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司馬遷請下神壇

把司馬遷請下神壇

司馬遷（前135—前90年？）因為先是被施以宮刑，就是閹割了，後來寫成史記，對他的評論除了同情就是叫好。這不正常，也不符合曆史史實。

經常看到有人說，司馬遷因為遭到閹割才寫成史記，這是錯誤的，實際上，早在他被閹割之前就開始寫史記了，他的家有當史官的傳統，他老爹司馬談（？─前110年）也是太史。

無疑，閹割這件事，對其寫成史記有影響，影響不過是批判漢武帝的多些。

我為什麽要批判司馬遷？因為司馬遷繼承了孔子的傳統，也就是用春秋筆法寫曆史，例子是把自己喜歡的曆史記錄，不喜歡的曆史刪除或者篡改。

司馬遷和孔子喜歡什麽，不喜歡什麽？他們都是儒教傳人，當然是喜歡儒教的理念，比如“六藝”，實際是“六經”，就是儒教的經典，這些內容大肆記載 ，   《史記·自序》中，司馬遷多處盛讚孔子及六經，《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 語……” “藝” 司馬遷用“六藝” 指“六經”。“拾遺補藝”是要彌補“六經”不足。 用係統通史去彌補。

他們不喜歡的是其他教派，比如法家等等，法家或者實行法家的皇帝或者朝代，就成為其抹黑的對象，比如對秦朝，秦始皇，李斯等等的歪曲和咒罵，秦始皇成了“私生子”就是司馬遷的偉大貢獻，司馬遷《史記·呂不韋列傳》記載，秦始皇是呂不韋與趙姬生的，之後，呂不韋把已懷孕的趙姬獻給秦莊襄王，再後來，趙姬懷胎十二月產子。然而，懷胎十月是常識，懷孕十二個月也不是沒有，但極端罕見，以秦時的醫療水平，秦始皇和他娘基本沒有存活機會，當時可沒有會手術的婦產科醫生，古代婦女和嬰兒死亡率很高。

司馬遷醜化秦的例子很多很多，有的已經被考古學證明是謊言。

自孔子和司馬遷後，中國曆史的浩劫沒有結束，而且雪上加霜。

司馬遷時代，史官寫曆史，皇帝不幹涉。然而，偉大皇帝李世民當皇帝很不光彩，他是殺兄囚父，但為了掩蓋“玄武門之變”真相，他多次敢於讀《起居注》和《實錄》的書寫，最後，唐朝人寫的“舊唐書”中，他不是“殺兄囚父”，而是人家太子要陷害他，欺負他，他真的好可憐啊，他太受委屈了，於是，奮起反抗，順便得到皇位。

中國曆史的史料無疑是世界上最多的一個，但也是最假的一個，這簡直是中國人的恥辱。中國曆史不再是一門科學，他成了儒教宣揚其理念的工具，成了皇帝吹捧自己流芳百世的媒介。我們得到的曆史就成了這樣的，皇帝要麽是聖人皇帝，比如“李世民”，而為了樹立這個“聖人模範”，就要貶低其他皇帝了，楊廣是最倒黴的，李世民他爹也逃不掉，都是貪戀美色無能或者殘暴的昏君，都是妖魔或者類妖魔皇帝。

最絕的是，儒教把其樹立的神像和今天的民族愛國主義捆綁在一起，你要是膽敢揭穿其謊言，這些“正義守護者”很少拿史料和你辯論，當然，正麵辯論也隻有輸的更慘，他們采用儒教的比殺計“誅心”！！！比如說你是漢奸，比如說“欲亡其國，必亂其史”，等等，這些人或者無知，覺得自己很偉大，或者別有用心。

總之，這是個黑色幽默。

 

司馬遷寫《史記》自白

 

“（各朝）王?所興”四句涵義即此。其
: 前三句，在《文選·報任少卿書》中改?“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兩句，

: 置於“略考其行事”之後，意思不變。“行事”，《文選》六臣注以?指“古人

: 行事”，誤。它與“天下放失舊聞”對舉，蓋指西漢當時正在進行之事。猶如
《天
: 官書》“餘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變動雲雲，“放失舊聞”大體便是

: 此處“史記”，指古史資料；“行事”略相當於西漢當代史料。二者兼顧，方能

: 對三千年通史“綜其終始”，或對百年來五星變動有所了解。
: 丙、對“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兩句，決不能從字麵簡單理解。所謂
“六
: 經異傳”，主要不應指對經文的不同文字訓詁和大義，而應指各傳記中用以詮釋

: 經文的不同古史傳說，因?《史記》決不可能，事實上也並沒有去“協”六經的

: 不同文字訓詁與大義，而僅僅統一了不同古史傳說。同樣，所謂“百家雜語”，

: 當亦就其中各種古史傳說而言，並非泛指諸子百家的不同學說，因?後者除了政

: 治上強製宣布罷黜，是沒有辦法，也沒有必要去“整齊”的。
: 丁、必須強調，所謂“成一家之言“，根據上下文氣，主要不是泛指，不是與一

: 般史書和著作相比；而著重是在“拾遺補藝”，羽翼經學上，和僅注重文字訓詁

: 和微言大義，而古史傳說?相當淩亂、矛盾的“六經異傳“相比。意思就是，《史

: 記》以前所未有的係統通史包括紀傳體等，來羽翼經學，有獨特風格，不同凡響。

: 這樣，《自序》中那一段話的基本意思是：通過廣泛搜集、考訂古今史料，撰寫

: 一部“成一家之言”的，即“綜其終始”而又統一“六經異傳”、“百家雜語”

: 中不同古史傳說的通史，來“拾遺補藝”，羽翼經學。在司馬遷心目中，《史記》

: 恐無異於一部有獨特風格的“六經”新傳記。這是當時經學尚缺乏一部係統通史

: 作?羽翼，司馬遷敏感到這一點，力圖以史記適合這一需要的明證。
: 2．《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

: 務綜其終始，……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

: 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焉。”“綜其終始”四字，又見上

: 引《報任少卿書》，指係統掌握或撰寫古史。所謂“儒者斷其義”兩句，是緊接

: 此序前文而言。在前文中，司馬遷高度評價孔子撰《春秋》，又說“及如荀卿、

: 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

: 蒼曆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9）這之後，方慨歎“儒

: 者斷其義”雲雲。按斷，判也；義，宜也，理也（10）。“儒者斷其義”，當指

: 荀子、孟子等著書立說，“捃摭《春秋》之文”，僅旨在宣揚、吸取其義理、原

: 則。“馳說者騁其辭”，當指韓非等著書立說，其“捃摭《春秋》之文”，又僅

: 旨在利用其文辭、內容（11）。意思是，他們全都不肯在掌握或撰寫“綜其終始”

: 的曆史方麵下工夫，所以自己要譜《十二諸侯年表》，幫助人們學習和掌握《春

: 秋》之要領（12）。這個評論，雖然涉及的隻是由西周至孔子這一段時間，和
《春
: 秋》這一部經書，但聯係上引《自序》，就不難看出，兩處思想完全一致。《自

: 序》是說，撰寫全部通史旨在“拾遺補藝”；此處是說，譜《十二諸侯年表》旨

: 在從一個角度幫助人們掌握《春秋》。後者等於給全部通史如何“拾遺補藝”提

: 供了一個具體範例，而成為《史記》崇儒的又一證。
: 3·《自序》又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

: 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

: 乎！小子何敢讓焉。”正義：“先人，司馬談也”，是。按司馬談雖然原則上崇

: 道，但在此處?是崇儒的。推其意，就是叮囑司馬遷必須撰寫史書（13），並以

: 六經精神為指導。這是《史記》原則上必不可能推崇與正統儒學對立的“異端思

: 想”的強證。否則就等於表明司馬遷違背了父親的意願，在他那個十分重視孝道

: 的時代，將會承受極大的壓力。即使確如有些學者所說，需要表麵上應付一下來

: 自某些方麵的指責，那?，用他自己的話敷衍一下就行了，何必端出父親來？端

: 出司馬談的話，就表明司馬邊是真心誠意的崇儒。
: （二）從貫串《史記》的曆史觀，也可看出其通史係統之建立，適應了儒家思想

: 的需要，特別是配合春秋公羊學和董仲舒的三統說，為西漢統治尋找理論根據。

: 按三統說是一種唯心主義曆史觀，戰國末年已經出現，係由五德終始說蛻化而成

: （14）。漢武帝時，春秋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宣揚三統說，主張曆史上王朝之遞嬗，

: 按黑統、白統、赤統三統依次循環。如夏代為黑統，殷代在白統，周代為赤統。

: 每一統都有它自己獨特的禮樂製度（正朔、服色等）。赤統以後注定必由黑統來

: 統治天下。那?誰是繼周代的黑統呢？就是漢王朝（15）。很明顯，這一學說是

: 在為漢王朝統治的合理性提供理論根據。為了完備這個三統說，董仲舒構築了一

: 個獨特的通史框架（見下）。但因為隻是框架，缺乏具體史實，因而雖起了一定

: 作用，仍缺乏足?說服力。要有足?說服力，就需要在這通史框架中填進具體史 
: 實。《史記》正好適應了董仲舒這一需要。
: 1、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中提出一種理論，構築了一個獨特的通

