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真相
古今中外曆史政治
一
中法關於越南問題的交涉及由此引致的衝突和戰爭，是由於法國侵略中國的藩屬越南，將以據越侵華為核心的遠東政策加緊付諸實施的結果，具有深刻的曆史背景。如所周知，19世紀80年代正是包括法國在內的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由自由競爭向壟斷即帝國主義階段迅速過渡的重要時期，政治、經濟諸方麵發展的不平衡性加強了各種矛盾的尖銳和激化，促使列強更加狂熱地向海外爭奪商品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場所，以爭雄長，從而“開始了奪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領土的鬥爭達到了極其尖銳的程度。”（注：《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00頁。）這種形勢影響到遠東，各國侵華的“合作政策”解體，開始紛紛采取哄搶的形式，加緊侵奪中國的鄰近藩屬，以開辟通向中國腹地的道路，以為將來瓜分中國做好準備。法國對此自然不甘落後，1867年，法國就侵占了越南南部。1874年3月，法國強迫越南訂立《法越和平同盟條約》試圖否定中國的“宗主權”；建立法國的保護權，並由紅河進入中國雲南。1883年8月，法國發動全麵侵越戰爭，迫使越南訂立《法越順化條約》，明確建立法國的保護權，否定中國的“宗主權”，“越南就完全置於法國的腳下。”（注：［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2卷，張匯文、章巽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387頁。）法國蠻橫使用武力改變越南的國際地位並企圖迫使中國就範，就不能不使中法關係造成嚴重的危機和衝突，並影響到遠東國際關係的格局，從而使“英國不論怎樣努力，也無法使自己置身於中法戰爭之外。”（注：［英］季南：《1880-1885年英國對華外交》，許步曾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85頁。）
英國是通過鴉片戰爭首先打開中國國門的國家，一貫以遠東霸主自居，其在對華政治、經濟和外交關係中具有他國無可與之爭先的優勢地位，因而，鑒於遠東局勢的變化和中國邊疆危機的普遍出現，英國從維護其在華既得利益和謀求在遠東與中國長遠利益的要求出發，一改以往以武力侵華為主的戰爭政策，而代之以“調和與漸進”的方針，製訂了“調解衝突與不公開地保護中國完整，同時如果中國給予其它列強任何獨占的權利，那麽它照例要從北京方麵得到補償”（注：［英］伯爾考維茨：《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江載華、陳衍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28頁。）的具體策略，而以各種方式的“調停”作為執行這一政策的基本手法。對於傳統對手法國的殖民擴張及對英國利益的影響，使英國總體上抱以不滿和抑製的態度。1882年英國排斥法國侵占埃及的行動便是最明顯的一個例證。英國在中法戰爭期間的調停活動，總的來講也是在這一外交方針和策略指導下進行的，但每次調停的動因及提出的目標又因形勢的變化與英國利益的需要而有所差異，由此對中法交涉產生不同的影響。
曾紀澤是中國對法交涉的主要外交代表，為阻遏法國對越南的侵略，他聞警而動，當先上陣，籌謀劃策，折衝樽俎，“與法人辨爭，始終不撓”（注：《清史列傳》第58卷，上海中華書局1928年版，第34頁。），但法國重視的不是外交談判，而是對越南的戰爭。但法國雖然用武力確立了對越南的保護權，但其地位仍很脆弱，越南阮朝統治者雖然被迫屈服，但越南愛國軍民並未停止抵抗，劉永福黑旗軍和清軍依然護衛著北寧、山西以北的越南領土。法國國內反對派反對批準《順化條約》，國際上列強也擔心中法爆發戰爭會影響其在華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法國擬采用外交手段誘逼清政府承認其在越地位及允許開放雲南，同時也是迷惑國際視聽，增兵北越，為用戰爭手段迫使清政府完全屈服做準備。所以，1883年9月5日，法國外交部長沙梅拉庫(Challemel-Lacour)訓令駐英大使瓦定敦(Waddington)試探英國出麵斡旋，提出以建立“中立地帶”為主要內容的方案：第一，自沿海北緯21°和22°之間的某處起到紅河上遊保勝止劃一界限。界北至中國邊界之間的地區為中立地帶，不準設置炮台，吏治由越南官吏治理，中法雙方均不得進占。遇有逃匪紛亂滋擾邊境，經中法雙方協商後會同或單獨剿辦，事竣撤出。第二，開放雲南紅河上的蠻耗給各國通商，條件與中國其他通商口岸相同（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檔》第3冊，台北精華印書館1962年版，第1360頁。）。
法國的這一方案在提交曾紀澤以前，先征求英國的意見。其目的，是假借關心英國（當然還有其他列強）在華商務利益之名，來拉攏英國幫助它逼使中國讓步。9月8日，法國駐英大使瓦定敦奉命請求英國進行斡旋，在將上述方案副本交給英國外交大臣格蘭維耳(Granville)時，說明法方的具體立場是：“關於中立地帶的第一款，我們看作是我們對於這點的最後一句話，但第二款關於Nan-Kao的一款，可以更改，並可以討論。至於中國所追究的宗主權，我聲明，我們不容許我們與順化朝廷訂立的各條約有任何的變更。……主要的是，中國人不以任何方式幹涉安南的行政。……同時，無論若何情形，我們將不中止向東京增送援軍。”（注：中國史學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書·中法戰爭》（以下簡稱《中法戰爭》）第7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4頁。）
瓦定敦請英國外交大臣格蘭維耳勸說曾紀澤和北京政府接受這一方案。格蘭維耳原則上接受法國提出的調停建議，基本讚同法國的方案和繼續增兵北越的做法。這位外交大臣認為，為對付“中國人這樣機巧的敵手求得成功”，法國不要急於通知中國人這個方案，而先由他來試探一下曾侯的態度，再做定奪。他允諾向曾紀澤聲明，英國隻在中國的要求“合理”並可能為法國接受的場合，才願意出麵調停，以留給法國外交更多的主動（注：中國史學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書·中法戰爭》（以下簡稱《中法戰爭》）第7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5頁。）。
曾紀澤的態度，早在9月5日已派中國公使館翻譯馬格裏(Macartney)向英國外交部作了說明，認為法越締約後，法國仍繼續向北越增兵，意味著戰爭。9月11日，剛剛由法返英的曾紀澤收到格蘭維耳的邀請，但他以身體不適為由派馬格裏前往探訪，將8月18日提交法國外交部的六點方案轉達格蘭維耳。這個方案是：一、法國應勿損壞越南國邦基固有之勢，並勿於壬戌(1862)、丁卯(1867)兩年所占南圻六省之外，另占地方；二、越南為中國之屬邦，其一切情形應仍照舊不改；三、法兵近據東京地方宜退兵，商議某城開辦通商設立領事，依照中國各口通商之法辦理；四、紅江許各國行船，應以山西省城對岸紅江左邊之屯鶴關暫作各國行船界限之處，又為雲南地方及下遊沿江等處貨物互市之所；五、中國允許用其權勢使紅江便於通商，亦可免用兵力以攻黑旗；六、法國與越南若定新約，須向中國商議（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檔》第3冊，台北精華印書館1962年版，第1251頁。）。
這六點方案是曾紀澤根據總理衙門的指示精神而擬定的，可說是中國政府第一個解決越南問題的一攬子方案。整個方案的出發點，是要恢複越南在1874年的《法越和平同盟條約》訂立前的政治態勢。法國對此拒絕加以討論。馬格裏反映曾紀澤的意見說：“曾侯仍等待對他的提案的答複。此外，他不作任何新提議。”（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7冊，第136頁。）格蘭維耳所得到的唯一重要消息，是曾紀澤真正有全權，因為這在中國外交中是極其罕有的事。瓦定敦稱法國8月27日照會已經拒絕此方案，認為討論中國方案意味著放棄與越南所訂條約而取得的權利，要求格蘭維耳告訴中國人必須提出“合理的方案”，法國才願接受調停。他認為，曾紀澤即使真的有全權，也必須對中國方麵施加壓力，包括在北京方麵有所動作，才可能使曾經澤和平交涉。於是，格蘭維耳在9月13日會見曾紀澤時，便危言恫嚇說，他提議的不是調停，如要成功，中國必須有“節製溫和的態度”。曾紀澤表示他是按政府的訓令行事，中國可以讓步到允許法國在北越通商口岸駐紮部分軍隊。格蘭維耳警告說，這並非讓步。戰爭在日益迫近，如果法國人一旦開火，勢將作戰到底，清王朝和中國的崩潰亦非無可能。但曾紀澤並未嚇倒，他嚴正指出：“清朝在麵對敵人時，如果因循苟安，萎靡不振，那將會同樣的危險。”（注：［英］季南：《1880-1885年英國對華外交》，第99頁。）拒絕讓步。格蘭維耳見威脅無效，遂約瓦定敦於次日在瓦爾梅堡同曾紀澤會晤，但仍無進展。英國此次試圖調停的努力歸於失敗。
英國此次調停所以失敗，固然是由於中法雙方條件相去甚遠，除軍事手段外難以息彌爭端，但與英國的政策也密切相關。英國在法越戰爭前曾公開對法國的侵略擴張勢頭表示嚴重關注和不滿，“法國的滲入紅河流域被認為是對於英國計劃上溯珠江，或在國內意見上更占重要的是由鐵路經由緬甸以達雲南的主要威脅。”（注：［英］伯爾考維茨：《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第176頁。）英國外交大臣格蘭維耳對法國大使曾情不自禁地喊到：“占有東京是進入中國的腹部。”為此，英國通過輿論和官方接觸，警告法國如一意孤行，戰爭結局隻能是法國的軍事失敗，“這種失敗，對於英屬印度，對於俄國邊境，當然不能不發生一種反響。”（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7冊，第154頁。）英國防遏法國野心膨脹之情，溢於言表。然而，英國在亞非地區與法國的爭奪日趨激烈，英國決定采取某種外交補償來求得法國在埃及問題上的諒解，越南問題便成為這種補償的籌碼，故對法國的侵略采取了外交沉默或縱容的態度。格蘭維耳與瓦定敦談話表示願出任調停時說：“在中國問題上，法、英兩國的一致行動，將是走向對於其它各點的諒解的第一步，並將便利我們回到我們願意重新結合的一種親密關係。”（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7冊，第184頁。）而且公然支持法國向東京增派援軍，認為“對於這事的一切遲疑都隻能鼓勵中國人的抗拒。”英國這樣縱法為虐，以犧牲越南和中國利益為與法取得諒解的籌碼，一是因為英國希望法國陷身越南，有助於緩解雙方在埃及問題上的緊張關係，二是它認為法國在越南的保護權，無論列強承認與否，對中國而言一樣是既成事實，因為中國是軟弱的一方。“阻撓法國人時，反會使他們在那裏增強力量，甚至迫使他們把目光從印度支那轉移到中國本部。”（注：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46頁。）三是法國做出的一些開放越南貿易市場的姿態，使英國商界和政界的一些人，幻想由此使英國貿易得到新的發展市場和機緣。英國這樣自私自利的調停及對中國的外交訛詐，隻能助長法國的侵略氣焰，加速戰爭擴大的步伐。終於，1883年12月中法戰爭爆發，在法國向英國保證不對中國通商口岸采取戰爭行動後，英國便明確拒絕了曾紀澤建議英國調停的試探（注：［英］季南：《1880-1885年英國對華外交》，第131頁。），不理睬中國方麵的和平呼籲。
二
由於清政府缺乏堅定的抵抗決心和明確的政策，在越南的清軍遭到一連串失敗，給李鴻章等人一度蜇伏的妥協外交帶來了機會。1884年4月28日，曾紀澤被清政府應法國要求解除駐法公使職務，專駐英俄。5月11日，李鴻章與福祿諾(F. E. Foumier)在津訂立《中法簡明條約》，中國同意從越南北部撤軍並開放邊界通商，實際上滿足了法國的要求。但法國以“北黎事件”為借口，蓄意擴大侵略，炮轟基隆，謀據地為質，訛詐巨額賠款，並於8月23日在福建福州偷襲福建水師和船政局，迫使清政府於8月26日下諭進兵規複北圻，戰爭全麵爆發。這為一度被排斥於談判大門外的曾紀澤提供了參與交涉的契機。曾紀澤對屈辱的《中法簡明條約》素表不滿，對法國擴大侵華戰爭更是極為憤慨，斥其“如此殘暴”，“既違公例，又傷公道”（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檔》第4冊，第2149頁。），“而且大敗西國聲名”（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檔》第4冊，第2238頁。）。帝國主義論勢不論理，曾紀澤心裏明白。他堅決主張廢除李福簡明條約，決勝疆場，挽回劣勢，訂立於國家和民族有利的“公允之約”。8月26日，他致電總理衙門，指出按國際慣例，“兵交則廢曆來和約”。如今“法攻我，非我啟釁”，必須反擊，建議先命北圻我軍主動進攻，並請各國嚴守中立（注：王彥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第45卷，北平，1931-1934年，第11頁。）。9月12日，他特地電告英國友人哲卜僧所獻之策，再陳前議，謂：“曆來和再約，另訂公允約。可力攻東京。又雲，戰努力，勿遽和，則各國知儆。今暫耗財，將來受其利。”（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4冊，第196頁。）他反對匆忙議和，在英國《帕爾慕爾報》上發表文章，駁斥法報關於中國試圖重開談判的報道。10月11日，他通過總理衙門電告李鴻章，法國統治集團內部對華政策分歧明顯，“踞基淡，我不服，議紳歸，茹將窘，似宜緩議和。”（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4冊，第205頁。）10月24日，他在得到法國宣布封鎖台灣，擬增兵北越萬人的情報後，建議清政府對法正式宣戰，指出：“法先宣戰，但以炮火宣，非以文詞宣耳，逼我太甚，不能不應。”（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5冊，第621頁。）宣戰能給法國造成中國誓將戰爭進行到底的深刻印象，加深法國內部的矛盾，有利於製止第三國向法國提供補給和港口設施，保持中立，“使法沿途受局外阻滯。東京八千餘兵，分防多處，我並力早剿之較易。”（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5冊，第621頁。）但清政府雖然為法國的卑劣行徑所激怒，但並無決心正式向法宣戰，關閉和議大門，這就為英國的調停提供了新的機會。
