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鋼鬃·
摘抄學習軍政知識
蔡智堪
大連檔案局館藏《田中奏折》來源：大連檔案信息網
田中義一
《田中奏折》是《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的簡稱，也即日本政府準備侵華的計劃書。1929年12月，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刊出一條讓世人震驚的新聞——《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義一在此奏章中明確表示：“過去發生的日俄戰爭實際上是中日戰爭，將來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倘若中國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印度、南洋等地區的民族，必然會敬畏我國而向我國投降，使全世界認識到亞洲是屬於我國的，而永遠不敢侵犯我國。這是明治大帝的遺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國存立的必要大事……”該奏章全文共6706字，有5大章節和1個附件，對侵略行動作了詳細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無不彰顯著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吞中國及整個亞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奏折》一經曝光，世界輿論一片嘩然。中國各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國。那麽，這個奏折是怎樣被公之於眾的？本文披露了這一鮮為人知的過程。
日本軍國主義頭子田中義一與《田中奏折》
田中義一，1861年出生在日本長州的一個士族家庭。1892年，他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參加了甲午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官職亦由陸軍參謀逐步晉升為陸軍省軍務局長、參謀次長、陸軍大臣。他一直都在從事侵華可行性的研究，熟讀《大清一統製》與《曾文正公全集》，可謂一個“中國通”。早在1913年，他就公開鼓吹侵華，稱“大陸擴張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條件”，日本政府“必須迅速確定經營滿蒙的大政方針”，將“滿蒙”變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
在日本軍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20日，田中義一上台組閣。在這屆政府中，他除擔任首相外，還兼任了外務大臣與殖民大臣，親自掌管對外擴張事務。他還任命了主張以“外科方案”解決“滿蒙問題”的森格為外務省政務次官。
田中義一擔任首相後不久，就主持召開了“東方會議”，專門研究侵華政策。日本駐中國東北、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南京等地的使領館要員和駐蒙特務機關的首領，以及日本駐中國東北的關東軍長官、南滿鐵路總裁等都被邀請參加了會議。這次曆時11天的會議是日本對華關係史上一次至關重要的會議。會議公開發布了一份《對華政策綱領》，這份文件措詞隱晦，其主要內容就是“征服滿蒙，侵略中國”。
1927年8月16日，日方又在其占領下的中國旅順、大連召開會議，研究落實“東方會議”所確定之侵華方針的具體步驟。
1927年底，田中義一又將“東方會議”與“大連會議”所製定的侵華計劃寫成奏折，上呈裕仁天皇。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上呈以後，田中義一即公開宣稱：“中國內亂很可能會波及滿蒙，紊亂治安。因大日本帝國在滿蒙有著特殊的地位與權益，故不論亂自何方，大日本帝國決予以適當之方式處理。”
田中義一的這番話立即引起了世界的警覺，都預料日本將占領中國東北，然後用“以戰養戰”的方式征服中國和南洋。一時間，各國情報人員雲集東京，企圖偵察“東方會議”和“大連會議”的真實內容。東京警視廳為此特增加了外事警察3000人，嚴密監視，郵局、海關亦添員千餘名，檢查郵件，並在海軍部內新設間諜速成學校，招募學生900名，實施訓練。這時駐上海的英國記者已探知田中首相業已密奏日皇，決定以武力吞並東北。其後，外電又有傳田中密奏已被一俄國人從日本外務省某高官手中獲得，代價是30萬日元。當時，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立即秘密派員前往哈爾濱，擬出價50萬現洋，從俄國人手中購買《田中奏折》。又傳美國也願出資20萬美元，誌在必得，但結果都成泡影。
但《田中奏折》還是被一位名叫蔡智堪的中國義士獲得。
蔡智堪夜入日本皇宮，密抄《田中奏折》
蔡智堪，原籍台灣省苗栗縣，1888年出生在日本的一個華僑家庭，4歲時改姓山口，長大後在日本經商，開設了“蔡豐源貿易行”，因經營得法，成為日本商界巨富。但他雖身在異邦，卻心係中華。早在清末，他就加入同盟會。1915年，袁世凱複辟帝製，他曾掩護蔡鍔將軍經日本返抵雲南，發動討袁護國運動。上世紀20年代，他應李烈鈞等革命黨人的委托，密切關注日本軍方的動向，向國內提供了大量情報。他還與張作霖父子建立了秘密聯係，多次將他所獲取的日軍情報密報給他們。與此同時，他還在日本報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打消侵華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1928年6月4日，日本關東軍炸死了張作霖後。張學良接掌了東北的軍政大權。很快做出歸順南京政府，實現全國統一的決定。撥出專款，派人通過不同渠道，加緊搜集日本對華政策變動的情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計、不惜一切代價獲得《田中奏折》。
