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德戰爭經濟學：從起源，較量到結局

蘇德戰爭經濟學：從起源，較量到結局


在人類現代史上，蘇德戰爭的規模和殘酷性都達到了工業社會的極致，這場戰爭從起源、較量到結局，既與經濟目的密切相關，本身也是一個經濟過程。　　



德國的戰爭經濟準備　　

“目前還不能預見擴充軍備的終結，在這裏起決定作用的隻是勝利或滅亡。如果我們取得勝利，經濟將會得到充分的補償。這裏我們不能根據賬本計算利潤，隻能根據政策的需要，不允許計較需要付出多少代價。我們現在下的是最大賭注。”　　――赫爾曼·戈林擔任“四年計劃”總辦後對企業界的講話

第一次世界大戰規模浩大的鋼鐵搏殺將大國間國力的較量推到一個極致。在德國為擺脫凡爾賽和約而苦心重整軍備的同時，“總體戰”思想逐步成形。德軍副總參謀長魯登道夫1935年出版的《總體戰》一書，總結了萌芽於“一戰”的戰爭經濟理論，強調戰爭需要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方麵對國家進行改造;要動員包括精神和經濟在內的全民力量參戰，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消滅敵方軍隊和平民。同時，針對德國的國情，必須擴大戰爭資源自給程度，預先儲備戰略原料，保證海外來源。這些思路無疑是後來納粹戰爭實踐的重要參考。　　

希特勒並非“一戰”後德國軍國主義暗流的正統接班人，而是發跡於經濟危機。在1920年慕尼黑“啤酒館暴動”時作為納粹黨綱提出的《二十五點綱領》中，這個小人物就以民族複仇主義和迎合中小資產階級社會改革要求為核心，猛烈抨擊資本主義、托拉斯、大工業家和大地主，主張“取締不勞而獲的收入，取締和沒收一切靠戰爭發財的非法所得，分享大工業利潤，將大百貨公司收歸國有，租給小商人”。隨後，納粹黨不斷以國家定貨、解決就業、取締土地投機等政策主張，拉攏中小企業、手工業者、中小農和社會下層。希特勒的理論是，“國家社會主義是維護私有財產的。個人為社會犧牲，這是國家主義;社會為個人服務，這是社會主義。這兩點結合，便是國家社會主義”。　　

希特勒不打算同英法爭奪海外殖民地，而是確立了“中歐―歐洲大陸―全球”的擴張順序。因此，首先令他憤憤不平的就是歐洲的現狀。在《我的奮鬥》中，他提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必須努力消滅我國人口與我國麵積之間的不平衡狀態，不僅把後者視為糧食的來源，而且也視為強權政治的基礎。”“領土政策是不能在喀麥隆實現的，今天幾乎完全隻能在歐洲實現。要想在歐洲取得領土，隻有在主要是犧牲俄國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新帝國必須……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為德國人民取得每天的麵包。”“我們要把目光轉向東方的土地，這片土地是為有力量占有它的人民而存在的。”　　

1933年2月3日，剛上台5天的希特勒在對高級將領的講話中表示:“德國惟一的生存可能是移民，但德國人民的生存空間太小……因此，首要任務是建設國防軍，依靠國防軍。”　　

重整軍備的前提是經濟轉入戰爭軌道。1933年7月，納粹命令一切工業組織都要成立辛迪加，控製國內市場和價格。同日成立的“德國經濟總會”要求所有私人企業必須加入工業、商業、能源、銀行、保險和手工業6個大組之一，同時將全國分為18個經濟省。 1934年，納粹規定經濟部有權設立、解散或合並所有工業組織，並向企業派出領導人，在經濟部門實行“領袖原則”。　　

在擴軍過程中，德國中央財政隻能負擔軍費開支的2/3，為此，納粹除了沒收“國家敵人”的財產（僅剝奪猶太人資本就獲得60億～80億馬克），還動用了一切財政手段:控製德意誌銀行、德累斯頓銀行和商業銀行，政府有權在緊急情況下處置所有公眾資本存儲中心的養老基金、社會保險基金等大規模公眾資本;削減福利開支;發行國庫券、特種匯票和稅票。　　

