研究。它主要研究一個國家為什麽采取不同的國家戰略、戰略選擇。上世紀70年代首先由Jack L.Snyder在《蘇聯的戰略文化：有限核行為的含義》（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一書中提出"戰略文化"到現在經曆了三波，爭論也是很大的。總的來說，西方學者把戰略文化界定為一個國家關於武力威脅與運用的傳統、價值、態度、行為模式、習慣、符號、適應環境及解決問題的特定方式與成就。這些國際關係學者大都從曆史角度研究一國的戰爭與文化之間關係，一國傳統文化是如何影響一個國家的戰爭行為、戰略選擇，對國際安全產生什麽影響，比如，江憶恩（A.I.Joneston） 在《文化現實主義：中國曆史中的戰略文化和大戰略》中，不加區分地引用劉伯溫等著名軍事人物的話，就認為中國文化具有很強的好戰性，贏得西方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和讚賞,他們如獲得至寶地找到了"中國威脅論"的依據。名聲赫赫的S.亨廷頓雖然沒有用什麽"戰略文化"一詞來談論國際安全，但從文明的角度談論國際關係，認為國際之間的衝突來自文明的衝突，未來的衝突將是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文明聯合起來對抗西方文明。

　　軍事文化也是西方談論的一個重要話題。不過它不同於用於外交領域的戰略文化，一般偏重於本國軍隊建設，當然它也涉及一國曆史文化，而且認為曆史文化對軍事文化有著重要的影響，對對外關係也有相對的影響。

　　在中國近現代，對戰爭文化研究、戰爭與文化研究，就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而言，恐怕要從已故的著名曆史學家雷海宗先生算起了。雷先生借用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史觀，在抗戰前後發表的幾篇文章，於1940年由商務印書館影印為一本小冊子，取名為《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收錄在上海書店影印的《民國叢書》第一編第44卷中）。雷先生考察了戰爭與文化之間的互動影響，認為春秋時期的戰爭不求殺戮，隻求維持國際的均勢，當時的人們以當兵為榮；戰國時期的戰爭則以消滅他國為目的，是一個文化區域要統一時必有的現象，但出現了文武分離和和平主義傾向，厭戰心理也隨之出現，社會開始解體沒落。秦統一中國後，兵匪不分，軍民相互仇視，軍隊成為私人的軍隊，主帥往往利用軍隊謀取家族利益而損害國家利益，這就是二千多年來中國"無兵的文化"症結之所在。列國時代所激蕩而生的愛國主義和國家主義到統一之後逐漸衰落了。中國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兵的問題"，"兵可說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問題"。抗日戰爭時代，類似於戰國時代，中華文明可能因抗戰而獲得新生。但是此後相當一段時間內，幾乎沒有人涉足戰爭文化領域。在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興起後，國內開始注重對戰爭文化的研究。軍事科學界內外在談論中國軍事思想、軍事史等都基本上有所涉及戰爭文化。199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著名史學家、複旦大學金重遠先生的專著《炮火中的文化--文化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該書主要論述了大戰中法西斯的反動文化與反法西斯的進步文化，以及它們之間的較量，雖論述法西斯國家發動世界大戰的文化淵源的份量比較少，卻是國內較早論述大戰時期文化的一部專著。其後有不少論文、小冊子從文化源頭來論述戰爭、以及戰爭對文化的影響。華東理工大學的倪樂雄先生在《讀書》1992年第3期上發表的《戰爭的文化透視》，則是中國新時期較早涉足戰爭文化研究領域的一篇學術論文。後來倪先生在不同學科的學術刊物上發表了許多戰爭文化方麵的文章，並出版了2本論文集《戰爭與文化傳統--對曆史的另一種觀察》（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尋找敵人--戰爭文化與國際軍事問題透視》（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年）。此後，有些學者也開始涉足該領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績，比如，皮明勇先生發表了《中國傳統軍事文化觀念與軍事近代化芻論》（載於《齊魯學刊》1995年第2期），歐東明先生發表了《印度教傳統中的戰爭觀--對史詩〈摩訶婆羅多〉的個案研究》（載於《南亞研究季刊》1998年第4期），越客先生出版了專著《戎馬文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初版、1996年再版），黃樸民先生出版了論文集《刀劍書寫的永恒：中國傳統軍事文化散論》（國防大學出版社2002年），全晰綱先生出版了專著《青銅的戰神：齊魯兵家文化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年），等等。說到中國的戰爭文化研究不能不提及兩個重要的學術刊物：《軍事曆史研究》和《中國軍事科學》，它們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戰爭文化的研究。在軍事科學界享有很高聲譽的權威性學術刊物《軍事曆史研究》，自從20世紀80年代提出要開創軍事文化學以來，陸續刊載了一些該領域的學術論文，並專門開辟了"軍事文化"欄目，刊載了不少該領域有相當學術水準的文章，它是我國戰爭文化研究的一塊極為重要的園地，對於戰爭文化的研究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中國軍事科學院的《中國軍事科學》，先於"基礎研究"、"軍事史鑒"等欄目發表了不少有關論述"軍事文化"的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後專門開辟"軍事文化"專欄，也對推動我國軍事文化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