: 史框架。據此理論，古代存在“三王”、“五帝”、“九皇”這些名號。以周為

: 例，“三王”便是夏、殷，加上周自己，均為大國；“五帝”便是黃帝、顓頊、

: 帝嚳、堯、舜，因時代離周已遠，故其後裔均降為小國。“九皇”並不是九個皇，

: 而是順三王、五帝向上數的第九個朝代，它便是神農，後裔更降為附庸。但這些

: 名號不是固定的，而是變動的。如時代由周進展到春秋，“三王”便改成春秋 
: （魯）、周、殷；夏則轉為“五帝”之一，後裔降為小國。這叫“王魯，尚黑，

: 絀夏，親周，故宋（即殷，宋為殷後裔）”。原“五帝”中的“黃帝”轉為“九

: 皇”，後裔降為附庸，而原“九皇”神農之後裔，則由附庸下降為民了（16）。

: 《史記》的通史係統的框架基本采用董仲舒此說。除了“三王”為夏、殷、周，

: “五帝”正好是黃帝、顓頊、嚳、堯、舜，與董說全同外，更能說明問題的是，

: 《史記·五帝本紀》敘述五帝以前曆史，恰恰隻記了一個“神農氏”，同於董說

: 的“九皇”。不僅此也，《三代改製質文》據五行相生說，稱神農為代表火德的

: “赤帝”，意思是注定要由代表土德的“黃帝”取代；而《史記》正好也隱以神

: 農為“炎帝”，即“赤帝”（17）。大家知道，在司馬遷時代，“三皇五帝”是

: ?說紛紜的（18），而《史記》偏偏同於董仲舒說，不但撇開“三皇”諸說，在

: 《五帝本紀》中連當時頗為時髦的“伏羲氏”也一字不提（19）。如果再聯係司

: 馬遷曾向董仲舒請教過《春秋》，有人甚至以為司馬遷乃春秋公羊學的主要傳人

: （20），則說《史記》通史係統框架基本采董仲舒說，旨在通過充實大量史料，

: 彌補三統說的不足，為三統說服務，恐怕並非毫無根據的。當然這裏有兩點需說

: 明：甲，《五帝本紀》不以“九皇”名神農。這當因“九皇”的提法容易與當時

: 流行的“三皇”、“二皇”混淆（“九”方序數，而“三”、“二”為數詞），

: 但在“三王”、“五帝”之上再單獨提出一個神農，實際上還不是“九皇”嗎！

: 乙，按上引《三代改製質文》，“三王”等名號不是固定的，發展到漢代，“三

: 王”應是殷、周、漢（21），而《史記》卻將“三王”、“五帝”固定下來，
“三
: 王”仍是夏、殷、周，未將漢歸入“三王”。雖然這有很大不同。但這個變化並

: 非始於司馬遷，董仲舒早已開了頭。如在《天人三策》中說：“握得天下之賢人，

: 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此“三王”在堯舜以下，漢代以上，按

: 當時習慣，隻能指夏、殷、周（22）。其所以會發生這個變化，當因長期以來經

: 過戰國諸子百家之宣傳，“三王”已約定俗成，固定為夏、殷、周，致使董仲舒

: 最後不得不適應這一現狀。由於它對三統說並無大的妨礙（如仍可宣揚漢為黑 
: 統，繼周之赤統等，見下），所以作了讓步。可見，《史記》遵循的仍是董仲舒

: 說。
: 2、更重要的是，《史記》還努力宣揚三統說。《高祖本記》論讚表述得最清楚：

: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

: 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指輕薄），故救□莫若以忠。三王之

: 道若循環，終而複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

: 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天統”，這時意指合乎天意的原

: 則、綱紀，也就是三統中的一統，董仲舒常用此詞。所謂“三王之道若循環”，

: 顯然指的正是三統之循環。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早已提出，對“三王之道”

: 出現的“弊”，必須補救。“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所繼之救（通救字。師

: 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救，謂救其弊也”），當用此也”。又說：
“今
: 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這裏沒有提到秦，這是因為

: 董仲舒不把秦看成一統。所以他在該文另一地方說：“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

: 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後益甚之。”結果“以亂繼亂”，成為“腐朽

: 之木”、“糞土之牆”。意思就是，秦從未構成“上忠”、“上敬”或“上文”

: 的任何一統。（23）司馬遷這裏所遵循的正是這一思想。上文大意便是，經過夏、

: 殷、周三統循環，已達到“文敝”階段（24）。秦承其後，不但不救弊，反而加

: 強刑法（即擴大“文敝”），結果短命。而西漢繼之，卻能改變政策措施，使人

: 民從祖放下複蘇，證明合乎“天統”。這不是和董仲舒一模一樣，認為秦並沒有

: 成為一統，而漢則越過秦，直接繼周，而成為一統嗎！正因這段話精開地闡述了

: 三統說，並為漢代統治找到理論根據，所以後來進一步宣揚董仲舒學說的《白虎

: 通義·三教》、緯書《春秋元命苞》（25），幾乎全文照抄《高祖本妃》這段話。

: 當然，這裏討論的是指導思想。但由於《史記》是史學著作，而不像《春秋繁露》

: 等是哲學著作，司馬遷又是一位實事求是、秉筆直書的史學家，忠於史料，這樣，

: 所撰寫內容便不可能與當時的三統說，與正統儒家思想完全合榫。所以他在《高

: 祖本紀》雖如是說，而到寫秦始皇時在充分記述暴政、“反酷刑法”史實的同時，

: 又曆載其統一功績，並將他列人“本紀”。特別是在《六國年表》序中又說：
“秦
: 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

: 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

: 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這些均與《高祖本紀》的三統說似乎有些矛

: 盾，常被引用作為他不承認三統說的證據。其實，這不夠全麵。因為《高俎本紀》

: 上明明白白宣揚三統說的話，絕對無法作別的解釋；又是對漢代開國君主的論 
: 讚，書中地位極其重要，不能視為偶而失言。而《六國年表》序的話卻不同，在

: 司馬遷身上，是可理解有與三統說並存的，而構成他的思想特色。即司馬遷一方

: 麵如前所考，從總體上、指導思想上是崇儒的，遵循三統說的。另一麵在實際寫

: 作中，他又與一般儒家對秦一味詆毀不同，從大量具體史料出發，經過“察其終

: 始”，認為既要記載、批評秦之暴政，證明它不足以成為三統中的一統，又要看

: 到秦“成功大”，有些大一統政策與製度，漢代容易接受、推行，應予繼承，因

: 而譏笑將秦全麵否定的儒家是“耳食”。由此可見，《高祖本紀》論讚與《六國

: 年表》序實際上並沒有矛盾。當然，司馬遷高度讚許秦“成功大”，宣揚向它學

: 習一些東西，將秦及秦始皇列入“本紀”，這與董仲舒將秦視作“朽木糞牆”，

: 一無是處相比，作為三統說者，是不夠正統的；而宣揚秦、漢某些繼承關係，甚

: 至有否定三統說的危險。同時他所譏笑的、對秦功績“不敢道”的學者，實際上

: 也包括了董仲舒，不管司馬遷主觀上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這是崇儒的司馬遷悲

: 劇所在，也是一代史學宗師的偉大所在。關於司馬遷這一特色，後麵還要講到。

: 在曆史觀上，除了三統說，《史記》還受春秋公羊學和董仲舒其他思想影響，同

: 樣不能忽視。

 

 

 

 

司馬遷（前135—前90年？），他寫的《史記》被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因此後世尊稱他稱為史遷、太史公。 司馬談（？—前110年），被封為太史。

司馬遷的父親是西漢太史令司馬談。司馬遷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20歲時，他從長安出發，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巴蜀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采集傳說。漢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談去世，司馬遷承襲父職，任太史令，同時也繼承父親遺誌（司馬談臨終曾對他兒子說：「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準備撰寫一部通史。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與唐都、落下閎等共同創立了“太初曆”。此後，司馬遷開始《史記》的寫作。

漢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李陵兵敗投降匈奴，漢武帝震怒，滿朝文武都認為李陵罪大，全家當誅，司馬遷則為李陵辯護，觸怒武帝，被投入牢獄並施以腐刑，對此他曾表示“禍莫大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出獄後，司馬遷改任中書令，發憤撰寫史書，“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史記》最初沒有書名，司馬遷將書稿給東方朔看過，東方朔佩服不已，將其命名為《太史公書》，後世稱《太史公記》為《史記》。“史記”原本乃各國史書的通稱，司馬遷的著述也正是參考戰國時期各國史記所作。但後來因為《太史公書》的影響，大約在東漢時期，就已經成為此書專名。司馬遷完成《史記》後，知道該書不被當世所容，故預先將副本存之名山，流傳後世。《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魯迅稱譽《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趙翼《廿二史劄記》說：「司馬遷參酌古今， 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 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係時事，八書以詳製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對於司馬遷的死，曆史上沒有明確記載，使得卒年無法確定，死因也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司馬遷一直到漢昭帝年間善終，有人認為司馬遷完成《史記》之後，便隱居山野，不知所終，故無從查考。但最有影響的說法，乃是認為司馬遷之死是遭到戾太子事件的牽連，為好友任安打抱不平，故被武帝處死。

公元前91年戾太子事件發生，司馬遷好友任安接到劉據發兵命令，但按兵不動，事後以“坐觀成敗”之罪名處斬。任安曾寫信勸司馬遷多“推賢進士”，司馬遷當時沒有回信，後給獄中的任安寫了一封回信，就是著名的《報任安書》。

現在，中國陝西韓城芝川鎮南塬頭上有司馬遷祠和墓。芝川鎮西塬上徐村有司馬故裏、祖墓碑。韓城民間傳說：司馬遷獲罪後，其族人多改姓避禍。或將“司”加一撇改姓“同”；或將“馬”加兩點改姓“馮”。所以，現在芝川鎮西塬上徐村同姓、馮姓的人，都是是他的同族後裔。

 

《史記》是中國西漢時期的曆史學家司馬遷編寫的一本曆史著作。《史記》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誌》合稱“前四史”。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時期開始，“史記”由史書的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稱。

《史記》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曆史。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作者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使《史記》成為中國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紀傳體通史。

《史記》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曆代“正史”所傳承。同時，《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魯迅稱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司馬遷著《史記》，其史學觀念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並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視天人之間關係的演變，從而了解 “古今之變” 的關鍵，探求出曆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麵，最終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麵：

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誌，完成撰述《史記》的宏願。司馬氏世代為史官，司馬談一心繼承先人久絕的世業—太史令，重現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曆史。《隋書‧經籍誌》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漢武帝元封元年，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將遺誌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誌完成史著。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誌業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曆下限，撰寫史記。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反而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據《後漢書·百官誌》載，「太史令」隻是俸祿六百石的小官，職責僅在於管理圖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隻是記錄上代及當代事情，並無著述的責任。然而，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於「十遺補蓺」。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曆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身為太史令，有完成論載上代曆史的任務。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餘嚐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史記》。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史記》內容記載自傳說中的黃帝以來至漢武帝時期以來的曆史，共分成〈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五個主題，加上最後的〈太史公自序〉又細分成一百三十個章節。其中，〈本紀〉是“天下”統治者的事蹟，〈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曆史動態，〈書〉的內容有關曆代典章製度，〈世家〉描述影響深遠的家係或貴族事蹟，〈列傳〉呈現的是曆史上各類人物的曆史表現與社會的種種樣貌。不同於以往的史書，《史記》的寫作方式首開紀傳體之先河：以描寫人物的生平為主，年代先後為副。至此以後，尚有《漢書》、《三國誌》和《後漢書》等史著仿效該體，讓紀傳體成為唐代以後官方史著所采用的主流寫作方式。趙翼《廿二史劄記》雲：「司馬遷參酌古今， 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 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係時事，八書以詳製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至於文章內容，《史記》的文章可分成兩個部分：前麵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銜接交雜而成；正文後麵會加上作者的評論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為起頭，內容或有作者的個人經曆，或有對人物的評價，或有收集資料的過程，但仍以評論題材人物的性格與行事為主，這也呼應司馬遷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際”的寫作目標。

 

司馬遷寫《史記》的心理動因

司馬遷寫《史記》的深層原因是他在身受宮刑之後進行的自我療救。一通過寫《史記》可以找到精神寄托，滿足其“立言”的價值追求；二通過寫《史記》可宣泄內心的憤悶；三？歡迎大家談談自己的看法。

司馬氏時代典掌史官，其父就已經在醞釀。竊以為還是身為史家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使然


史公之受宮刑，確實對其《太史公書》的寫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對武帝一朝有了更多的批判和否定。
“司馬遷寫《史記》的深層原因是他在身受宮刑之後進行的自我療救。”似不符合事實，史公之開始寫作《太史公書》在受刑之前，而他忍辱受刑正是為了完成著述。有《報任安書》為證。


後來因報任安書被處死? 武帝也太小氣了吧!