自中法戰爭全麵爆發以來，英國隨著雙方衝突規模的擴大及形勢的發展，對調停一事的態度日趨積極。一是在中國本土戰火的延續，對英國利益的危害和影響日趨明顯和嚴重，英國“不希望中國市場由於長期戰爭而枯竭。”二是英德在太平洋和亞洲爭奪殖民地交惡，俄國希望法英發生糾紛，國際局勢出現變數，促使英國希望在遠東結束戰爭。三是戰場形勢表明，法國已陷入“蜂蜇象背”（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7冊，第286頁。）的窘境。法軍雖攻占基隆，但在淡水遭到失敗，無力深入台灣腹地。在北越戰場上，中國軍隊直下朗甲、宣光一線，與法軍成相持之勢。法國毫無最後戰勝的希望。而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英國深感“戰爭拖得越久，中國越不會退讓，也越可能發生對中國有利的事情”（注：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第171頁。），而“中國的任何勝利將普遍對歐洲人產生嚴重後果。”（注：［英］季南：《1880-1885年英國對華外交》，第152頁。）即對英國為首的列強在華統治秩序的穩定產生極大衝擊。四是中法戰爭繼起後，其他列強為各自利益再次掀起一股調停熱，英國政府擔心“中國走入德國和美國的懷抱，英國人和英國的利益將被拋到一旁去了”（注：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第171頁。），而力圖獨任“調停”以操縱全局。10月4日，格蘭維耳對瓦定敦聲稱，他已受到有力敦促，要求他迫使法國同意列強的調停，並明確表示，英國願意看到中法敵對行動的早日結束。而法國也清楚選擇英國擔任調停是最符合法國利益的現實需要的。法國總理茹費理電告在上海的法國新任駐華公使巴德諾，說：“無論如何，要緊的是不應放過任何機會。法國輿論的情況，列強的意向，以及我們在他處應照顧的重大利益等等，都要求我們，如果可能，應趕緊獲取一個光榮的解決。”（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7冊，第269頁。）顯然是急欲謀和。緊接著法國又向倫敦傳遞了“接受英國的調停”的信息，並將法方提案交給格蘭維耳。英國調停的外交活動由此再度開始。
法國的議和條件共四條：一、中國軍隊撤出北圻，法國艦隊停止作戰；二、中國批準津約及締結該約所預期的商約；三、法國占領基隆和淡水至津約完全履行為止；四、法國占據淡水海關和基隆煤礦。其年限甚或以付款方式縮短期限，得允許一國或數國調停（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7冊，第266頁。）。在上述條款中，前兩條是津約已含內容，後兩條則是變相的擔保和賠款。李鴻章與英國駐華公使巴夏禮(Parkes, Harry)密謀，派津海關稅務司德國人德璀琳(Detring, G.)進京與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Hart, Sir Robert)一起謀使總理衙門接受法國條件，但總理衙門於11月6日明確加以拒絕。
清政府拒絕讓步的原因，赫德在11月8日給駐倫敦的中國海關稅務司英人金登幹(J. D. Campbell)的信中，解釋說：“天津派（指李鴻章、德璀琳等，——引者）以衙門的拒絕法方四點建議歸罪於曾紀澤，據說曾來信向總理衙門報告，法國可能要索得少些。……據說曾的這個報告決定了局勢。”（注：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第176頁。）事情是這樣的。法國謀和心切，從各種渠道試探中國。早在10月10日，法國巴黎《勾爾瓦報》報人嘎馬就致信中國駐英大使館翻譯馬格裏(Macartney)，以個人的名義探聽中國和議條件。曾紀澤了解這些報界人士與法國政界的關係，囑馬複信，先決條件是法國放棄賠款要求，誠心議和，“然後曾侯可為兩國通達情意。按此兩端皆不可少，而其中兵費一端，尤關緊要。蓋聞曾侯深知兵費之說，中國永遠不能允許，又知諒山之役，不能歸咎於中國。倘法國不除棄兵費之說，勢難轉請國家複開商議。而況中國受辱已多，若再令其承認兵費，是重辱之也。而即使國家諭令曾侯許此兵費，在曾侯情願退位，不肯拜命。”（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檔》第4冊，第2508頁。）嘎馬遂於10月29日，在其第四次來函中提出四條：“一、津約仍舊施行；二、中國官兵退出東京，法國戰船亦同時離開中國洋麵；三、諒山之役，法國捐棄兵費；四、台灣地方，應歸法軍駐守，以保津約認真施行。”（注：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第2511-2513頁。）對此曾紀澤表示，須有法國官員或外交部正式向他行文作證，他才能向清政府轉達這些條件，“然中朝必難盡允。”（注：王彥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第48卷，第18頁。）11月1日，他密電四條給總理衙門參考時，說：“澤意第四條必不可允。”（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6冊，第97頁。）總理衙門表示讚同，拒絕法國四條。總理衙門持強硬態度的主要原因，在於“法國行動已掀起中國愛國熱潮”（注：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第55頁。）。清政府以為“若率允和議，既不足對環球各國，亦不足對中國人民。”（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6冊，第97頁。）而曾紀澤的立場和主張隻是反映了全國人民的愛國願望和要求而已，故總理衙門決定由曾紀澤擔任對法交涉，電複曾紀澤說：“援台入越，已有勝算，廷議惟重此二者。台雖似危，彼果占據，盡有斃之之策。論理不當和，論勢不當和。況津約作廢，曾與美使明言，豈能計及轉圜！刻下彼既密探，自係悔禍，……若法人允曾紀澤辦理此事，先由彼照會曾紀澤議和，議論之際，約外不添一事，福酋之荒謬，彼果數其罪而斥之，不妨姑允議和，此外，則有戰而已。”（注：王彥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第48卷，第19頁。）
11月8日，總理衙門根據曾紀澤的意見擬訂八條（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7冊，第280頁。），作為和議的基礎，內容如下：一、酌改津約中界務、商務條款；二、由諒山至保勝劃一直線為中國保護通商界線，線北由華軍駐守；三、線外法越通商自便，線內設關通商事宜留後詳議；四、中國對越南受其貢獻而不預其政令。今法國亦隻可在越通商，不得居保護之名，幹預越南貢獻中國及該國一切政令；五、法國派公正大臣與曾紀澤或文移詳議，或同來華商辦；六、此次訂約以中文為主，以免翻譯歧誤；七、談判期間，北越華軍暫紮不進，法軍退出基隆，撤除台灣封鎖，倘以占據基隆要挾，即不開談和議；八、中國理應向法國要求賠償。如法允以上各條可以免索，否則法國先向中國賠償損失，再明定和戰之局（注：王彥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第48卷，第26頁。）。
這是中法戰爭全麵爆發以來，中國首次主動提出的議和方案，實際上也是對法國提出的要求的答複。其中，第二款和第四款的內容最重要。第二款在於防止法國進犯中國邊界。“換言之，中國不希望擴張邊境或並吞越南土地，但是要劃定一條法國人停進的線。”（注：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第76頁。）第四款則是要求法國放棄對越南的“保護權”，恢複1874年以前的政治狀態。清政府提出的議和方案實際上就是要修改李福津約，拒絕法國提出的“擔保”和賠款的要求，基本上反映了曾紀澤的主張。
這個方案未提及調停之事。曾紀澤認為在中法外交處於僵局的情勢下，邀請局外人調停是有利的。英國早已向法國表示了願充調停人，並采取了一些行動，但對中國拒絕法國提出的四點要求，且不同時邀其出麵調停甚為不快。英國報紙也對此抱怨。曾紀澤遂派馬格裏向英國外交部試探其真實意圖。11月10日，格蘭維耳函告曾紀澤，法國願接受英國調停，“惟中國肯受英廷調停與否，英國尚無所聞。又中國欲得何等規模，始受英國調處，英國亦尚未知，是以英國現今未肯遽向中華倡議調停之事。”（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檔》第4冊，第2506-2507頁。）格蘭維耳早已表示他願意進行調停，但他不願與德、美合作，力圖將調停權操在自己手裏，以便把握局勢的發展。各方麵調停的嚐試未能成功，使他感到時機到了。這位外交大臣對曾紀澤的答複，就是希望進一步采取行動的明確信號。其實，總理衙門“無所謂不願英國調處”，所以未提及，是認為該由法國方麵提出。它抱的態度是“不與之先商，來不拒，往不追，以期操縱在我”（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5冊，第55頁。）。這時，中國在各個戰場上仍處於穩定的地位，因之清政府繼續堅持不妥協的方針。11月10日，它將所擬八項議和條件電告曾紀澤，指示說：“如法悔禍，或由英外部，或由法國照會該大臣商議，即本此意，力與辯論。”（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5冊，第101頁。）11月13日，又將八條之二、三兩條略更字句後，交巴夏禮轉英國外交部，同時電示曾紀澤“斟酌妥辦”（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5冊，第103頁。）。於是，曾紀澤寫信給格蘭維耳，正式表示中國政府願意邀英國出麵調停，並於11月17日送交八項議和條件文本。但格蘭維耳認為是戰勝者對戰敗者的提案，“中法意相差太遠，不能調停”（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5冊，第141頁。），竟然拒絕轉達給法國方麵。於是，曾紀澤根據總理衙門“惟重界、貢二事”的指示，重新擬訂八條，原文如下：“一、華允越交外邦；二、越與各國訂約無礙於華者可允；三、越照舊貢華；四、自諒山東某處至保勝下某處畫線，依線劃可分之界；五、華允派員商邊界商務；六、華法越兵停戰；七、約畫押後若幹日在北京互換，未換前撤封口法船，已換即退台北法兵；八、西曆本年元旦前，中法約仍照行，此約譯漢法文各三分（份）。”（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5冊，第153頁。）
曾紀澤所擬的八條中，第一、三兩條反映了中國對越南的傳統政策，第二條雖未明白提出否定法國對越南的“保護權”，但卻意味著中國不承認此類不平等條約。至於第四、八條，曾紀澤自己解釋說：“第四條因界必依山川形勢，故未徑言按直線劃界”；第八條“係暗廢津約，並廢法文為主之語”。曾擬方案的精神與前八條完全一致。11月23日，曾紀澤派馬格裏將其所擬方案文本送格蘭維耳。格以此八條未明白提不允法“保護”字樣，轉給法駐英大使瓦定敦。瓦定敦稱：“有修界事，即無和理！”拒絕正式轉交巴黎。英國外交副大臣龐斯弗德(Pouncefont,J.)密告曾紀澤，“謂瓦怒未足憑，中國可堅執，不遽添讓”（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5冊，第153頁。）。清廷接報，以曾案“所擬與前次電旨八條尚不相背”，令他堅持定見，不得輕率遷就（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5冊，第154頁。）。曾紀澤自然是立場堅定，認為瓦定敦不轉達，可敦請格蘭維耳令駐法英使李昂斯(Lyons)提交法國政府。雖然法國議會新近通過了侵華撥款，“茹益傲，必不允八條”，亦不必讓步，應靜待時機（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5冊，第155頁。）。茹費理果然拒絕所有八條，認為它是“承認了中國的宗主權”，假如簽字，“那麽越王將僅能訂立那些適於中國的條約！那麽就將把曆史上屬於北圻的城市劃在北圻之外！那麽也就是絕對而明白的否定了津約！”（注：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第62頁。）他責難曾紀澤鼓勵總理衙門持強硬態度，說：“曾侯飾詞以誑中朝，其實毫不知我等命意所在。法廷現仍牢守原定之議，中國若不允此議，仍戰爭不已。”（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7冊，第213-214頁。）
12月3日，格蘭維耳麵告曾紀澤，瓦定敦不讚同其所提八條方案，堅持10月11日方案，言：“法一索全允津約，二議久居台北，華出償款則可早退。”他要求曾紀澤請示清廷。曾紀澤答以“津約可擇允，不可全允；法台北兵，宜早退。此二事皆已奉旨，不也再瀆”（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6冊，第158頁。），婉言拒絕。次日，他又以備忘錄形式向英國外交部重申上述立場，並指出，占領基隆“隻是賠款的另一種方式，而且是更加受到反對的方式”（注：［英］季南：《1880-1885年英國對華外交》，第159頁。）。清政府讚同他的立場，指示他按八條與法國方麵談判，尤其是界、貢二事，“不能遷就”（注：中國史學會：《中法戰爭》第6冊，第163頁。）。瓦定敦以戰爭時間延長，對英商務貿易不，利，要求英國政府繼續施加壓力。格蘭維耳於12月10日約見曾紀澤，說瓦定敦認為談判已經結束，英國仍願重新調停，但中國必須做出實際的讓步，並問曾紀澤考慮過國內發生動亂的可能性沒有。曾紀澤回答說：“愛國的情緒全都反對讓步。”（注：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第63頁。）他還向格表示：清政府不會批準津約或作出重大讓步，至於“他也許寧可辭職，而不肯讚成批準津約或占據台灣”（注：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第284頁。）。格蘭維耳無奈，轉告瓦定敦，說：“我在曾侯處已經碰壁了，因他心意絕對堅決。”現在要改變中國的情緒已屬無望。英國的調停被迫暫時中止。