　　在西方的戰略文化研究的影響下，我國也開始自己的戰略文化研究。中國軍事科學院的李際均中將於1997年在《中國軍事科學》第1期發表的《論戰略文化》中，首次引進"戰略文化"並給予明確界定。而且李將軍於1998年出版了《軍事戰略思維》（軍事科學出版社），全麵係統地探討了"戰略文化"，盡管書名並沒有用"戰略文化"一詞。李將軍的研究引發了軍事科學界內外的戰略文化研究熱。其後，許多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論述戰略文化及其影響。綜觀之，中國學者把"戰略文化"界定為，在一定曆史和民族文化傳統基礎上形成的戰略思維和戰略理論，並以這種思想和理論指導戰略行動，影響社會文化與思想。

　　在江澤民同誌提出"三個代表"思想後，軍事科學界在"軍事文化"研究基礎上掀起了研究先進軍事文化的熱潮，旨在如何以先進軍事文化促進中國軍事現代化建設。其主要標誌就是《中國軍事科學》雜誌社與南京政治學院科研部於2002年6月下旬在上海聯合舉辦的"中國先進軍事文化理論研討會"。

　　總的來看，國內對戰爭文化研究還談不上很重視，目前國內僅有兩個研究戰爭文化的專門機構。一個華東理工大學的戰爭文化與國際政治研究所，另一個是徐州戰爭曆史研究會。前者是在原"戰爭文化研究中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該所研究人員在戰爭文化研究領域取得了一些令人可喜的成果。後者則是新近成立的一個機構，雖然法定名稱為"戰爭曆史研究會"，但它有誌於從事戰爭文化的研究，並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並創辦了《戰爭文化》雜誌。

　　在談論戰爭文化研究的發展狀況時，提及了三個不同概念：戰爭文化、戰略文化和軍事文化。這三個概念研究的對象有所差異，而且中外學者對它們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但一般來說，人們往往把戰爭文化與軍事文化等同視之，並不刻意追求它們之間的差異，比如，越客在《戎馬文化》一書中，在說明了"戎馬"的來源後，認為"戎馬"就是"戰爭或軍事行動之意"，"戎馬文化也就是軍事文化或戰爭文化"，有的學者幹脆把它們相提並論。至於"戰略文化"則是一個不同於戰爭文化或軍事文化卻又與之有著密切聯係的概念。這裏的"戰略"，從上述的介紹，可以理解為"國家戰略"，也就是在西方比較盛行的"大戰略"，但實際上它又涉及到一國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念等，可以作為文化的一個層麵與戰爭文化相聯係。另外，就軍事戰略而言，它實際上也是戰爭文化所研究的一個方麵。基於這種分析，我們姑且把它們視為戰爭文化--盡管學者們對這兩個概念存在著不同的看法，爭論也是頗大的，甚至出現了有沒有必要引進"戰略文化"這一概念的爭論。