如果不能自我療救，那麽受此奇恥大辱，為何能夠活於世？不然，精神的疾患如何得以康複。並且既然是深層原因，就不能單憑外在的籍辭加以判斷。傳統的社會學批評常為尊者諱言，我認為，司馬遷也該走下神壇了。我們希望看到作為一個真實的人的司馬遷。



不是名利,就是為了爭口氣!!!


司馬遷的老祖宗是卷章,他們世代為史官,到他父親時估計要失傳中國曆史,所以他父親叫他一定要當史官才能認可.卷章即老童,自己看看,老童的老祖宗是誰,就明白他為什麽必須完成使命了.



司馬遷身受宮刑仍完成了不朽著作《史記》，當然有其史官家族的遺命，也有其本人想留名百世的強烈怨望，在其身受宮刑之後這種願望更加強烈了。他想讓了解他，知道有他這樣一個人。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完成自己的願望，才能使自己所受刑不白受。拙見請多多指教

假定他隻是為了自我療救，他那麽多素材是怎麽積累的呢/ 難不成他未卜先知 知道自己有大難 於是從小就認真搜集資料 以待精神空虛時備用？
錢穆先生《中國史學名著》中”史記“一講，胡寶國先生《史記與戰國文化傳統》（載《漢唐間史學的發展》）。


所以 先有父輩熏陶 然後 接替父輩官職（太史令）後 又自然要修史 而至於 他受刑後的全情投入與淋漓宣泄 造成的是史記的不朽這一結果 比方後代的 唐史 宋史 元史 明史 都遠遠不如史記了 之所以不如 便是少了司馬遷這一重大人生經曆 常言 悲憤出詩人嘛 不知道我想講的可表達清楚了沒

比方後代的 唐史 宋史 元史 明史 都遠遠不如史記了 之所以不如

沒有《唐史》，隻有《舊唐書》《新唐書》。

其實太史公自序已經把這個問題解釋地很清楚了。但是這篇文章又很不好讀，錢穆先生《中國史學名著》史記一講精確地解讀了太史公自序。前輩讀書精細，高瞻遠矚，晚輩高山仰止之餘，隻能勉勵自己：多讀書，多思考，少上論壇，少發帖子。嗬嗬：））



關於司馬遷和史記，北大曆史係祝總斌先生有過講授，錄象請看：
http://www.ja.edu.sh.cn:81/avi/200401-200407/zhctwh/zhwh90.rm

當然這是通俗性的講授，還請參看：

祝先生的論文《有關〈史記〉崇儒的幾個問題》
http://www.hist.pku.edu.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61


我覺得司馬遷自己說的很明白，見太史公自序中他和董仲舒的那段對話

光看作自我療救未免小覷了太史公，小了說，他寫史記是為了完成父命，大了說，是要成為“禮之大宗”，效仿春秋，成一家之言，說是追求立言的不朽比較恰當。
從司馬談對於封禪那麽有熱情來看，簡直和寫《論六家要旨》的那個主張“無為無不為”的司馬談不是一個人，我懷疑“先黃老而後六經”隻是司馬談的表麵現象，他其實很追求大有為，很讚同儒家的禮樂教化的主張，要不然不會那麽崇拜封禪，還父子倆那麽勞神的寫一部《史記》，《論六家要旨》怕隻是官樣文章。各位有什麽高見可以教我？


心理角度隻不過是一種分析的視角，就像任何理論視角一樣，都有其局限性，心理視角也未能例外。有句話說："有選擇就有遺憾“。我認為不片麵，哪來的深刻？我最近忙於修改一篇文章，未顧上作這篇文章，等完成後貼出來，請大家再評論。歡迎有同仁就此問題能有更富學理性的批評。


作史書可以說是他父親就有了這種想法,他也一早就有這種打算,這也許可以說是受他父親的影響把,也在很早就開始準備了,所以宮刑之後作書可以看作是他完成自己的一個心願把.受宮刑之後,使他自己把自己與外界隔絕了,更能沉下心來作書,而且能站在更客觀的立場上看待曆史,
"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這是太史公自己說的,所以作史書應該也有一點名利心在推動把


古代有三不朽，立言即是其一，此說應為是；太史公自序謂發憤而作之，憤而著書也對，發憤而平憤，平憤就是自我安慰，這是發憤的結果。

1.承父誌︰「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司馬談)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太史公自序)

2.身為太史的責任感︰「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太史公自序)

3.自比聖人的自信︰「先人有言：１『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２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太史公自序)

4.發憤著書︰「以前人的遭遇，比況自己要在著書上發洩才有成就。(太史公自序); 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報任安書)」

5.立言不朽心態︰「網羅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衰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 效法前人著書的成就。

史記的開始是早於李陵之禍，發憤著書一點，隻不過是加快了史記的成書而已


《報任安書》裏好象交代得蠻詳細的啊。


一肩擔盡古今愁說得對啊！受宮刑前就著手寫《史記》。但受宮刑對他寫《史記》有重大影響。對有些問題看得更深刻，而對有些人物就寫得過激。比如《武帝本紀》就寫得不好。不要說此紀不是他寫的，我到更相信是他寫的。


少年時龍門的夢想,怎麽沒有人提呢?


作史是司馬遷與其父兩代人的宿願，並非在司馬遷受宮刑之後動筆的呀！隻能說受刑之後忍辱偷生為的是完成這一宿願的，當然也因此漢武帝在《史記》中貶諷多於稱頌。


東漢王允借蔡邕哭董卓殺之時就說了漢武不殺司馬遷留下後世諷文之話呢。其實漢武若真殺了司馬遷，恐怕後人罵漢武帝的會多得多呀！而王允殺蔡邕則是為其日後被殺的掘墓之道也。


應該說，史記的創作對司馬遷有治療作用。


應該是對個人價值的追求，與受刑沒有很大關係！古今中外在文學史上功績卓著者何止千萬，難道他們都受到什麽刺激了？？？？？？

 

 

