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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常熟那天，還去參觀了翁同龢故居。翁是鹹豐年間狀元，曆任刑部，工部，戶部尚書，更是同治和光緒兩代帝師，在朝四十年。但他處帝師之尊，樞臣之重，卻一生嚴於律己，忠誠孝悌，勤政清廉。後因支持維新改良，觸犯慈禧，老遭罷黜。回歸故藉時兩袖清風，先賃屋而居，後築廬隱居終老，曾有“歎息無家老逐臣，祗餘兩膝拄孤身”句自歎。臨終回憶一生，留下了“六十年間事，傷心到蓋棺”的詩句，令人不勝唏噓。
現在位於翁家巷內的故居，是他罷黜前的老家，已經修繕。入門有翁氏家訓，第一條就是綵衣堂前的對聯“綿世澤莫如為善；振家聲還是讀書”。故居拱門庭院，粉牆墨瓦，橘樹山石，是典型的江南庭院。有綵衣堂，知止齋，其中楹聯字畫，殊堪品賞。翁家除翁同龢外，他侄子後來也中了狀元。現代人為增其榮耀，巷口建有大牌樓，上書狀元坊。故居內又列了解元，會元，狀元三座牌樓，如此炫耀，似有違翁氏“讀書當悟其大者遠者，得一科名不足為重也”的家訓。
該故居現已被辟為反腐倡廉的教育基地。裏麵介紹的內容，也側重於翁氏忠君愛國，正人律己，舉賢薦才的風懷。強調他“居鄉則為端人正士，出仕則為良吏忠臣”的為人為官的準則。綵衣堂前的走廊上，列有一排帶照片的光榮榜，表彰現代的廉潔官員。可惜故居參觀者寥寥，那天除我們外，未見他人。各館燈大半都關著，館內服務員獨自飲茶，樓梯上貓在打盹，足見現在反腐倡廉之難也。感而作七律一首。
《訪翁同龢故居有感》
翁氏門庭清氣酣，綵衣堂上見深涵。
借來兩代君師格，欲挽三朝腐不堪。
律已倡廉空振振；攬財湎色各眈眈。
可憐此巷來人少，今世為官哪不貪？
（13覃韻）
節日快到了，寒硯來祝曲師、師母及家人聖誕、新年快樂如意！
今天的中國，已經向戰爭的方向前進了一大步，隨著緊張局勢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的第二次洋務運動即將走向終點。
讓我們回顧一下曆史：晚清的翁同龢與李鴻章之爭，他們之間爭的到底是什麽呢？（以下為轉貼）
正如所知，封建社會，官員，紳士，士大夫，學者，這四者常常是一個東西，互相的身份交叉，士大夫體現的是官員和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封建王朝的官員是大有區別的，大致分正途和非正途兩種。正途士大夫要經過科舉嚴格考試，考舉人，中進士，而能再進一步點翰林，才是正途裏的精英之輩。
翁同龢應該是晚清官員中正途中的正宗，精英中的精華。這麽說起碼有幾條依據。他本人27歲以一甲第一進士及第，也就是狀元，清朝269年，會試112次，全國兩年出一個狀元，可見珍稀。翁是兩代帝師，這有兩方麵含義，一是父子兩代都是帝師，其父翁心存，鹹豐朝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同治帝師，翁父子兩代人當過帝師。二是翁同龢在同治四年，接過父業，入值弘德殿，為同治帝師傅，前後教讀九年。同治病逝後，光緒繼位，翁同龢又入值毓慶宮，為光緒師傅。是兩代皇帝的老師。特別是作為光緒的老師從始至終，幾乎從幼兒園教到大學畢業，光緒尚幼，授課之時碰上雷雨，小皇帝都要藏於翁師傅懷中，光緒親政，翁仍伴之於旁，情同父子，聖眷隆厚，感情深，依賴重。三是滿清朝狀元入閣拜相，官至大學士，並榮膺太傅太保頭銜的僅三人，作為狀元出身的漢族大臣得以位列樞垣、權參機要的也隻三人，翁同龢便是其中之一。