曾紀澤從格蘭維耳的言行意識到其“調停之念未息，在我似宜力持而靜俟之”（注：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第169頁。）。12月4日，朝鮮“甲申政變”雖被清軍平息，中日關係卻趨於緊張。法國議會通過侵華軍費案，茹費理揚言將永遠占據台灣。這促使清政府想盡快解決越南問題，談判立場開始發生動搖。12月24日，總理衙門電令曾紀澤與格蘭維耳麵商，以下述三條為議和基礎：一、中法議津約用三種文字，各以本國文字為準，有爭議時以第三種文字為準；二、議津約內威望體麵字樣，解釋為越南照舊進貢聽其自主；三、議津約內邊界字樣，解釋為從諒山南麵起，東西劃線為界。如果法國同意以上三條作為附加條款，中國可批準《李福協定》（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檔》第5冊，第2687頁。）。
上述三條係赫德所擬，它嚴重損害中國利益。赫稱：“雙方比較，法國盡得所欲，毫無所損，保有實益而以虛名惠人。”（注：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第63頁。）足證其險惡用心。赫德為英國壟斷資本家在華的代理人，他通過在倫敦的金登幹和工業家兼政客倫道爾(S. R. Rendel)同格蘭維耳密切聯係，竭力想操縱中法和議。早在11月間，格蘭維耳拒絕轉達總理衙門的八條方案時，他就提出以上基本內容的議案，指派金登幹向格詳陳，並在倫敦報紙上製造輿論，準備赴巴黎與茹費理直接交涉，因曾改擬八項條件而未遂（注：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第64、177、179頁。）。12月5日，他已表示願意繼續英國政府的調停，力促其成。12日，格蘭維耳企圖迫曾紀澤讓步失敗後，赫德又電示金登幹考慮赴巴黎見茹費理。但金認為，在茹費理所欲甚奢，而曾紀澤又聲言不惜辭職以反對批準津約的情況下，這樣做在政治上是失策的。他建議促使總理衙門立作決定，同意另附解釋條款以批準津約，並通過英國政府重新調停（注：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第61頁。）。他特別解釋說：“如果我們拋開他（曾紀澤，——引者），暗與茹接洽，他也許辭職，而變成我們的敵人。如果曾侯能嚴格遵守總理衙門的肯定訓令——這些訓令的英譯文可由我們電轉——調停也許是有望的，如能成功，即可為最後解決提供保證。隻有在曾侯辭職後，直見茹費理，才是合理而有益的。”（注：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第64頁。）他通過倫道爾與格蘭維耳計議。格同意赫德提的三條議案及金提出之辦法，準備以他自己名義向法國方麵重提調停，但要求赫德“保證總理衙門能訓令曾侯完全按照新的基礎行事”（注：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第65頁。）。赫德深感“曾侯在英國很礙事”（注：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第180頁。），遂於12月20日將其三條議案交總理衙門，電令曾紀澤遵照執行。赫並希望曾紀澤把此事全交格蘭維耳去辦，除非格有請求，不必參與其事，要金登幹考慮將此意向曾微諷，以免妨礙他們的“成功”（注：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第65頁。）。英國人對曾紀澤費盡心機，但茹費理決心以武力迫使中國滿足其全部要求，反對三條中“中國所主張的邊境線和設法規定正式承認中國的宗主權”（注：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第67頁。）。1885年1月10日，英國外交部正式通知曾紀澤，法國拒絕了赫德提出的三條議案。英國調停宣告失敗（注：郭廷以：《中法越南交涉檔》第4冊，第2688頁。），脅迫中國屈辱求和的企圖遭到了嚴重挫折。
三
由以上對於英國在中法戰爭時期幾次主要調停活動及其結果的曆史考察，可以看出英國調停外交的主要特點是漸次遞進，抓好進機，獨攬調停大權，以達其適當抑製法國又壓迫中國的政策目標。這種調停外交首先是為英國與其他列強在遠東進行國際競爭，維護和擴大英國在遠東，特別是中國的利益服務的，同時又是為推行帝國主義恃強淩弱的強權政治，維護整個帝國主義殖民壓迫體係利益服務的。但英國官方調停均未能成功，個中原因我們已經作了分析，其中曾紀澤堅持捍衛中國國家利益和尊嚴及其對清政府的影響也是非常重要的。
曾紀澤在英國調停中的外交活動，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曾經澤出使歐洲多年，思想開明，善於鑽研，經曆過中俄伊犁交涉等重大外交事件，對英法諸國基本國情和外交政策有較為深刻的認識，能夠在中法戰爭中較清楚地把握國際局勢的變化和列強關係的基本格局，並了解這些對中國本身的利益所產生的影響，從而能夠較好地提出和把握中國外交的基本政策和目標。
二、曾紀澤力圖利用英法諸列強的矛盾關係及英國對在華利益的特別關切，將調停作為有助於中國合理公正解決與法爭端的外交手段，而不是簡單地加以排斥或一味地依賴。
三、曾紀澤在外交交涉中始終在原則上保持堅定性和一貫性，一切以國家利益為旨歸，反對不負責任的妥協及重大讓步，求得調停外交的成功。他認為：“辦洋務並非別有奧窔，遇事仍宜以吾華之情理酌之。理之所在，百折不回，不可為威力所屈；理有不足，則見機退讓，不自恃中華上國而欺陵遠人。可許者開口即許，不可許者始終不移。”（注：曾紀澤：《曾紀澤遺集》，嶽麓書社1983年版，第194-195頁。）在英國調停中，他的外交活動鮮明地體現了這一原則，對清政府的外交產生了積極影響，從而在相當時期抑製了李鴻章、赫德之流損害中國利益的密謀外交，使中國在調停外交中立於主動，從而使英國以壓迫中國犧牲國家利益而讓步為主導傾向的調停無法順利地實現預期目的，維護了中國的尊嚴。
19世紀80年代的中法越南交涉的失敗，從根本上說，是清政府對外妥協政策的失敗，是清政府依賴洋人密謀外交造成的惡果，而不是曾紀澤外交的失敗。他在當時的條件下開展的外交活動，“以高超的智慧，維護了中國的尊嚴”（注：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台北精華印書館1966年版，第367頁。）。從英國官方調停外交的失敗中，我們也能夠清楚地看到這點。
下麵簡述二人意見：
一，曾：令越南派遣大員長住北京，傳達中越雙方情況。
李：照定製，陪臣不得住京師。
二，曾：令越南派員到中國駐法使館，作為使館隨員，傳達中法交涉情況。
李：《法越新約》第二條：法認越南有自主權，越可遣使駐法，未必肯作中國使館隨員，且法政府聞知必有責言。
三，曾：通知越南切不可再與法人輕立新約。
李：兵威脅迫，難免續立新約。
四，曾：勸越南開放紅江，宣稱“現遵中國之命，將紅江開設通商阜頭，允與西洋各國貿易”。各國見我與越南“情不隔閡，可省無數窺伺之心”。
李：中國不認法越之約，似未便明勸越南於紅江開阜通商。若勸之，是認此約矣！
五，曾：法人常以紅江多盜為言，無論盜之真偽，越南宜以除盜自任，力不足則求助於中國。
李：紅江上遊若果多盜，正可阻彼通商之意。
六，曾：《法越條約》西洋各國並未認之。
李：無各國不認之理。
七，曾：勸越南嚴束士民，勿與法人以口實，殺人焚屋等事皆無益而有害。
李：越境遍地教堂，殺人焚屋等事再所難免，但在臨時辦法若何。
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李鴻章的“以夷製夷”，是他在西太後的支持和縱容下，主要依靠歐美列強、尤其是俄法等國，向日本帝國主義求和，因此這種策略的本質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從1894年朝鮮東學道起義而引起的中日交涉始，李鴻章就沒有作到知己知彼，尤其是對日本政府蓄謀挑起戰爭的侵略本質沒有絲毫清醒的認識，所以也就根本未把主要精力放在備戰上，而是企圖依賴西方列強的調停息事寧人。他請英國出麵調停，幻想英國能夠“帶鐵甲快船赴日責問，勒令撤兵”。一個中國近代史上的資深外交家，竟有如此幼稚想法和鹵莽舉動，實在令人驚訝。自然，這也引起了光緒帝的高度重視。光緒帝立即對李鴻章下旨切責：
日人挾製朝鮮，倘致勢難收束，中朝自應大張撻伐，不宜借助他邦，致異日別生枝節。即如英國處此時勢，如出自彼意，派兵護商，中國亦不過問。若此議由我而發，彼將以自護之舉，託言助我，將來竟以所耗兵費向我取償，中國斷不能允。李鴻章此議，非但示弱於人，仍貽後患，殊屬非計，著毋庸議。嗣後該大臣與洋人談論，務宜格外審慎；設輕率發論，致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麵對光緒帝的嚴厲斥責，李鴻章不得不有所收斂，但依然不肯放棄求和方針，於是又轉而乞求俄、法、德、美等國，也未取得任何積極成果。1895年初，李鴻章看到西太後割地求和的方針已成定局，多次公開與西方列強公使會談和磋商，甚至不惜把國家機密告訴他們。當時的法國駐華公使施阿蘭有關李鴻章在馬關條約簽定前夕的言行的記載，頗給人以啟迪。他說：
我們同李鴻章的會談，常常由於他不惜暴露真相，而泄露了中國方麵的許多秘密……
我們從他那裏獲悉了關於他屢次覲見皇上，以及為了頒發和擬就含義明確的上諭，他不的不爭取的極為重要的詳情。……這個措詞明確、有權割讓領土的上諭（按指為批準）《馬關條約》而頒發的上諭）在寫成文字以前，曾不可避免地要經過多次爭論和多次覲見。
（李鴻章）最後一次朝覲的情況是如此的扣人心弦，幾乎是達到悲壯的程度。他是在這次朝覲中達到了目的，使皇上決定授與他包括割讓領土在內的一切必要的權力。那時候，這位年老的政治家曾不得不如實地、直截了當地再次提到中國的現狀：它已處於日軍日艦兵臨城下的境地，使中國政府與清廷陷於山窮水盡的局勢。當然，由於一個強國的威逼，一個臣下在現實的壓力下，被迫放棄幻想，向國君要求授與權力，允許他可以用主子的名義締結條約，並在事前獲得皇上的承諾與保證，這在清朝的曆史上還是破天荒第一遭。
依賴西方列強以求和；為了求和而“被迫放棄幻想”，在清朝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遭”向皇帝索取權力，以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這確實就是李鴻章和他的主子西太後“以夷製夷”的本質。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引起朝野許多有識之士的強烈不滿和憤怒抗議。1895年8月江西道監察禦史王鵬運，在一份奏折中激烈地抨擊了李鴻章及其淮軍在戰爭中的罪行，這實際上是對李鴻章“以夷製夷”策略的最好控訴。他說：
查自倭接仗以來，各軍尚有一矢之遺，淮軍除聶士成外，無不望風奔潰。現在刑部囚係候決之龔照璵、葉誌超等，無一非淮軍宿將？其足恃與否，視諸軍為何如？
且淮軍之潰，其故非獨不能力戰也，請以當日情事揆之。淮軍簡練有素，餉足械精，何至不足一當倭奴？特以李鴻章有“可守則守，不可則退”一言，是以前敵諸將，相率倒戈，竟敢置朝廷安危於不顧。故淮軍之不能與敵戰者，其患猶淺；淮軍之不敢與敵戰者，其患更深。蓋自李鴻章授任北洋，垂三十年，所部淮軍，知有李鴻章而不知有朝廷，已非一日矣。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和北洋海軍的覆滅，宣告了李鴻章“以夷製夷”策略的破產。
《馬關條約》簽訂以後，李鴻章不僅沒有檢討他的“以夷製夷”策略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反而卻因落得個徒有其名的“入閣辦事”之閑差強烈不滿，希圖再借“以夷製夷”的策略東山再起。不過，他此時已一邊倒向了俄國，專主聯合俄“夷”以製其他“夷”了。李鴻章的這一想法既有曆史的因素，又受現實朝野輿論的影響。
從曆史因素而言。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加緊對華侵略，矛盾首先指向台灣，失敗後改換策略，於19世紀70年代後半期入侵中國的藩屬之國琉球，琉球國王向清廷求救。李鴻章認為清廷沒有必要為“爭小國區區之貢”而出兵援助，這就助長了日本的侵略氣焰。1879年，日本正式吞並琉球，易名為衝繩縣，廢其國王。於是，台灣再次成為日本覬覦的對象。李鴻章不願讓自己的北洋海軍抵禦日本的侵略，於是上奏疏主張聯俄。奏疏中說：
倭人畏俄如虎，與其多讓於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何如稍讓於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懾倭。
這裏的“稍讓於俄”，指的是中俄伊犁交涉事件。原來，沙俄軍隊借新疆天山北路回民反清和浩罕酋長阿古柏侵入天山南路之機，於1871年占據了伊犁，並拒絕叫還中國。1878年，清廷授予崇厚“全權大臣便宜行事”頭銜，往俄京城聖彼得堡索還伊犁。豈料，崇厚是一名糊塗外交家，與俄政府談判後，雖然索回了伊犁，卻付出了割讓大塊土地和高額賠款的代價。消息傳到北京，朝野輿論大嘩，紛紛要求改約。但李鴻章卻大唱反調，聲稱：
此次崇厚出使，係奉旨給予“全權便宜行事”字樣，不可謂無立約定議之權，若先允後翻，其曲在我。
這就是說，隻要“稍讓與俄”，維持崇厚所訂協議，才能取得俄國援助。正如著名曆史學家範文瀾所說：
他（李鴻章）賈脹媾?敖枰鬧埔摹閉?擼?蚨苑匠鋈萌ɡ??掌鵯抗?フ??詈笙蚋?空嚀峁┍ǔ輳?約旱帽４婊聰導?攀屏Α?