有關史記崇儒的幾個問題 祝總斌 北京大學歷史係轉載
: 《史記》崇儒，抑或以正相反的“異端思想”?指導（1），至令學術界未能取
: 得一致意見，看來猶有賸義可探，茲不揣譾陋，就崇儒的幾個問題，作一嘗試。
: 一
: 人所共知《史記》是對歷史編纂學的巨大貢獻之一，就是建立了由上古至西漢三
: 千年的通史係統。它受什?思想支配？主旨?何？這應是瞭解《史記》政治、學
: 術傾向的一個主要關鍵。可是對此似乎未見有人留意。
: 我以?，《史記》通史係統之建立，反映了儒家思想的需要，其主旨在?西漢獨
: 尊儒術的政策張目。
: 早在春秋戰國之時，隨著學在官府局麵的打破，文化學術下移，諸子百家中越來
: 越多的士人明白，要想使自己的學說有說服力，能?各國統治者採納和實行，除
: 了理論本身的成熟外，還需要古史，尤其是係統古史的羽翼。孔子?恢復“禮樂
: 征伐自天子出”的理想天下，從古史中找出夏、商、周，特別是周代歷史、文化，
: 進行反思，予以宣揚（2），希望說服各國統治者“克己復禮”。商鞅在批駁“法
: 古無過，循禮無邪”觀點時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
: 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製禮”（3）是用係統古史來證明變法正確，
: 打消秦孝公顧慮。所以到戰國中、後期出現了《竹書紀年》、《世本》這類史書。
: 《竹書紀年》乃魏國官修史書，可是體裁?與過去魯國官修史書《春秋》有所不
: 同，它不僅記戰國魏事，而且上溯至遠古，從五帝記起，歷夏、商、周、晉，然
: 後歸到魏事，用以證明魏國統治淵源有自。《世本》可能是戰國末年趙人作品（4），
: 雖形式上與《竹書紀年》不同，似非官修，因而不專主某一國之編年，而是分成
: 帝係、王侯及卿大夫世係、氏姓篇、作篇、居篇、謚法等分別記事，但也是上溯
: 至五帝，由此一直記到六國統一前十餘年，具有通史性質，目的當亦在於?當時
: 各國統治集團家族樹碑立傳，尋找統治的歷史根據。但所有這類史書，由於割據
: 局麵的障礙，資料無法全麵係統搜集，全都存在重大缺陷，或偏於某一國（如各
: 國官修史記），或偏於某些方麵（如《世本》主要限於世係，史事闕如）等，因
: 而還談不上構成一個完整的通史係統。秦漢大一統以後，割據障礙打破了，時代
: ?全麵、詳盡蒐集資料，建立三千年完整通史係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優越條件。
: 同時，?鞏固這大一統帝國，防止分裂割據之恢復，時代也比以前更強烈地要求
: 係統、具體瞭解古史，特別是在大一統帝國進一步鞏固的漢武帝之世。這便涉及
: 前麵所說，建立通史係統乃適應儒家思想需要的問題。
: 我們知道，自漢武帝獨尊儒術開始，儒家揚眉吐氣，經學得到大發展。可是如何
: 讓士人進一步理解、掌握、應用，則還存在障礙。因?經傳數量龐大，“博而寡
: 要，勞而少功”（5），精神很難貫通。其基本觀點仁義禮智之說，君臣父子之
: 道，都是抽象原則，枯燥乏味；涉及微言大義，更是深奧莫測。固然，自先秦以
: 來，經傳和百家著作中已積累了不少古史資料，可以用來作?經學之羽翼，但又
: 往往片斷零亂，不係統，不具體，甚至相互矛盾。（6）這樣，在已有古史資料
: 基礎上，再進行廣泛搜集，去?存真，以儒家思想?指導，編寫一部係統、具體、
: 內容充實的三千年通史，就成?發展經學的重要環節。它不但可使抽象、枯燥的
: 原則變得容易?士人理解和接受，更重要的是，還可以通過係統總結歷史經驗教
: 訓，用以證明儒家思想的正確和尊崇它的必要。
: 《史記》正是適應這一需要的崇儒之作。試觀下證：
: （一）司馬遷關於撰寫《史記》指導思想的自白
: 1、在《史記‧自序》中，司馬遷除了多處盛贊孔子及六經，以至清王鳴盛據此認
: 定他“尊儒”、“隱隱以己上承孔子”外（7），還直接闡述撰寫《史記》主旨
: 是：“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
: ?《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
: 語……”
: 這一段話，經常?人們引用，可惜理解都不?準確。這裏有幾個關鍵地方，必須
: 句斟字酌：
: 甲、“拾遺補藝”之“藝”。集解引李奇曰“六藝也”，證以司馬遷慣用“六藝”
: 指“六經”（8），李奇之說極是。所謂“拾遺補藝”，便是說要?“六經”彌
: 補缺憾、不足。
: 乙、用什?去彌補？便是係統通史。“（各朝）王?所興”四句涵義即此。其中
: 前三句，在《文選‧報任少卿書》中改?“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兩句，
: 置於“略考其行事”之後，意思不變。“行事”，《文選》六臣注以?指“古人
: 行事”，誤。它與“天下放失舊聞”對舉，蓋指西漢當時正在進行之事。猶如《天
: 官書》“餘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變動雲雲，“放失舊聞”大體便是
: 此處“史記”，指古史資料；“行事”略相當於西漢當代史料。二者兼顧，方能
: 對三千年通史“綜其終始”，或對百年來五星變動有所瞭解。
: 丙、對“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兩句，決不能從字麵簡單理解。所謂“六
: 經異傳”，主要不應指對經文的不同文字訓詁和大義，而應指各傳記中用以詮釋
: 經文的不同古史傳說，因?《史記》決不可能，事實上也並沒有去“協”六經的
: 不同文字訓詁與大義，而僅僅統一了不同古史傳說。同樣，所謂“百家雜語”，
: 當亦就其中各種古史傳說而言，並非泛指諸子百家的不同學說，因?後者除了政
: 治上強製宣布罷黜，是沒有辦法，也沒有必要去“整齊”的。
: 丁、必須強調，所謂“成一家之言“，根據上下文氣，主要不是泛指，不是與一
: 般史書和著作相比；而著重是在“拾遺補藝”，羽翼經學上，和僅注重文字訓詁
: 和微言大義，而古史傳說?相當淩亂、矛盾的“六經異傳“相比。意思就是，《史
: 記》以前所未有的係統通史包括紀傳體等，來羽翼經學，有獨特風格，不同凡響。
: 這樣，《自序》中那一段話的基本意思是：通過廣泛搜集、考訂古今史料，撰寫
: 一部“成一家之言”的，即“綜其終始”而又統一“六經異傳”、“百家雜語”
: 中不同古史傳說的通史，來“拾遺補藝”，羽翼經學。在司馬遷心目中，《史記》
: 恐無異於一部有獨特風格的“六經”新傳記。這是當時經學尚缺乏一部係統通史
: 作?羽翼，司馬遷敏感到這一點，力圖以史記適合這一需要的明證。
: 2．《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
: 務綜其終始，……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
: 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焉。”“綜其終始”四字，又見上
: 引《報任少卿書》，指係統掌握或撰寫古史。所謂“儒者斷其義”兩句，是緊接
: 此序前文而言。在前文中，司馬遷高度評價孔子撰《春秋》，又說“及如荀卿、
: 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
: 蒼曆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9）這之後，方慨嘆“儒
: 者斷其義”雲雲。按斷，判也；義，宜也，理也（10）。“儒者斷其義”，當指
: 荀子、孟子等著書立說，“捃摭《春秋》之文”，僅旨在宣揚、吸取其義理、原
: 則。“馳說者騁其辭”，當指韓非等著書立說，其“捃摭《春秋》之文”，又僅
: 旨在利用其文辭、內容（11）。意思是，他們全都不肯在掌握或撰寫“綜其終始”
: 的歷史方麵下工夫，所以自己要譜《十二諸侯年表》，幫助人們學習和掌握《春
: 秋》之要領（12）。這個評論，雖然涉及的隻是由西周至孔子這一段時間，和《春
: 秋》這一部經書，但聯繫上引《自序》，就不難看出，兩處思想完全一致。《自
: 序》是說，撰寫全部通史旨在“拾遺補藝”；此處是說，譜《十二諸侯年表》旨
: 在從一個角度幫助人們掌握《春秋》。後者等於給全部通史如何“拾遺補藝”提
: 供了一個具體範例，而成為《史記》崇儒的又一證。
: 3‧《自序》又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
: 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
: 乎！小子何敢讓焉。”正義：“先人，司馬談也”，是。按司馬談雖然原則上崇
: 道，但在此處?是崇儒的。推其意，就是叮囑司馬遷必須撰寫史書（13），並以
: 六經精神為指導。這是《史記》原則上必不可能推崇與正統儒學對立的“異端思
: 想”的強證。否則就等於表明司馬遷違背了父親的意願，在他那個十分重視孝道
: 的時代，將會承受極大的壓力。即使確如有些學者所說，需要表麵上應付一下來
: 自某些方麵的指責，那?，用他自己的話敷衍一下就行了，何必端出父親來？端
: 出司馬談的話，就表明司馬邊是真心誠意的崇儒。
: （二）從貫串《史記》的歷史觀，也可看出其通史係統之建立，適應了儒家思想
: 的需要，特別是配合春秋公羊學和董仲舒的三統說，為西漢統治尋找理論根據。
: 按三統說是一種唯心主義歷史觀，戰國末年已經出現，係由五德終始說蛻化而成
: （14）。漢武帝時，春秋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宣揚三統說，主張歷史上王朝之遞嬗，
: 按黑統、白統、赤統三統依次循環。如夏代為黑統，殷代在白統，周代為赤統。
: 每一統都有它自己獨特的禮樂製度（正朔、服色等）。赤統以後注定必由黑統來
: 統治天下。那?誰是繼周代的黑統呢？就是漢王朝（15）。很明顯，這一學說是
: 在為漢王朝統治的合理性提供理論根據。為了完備這個三統說，董仲舒構築了一
: 個獨特的通史框架（見下）。但因為隻是框架，缺乏具體史實，因而雖起了一定
: 作用，仍缺乏足?說服力。要有足?說服力，就需要在這通史框架中填進具體史
: 實。《史記》正好適應了董仲舒這一需要。
: 1、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中提出一種理論，構築了一個獨特的通
: 史框架。據此理論，古代存在“三王”、“五帝”、“九皇”這些名號。以周為
: 例，“三王”便是夏、殷，加上周自己，均為大國；“五帝”便是黃帝、顓頊、
: 帝嚳、堯、舜，因時代離周已遠，故其後裔均降為小國。“九皇”並不是九個皇，
: 而是順三王、五帝向上數的第九個朝代，它便是神農，後裔更降為附庸。但這些
: 名號不是固定的，而是變動的。如時代由周進展到春秋，“三王”便改成春秋
: （魯）、周、殷；夏則轉為“五帝”之一，後裔降為小國。這叫“王魯，尚黑，
: 絀夏，親周，故宋（即殷，宋為殷後裔）”。原“五帝”中的“黃帝”轉為“九
: 皇”，後裔降為附庸，而原“九皇”神農之後裔，則由附庸下降為民了（16）。
: 《史記》的通史係統的框架基本采用董仲舒此說。除了“三王”為夏、殷、周，
: “五帝”正好是黃帝、顓頊、嚳、堯、舜，與董說全同外，更能說明問題的是，
: 《史記‧五帝本紀》敘述五帝以前歷史，恰恰隻記了一個“神農氏”，同於董說
: 的“九皇”。不僅此也，《三代改製質文》據五行相生說，稱神農為代表火德的
: “赤帝”，意思是注定要由代表土德的“黃帝”取代；而《史記》正好也隱以神
: 農為“炎帝”，即“赤帝”（17）。大家知道，在司馬遷時代，“三皇五帝”是
: ?說紛紜的（18），而《史記》偏偏同於董仲舒說，不但撇開“三皇”諸說，在
: 《五帝本紀》中連當時頗為時髦的“伏羲氏”也一字不提（19）。如果再聯繫司
: 馬遷曾向董仲舒請教過《春秋》，有人甚至以為司馬遷乃春秋公羊學的主要傳人