狀元宰相，帝師權臣，無疑使翁同龢成為晚清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可是，就其曆史地位，他也是很難評價的人。作為太平宰相，他是合格的，他先後任職翰林院，國子監，曆任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兩度入軍機處，兼任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典館正總裁、國史館副總裁等。他做官基本中規中矩，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清末著名的“楊乃武和小白菜”奇案，正是他任職刑部的政績，正如所評“立朝數十年，矢誠矢敬，有古大臣風”。
早期掌握大權的慈禧對他也很滿意，為皇家親信骨幹。作為士大夫官僚集團領袖，他也是合格的，翁同龢貴為帝師，其古典經史的學問是被認可的，書法一流，知識淵博，特別是他多次出任科舉考試的考官之職，在朝廷形成一個私人性很強的政治團體。科舉考試中的門生關係是維係精英士大夫團體重要交誼關係。通常科考後，當科所中的進士，將本科考官視為座師，拜見致謝。形成座師與門生的合法關係。那些出任多次考官的大員，很容易門生遍天下，成為天然官僚階層的領袖人物。翁同龢，不僅自己是帝師，狀元，從1858年到1894，他出任近10次讀卷官，副考官和主考官的職位考官之職，自然門生，故吏遍天下。通過這種門生關係，產生以翁自己的名士官員集團。如晚清的盛昱，文廷式，張蹇，沈曾植兄弟，黃紹箕兄弟等，這些人不是狀元，榜眼，就是翰林，而且多為學術上的名流。他們和翁同龢多少都在科舉的大樹上建立枝蔓聯係，依賴翁同龢與光緒帝的親密關係，在光緒親政時期，一度被稱為“帝黨”，形成強大政治勢力集團。
如果放在世界變化格局，以士大夫精英集團領袖的標準衡量，翁同龢就多有不配，綜而言之，在晚清千年一遇的大變局中，翁同龢屬於後知後覺，陰差陽錯地淪為誤國罪臣。翁同龢鹹豐朝即出仕為官，由於家庭背景和條件所限，在思想上屬於保守頑固之列，對西方各種新事物有天然的敵對。當時保守士大夫的名流，多是他交遊的圈子，而對曾國藩，李鴻章等具有重洋務思想的官員，也產生極大敵意，特別是李鴻章和翁同龢，形成晚清政治上有代表性的政敵之爭。對李鴻章等從事學習西方技術的各種洋務活動起到製肘，阻礙作用。我們知道，當時帝師，大學士倭仁，仇視西方，因為派他參與到總理衙門見洋人，竟不惜成心從馬上跌落，躲避會見，對他來說，於洋人交往是奇恥大辱。和翁同龢一起當光緒帝師的徐桐，曾在自己東交民巷的住宅門口貼出對聯“望洋興歎，與鬼為鄰”羞辱西人。翁同龢雖有溫和之名譽，但對西方的態度也好不到那去，在他的日記中，很多用挖苦，刻薄的語言諷刺貶損西方人，形容西人或曰：“囁嚅浮偽，最可惡”，或罵之“陋而狡”，連著名洋務官員曾國藩之子，曾紀澤與外賓周旋也被他損成“作夷語，啁啾不已”，在光緒二年正月初十日，總理衙門舉行新年宴會，各國公使前來拜年，翁記下如下記載：
“邸及諸公先在，堂中設果席二，左右設果席八。午初起，殊形怛製者陸續至，凡八國，而來者不止八人，有參讚、有翻譯官也。每國不過一二刻，後者至則前者避去。就中威妥瑪最況鷙，赫德最狡桀，餘皆庸材也。中二席，邸陪坐，總署諸公環坐，通事等或僉坐或否，餘等兩旁坐，始終未交一言，未沾一滴一臠。”而另一次他把某次外交活動寫成“午正各國公使來拜。一群鵝鴨雜遝而已”。對西方人這樣的語氣，在其日記中前後貫穿十幾年，不外是排斥、憎惡、不以為然。而他自認為自己正襟危坐，麵無表情，高高在上的風度是一種美德，高尚，以不屑刻薄的詞匯貶低對方，他傲視的資本不過是那些華而不實的書法，詩詞，經學而已，在時代的背景下，這種中國精英透露了何其愚昧和可笑。
