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湖南漢子罵鄭筱萸天下第一貪 與其較量12年(圖) 長沙晚報
從1995年2月開始，原湖南嶽陽中湘康神藥業職工高純就國家藥品監督存在的問題走上了長達12年的上訪之路
●“你是天下第一神經病！”鄭筱萸對高純吼；“你是天下第一貪官!”高純擲地有聲
1 “笑眯眯”的鄭筱萸終於在電話裏“咆哮”起來
幾天前的5月26日，廣州，大雨滂沱。
是日，記者與高純在廣州某酒店的一間客房內臨窗而坐。“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和鄭筱萸通的那個電話。”長年在外奔波的高純一開口，依然是湖南嶽陽腔。
2004年的一天，高純的電話轉進了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國家藥監局）前局長鄭筱萸的辦公室。
“喂，哪位？”鄭筱萸輕言細語地問。
“高純。”
“哪位高純？”
“湖南嶽陽高純。”高純不緊不慢地答。
“你有什麽資格起訴我？你有什麽資格跟我鬥？我代表國家行使職權!”鄭筱萸不再溫和，在接下來的通話時間裏，他“咆哮，像一頭憤怒的獅子。”
難得一笑的高純。範亞湘 攝
今年5月15日，鄭筱萸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審。資料圖片
“舉報都九年了，還沒有答複，我就是要告!”高純柔中帶剛。
……
“你是天下第一神經病!”
“你是天下第一貪官!”高純擲地有聲。
“啪”，鄭筱萸掛斷了電話。
此前，高純跟鄭筱萸有過兩次麵對麵的接觸。“1995年，鄭筱萸擔任國家醫藥管理局局長，我舉報所在的工作單位——嶽陽中湘康神藥業某負責人指使、逼迫技術人員在特拉唑嗪等多個新藥的申報中大規模做假，我從嶽陽、長沙一路告到北京，在國家醫藥管理局局長接待日第一次見到了鄭筱萸……當時真是平易近人，笑眯眯的。他說，這件事不管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
1998年，國家藥監局成立，集中行使原國家醫藥管理局、衛生部藥政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職能，鄭筱萸任局長。爾後，高純又一次見到了他，依然“平易近人，笑眯眯的”，再次表示要“一查到底”。
2003年4月18日，在郵寄3次對方均未收到的情況下，高純坐火車去北京，將行政訴訟狀遞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4 年3月16日，北京一中院下達裁定書：高純所訴並非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訴訟的受案範圍，法院不予受理。兩天後，高純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遞交上訴狀，6月8 日，高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一審裁定。9月8日，高純分別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了申訴狀，各寄了3次。“雖然已經3年過去，但我仍然隻能等候。”
高純在訴訟狀中寫道：“我所見到的鄭筱萸等局長都是人民的好公仆——平易近人，疾惡如仇。他們都表示：此案不管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嚴肅處理。可現實是至今還沒查清。”
“正是我在北京狀告國家藥監局行政不作為才直接與鄭筱萸交惡。起訴以前，我對‘笑眯眯’的鄭筱萸印象並不壞。不過，那次與他通電話，我聽得出來，他是心煩的，緊張的。在金錢、地位、占有的資源上，我跟他根本沒法比。但是，精神上我比他輕鬆，是我告他，他睡不好覺，我倒可以安穩地睡大覺。” 說到這，一臉嚴肅的高純不禁“嗬嗬”地笑了起來。