: （20），則說《史記》通史係統框架基本采董仲舒說，旨在通過充實大量史料，
: 彌補三統說的不足，為三統說服務，恐怕並非毫無根據的。當然這裏有兩點需說
: 明：甲，《五帝本紀》不以“九皇”名神農。這當因“九皇”的提法容易與當時
: 流行的“三皇”、“二皇”混淆（“九”方序數，而“三”、“二”為數詞），
: 但在“三王”、“五帝”之上再單獨提出一個神農，實際上還不是“九皇”嗎！
: 乙，按上引《三代改製質文》，“三王”等名號不是固定的，發展到漢代，“三
: 王”應是殷、周、漢（21），而《史記》卻將“三王”、“五帝”固定下來，“三
: 王”仍是夏、殷、周，未將漢歸入“三王”。雖然這有很大不同。但這個變化並
: 非始於司馬遷，董仲舒早已開了頭。如在《天人三策》中說：“握得天下之賢人，
: 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此“三王”在堯舜以下，漢代以上，按
: 當時習慣，隻能指夏、殷、周（22）。其所以會發生這個變化，當因長期以來經
: 過戰國諸子百家之宣傳，“三王”已約定俗成，固定為夏、殷、周，致使董仲舒
: 最後不得不適應這一現狀。由於它對三統說並無大的妨礙（如仍可宣揚漢為黑
: 統，繼周之赤統等，見下），所以作了讓步。可見，《史記》遵循的仍是董仲舒
: 說。
: 2、更重要的是，《史記》還努力宣揚三統說。《高祖本記》論贊表述得最清楚：
: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
: 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指輕薄），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
: 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
: 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天統”，這時意指合乎天意的原
: 則、綱紀，也就是三統中的一統，董仲舒常用此詞。所謂“三王之道若循環”，
: 顯然指的正是三統之循環。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早已提出，對“三王之道”
: 出現的“弊”，必須補救。“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所繼之救（通救字。師
: 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救，謂救其弊也”），當用此也”。又說：“今
: 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這裏沒有提到秦，這是因為
: 董仲舒不把秦看成一統。所以他在該文另一地方說：“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
: 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後益甚之。”結果“以亂繼亂”，成為“腐朽
: 之木”、“糞土之墻”。意思就是，秦從未構成“上忠”、“上敬”或“上文”
: 的任何一統。（23）司馬遷這裏所遵循的正是這一思想。上文大意便是，經過夏、
: 殷、周三統循環，已達到“文敝”階段（24）。秦承其後，不但不救弊，反而加
: 強刑法（即擴大“文敝”），結果短命。而西漢繼之，卻能改變政策措施，使人
: 民從祖放下復蘇，證明合乎“天統”。這不是和董仲舒一模一樣，認為秦並沒有
: 成為一統，而漢則越過秦，直接繼周，而成為一統嗎！正因這段話精開地闡述了
: 三統說，並為漢代統治找到理論根據，所以後來進一步宣揚董仲舒學說的《白虎
: 通義‧三教》、緯書《春秋元命苞》（25），幾乎全文照抄《高祖本妃》這段話。
: 當然，這裏討論的是指導思想。但由於《史記》是史學著作，而不像《春秋繁露》
: 等是哲學著作，司馬遷又是一位實事求是、秉筆直書的史學家，忠於史料，這樣，
: 所撰寫內容便不可能與當時的三統說，與正統儒家思想完全合榫。所以他在《高
: 祖本紀》雖如是說，而到寫秦始皇時在充分記述暴政、“反酷刑法”史實的同時，
: 又歷載其統一功績，並將他列人“本紀”。特別是在《六國年表》序中又說：“秦
: 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
: 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
: 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這些均與《高祖本紀》的三統說似乎有些矛
: 盾，常被引用作為他不承認三統說的證據。其實，這不夠全麵。因為《高俎本紀》
: 上明明白白宣揚三統說的話，絕對無法作別的解釋；又是對漢代開國君主的論
: 贊，書中地位極其重要，不能視為偶而失言。而《六國年表》序的話卻不同，在
: 司馬遷身上，是可理解有與三統說並存的，而構成他的思想特色。即司馬遷一方
: 麵如前所考，從總體上、指導思想上是崇儒的，遵循三統說的。另一麵在實際寫
: 作中，他又與一般儒家對秦一味詆毀不同，從大量具體史料出發，經過“察其終
: 始”，認為既要記載、批評秦之暴政，證明它不足以成為三統中的一統，又要看
: 到秦“成功大”，有些大一統政策與製度，漢代容易接受、推行，應予繼承，因
: 而譏笑將秦全麵否定的儒家是“耳食”。由此可見，《高祖本紀》論贊與《六國
: 年表》序實際上並沒有矛盾。當然，司馬遷高度贊許秦“成功大”，宣揚向它學
: 習一些東西，將秦及秦始皇列入“本紀”，這與董仲舒將秦視作“朽木糞墻”，
: 一無是處相比，作為三統說者，是不夠正統的；而宣揚秦、漢某些繼承關係，甚
: 至有否定三統說的危險。同時他所譏笑的、對秦功績“不敢道”的學者，實際上
: 也包括了董仲舒，不管司馬遷主觀上是否意識到了這一點。這是崇儒的司馬遷悲
: 劇所在，也是一代史學宗師的偉大所在。關於司馬遷這一特色，後麵還要講到。
: 在歷史觀上，除了三統說，《史記》還受春秋公羊學和董仲舒其他思想影響，同
: 樣不能忽視。
: 試舉下例：
: 《史紀》將匈奴、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大宛歸入七十列傳。按《自序》，
: 三十世家寫的是“輔拂（弼）股肱之臣”；七十列傳寫的是“立功名於天下”的
: 人物。它們就像“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一樣，是“尊輔天子”的“文
: 武之臣”（26）。而匈奴等是“夷狄”，歷來為中原王朝或華夏朱國排斥，為什
: ?也被歸人七十列傳，有似於“文武之臣”了呢？這當與受《公羊傳》和董仲舒
: 思想影響分不開。大家知道，公羊家對待“夷狄”，強調它與中國的區別，並不
: 在種族的不同，而在文化的有無高低。如果“夷狄”吸收、提高了文化，不管它
: 原來的種族是什?，也就成了中國，應與原來的中國一視同仁（27）。同時公羊
: 家主張大一統，又有“三世”之說。“三世”，即“所傳聞之世”、“所聞之
: 世”、“所見之世”。在前二世，夷夏之別很嚴格；即便“所聞之世”，仍需“內
: 諸夏而外夷狄”（28）。在這過程中，需對“夷狄”教育，“正夷狄以漸治之”。
: 隨著“夷狄”文化提高，達到“所見之世”，“著治太平”，於是“夷狄進至於
: 爵（成為尊天子的諸侯），天下遠近小大若一”（29），形成大一統的“太平世”。
: 漢武帝時是哪一世？董仲舒以為是太平世。所以他在天人三策中對漢武帝說：
: “令陛下並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
: 方萬裏，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至）也。”（30）司馬遷正是本著公羊家、董
: 仲舒這些思想來處理“夷狄”問題的。在《史記》中，除了記載匈奴行文有些特
: 殊，似乎把它當作個別的、上一世遺留的問題外，記載其它“夷狄”，全都把它
: 們看作“進至於爵”的諸侯。如《自序》稱南越“納貢職”，東越“葆守封禺（區）
: 為臣”，朝鮮“葆塞為外臣”，西南夷“請為內臣受吏”，大宛“引領內鄉，欲
: 觀中國”；各傳、論贊中說得更明確，如南越“列為諸侯”、“比內諸侯”；東
: 越“世世為公侯矣”等。而且在列傳的排列次序上，將“夷狄”與華夏諸傳錯
: 出，而不是放在最後，似乎也是出於“太平世”華夏夷狄一視同仁的思想。
: 綜上所述，《史記》在歷史編纂上的一大貢獻，建立通史係統，無論從司馬遷自
: 己的介紹，或者從他的歷史觀分析，其指導思想，歸根結底全都和正統儒學，特
: 別是春秋公羊學緊密關連，實際上是適應了獨崇儒術這一政策的需要，用獨特的
: 通史係統、豐富的史實為它張目，為漢王朝歌功頌德，起到了單純經書所起不到
: 的作用。“成一家之言”，其實質就在這裏。
: 二
: 《史記》崇儒說如想成立，至少還有兩個看似否定儒家思想的問題，需要認真對
: 待、解釋決不能繞開。
: （一）《史記伯夷列傳》：“或曰：‘天道無親，常興善人。’……（然伯夷、
: 叔齊餓死，?淵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竟以壽終，
: 是尊何德哉！……若至近世，（類似情?）不可勝數也。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
: 是邪非邪？”
: 人們常舉此例證明司馬遷否定天命，持無神論觀點，因而與儒家唯心論，特別是
: 董仲舒天人感應說對立。就這一例孤立的看，似乎有些道理，但如聯繫《史記》
: 中更多關於“天”的言論觀察，就不然了。
: 首先來看“天人之際”。
: 《自序》曰：“禮樂損益，律例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
: 作八書。”據王先謙理解：“天人之際謂天官書，承敝通變謂平準書也”（31）。
: 而《天官書》中記具體天人感應之事極多。如“熒惑（星）……出則有兵，入則
: 兵散”；“五星色白團（外有白邊），為喪、旱，赤團，……為兵”；“漢之興
: 五星舉於東井。……諸呂作亂，日食，畫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由
: 是觀之，未有不先行見而應隨之者也；”“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合，……
: 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於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
: 符，此五者，天之感動”。固然在《自序》中他曾說：“星氣之書，多雜禨祥，
: 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於軌度以次，作《天官書》。”
: 似乎相互有些矛盾，實際不然。“多雜禨祥”是指將天人感應搞得太瑣碎，也就
: 是《天官書》所輕視的“占驗淩雜米鹽”，正義“淩雜，交亂也；米鹽，細碎也”。
: 意思就是將歷史上每一具體災異都和特定的人事聯繫起來。故司馬遷認為“不
: 經”。但原則上他並不反對天人感應，所以又說：“推其文（指星氣書中不雜禨
: 祥的內容），考其應（感應），不殊（不異，不差，即不錯）”，因而據以作《天
: 官書》（32）。馮友蘭先生說：“司馬遷在原則上承認所謂‘天人之符’。但是
: 他認為，占星術家把每一個具體天象的變化都更特定的政治上的事件聯繫起
: 來，……這就不足為法了。”（33）馮先生這個觀點是比較全麵、準確的。如果
: 將《天官書》如此大量、集中、鮮明地宣揚天人感應，亦即承認有意誌的“天”