再從當時朝野輿論來看：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朝野上下一時沒有覺察到沙俄帝國主義險惡的陰謀，反為其在三國幹涉還遼的“俠客”行為感激涕零，所以聯俄以禦外侮的言論充斥朝野。如1895年7月初，兩江總督劉坤一在得知日本割占遼東半島和獲取二萬萬巨額賠償後，立即給清廷呈上一份“聯俄拒日以維全局”的奏折。他在奏折中首先指出，中國與各列強交涉凡三十餘年，直至今日益加棘手；此次與日本議和，對日一味遷就，更會招致列強“窺伺之漸，虎視眈眈，皆思擇肥而噬”。為改變敵眾我寡的不利情勢，劉坤一提出：
我自度力不能及，不可不亟聯邦交，以資將伯之助。
那麽，清廷的“邦交”對象應該是誰呢？他認為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日本時刻覬覦東三省，要挾清政府，“此係切膚之痛”，“有識者莫不以為深憂”。但是，日本之強大，非俄所願，而日本之“擾我東三省”又尤其為俄國所忌恨；再者，馬關條約簽訂之後，俄與法德“勒令”日本退還遼東，更說明俄國是中國的“友邦”。為此，劉坤一正式向清廷建議：
我乘此時與之（俄）深相結納，互為聲援，並稍予以便宜，俄必樂於從武。縱不能保我沿海各省，而東三省與俄毗連之地，日必不敢生心，則保全之利較沿海各省奚啻萬倍！倘東三省丟失，則我朝何以奠根本？皇上何以對祖宗？此臣每一慮及，不禁心驚肉顫也。
這就是說，日本是中國的首要敵人，東三省是其覬覦的對象，因此，要保全東三省，必須與俄“聯邦交”，予其一些“便宜”，實際是在鼓吹與俄訂立協定。這就是劉坤一的奇怪的邏輯。
令人不解的是，劉坤一在奏疏中竟公開充當俄國說客，批判起中國的一些正直官吏了：
或謂俄與中國接壤最寬，將來必為害於中國。臣前此亦以為然，今則頗知其說之謬，亦視我之撫馭何如。俄疆宇已廣且信義素敦，與我修好二百數十年，絕無戰事，為千古所未有。前以伊犁還我，此次與法德爭還中國遼東，其為德於我更大。而顧疑其有他，不複推誠相與，則是合者離之，厚者薄之，將謂中國不足為緣，益成孤立之勢。
三國幹涉還遼中，俄國的目的及表演已在前麵專加敘述，讀者自可判斷是非真相。這裏隻簡單談一下“伊犁還我”的問題。前已有述，崇厚與俄訂約，以喪失大塊土地和高額賠款為代價，贖回了伊犁空城，朝廷為此大嘩，獨李鴻章要維持成約。清廷未予聽從，改派駐英公使曾紀澤與俄交涉改約，俄派海軍向中國示威，施加壓力，最後中俄重訂條約，中國雖收回一些土地和權利，但對俄賠款卻增加為九百萬盧布。可見，俄國並不是無償將“伊犁還我”，而是借機勒索了高額賠款。劉坤一作為中國的一名朝廷大吏，對此視而不見，反而給對俄侵略保持警惕的中國官吏扣上“不複推誠相與”、“將謂中國不足為緣”的大帽子，倒真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如果說，劉坤一是一個糊塗官吏，對沙俄侵華麵目認識不清，尚有可原之處，那麽滿腹經綸、博學多才的張之洞的見解，更令人捉摸不透了。1895年8月，張之洞在一份題為“今日救急要策，莫如與俄立密約以結強援”的折片中，一開始即聲稱：
今日救急要策，莫如立密約以結強援。
接著，他也拿起了劉坤一的腔調，說：
今日中國之力，斷不能兼與東西洋各國相抗，……若不急謀一紓禍患，恐無喘息自強之暇。
那麽怎樣才能獲取“喘息自強之暇”？張之洞說，必須立刻“立約結援”，而要作到這一點，“自惟有俄國最便”。他還進一步用俄國與英、德、美諸國相對比，得出了一個令人奇怪的結論：
查俄與中國乃二百餘年盟聘鄰邦，從未開釁，本與他國之屢次抅兵者不同，且其舉動闊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
為了說明俄國“舉動闊大磊落”，張之洞也以俄國“慨然允從”歸還伊犁為例，並重點讚揚了俄在三國幹涉還遼中使中國“實受其益”，進而得出結論說：
（中國）正宜乘此力加聯絡（俄國），厚其交易，與之訂立密約：凡關係俄國之商務界務，酌與通融。如俄國用兵於東方，水師則助其煤糧，準其兵船入我塢修理；陸路則許其假道，供其資糧、車馬，一切視其所資於我者，量為協濟，而與之約定。若中國有事，則俄須助我以兵，水師尤要，並與議定如何酬報之法。
在中國與日本或其他國家“有事”時，引入俄國勢力，並“許以假道”，供其一應軍需。這種情況的後果，不正與古代成語典故“假道於虢”、“漁翁得利”如出一轍嗎？如果劉坤一對此不熟悉，而博學強記的張之洞是不會不知道這兩個成語故事的。真不知張之洞喝了什麽迷魂湯，弄得神魂顛倒，得出如此光怪離奇的結論！
1895年9月下旬，中國出使俄國大臣王之春自俄返國，王之春時任湖北布政使，久隨張之洞在廣東、湖北作官，以通達洋務見稱。1894年冬，俄國沙皇亞曆山大三世去世，尼古拉二世繼位。光緒帝獲此消息，立即給清駐俄使臣許景澄一道諭旨，諭旨說：
中俄交好最久，俄前主尤敦睦誼。今嗣君即位，擬遣專使賚書致賀。許景澄先告（俄）外部，俾悉邦交加密之意。
光緒還向中外宣布：
著派王之春前往俄國唁賀。
王之春返國後，麵見軍機大臣、戶部尚書翁同龢時，極力稱讚俄國給予他頭等欽差的優待，並說出自己的“肺腑語”：俄國極願聯絡中國，以固邦交。翁同龢這位一向對帝國主義懷有警惕之心的持重老臣，不知是心血來潮，還是自有己見，立即回答說：
此機（按指聯俄）胡可失哉！
由此看來仔細玩味翁同龢的語意，不難看出，翁同龢的確是把甲午戰後看作聯俄的寶貴時機，聲稱要抓住不放鬆。
與此同時，駐在北京的沙俄公使喀西尼更通過璞科第結交首領太監李蓮英，通賄於西太後也極表讚成聯俄。這樣，從劉坤一、張之洞、翁同龢到光緒、西太後，從不同的方向走到了一起，都主張聯俄。有了這種輿論作堅強後盾，李鴻章的腰板更硬、更直了，說話也就更粗了，並推動著其“以夷製夷”的策略的繼續實施。但是，他們之中無論是誰，也不會想到，靠俄國的力量抵禦外侮，隻是自己一廂情願之事。實際上，他們的聯俄主張，正適應了沙俄征服中國的需要，為其提供了勒索“借地修路”的大好機會。
1896年5月26日，俄政府在莫斯科將舉行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屆時將有許多外國的首腦和頭麵人物出席慶賀。於是，維特和沙俄政府決定利用這一機會，實現自己“借地修路”的未遂願望，並為此精心設計了一個圈套，引誘清廷上鉤。
這次又是維特首先上陣。他親自出麵，約見中國駐俄公使許景澄，要後者轉告清廷，要清廷派專使前來祝賀。於是，許景澄於1895年11月中旬（光緒二十一年九月底），致函清總理衙門，其中說：
俄主加冕日期，傳稱在明年俄曆五月中旬（即中曆四月初旬），歐洲各國或其主自至，或遣親藩暨大臣為專使，如期鹹往致賀。中國雖已派使行聘，而此舉為彼國大典，仍應宣揚詔敕，藉輯邦交。惟另簡專使，或即派駐使，商俄禮官，據稱向無一定，宜請中國在二三月前定辦知照，俾早接洽。
光緒皇帝接到總理衙門呈遞的許景澄信函後，未經仔細思索，腦子裏依然閃出“例行公事”的想法，便以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前次奉使俄邦，辦理得體”為由，在派他為致賀俄皇加冕專使，前往莫斯科。為此，光緒帝向總理各國衙門辦事大臣頒發了一道諭旨。諭旨是這樣說的：
明年四月（按西曆為5月）為俄君加冕之期，著派王之春為專使，齏奉國書，前往致賀，迅速起程。所有致贈俄君寶星，已飭許景澄在洋置備。
但是，沙俄政府覺得王之春身卑言輕，既無權也無力滿足俄“借地修路”的要求，對清廷的任命不予接受。而與此之前，沙俄早已通過“國際偵探”璞科第，偵察到雖入閣間居、手無實權的李鴻章依然最為西太後所倚任，如能將其“請”到莫斯科，極便於俄國進行操縱賄買；況且李鴻章本人一貫專主聯俄，隻要他一到俄國，就是插翅也飛不出去，必會俯身聽命於維特。沙俄的如意算盤既已打定，立刻分兩路行動，一是要清駐俄公使許景澄給朝廷作工作；二是指令喀西尼，要他在清廷內部積極活動，千方百計地請李鴻章出山。結果均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喀西尼，他公開向清廷表示，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是俄國最為隆重的禮節，所有出席者既應是本國中位尊望高之人，又應在世界列國中享有聲譽；而王之春位卑人微言輕，無法充當此任，俄國政府也難以接待他。喀西尼示意清廷，應派李鴻章前往。同時，經過璞科第——李蓮英——西太後這條內線的努力，西太後也終於授意禦史胡孚宸密疏奏請光緒帝，疏中說：
中俄交睦，明年俄君加冕，遣王之春前往致賀，資望太輕。宜派李鴻章前往，而以王之春輔之，方昭典重。
1896年2月23日，光緒向李鴻章發出一道敕諭，諭旨中說：
一等肅毅伯、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著授為欽差頭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國致賀。俄君加冕，典禮隆重，故特命爾遠行。爾其仰體朕意，朕絡邦交，敬慎行事。參隨各員，聽爾調遣，以期辦理妥協，毋負委任。
李鴻章接旨後，立即呈上一個《籲懇收回成命》一折，其中說：
今者，俄君加冕之禮，本非尋常交際之儀。……惟現在中外大臣，通知洋情，嫻習儀節，堪膺專對者，尚不乏人。微臣以七十有四之衰齡，涉三萬有餘之海路，時逾數月，地隔三洲。凡風濤寒暑之交侵，實疾病顛連之莫保。……倘隕越於禮儀，殊有傷於國體。躊躇再四，跼躇難安。惟有籲懇聖慈，鑒臣衰疾，收回成命，別簡賢員，剋期前往，感戴隆施，曷有既極！
李鴻章大概預感到，此次俄國之行，恐有辦一“有傷於國體”之事，因此為逃脫罪責，采取了以退為進的策略，假惺惺要皇帝“收回成命，別簡賢員”。當然，光緒帝不準他籲辭，諭令他“仰體朝廷慎重邦交之意，勉效馳驅”。於是，李鴻章又上了一個《使俄謝恩折》，奏折中言談話語間表達了自己躊躇滿誌的心情：
今合五洲強大之區，儼同七國縱橫之局，為從來所未有，實交際所宜隆。況俄國本通聘最早之邦，而加冕又異俗至崇之禮，但有益於交鄰之道，何敢憚乎越國之行？臣惟有勉竭愚誠，敷宣德意，期永敦於和好，冀仰答於恩知。一息尚存，萬程當赴。阻重深於山海，未改叱馭邛阪之心；夢咫尺於闕廷，猶存生入玉關之望。
李鴻章臨行之前，與翁同龢就有關“朝鮮自主”和“密結外援”問題，進行了商討，兩人取得了一致意見。翁在其日記中評論李說：其“語尚結實”，而所謂的“密結外援”正式密結俄國。西太後也專門召見了李鴻章，兩人密談半日之久，確定了與俄國結盟的方針。正如沙俄財政大臣維特在評論清廷派李鴻章參加俄皇加冕典禮一事時所說：
他（李鴻章）是一個最卓越的人物，當時在中國身居首屈一指的高位，因此，派李鴻章來參加加冕禮，就是表示中國感謝我們的年輕皇帝給予中國的協助：正是由於我們皇帝的幫忙，才保住了中國領土的完整性；此外，還表示感謝我們在貸款問題上對中國的幫助。
維特的總結，確實是把西太後、李鴻章等人的心理狀態勾畫出來了。但是，維特沒有把沙俄政府邀請李鴻章來俄的真實目的（即簽訂條約以“借地修路”）寫出來，他在這一點上還顯得羞羞答答，不願讓人知道沙俄君臣肚子裏究竟賣得是什麽藥。倒是俄國曆史學家羅曼諾夫的分析擊中了問題的要害。他寫道：
李鴻章來俄事，北京政府於（1896年）二月初即已決定。中國選派代表祝賀加冕時，實在打算想利用此次事件而解決中、俄間的問題。這已是公開的而且半官式的事實。在北京我們看到兩個問題：（一）穿過滿洲築一條鐵路，（二）給俄國一個不凍港以停泊軍艦。中國政府覺到不能完全拒絕俄國之鐵路企圖與不凍港之討索。……為什麽選擇北京政府中最有權威的外交專家李鴻章作赴俄特使呢？這是因為中國想同沙皇之大臣們直接交涉以解決這些問題。
顯然，當時中俄關係中存在著的這兩個問題，就構成了雙方未來談判的基礎，由此自然也就成為清廷與沙俄結盟方針的主要內容。因此，可以認為，李鴻章出使俄國，標誌著清廷已從拒絕沙俄“借地修路”的原則立場上，幾乎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我們之所以用“幾乎”二字來表達，就是說，清廷此時依然未下完全允諾的決心，仍在相機而動。總之，李鴻章這次出使俄國，心中是有數的。他的“數”就在這裏。
李鴻章這次出訪，除了參加有賀俄新沙皇加冕典禮和與維特立約結援外，還要聘問德、法、英、美諸國，向所在國首腦親遞國書，“以固邦交”，並與各國外交部商談增加進口洋稅，“以挽回利權”。