在1933～1939年9月的德國政府收入中，國內稅收、海關關稅等占了818億馬克，“冶金研究所”信貸105億馬克，稅票31億馬克，加上短期信貸69億馬克，長期信貸167億馬克，共1190億馬克，其中軍費開支占了600億馬克。1939年9 月～1945年5月的戰爭期間，德國軍費開支總額達6220億馬克，占同期國家預算的92%，全部稅收累計為1827億馬克，國家預算赤字平均每年 34%， 1945年春，國債總額達3793億馬克。盡管政府負債累累，還是可以通過征用令其獲得所有物資，代價是戰爭結束時貨幣體係已麵臨崩潰邊緣。但納粹並不依靠高稅率，因為這可以給大眾一種穩定的假象，1941年，1萬馬克個人年收入的所得稅率為13.7%。　　

德國的另一個財源是“要大炮不要黃油”政策。“熟練的工人進兵工廠，不熟練的修高速公路”，軍工及相關產業的繁榮解決了德國嚴重的失業問題，社會總體購買力得以增加，成為第三帝國標榜的成就之一。當然納粹的首要目標並非改善生活，食品生產由國家控製，德國人之所以樂於接受納粹所提倡的農民式簡樸生活，很大程度上出於和大蕭條的對比，以及對納粹勾畫的強大帝國美好未來的期待。　

1932～1938年，德國生鐵產量由390萬噸提高到1860萬噸，鋼產量由560萬噸上升到 2320萬噸。1934年初，德國國防工作委員會批準了動員24萬家工廠供應戰爭訂貨的計劃。1933～1936年，德國新建300多家兵工廠，包括55 家飛機廠、40家汽車和坦克廠、70家化工廠、15家造船廠和80家火炮廠。到1939年入侵波蘭前夕，德國工業產量已超過英國，僅次於美蘇。　　

汲取“一戰”時期食品嚴重不足造成後方不穩的教訓，德國到1938年已實現糧食自給，並將糧食儲備從上年的308萬噸激增至913萬噸，足夠全國食用兩年多，油脂儲備也從13萬噸增至47萬噸，土豆儲備高達1546萬噸。　　

但擴軍備戰並不能真正解決危機，反而使1939年德國出口下降，財政惡化，外匯和黃金儲備僅五六億馬克，國債卻高達600多億馬克。希特勒在1937年 11月5日說:“對德國來說，經濟上的困窘也同樣變成了推動力。通過軍備生產去刺激世界經濟的做法，絕不能在一個長時間裏為經濟的安排奠定基礎……惟一的，或許對我們值得夢想的補救辦法，就是要爭取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戰爭已不止是一種誘惑，也是一種必然。　　

1940年7月31日開始準備侵蘇時，德軍估計需要120個師，8月2日總參謀長凱特爾要求戰時經濟與軍備局製訂裝備180個陸軍師的軍備計劃。到 1941年2月，半年之內德國軍火生產增加近60%，其中彈藥增加100%，坦克增產25%，全國及占領區鋼產量3180萬噸，石油480萬噸，煤 4.39億噸，整個西歐還有4876家工廠在為德國生產軍火，一時間德國工業基礎超過蘇聯50%以上。同年，德國獲得812萬噸燃油，基本滿足軍隊需要，加上法、比、荷等國880萬噸的石油儲備，可以維持7個月的戰爭。　　

蘇德戰爭爆發前，德國已控製247萬平方公裏的土地，為本國領土的三倍，人口2.7億，其歐洲盟國還有80萬平方公裏領土和7800萬人口。在兵員方麵，雖然蘇聯20～39歲男性為3150 萬，同年齡段德國男性隻有1550萬，但德國可以利用仆從國軍隊和被外籍勞工、戰俘替換出來的工業勞動力。



蘇聯的備戰　　

蘇聯的備戰要追溯到1926年的工業化。作為利用“一戰”亂局革命成功的惟一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和平建設帶有超強的備戰色彩。　　

