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劉曉波
十七年了，六四冤魂還隻能在黑暗中呻吟，我也隻能在沒有自由的黑暗中獨自等待，等待著時針指向六四淩晨，等待著祭日降臨。
十七年了，丁子霖老師的兒子蔣捷連被罪惡的子彈射殺時，正好十七歲。每當祭日，天安門母親們都要祭拜兒子的亡靈，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都會亮起燭光，世界各地也點燃燭火。
十七年來，天安門母親遭遇到種種不公正的對待，但她們卻為見證曆史和討還公正始終沒有停止過抗爭。
今年六四，不能不提周國聰的名字。這位年僅十五歲少年，在1989年6月6日被逮捕，關押在成都市寧夏街派出所內，第二天就滿身傷痕地死於看守所內並被火化。在我看來，他不是死於街頭而是被活活打死在派出所內，如此暴行甚至比死於戒嚴部隊的槍口下更為殘忍。
盡管，直到十七年後的今天，我才知道這個十五歲少年，但周國聰的名字已經刻在曆史墓碑上。
17年來，周國聰的母親唐德英女士從未停止過上訪，在黃琦先生和他創辦的中國第一家人權維權網站《天網》的幫助下，今年4月25日，她終於得到當地政府給予的一筆七萬元的“困難補助”。
這個個案，既是唐女士的持之以恒所取得的有限實效，也凸現了政府在六四問題上的投石問路。
一、對民間維權的意義
1、在民間維權上，低調堅持和高調抗爭可以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但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韌性的抗爭比一時的慷慨更艱難、也更有效。難屬們的人道維權可以低調，但必須具有足夠的耐心和堅忍，天安門母親如此，唐女士亦如此。
2、維權要注重實效。比如，在六四問題上，從人道角度而非政治角度切入維權活動，既具有更廣泛的道義涵蓋麵，又可以降低政治敏感性，因而能取得一定的實效，未嚐不是一條先易後難的道路。對於更廣義的民間維權而言，維權者既要堅持不畏風險的道義倫理，也要信守注重實效的責任倫理。固然，當下中國的民間維權，要想取得點可見的成效很不容易，但這並不是隻重道義而不重效果的理由。
3、多方協同的個案維權。近年來，大陸民間維權的主要模式，是圍繞著個案的民間動員、輿論救濟和法律援助。其中，各界知名人士、體製內外的媒體和維權律師的參與，助力尤大。劉狄案、孫誌剛案、杜導斌案、孫大午案、程益中案、李柏光案、朱久虎案、冰點案等，皆是證明。
4、在官方的意識形態衰落和民間權利意識覺醒、統治效力下降和民間維權高漲的今天，官權鎮壓的殘暴性也隨之大幅度下降。所以，“勇敢競賽”是相對容易的維權，而“實效競賽”才是最有難度的維權。實效的取得不僅需要個人勇敢，還需要群體合作，需要操作智慧、協調能力和韌性。基於民間維權的長遠發展的大局考慮，唯有不斷地取得實效和成功案例的點滴累積，民間維權方能持續地增強感召力和凝聚力，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維權；也才能帶來維權經驗的累積，推動民間維權走向成熟。
二、政權無法繞過六四問題
從政權的角度講，無論誰當政，六四問題都是躲不過去的，拖得越久、欠債越多，十七年的拖延已經足夠漫長，難道還要一拖再拖？！現在，製造六四大屠殺的兩個元凶，鄧小平已經死了九年，李鵬也已經下台。現政權高層與六四沒有直接瓜葛，隻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必定會考慮著手解決六四問題。誰能主動而穩妥地解開六四之結，誰就會贏得國內外的尊敬，在曆史上留下美譽。
在此意義上，周國聰案的解決方式頗有點投石問路的意味——如何以最小的政權代價換取最大的政權收益。因為，在六四這個高度敏感的政治問題上，如果沒有得到高層的允許或授意，四川地方當局是斷斷不敢為的。在此個案中，我理解並尊重唐女士的選擇，但我無法容忍官權對冤魂的褻瀆和對難屬的脅迫！