李鴻章出訪人員中，隨員十七人，供事武弁十八人、仆役十人總共四十五人，可謂一個龐大的團體。隨員中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兒子李經方和親信譯員羅豐祿。此二人以貪財為聞名，為世人所唾罵。因此當他們被李鴻章提名後，立即遭到軍機大臣、禮部尚書李鴻藻的強烈反對，以及一些禦史的彈劾。這使李鴻章怒不可遏。他不禁想起自甲午戰爭至馬關議和時自己所受到的窩囊氣：當時有35名翰林聯名上書，指責他將搜括來的贓款數百萬兩銀子寄存在日本一家煤礦公司，其子李經方用中國人的血汗錢在日本開設洋行三所，牟取暴力。以其父子在甲午戰爭中生怕中國獲勝，自己在日財產受損，“利令智昏為日本人牽鼻，聞（中國）敗則喜，聞勝則憂”。光緒派李鴻章出任中國特使的消息一公布，禦史易順鼎更把李鴻章父子比作宋明兩代的權奸之相：宋代的蔡京、蔡攸父子和明代的嚴嵩、嚴世蕃父子。易順鼎還有鼻子有眼地揭露說，李經方受命出使日本時，以己資數百萬供應給日本購船備餉，並納日皇倭仁的外甥女為妻，這是認賊為父。種種議論，不一而足。李鴻章想到這裏，不禁怒從心起：自己飽受世人辱罵，憑過人雅量都忍受了，但這次必得一吐苦水。於是，他上了一道奏折，為己子李經方申訴，其中說：
臣子李經方幼曾兼習西國語言文字，嗣充駐英參讚，遊曆法、德、美各邦，旋充出使日本大臣，於各國風土人物，往來道裏，均所熟諳。臣年逾七十，精神步履日見衰頹，所有沿途舟車館舍及隨從仆役約束指揮，勢不能處處周到，而所至之地，各國官商士庶必多聞風來謁，不勝接待之，若得李經方同行，則程途之照料，賓客之酬應，均可分勞。……籲懇天恩，俯念臣老朽多病，準令李經方一併隨行。……再馬關之役，勢處萬難，所有辦理各事，皆臣相機酌奪，請旨遵行，實非李經方所能為力。局外不察，橫騰謗議，應邀聖明洞鑒。
與此同時，李鴻章又親自去找李鴻藻辯論，聲稱“非此二人（同行）不可”。自然，李鴻章的請求獲得了皇帝的批準。
在李鴻章的隨員中，還有幾名外國人，這是他接受總稅務司、赫德的下述建議：
遠役外洋，雖帶有熟悉洋情之華員，似須生長是邦者為之向導，以備顧問。
沙俄駐華公使喀西尼，也希望李鴻章“酌帶俄員現充稅務司者就地照料，更昭妥協”。由此可見，英、俄兩國都想在李鴻章隨員中安插自己人員，以便隨時窺伺李鴻章的一舉一動，為各自的侵華政策服務。
李鴻章接受了赫德和喀西尼的建議，又給光緒帝上了一份奏折，奏折中說：
臣奉命赴俄致賀並往德、法、美各國聘問，特派頭等出使大臣。朝廷慎重邦交，禮義崇隆，為前此所未有。此外如荷蘭、比利時各國，聞臣奉使，均來請便道詣其國都。臣與總理衙門籌商，各國皆有交涉事件，自應加意聯絡。……道遠事繁，需才任使，應慎選深通西學，能知大體，及熟諳西國語言文字，品行端潔，足備翻譯之選者，隨同前往以資臂助。……
這一請求同樣得到了滿足。隨同李鴻章出行的外國人員共有五名；五品銜副稅司格羅特（或譯磕樂德），俄國人，是沙俄公使喀西尼的密友，並被喀西尼介紹給維特。這樣，格羅特很容易地充當了沙俄的內線；二品銜稅司德璀琳，德國人；三品銜稅司穆意索，法國人；花翎頭品頂戴稅司赫政，英國人；三品銜稅司杜維德，美國人。李鴻章在奏折中告訴皇帝說：
以上五人，效力多年，均通曉中國語言文字，品行端正。臣與赫德商酌，暫作為參讚官，令其各至該本國伺應。……
李鴻章的隨員中還有一個英國人伊爾文，擔任李鴻章私人醫生。該人從外表上看，好像是一個很“礙眼的人物”，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嗜酒如命的酒鬼，“毫無搗亂的能力”。
一切均按李鴻章的意願辦了。他在離京南下之前，給其兒女姻親、湖北襄陽道朱少桐（李鴻章子經述的嶽父）寫了一封信，信中流露出自己的得意之情。其中說：
弟去歲（按1895年）入都，即寓賢良寺，本擬議約事竣，即當陳情引退。……（十二月）廿七日忽奉赴俄致賀加冕之命。……又特賞述兒三品銜隨侍前往，恩意優渥，隻可強行。……昨複奏明，並令方兒同行，以便照料外事。萬裏遐征，兩兒並侍，亦差可慰老懷。弟定於（正月）二十日由旱道赴津，乘輪至滬，二月望日放洋。
按出使計劃，李鴻章的第一站是到俄國，然後去歐美“聯絡邦交”。但沙俄政府擔心歐美各國先於俄國將李搶到手，從而攪亂了中俄交涉的正常進行。因此，在李鴻章出行前，沙俄政府和沙俄公使喀西尼顯得異乎尋常的熱情和殷勤。俄外交部通知清駐俄公使許景澄說：
奉國主諭：李相及從僚，在俄境內，一切概由俄國供給，以表格外交誼。
（李在俄）行館一切仆役全備，鈞處但帶貼身嗣候人已足。
喀西尼則同李鴻章“商定”了此行的路線，即從上海先乘法國輪船公司的郵船，到紅海口阿列克三德裏（即亞曆山大港），改乘俄國公司的輪船至額疊薩（即敖德薩），然後乘車抵達莫斯科，避開了去法、德之路。
1896年3月3日，李鴻章及其子李經方、其他隨行人員離開北京，5日中午抵達天津，歐美各列強和日本駐津領事聞訊紛紛前來拜訪，沉寂一年的李鴻章立時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11日，李鴻章一行由天津乘海宴輪赴上海，14日到達，駐紮於天後宮側的行轅。這時李鴻章一行在滬緊張地進行出國前的準備工作：“料理行裝，添購禮物，調集奏帶各隨”，又令“素習之西醫伊爾文隨行”。喀西尼聽說英國人伊爾文隨行，這等於在李鴻章一行人中安插了一顆英國釘子，將來在俄會談時會保不住密，於是向李鴻章表達了不滿之情。
在滬停留時，一天李鴻章翻閱各國船冊，發現自己所乘法國郵船“君士但丁親王號”噸位稍小，恐難禁黑海風浪的襲擊。為保命要緊，李鴻章立即“電商”喀西尼：“可否改道”。喀西尼聽後，心情十分緊張和不安。曆盡千心萬苦，捕來的一條“大魚”，豈能任其從網中漏掉？於是喀西尼迅速回電，電文說：
俄廷已照本大臣之請，一切預備，必使貴爵相一路舒服，不至稍受辛苦，並另備中堂夥食輪車一輛，在阿疊薩恭候，本國輪船亦奉諭在波塞專候。倘因改道，致俄廷所已發許多之諭必須一概注銷，殊屬無謂，俄廷必以為非計。本大臣敢力勸貴爵相，仍照我們在北京商定之路程辦理。
電文寫到這裏，喀西尼為了使李鴻章堅定信心，遂又采取了欲擒故縱的策略，繼續說：
如貴爵相因有別敵，必須改道又不便告知本大臣，即請先期徑電貴國駐俄公使轉達。
這一招果然立竿見影，即見成效。李鴻章閱後再也沒有理由不照辦了，於是又給喀西尼發了一個致歉的電文，電文說：
原知貴國暨貴大臣為本大臣此行多方籌畫，無微不至，正在抱歉。今承電示，已在阿疊薩另備火食輪車一輛，又派輪船在波塞專候接替，自無庸另議改道，務請貴大臣放心。
李鴻章還把他對英國醫生伊爾文所作的安排，在電文中通知了喀西尼，電文說：
至醫生伊爾文，在敝處多年。於本大臣起居服食一切熟悉，過津時伊求令隨行，以備醫藥，不令預聞他事。聞貴大臣不甚謂然，擬令乘法船到馬賽，經赴倫敦靜候也。
至此，李鴻章這條大“魚”，被緊緊地掛在了沙俄的魚鉤上，而不能動彈一步；而喀西尼正為自己和尼古拉二世的俄國政府首戰告捷，自鳴得意。
李鴻章在上海居住了十餘天，將所帶行裝、禮物，陸續辦妥；又為其“奉賚俄、德、法、英、美國書五道”，配製了五件“繡龍明黃緞夾包袱”，每件約見方四尺，黃緞麵，黃綢裏，極為精美。按西方各國禮節，祝賀新皇加冕“向不必送禮物”，但李鴻章鑒於“中俄親厚”而“宜加禮”，為尼古拉二世趕製了配繡的大帶、寶星和俄後衣料。
3月27日，所有“奏調隨帶各員及調派供事武弁人等均先後至齊”，自備資斧、願同遊各國的庶吉士龔心釗、分省同知黃家瑋二人，也來至上海。當天午後，李鴻章率領上述人員乘小輪船出吳淞口，登上法國郵船。28日午後，李鴻章一行離開上海南行。隨之又路經香港，因該地區有“疫症”，“照例不登岸”，“英人有違言”，“其水師提督仍拜晤，餘則到處逢迎”。幾日後到西貢，當地地方官“請稍憩息，派兵隊迎護，代備行館，款待加禮，設筵張樂，留連竟日”，隨後又駛向新加坡，通過印度洋，奔向蘇伊士運河。一路上，蒼茫大海，寥廓天地，天水相連，在煦煦的春風之中，李鴻章不禁心曠神怡。但他決不會想到，在風雲變幻的世界舞台上，西太後和他的“以夷製夷”的策略，正在一步一步而又有條不紊地邁向俄國人的彀中。
在李鴻章已經離開上海、馭向蘇伊士運河時，沙俄財政大臣維特並沒有為俄國的初步勝利而自我陶醉，更沒有去睡安穩覺，而是又在進行下一步的緊張策劃工作。這是因為，他雖明明知道，李鴻章離開上海時即已決定取道阿疊薩（或作奧德薩、敖德薩）以趨聖彼得堡的路線，況且俄國專備的船隻也在亞曆山大港停泊靜候，李鴻章自然要乘這條船了，否則就是外交上的失禮行為。但是，他在聽到英、德等國也都在千方百計地拉攏李鴻章，希望其先去歐洲再往彼得堡時，不禁又毛骨悚然起來。對此，維特後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與歐洲其他國家的願望相較）我則相反，希望李鴻章在到達我們這裏以前，不要到任何地方去。因為我看得很清楚，他如果先到歐洲，就會受到歐洲各國人物各種陰謀詭計的影響。
維特自己就是一個玩弄陰謀詭計的能手，此時又要防止別國玩弄“陰謀詭計”了，這大概也是侵略分子的一種邏輯吧！
為了阻止“歐洲各國人物各種陰謀詭計”的發生和實現，維特立即稟奏尼古拉二世說：
如果能使李鴻章在蘇伊士運河同烏赫托姆斯基（即烏赫唐斯基，下同）公爵會晤，那就太好了。因為烏赫托姆斯基公爵過去就認識李鴻章，同他關係不錯。
維特認為此時就是烏赫唐斯基與李鴻章會晤的一個良機，俄國政府不僅不能錯過，而且必須實現這次會晤。維特的提議，得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批準。
事實上，烏赫唐斯基也的確是與李鴻章進行首次會晤的最合適不過的人選了。前麵已經提及烏赫唐斯基是華俄銀行的董事長、維特的親信及沙俄侵華政策的急先鋒。1896年初，他與維特多次討論過西伯利亞鐵路的延伸問題；後來在覲見沙皇尼古拉二世時，也主張把迎接李鴻章入俄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並提出“必須在李鴻章來俄的途中，即與之秘密地表示親近”。這樣，烏赫唐斯基就自然而然地成為與清廷特使談判的第一人。還有一個不可忽視之點，那就是烏赫唐斯基與清廷特使的一些隨員多有“接洽”，這些隨員是“特使的親信，必能有助於若幹要點之解決”。
烏赫唐斯基奉命去亞曆山大港、迎接李鴻章之前，專門與維特“詳細商量了（與李）會晤事宜”。維特告訴他，尼古拉二世希望這次會晤“別露痕跡”，還“說明與中國特使接談之要點，並付之以全權，不妨以若幹金錢賄買特使隨員中之地位重要者”。這之後，烏赫唐斯基就帶著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旨意，以及維特的指令，坐上一條快船迎著李鴻章而去。快船剛離開俄國公海時，為遮人耳目和躲避輿論的追蹤，故做出駛向法國馬塞的姿態。沙俄政府為把李鴻章盡快搶到手，真是絞盡了腦汁，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4月22日，李鴻章一行抵達亞曆山大港，與前來迎接的烏赫唐斯基晤麵。對此，維特在他的回憶錄中得意忘形地寫道：
李鴻章盡管受到各方麵的邀請要他到歐洲各處港口，他還是坐上了我們俄國航運貿易公司的輪船，我為他安排了這次會晤，他就帶著自己的全部侍衛同烏赫托姆公爵抵達敖德薩。
李鴻章一行是在烏赫唐斯基的“周摯”照料之下，於4月27日抵達敖德薩這個俄國黑海港城。
在李鴻章未抵達之前，維特考慮到，由於敖德薩是李鴻章來到的第一個俄國城市，所以想為其安排一次隆重的歡迎儀式，以借機“聯絡感情”。於是維特啟奏尼古拉二世：
按照李鴻章的官銜，不妨派我軍儀仗隊去迎接這位顯貴，使他通過這樣的方式第一次看到我們的軍隊。
尼古拉二世下旨照準，令陸軍大臣萬諾夫斯基副將具體負責實施。不料，此事在沙俄統治集團中掀起了一個小波瀾。據維特事後的回憶，是這樣的：
萬諾夫斯基副將得到我的通知後，寫給我一封信，他在信中說，他盡管已奉旨作出了安排，但想了解一下我從什麽時候起，竟就軍事問題，就陸軍部的問題也向陛下稟奏起來了。因為軍人儀仗隊的事宜屬於陸軍部的權限，而不歸財政部管。
至於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公爵（即沙俄外交大臣羅拔諾夫），他希望的是李鴻章在敖德薩等待加冕禮，或者讓他直接到莫斯科去等待加冕禮，或者讓他直接到莫斯科去等待加冕禮，但絕不要讓他到彼得堡去，因為他完全不必在舉行加冕禮之前抵達彼得堡。
維特認為，萬諾夫斯基和羅拔諾夫的言論都表現了“官場中所特具的妒忌之情”。他指出，必須要讓李鴻章先到聖彼得堡，其理由是：
既然要進行談判，那麽就得在舉行加冕禮之前著手，因為在加冕禮期間舉行談判就很困難了。到那時，每天都會有各式各樣的慶典。
有鑒於此，我又得向皇上啟奏，請他準許李鴻章徑直前來彼得堡。
維特的兩個要求都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詔準。
在奧德薩，李鴻章被當作最尊貴的國賓，享受到了隻有國家元首才能享受的待遇：一支訓練有素的俄軍儀仗隊，列隊持刀執槍向他敬禮，接受檢閱；俄海陸軍將領及地方文武官員對他十分恭敬。麵對俄國如此隆重而又熱烈的歡迎，李鴻章自以為得計，又頗受感動。他在致清廷的電文中這樣寫道：