　　何謂戰爭文化呢？這是目前許多學者所爭論的一個話題。出現爭論主要是由文化這一概念的不確定性所決定的。迄今為止，文化有幾百種定義。大體而言，對什麽是戰爭文化，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戰爭文化不僅指戰爭精神文化，而且包括戰爭物質文化。比如，倪樂雄先生認為，"軍事文化是人們在文明化過程中，因從事軍事活動所創造的一切物質和精神產物"；符文先生也認為，軍事文化指人們在軍事實踐中創造的精神和物質成果的總和。另外一種觀點認為，戰爭文化不包括物質方麵，僅僅指精神方麵，因為武器裝備是物質的，本身不是文化，它隻是文化的載體，不同時期的武器裝備，體現的是不同時期的戰爭文化。比如，季雲飛先生等人就認為，"軍事文化，是指直接影響和製約人們從事軍事活動的觀念因素"。多數學者認為，戰爭文化是一個複雜的體係，不宜將戰爭文化概念界定得過於狹窄，而應當以精神文化形態為核心，從理論文化形態、製度文化形態、行為文化形態、科技文化形態和藝術文化形態等方麵入手，構建軍事文化的框架，這樣來理解戰爭文化更妥貼些、更全麵些、更合理些。曆經千年烽火洗禮、厭倦了戰馬嘶嘯和刀光劍影的、恬然延綿於大漠中的長城，是漢民族戰略防禦的物化，長城既是軍事文化的現象，又是軍事文化的本體。同時這裏的"物質方麵"，要寬泛化，並不局限於武器等方麵，包括地理位置、氣候等。比如Willianson Murray認為德國軍隊有不注重後勤的傳統，就在於德國是歐洲幾個世紀戰爭的中心之地，後勤補給比較方便，因而不強調後勤。在納粹德國進攻前蘇聯時，因不重視後勤導致軍隊給養不足，注定了其失敗；而美國也是因為地理因素的影響，在用兵時特別強調後勤，向海外出兵沒有強大的後勤保證軍隊將無法作戰。

　　至於戰爭文化具有什麽特征呢？首先，中外學者比較一致地認為具有相當的特殊性，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由於所處的周圍環境不同，各民族的戰爭文化呈現出千差萬別的特性，因而具有相當的特殊性。倪樂雄先生借助法國年鑒學派"曆史長時段"理論方法，在研究中國戰爭文化特點時提出"封閉型大河流域大型灌溉型農耕區域"概念，並以此為解釋的邏輯起點，認為漢民族自古生息於封閉型大河流域大型灌溉型農耕區域，不存在因人口增多而需要擴大生存空間的問題，漢民族進行的戰爭多是捍衛這塊生存空間，在國防戰略選擇上實行防禦戰略，古長城的修築就是這種戰爭文化的體現。戰爭文化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國內外學者都認為，作為文化的產物，戰爭文化具有相當的穩定性，由此決定了戰爭文化具有相當的傳統性。某些經驗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不斷經受著檢驗，積澱為民族的寶貴財富，源遠流長，被發揚光大。比如西方民族一直重視海洋，就來源於古希臘，古希臘牢牢地掌握著地中海的製海權，獲取了巨額的商業利潤。這個秘密就像耳語一樣傳給了一代又一代西方人，並且越出了西方世界：控製海洋是一個國家強盛的不二法門。有些西方學者出於無知或偏見，硬是"論證"中國文化中具有侵略性傳統，為其"中國威脅論"張本，比如前述的江憶恩就是這樣認為的。第三個特點就是戰爭文化具有一定的可變性。萬事萬物都處於變化之中，不管包不包括物質在內的戰爭文化同樣如此。戰爭文化隨著社會經濟、文化、政治、技術等各方麵的變化而變化。季雲飛先生等就中國近代軍事文化的變遷做了係統的論述。

戰爭文化研究已經成為了一門學問，盡管與其他學科相比，它還是一個"嬰孩"，處在初創階段，不過，已不再是遊蕩於各學科之間的"孤魂野鬼"。正是由於它起步晚，各學科給了它以理論、方法論支持，並且研究人員廣泛借助其他學科的成果，開拓戰爭文化的研究，戰爭文化研究顯示出了勃勃朝氣。就目前而言，對戰爭文化的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主要有曆史學、社會學、政治學、文學、心理學、文化學、軍事學等、年鑒學派的"長時段"理論、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榮格的"原型"理論、比較方法論等等，同時研究人員也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成果用於戰爭文化研究。這些學科與理論和方法構成了戰爭文化研究的支撐點。

