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二戰“神風特攻隊”看日本的軍國主義

透過二戰“神風特攻隊”看日本的軍國主義

　　5月12日，一部名為《我正為君去死》的電影在日本各大影院上演。所謂“神風”特攻指的是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後期大量使用的自殺性攻擊手段。


當年部分神風特攻隊隊員在出發前的合影。


　　5月12日，一部名為《我正為君去死》的電影在日本各大影院上演。這部耗資達18億日元的影片以頌揚近代日本“神風”特攻精神為主題，由右翼人士、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任編劇和總指揮，拍攝中還得到陸上自衛隊的積極配合。

　　所謂“神風”特攻指的是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後期大量使用的自殺性攻擊手段。據統計，到日本戰敗投降止，共有6900多名特攻隊員喪命。《我正為君去死》則以戰爭期間經營日軍指定食堂的女主人島濱為軸線，描述了“神風”特攻隊飛行員即將登上自殺飛機之際的情感糾葛。電影絲毫沒有觸及特攻的道義性，而是通過一些小故事，刻意渲染隊員赴死的“悲壯”、島濱對赴死者的關愛。電影甚至讓朝鮮“誌願青年”表白要“把餘生獻給島濱”，並在一曲《阿裏郎》之後“慷慨赴死”。在電影的最後一幕，那些死去的特攻隊員變成一隻隻閃閃發亮的螢火蟲照耀著黑夜，很是“浪漫”。


“神風特攻隊”由日本超保守派政界人物東京市長石原慎太郎親手策劃


　　日本人頻繁受到火山、地震、台風等自然災害的威脅，又深受佛教文化的熏染，逐漸形成了獨特的生命觀。另外，日本還是一個國家主義意識格外強烈的民族。當上級在極端條件下要求屬下犧牲個人以顯示忠誠時，普通成員幾乎沒有選擇餘地。即使在戰後和平時期，日本企業為完成上司交付的任務而拚命導致過勞死的員工也明顯多於其他發達國家。

　　雖然同世界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上述文化觀念顯得比較突兀，但一般情況下仍具有內在的平衡性。然而，在近代特別是在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期間極端軍國主義的氛圍下，上述文化的內在平衡被打破、扭曲、極化。在征兵過程中，入伍體檢不合格者都要遭受歧視和侮辱。在對外侵略戰爭中，日軍又絕對禁止被俘。太平洋戰爭開始後，日軍飛行員一旦確認曾被俘虜，即使被救回，也必須於下次出擊時，在上司監視下以自殺性攻擊了斷生命。麵對如此殘酷的軍國文化壓抑，很多普通官兵恐怕也隻能“踴躍”赴死了。


二戰期間美軍士兵在觀察日本II型I-18號特攻飛機


　　石原通過電影製造了諸多爭相赴死的特攻“勇士”，卻掩蓋了大量冷酷、淒慘的曆史事實，掩蓋了軍部及高級軍官自私無能、漠視下屬生命的嘴臉。戰後學者對該問題的調查顯示，日本陸海軍機構戰時曾逐級下達特攻隊員招募指標——隊員募集表麵上是誌願製，實際上是“上司命令”。據曾任零式戰鬥機飛行員的日本人阪井三郎回憶，在一次戰鬥中，他所屬的飛行隊遭受美軍重創，隻有少數飛機僥幸逃脫、返航。然而，喝得酩酊大醉的基地指揮官竟然命令生還者再度起飛作戰，“戰鬥機和魚雷機要帶彈一起撞擊敵航空母艦”。還有資料顯示，日軍竟然專門製造摻有毒品的“特攻酒”、“特攻藥丸”，讓這些最小年齡僅16歲的特攻隊員吞服後 “從容”走向死亡。

　　上述違反人類良心的犯罪戰術也曾引發日軍官兵的抵觸。一位在戰時擔任轟炸機乘員、名叫安永弘的日本人曾這樣描述戰敗前夕自己聽到指揮官叫嚷特攻時的想法：“你們(指揮官)想死的話，隨便，也理所當然。反正我不會再奮起(去自殺攻擊)”，“想死的話，自己去死好了”。

　　目前，日本右翼保守勢力企圖突破和平憲法等體製性障礙，通過所謂普通國家化邁向軍事政治大國，而要達成這一目標，就必須削弱國內和平主義影響，恢複尚武、奉國在國家文化中的地位，改變國民的和平觀。正是在此背景下，從2006年8月至今，不到一年時間，日本東映電影公司先後推出《男人的大和》、《我正為君去死》兩部右傾大片。這表明，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在政界得手後，越發重視打著恢複民族精神的旗號，推動文化領域的右傾化，企圖以近代黷武思想，抵消民眾的侵略反省，為走向軍事大國化奠定社會意識基礎。

　　回顧十幾年前，日本倡導和平主義的影視作品大行其道，《我正為君去死》公演後不到半個月，門票收入已超過30億日元；而一個月前由日裔導演森本拍攝的、揭露神風特攻之惡的電影《敗北之翼》，在島內卻掌聲不多。個中原因仍然與日本軍國主義的影響密切相關。

　　在當前，日本保守勢力雖然鼓吹普通國家化，但卻已經顯現出很多不“普通”的跡象。正如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先生所言：“日本不是一個普通正常的國家，它很特別，有必要記住這一點。”

來源: 中國國防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