1、政府選擇成都死難者而不是北京死難者，選擇死於派出所的周國聰而不是戒嚴部隊槍口下的死者，顯然是精心選擇後才拋出的試探氣球。因為，周國聰之死與大多數六四死難者具有微妙的差別，周之死不屬於當街屠殺的罪惡而屬於警察機關的罪過。
2、政府選擇個體性的影響小的唐德英女士，而不選擇群體性的影響大的天安門母親中的某位難屬，顯然是為了降低這次投石問路的輿論效應。雖然，唐德英女士的訴求與六四難屬群體大同小異，但她的人道維權畢竟是個體抗爭而不是天安門母親的群體抗爭；雖然，唐女士與天安門母親一樣，也堅持了長達十七年的抗爭，但她的曝光率遠遠低於天安門母親。在她與當地政府達成此項協議之前，她本人和她的冤死兒子並沒有進入公共輿論，也就沒有廣泛的國內外影響。
3、政府在投石問路的方式上也頗為狡猾，七萬元的付出，不是以“補償”或“賠償”的名義而是以“困難補助”的名義，顯然是為了避免“補償”和“賠償”所蘊含的罪錯意義。而“困難補助”的名義，意在凸現這筆錢的“救濟性質”，而非政府因犯有罪錯而必須給予受害者的賠償。
4、政府開出了給錢的先決條件——“立據保證息訴”，顯然是為了花錢封口。這種簽署正式協議的方式，就是為了讓唐女士保證不再進行任何意義上的追訴。
綜合以上四點，政府選擇以“困難補助”的方式了結周國聰案，可以大大弱化此案的政治象征意義；如果試探的連鎖效應是許多六四難屬的跟進，政府很可能私下裏推廣這一模式。因為，這一模式最符合現政權六四以來形成的危機處理方式：花錢買穩定、以經濟代價換取政治利益。而且，如果這一模式作為六四問題的第一步能夠推廣開來，也就達到了“以最小的政權代價換取最大的政權收益”的目的。
三、六四問題上的賠償正義
在我看來，政權處理周國聰案的方式太不人道、太不公正。因為，采取這種方式，是企圖利用自身的絕對強勢地位來投機取巧，既不公布周國聰的死亡真相，也沒有向難屬公開認錯和表達歉意，反而僅以七萬元“困難補助”換取難屬的簽字畫押保證不再追訴，等於要難屬放棄依法索賠權，也就是用金錢來“封口”。所以，政府這次投石問路，根本的出發點與正義無關，而僅僅基於政權利益。如果政府隻想以周國聰模式來解決六四問題，而沒有基於普世道義的政治性和法律性的解決方案，那麽，這一模式的意義，也就僅止於投石問路而已，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難屬和社會輿論的認同，也就無法作為解決六四問題和達成官民和解的最初步驟。
1、太廉價的經濟付出。即便從六四難屬的最低要求——隻求經濟賠償而不求罪責追究——來講，七萬元買斷一個冤魂也是過於便宜，絕大多數難屬決不會接受。1995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造成死亡的，應當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總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二十倍。對死者生前扶養的無勞動能力的人，還應當支付生活費。”已經拖延了17年的六四賠償，即便放棄十七年追訴所付出的物質的和精神的賠償，起碼應該按照今天的工資標準賠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公告》2006年第3號公布：2005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18405元，賠償費是36萬元。即便再降低標準，比照礦難死者的國賠償標準，政府現在已經把礦難死者的賠償標準提高到了20萬元。而一個冤死於政府屠殺下的生命卻隻值七萬元，未免太不公平了。
