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掛雲帆
每個人都能讓別人快樂，有些是在來的時候，有些是在走的時候
2 與共產黨結緣
1911～1920年 17～26歲
一九一一年春天，毛澤東到長沙，正是結束中國兩千多年帝製的辛亥革命前夜。表麵看去，照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描述，長沙“簡直就是個中世紀的城市，隻能走轎子和人力車”。但這裏不僅充滿新思想，新風氣，而且醞釀著共和革命的風潮。
盡管清廷宣布立憲，革命黨人卻一心要推翻帝製，說滿族是外國人，應該驅逐報刊雜誌此時已數不勝數，他們利用這個條件鼓吹革命，還組織社團，發動了好幾起武裝起義。
十七歲的毛此時第一次看到報紙。他從報紙上了解到反清派別的觀點，立即表示讚同。按當時的時尚，他寫了篇文章貼在學校牆上，這是他首次發表政見。像許多學生一樣，他剪了辮子，並跟朋友一道揮舞剪刀強行剪掉別人的辮子。
這年夏天，長沙格外悶熱，學生們比天氣更熱烈的辯論怎樣推翻皇上。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說後，有人把身上的長衫脫了一丟，大叫“快習兵操，準備打仗！”
十月，鄰近的湖北省武昌市爆發了辛亥革命。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垮台了，中華民國在一九一二年的第一天成立。二月，末代皇帝溥儀退位。握有兵權的袁世凱替下作臨時總統不到兩個月的孫中山，次年就任大總統。一九一六年袁死後，位於北京的中央政府控製鬆懈，中國出現軍閥各自為政的局麵。
新生民國帶給年輕的毛的，是無數嶄新機會。工業、商業、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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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教育、新聞、文化，還有軍事，可做的事層出不窮。毛麵臨著令人眼花繚亂的選擇。他先參了軍，但出操聽口令不是他喜歡做的事，更不用說到城外挑水做飯給長官泡茶。他於是雇了個挑夫幫他挑水。幾個月後，他乾脆退了伍，決定再回去上學。那時報上滿是新鮮動人的廣告，好些使他動心，一個是警官學校，一個是法律學校，還有個專教人怎樣製造肥皂，使毛發了作肥皂製造家的奇想。毛最後挑了省立第一中學，但隻在那裏待了半年。他覺得不如自修，於是天天去省立圖書館，一待就是一整天。他第一次讀到外國名著的譯本，這些書把他的腦子從傳統觀念的束縛中解脫出來。
但他父親要他上學，否則拒絕供給他錢，十九歲的毛隻好進了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師範學校都不收學費，是那時中國致力於教育的結果。
第一師範充滿開放的空氣，連數學樓也是歐洲式的，長沙人管它叫“洋樓”。教室很洋氣，漂亮的地板，窗上裝有玻璃。校方讓學生有機會接觸各種新見解，鼓勵他們自由思想，組織不同的學會。學生的出版物有鼓吹無政府主義的、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Karl Marx)的像還一度掛在大禮堂裏。對讀報上了癮的毛已在報章上見過“社會主義”這個詞，在這裏他又第一次聽說了“共產主義”。那時，中國是真正的“百花齊放”。後來毛統治時也用這個詞，但他允許的還不及他年輕時萬芳叢中的一小片花瓣。
像全世界的學生一樣，毛喜歡無窮無盡地和朋友討論問題，有時沿湘江漫步，有時爬上校園後麵的小山，坐在草叢裏辯論到深夜。蟋蟀在身旁一聲一聲地唱，螢火蟲繞著他們一閃一閃地飛，熄燈的鍾聲響了，他們置之不顧。出門旅行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一轉悠就是一個月。農家友善地歡迎他們，供他們吃住，他們以寫門聯報答。
一次高談闊論中，據毛的朋友記載：“毛君主張將唐宋以後之文集詩集，焚諸一爐。”這是有記載的第一次毛提到燒書。當時，這話並不離奇，在前無古人的思想解放氣氛中，一切天經地義的道理都受到挑戰，曆來的大逆不道都成了理所當然。國家有必要存在嗎？家庭呢？婚姻呢？私有財產呢？什麽樣的議論也不奇怪，什麽樣的話也都能說。
正是在這樣的氛圍裏毛澤東形成了他的道德觀。二十四歲時，毛在德國哲學家泡爾生(Friedrich Paulsen)所著《倫理學原理》(System der Ethik)中譯本上，作了大量批注。在這些批注裏。毛直言不諱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觀念。這些觀念伴隨了他的一生。
毛整個道德觀的核心是：“我”高於一切。他寫道：“道德之價值，必以他人之利害為其行為之動機，吾不以為然。”“吾人欲自盡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寶貴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毛的道德等於完全的隨心所欲。
義務與責任毛概不承認，說：“吾人唯有對於自己之義務，無對於他人之義務也。”“吾隻對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負責，非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吾概不負責焉。既往吾不知，未來吾不知，以與吾個人之現實無關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誰負責任？”