頃抵倭德薩（即敖德薩），俄水陸提督暨地方文武接待甚恭。沿途托庇平順，鴻體氣如常。俄皇令外部電催。趁此暇日。先赴彼得堡遞國書接見。明日（1896年4月27日）未正乘官車行，兩三日到，在彼應酬稍畢，再往莫斯科候賀加冕。
從這封電文中可以看出，一方麵李鴻章對俄國文武官吏“接待甚恭”而洋洋自得，另一方麵又顯示出沙俄君臣急切地利用加冕前的短暫“暇日”，將李鴻章引誘至彼得堡，以盡早實現“借地修路”、擴大對華侵略的心情。真是，一方麵和風細雨，另一方麵殺氣騰騰，然而，可悲的是，作為大清帝國權臣和“有頭腦”的外交家李鴻章，卻對此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已入他人彀中尚無絲毫察覺。
爭取李鴻章出使俄國和迎其入國門，這是尼古拉二世、維特和沙皇俄國政府侵華外交取得的第一回合的勝利，也是非常關鍵的勝利。李鴻章在名義和形式上是中國皇帝祝賀俄皇加冕典禮的特使，而實際上卻是“簽訂國際重要條約之全權代表”，他的到來使沙俄外交中一個極端複雜而困難的問題變得簡單化了。
主要引用書目：
劉天純：《徐繼佘和他的〈瀛寰誌略〉》
《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學報》1993年第1期
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
陳其泰：《史學與民族精神》，學苑出版社，1999年
魏源：《聖武記》
雷祿慶：《李鴻章新傳》，台灣文海出版社，1986年
葉林生：《李鴻章》，黃山書社，1988年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沙俄侵華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
維特：《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華出版社，1983年
戚其章和羅爾綱
聶誌成是在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時在天津八裏台橋陣亡的。那裏還有聶誌成的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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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別隻喊賣國，而說不出任何東西來！回帖如果隻是XXX是賣國賊，或XXX愛國雲雲，都請不要這樣灌水了
如果說可以單純的把曆史問題歸結一些根本原因，如製度問題，那很多曆史問題都不需要研究了，甚至曆史學就可以取消了。不禁要問，曆史真的這麽簡單？製度決定一切？那些人物真的是我們心裏所想的那樣，那些人物真是我們心中的所固有的形象？
四月到五月，論壇討論甲午和李鴻章的帖子分外熱火，由於眾人各執一詞，導致大家劍拔弩張，在此就若幹問題做一點考證，並把最近論壇上比較繁雜的資料做了整理。僅代表我個人觀點。
一，李鴻章對日態度。
李鴻章的對日態度可以分三個階段：聯日，防日，反日。
1，聯日階段（1870-1872）
日本本和中國沒有外交關係，於1870年日本特使柳原前光來中國，謀求與清朝建立外交關係並簽定通商條約，當時國內都認為倭寇沒有資格談外交，況且，當時中日已經開始貿易通商，沒必要再單獨簽定通商條約。
日本特使柳原前光前私下找到李鴻章表示：日本與中國同為西方列強侵略下，世界矛盾是黃種人和白種人的矛盾，日本願意與清朝建立外交關係，簽定條約，共同對付西方殖民者。同時日本還向總理衙門施壓——如果中國不同日本建立外交關係，日本就要請列強了。
李鴻章考慮到：如果能與日本結盟，不失為一件好事，再著如果中國不答應，日本將會請求列強幫助，在列強的壓力下，中國還是會於日本簽約，到時候日本就倒向列強了。
1971年9月23日，李鴻章代表總理衙門與日本展開談判，簽定了《天津修好條約》和《通商條約》。談判中，李鴻章拒絕了日本希望效仿美國“利益均沾”的要求，並規定日本貨物不能進入中國內地，日本貨物不能享受最惠國待遇。這是中日19世紀第一個條約，也是19世紀中國第一個平等條約。
2，防日階段（1872-1894）
中日條約剛簽定3個月不到發生了“琉球島事件”。1872年，日本單方麵冊封琉球國王，宣稱琉球是日本的藩屬，但琉球並沒有承認和日本的關係。
1873年柳原前光再次來中國就琉球島事件進行談判，後談判未果，日本正式出兵台灣。自此李鴻章開始了防日階段。
麵對日本咄咄逼人之勢，李鴻章立刻調遣一萬淮軍入台，做好戰鬥準備，同時請其好友沈葆楨去台灣督辦台灣防務。激戰後，中日簽定《北京專約》
1882年，李鴻章母喪回家丁憂期間，朝鮮發生壬午兵變。兵變士兵逼走朝鮮國王，殺害了日本使館，中日同時作出反應，李鴻章派出的淮軍搶先與日本進入朝鮮，恢複了朝鮮國王的王位。丁憂結束的李鴻章回京，感覺到日本的狼子野心，隨即於朝鮮簽定條約，取得了駐軍權在內的數項特權，希望能把朝鮮牢牢的控製在自己的手裏。
1884年，在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下，朝鮮親日派發動“甲申政變”，國王被趕出平壤。接到李鴻章“臨機專斷’權的袁世凱三天之內打敗政變者，收複平壤，恢複了國王王位。
3，反日階段（1894-1900)
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李鴻章對日態度由防到反，甲午後，李鴻章又開始尋求聯俄反日的外交渠道，《中俄密約》後文詳說。
附：琉球問題。
1871年11月27日，發生了“琉球島事件”。66名到清朝朝貢的琉球人，因為風暴，漂流到台灣，台灣高山族以為是外敵入侵，打死了54人，後交由閩粵總督將辛存琉球人送回琉球。
1872年，日本請琉球儲君來日本參加，日本天皇親政大典，並當眾宣布冊封琉球儲君為琉球國王，琉球為日本藩屬，但遭琉球政府拒絕，琉球政府宣稱琉球是清朝的藩屬。
1873年柳原前光再次來中國就琉球島事件進行談判，聲稱琉球是日本藩屬，日本要為琉球主持公道。當時李鴻章正忙於中俄新疆問題的談判，而沒有時間顧及，與日方參與談判的是毫無外交經驗的總理衙門的大臣。中方大臣稱琉球為“化外之民”，台灣是“生藩”，琉球島事件是大清國的“化外之民”被自己的“生藩”之民誤傷，所以琉球島事件是中國內政。中方“化外之民”指的是未經教化之民，“生藩”是未經 開化的藩屬。
而日本外交官員，抓主“化外之民”的歧義性，在全世界宣稱中國政府否認其對琉球的主權，並於1873年迅速出兵台灣，要為琉球人“報仇”。李鴻章得知後也迅速作出反應，派淮軍一萬，並請沈葆楨去台灣督辦台灣防務。
1874年，日軍侵略遭到失敗，又開始與清政府談判。此時，中俄談判正在最關鍵的時候，李鴻章無暇顧及，隻得再交總理衙門官員辦理。同時李鴻章給了談判底限，日本無力在先，且兵敗，和約應在不賠款不割地的平等條件下進行。日本政府企圖勒索200萬兩白銀，並請英國大使威妥瑪進行外交斡旋，總理衙門的談判官員，害怕牽扯英國進來，私自同意賠償日本50萬兩，簽定了《北京專約》，後報於李鴻章，李鴻章隻能默認。
“琉球島事件”這本是內政的事，轉變為外交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野心，客觀上清朝的外交人員的無能，隻會打官腔，而不注重外交辭令的嚴謹性，最終給了日本人以可乘之機。
1875年，日軍進入朝鮮，琉球國王向清政府求援，李鴻章也給清庭上疏，指出放棄琉球“遺禍後世，後患無窮”。但是，整個1870年代清政府都身陷與俄國的新疆問題中，對於琉球問題隻能由李鴻章借助列強斡旋來解決。日本於1878年廢除琉球國王，置衝繩縣。中方一直未同意日本單方麵占領琉球的行為，一直進行外交磋商，後到甲午戰敗，清政府對琉球更無發言權，之後不了了之。
綜觀整個琉球時間，李鴻章參既沒有參與那卑劣的外交行動，也沒有簽定外交條款，李鴻章何來賣琉球之說？在琉球事件中，中堂做的最有影響的事，是調一萬淮軍入台防衛
二，甲午戰爭中的若幹細節問題。
1，海軍問題：
A，艦隊實力
聯合艦隊排水量共計39491噸，大部分軍艦服役都在1890年以後。一遊編隊航速18.5節，本隊也有15節以上
北洋艦隊排水量共計35139噸，1890年以後新建的隻一艘“廣丙”，艦型混亂，速率不一，老艦“超勇”、“揚威”服役近15年，鍋爐老化速率隻有壞?節。
加上北洋艦艇並非同一時間參戰，在海戰戰場上北洋艦隊和聯合艦隊在噸位上一直保持7000－9000噸的差距！
B，火炮實力：
火炮總數
209（中） 273（日）
300mm以上口徑重炮 8 3
200mm以上口徑火炮 16 8
150mm以上口徑火炮 21 22
150mm左右口徑火炮 23 88
120mm以下口速射炮 141 151
北洋艦隊整隊10分鍾最多可發射120以上炮彈274發
聯合艦隊一遊10分鍾可以發射120以上炮彈880發，本隊更達到1640發（沒有計算三景的3門320炮）
雖然這些是純理論的計算，但在實戰中，日艦火力上達到3-5倍與北洋的優勢是很容易的！
C，炮彈問題：
北洋海軍用於海戰打擊艦艇最有效的榴彈（北洋稱開花彈）嚴重不足，北洋由於多年沒有購入國外的炮彈，隨艦購入的炮彈也消耗殆盡了。而中國自製炮彈多不合格，管理也混亂（克虜伯有彈無藥，阿姆斯特郎有藥無彈）。海戰中使用的炮彈，大都是早期從國外購買的，有的甚至是買軍艦時帶回來的，後來限於經費原因和戶部的《停購外洋槍炮折》，幾乎沒有補充。剩下的數量已很有限了，而且因為年代太舊，炮彈的質量也成了問題。
日軍海軍使用的炮彈，為1891年日本海軍工程師下瀨雅允以苦味酸作為主要成分試製出了著名的下瀨火藥為裝填的新式炮彈。裝填了下瀨火藥的炮彈具有一係列驚人的特性，這種炮彈的靈敏度極高，即使命中細小的繩索都一樣會發生爆炸，而且爆炸後不僅會產生破片和衝擊波，還會伴隨有“能夠點燃鋼鐵”的大火，這種火藥燃起的火龍會像汽油一樣流動肆虐，即使在海水中也能持續燃燒一段時間。曾遭受火災的至少有“超勇”、“揚威”、“定遠”、“鎮遠”、“經遠”、“來遠”、“致遠”等7艘,連“定鎮”這樣的堅甲巨艦也數度受困與火災，而“來遠”更幾乎完全燒毀！
這也是為什麽北洋水師的命中率高於日本，但卻沒有擊沉一艘日船的根本原因
D，天津機器局和庫存炮彈問題：
天津機器局確實屬於北方洋務企業，但其有深層次背景，1870年代後，中國各地方漢族官僚開始大辦洋務，慈喜等滿族統治者怕全部洋務工業都落入漢人手中，遂命滿族大臣崇厚主管天津機器局，並規定天津機器局為北方最重要洋務軍工局，不準別的企業競爭，主要是規定全國最大的艦隊——北洋海軍隻準使用天津機器局的產品。李鴻章雖為北洋大臣也無法插手。
這崇厚本是一無能之輩（後文還要說到他），隻得委任英國幫辦密妥士管理，這英國幫辦除了搞錢什麽都不做，直到1880年代末清政府也看不下去了，才命李鴻章接管，但仍不完全信任他，在機器局內安置了很多滿族官員。此時距離甲午海戰已不遠，但天津機器局卻無法生產出合格軍工產品，缺要擔負最大之海軍需要。後南洋海軍支援北洋的“廣丙”鋼脅鋼殼魚雷快船，雖同為舊炮，但更換了江南製造局造120mm速射炮，甲午海戰表現不俗。
北洋艦隊中裝備數量最多的是天津機器局生產的炮彈，津局主要生產穿甲彈（即實心彈，北洋多用作訓練彈，和現代意義的穿甲彈是兩回事）。後來也生產小開花彈（即短彈）因為技術不過關，造出來的炮彈質量問題太多，而且產量不高，廢品率不少。並無法為炮徑特殊的“平遠”提供特種炮彈，“平遠”參戰時隻有區區35發實心炮彈（戰鬥中消耗10發），這門僅次與“定鎮”主炮的260毫米巨炮因為炮彈問題幾乎沒有發揮威力。
而戰後查出的北洋庫房存儲彈藥則是完全不符合口徑，所以是準備退貨的報廢品，並非某些人傳言的李鴻章或某人賣國，有炮彈不用。
E，燃料問題：
裝上北洋海軍戰艦的並不是塊狀燃燒值高的優質煤炭，而全是如同散沙的劣質碎煤。這種劣質碎煤散碎而且雜質多，燃燒值小煤煙卻非常之大。北洋海軍的煤炭，主要由唐山開平煤礦供應，但是久而久之，煤礦總辦唐廷樞對於本就給價不高，而且還經常欠款的海軍供貨，失去了興趣，改而將優質煤炭高價出售給商人牟利，而用劣勢的碎煤應付海軍。豐島海戰後的7月30日，丁汝昌曾激憤地致書煤礦總辦張翼“煤屑散碎，煙重灰多，難壯氣力，兼礙鍋爐……專留此種塞責海軍乎？”稱此後如果再運送這樣的煤炭給海軍，將全數退回，並稟報李鴻章。然而開平煤礦對此了不在意，雖然經過多次交涉，仍然以碎煤充數，甚至還稱海軍如果需要塊煤，可以自己從碎煤裏篩選揀用。直到9月12日，丁汝昌仍在與礦務局交涉，“邇來續運之煤仍多散碎，實非真正‘五槽’（開平煤礦出產的優質煤名稱）。……俟後若仍依舊塞責，定以原船裝回，次 始得分明，屆時幸勿責置交誼於不問也”.而日本軍艦燒的卻是優質煤炭。