2、封口費全無正義。假定政府具有解決六四問題的誠意，而且是基於社會穩定的考慮而采取先易後難的處理方式，那麽，無論采取何種方式對難屬進行經濟補償，政府都不應該附加任何先決條件。靜悄悄的賠償可以接受，但把“立據保證息訴”作為給予補償的先決條件，完全有違起碼的賠償正義。中共政權至今還維持對八九運動的錯誤定性，已經是錯上加錯和罪上加罪。如果政府連遲到了十七年的賠償正義都不準備兌現，那麽就根本談不上六四問題的公正解決。
3、生命無價，特別是被政府屠殺的生命，隻要政府不公開承擔罪責並還死者以公正，那麽，經濟補償無論多高，哪怕大大高於七萬元，六四問題也不可能以“金錢換真相，補償換正義”的私了方式解決。因為，六四作為備受國內外關注的巨大公共災難，受害者對真相和公正的訴求高於對經濟補償的訴求。
六四作為轉型時期中國無法擺脫的重負，也越來越構成中共政權的沉重包袱，太需要基於和解善意和政治遠見的漸進而務實的解決。隻要政府具有解決問題的誠意，誰也不會天真地要求一步到位的解決。比如，天安門母親的長期抗爭，完全是本著愛的善意和法治精神，本著溫和、漸進、寬容，她們從未采取過激進的行動，從未提出過激的要求，也從未使用過咬牙切齒的言詞，而是以文明馴服野蠻。所以，解決六四問題，無論如何漸進、務實和靈活，政府最終也繞不過下列公開程序：
A，與六四受害者推選的代表進行平等的對話；
B，獨立調查並公布六四真相；
C，公開表達知錯認罪和道歉正名；
D，依法追究罪責和進行國家賠償。
十七年了，每年的這個日子，中國都會陷於恐怖政治的籠罩之下，六四難屬無法公開祭奠親人的亡靈，類似我這樣的“敏感人士”都會被警察站崗；全中國的所有媒體都會禁止“六四”一詞的出現。在此意義上，中共政權一直處在六四的陰影之下。所以，與其在每年的六四祭日裏陷於嚴加防範的恐懼之中，延續老罪惡並製造新罪惡，不如通過盡快解決六四問題的明智決策，解脫恐懼，打破僵局，開創曆史——開啟社會和解的局麵，進而讓世界看到一個消除了恐怖的中國。
2006年5月29日於北京家中
□ 原載《民主中國》
十七年了，六四冤魂還隻能在黑暗中呻吟，我也隻能在沒有自由的黑暗中獨自等待，等待著時針指向六四淩晨，等待著祭日降臨。
十七年了，丁子霖老師的兒子蔣捷連被罪惡的子彈射殺時，正好十七歲。每當祭日，天安門母親們都要祭拜兒子的亡靈，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都會亮起燭光，世界各地也點燃燭火。
十七年來，天安門母親遭遇到種種不公正的對待，但她們卻為見證曆史和討還公正始終沒有停止過抗爭。
今年六四，不能不提周國聰的名字。這位年僅十五歲少年，在1989年6月6日被逮捕，關押在成都市寧夏街派出所內，第二天就滿身傷痕地死於看守所內並被火化。在我看來，他不是死於街頭而是被活活打死在派出所內，如此暴行甚至比死於戒嚴部隊的槍口下更為殘忍。
盡管，直到十七年後的今天，我才知道這個十五歲少年，但周國聰的名字已經刻在曆史墓碑上。
17年來，周國聰的母親唐德英女士從未停止過上訪，在黃琦先生和他創辦的中國第一家人權維權網站《天網》的幫助下，今年4月25日，她終於得到當地政府給予的一筆七萬元的“困難補助”。
這個個案，既是唐女士的持之以恒所取得的有限實效，也凸現了政府在六四問題上的投石問路。
一、對民間維權的意義
1、在民間維權上，低調堅持和高調抗爭可以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但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韌性的抗爭比一時的慷慨更艱難、也更有效。難屬們的人道維權可以低調，但必須具有足夠的耐心和堅忍，天安門母親如此，唐女士亦如此。
2、維權要注重實效。比如，在六四問題上，從人道角度而非政治角度切入維權活動，既具有更廣泛的道義涵蓋麵，又可以降低政治敏感性，因而能取得一定的實效，未嚐不是一條先易後難的道路。對於更廣義的民間維權而言，維權者既要堅持不畏風險的道義倫理，也要信守注重實效的責任倫理。固然，當下中國的民間維權，要想取得點可見的成效很不容易，但這並不是隻重道義而不重效果的理由。