2 一位藥政官員衝高純說：“你告什麽告？全國都這樣！”
1966年3月，高純出生於嶽陽市華容縣，1988年7月，畢業於湖南中醫藥大學藥學係。 1993年，高純任嶽陽中湘康神藥業藥物研究所製劑室主任，他奉命到南京找某大學教授談一個新藥合作項目。“我一看那些數據報告就生氣，還跟那位教授吵了一架。說起來你們不相信，就是把1元多錢一瓶（含100片）的阿斯匹林片的劑型改為500毫克，然後申報新藥，漲價到幾元錢一片。而且，那些實驗數據 80%都是假的，含量測定中也沒做陰性對照，還有40攝氏度加熱實驗的笑話。我一個普通工程師都知道，阿斯匹林片在40度下肯定融化了。”
高純打電話告訴單位“這個項目不能做”，數據報告也沒帶回嶽陽。但是，沒過多久，那教授轉眼就跟江蘇一家藥廠做成了這單“新藥”，麵市的藥片每片售價6元。“他按我提的意見修改了部分數據，做成了。”
1995年2月，中湘康神藥業負責人從上海某人手中購買了美國雅培藥廠的進口成藥“鹽酸特拉唑嗪”，讓高純等藥劑室人員將該藥片直接剝出，換個瓶子送檢省藥管部門。
“雅培藥廠的每片藥上都有一個短橫加一個圓圈的防偽標誌，我們科室12個骨幹都反對，那位負責人開會發脾氣，我就站出來說，這是坑人的事，你這樣搞是要搞垮企業的。但後來上麵的人找我談話，說我的行為是破壞生產、搞垮企業。”高純說，他們就是要撤掉藥研所，直接買成品換包裝申請新藥，貪汙科研經費；新藥證書發下來，省市都會給獎金，每個新藥幾十萬元……那位負責人在任時就通過了4個新藥。
高純對那負責人的做法很是看不慣，他在實驗室裏大發脾氣：“這種藥還能送檢？”然而，同事告訴他：“沒問題，都公關好了，XXX說了，可以通過。”1995年3月28日，鹽酸特拉唑嗪原料和片劑果真通過了新藥臨床前審評。
1995年5月16日，高純向上級藥政部門署名舉報此事，當天，就有人給那負責人通風報信。8月21日，上級藥政部門給出書麵答複：中湘康神藥業的鹽酸特拉唑嗪原料和片劑弄虛作假情況屬實，取消臨床申報資格，並報衛生部備案。可這時，一位藥政官員衝高純說：“你告什麽告？全國都這樣！”
“我根本不敢相信他說的是事實，便決定利用同學和朋友關係摸一摸其他省份的情況。”
為此，高純走訪了湖南、湖北、安徽、廣東等8個省，對藥企、醫院、藥監、衛生等部門和單位廣泛調查。“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發現我們單位那位負責人的行為其實是普遍的現象。”
走在廣州街頭的高純。範亞湘 攝
鄭筱萸一審被判死刑。資料圖片
3 “上訪的錢都是東拚西湊來的，現在我已經欠了一屁股賬”
“從1995年開始舉報的12年裏，我不停地寫信、上訪，至少向國家藥監局寄了100多封掛號信、特快專遞42件、電子郵件400多封
、電報兩封，電話打了500多次，去了北京21次，其中8次是在局長接待日去的……到了2003年，我忍無可忍，直好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起訴國家藥監局。”
這樣做注定“不會有好果子吃。”2001年，35歲的高純被迫“內退”。他給人背煤氣罐上6樓每瓶掙2元錢的事也被莫名地擠掉，原單位那位領導指使他人將他打成輕微傷、永遠失去了報考職業藥師的資格，走上了上訪訴訟這條“誰也不願意走的路”。
高純離開嶽陽後，曾經隱姓埋名先後到三家醫藥企業打工。他是一個對工作認真負責的人，能夠很快地得到老板的賞識，“提拔後往往就要跟藥監係統的人打交道……老板笑嗬嗬地問我，你是湖南嶽陽的高純吧。我也笑笑，隻好辭職。”
“我受了這些委屈，確實不服氣。我就不相信壞人能一直當道。我就是要去告他們，我堅信一定能夠告出結果來的。”
在上訪中，高純“往往是前腳進什麽局，原單位的人後腳就跟進來了。他們雖然不打人，但他們會把我‘接’回去。2000年5月25日，國家藥監局兩位處長趕到嶽陽我家中，取走了原始文件一套，答應鑒定後告知結果、返還原件，我多次打電話去要，他們理也不理。我親自去北京要，他們就叫保安抓人，遣送……這樣並沒有嚇倒我，如果有人來‘接’，我就跟他們回去。大不了就是多跑一趟，回去後我再來，看他們還來不來把我‘接’回去？說穿了，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煩他們，煩得他們六神無主。再說，他們做得未必我就說不得？”