: 存在的記載、言論，撇在一是，反而把其他在行文中偶而涉及“天”，很難準確
: 把握，似是而非的片斷言論，硬按否定“天”的唯物論去解釋，認定是司馬遷天
: 道觀的主流，怎能令人信服呢！
: 《天官書》以外偶而涉及肯定有意誌“天”的言論，還有一些。如《六國年表》
: 序：秦統一天下“蓋若天所助焉”。《魏世家》論贊：“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
: 未成，魏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秦楚之際月表》序：漢高祖出身低微而能統
: 一天下，“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天）命而帝者乎”。孤立
: 地看，這些地方的“天”，也未嘗不可作唯物的解釋，就像東漢王充的“天”一
: 樣。有些學者正是這樣理解的。但是如果與《天官書》言論，以及三統說聯繫起
: 來分析，就很難說不是有意誌的“天”了。這和王充堅決批判天人感應說基礎上
: 提出的“天”，物質的“天”，是根本不同的。
: 如果以上看法不錯，則上引《伯夷列傳》的話也就不難解釋了。它隻不過表明，
: 司馬遷本來相信“天”有意誌，和“天道”福善禍惡之說，可是伯夷、叔齊、?
: 淵、盜蹠等例子又擺在那裏，與之抵觸，因而感到惶惑，信口發出慨嘆“倘所謂
: 天道，是邪非邪”。請注意，這裏的“天道”是與前麵“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 之“天道”相呼應的，也可以說是那兩句話的節略。所以下麵用“是邪非邪”（這
: 話對還是不對），懷疑的僅是天道捐善禍惡的這一說法（34），而不是“天”、
: “天道”本身。如是後者，下麵就應用“有邪無邪”了。換言之，隻要全麵考察
: 司馬遷關於“天人之際”的思想，則根據《伯夷列傳》，是絕對得不出司馬還否
: 定天命，與董仲舒儒家唯心論對立之結論的。
: 上麵說到《史記》的“天人之際”乃指《天官書》，其他地方的“天”，都是行
: 文中偶而涉及，不足以作為研究司馬遷天道觀的主要依據，由於對這個問題本身
: 也有不同看法，而它又對正確理解《伯夷列傳》關係至巨，所以在這裏一併考證。
: 按《報任少卿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
: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由於是在“凡百三十篇”之後講“亦欲以究天人之
: 際”等三句話，如果嚴格按文字邏輯，似乎“究天人之際”與“通古今之變”，
: 應是通貫《史記》百三十篇的兩方麵問題，就像“成一家之言”，乃撰述整個《史
: 記》的個人目的一樣，事實上這樣理解的人不少。有人甚至進而認為“究天人之
: 際”指的是探討古來天人關係上是否天神決定人間一切，而“通古今之變”則指
: 考究古令歷史演變的因果關係和規律為何，全是根本原則問題。如果這樣理解，
: 這個“天人之際”就與《自序》所講百三十篇以內，限於指八書之一《天官書》
: 的“天人之際”不同了。
: 然而此說難通之處頗多：
: 1、司馬遷是史學家，又懂天文曆法，為了“拾遺補藝”，他重視具體史實包括
: 古今天文變化資料之網羅，和歷史上各王朝盛衰興亡具體經驗教訓之探討，像上
: 述高度概括的兩大哲學問題，他會作為基本任務給自己提出來嗎？
: 2、如果司馬遷提出的確是兩大哲學問題，以“究天人之際”而言，自必要在《史
: 記》中較多部分涉及，特別是應給予係統、明確論述。可是事實是除《天官書》
: 外，其他地方涉及不多，偶有議論，也語焉不詳，意思難以準確把握。而且即使
: 《天官書》，也是排比資料多，論述少，特別是想找明確反對天神決定人事的言
: 論，總有沙裏淘金之感，好容易找到一兩句，又有些似是而非，這又為什?？
: 3、《報任少卿書》在“亦欲以究”等三句話前，已經講過根據古今史料，“稽
: 其成敗興壞之紀”（見本文第一部分引），如果“通古今之變”是指探討古今歷
: 史演變的因果關係和規律，則已把“成敗興壞之紀”包括了進去，至少性質相
: 近，為什?要分為兩塊，前後重複？
: 4、更重要的是“古今之變”何所指？是指抽象的古今歷史演變規律嗎？這就需
: 要仔細探究“變”的含意。
: 《史記》之“變”，固然往往作一般的變化發展解，但在不少地方還指情況變化
: 發展之後，各王朝相應地在政策措施與典章製度上所作的變動，或者說采用了不
: 同的政策措施與典章製度，指的都是具體的東西。請看下例：
: 《高祖本紀》論贊：“故漢興，承敝易變，使民不倦。”“變”為“易”之賓語，
: 指與周末、秦代不同的政策、製度。
: 《平準書》論贊：“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變”，指與夏末不同的政策、
: 製度。
: 《六國年表》序：“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
: 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前一“變”乃“異”之賓語。“世異
: 變”指不同時代所採政策、製度也不同。後一“變”與“俗”（風俗習慣並舉，
: 亦指政策與製度。“俗、變相類”是其所以要“法後王”的理由之一。
: 《自序》：“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變”
: 與“事”並舉，又成為由形容詞“?”作謂語的主語“事繁變?”指情況複雜，
: 相應政策與製度變化甚多。同上“作《平準書》，以觀事、變”。“事”、“變”
: 與此處意同。《平準書》中所載“變”，即漢武帝適應“事繁”所採種種新的政
: 策、製度。
: 另外《史記》和漢人常用的“權變”、“天變”之“變”，也指具體的東西，而
: 不是泛指變化。如《六國年表》序：“然戰國之權變亦有頗可採者”，“權變”
: 而用一“採”字，自指具體策略。
: 現在再讓我們來考察“通古令之變”何所指。
: 《自序》：“……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承敝通變”與上引兩處“承
: 敝易變”意思相同。有一個可能，即“通”本為“易”字，後人據《報任少卿書》
: “通古令之變”之“通”而擅改（因正好在“究天人之際”下，句序與此處相
: 同）。不過，據《周易‧繫辭上》“推而行之謂之通”，則按“通”字亦可解；
: “變”則都指具體攻策與製度。
: 既然《報任少卿書》“究天人之際”等十個字，與《自序》等八個字，文字和意
: 思頗相同，“變”字指的又是政策與製度，而《史記》八書又正好是講政策與製
: 度的，那?有沒有可能，“通古今之變”僅僅指司馬遷想要係統記下和考察古今
: 一切經常變化的具體政策和製度，而不是泛指探討抽象的古今歷史演變的因果關
: 係和規律呢？很有可能。當然，如這樣理解，“通古令之變”的“通”，乃貫通、
: 通徹之“通”，主體是司馬遷，而與“承敝通變”作“推而行之”解釋，主體是
: 漢王朝之“通”不同。
: 這也就是說，“通古令之變”是與《自序》“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
: 鬼神，……承敝通變”，即八書中之七書相當。因為都講政策措施與典章製度，
: 所以在與任少卿書信中就概括地用“通古今之變”來表述。按《自序》，曾稱“略
: 協古今之變，作禮書”。可見司馬遷確有將古來政策措施與典章製度稱“古今之
: 變”的習慣與可能。至於“天人之際”，因為主要講天象和“天人之符”，和其
: 他七書有所不同。所以單獨出來，用“究天人之際”表述。
: 如果以上考證不錯，則《報任少卿書》中關於撰述《史記》之意圖，便與《自序》
: 的敘述完全一致。“凡百三十篇”以前所講根據舊聞、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
: 紀”，這就是《自序》所說撰述本紀、世家、列傳、年表，對古來王朝“原始察
: 終，見盛觀衰”之意。“亦欲以究”兩句話，就是《自序》“禮樂損益”等等至
: “承敝通變，作八書”之意。前者重點在各王朝盛衰興亡具體經驗教訓之總結，
: 後者重點在古今經常變化的具體政策措施和典章製度，以至天人之際的考察。這
: 應是司馬遷自我認定的《史記》兩大特色。固然，信中於“凡百三十篇”後再用
: “亦欲”雲雲，使文氣不很規範，但也不是完全不可這樣理解，因為在此處有關
: 本紀、世家、列傳、書、表等百三十篇的具體列舉並不重要（35），放在哪裡，
: 作者未必會留意。當然，也不排除司馬遷另有意圖，即為了突出“稽其成敗興壞
: 之紀”，而把“究天人之際”兩句，放在“亦欲”以後的次要地位。
: 這樣一來，前述難通之處全可通了：
: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不是講兩大抽象哲學問題、根本原則問題，而僅指
: 記下和考察古今具體天象、政策、製度，這和司馬遷漢代史學家的身份便一致了。
: 同時“通古今之變”也與“稽其成敗興壞之紀”的內涵，不相重複。而由於“究
: 天人之際”與《自序》“天人之際”指的是同一事，所以除《天官書》外，其他
: 地方關於天人關係皆語焉不詳，也就毫不奇怪了。
: （二）《貨殖列傳》：“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
: 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再加上《史記》其他一些地方被認為是揭露、
: 批判“仁義”虛偽性的言論（如《遊俠列傳》“侯之門仁義存”雲雲，見後），
: 這與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的儒家思想不是明明白白對立嗎！
: 問題沒有這?簡單。
: 1、不能否認，司馬遷受到先秦法家，特別是齊法家思想之影響。齊法家於重農
: 之外，還照顧商業漁鹽之利（36），所以司馬遷也大量論述“富”、“利”，甚
: 至認為“奸富”（盜墓、賭博等）雖不如“本富”、“末富”，也是“用奇勝”，
: “皆誠一之所致”，可備一格。但是如所周知，重視物質生?、財富的思想，儒
: 家並非闕如。《尚書‧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論語‧子路》：衛
: 國人口增多，“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荀子‧富
: 國》：“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上下俱富，……是知國計之極也。”固
: 然，荀子重本抑末，但齊法家也重本抑末（37），司馬遷原則上也承認“本富為
: 上”，所以他的經濟思想與儒家基本一致，並不對立。
: 2、更重要的是，司馬遷絲毫沒有隻強調“富”、“利”，而否定儒家“仁義”，
: 把它看成虛偽的這一思想。相反，他十分重視並努力宣揚“仁義”。《孝文本紀》
: “專務德以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而後
: 仁’。……漢興，至孝文……，德至盛也。……豈不仁哉”。《漢興以來諸侯王
: 年表》序：譜此年表，“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伯夷列傳》
: 引孔子語贊美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引薑太公語稱許二人“義人也”；記二
: 人“義不食周粟”，是“積仁絜行”。
: 司馬遷其所以要強調“富”、“利”，是因為他主張隻有人們生活富裕了，才會
: 接受仁義思想，見諸行動。所以他引《管子‧牧民》語“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