1928年6月的一天，蔡智堪接到汪家楨一個紙條，紙條上寫著：“英美方麵傳說，田中首相奏章，對我頗有利害，宜速圖之，用費多少不計。樹人。”“樹人”，是時任東北外交委員會委員王家楨的字。
王家楨是黑龍江雙城人。1924年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經濟科。後來他又當過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常務次長、外交委員會委員和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1945年，他曾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任中國代表團顧問。新中國成立後，曆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研究員，第二屆至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蔡智堪知道《田中奏折》是日本的最高機密，肯定不容易拿到。由於他已經加入了日本籍，萬一事情敗露，肯定要付出生命代價。經過反複考慮，他認為使用“間諜手段”風險太大，要做成此事，看來隻有用國民外交手段了，即利用日本民政黨和政友會的矛盾，通過民政黨人的幫助方可奏效。
於是，蔡智堪便以私人身份，宴請了前內務大臣、民政黨主席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內閣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他的老朋友，在金錢上也有頗多往來。日本政黨黨首中有許多人都是很窮的，他們對外還要講排場，所以開銷很大。尤其是床次、永井以及內閣大臣牧野伸顯伯爵等人，他們不僅吸鴉片，而且還喜歡喝中國酒。蔡智堪經常請他們喝酒，並不時提供給他們一些經濟資助，所以關係一直都處得比較好，說話也比較隨便。
蔡智堪認為永井是最容易接近《田中奏折》的人，於是，他先向永井提出，請他幫助搞到《田中奏折》，在自己主辦的《日華》雜誌上發表。沒想到此話一出，永井竟一口回絕了。蔡智堪隻得又找機會和床次講了這件事：民政黨要扳倒政友會，就應該揭發田中極力主張的武力占領東北的政策，那時你們民政黨就有機會東山再起了。床次被他說動了心。
幾天後，床次來見蔡智堪說：“皇道派的很多元老也認為，田中武力吞並滿蒙，會引起國內軍人的革命，將危及天皇。元老們正為此事進退兩難。我將利用這個機會謀取奏折。”又過了幾天，床次又來說：“牧野伸顯伯爵稱：中國政府如能將《田中奏折》公示國際，元老們就可以利用英美等國的輿論阻止田中發動武力入侵。中國方麵如能應允這一點，牧野將密許你去抄寫。”
蔡智堪喜出望外，立即將此情況秘密函告給了王家楨。一周後，王家楨便電匯了5000元錢來，並附有簡短電文：“病床費5000元奉返，其病如需赴歐美繼續醫治，餘擔保負責。”蔡智堪接電後，馬上和床次拿著電文去見牧野，牧野看後也感到很高興，當即讓妻弟山下勇約妥皇室書庫官，準備於次日夜間潛入皇宮，抄寫《田中奏折》。
後來，蔡智堪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民國十七年六月某日的一個夜間，11點50分，我攜帶著皇室書庫專用的黃色冊皮三四十張、綠色繡線數團、銀錐三支、大小針一包，扮作一補冊工人，手執牧野交來的‘皇居臨時通行牌’（編號七十二號），由山下勇領路，到達了皇城。原來預定從‘西丸大手門’入宮，因皇室書庫便在這個門內；後來又決定由‘紅葉山下禦門’進入，因為‘西丸大手門’外的‘斷足橋’很長，四麵樹木不足遮掩。由‘紅葉山下禦門’入門後，距皇室書庫約走五六分鍾，我進入書庫的時間是零時50分。”
《田中奏折》是用日本內閣寫奏章專用的“西內紙”精繕而成的，約六七十張，每頁的標簽上都寫著“田中首相奏章”幾個字。蔡智堪將民政黨總裁專用的很薄的碳酸紙鋪在原件上，用鉛筆描寫。第二天夜裏，還是同樣進入皇宮。經過兩夜的時間，終於將《田中奏折》全部抄完。
《田中奏折》被公之於眾，世界輿論一片嘩然
為了盡快將如此重要的情報轉送國內，蔡智堪將抄寫的《田中奏折》秘密藏在一隻皮箱的夾層裏麵，從東京親自護送到沈陽。在小西關外王公館，親手將《田中奏折》的抄件交到了王家楨的手上。王家楨見後大喜，立即將此抄件送至張學良將軍府上。回來後，他才顧上為蔡智堪慶功洗塵。次日，張學良命王家楨前往南京政府報告，蔡智堪則受命繼續監視日本方麵的動靜，也隨即返回了東京。
此時，恰逢“泛太平洋會議”在日本東京召開。日本代表在會議上大放厥詞，令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義憤填膺。國民政府決定在會上公布《田中奏折》，以揭露日本侵略擴張的陰謀。
國民政府立即將《田中奏折》交給了南京的《時事日報》，該報於1929年12月將《田中奏折》全文刊登了出來。《田中奏折》的公布不但震驚了中國，也震驚了全世界。
《田中奏折》被曝光後，日本方麵立即矢口否認，他們一方麵稱《田中奏折》是中國偽造的；一方麵抓緊追查泄密者，山下勇等28名皇室書庫官員全部被免職，蔡智堪也因此而身陷囹圄，數百萬美元家產也被日本當局沒收。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才獲得自由，並返回台灣定居。
1932年，在經曆了“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政府在國際聯盟大會上，控訴了日本當局的侵略行徑和野心，並舉出了《田中奏折》這一罪證，日本當局百般抵賴。然而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和之後的太平洋戰爭全麵爆發，無不印證了《田中奏折》的陰謀企劃。
1955年9月29日，蔡智堪因病逝世於台灣台南市，國民黨為其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並頒發了褒揚令。（今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