　　在國外，許多學者把這些運用到戰爭文化研究中去，前述的軍事學者Gabriel就運用了人類學、文學、考古學研究人類早期的戰爭。再如麥尼爾利用社會學理論和方法，在《競逐富強--西方軍事的現代化曆程》中，提出了關於中國軍事為什麽在近代落後的獨到看法。麥尼爾認為歐洲從14世紀開始崛起，就在於市場原則突破君權和指令性結構，並淩駕於二者之上，其關鍵性要素是歐洲政治上的分裂、遠距離的商業貿易、1300-1600年軍事-商業複合體的出現、以及敵視商業精神的基督教意識形態對世俗政治的軟弱無力，軍事領域是歐洲市場原則淩駕於君權與指令性結構的突破口。麥尼爾運用這種理論說明中國軍事現代化在文明傳統上有著製度性的障礙。他認為自秦漢統一後，中國處於長期的政治統一的狀態下，不存在西歐性質的長距離貿易問題，因而無須武裝力量來保護海陸上的貿易線問題，不存在西方軍事-商業複合體的土壤。相反，長期花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抵禦來自草原地帶遊牧民族的犯邊，同時由於內亂的隱患，中央政府不得不對社會各方麵實施嚴密的控製，指令性原則和指令性結構成為必然的選擇。有儒家思想支持的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限製並禁錮了市場原則的發展，因此，商業勢力無法成為一支強有力的社會力量，成為培育科技、教育、軍事等方麵一切現代化要素的母體。這是中華民族在近代落後西方的主要原因，也是近代科學技術、軍事領域落後的根本原因。

　　在國內，對戰爭文化作深入而係統研究、尤其在戰爭與儒家文化關係方麵，倪樂雄先生起步較早，在《孔子與戰爭》一文中，倪先生用中西比較的研究途徑，對儒家戰爭觀念做了全麵而深入的探討，其視野超越了以往局限於本土考察的研究。同時他嚐試並能嫻熟地運用各種理論、方法來探討戰爭文化問題。比如，倪先生往往交替運用心理學理論、年鑒學派的"長時段"理論等方法研究日耳曼人早期森林生活與德國近現代戰爭行為之間的關係。他認為來自千百年不見天日、光線幽暗、陰森朦朧中的原始森林的日耳曼民族，為戰勝凶猛的野獸，培育了他們強烈的集體主義和團隊精神，以及嚴密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服從性。長年累月地生活在黑森林中的日耳曼人心理總有著無以言表的恐懼感和不安全感、神秘感。這些作為潛意識積澱在日耳曼民族心理上。在軍事上創造出具有突然性、猛烈性、隱蔽性的閃擊戰理論，概括出了蒙昧時代原始森林中他們與野獸作戰的全部戰術精華。每當民族麵臨曆史大動蕩時，日耳曼民族總是采取極端方式來尋求安全。希特勒深諳並利用了日耳曼民族這種心理，打著民族生存空間受到了限製的旗號，在民眾間形成了"共鳴板"，利用閃電戰理論，把德國民眾投進了世界大戰戰火中。他運用文化比較方法，在研究《詩經》和《荷馬史詩》這兩部代表中西方文明最早的文學作品時發現，漢民族與古希臘人對待戰爭的倫理道德方麵存在的差異。漢民族很注重戰爭倫理道德，古希臘民族對此比較淡薄，前者表現在用戰爭來抵禦遊牧民族的進犯；後者表現在用戰爭建立商業殖民地，東西方的戰爭文化內蘊的源頭也許就在於《詩經》和《荷馬史詩》。倪先生通過中西文化比較、思想史與軍事史聯係考察後發現，目前在西方世界流行的"人道主義軍事幹預"、"人權高於主權"的觀念，不是什麽新鮮的東西，其實中國的思想家早就提出並運用過。如孟子提出過"以至仁伐至不仁"，司馬穰苴也明確提出"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孟子、司馬穰苴把戰爭視為道德的工具。荀子繼承了孟子將理想與現實相溝通的思維方式，將儒家戰爭思想中的"仁義"學派觀念最終概括為："力者,德之役也。"對有暴政的國家要進行"人道主義軍事幹預"。但同時，他們也知道一些心懷叵測的國家為了牟取自身的利益，打著"仁義之師"救民於水火的旗號，幹著霸權主義的行徑，因此，他們也為進行"人道主義幹預"設立了嚴格的標準，指出即使存在暴政的國家，也並不是所有國家都可以對它們進行軍事幹預。隻有主觀目的和客觀目的相符合，確實做到了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才能對暴政國家進行軍事幹預，但一個暴政國家是沒有資格對另一個暴政國家進行"人道主義軍事幹預"的，因而儒家也是最早涉及"人道主義軍事幹預"合法性問題的古典學派。