對毛來說，任何成就隻有在現實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義。身後名“非吾之所喜悅，以其屬之後來，非吾躬與之現實也。”“吾人並非建功業以遺後世。”毛澤東完全不屑於追求“流芳千古”。
良心本是對人的衝動的一種心理約束。毛卻認為：“良心與衝動理應一致，乃調和的而非衝突的。”“二者原為一物，吾人各種之動作，固處處須衝動，處處係衝動之所驅，良心之明，亦處處承認之。”照這種觀點，“良心”隻是為毛的“衝動”服務的工具。
泡爾生說：“毋殺人，毋盜竊，毋欺誣，皆良心中無上之命令。”毛不以為然，說：“此等處吾不認為良心，認為人欲自衛其生而出於利害之觀念者。”照毛的意思，人不幹這些壞事，隻是出於個人利害考慮，要是幹了不受懲罰，那就要幹。
毛性格的另一個中心是““破”字當頭”，他說對中國“吾意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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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而且“國家如此，民族亦然，人類亦然。”，宇宙之毀也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豈不愈於舊宇宙耶？”
毛在晚年也說過意思一模一樣的話。也就是說，年僅二十四歲的毛就已經用清晰的語言闡述了他漫長一生信守的人生觀。當然，在一九一八年，這些話隻是說說而已。盡管他不是一個等閑之輩，楊昌濟教授稱他“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但毛沒有顯示出領袖天分。老師徐特立說在學校裏看不出他有號召力。當毛發出徵友啟事，張貼在長沙部分學餃時，應召的隻有幾個。他跟朋友成立“新民學會”時，他雖然活躍，選出的總幹事卻不是他。
那時的毛要找份像樣的工作都很困難。一九一八年六月，他從師範學校畢業。許多年輕人向往出國學習。像毛這樣家裏不富裕的往往到法國去半工半讀，勤工儉學。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損失了很多年輕男人，需要勞工。
當勞工不是毛想幹的事。去法國的人還得學法文，而毛不擅長語言，一輩子都隻說湖南話。有一陣掀起俄羅斯熱，毛也曾想去，對女朋友陶斯詠說：“我為這件事，腦子裏裝滿了愉快和希望。”他在一個叫伯樂佛(Sergei Polevoy)的俄國移民(是個間諜)那裏上了幾堂課。據這人說，毛怎麽也發不好生字表的音，別的學生都笑他，他就生氣地離開了。結果，毛既沒有去法國，也沒有去俄國。
毛想到首都去碰碰運氣，就借了路費去北京。北京當時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之一。在剛對公眾開放的皇宮前，甚至還有駱駝莊重的緩步。但古都的生活是苦的。民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機會，卻沒有明顯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大多數人還活在一個“窮”字中。毛一行八人，住在三間小屋裏，幾個人合睡一張炕，同蓋一床棉被，擠得緊緊的，要翻身得先跟左右的人打招呼。八人隻有兩件大衣，出門輪流穿。因為圖書館裏有暖氣，毛有時去那裏，又看書又睡覺。
有一段時間，毛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助理員，一個月八塊大洋，剛夠生活。他的職責之一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名。不少是當時著名的文化人，毛想跟他們攀談，但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毛後來說，“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毛感到受了冷落，一直耿耿於懷，說：“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
不到六個月，他就打道回府，路費還是借的。他繞道上海，為去法國的朋友送行，一九一九年四月回到長沙。毛此行見識了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但最後還得回來做外省的小學教書匠。
為人師表的毛當穿得邋裏邋遢，好像永遠不換衣服。學生們記得他不加梳理的頭發和襪子上的窟窿。他似乎隻有一雙家製的布鞋，鞋底好像總處於即將磨穿的狀況。一次，人們抱怨他夏天赤裸上身，毛反唇相譏說：“這就算不錯啦，全赤我也無所謂！”
這時，一樁發生在大洋彼岸的事件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有中國代表團參與的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善後的巴黎和會，讓日本繼續占領它在戰爭中從德國手頭奪取的山東一部。愛國的中國人被激怒了。五月四日，北京爆發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街頭遊行示威，譴責北京政府賣國，抗議日本占領中國領土。“五四”運動波及全國，燒日本貨，砸賣日貨的商店。人們對民國政府深感失望，覺得它跟滿清一樣無能。許多人開始尋求更激進的治國方式。