1928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標誌著蘇聯工業化的全麵展開，1931年世界機器設備出口總額有 1/3是蘇聯購買的，次年更高達50%，這一年工業在總產值中的比重也上升到70.7%。1933年開始的“二五”計劃建成工業企業4500個，工業總產值增加1.2倍，躍居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戰前13 年，蘇聯累計國防開支1701億盧布，隻略低於1850億盧布的工業投資總額。　　蘇聯工業布局也充分考慮了戰略縱深。“一五”計劃在烏克蘭、高加索、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等地建立了新的工業基地，“二五”計劃將半數的重工業投資用於東部，“三五”計劃以伏爾加河流域、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為重點。　　

1927年斯大林在講話中斷言:“新的帝國主義戰爭，這一問題是現時的基本問題，這是幾乎不能懷疑的了。”蘇聯將麵臨“一場長期的、殘酷的競賽，交戰雙方的全部經濟和政治基礎都將在這場競賽中受到考驗”。1933年他又表示:敵人“隨時都可以利用我國技術上、經濟上的弱點來進攻我們”。戰前一個月，斯大林在紅軍指揮學員畢業典禮講話中明確指出:“德國將是敵人。”　　

蘇軍的戰爭準備，特別是計劃的機械化裝備規模之大，在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已達脫離實際的地步。蘇軍人員從1933年的85.5萬擴編到1939年初的194.3萬人後，1941年6月增加到 500餘萬人，陸軍計劃從98個師增加到303個。1941年3月，蘇軍總參謀部擬定了工業轉入戰時生產的計劃，但裝備生產嚴重滯後。改編要求坦克部隊擴充到61個坦克師和31個摩步師，每個師分別應配備375和275輛坦克，共計31400多輛，戰前一共隻得到7000多輛，其中新型坦克隻有26%。改編要求一年內新建25個航空兵師部和106個航空兵團，其中半數裝備新式飛機，但到1941年夏，蘇聯航空工業生產能力比德國高約50%，總產量特別是新機型產量卻遠遠跟不上需要，直到德軍入侵時，也隻有19個團完成改裝。年初開始組建的5個空降軍技術兵器嚴重不足，新的防空體係也尚未真正建成。結果戰爭爆發一個月，蘇軍原有編製計劃就被迫大幅縮減，航空兵師由4～6個團減為兩個團，每團飛機從61架減為22～32架，步兵編製縮小25%，火炮減少 52%，汽車減少64%，摸索之中的機械化軍則全部撤銷。　　

1940年3月，勉強取勝的蘇芬戰爭，暴露了蘇軍在大清洗後的虛弱與混亂。“肅反”後提拔的大批軍官缺乏訓練和作戰經驗，造成許多部隊訓練水平下降。德軍作戰部隊中最年輕的士兵是1940年秋入伍的，1941年春入伍的派往後備軍團。而蘇軍士兵一入伍就充實到一線，戰前邊境軍區竟有2/3以上士兵是第一年服役的，其中又有一半當年才入伍。　　用一位英國曆史學家的話說:戰爭前夜的蘇軍是一台功能強大，但還未組裝完成的機器。這也是為什麽希特勒急於動手，而斯大林竭力避免在1941年交戰的原因。　



蘇德開戰後雙方的實力　　

“踹開破舊的門板，整個房屋就會轟然倒塌。”――希特勒對侵蘇戰爭的預言　　

正因為總體戰需要動員全民之力，深知德國國力的魯登道夫在《總體戰》中特別強調速決戰的重要:“必須從一開始就毫無顧忌地投入‘最後一兵一卒’。對許多已知的、可能產生的威脅置之不顧，聽從戰爭的安排。”　　