2002年6月28日，高純到國家藥監局上訪，剛一進門就有人來“接”，他隻好跟著走。“我人都上了車，卻在朋友的幫助下逃走了。根據那架式，我斷定這次跟他們走不會有好結果的，不逃不行。”高純逃出來後直接去了北京陶然亭公園，在公園的一棵大柏樹下睡了一晚，第二天，花了5元“大價錢”在國家圖書館辦了一個借書證，“我白天就去圖書館看書，晚上就回到那棵大柏樹下睡覺，正是這次，我弄懂了行政訴訟法並決定對國家藥監局的行政不作為進行起訴。”
“12年來，我寫檢舉信、打電話和上訪上千次，花了不下30萬元。” 高純歎了一口氣，“上訪的錢都是東拚西湊來的，現在我已經欠了一屁股的賬，今年，我女兒上高中需要一萬元錢都籌不到！”
女兒知道父親在告狀、沒錢，但又不知道是為了什麽。小學三年級時，她把新校服還給老師，說：“老師，我不要，我爸爸沒錢，去年的校服還能穿。”這件事，高純記得很深。
4 “這個事情到現在於我是應該有一個公正的結果的，但是……”
去年12月28日，鄭筱萸因涉嫌收受賄賂，被中紀委“雙規”。今年5月16日，鄭筱萸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審。他被指控受賄和玩忽職守兩項罪名，其中受賄款物價值645萬元人民幣。
鄭筱萸被“雙規”後，許多記者找高純采訪。“那個時候，我真的很高興，也願意接受記者的采訪。”鄭筱萸一案開庭後，又有很多記者找高純，但他都拒絕了。 5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鄭筱萸受賄、玩忽職守案作出一審判決，鄭筱萸依法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獲知此消息，記者立即打電話給高純，請他“談談感想”，出乎意外的是，高純並不顯得興奮，“我一大早就知道了這個消息，雖然鄭曉萸一審被判死刑，但我個人怎麽也高興不起來。這個結果，是鄭筱萸的悲哀，鄭筱萸們的悲哀，當然，也是社會的悲哀！同時，還是我個人的悲哀……這個事情到現在於我是應該有一個公正的結果的，但是，我卻並沒有看到實質性的東西，相反，我的人生安全還受到了威脅，隻能東躲西藏。唉——”他重重地歎了一口氣。
高純認為，鄭筱萸在任職期間推行的兩大新政——強製推行GMP認證和力推藥品標準由“地標”轉“國標”都是腐敗工程，給藥品生產企業和病人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幾千家藥企就這樣被國家藥監局“斂”收了，企業卻將幾百上千萬GMP認證的成本轉嫁給了消費者。
“藥品申報、注冊，行賄受賄，這錢誰出？到了醫院，醫生還有回扣，這三樣疊加，藥價能不高嗎？我舉過例子：環丙沙星，生產成本低於2元，核準價36元，毛利34元；欣弗，生產成本也不到2元，核準價38元，毛利36元；利歐（一種抗生素），成本不到6元錢，核準價148元，毛利142元……這樣高得離譜的藥價，醫改能成功嗎？”目前，高純正在搞一個醫改方案，“鄭筱萸倒台了，藥價仍然沒降下來，這到底是為什麽？我現在請兩個朋友協助我做一個醫改方案，可惜的是手頭經費特別緊張，進度非常慢……好在吃不起藥、看不起病、不放心吃藥的老百姓都支持我。”
前不久，高純深入到湖北省監利縣血吸蟲疫區與患血吸蟲病的農民座談，了解他們的治療狀況。“我父親1989年查出患有直腸癌，當時已開過三次刀，家裏的錢早掏空了。後來，我們8個子女沒有辦法，隻好找醫生朋友在家裏為他老人家做手術……雖然父親已經過世，但現在想想這些我就心寒。老百姓‘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什麽時候真正地解決了，我高純就高興了。”
