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貪官的標準悔過書

涉嫌貪汙、受賄案的安徽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總經理張紹倉在阜陽市中級法院庭審中，在被告人最後陳述階段含淚念了自己寫的長達４頁的悔過書，三次說出“後悔”二字，懇求法庭給他一次改過的機會。

然而，細心的記者卻發現，張紹倉的悔過書和《檢察日報·廉政周刊》此前以《“我的錯誤是在無監督約束下發生的”》為題刊發的四川省成都市龍泉驛區原區委常委、同安鎮黨委書記朱福忠的悔過書頗有雷同，或者整句照搬，或者略作改裝，有抄襲的嫌疑。（據《檢察日報》）

不得不說，中國當下的反腐敗鬥爭越來越具有觀賞性，就像“11人情婦團”聯名告倒陝西原政協副主席，這份具有抄襲成分的悔過書對於許多人來說，更像是一份來自反腐前沿的政治八卦。人們常說，涉腐官員似乎天生有一種墨魚的能力，一旦被追逼，就可能放出一些墨汁，以便讓自己有機會逃之夭夭。相較之下，這位落馬官員算是 “胸無點墨”，無處可逃了。隻是，如此“急中生智”，複製他人懺悔書以求蒙混過關，難免讓人想起武打片裏的成龍，這位動作明星總是能在關鍵時刻抓到可以援手的桌椅板凳，讓一路追殺而來的匪徒們東倒西歪。可惜的是，張紹倉並沒有成龍那樣的好身手，所以，甫一挪用他人的思考成果，便再一次東窗事發了——看來，別人的東西還是不拿的好。

俗話說，“吃自個的，吃出淚來；吃別人的，吃出汗來。”貪官揮汗如雨，吃別人的吃得太多，終於被人發現了，要受到懲罰，於是也“吃出淚來”了。應該說，此淚非彼淚，此淚都是些悔恨的淚水。至於是悔恨自己“吃技”不如人，還是真的覺得為貪欲所困，對不起自己的人生過往與未來設計，則是另一回事。

大概在一百年前，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中國人的素質》一書中曾經這樣批評某些中國人的“言而無信”：“中國政治家的生活與國事文件，好像盧梭的懺悔一樣，充滿著最崇高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為。他殺了一萬個人，然後引述孟子的一段話，講人的生命是神聖的。他把修河堤的錢裝進了自己腰包，結果使全省慘遭洪水之害，然後他在悲歎耕者失其田……”。若是換在今天的語境之下描繪貪官，則是，他們一邊將手悄悄地伸進民眾的口袋，一邊在大庭廣眾之下高喊著“為人民服務”。

借用馬克·吐溫的口吻，誠信是最寶貴的東西，所以大家要省著點用。沒有誰會否定，中國尚未有真正的懺悔文化，而貪官們的所謂“懺悔書”，與其說是懺悔，弗如說是認罪伏法。前者是人性與良知的自然回歸，外在的強力與逼迫並不是完成懺悔的必要條件。與此相反，認罪伏法則是對外在強力的一種臣服。當悔過書成為犯罪嫌疑人的認罪表現或者認罪態度的一種參考，悔過書對於許多人來說便不是關乎心靈，而是關乎“手腕”了；不是心靈的主動回歸，而是被動的權宜之計。

然而，類似“抄襲”現象的出現，人們既不意外，也不陌生。現在許多官員在台上做的、由秘書東拚西湊的報告，何嚐不是“天下思想一大抄”——抄襲是領會精神，不抄襲就不夠團結。隻是，貪官們的“悔過書”不再那麽提綱挈領，也沒有什麽開拓性，多以虛飾的淚水伐毛洗髓，更像是一次為自己的腐敗行為“善後”的演講。

有人認為，貪官寫“悔過書”是一場“悔過秀”。在我看來，準確說，寫悔過書更像是張紹倉“積極配合”審判的肢體表白。而這種抄襲來的、酷似公文寫作的悔過書，也因此散發著某種儀式的氣息。

對於張紹倉來說，發表在《檢察日報》上的“懺悔書”，更像是表明自己認罪伏法的“標準答案”。眾所周知，腐敗之所以發生，至少有兩個條件，一是腐敗可以滿足官員的貪欲；二是權力沒有得到有效的約束，使腐敗行為得以發生。從這方麵說，無論官員內心如何翻江倒海，遞交的懺悔書通常隻能是些“正確的廢話”。坐在被告席上，為了更好地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必須不遺餘力地讓自己的懺悔同社會明規則或者主流意見提供的正確答案相吻合。落馬者知道，寫悔過書所要完成的是“心靈的招供”與臣服，其目的是為了配合公開審判以及主流民意的圍剿。與此相比，真正的懺悔隻服從自己內心的善的崛起，而不是外在的壓力，它甚至可能經過一場“心靈的起義”將自己帶回生命與生活最樸素的起點。

不可否認的是，對於那些離開秘書就不會寫稿的腐敗官員來說，寫一份深刻的檢討書的確是件十分辛苦的事。當他們從媒體上尋找“正確答案”來拚湊出自己的懺悔世界，我們同樣看到這些落馬官員已經將自己的人生送進了怎樣一種身不由己的困境。

同樣是明恩溥，他相信中國官員並非貪婪成性，然而，曆史卻證明，來自四書五經的教誨並不能將一個社會帶向高標準的狀態。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同樣看到，道德說教與官員淚流滿麵的懺悔並不能使一個國家抵達夢想中的政治清明，否則，大家都去唱“讓世界充滿愛”就可以改天換地了。在此意義上，國家公民費心勞力糾正官員懺悔時的表情與措辭注定是件舍本逐末的事情，因為通過製度監督在位官員是否“行勝於言”，要比關注官員落馬後是否政治正確、是否有合乎標準的悔過書有意義得多。

□ 《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