希特勒也深知蘇聯的實力，戰前兩個月，德國空軍代表團曾參觀了幾個蘇聯航空軸承、合金和發動機廠，在給戈林的報告中，他們承認蘇聯的飛機製造業是全歐洲最大、最先進的。　　

從定下侵蘇決心到1941年春，隻剩不到一年，高估了自己的希特勒和德軍統帥部把賭注押在了速決戰上，認為侵蘇戰爭隻需5個月，不必也不可能全部換裝和總動員，隻需繼續執行“四年計劃”和“寬度軍備”（即軍事工業的麵鋪得很寬，但規模不是很大）方針，主要通過現有軍工力量的全速運轉來滿足需要。　　

希特勒更大的賭注在於:“如果（對蘇作戰）勝利，可能造成迫使英國媾和的形勢”，同時“消滅俄國之後就會大大增加日本在遠東的力量”，整個世界都會因蘇聯的崩潰“屏住呼吸”。　　

1941年6月22日戰爭爆發，蘇聯在各方麵損失慘重。當年9月，失去150萬平方公裏國土，約 7500萬人口淪陷敵後，一年內蘇軍戰鬥減員804萬，其中死亡250萬人，被俘434萬人，傷殘120萬人。開戰半年，工業總產值跌至戰前的48%，黑色/有色金屬板和軸承等關鍵武器材料的生產一度停頓。到 1942年，煤、生鐵和鋼的產量分別從1940年的16600萬噸、1500萬噸和1800萬噸下降到7500萬噸、500萬噸和480萬噸。　　

但是，蘇聯的後方動員機製很快運轉起來。戰爭爆發兩小時，最高蘇維埃就發布了“關於戰爭狀態”的命令，規定了公民勞動義務、征用運輸工具、生活必需品定量供應等措施，26日發布了“關於戰時職工工作時間製度”的命令。6月30日，蘇聯成立國防委員會，作為戰時最高權力機構，7月，將綜合性的國防工業人民委員部改組為航空、造船、軍械和彈藥4個專業人民委員部，並從中型機器製造人民委員部中分離出專門的坦克製造人民委員部，11月，將普通機械製造人民委員部改建為火箭裝備人民委員部，專門負責火箭炮和迫擊炮生產，原有的經濟委員會被改組為國防、冶金、燃料和機械製造4個專業經濟委員會。　　

工業東遷是蘇聯戰時動員的重要措施。6月24日成立的疏散委員會從6月29 日就安排了11個航空廠搬遷的計劃，到1941年下半年從西部搬遷了2593個工業企業的設備和大量物資。1942年5月，基本完成烏克蘭、白俄羅斯、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企業的轉移，第二階段又疏散了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等南部地區企業。整個東遷過程中，鐵路共運輸工業設備150萬個車皮，運送職工1000 多萬人，其中日俄戰爭後建成、工業化中得到完善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少內遷企業平均不到兩個月就在新址開始運轉，有些甚至在中途或露天就部分開工。　　

在1941年第三季度的國民經濟動員計劃中，蘇聯迅速增加煤、石油和金屬的生產，調整軍事工業的原料、電力和設備分配，到1941年下半年坦克產量比上半年增加1.8倍，飛機增加60%，火炮增加兩倍，8月通過的1942年戰時經濟計劃要求動員伏爾加河流域、烏拉爾、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和中亞地區的全部物力，增加軍火產量。1941～1945年，僅烏拉爾地區就生產了44萬門火炮、13.6萬架飛機、10萬輛坦克和自行火炮。　　



力量的消長　　

“我們曾估計敵人大約有200個師，現在已經查明番號的就有360個……如果我們消滅十幾個師，俄國人就會再投入十幾個。時間……對他們有利，他們靠近自己的資源，而我們卻一步步遠離自己的資源。”　　――德國陸軍參謀長哈爾德

1941年8月的日記蘇德戰爭爆發6個月後，德軍被阻於莫斯科城下，傷亡近75萬人，4000輛坦克損失2750輛，到 1942年3月底，傷亡增加到100多萬人，占東線總兵力的1/3，其中至少損失1.5萬名軍官，還有大量非戰鬥減員。40萬“後備軍”在1941年8月就已抽調一空，而前線還需要13.2萬人。在1942年開春前，德軍不惜抽調工人、後方人員和西線部隊，為東線補充了40多個師，但到當年7月仍隻有 284.7萬兵力，夏季攻勢開始時隻有8個師完全做好了進攻準備，主攻部隊也隻有一半的實力。到年底，雖然德國的仆從國軍隊增加到72.5個師，使總兵力達到266個師620萬人，仍低於蘇軍的659.1萬人。而且蘇軍一直沒有兩線作戰的壓力，1942年11月的390個師隻有47個部署在遠東，而德國的 264個師卻有71個必須駐紮在西歐、南歐和北非。　　

