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前一段時間中國周邊國家出現了一係列自然災害，給受害國帶來比較嚴重的影響，中國感同身受，果斷地提供了慷慨的援助。中國雖然不富裕，麵臨的問題很多，但還是急人所急，幫助這些國家渡過難關，體現了一個地區大國負責任的形象，也充分體現了中國的友好睦鄰政策。
但海嘯、地震、自然災害、金融危機、流行疾病、環境汙染等事件的出現，也向中國提出了新的問題和挑戰。那就是如何持續高效、量力而行同時又能夠科學地向受援國提供援助。
作為一個負責的地區大國，中國對於地區經濟的發展和穩定有著越來越大的責任，中國的睦鄰富鄰安鄰政策也要求中國為這一地區其他國家的發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當這些國家遇到困難或自然災害的時候，中國更應該伸出援助之手。同時，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大國，中國與世界上多數發展中國家有著良好的合作關係，與這些國家曆史遭遇相似，發展階段相近，經濟互補性很強，也需要相互援助互利合作。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在對第三世界的援助過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對外援助思想。其中主要體現在20世紀60年代初周恩來總理提出的與非洲國家關係五原則和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原則。這些原則確定了中國對外援助的基本思想和立場。中國的對外援助思想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礎之上的，是有別於西方國家以幹涉別國內政為主要目的對外援助政策的。但無庸諱言，由於曆史的局限性，中國的對外援助政策在執行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冷戰時期特定的色彩。
在改革開放前的特殊年代，中國采取隻對外援助而不接受援助的作法。中國唐山大地震時，經濟處於崩潰邊緣的中國謝絕了國際上所有的援助。但中國給予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以及一些非洲國家的援助是巨大的。有些產品中國人自己沒有享用，而是直接援助國外。可以是說犧牲自己、幫助他國。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推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政策，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對外交往能力得到飛速的提升。在與發達國家交往的同時，中國仍然把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和與周邊國家的合作作為對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同時注意糾正曆史上的一些錯誤作法，改變了政治第一政治掛帥、經濟單純為政治服務的作法，鼓勵發展中國家把發展經濟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力求形成與這些國家互利雙贏的共同發展模式。中國的對外援助政策也開始呈現出一些新的特色，創造了一些更加符合經濟合作規律的新的作法。
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和發展的不平衡帶來的貧富分化局麵的加深，南北問題十分嚴重，隨之而來的是援助與相互援助成為國際關係中日益頻繁的現象。這就給中國對外援助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據新的形勢對外援助需要依據哪些新的原則、它與對外政策的相互關係怎樣、如何使援助更加有效、如何使援助更能夠有助於發展中國家擺脫困境、中國作為一個自身在許多方麵需要得到援助的國家如何實現對其他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有力支持、援助行為如何實現互利與互助，最終達到深層次的經濟合作的目的，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因此，在對外交往的過程中，中國將麵臨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的援助課題，對於援助的方式、援助的範圍、援助的數額都需要上升到科學決策的層麵，這些課題解決得好壞，不僅關係到受援國的利益，也關係到中國自身的長期發展。
簡而言之，援助首先應該有較強的針對性。應該與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相聯係，援助那些可能帶來持續發展的項目，而不是立足於一次性補償。援助還應該與這些國家的市場培育相聯係，鼓勵他們市場經濟的發展，有助於經濟互助和貿易的展開。
其次，援助不應該僅僅停留在道義層麵，也是政治行為和友好合作的體現。政府行為需要與單純的感情情誼相區分，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對外援助必須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和發展階段，與中國的經濟狀況相適應，不能盲目攀比。
第三，對外援助不是即興或臨時行為，雖然針對突發事件可以有應急法案，但對外援助不隻是針對突發事件的應急措施，而應該是中國整體對外政策的組成部分，是中國長期的可持續的和平發展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中國經濟外交的具體實施步驟之一。它應該有一係列與之配套的原則、法則和措施，是一個科學決策的過程，也是一個有法可依的行為。
錢要用在實在、援所能援、助所能助、力所能盡，盡可能減少感情用事的色彩，增加理性科學的成份，對於中國對外援助的開展和中國外交的整體形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自身的問題很多、需要解決的難題很多、中國內部貧窮地區很大、差異很大。對外援助與對內援助有密切聯係，當然也應有明顯的不同。
中國要成為一個現代化的負責任的大國，中國的外交就必須向著專業化、科學化、綜合化和理性化方向發展，避免主觀臆斷、感情用事對外交和國家利益的損害。一個決策科學化、法製化、腳踏實地的大國，也才能夠真正長期贏得其他國家的尊重和信任。
對外援助的法製化就是理性外交決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對外援助不僅僅是外交部門的責任，而需要國內所有相關部門協調溝通、通力合作。