3、多方協同的個案維權。近年來，大陸民間維權的主要模式，是圍繞著個案的民間動員、輿論救濟和法律援助。其中，各界知名人士、體製內外的媒體和維權律師的參與，助力尤大。劉狄案、孫誌剛案、杜導斌案、孫大午案、程益中案、李柏光案、朱久虎案、冰點案等，皆是證明。
4、在官方的意識形態衰落和民間權利意識覺醒、統治效力下降和民間維權高漲的今天，官權鎮壓的殘暴性也隨之大幅度下降。所以，“勇敢競賽”是相對容易的維權，而“實效競賽”才是最有難度的維權。實效的取得不僅需要個人勇敢，還需要群體合作，需要操作智慧、協調能力和韌性。基於民間維權的長遠發展的大局考慮，唯有不斷地取得實效和成功案例的點滴累積，民間維權方能持續地增強感召力和凝聚力，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維權；也才能帶來維權經驗的累積，推動民間維權走向成熟。
二、政權無法繞過六四問題
從政權的角度講，無論誰當政，六四問題都是躲不過去的，拖得越久、欠債越多，十七年的拖延已經足夠漫長，難道還要一拖再拖？！現在，製造六四大屠殺的兩個元凶，鄧小平已經死了九年，李鵬也已經下台。現政權高層與六四沒有直接瓜葛，隻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必定會考慮著手解決六四問題。誰能主動而穩妥地解開六四之結，誰就會贏得國內外的尊敬，在曆史上留下美譽。
在此意義上，周國聰案的解決方式頗有點投石問路的意味——如何以最小的政權代價換取最大的政權收益。因為，在六四這個高度敏感的政治問題上，如果沒有得到高層的允許或授意，四川地方當局是斷斷不敢為的。在此個案中，我理解並尊重唐女士的選擇，但我無法容忍官權對冤魂的褻瀆和對難屬的脅迫！
1、政府選擇成都死難者而不是北京死難者，選擇死於派出所的周國聰而不是戒嚴部隊槍口下的死者，顯然是精心選擇後才拋出的試探氣球。因為，周國聰之死與大多數六四死難者具有微妙的差別，周之死不屬於當街屠殺的罪惡而屬於警察機關的罪過。
2、政府選擇個體性的影響小的唐德英女士，而不選擇群體性的影響大的天安門母親中的某位難屬，顯然是為了降低這次投石問路的輿論效應。雖然，唐德英女士的訴求與六四難屬群體大同小異，但她的人道維權畢竟是個體抗爭而不是天安門母親的群體抗爭；雖然，唐女士與天安門母親一樣，也堅持了長達十七年的抗爭，但她的曝光率遠遠低於天安門母親。在她與當地政府達成此項協議之前，她本人和她的冤死兒子並沒有進入公共輿論，也就沒有廣泛的國內外影響。
3、政府在投石問路的方式上也頗為狡猾，七萬元的付出，不是以“補償”或“賠償”的名義而是以“困難補助”的名義，顯然是為了避免“補償”和“賠償”所蘊含的罪錯意義。而“困難補助”的名義，意在凸現這筆錢的“救濟性質”，而非政府因犯有罪錯而必須給予受害者的賠償。
4、政府開出了給錢的先決條件——“立據保證息訴”，顯然是為了花錢封口。這種簽署正式協議的方式，就是為了讓唐女士保證不再進行任何意義上的追訴。
綜合以上四點，政府選擇以“困難補助”的方式了結周國聰案，可以大大弱化此案的政治象征意義；如果試探的連鎖效應是許多六四難屬的跟進，政府很可能私下裏推廣這一模式。因為，這一模式最符合現政權六四以來形成的危機處理方式：花錢買穩定、以經濟代價換取政治利益。而且，如果這一模式作為六四問題的第一步能夠推廣開來，也就達到了“以最小的政權代價換取最大的政權收益”的目的。
三、六四問題上的賠償正義