一個激進的學生會在長沙成立，毛負責編輯會刊《湘江評論》。辦雜誌很辛苦。在難忍的悶熱中，毛晚上用一堆線裝書當枕頭，臭蟲在裏麵爬來爬去，白天不僅要寫大部分稿子，還得到街頭販售，由於經濟窘迫，這個學生周刊隻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此後毛繼續為別的刊物寫文章。其中有十篇是關於婦女與家庭的，觀點是那時大多數前衛青年的共識，即提倡婦女獨立，自由戀愛，與男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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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毛的文章感情充沛，原因可能跟他母親剛於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去世有關。他母親得了淋巴結核，毛曾給她寄藥方，把她接來長沙治病。在毛跟母親的關係中，母愛是無私的，毛的感情卻是既強烈又自私。多少年以後，他告訴身邊護士吳旭君：“我母親死前我對她說，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樣子，我想讓她給我留下一個美好的印象。我要離開一下。母親是個通情達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到現在，我腦子裏的母親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
在母親臨終之際，毛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母親的希望。他能毫無顧忌地對她直說，性格由此可見一斑。對父親，毛沒有什麽感情，對他的死的反應簡直就是冷酷。父親一九二0年一月二十三日死於傷寒，死前想見兒子一麵。但毛沒有回去，也沒有對他的死表示任何悲傷。
毛的硬心腸也反映在他關於女人的文章裏。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女子自立問題)說女子可以跟男子做一樣重的體力勞動：“女子用其體力工作，本不下於男子”，隻是“不能在生育期內工作”。對此毛說：“女子需自己預備產後的生活費。”
毛的激進活動很快把他帶向另一個旅途，這次旅程將決定他的一生，也將決定中國的命運。一九一九年底，湖南的學生和教師要趕走當時的省長張敬堯，毛隨代表團前往北京，遊說中央政府撤張。雖然此行沒達到目的，但毛作為湖南的活躍分子結識了好些知名人物，包括自由派的領袖胡適，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
就在回程途中，一九二0年六月路經上海時，毛遇上了改變他終生的人：陳獨秀。在當時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中，陳是佼佼者，毛曾在一篇文章中稱道他為“思想界的明星”。陳這時四十歲，是個極富魅力，但性情暴躁的人。毛去拜訪陳，正好，陳在籌組中國共產黨。
組建中共並不是陳教授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個中國人的主意。
這主意來自莫斯科。一九一九年，新生的蘇俄政府成立了“共產國際”(第三國際)，以在全世界鼓吹革命，推行莫斯科的旨意。在中國，一項龐大的秘密計劃在八月付諸實行，旨在扶持起一個親俄的中國政府。此後三十年裏，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軍火，最終使毛領導下的中共得以奪取政權。
一九二0年二月，布爾什維克奪取了中西伯利亞，打通了跟中國的陸地交通。四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Grigori Voitinsky)來到中國。五月，共產國際在上海建立了據點，目的是“組建一個中國黨”。維經斯基向陳獨秀提出這個建議，得到了陳的同意。六月，維經斯基向莫斯科匯報說，陳將做這個新黨的書記，陳正在聯係“各城市的革命者”。
就在這個月，毛來見陳獨秀，碰上了中國共產黨的籌備創立。中共創始人都是資深的馬克思主義者。據當事人回憶，他們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俞秀鬆、李達、施存統和邵力子。毛沒有被邀請為發起人之一，他這時還沒表示信仰馬克思主義。毛離開上海後，八月，中共成立。
中國官方把中共成立算在第二年七月，因為那時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而毛出席了“一大”，可以名正言順地被算成創始人。事實上，共產國際的刊物和它派來指導“一大”的馬林(G．Maring)都權威性地指出，中共是一九二0年，而不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
毛雖然不是創建者，但他開始為中共工作：陳獨秀讓他在長沙開一間書店賣共產黨宣傳品。陳教授剛把他的影響重大的雜誌《新青年》改變為中共的喉舌，七月號就刊登了介紹列寧(V．I．Lenin)和蘇俄政府的文章。從那時起，共產國際便出錢讚助《新青年》。毛的任務是推銷《新青年》和其他宣傳品，同時也賣一般的書、雜誌。