由於連年消耗、急功近利的軍備方針、組織管理不善和勞動力及原料的製約，德國的戰爭經濟並未達到預期水平，彈藥產量大幅降低，火炮和反坦克武器生產不足，步兵火力受到削弱，空軍缺少戰略轟炸的遠程兵器，海軍裝備差距更大。　　

蘇聯也麵臨巨大壓力。首先是食品供應極為困難，其次是勞動力缺乏。為此最高蘇維埃實行了配給製，並通過了《戰時動員有勞動能力的城市居民參加生產和建設的法令》，成立了勞動力登記分配委員會。到1942年夏，蘇聯完成了國民經濟戰爭轉軌，有1200家東遷的工廠和850家新建工廠投產，東部地區工業產值的比重從1940年的28.4%上升到70%，僅東部的軍工產量就達到戰前全國水平，主要軍工產品產量超過德國。1944年，蘇聯飛機年產量達到 40300架，坦克28983輛，火炮122500門，均數倍於德國。　　第三帝國的黃昏　　

1942年年初，希特勒不得不承認，閃電戰沒能擊敗蘇聯。同時，德國占領區開始縮小，所能獲得的戰略資源已達極限，“以戰養戰”後繼乏力，重工業原料和人力資源短缺嚴重，不得不實行國家經濟的總動員，“戰爭經濟”真正開始。　　

1942年2月，施佩爾被任命為軍備與軍需部（1943年9月改組為軍備與戰時生產部）部長，開始德國工業的大改組。在集中權力的同時，施佩爾也鼓勵私人企業的自治、委托代理和聯營，這些措施使德國軍工管理中的種種爭權奪利和隨意性有所克服，大規模生產體係得以標準化，無論是克虜伯大型兵工廠，還是西裏西亞隻有十來個人的家族小廠，都可以協作起來，這對在盟軍轟炸不斷加強的情況下保持產量有特別的意義。另一方麵，德國加緊了掠奪，1942年從仆從國獲得物資20.08億馬克，1943年從西歐被占領國運走物資42.3億馬克。　　

應該說，這一時期德國軍火工業顯示了驚人的適應與生存力，1944年保持了增長，7月武器生產達到頂峰，比1939年擴大5.3倍。這一年的飛機廠從1943年的80家增加到550 家，上半年飛機產量增加19.4%，全年飛機產量39870架，其中戰鬥機30511架，分別是1941年的3.4倍和6.6倍，坦克產量增長 33.9%，達到2.7萬輛，火炮增加50.3%，達到8.7萬門。　　

然而這一結果也是殺雞取卵，戰爭經濟畸形發展，1943年德國產品有4/5為軍用品，農牧業生產不斷下降，工業生產在1943年短暫地達到頂峰後開始下滑，鋼鐵、煤炭和電力等重要基礎產業陷入停滯，到1944年上半年，除電力、鋼和鋁外，德國多數重工業產品產量下降，戰略物資儲備越來越少，加上運輸困難，都從根本上動搖了軍工生產的基礎。　　