在我看來，政權處理周國聰案的方式太不人道、太不公正。因為，采取這種方式，是企圖利用自身的絕對強勢地位來投機取巧，既不公布周國聰的死亡真相，也沒有向難屬公開認錯和表達歉意，反而僅以七萬元“困難補助”換取難屬的簽字畫押保證不再追訴，等於要難屬放棄依法索賠權，也就是用金錢來“封口”。所以，政府這次投石問路，根本的出發點與正義無關，而僅僅基於政權利益。如果政府隻想以周國聰模式來解決六四問題，而沒有基於普世道義的政治性和法律性的解決方案，那麽，這一模式的意義，也就僅止於投石問路而已，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難屬和社會輿論的認同，也就無法作為解決六四問題和達成官民和解的最初步驟。
1、太廉價的經濟付出。即便從六四難屬的最低要求——隻求經濟賠償而不求罪責追究——來講，七萬元買斷一個冤魂也是過於便宜，絕大多數難屬決不會接受。1995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造成死亡的，應當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總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二十倍。對死者生前扶養的無勞動能力的人，還應當支付生活費。”已經拖延了17年的六四賠償，即便放棄十七年追訴所付出的物質的和精神的賠償，起碼應該按照今天的工資標準賠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公告》2006年第3號公布：2005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18405元，賠償費是36萬元。即便再降低標準，比照礦難死者的國賠償標準，政府現在已經把礦難死者的賠償標準提高到了20萬元。而一個冤死於政府屠殺下的生命卻隻值七萬元，未免太不公平了。
2、封口費全無正義。假定政府具有解決六四問題的誠意，而且是基於社會穩定的考慮而采取先易後難的處理方式，那麽，無論采取何種方式對難屬進行經濟補償，政府都不應該附加任何先決條件。靜悄悄的賠償可以接受，但把“立據保證息訴”作為給予補償的先決條件，完全有違起碼的賠償正義。中共政權至今還維持對八九運動的錯誤定性，已經是錯上加錯和罪上加罪。如果政府連遲到了十七年的賠償正義都不準備兌現，那麽就根本談不上六四問題的公正解決。
3、生命無價，特別是被政府屠殺的生命，隻要政府不公開承擔罪責並還死者以公正，那麽，經濟補償無論多高，哪怕大大高於七萬元，六四問題也不可能以“金錢換真相，補償換正義”的私了方式解決。因為，六四作為備受國內外關注的巨大公共災難，受害者對真相和公正的訴求高於對經濟補償的訴求。
六四作為轉型時期中國無法擺脫的重負，也越來越構成中共政權的沉重包袱，太需要基於和解善意和政治遠見的漸進而務實的解決。隻要政府具有解決問題的誠意，誰也不會天真地要求一步到位的解決。比如，天安門母親的長期抗爭，完全是本著愛的善意和法治精神，本著溫和、漸進、寬容，她們從未采取過激進的行動，從未提出過激的要求，也從未使用過咬牙切齒的言詞，而是以文明馴服野蠻。所以，解決六四問題，無論如何漸進、務實和靈活，政府最終也繞不過下列公開程序：
A，與六四受害者推選的代表進行平等的對話；
B，獨立調查並公布六四真相；
C，公開表達知錯認罪和道歉正名；
D，依法追究罪責和進行國家賠償。
十七年了，每年的這個日子，中國都會陷於恐怖政治的籠罩之下，六四難屬無法公開祭奠親人的亡靈，類似我這樣的“敏感人士”都會被警察站崗；全中國的所有媒體都會禁止“六四”一詞的出現。在此意義上，中共政權一直處在六四的陰影之下。所以，與其在每年的六四祭日裏陷於嚴加防範的恐懼之中，延續老罪惡並製造新罪惡，不如通過盡快解決六四問題的明智決策，解脫恐懼，打破僵局，開創曆史——開啟社會和解的局麵，進而讓世界看到一個消除了恐怖的中國。
2006年5月29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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