這無疑使北洋和聯合艦隊的航速差距更懸殊！
F，素質比較
北洋和聯合艦隊軍官素質都較高，大部分有留洋背景。所有軍官都可以用流利的英語和西洋顧問對話，這在今天的海軍也是很難見到的。但是可以看到，日本艦隊已沒有外國顧問，而北洋各艦卻還有不少洋員協助。雖然有中國留些洋員以備失敗推諉責任的原因，但北洋沒有離開外國顧問是確鑿的。
士兵的素質，成軍以久的北洋明顯超出新組建的日本海軍。日本海軍以速射炮為主，北洋海軍火炮屬於舊式的架退炮，射速理論上應該有很大差距。但實際戰鬥中，北洋艦隊的火炮麵臨著炮手大量減員，不斷而來的破片和火災幹擾，以及火炮本身被打壞、彈藥不足等諸多不利因素，而其實際射擊效率竟然大大超過日本艦隊的火炮，不得不說是與北洋海軍官兵平時的訓練程度以及戰時英勇無畏的戰鬥精神分不開的。
G，關於甲午戰敗後李鴻章上繳近銀兩的問題
我一直都說李鴻章因為沒有錢，才沒能力為北洋艦隊購置炮彈和更換新式火炮。這裏有人拿出資料——戰後上繳的近三百萬兩白銀是怎麽會事？
這就要看這片文章
中國海軍史研究會的一為研究員寫的http://i.6to23.com/jiawuhun/jiawu3-14.htm
《清廷1894-1895年間購艦活動始末》
其結論：
縱觀清廷1894-1895年間的購艦活動，雖聲勢頗為浩大，足跡遍及歐洲、南美、然收效甚微，僅購入魚雷獵艦2艘、魚雷艇4艘，但就是這批艦，或因工期延宕，或因政府查扣，竟無一艘能回國參戰！如能多購幾艘軍艦回國參戰，雖不能說甲午戰爭的結果必能反轉，但絕對不啻於對清廷、對北洋艦隊的一劑強心針。
所以說清朝1894-1895年間，通過外交部門，北洋官員，攜帶巨款，跑遍了半個地球，也沒買到可用之船，其中包括日本一遊“吉野”號。
戰後，中堂沒貪汙這筆錢，而是做了一個《前籌海軍巨款分儲各處情況疏》的報告，向政府說明那筆錢那裏去了！這筆錢就是後人一直詬病的，李鴻章有近三百萬兩白銀卻不買軍艦的原因。
H，方伯謙問題
對於方伯謙很多人罵他貪身怕死之人，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海軍史學家門通過研究有了全新的認識，這裏我僅引用兩篇當事人親筆所紀之文
http://www.1history.cn/viewthread.php?tid=142752&extra=page%3D1
我個人評價方伯謙，有臨陣脫逃的嫌疑，但不能否認，艦隊司令有意給他下套的可能。
a，最可疑的是牙山，艦隊司令丁汝昌扣了李鴻章的電文，把原來北洋大隊接應方伯謙護航艦隊的命令取消了，導致方伯謙以一船敵日寇三艦。
b，黃海海戰一結束結束，艦船狀況良好的艦艇不止方伯謙的“濟遠”號，但丁汝昌明令方伯謙一船前去救助擱淺艦艇，導致“濟遠”險些被日艦擊沉。
c，方伯謙黃海海戰逃脫問題，隻能眾人各執一詞，“濟遠”號戰鬥中炮塔確實受損嚴重，但其擅自脫離戰鬥，也給了丁汝昌立斬他的借口。
d，丁汝昌未等直隸總督府調查方伯謙罪行的專員到旅順，就直接處死了方伯謙，也有殺人滅口的嫌疑。
I，丁汝昌問題
北洋艦隊司令丁汝昌雖出身騎兵將領，但其在海軍十五年，也算潛心研究海軍軍務，前麵所分析北洋艦隊的人員素質，就和艦隊司令本人有關係，強將手下無弱兵。
大東溝海戰，我北洋艦隊的預定“雙橫隊陣”，可以說是丁汝昌戰前充分研究了日本海軍的特點，和我北洋海軍的特點，製定而成的。此陣型揚我北洋鐵甲艦之優勢，避我北洋弱穿小船之短。同時又使我軍在戰役第一階段，割裂日艦隊戰列線，使我艦隊處於優勢地位。可惜因為艦艇老化，編隊問，燃料等多方麵問題，導致陣型最終未變化完成。
李鴻章認為日本“快船速炮，與之海上爭鋒，勝負不可知”，而應采取“作猛虎在山之勢，倭尚畏我鐵艦，不敢輕與爭鋒”這“猛虎在山之勢”不是為了威脅日本海軍而做，而是危險日本不能輕易運送陸軍入朝。
戰爭爆發後，清朝和日本都通過海船運送陸軍入朝作戰。李鴻章為振士氣，下達給北洋出戰電報達十數次之多，先後命令北洋巡遊仁川外海，巡遊漢江口等地，“尋覓倭寇與之一戰”。如1894年11月日艦隊曾逼近旅順軍港，丁避戰威海不出。李鴻章電報嗬斥丁：“寇船在門庭，汝豈能避處威海，坐視潰裂？”12月中堂又電告丁汝昌：“倭兵輪在龍須島渡兵上岸。…………應速帶現有兵船急赴龍須島、成山一帶巡探，如日船少，則驅逐之，否則聽其由後路包抄，則威海危矣，而兵船無駐足之地，弟之奈何？”又如1895年1月李鴻章連發數電命丁：“我海艦雖少，而鐵甲堅利，則為彼所無，與其坐守待敵，莫若乘機出擊，斷其歸路”，“此時救急利勝，舍斷其濟、炮台夾擊，更無別法，決無株守待攻之理！”
可丁汝昌知道以現有技術裝備在海上根本不具備打敗倭寇的能力，一直龜縮在港內。加上後來軍機處的“船不可出京畿外海”的命令，丁汝昌更不去主動尋找日本艦隊決戰了，而是隻為清軍入朝護航而已。
可為什麽李鴻章非要他來做這個水師提督？我的觀點和大家一樣，就是丁汝昌是李鴻章的人，李鴻章保舉丁汝昌為艦隊司令，就是為了更好的控製北洋水師。可為什麽他要這樣做？我有兩個原因：一，是李鴻章怕這支軍隊造反，李鴻章早年在淮軍，剿東撚時，因為京師危機被撤官，後他的部下就嚷嚷的要去造朝廷的反，要不是李鴻章的一個同僚阻難怕真的爆發。後李鴻章總結，淮軍雖為他組建，但將領都桀驁不遜，很難駕禦，所以在北洋艦隊的司令任命上他吸取了過去帶兵的教訓，他就是怕有一天北洋咂了自己的腳。二，就是清庭翁同和一黨與李鴻章一黨的朋黨之爭。以翁同和為代表的一黨，打著清流之名，行保守之實，方方麵麵給洋務運動下套，凡是李鴻章的都要千方百計的攻擊、阻攔。北洋就是一例子，如若北洋司令不是李鴻章的人，那會不會聽李鴻章，很難說，用李鴻章自己的話叫：“我就是用人為親，難道要我用人為疏不成？要讓所有的部下都不聽我的不成？”
J，關於甲午海戰中的其他問題
a,‘甲板晾衣，火炮灰塵’的問題。
北洋海軍士兵1886年訪問日本，這‘甲板晾衣，炮有灰塵’的傳言就是從這年傳出來的，後以訛傳訛，越傳越神。原版：日本海軍尉官東鄉平八郎（有點神奇吧？曆史人物的曆史遭遇）參觀“定遠”艦，“觀其有水兵在甲板晾衣，更有甚者在主炮架上晾衣，其火炮多未擦拭，炮管內多灰塵，此水師一戰可勝之。”這裏有幾個問題了，一當年有沒有日本軍官參觀“定遠”？答案是沒有，因為原定的參觀因為水兵事件而取消。那東鄉平八郎是千裏眼？能在多少距離看到30厘米的炮管內有灰塵？再者，水兵晾衣的問題，這是19世紀海軍條件的必然，軍艦上沒有烘衣房，水兵當然要在甲板上晾衣服，別說中國，就算日本、英國、德國等水兵都是在甲板上晾衣服。更可笑的是“更有甚者在主炮架上晾衣”，有誰會傻到晾個衣服爬到三、四米高的主炮上晾衣服？難道空氣好？
b，炮彈摻沙問題
炮彈裏麵摻沙子的問題（這裏指彈頭），不光外國人沒錯，任何人都沒錯。可以研究一下克虜伯炮的炮彈，當時確確實實有摻沙子的炮彈，而且還很規範，摻多少都有規定。還有一種阿姆斯特郎式火炮的炮彈，這種炮彈裏麵需要添加一種特製的水泥來固定彈頭裝藥和引信。這種炮彈長距離運輸，或在海上顛簸，裏麵的特種水泥就會鬆散，樣子也像沙子。
我們的開花彈大多是當年購艦時一同購買的。當時德國和英國為了搶中國的軍艦定單，都拚命把最好的產品拿出來，脾斯麥還特地給漢堡的造船廠下過命令：“一定要在中國人麵前展示德國的工藝水平。”在雙方競爭的巴不得拿出最好的產品質量來拴住中國定單的時候，會做假嗎？
所以這兩個說法都是錯誤的或子虛烏有
2，陸軍問題
甲午戰爭中陸軍參戰部隊，前期以淮軍為主力，輔之以東北地方部隊和宋慶所部毅軍等部隊；後期則又從全國調集了以湘軍為主力的大量增援部隊。下麵從武器、兵力和士氣等方麵來分析下。
A，武器比較
淮軍是中國最早裝備近代化武器的軍隊，甲午戰爭前夕，部分部隊還裝備了更為先進的後膛連發槍，主要槍種有奧地利的曼利夏、德國的新毛瑟和中國江南製造局仿造的快利槍等。如趙懷業部即"皆係一色快槍"。在平壤戰役中，據日方記載清軍使用了七連發槍和十三連發槍。
在炮兵裝備上，淮軍主要有英國的阿姆斯特郎式、格魯森式和德國的克虜伯式後膛炮。如1871年至1873年，李鴻章就購置了德國克虜伯後膛四磅鋼炮141門，到1884年淮軍配備的後膛鋼炮已達370多門。1886年起，廣東又陸續撥解北洋鋼炮300多門。有一部分阿姆斯特郎和格魯森式鋼炮還是西方80年代末才發明的快炮(速射炮)。
由此可見，淮軍的裝備無論是質與量，都是堪稱一流的。
與淮軍相比，其他部隊的裝備均存在著大小不等的差距。東北練軍“開斯、毛瑟等槍無多，大半皆來福槍、快槍，餘則以刀矛充數”；湘軍則是"湘中風氣未開，所用洋槍屢修屢壞，實不足以資抵禦。”“湖南並無後膛槍，湖北亦甚少，僅有林明敦部數百枝，彈太少”。湘軍宿將 劉坤一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率軍北上，查“槍械未齊，子彈不足”，“有步隊而無炮隊”，“所轄下23營零3哨，僅有各種槍枝4600枝”。（每營 500人，23營就是一萬多人隻有各種槍枝4600枝）
日本登陸山東後，山東駐軍也參戰，山東巡撫李秉衡奏稱：“舊存軍械本屬無多，現經各營紛紛請領，幾無以應。且盡係舊式洋槍，難以及遠”。沿海部隊“後膛槍僅存千餘杆，又次之次者，無以製敵”。許多部隊隻好“率配以舊土槍及故前膛來福槍”。
反觀日軍方麵，當時其陸軍使用的主要是國產的青銅炮和村田式單發槍(隻有少量部隊裝備了村田式連發槍)，性能上遠不如中國進口的西方新式連發槍和後膛鋼炮，其全軍擁有的野炮不過300門，數量更比清軍少得多。但日軍武器雖落後，但卻是製式的統一裝備，各部隊沒有大差別，火炮雖輕，但便於攜帶，適合進攻作戰。
B，兵力和士氣
甲午爆發後，李鴻章估計能直接參戰兵力為“分布直東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計二萬人。”另“備畿輔遊擊策應之師”20營，即使滿編500人，也隻有一萬人。參戰兵力主要有，戰爭爆發時首批調集了的淮軍劉盛休、葉誌超等部近三萬人，後有東北煉軍萬餘，湘軍、山東煉軍等數萬。
日軍第一階段動員7個師團，近12.5萬人入朝，後又陸續動員包括近衛師團在內的5萬多人。
中日兩國士氣，可以在平壤戰役中可見一斑，清軍先於日軍進入平壤，後日軍圍攻平壤，清軍守軍為淮軍一萬人，雖裝備精良，但麵對日軍不要命的衝鋒，可以說不過多久士氣就垮了，隨著主將聶誌成陣亡後，平壤清軍隨即潰敗，這樣的士氣，就算拿破侖在世也無他法。
戰前，李鴻章反對開戰的主要原因就是兵力不足，加之“三十年未戰之兵，怎可敵那虎狼之師？”
總結：
可以說甲午戰爭時的北洋海軍在技術裝備上已經遠遠落後於日本海軍，我們僅有的優勢是人員訓練和素質，但決定海戰的主要因素是技術裝備，而不是人力因素。
陸軍則正好相反，清軍裝備遠遠領先於日軍，可惜隻有淮軍裝備較好，而日軍雖然裝備不行，卻以數量彌補劣勢，導致朝鮮清軍最終崩潰。
三，左宗棠西征對甲午戰爭的影響
要研究左宗棠西征對甲午戰爭的影響，就要搞清楚一件事，清朝1870年代到1880年代的軍費支出那裏去了？
1870年代，清政府爆發了西部塞防和東部海防的大討論，此時清政府剛經過太平天國，國力大衰，縱有海防塞防同舉之誌，也無力可為。但其卻要打腫臉充胖子，力圖兩項並舉。就注定了清政府支持一個，另一個先天不足，而這個先天不足的就是北洋海軍。
引用中國海軍史研究會的觀點：
“左宗棠是一位愛國者又是一個意誌剛強的人，不過他似乎更長於批判主義和自我宣傳。當被朝廷任命去鎮壓西北的回教叛亂時，他為此做出了極大的貢獻。1874年初，在花費近4000萬兩銀子（我個人感覺高了）鎮壓甘肅的叛亂之後，他想繼續推動他的西征以達到它邏輯上的結局——收複新疆。在左宗棠這位經驗豐富的職業陸軍軍人看來，中國曆代統治危機常出於邊患，新疆危機將是未來中華帝國的核心命題。同時，由於新疆是那位令人崇敬的統治者——乾隆皇帝——所征服領土的一部分，所以這一行動也頗合朝廷的心意。左宗棠因此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
中國海軍史研究院的結論顯然不認為西征比海防更重要，而他們的結論則是這場爭論的根源在於李鴻章和左宗棠被任命負責“對立的”防禦事宜。這種爭論由於他們相互忽視對方承擔事宜的重要性而加劇。李鴻章沒有認識到新疆對蒙古和北中國安全的戰略上的重要性，左宗棠則忽視了海軍和海防事宜的最新進展，何況他仍不願意談論日本人的直接威脅。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們兩個互相對立僅僅是由於經費的嚴重短缺。
結論就是，在當年，“西征和海防大討論”時左李就是對立麵，中堂和左宗棠都存在片麵性，由於清政府的選擇，導致了1870年代中國西征勝利，而海防毫無起色，主要還是金費問題。