在晚清有一種奇異現象，中西思想衝突下，通常學問越大，學問越高，越不容易接受西方思想，越愛國，越愛惜傳統，越抵觸西方思想，結果在曆史的檢驗下越愚蠢，越有害國家。他們高深的國學，對傳統的忠誠，對國家的熱愛，都走向悖論，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絆腳石。雖然在社會輿論和現實中，這些精英士大夫能贏得極大尊敬，表麵正義，實質卻是最落後，最保守，所作所為最不利於國家利益。根本原因是跟不上時代前進，他們堅守的是一種陳腐思想體係，驕傲自大的抱殘守缺，力量越大，效果越壞。這不能不說是個中國知識學界的悲劇，一代代知識精英陷入思想泥濘，無所適從。那些通過科舉考試被證明和承認的正途士大夫精英階層，由於被長期浸沉於中國傳統學說，天然以西方新思想為敵，隻有很少人能衝破網羅。你越熱愛自己國家，你越熱愛自己文化，越堅守傳統立場，越是保守，起的作用越壞，最後導致國家更落後，更衰落，直至被淘汰。從近代思想史來看，這種知識學界的思潮一步步走了極端，從極端頑固保守到破壞一切的極端革命。在這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始終難於找到一條所謂中西相融平和的路。
甲午戰爭前，翁同龢是上述保守士大夫很典型的代表，翁同龢在甲午戰爭一力主戰的立場，正是出於對世界形勢變化的蔑視，無知，在愛國的旗下造成中國近代最慘痛挫敗，以愛國的名義害了國家。甲午戰爭前，翁同龢以他的顯赫地位和能量，不僅重信於光緒皇帝，而且占據中樞，任職軍機處，是朝廷最重要的主戰決策人物。甲午戰爭是由於日本在朝鮮挑釁而起，但是由清首先宣戰而起。麵對日本的挑釁，李鴻章等權臣是采取不可輕開釁端的方針。李鴻章的這種政策建立在對世界局勢比較深刻認識前提下形成，對日本現代軍事發展的了解，對雙方實力研判後的冷靜分析。而翁同龢等主戰的立場，則是建立在對外缺乏基本認識和了解，盲目自大為基點。洋務派20餘年所做的進化中國經濟，軍事的活動，處處受到翁等保守派的幹擾，而臨戰又隻能依賴這些很不成熟的實力，書生的淺薄，愚蠢暴露無疑。
他本人高調主戰，作為一個權責重大的官員，罪責尤其深重。如果一般士大夫對世界變化局勢不甚了解，主戰含有愛國情緒可以理解，翁在他的位置上，知識界的領袖，宦海經驗豐富的重臣，年輕皇帝仰仗的權臣，尤不可原諒。可以這樣講，近代以來，中國在鴉片戰爭如同被打了一記耳光，二次鴉片戰爭踢了一腳，中法戰爭互有損傷，甲午戰爭則是打斷了脊梁骨。馬關條約的簽訂，是中國命運的一個轉折點，中國賠償日本白銀二萬萬兩；割讓台灣。中國思想政局急劇震蕩，國運日衰，外強環逼，內部混亂，國家到了苟延殘喘的地步。馬關條約後，翁同龢在日記中曾記下“覆水難收，聚鐵鑄錯，窮天地不塞此恨也。”他感到了其危害，並且有些‘奉職無狀’的反省。但是，積幾十年政治經驗，素以賢達開明聰慧的恭親王奕訢斷言；聚九州之鐵難鑄此大錯的正是翁同龢。
近代曆史書中，常把中日甲午戰敗的罪責加在李鴻章頭上，以我之見，最大的罪魁禍首應該是翁同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