: 足而知榮辱”。又說“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仁義）；小人
: 富，以適其力（恰當地使用力量，不違反仁義）”。因而說“人富而仁義附焉”。
: 附，依也，隨也。聯繫上下文，此話不能誤解為：人一富，不論行為好壞，仁義
: 也就加在他頭上了，故這仁義是虛偽的；而是說，人富了，才有條件推行仁義。
: 如陶朱公“三致千金”，方有可能救濟他人，“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司馬
: 遷又說“富者得勢益彰”，子貢即其例。子貢經商致富，“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
: 之抗禮”，然後方“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至於司馬遷說“無岩處奇士之行，
: 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其意不過是說，除極少數有“岩處奇士之行”
: 的人（指伯夷、叔齊、?淵這些“岩穴之士”即真正仁義的人，見《伯夷列傳》）
: 外，就絕大多數士民言，沒有本事在競爭中致富，長年貧賤，卻空談仁義，實際
: 上無法推行仁義，這是可?的。中心在於強調首先要富起來。班彪曾批評司馬遷
: “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班固將後一句改為“則崇勢利而羞貧賤”
: （38）。改得好，好就好在把輕仁義?落了。班固大概覺得批評司馬遷“輕仁義”
: 有些牽強，所以含糊地改為“崇勢利”。後者確是司馬遷的問題。但如前所述，
: 他恰恰著眼於“仁義”之推行雖然班固未必這?考慮。
: 關於司馬遷重視“富”、“勢”、“利”而不“輕仁義”，還有一些證據。據《伯
: 夷列傳》，司馬遷雖肯定伯夷、叔齊、?淵等“岩穴之士，但又說“伯夷、叔齊
: 雖賢，得夫子（稱揚）而名益彰，?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現”，如無此機遇，
: 就將青史無名，品行再高也無人瞭解。結論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
: 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這等於說仁義之名，仁義之行，需要青雲之士
: 方能廣泛傳播。所以他在《貨殖列傳》中又將“不厭糟糠，匿於窮巷的原憲，於
: 既“富”又“得勢”的子貢相比，儘管司馬遷贊許原憲高行（見《仲尼子弟列
: 傳》），但仍肯定“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是子貢。言下之意，原憲起不了這
: 作用（39）。這可能就是班固心目中“崇勢利而羞貧賤”的一例。可是事情很清
: 楚，這種“崇勢力而羞貧賤“，是在同樣被肯定的儒家高層人士之中進行比較
: 的，人們可以說司馬遷此思想不很正統，但與輕仁義卻毫不相幹。
: 由此也就不難明白，司馬遷《貨殖列傳》的言論與儒家思想並不對立，與董仲舒
: “正其誼不謀其利”的思想也沒有根本矛盾。董仲舒便說：“天之生人也，使之
: 生義與利。利以養其禮，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可
: 見他也把利看成人不可或缺的，隻不過和“義”比起來，認為“義”更重要而已
: （40）。
: 3、現在來考察常被引用、作為司馬遷否定儒家仁義之強證的一段話，見《遊俠
: 列傳》（用甲乙丙丁分段）：
: （甲）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乙）故伯夷醜周，餓死首
: 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丙）蹠、蹺暴戾，其徒誦義無窮。（丁）由此觀
: 之，竊?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
: 這段話決不能孤立地看，必須聯繫上下文方能得正解。
: 甲句是說，普通人都認為，凡本來處於困境，後來得到某人救助，便自然贊他“有
: 德”，行為合乎仁義。“為”，謂也。“為有德”即謂之有德。司馬遷實際上肯
: 定這個“鄙人”之言。
: 乙句是說，伯夷蔑視周武王“以臣?君”而餓死首陽山，雖為“義人”，可是因
: 為本處困境，後從武王伐紂中得到拯救的人極多，贊他仁義，故武王繼續被擁為
: 王，文王的謚號也因之不變。
: 丙句是說，盜蹠、壯蹺雖暴戾，但追隨他們的大量徒眾，因“已饗其利”，故仍
: 極力贊頌他們仁義。
: 丁句是說，竊國者因為涉及麵寬，從其舉事中得到利益的人極多，稱贊這一行動
: 合乎仁義，故被擁為諸侯。而竊釣者因無人得到好處，贊其仁義，故一犯法即被
: 殺。此即“侯之門仁義存”（41）。
: 司馬遷講這些話，是否在諷刺儒家仁義呢？否。
: 我以為這些話中心是在闡述他對儒家仁義的理解。他理解得很實在，認為幫助他
: 人，使之得到利益，行為就合乎仁義。對此，他是肯定的、贊頌的，絲毫沒有諷
: 刺味道。我這樣看，和《遊俠列傳》這段話的上文精神是一致的。上文是說，人
: 總有緩急之需，要人幫助，即使虞舜、伊尹等“有道仁人”也難免，一般人自然
: 更不能例外。由此證明幫助他人具有極大社會意義。這樣便與我們討論的這段話
: 中，把這種行為視為“有德”、“仁義”的意思相互銜接。
: 我這樣看，和這段話下文精神也是一致的。下文主要有兩個意思。一是輕視“抱
: 咫尺之義，久孤於世”，對他人毫無幫助的“拘學”，要求他們改變態度，積極
: 助人，為社會做貢獻，以取仁義之“榮名”。另一意思是，“遊俠”與“暴豪之
: 徒”（真正的惡霸、暴徒）不同，雖然“時捍當世之文網”，但既然肯急人之難，
: 就某種程度合乎仁義，值得歌頌。所以司馬遷便在《自序》中說：“救人於厄，
: 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這兩個意思與我們討論
: 的這段話隱含急人之難，濟人緩急之需合乎仁義的思想，也是相互銜接的。而且
: 這段話還有一個思想，即如能急人之難，縱使在別的方麵有錯誤（如周武王被認
: 為“以臣?君”，春秋戰國一些大夫被認為“竊國”），畢竟?生社會效果，仍
: 值得肯定，這正好為下文歌頌雖時捍法網，又救人於厄，振人不瞻的遊俠張目。
: 當然，在這段話中舉蹠、蹺之例，將“其徒誦義無窮”與周文王、武王得人擁立
: 為王相提並論，是不妥當的（42），再加上引了一句《莊子‧胠篋》譏諷仁義的
: 話作正麵理解，很容易將人的思路引人誤區，可是隻要聯繫上下文，聯繫司馬遷
: 整個思想，仔細剖析：既然《史記》多處宣揚仁義，既然《遊俠列傳》又歌頌遊
: 俠，且把他們行為視為合乎仁義，怎?可能忽然又出來一段譏諷、否定仁義的話
: 呢？這樣，自然會明白這段話的真正含義所在了。
: 總之，無論強調“富”、“勢”、“利”也好，或者肯定“遊俠”也好，司馬遷
: 的主旨不但不想否定儒家思想，恰恰相反，是在極力宣揚、體現儒家思想，雖然
: 有些偏離正統。
: 三
: 《史記》旨在崇儒，其所以早在漢代即被批評為“是非頗繆於聖人”，除“先黃
: 老而後六經”一事乃將司馬談思想當作司馬遷思想，出於誤解外，如就“崇勢利
: 而羞貧賤”、“退處士而進奸雄”言，基本合乎事實，不過還必須對這些觀點形
: 成的時代背景和個人原因，進行具體分析，方能真正把握住司馬遷某些思想的特
: 質。
: 　　漢武帝之時，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君主專製製度和大一統局麵，已經建立了七
: 八十年，完全穩定下來，可是思想上則尚處在一個過渡時期。儒學受到推崇，司
: 馬遷緊跟這個潮流；然而春秋戰國以來，適合分裂割據時代需要的某些思想，在
: 他頭腦中又打下相當深的烙印：
: 　　春秋戰國之際，從古代農村公社中解放出來的勞動者，拚命追求財富，努力
: 發展生?，以求擺脫貧困處境；而各國統治者，為了增加國力和稅收，保證兼併
: 戰爭勝利，也大力予以提倡或默許，從而在以農為本基礎上，使工商、漁鹽等末
: 業也全都不同程度地繁榮起來，以至與統治者重本抑末政策相反，出現“用貧求
: 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的諺語（43）。對這種狀況，一般說各國統治者無意
: 也無法有效解決，儘管戰國後期一些政治家、思想家一直大聲疾呼（44）。然而
: 等秦統一後，特別漢武帝以後形勢便不同了。統治者最迫切的任務，不再是進行
: 兼併戰爭，而首先是如何千方百計維護大一統帝國社會秩序之穩定。而廣大農民
: 離開土地，從事末業，到處流動，既難有效控製，又極易出現違法犯罪之事，所
: 以除政策上的重本抑末努力推行外，在思想上便是依正統儒家觀點，重視教化，
: 宣揚安貧樂道，重義輕利，遵紀守法，並推崇歷史上典型?淵、季次、原憲等。
: 就在這個時候，司馬遷跑出來強調“人富而仁義附焉”、“禮生於有而廢於
: 無”，鼓勵追求財富，連“奸富”也不堅決反對，而對“長貧賤好語仁義”者則
: 加以譏諷，甚至對“處士”也略有微詞，這怎能不遭後來正統儒家的批判呢！
: 同樣，農村公社瓦解後湧出的“士”，在全國分裂形勢下，大顯身手。誰豢
: 養他，便為誰效死，陰謀詭計，暗殺狙擊，無所不用其極。有些人由於種種機緣，
: 本身也形成一股勢力，號為遊俠。他們招募賓從，稱霸鄉裏，雖急人之難，同情
: 弱者，同時又對追隨者、氣味相投者加意包庇，而不管他們是否違法犯罪。所有
: 這些行為，還都被視為合乎“信”、“義”，受到鼓勵。如果說這些行為在全國
: 統一前尚有一定積極意義（45），而且在戰亂中也難以進行禁止的話，那?到漢
: 武帝以後就越來越不允許了。西漢王朝委派酷吏對地方豪強和遊俠加以嚴厲打
: 擊；正統儒家強調不管是誰，都必遵奉天子法令，反對臣下、匹夫專擅生殺之權，
: 都是明證。就在這個時候，司馬遷跑出來，歌頌遊俠“已諾必誠，不受其軀，赴
: 士之厄困”，宣揚“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而且還欣賞可以說是位居“卿相”
: 的“遊俠”：孟嘗、春申、平原、信陵君，在他們的列傳中給予相當高的評價，
: 包括信陵君“竊符矯命，戮將專師”（此班固語）。這自然也為正統儒家所不滿。
: （46）
: 　　所有這些，某種意義上的確可以說是“異端”思想。但是必須看到，司馬遷
: 的主觀意圖還是想緊跟尊儒潮流，而且《史記》總體上也起到了這個作用，隻不
: 過由於他處在一個思想上的過渡階段，還受著舊時代不少思想相當大的影響，以
: 至於在某些方麵偏離了正統儒學的軌道。這是司馬遷的悲劇。他自以為是在“拾
: 遺補藝”，為“仁義”大聲疾呼，而正統儒家卻抓住某幾個問題說他“是非頗繆
: 於聖人”。可是如果把這種“異端”思想誇大到不適當程度，看不到這是在崇儒
: 大前提下的“異端”，而不是與儒家思想對立的“異端”，從而把司馬遷的形象
: 無限拔高，就未必妥當了。
: 　　最後，還想就司馬遷其所以形成某些“異端”思想，從個人來說的另一個重
: 要因素，贅述兩句。這就是他積極進取的人生哲學。
: 　　司馬遷“桓克己而復禮，懼誌行而無聞”，即使慘遭官刑，仍“鄙沒世而文
: 採不表於後”，“思垂空文以自見”，以至官中書令而“尊寵任職”（47）。在
: 還不很重視史學的西漢，其所以隻有司馬遷能夠留給後世千古傑作《史記》，應
: 該說也得力於他積極進取的人生哲學。這樣的人，對歷史上有所作為，留下業績
: 的人，同情、歌頌，縱然他們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同時輕視、貶低那些消極無
: 為，獨善其身，“久孤於世”之輩，即使他們名氣很大。這是很自然的。把握住
: 這一點，對他某些“異端”思想，也就可以加深理解。如所周知，司馬遷不以成