　　另外，黃樸民先生則利用地緣政治理論來研究春秋戰國時期的用兵方式，及其對中國後來戰爭行為、方式的影響。

　　西方對戰爭文化（戰略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古希臘、古羅馬，以及西方幾個大國，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前蘇聯）俄羅斯，尤其是西方大國對（前蘇聯）俄羅斯的研究更為關注，這主要是西方一直把它視為巨大的潛在對手。西方對東方國家如中國、日本也很重視，他們在這方麵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研究成就。比如，美國人魯思·本尼迪支持在戰後不久出版的《菊與刀》，係統地闡述了日本文化與戰爭行為觀念之間的互動關係，在對日本戰爭文化研究方麵幾乎無人出其右者。當然，西方學者有些結論是站不住腳的，比方前述的江憶恩對中國古代戰略文化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與實際情況完全不相符合。

　　目前，國內對我國不同時期的戰爭文化的研究，比較集中於春秋戰國時代、以及儒家的戰爭觀、近現代的戰爭文化。對此，我們不難理解。春秋戰國時代及其以前的時代，是我國戰爭文化開始形成的源頭，儒家戰爭觀製約著中國幾千年來的戰爭行為、戰爭方式；中國從近代開始落後西方，受盡了西方的蹂躪，是一部屈辱史，人們往往自覺不自覺地研究這一段揮之不去、無以釋懷的曆史，戰爭與文化自然是這方麵研究的一個重點。對西方戰爭文化的研究，國內除了零星論述古希臘、古羅馬外，對單個國家（甚至包括美國在內）的戰爭文化的研究並不多見。法國、英國、德國和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但我們對這些國家的戰爭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我們對日本的戰爭文化的研究也比較少。與我們一衣帶水的鄰邦，在國際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軍國主義一向很是濃厚，其首相和高級官員幾乎每年都要參拜供奉著包括對中國人民在內的亞洲各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戰犯的靖國神社，右翼分子要求修改憲法以及製定其他法律，為自衛隊突破"專守防禦"進行外海行動張本。這些動向值得我們從日本的戰爭文化方麵來研究，恐怕這就是當今非常流行的"戰略文化"研究的重點。我們有必要加強對這些大國戰爭文化的研究，這也是今後戰爭文化研究的重點。

　　至於戰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這是不言而喻的。如前所述，戰爭文化研究運用了多學科、多種理論和研究方法來解釋戰爭與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遠比運用單一學科解釋要合理得多，可以修正過去一些錯誤或存在偏差的觀點，也可以對曆史進行另外一種角度的解釋或觀察。

　　戰爭文化研究為曆史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比如，在盟軍東西兩麵進攻柏林時，希特勒下令實行焦土抵抗，要把全城毀滅掉。曆史學家用一般的曆史理論是沒法來解釋希特勒為什麽會這樣做，心理學家則用變態心理學進行解釋，認為這是癔病性和噪鬱性綜合症的結果。如果用戰爭文化來解釋的話，則會又是一番景象。古代日耳曼神話來源於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英雄故事，其基礎是自然界本身，表現為多種形式的單一自然力彌漫於日耳曼，魔鬼、英雄、諸神沒有明確的界限，而且自然力量被突出到很重要的地位，這樣，阻止了一種有序秩序的形成，不同於其他民族的神話，如在希臘神話中，一類神戰勝另一類神，秩序由是產生。最重要的是在日耳曼神話中，諸神與自然力長期鬥爭，最後以諸神的失敗告終：戰爭、自然和命運終歸於同一；神與人都服從於命運，服從於不斷戰爭的自然，諸神為了獲得新生而不斷進行破壞。日耳曼神話中，戰爭就是自然界的秩序，就是生命的基本要素，其高潮是世界毀滅。預先注定的大毀滅必須發生，以便諸神能英勇地死去和新世界得以誕生。"在這種神話的背後，是那種覺得世間沒有永恒的東西，生本身就是一種死亡判決的體驗。"

　　這引出日耳曼民族的母題--《尼伯龍根之歌》，其中充滿了暴力、爾虞我詐、血腥味，展現出來的是最後諸神皆死的非理性英雄式的神秘世界。理查德·瓦格納以此創作了《尼伯龍根指環》悲劇。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切已死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般糾纏著活人的頭腦。日耳曼式的世界毀滅的方式，世代流傳，積澱成為日耳曼民族文化，在烈焰中同歸於盡的魔鬼、諸神、與野蠻世界一直長存日耳曼人心中。希特勒多次說《尼伯龍根指環》是他的生命和精神源泉。