1944年4月，蘇軍打出了戰前邊界，6月盟軍登陸西歐，兩線受敵的德國進一步陷入困境，戰火很快進入德國本土。雙方戰爭經濟的實力對比迅速傾斜，1944年，蘇美英三國軍火產量與德國之比達9∶2。以空軍為例，1943年下半年德國生產作戰飛機 11395 架，修理5144架，1944年上半年分別為15299架和5491架，但戰場的損失使實際飛機保有量反而從19932架下降到15233架，整個空軍隻能為本土防空疲於奔命。盟軍不斷升級的戰略轟炸將潛艇廠、飛機廠、滾珠軸承廠、煉油廠、合成橡膠廠和汽車廠依次作為六類最重要目標，施佩爾後來承認:“搶救空襲造成的破壞動用了數十萬士兵。”戈培爾在經曆一個相對平靜之夜後寫道:“真是荒謬絕倫，隻不過十架喧鬧的轟炸機，就足以把1500萬到1800萬德國人從床上趕下地來。”戰前德國人平均每人每天食品配額可得到熱量約3000卡，到1942和1944年分別降至2500和2200卡。到1945年3 月，柏林戰役前夕，德國鋼的平均月產量隻有1944年的15%，煤為16%，坦克月產量也從705輛跌至333輛。至此，德國已談不上戰時經濟問題。　　



蘇德戰爭的啟示　　

縱觀蘇德戰爭，蘇聯人沒有什麽特別高明的戰略戰術和冒險行動，決定因素是自己像北極熊的體量一樣龐大的人力物力，以及超強的意誌和忍耐。開戰頭幾個月德軍俘獲蘇軍就達360萬，大出意料之餘，也以為蘇聯後備力量已經不多，在莫斯科城下精疲力竭的中央集團軍群總司令博包克說:“此時誰投入最後一個營，誰就能取得勝利！”不料蘇軍統帥部又動員了9 個集團軍的預備隊。開戰不久，希特勒也對蘇軍的實力深感震驚，他曾對古德裏安說:“如果我早知道你那本書（指《坦克，前進！》）列舉的蘇聯坦克數字是真的，也許就不會發動這場戰爭了！”在紐倫堡受審時，納粹的外長馮·裏賓特洛甫將“紅軍意想不到的強大力量”列為德國失敗三大要素之一。　　

德國不光經不起作戰力量的對等消耗，甚至經不起不對等消耗，蘇軍在東線損失30萬人以上的戰役不止一次，但仍能動員出更多的力量，而德軍在莫斯科一役便無力全線進攻，斯大林格勒一役便陷入被動。如果說對蘇聯動員潛力的估計受蘇聯軍事建設的絕對保密所限，那麽希特勒和德軍將領們認為蘇聯民心會很快瓦解，隻能說是種族主義的狂妄和對蘇聯國情缺乏了解。　　

在談及工業化的代價時，斯大林曾說:“如果德國是已經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那蘇聯的工業化當然可以從輕工業入手。”以嚴厲的契卡工作法在經濟管理中聞名的捷爾任斯基也有名言:“工農的俄國，難道能是別的樣子？隻能是金屬的。”於是，蘇德戰爭的沉重教訓和偉大勝利都成為標本，“帝國主義戰爭不可避免論”成為真理，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和“軍事生產力布局”成為紅色聖經。　　

蘇德雙方在武器裝備上體現出的兩種不同技術哲學也對戰時生產有重要影響。蘇聯設計師始終堅持一個最樸實的真理――武器必須簡單可靠，易於大批生產、訓練和維修，才能適應戰爭需要。武器生產必須講究單位投入所產出的總作戰效能最高，而不是單純地追求性能，這正是蘇聯坦克和飛機數量優勢的原因。德國當然也曾投入過裝甲厚度、火炮威力的數量角力，為與T -34中型坦克和KB-1重型坦克對抗，研製過越來越重的“豹”、“虎”和“虎王”等重型坦克。但國力不如蘇聯的現實，始終使以質勝量的思想貫穿德國軍備發展，甚至出現過188噸的“鼠”超重型坦克等“先進”得無法實現的設計。納粹的種族主義趕走了大量科學家，但德國在“二戰”末期趕製出來或即將問世的新式武器仍令後人瞠目結舌，噴氣式飛機、製導炸彈、防空導彈、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的雛形都源自德國，還有一大批匪夷所思的方案，這與那個瘋狂的黨魁有一定關係。雖然這些武器一般不用於對付蘇軍，相比之下，戰爭中蘇軍基本上沒有追求過比較新穎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