多數發達國家都有自己的援助法，或針對某一個特殊事件而出台的具有指導意義的援助法案。這些法案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起到了比較有效的作用，中國可以借鑒其中部分合理成分，形成有中國特色、體現大國風範同時又具有較強指導意義的科學務實的對外援助法。
但海嘯、地震、自然災害、金融危機、流行疾病、環境汙染等事件的出現，也向中國提出了新的問題和挑戰。那就是如何持續高效、量力而行同時又能夠科學地向受援國提供援助。
作為一個負責的地區大國，中國對於地區經濟的發展和穩定有著越來越大的責任，中國的睦鄰富鄰安鄰政策也要求中國為這一地區其他國家的發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當這些國家遇到困難或自然災害的時候，中國更應該伸出援助之手。同時，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大國，中國與世界上多數發展中國家有著良好的合作關係，與這些國家曆史遭遇相似，發展階段相近，經濟互補性很強，也需要相互援助互利合作。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在對第三世界的援助過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對外援助思想。其中主要體現在20世紀60年代初周恩來總理提出的與非洲國家關係五原則和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原則。這些原則確定了中國對外援助的基本思想和立場。中國的對外援助思想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礎之上的，是有別於西方國家以幹涉別國內政為主要目的對外援助政策的。但無庸諱言，由於曆史的局限性，中國的對外援助政策在執行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冷戰時期特定的色彩。
在改革開放前的特殊年代，中國采取隻對外援助而不接受援助的作法。中國唐山大地震時，經濟處於崩潰邊緣的中國謝絕了國際上所有的援助。但中國給予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以及一些非洲國家的援助是巨大的。有些產品中國人自己沒有享用，而是直接援助國外。可以是說犧牲自己、幫助他國。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推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政策，中國的經濟實力和對外交往能力得到飛速的提升。在與發達國家交往的同時，中國仍然把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和與周邊國家的合作作為對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同時注意糾正曆史上的一些錯誤作法，改變了政治第一政治掛帥、經濟單純為政治服務的作法，鼓勵發展中國家把發展經濟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力求形成與這些國家互利雙贏的共同發展模式。中國的對外援助政策也開始呈現出一些新的特色，創造了一些更加符合經濟合作規律的新的作法。
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和發展的不平衡帶來的貧富分化局麵的加深，南北問題十分嚴重，隨之而來的是援助與相互援助成為國際關係中日益頻繁的現象。這就給中國對外援助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據新的形勢對外援助需要依據哪些新的原則、它與對外政策的相互關係怎樣、如何使援助更加有效、如何使援助更能夠有助於發展中國家擺脫困境、中國作為一個自身在許多方麵需要得到援助的國家如何實現對其他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有力支持、援助行為如何實現互利與互助，最終達到深層次的經濟合作的目的，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因此，在對外交往的過程中，中國將麵臨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的援助課題，對於援助的方式、援助的範圍、援助的數額都需要上升到科學決策的層麵，這些課題解決得好壞，不僅關係到受援國的利益，也關係到中國自身的長期發展。
簡而言之，援助首先應該有較強的針對性。應該與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相聯係，援助那些可能帶來持續發展的項目，而不是立足於一次性補償。援助還應該與這些國家的市場培育相聯係，鼓勵他們市場經濟的發展，有助於經濟互助和貿易的展開。
其次，援助不應該僅僅停留在道義層麵，也是政治行為和友好合作的體現。政府行為需要與單純的感情情誼相區分，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對外援助必須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和發展階段，與中國的經濟狀況相適應，不能盲目攀比。
第三，對外援助不是即興或臨時行為，雖然針對突發事件可以有應急法案，但對外援助不隻是針對突發事件的應急措施，而應該是中國整體對外政策的組成部分，是中國長期的可持續的和平發展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中國經濟外交的具體實施步驟之一。它應該有一係列與之配套的原則、法則和措施，是一個科學決策的過程，也是一個有法可依的行為。
錢要用在實在、援所能援、助所能助、力所能盡，盡可能減少感情用事的色彩，增加理性科學的成份，對於中國對外援助的開展和中國外交的整體形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自身的問題很多、需要解決的難題很多、中國內部貧窮地區很大、差異很大。對外援助與對內援助有密切聯係，當然也應有明顯的不同。
中國要成為一個現代化的負責任的大國，中國的外交就必須向著專業化、科學化、綜合化和理性化方向發展，避免主觀臆斷、感情用事對外交和國家利益的損害。一個決策科學化、法製化、腳踏實地的大國，也才能夠真正長期贏得其他國家的尊重和信任。
對外援助的法製化就是理性外交決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對外援助不僅僅是外交部門的責任，而需要國內所有相關部門協調溝通、通力合作。
多數發達國家都有自己的援助法，或針對某一個特殊事件而出台的具有指導意義的援助法案。這些法案在具體實施過程中起到了比較有效的作用，中國可以借鑒其中部分合理成分，形成有中國特色、體現大國風範同時又具有較強指導意義的科學務實的對外援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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