從1995年2月開始，原湖南嶽陽中湘康神藥業職工高純就國家藥品監督存在的問題走上了長達12年的上訪之路
●“你是天下第一神經病！”鄭筱萸對高純吼；“你是天下第一貪官!”高純擲地有聲
1 “笑眯眯”的鄭筱萸終於在電話裏“咆哮”起來
幾天前的5月26日，廣州，大雨滂沱。
是日，記者與高純在廣州某酒店的一間客房內臨窗而坐。“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和鄭筱萸通的那個電話。”長年在外奔波的高純一開口，依然是湖南嶽陽腔。
2004年的一天，高純的電話轉進了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國家藥監局）前局長鄭筱萸的辦公室。
“喂，哪位？”鄭筱萸輕言細語地問。
“高純。”
“哪位高純？”
“湖南嶽陽高純。”高純不緊不慢地答。
“你有什麽資格起訴我？你有什麽資格跟我鬥？我代表國家行使職權!”鄭筱萸不再溫和，在接下來的通話時間裏，他“咆哮，像一頭憤怒的獅子。”
難得一笑的高純。範亞湘 攝
今年5月15日，鄭筱萸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審。資料圖片
“舉報都九年了，還沒有答複，我就是要告!”高純柔中帶剛。
……
“你是天下第一神經病!”
“你是天下第一貪官!”高純擲地有聲。
“啪”，鄭筱萸掛斷了電話。
此前，高純跟鄭筱萸有過兩次麵對麵的接觸。“1995年，鄭筱萸擔任國家醫藥管理局局長，我舉報所在的工作單位——嶽陽中湘康神藥業某負責人指使、逼迫技術人員在特拉唑嗪等多個新藥的申報中大規模做假，我從嶽陽、長沙一路告到北京，在國家醫藥管理局局長接待日第一次見到了鄭筱萸……當時真是平易近人，笑眯眯的。他說，這件事不管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
1998年，國家藥監局成立，集中行使原國家醫藥管理局、衛生部藥政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職能，鄭筱萸任局長。爾後，高純又一次見到了他，依然“平易近人，笑眯眯的”，再次表示要“一查到底”。
2003年4月18日，在郵寄3次對方均未收到的情況下，高純坐火車去北京，將行政訴訟狀遞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4 年3月16日，北京一中院下達裁定書：高純所訴並非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訴訟的受案範圍，法院不予受理。兩天後，高純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遞交上訴狀，6月8 日，高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一審裁定。9月8日，高純分別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了申訴狀，各寄了3次。“雖然已經3年過去，但我仍然隻能等候。”
高純在訴訟狀中寫道：“我所見到的鄭筱萸等局長都是人民的好公仆——平易近人，疾惡如仇。他們都表示：此案不管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嚴肅處理。可現實是至今還沒查清。”
“正是我在北京狀告國家藥監局行政不作為才直接與鄭筱萸交惡。起訴以前，我對‘笑眯眯’的鄭筱萸印象並不壞。不過，那次與他通電話，我聽得出來，他是心煩的，緊張的。在金錢、地位、占有的資源上，我跟他根本沒法比。但是，精神上我比他輕鬆，是我告他，他睡不好覺，我倒可以安穩地睡大覺。” 說到這，一臉嚴肅的高純不禁“嗬嗬”地笑了起來。
2 一位藥政官員衝高純說：“你告什麽告？全國都這樣！”