　　在一戰中遭到巨大打擊的德國理當好好反省，但是對於暴力的迷狂和對生命的輕視繼續存在於戰後的日耳曼世界，"人們告訴我們大戰結束，這使我們感到好笑。我們自己就是大戰，戰爭的火焰在我們身上猛烈燃燒，它包容著我們的整個生命，以其誘人的刺激強烈地吸引著我們去毀滅（斜體為筆者所加）。希特勒的焦土抵抗，就是希望德意誌民族在世界毀滅的烈焰中得到"永生"。"我們可能被摧毀，但如果我們被摧毀，我們將拖著整個世界--一個熊熊燃燒的世界--同我們一起毀滅"（斜體為筆者所加）。

　　如果弄清楚了日耳曼民族有這種心態，就不難理解希特勒在盟軍攻入柏林時的自我毀滅的方式。這完全印證了德國哲學家席林的觀點，"一個民族是有了神話以後才開始存在的，……它的思想的一致性--亦即集體的哲學，表現在它的神話裏麵；因此，它的神話包含了民族的命運"。

　　是用心理學來解釋希特勒的焦土抵抗更合理些，還是用戰爭文化來解釋更合理些呢？恐怕這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也許用這兩種視角來解釋更好些。

　　戰爭文化研究可以糾正過去一些被認為是正確的結論或觀點，還原曆史的本來麵貌。我們還是舉例來說明。千百年來，一直都認為希波戰爭是波斯帝國為稱霸希臘而挑起的。然而通過戰爭文化研究，認為這僅僅是表麵現象，其深層次的原因就在於古希臘文明與生俱來的擴張性。古希臘生存空間狹小，海上貿易在其社會生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古希臘特有的社會現象：商業利潤、殖民擴張和軍事征服互為表裏，相互支持，構成了一個良性循環。隻要翻開古希臘史，讀者就會發現古希臘的殖民地星羅棋布地遍布地中海沿岸。波斯帝國看到了古希臘對商業利潤追求的無限製性而形成的商業擴張和殖民掠奪具有的無限性，於是想主動發起進攻，翦除帝國眼前還看不到的威脅，希冀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隻不過，波斯帝國先後在馬拉鬆戰役、薩拉米斯灣海戰和普拉提亞會戰中遭到慘敗，沒能現實其目的。在波斯帝國退回亞洲後不久，亞曆山大指揮大軍兵鋒直指兩河流域，亞曆山大的長矛兵方陣把帝國踏為齏粉。這說明了波斯帝國的預見是正確的。洞穿其中韻味的富勒評價說，這三次戰役是西方文明誕生的"第一聲啼哭"、是西方文明的兩根擎天巨柱。從曆史眼光來看，不管是十字軍東征還是近代西方的殖民掠奪都證明了西方文明的擴張性。通過戰爭文化研究分析可見，人們先前所持有的希波戰爭的觀點存在著偏差。

　　戰爭文化與軍事衝突、戰爭密切相關，可以解釋純軍事學無法說明的軍事領域的一些現象。如果運用戰爭文化來分析，該領域內的一些問題便迎刃而解。拿破侖敗於滑鐵盧後，法國軍事力量一直比較弱。法國地理位置是造成這種情況的重要因素。法國西向大海，受英國海軍的挑戰；東接普魯士（德國），受普魯士陸軍的挑戰。有限的防衛費用不能同時挑起陸權和海權兩副重擔，而不像英國或普魯士（德國）傾其全力建設海軍或陸軍，法國兩者都要兼顧，結果，兩軍沒有一個能與對手抗衡，成不了世界一流軍事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損失慘重。中國同樣如此。一方麵陸上受到來自俄國熊的覬覦，另一方麵在海洋上受"海上武士"的威脅。中國也是挑著陸權、海權兩副沉重的擔子。這決定了中國軍隊現代化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

　　進行戰爭文化的研究，對世界的和平有著有力的推動作用。這恐怕就是戰爭文化研究最重要意義之所在。戰爭畢竟是對和平的挑戰，戰端一旦開啟，生靈塗炭，文明遭到破壞乃至毀滅。此次伊拉克戰爭蹂躪兩河流域幾千年形成的文明，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這個問題。幾乎所有從事戰爭文化研究的人員--如果不是抱著心懷惡意的態度去研究，都祈望和平降臨我們居住的這個星球。最後需要強調的是，我們研究戰爭文化在於吸取傳統文化的精華部分，與時俱進，緊緊把握時代的脈搏，促進國防現代化建設，一如軍事科學界召開"先進軍事文化研討會"所說的那樣。這大概是我國學者研究戰爭文化所應持有的一般立場。

　　　　（何奇鬆文 軍事曆史研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