毛樂於從命。雖然他還沒有信仰共產主義，但他畢竟是激進分子，又熱愛書報，還需要一份像樣的收入，開書店是求之不得。回長沙後不久，“文化書社”就在《大公報》上登報開張了。毛寫了個誇耀蘇俄的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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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但湖南，全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書店馬上訂了一百六十五份《新青年》的七月號，是書店的最大訂單。其次是一百三十份《勞動界》，新生的中共對工人的宣傳品。其他大部分書報也是親俄激進的。
幹這種事毛並非提著腦袋，那時候搞共產主義活動非但不犯法，相反地，蘇俄正時髦。在長沙，一個俄羅斯研究會正在籌備，為首的是長沙知事。人們對蘇俄感興趣，大半出於相信蘇俄政府的宣言，說要放棄沙皇政府在中國攫取的領土和特權。這番信誓旦旦，實際上隻是空話，蘇俄繼續控製著在華最大的外國領地。
毛找了個朋友做經理，他善於用人幫他做討厭的雜務。他本人的頭銜是“特別交涉員”，向富人名流籌款，與全國各地的出版社、圖書館、大學、文化人聯係。陳獨秀和好幾位知名人士為書店擔保，大大提高了毛的聲望。他從前讀書的師範學校這時請他去做附小主事。
沒有材料表明毛是怎樣入黨的，履行了什麽手續。但由於文化書社，他成了“自己人”。十一月，按維經斯基指示，中共成立一個外圍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從中發展黨員。在長沙找的聯絡人之一是毛。也就是說，他已經算是共產黨的成員了。十二月，毛給在法國的朋友寫信，說他深切的讚同”“用俄國式的方法去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這是毛第一次表達他信仰共產主義。
毛邁出這一步並不是熱烈追求信仰的結果，而是機遇：他正好在某一時間出現在某一地點，接受了某一份恰到好處的工作，由此進入了一個由強大外國主持的新興組織。
他那時最好的朋友蕭瑜不讚成共產主義，從法國寫信給毛說：“我們不認可以一部分的犧牲，換多數人的福利。主張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為人民謀全體福利的革命……頗不認俄式--馬克思式--革命為正當”。毛回信時不是狂熱地為共產主義辯護，而是稱他朋友的看法“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他這樣勸說朋友：“理想固要緊，現實尤其要緊。”
毛信中的這類話表明，他參加共產黨，不是出於充滿激情的信仰，而是冷靜實際的選擇。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中文版自序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出版以後，我和我的先生喬·哈利戴(Jon Halliday)萌發了寫毛澤東的念頭。對現代中國來說，沒有人比毛澤東更重要。即使在他去世多年後的今天，他的幽靈依然在中國大地徘徊。可是他怎樣成為中國的統治者，他究竟是一個甚麽樣的人，世人知之甚少。真實的毛澤東，還在雲遮霧障之中。
探索、解開毛澤東這個謎，對我們便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給了我們某種義不容辭的責任感。
我們的寫作宗旨，除了“秉筆直書”，就是“言必有據”。我們走遍世界去搜集史料。俄羅斯大批新解密的檔案，是我們撈“真”的大海：中國大陸二十年來出現的眾多中共黨史資料集、親曆錄、文稿書刊，是我們掘“金”的礦山。中、俄、英等文字的徵引文獻書目，附在本書後麵。書後還列有我們查閱過的檔案館，有的從未對外開放過。
我們采訪了同毛澤東打過交道的各國政要人士，以及中國大陸和台灣與毛澤東、與這段曆史有關係的人。他們中不少人是首次接受采訪。這份長達數百人的名單，其中包括讓我們受益匪淺的專家、學者，也錄在書後。
撈“真”、掘“金”、奔波、分析、辨別、判斷，是一項浩繁的工作。我和喬點點滴滴，鍥而不舍，就這樣一天天過了十二年。
我們相信書中所寫的鮮為人知的故事，所做的前所未有的結論，都將隨著曆史的進程而得到證實。希望本書能為讀者了解毛澤東和中國現代史，開拓新的視野。
這樣一本建築在史料上的書，要寫得通俗易懂，令人喜讀樂看，又不失真實準確，實在是幹難萬難。我和喬在寫作後期，精力大部分就花在這方麵。
英文原著中關於資料來源的詳細注釋，由於篇幅關係，隻好放入開放出版社的網站http://www.open.com.hk。書中引言有的出自二十世紀早期文獻，用語是當年的習慣，或許讀者能從中體會出一些曆史感。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從成書到中文翻譯，我的弟弟張樸給予我很大幫助。寫作過程中我們爭辯論點，翻譯時他協助我斟酌字句。沒有他，這本書將遜色不少。
張戎
二00六年八月 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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