1966年3月，高純出生於嶽陽市華容縣，1988年7月，畢業於湖南中醫藥大學藥學係。 1993年，高純任嶽陽中湘康神藥業藥物研究所製劑室主任，他奉命到南京找某大學教授談一個新藥合作項目。“我一看那些數據報告就生氣，還跟那位教授吵了一架。說起來你們不相信，就是把1元多錢一瓶（含100片）的阿斯匹林片的劑型改為500毫克，然後申報新藥，漲價到幾元錢一片。而且，那些實驗數據 80%都是假的，含量測定中也沒做陰性對照，還有40攝氏度加熱實驗的笑話。我一個普通工程師都知道，阿斯匹林片在40度下肯定融化了。”
高純打電話告訴單位“這個項目不能做”，數據報告也沒帶回嶽陽。但是，沒過多久，那教授轉眼就跟江蘇一家藥廠做成了這單“新藥”，麵市的藥片每片售價6元。“他按我提的意見修改了部分數據，做成了。”
1995年2月，中湘康神藥業負責人從上海某人手中購買了美國雅培藥廠的進口成藥“鹽酸特拉唑嗪”，讓高純等藥劑室人員將該藥片直接剝出，換個瓶子送檢省藥管部門。
“雅培藥廠的每片藥上都有一個短橫加一個圓圈的防偽標誌，我們科室12個骨幹都反對，那位負責人開會發脾氣，我就站出來說，這是坑人的事，你這樣搞是要搞垮企業的。但後來上麵的人找我談話，說我的行為是破壞生產、搞垮企業。”高純說，他們就是要撤掉藥研所，直接買成品換包裝申請新藥，貪汙科研經費；新藥證書發下來，省市都會給獎金，每個新藥幾十萬元……那位負責人在任時就通過了4個新藥。
高純對那負責人的做法很是看不慣，他在實驗室裏大發脾氣：“這種藥還能送檢？”然而，同事告訴他：“沒問題，都公關好了，XXX說了，可以通過。”1995年3月28日，鹽酸特拉唑嗪原料和片劑果真通過了新藥臨床前審評。
1995年5月16日，高純向上級藥政部門署名舉報此事，當天，就有人給那負責人通風報信。8月21日，上級藥政部門給出書麵答複：中湘康神藥業的鹽酸特拉唑嗪原料和片劑弄虛作假情況屬實，取消臨床申報資格，並報衛生部備案。可這時，一位藥政官員衝高純說：“你告什麽告？全國都這樣！”
“我根本不敢相信他說的是事實，便決定利用同學和朋友關係摸一摸其他省份的情況。”
為此，高純走訪了湖南、湖北、安徽、廣東等8個省，對藥企、醫院、藥監、衛生等部門和單位廣泛調查。“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發現我們單位那位負責人的行為其實是普遍的現象。”
走在廣州街頭的高純。範亞湘 攝
鄭筱萸一審被判死刑。資料圖片
3 “上訪的錢都是東拚西湊來的，現在我已經欠了一屁股賬”
“從1995年開始舉報的12年裏，我不停地寫信、上訪，至少向國家藥監局寄了100多封掛號信、特快專遞42件、電子郵件400多封
、電報兩封，電話打了500多次，去了北京21次，其中8次是在局長接待日去的……到了2003年，我忍無可忍，直好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起訴國家藥監局。”
這樣做注定“不會有好果子吃。”2001年，35歲的高純被迫“內退”。他給人背煤氣罐上6樓每瓶掙2元錢的事也被莫名地擠掉，原單位那位領導指使他人將他打成輕微傷、永遠失去了報考職業藥師的資格，走上了上訪訴訟這條“誰也不願意走的路”。
高純離開嶽陽後，曾經隱姓埋名先後到三家醫藥企業打工。他是一個對工作認真負責的人，能夠很快地得到老板的賞識，“提拔後往往就要跟藥監係統的人打交道……老板笑嗬嗬地問我，你是湖南嶽陽的高純吧。我也笑笑，隻好辭職。”
“我受了這些委屈，確實不服氣。我就不相信壞人能一直當道。我就是要去告他們，我堅信一定能夠告出結果來的。”
在上訪中，高純“往往是前腳進什麽局，原單位的人後腳就跟進來了。他們雖然不打人，但他們會把我‘接’回去。2000年5月25日，國家藥監局兩位處長趕到嶽陽我家中，取走了原始文件一套，答應鑒定後告知結果、返還原件，我多次打電話去要，他們理也不理。我親自去北京要，他們就叫保安抓人，遣送……這樣並沒有嚇倒我，如果有人來‘接’，我就跟他們回去。大不了就是多跑一趟，回去後我再來，看他們還來不來把我‘接’回去？說穿了，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煩他們，煩得他們六神無主。再說，他們做得未必我就說不得？”