1，清政府於1875年中設立海防專款，按清政府海防條例規定，每年從各省厘金內扣出交給南北洋各200萬兩，可1880年代前從來沒有達到這個數。
“1876年初期，就是專款設立後半年多時，李鴻章僅接到約20萬兩銀子占預期數目的十分之一，而且大部分源於海關收入。”
“1876，清政府開始從各省厘金中劃撥專款為海防建設費用，在專款設立的頭一年間，隻有70萬兩銀子到位，僅占全部預算400萬兩的17.5%。”
“從1879年秋天開始，持續增加的壓力也使李鴻章將一部分專款用於對陝西、河南和直隸的賑災事宜上。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李不得不從專款中提出70萬兩銀子用於賑災。”
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沈葆禎，他二人都是曾國藩的舊部，對於海軍都有一個夢想，就是“鐵甲艦夢想”，這“鐵甲艦”夢和今天的航母夢差不多，可當時的財力無法支撐南北洋同時購買鐵甲艦。為了能夠鐵甲艦夢，南洋大臣沈寶禎把前五年的海防款，悉數交給北洋大臣李鴻章，可就算南北洋大臣這樣齊心協力也沒能在1870年代搞出我們的海軍。沈寶禎這個南洋大臣是帶著“中華鐵甲艦”的夢想死去的。
2，而同時間上馬的“西征”計劃就開始瓜分海防款，其中湘係左宗棠派各省督撫以各種理由克扣，交於左宗棠用於西事不計其數。
自1876年8月起左宗棠被批準舉借一筆數額為500萬兩的外債。至於另外500萬兩，200萬兩先由戶部解送，而後由原本指定用於海防專款的海關收入“逐步”歸還；剩下的300萬兩從各省已經許諾向左承擔的款項提前解送。這樣左有理由感到高興，他尤其感謝“皇恩”允許他擁有了同時期海防專款的一半。後陸續撥款、借款總計近三千萬兩。
直到中法馬尾海戰，福建水師全軍覆沒，我中國不敗而敗後。西征結束，光緒皇帝下了“大力闊充海防”的旨意，從此1880年代後，海防費用才有保證，自此北洋海軍才得以購買鐵甲艦。1888年北洋成軍後，清庭再次以各種理由挪用海軍經費，可以說北洋水師的主題是1880年到1888年八年間打造而成的。
戰爭是靠錢的，尤其是海軍這種咂錢的軍種，中國近代海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中法戰爭，中日流球事件和甲午失敗都與左宗棠西征有深層次關係。
四，李鴻章和中法戰爭的問題
1，李鴻章對於中法戰爭的態度
1882年4月開始的中法之爭終於1885年5月，1884年4月為轉折點，1884年4月之前，中堂大人屬於主戰派，之後卻變成了主和派。之前他積極協調各方麵，定下了：“先以兵船壯聲勢，而後以和談解決，要做好戰和的兩手準備任命雲貴總督為前敵總指揮，兩廣負責糧彈，他自己劃撥淮軍先進槍炮給桂軍等等，還有其他大量的工作。之後他則是積極的去和談。直到戰爭結束為止。
為什麽同一個人會有這樣的變化？很簡單——中央皇權的更替是根本原因
1884年4月慈喜對軍機處和總理衙門進行大改組。以奕儇集團取代了奕忻集團，奕忻集團可以說是清末最有希望的改革集團，他們對外主張抵抗加學習，力圖自強，而奕儇集團則是完全的後黨，是極力避戰自保的一群。
在皇權交替的情況下，很明顯朝廷的主和派壓倒了主戰派，保守黨代替了改革黨。對於一個宦海沉浮這麽多年的李鴻章還會看不出來？他成功的就是做出了正確的的選擇，試想此時中堂站在主戰強硬派的立場上，唯一結果就是下台。李鴻章下台的直接結果，就是沒有後來的北洋海軍！中堂他是明白的，站在這個位置上，他對中國還是有幫助的，要是下去了，就空有報國之心了。
2，李鴻章的北洋艦隊為什麽不救援福建水師？
A，首先要了解到中法戰爭時的中法海軍實力
1884年的中國海軍有四支艦隊——北洋、南洋、福建、廣東
其中北洋隻有1300噸的巡洋艦超勇、揚威兩船和若幹蚊炮船。1885年10月——中法戰爭結束6個月後，定遠、鎮遠等六艘軍艦陸續回國（戰爭期間各國都是軍事封鎖）。南洋水師主力是數艘蚊炮船和數艘魚雷艇。廣東水師尚在籌建中。
馬尾海戰中的福建水師實力
揚武 木肋巡洋艦(噸) 1560
飛雲 木肋兵船 (噸) 1258
振威 木肋兵船 (噸) 572
濟安 木肋兵船 (噸) 1258
藝新 木肋兵船 (噸) 245
伏波 木肋兵船 (噸) 1258
福星 木肋兵船 (噸) 515
福勝 炮艦 (噸) 256
建勝 炮艦 (噸) 256
永保 運船 (噸) 1258
琛航 運船 (噸) 1258
總噸位9200噸
1884年法國遠東艦隊在亞洲的全部實力 紅色為參加馬尾海戰的艦艇其他都在執行包圍台灣任務中
阿塔朗特號（ATALANTA） Alma級鐵甲艦3828噸
巴雅號（BAYARD）巴雅級鐵甲艦5915噸
拉加利桑尼亞號（LA GALISSONNIERE）拉加利桑尼亞級鐵甲艦4645噸
凱旋號（TRIOMPHANTE）拉加利桑尼亞級鐵甲艦4645噸
勝利號（VICTORIEUSE）拉加利桑尼亞級鐵甲艦4645噸
窩爾達號（VOLTA）LIMIER級巡洋艦1300噸
阿米林號（HAMELIN）LIMIER級巡洋艦1300噸
德斯丹號（D'ESTAING）拉佩魯茲級巡洋艦2363噸
拉佩魯茲號（LAPEROUSE）拉佩魯茲級巡洋艦2363噸
尼埃利號（NIELLY）拉佩魯茲級巡洋艦2363噸
費勒斯號（VILLARS）費勒斯級巡洋艦2382噸
梭尼號（sane）梭尼級巡洋艦2017噸
杜沙佛號（DUCHAFFAULT）BOURAYNE級巡洋艦1330噸
凱聖號（KERSAINT）BOURAYNE級巡洋艦1330噸
偵察號（ECLAIREUR）RIGAULT DE GENOUILLY級巡洋艦1722噸
香伯蘭號（CHAMPLAN）INFERNET級巡洋艦2042噸
杜居土路因號（Duguay-Trouin）二等巡洋艦3479噸
都威爾號（TOURVILLE）一等巡洋艦5698噸
黎峨號（linois）黎峨級巡洋艦1191噸
雷諾堡號（CHATEAURENAULT）雷諾堡級巡洋艦1820噸
益士弼號（I'ASPIC）：排水量471噸，火炮9門，乘員120人。
腹蛇號（VIPERE）：排水量471噸，火炮9門，乘員120人。
野貓號（LYNX）：排水量471噸，火炮9門，乘員120人。
魯汀號（LUTIN）：140mm炮2門，100mm炮2門，機關炮2門。
法國遠東艦隊總噸位56962，5艘鐵甲艦、15艘巡洋艦、4艘炮艇。其中參加馬尾海戰的總噸位17000噸，3艘鐵甲艦、3艘巡洋艦、2艘炮艇
中法海軍的總噸位比是15000比56000，中國海軍和法國馬尾海戰分艦隊的噸位比是15000比17000。這隻是量的對比，中國海軍1884年僅有巡洋艦檔次的艦艇勉強達到6艘，而其他船隻基本都是炮艇和魚雷艇，而法國的遠東艦隊24艘艦艇中的鐵甲艦和巡洋艦達到20艘！
B，李鴻章的行動
有很多人問過，李鴻章為什麽不派北洋艦隊去支援福建水師？而曆史上則是李鴻章確實命令過：北洋水師僅有的兩艘巡洋艦“超勇”號、“揚威”號，會同南洋水師5艘性能最好的蚊炮船，共同南下增援福建水師，可惜後被法軍擊退。但時間卻是1885年初，而福建水師則於前一年在馬尾全軍覆沒。但為什麽會這樣？
原因還要從1884年說起，此年中在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下，朝鮮親日派發動“甲申政變”，國王被趕出平壤。李鴻章一方麵下達命令給駐軍朝鮮的袁世凱以“臨機專斷’之權。同時又派北洋全體主力前全朝鮮。雖然日軍也往朝鮮派兵，但在李鴻章雷霆手段，水陸並進的情況下，加之袁世凱的才能，清軍收複平壤，恢複了朝鮮國王的王位。
也就是說在1884年的“甲申政變”妥善解決前，北洋水師不可能南下。在南北方同時爆發外國侵略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實力又無法兩麵同時作戰，隻能作出取舍。因為朝鮮關係到大清國的京師安全，所以對日本的挑釁清朝以強硬的態度處理，對法之戰隻能聽之任之。
1885年初，作為完成對南洋大臣的承諾，李鴻章派出了北洋水師的主力為主的援軍，在被法軍擊退後，台灣被圍，形式危急。1885年3月老將馮子才收回鎮南關，清軍占據了陸戰主動權。在“陸勝海敗”的情況下，李鴻章利用形式和法國政府簽定了不割地不賠款的條約。
如若不簽條約，繼續打下去，會怎樣？在李鴻章調兵遣將下，很有可能收回越南，最不濟也能收回北部越南。但無海軍的清朝能解台灣之圍嗎？無法向台灣派援軍的情況下，台灣陷落隻是時間問題。
五，慈喜和甲午的關係
清廷挪用經費為慈喜修頤和園的具體數額由於種種原因已無法知曉，但大體還是可以估算出來的。
首先就是“昆明湖水師學堂”的創辦。1886年 奕儇從340萬的海軍經費中撥出67萬8千兩作為“昆明湖水師學堂”的開辦費，而水師學堂所培養的學生竟然是為了駕駛兩艘小拖船拖帶慈禧的禦船在昆明湖中遊玩。
其次從1886年起的3年中海軍340萬兩海軍開辦經費幾乎全部被挪用。而每年400萬的常年經費以“挪撥”等名義每年至少提取30萬兩用於修園子。
1885年戶部和海軍衙門以籌措海軍經費為名賣官鬻爵，美其名曰“海防報效捐”共籌措300萬兩最後也被挪用。
再有就是李鴻章以辦海軍名義讓各省督撫認交的款子，其中兩廣總督張之洞認籌100萬；兩江總督曾國荃認籌70萬；湖廣總督裕祿認籌40萬；四川總督劉秉璋認籌20萬；江西巡撫德馨認籌20萬；直隸總督李鴻章認籌20萬總計270萬兩陸續解往天津發存生息，所得息銀專供頤和園工程使用。
以上各筆款項總共不下2000萬。如購買“定遠”這樣的鐵甲艦可買11艘；如購買“來遠”這樣的巡洋艦可買24艘。難怪李鴻章後來也說：“如果海軍經費如數撥給，不過10年，北洋軍艦甲地球矣”。
六，翁同和甲午的關係
翁同和家族與李鴻章家族是世仇，雖位居廟堂之高，翁同和還是不遺餘力的打擊排擠李鴻章一黨。翁同和一派打著清流的名義行保守派之實，盲目排外，可以說翁同和是真正意義上的憤青。翁同和一接過閻敬銘的戶部尚書之職，立刻上了一道《停購外洋槍炮折》，停了北洋海軍的所有外購項目，自1888年開始北洋海軍的經費除了勉強維持運轉，其他全投進了頤和園的無底洞。
1894年，李鴻章上疏，欲請戶部撥150萬兩白銀購置先進的速射炮，另60萬兩白銀去外購炮彈，可翁同和卻以頤和園工程的理由搪塞。這也是我在前麵所說的1894年北洋無開花彈（榴彈）可用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七，關於李鴻章簽定《中俄秘約》的問題
我國盛傳李鴻章簽定《中俄秘約》時收受俄國三百萬的政治賄賂，俄國人為此並設立了銀行帳號“李鴻章基金”。其資料大致引自《沙皇東宮檔案》和《沙俄財政部檔案匯編》兩書。
我以前看過關於李鴻章的書多多少少都有這個事情，但很少是肯定的敘述，大多是“據說”而已。在這裏隻說兩點
1，李鴻章到底有沒有收過這個俄國的政治賄賂？
首先沒有正史的記載，那是不是被有意隱瞞了？
本人特地懇請戰場社區和中國拿破侖論壇的幾位斑竹（經常上俄羅斯辦的1812網，所以懂的俄文）幫我查了下俄羅斯國家圖書館的網站。據查：俄羅斯國家圖書館無《沙皇東宮檔案》、《沙俄財政部檔案匯編》二書！再搜遍國內網戰，台灣網戰，也未見《沙皇東宮檔案》和《沙俄財政部檔案匯編》二書。
如果國內盛傳的李鴻章訪俄簽定《中俄秘約》時，收受俄國財政大臣300萬盧布政治賄賂一事的資料，是出自這兩本俄羅斯書籍，為什麽中俄兩國的網站都沒這兩本書的內容，甚至目錄？
最可能的原因是，國內某些無聊人士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士，故意捏造這兩本書，進而達到詆毀李鴻章或什麽不可告人的目的！
更有可笑的是俄國人賄賂的帳號，居然叫“李鴻章基金”，有人行賄這麽公開嗎？有人受賄這麽公開嗎？
2，李鴻章為什麽熱衷於與俄國結盟？
可以說，甲午戰敗後，“聯俄拒日”便成為大清國朝廷中的主流認識，其中以兩江總督劉坤一和張之洞最為代表。
劉坤一曾說過：威脅大清國的國家以日本為最，日本企圖占領東北的野心積蓄已久，而俄國因為與大清國東北接壤必最不願意。所以“我若乘此時與之深相結納，互為聲援，並稍予便宜，俄必樂從我”。 張之洞也做過類似言論。
張之洞也說過：（中國）正宜乘此力加聯絡（俄國），厚其交易，與之訂立密約。凡關係俄國之商務界務，酌與通融。如俄國用兵於東方，水師則助其煤糧，準其兵船入我塢修理；陸路則許其假道，供其資糧、車馬，一切視其所資於我者，量為協濟，而與之約定。若中國有事，則俄須助我以兵，水師尤要，並與議定如何酬報之法。
正是在這種滿朝高喊“聯俄拒日”的背景下，李鴻章開始餓訪問俄國的行程，和俄國簽定《中俄秘約》自然也在意料之中
以上資料選自
中國海軍曆史研究會
北洋水師論壇
甲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