: 敗論英雄。他贊許項羽功績“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寫下《項羽本紀》。贊許陳
: 涉功績，肯定“亡秦，由涉首事也”，寫下《陳涉世家》。過去往往把這看作司
: 馬遷歌頌農民起義領抽。其實，客觀上或許可以這樣說，可主觀上他何來這種思
: 想基礎！他不過是高度評價二人亡秦功績，加上一度天下“政由羽出”，陳涉立
: 有張楚王，響應者廣泛，故一入《本紀》，一入《世家》而已。在他眼中，二人
: 與其他滅亡前一朝代的帝王將相並無分別。這和他雖不承認秦為三統中之一統，
: 仍肯定秦取天下“成功大”，譏笑不敢道其功績的人是“耳食”；以及肯定遊俠
: “救人於厄”等，思路全是一致的。這種思想與董仲舒“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觀
: 點確有差距（48），但要看到，司馬遷似乎已意識到了這個差距，而在努力加以
: 縮小。試看他在《貨殖列傳》中用大量篇幅肯定對“富”“利”之追求，可到後
: 來《自序》中，又限定這種追求要以“不害於政，不妨百姓”為原則。在《遊俠
: 列傳》中用充沛感情歌頌朱家、郭解等人，而到《自序》中又強調遊俠其所以應
: 歌頌，是因為其行為合乎“仁”、“義”。在《項羽本紀》中對項羽功業充滿敬
: 佩之情，钜鹿之戰寫得何等有聲有色，垓下賦詩寫得又何等悲壯動人，可是同時
: 又根據儒家仁義觀點，在論贊及《自序》中批判項羽“欲以力征經營天下”，“誅
: 嬰背懷，天下非之”，認為“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故項羽失敗並非天意，而
: 是個人的錯誤，實即指他違悖仁義。這些，和董仲舒“明其道”的原則，不也相
: 差不太遠了嗎！所以後來班固作為正統儒學之代表，在《漢書‧項籍傳》論贊中
: 照抄《史記》，這決不是偶然的。
: 　　由此可見，我們應該看到司馬遷思想的複雜性，對《史記》必須字斟句酌，
: 仔細琢磨，然後方能在撲朔迷離，似是而非的文字中，既把握住其主旨，又不忽
: 略其特色。
: 注：
: 【1】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四章一節，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 【2】參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四章一節，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3】《商君書‧更法》。
: 【4】此據陳夢家說，見《六國紀年》附“世本考略”，學習生活出版社，1955
: 年版
: 【5】《史記‧自序》。
: 【6】【18】如“三皇異說有六，五帝異說有三”，見呂思勉“三皇五帝考”，
: 載《古史辨》第七?中，上海古籍版社，1982年版．雖然這些異說有的見於司
: 馬遷之後的緯書
: 【7】《十七史商榷》卷六。
: 【8】參《史記》儒林、伯夷、李斯各傳、孔子世家、自序。
: 【9】在這段話之前，還有“魯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等126字，崔適舉
: 七證以為乃“劉歆之學者所竄入”，似是，茲從之。載《古籍考辨叢刊》626頁，
: 中華書局1955年版。
: 【10】分別見《經籍纂詁》去聲十五翰及四實。
: 【11】《史記‧韓非列傳》稱他有“說林”、“說難”之作，並全文刊載“說難”，
: 所以此處將韓非包括在“馳說者”中，可能性極大．又《春秋》文極簡略，無法
: 捃摭。司馬遷此處所謂《春秋》，乃指《左傳》，見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105頁。
: 【12】在“要?焉”下索隱曰：“言表見《春秋》、《國語》，本為成學之人欲
: 覽其要，故刪為此篇焉”。按“儒者斷其義”等三句之“其”，均指《春秋》，
: 與此處“欲覽其要”之“其”同。意思是，譜此年表是為幫助人們掌握《春秋》
: 等。
: 【13】司馬談本來僅要求司馬遷撰寫“繼春秋”的西漢近現代史，司馬遷進而擴
: 展為三千年通史，但以六經思想為指導，則同，見《自序》。
: 【14】參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六，載《古史辨》第五?，上海
: 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楊向奎《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上?，上海
: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258—265頁。
: 【15】以上參《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主漢為黑統，考見14。
: 【16】顧頡剛等“三皇考”七，載《古史辨》七?中。
: 【17】此據三家注，不從崔述說。《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神
: 農“以火德王，故號炎帝”。在五行中，火屬赤色，故也可叫“赤帝”。
: 【19】至於在《封禪書》、《日者列傳》、《自序》三處提到伏羲，是作為史料
: 記載，這和《五帝本紀》中未把它歸入通史係統，性質是不同的。
: 【20】參鄭鶴聲“司馬遷生平及其在歷史學上的偉大貢獻”，載《中國史學史論
: 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39—140頁。又楊向奎“司馬遷的歷
: 史哲學’，載《繹史齋學術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21】殷周之後本為春秋（王魯），但因按春秋公羊學，孔子隻是“素王”，未
: 能實行春秋的原則和製度，但他又“奉天命”為漢製法，這些原則、製度應在漢
: 代實行，所以本由春秋繼周．當時也說成由漢繼周。參“三皇考”。
: 【22】《春秋繁露》“仁義法”、“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循天之道”
: 各篇之“三王”，甚至漢武帝詔書中之“三王”，均指夏、殷、周。參《漢書‧
: 董仲舒傳》。
: 【23】【30】以上均見《漢書‧董仲舒傳》。在董仲舒眼中，秦一無是處，是“朽
: 木糞墻”。
: 【24】“文敝”，指政刑過於煩瑣，人們疲於應付，而內心對君上並無忠誠之心。
: 【25】《禮記‧表紀》“賊而敝”句下孔疏引。
: 【26】《漢書‧司馬遷傳》“運行無窮”句下師古曰：“言眾星共繞北辰．諸輻
: 鹹陽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輻天子也。”
: 【27】
: 【28】《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元年“所傳聞異辭”下何注、《春秋繁露‧王道》。
: 【29】以上參《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元年“所傳聞異辭”、成公十五年“言自
: 近者始也”下何注。
: 【31】《漢書‧司馬遷傳》“作八書”下補注。又參“太史公書亡篇考”，載《餘
: 嘉錫論學雜著》，中華書局1963年版。
: 【32】《天官書》另一處說，幽、厲以往天變，因時間距今大遠，故說法各不相
: 同，有關星占書“其文圖籍禨祥不法”，即此處“多雜禨祥，不經”之意，又說
: “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對災異的解釋）不書”，意即由於缺乏可靠依據，
: 孔子雖記災異，但不解釋它們和什?人事相感應。這並不意味原則上不承認天人
: 感應。
: 【33】《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178—179頁。
: 【34】同上180頁。
: 【35】《漢書‧司馬遷傳》所載報任少卿書，此處但言“凡百三十篇”，本紀、
: 世家、列傳、書、表均不提，《文選》同書有“本紀十二”等．或許是後人據《自
: 序》補的。
: 【36】參《繹史齋學術文集》119頁。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238頁。
: 【37】同上馮友蘭書第二?，1984年版223頁。
: 【38】以上分別見《後漢書‧班彪傳》、《漢書‧司馬遷傳》。
: 【39】同傳後文認為季次、原憲如與“鄉曲之俠”（相當於漢之遊俠），就“比
: 權量力，效功於當世”這一點言，“不同日而論矣”，言下之意是不如的。自然
: 這不是全麵比。季次、原憲乃屬極少數“岩處奇土之行”的人，與遊俠不是一個
: 層次，但從司馬遷提出這一點相比較，也可推出，如在同一層次中，他必然偏向
: “青雲之士”．事實正是如此．他在《遊俠列傳》序中將“儒”實際分為兩類。
: 一類“以術取宰相卿大夫”，即“青雲之士”。一類“閭巷人也”，指季次、原
: 憲，即《伯夷列傳》之“閭巷之人”。對後一類，雖然也肯定“弟子誌之不倦”，
: 然又說“當世亦笑之”。而對前一類則不同，他們“輻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
: 秋”，贊許進取的態度是清楚的。
: 【40】同注27第78頁
: 【41】“竊?者誅”三句見於《莊子‧胠篋》。原話確對“仁義”批判，但司馬
: 遷引之，涵義卻不同，而是與《貨殖列傳》“人富而仁義附為，富者得勢益形”
: 相呼應的。
: 【42】用《史記》對盜蹠的評價，大約相當於被完全否定的“暴豪之徒”。他們
: 和在司馬遷筆下行為有正確，有錯誤，正確占主要地位的周武王、遊俠等，類型
: 不同。不過此處是“序”，中心在闡明“已饗其利者為有德”這一觀點，對所舉
: 之例是否恰當，司馬遷還未必留意，此乃當時風氣。清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
: 四曰：“諸子書，發攄己意，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說，年歲舛謬，事實顛倒，皆所
: 不計。或且虛造故事，……”選舉漢人例：“至劉子政（向）作《新序》、（說
: 苑），冀以感悟時君，取足達意而止，亦不復計事實之舛誤”。又說，其所以如
: 此，“蓋文章體製不同。議論之文，源出於子，自成一家，不妨有此。若紀事之
: 文，出於史，……則固不得如此也。”司馬遷此傳之序，蓋承襲先秦諸子遺風，
: “取足達意而止”，舉例不當，並不足怪。正如《自序》所列周文王等古代發憤
: 著書七例，崔述《豐鎬考信錄》卷二以以為史實全誤；《遊俠列傳》所引《莊子》，
: 乃反其意而用之，已見注41。我們千萬不可因此走入誤區。
: 【43】《史記》未點明此點時間，據上下文，當在戰國末至漢代。《商君書‧外內》“故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可見萌芽當更早。【44】參吳慧《中國古代商業史》第一?，商業出版社1983年版，第三章四、五、六節。【45】通過這些行為，緊緊維繫一些 : 力，在一定時期內，可支持各國君主
: 鞏固統治，發展生?，爭奪天下。【46】以上參《漢書‧遊俠傳》。【47】以上見《藝文類聚‧人部十四》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漢書‧司馬遷傳》【48】參同注27三冊76頁。--歷史如此遙遠卻轉瞬現身眼前 令人措手不及而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