2002年6月28日，高純到國家藥監局上訪，剛一進門就有人來“接”，他隻好跟著走。“我人都上了車，卻在朋友的幫助下逃走了。根據那架式，我斷定這次跟他們走不會有好結果的，不逃不行。”高純逃出來後直接去了北京陶然亭公園，在公園的一棵大柏樹下睡了一晚，第二天，花了5元“大價錢”在國家圖書館辦了一個借書證，“我白天就去圖書館看書，晚上就回到那棵大柏樹下睡覺，正是這次，我弄懂了行政訴訟法並決定對國家藥監局的行政不作為進行起訴。”
“12年來，我寫檢舉信、打電話和上訪上千次，花了不下30萬元。” 高純歎了一口氣，“上訪的錢都是東拚西湊來的，現在我已經欠了一屁股的賬，今年，我女兒上高中需要一萬元錢都籌不到！”
女兒知道父親在告狀、沒錢，但又不知道是為了什麽。小學三年級時，她把新校服還給老師，說：“老師，我不要，我爸爸沒錢，去年的校服還能穿。”這件事，高純記得很深。
4 “這個事情到現在於我是應該有一個公正的結果的，但是……”
去年12月28日，鄭筱萸因涉嫌收受賄賂，被中紀委“雙規”。今年5月16日，鄭筱萸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審。他被指控受賄和玩忽職守兩項罪名，其中受賄款物價值645萬元人民幣。
鄭筱萸被“雙規”後，許多記者找高純采訪。“那個時候，我真的很高興，也願意接受記者的采訪。”鄭筱萸一案開庭後，又有很多記者找高純，但他都拒絕了。 5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鄭筱萸受賄、玩忽職守案作出一審判決，鄭筱萸依法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獲知此消息，記者立即打電話給高純，請他“談談感想”，出乎意外的是，高純並不顯得興奮，“我一大早就知道了這個消息，雖然鄭曉萸一審被判死刑，但我個人怎麽也高興不起來。這個結果，是鄭筱萸的悲哀，鄭筱萸們的悲哀，當然，也是社會的悲哀！同時，還是我個人的悲哀……這個事情到現在於我是應該有一個公正的結果的，但是，我卻並沒有看到實質性的東西，相反，我的人生安全還受到了威脅，隻能東躲西藏。唉——”他重重地歎了一口氣。
高純認為，鄭筱萸在任職期間推行的兩大新政——強製推行GMP認證和力推藥品標準由“地標”轉“國標”都是腐敗工程，給藥品生產企業和病人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幾千家藥企就這樣被國家藥監局“斂”收了，企業卻將幾百上千萬GMP認證的成本轉嫁給了消費者。
“藥品申報、注冊，行賄受賄，這錢誰出？到了醫院，醫生還有回扣，這三樣疊加，藥價能不高嗎？我舉過例子：環丙沙星，生產成本低於2元，核準價36元，毛利34元；欣弗，生產成本也不到2元，核準價38元，毛利36元；利歐（一種抗生素），成本不到6元錢，核準價148元，毛利142元……這樣高得離譜的藥價，醫改能成功嗎？”目前，高純正在搞一個醫改方案，“鄭筱萸倒台了，藥價仍然沒降下來，這到底是為什麽？我現在請兩個朋友協助我做一個醫改方案，可惜的是手頭經費特別緊張，進度非常慢……好在吃不起藥、看不起病、不放心吃藥的老百姓都支持我。”
前不久，高純深入到湖北省監利縣血吸蟲疫區與患血吸蟲病的農民座談，了解他們的治療狀況。“我父親1989年查出患有直腸癌，當時已開過三次刀，家裏的錢早掏空了。後來，我們8個子女沒有辦法，隻好找醫生朋友在家裏為他老人家做手術……雖然父親已經過世，但現在想想這些我就心寒。老百姓‘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什麽時候真正地解決了，我高純就高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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