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政權迅速崩潰完全是個意外

李自成政權迅速崩潰完全是個意外
----駁：徹底破解李自成政權迅速崩潰之曆史之謎

“徹底破解李自成政權迅速崩潰之曆史之謎”，老軍士的文章不錯，很多觀點我讚同。但是，也有幾點我不同意。

１。 “明朝的覆滅是曆史的必然”，這點是錯誤的，我有長文論證過，當時的明朝和北宋末年比，情況要好的多，但是，儒教的“和”“退”就是恥辱，導致明朝滅亡，如果崇禎與大清(後金)議和，如果當年崇禎南遷，明朝就不會滅亡，正如你所說的，大清並沒想要入關，類似你的說法，“他們原先隻想恢複原金國統治區域就行了，並沒有打算統一全中國。”
“我師既克廣寧，諸貝勒、將帥鹹請進山海關，我皇考太祖 以昔日遼，金，元不居其國，入處漢地，易世以後皆成漢俗。因欲聽漢人居山海關以西,我仍居遼河以東，滿漢各自為國，故未入關，引軍而返。”《清太宗文皇帝實錄》3卷。

2。“襄陽決策，李自成敗亡的根源，先取關中，以此為根據地，建立政權，補充兵力，然後進擊山西，再取北京。”，這個說法也不成立。因為，如果李自成沒有進攻北京推翻明朝，那麽 ，大清極可能不會入關，大清入關是打著為崇禎報仇的旗號，而且，明朝不滅亡，江南盡管沒有戰火洗禮，但也不會歡迎李自成的，畢竟有皇帝在，李不過是流寇。後來，即使是大清滅南明也用了不少時間的。因此，在南方建立根據地，沒有那麽輕鬆愉快的，結果，李也許滅亡的更快。

3。“皇太極為了收降洪承疇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讓他最寵愛的福晉博爾濟吉特氏（即孝莊皇太後）前去勸說洪承疇。”，孝莊皇太後不會說漢話，怎麽勸說洪承疇？這已經被考證過是謊言。

4。“李自成政權進京後，李自成及其部下以為其它地方可以傳檄而定。許多人開始忘乎所以。劉宗敏等人已經開始了花天酒地的生活。牛金星則八抬大轎遍訪同鄉，大宴賓朋，儼然太平宰相模樣。按照既定政策，大順政權對明朝官吏富戶，按其等級規定銀兩數目，勒令其輸銀助餉。違者施以重刑。李自成在北京還成立了一個專門負責此事的機構，由劉宗敏負責追贓助餉。前後共得銀七千萬兩。吳三桂的愛妾、名妓陳圓圓被劉宗敏霸占，劉宗敏還將他父親吳襄拘捕追餉。”
首先，這不全對，剛開始入京的時候，紀律嚴明，後來，對明朝官吏富戶勒令其輸銀助餉，得到好處不少，農民軍的貪欲才一發不可收拾，進而，禍亂北京。
最重要的是，李自成得到政權後，沒有立即改變策略，繼續打擊整個地主和仕大夫階層，得罪了決定一個政權走向的10%的精英，這才是李自成政權最後失敗的根源，這10%的精英後來紛紛投降了大清。

5。李沒有及時拉攏這10%的精英階層，注定失敗，而後來迅速失敗，完全是個意外，或者說是誤會。1645年4月下旬，李自成在湖北九宮山遭遇當地民團襲擊，被殺，當時殺他的當地民團根本不知道他是李自成，如果知道他是李自成，民團很可能不會攻擊他，而是逃跑，躲避，甚至投降。後來，李自成部下進行報複，民團和民團的鄉親全部被殺，這絕不是民團所希望的。康 熙四年《通山縣誌》記載，“順治二年五月初四，闖賊數萬入縣，毀戮四境，人民如鳥 獸散，死於鋒鏑者數千，蹂躪三月無寧宇”
李自成沒有出家當和尚，這已經被考證過了。據清英親王阿濟格奏報（見《清世祖實錄》卷十八），南明湖廣總督何騰蛟《逆闖伏誅疏》（見《烈皇小識》卷八附），費密《荒書》，康熙初《通山縣誌》等原始文獻，可以確定是犧牲在湖北通山縣九宮山下。
如果，李自成沒死，他的政權也必然退出曆史舞台，他和他的手下沒那麽強，連個地方民團都打不過。李間接殺了崇禎，給了大清入關的借口，也給了南明建立的理由，這些勢力都以李自成這個殺皇帝的人為敵的。

總之，李自成是否入京，都必然滅亡。李自成滅亡的重要原因是他的軍師有問題，劉邦不過一個地痞流氓，後來成事了，全靠軍師；朱元璋這個農民，要是沒有劉伯溫這些解傑出軍師，他也不可能脫穎而出，登上皇位。而李自成呢？兩個廢才軍師先後都投降了大清。
牛金星的末路見耿興宗《遵汝山房文稿》卷七《牛金星事略》；《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一八頁；《清世祖實錄》卷四十五。

崇禎上吊前指責士大夫負國家!---我為崇禎辯護

摘要：明清之交發生了驚心動魄的“三國演義”，先是明朝滅亡，之後李自成的大順覆滅，最終由清朝一統中國。其中說法很多，但有不少謊言，本人特別要揭露被人忽略的一個現象：儒林人士應該為明朝滅亡應該負有的重大責任。為了說明問題，文末附有北宋和南宋滅亡的文章。歸納起來，宋明兩朝的滅亡都有標榜“舍身取義”的儒林人士的責任，儒教鼓吹“戰”就是英雄，但他們卻是讓別人去戰，讓別人最死，而自己卻“明哲保身”，儒教有時是誤國害民的毒藥。儒教非但不承認自己的罪過，反而篡改曆史，製造“漢奸”和“英雄”，繼續歌頌儒教的偉大光榮正確，被誣蔑的有崇禎，宋高宗，秦檜，張邦昌等等；偽造的神話是嶽飛，袁崇煥，史可法。

明思宗朱由檢（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崇禎皇帝，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十八歲即位後，麵對著危機四伏的政治局麵，殷切地尋求治國良方，勤於政務，事必躬親。與前兩朝相比較，朝政有了明顯改觀。天啟七年(1628年)十一月，崇禎皇帝在鏟除魏忠賢的羽翼崔呈秀（？—1627年）之後，再將其貶至鳳陽，途至直隸阜城，魏忠賢得知大勢已去，遂與一名太監自縊而亡。此後又殺客氏，崔呈秀自盡，其閹黨二百六十餘人或處死、或發配、或終身禁錮。與此同時，平反冤獄，重新啟用天啟年間被罷黜的官員。起用袁崇煥為兵部尚書，賜予尚方寶劍，托付他收複全遼的重任。

為剿流寇，崇禎先用楊鶴主撫，後用洪承疇，再用曹文詔，再用陳奇瑜，複用洪承疇，再用盧象昇，再用楊嗣昌，再用熊文燦，又用楊嗣昌，十三年中頻繁更換圍剿農民軍的負責人。這其中除熊文燦外，其他都表現出了出色的才幹。然皆功虧一簣。“闖王”李自成數次大難不死，後往河南聚眾發展。

一。史學家對崇禎的評價：明朝滅亡因為天災瘟疫和崇禎多疑，和士大夫無關

時天下饑饉，疫疾大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北方皇太極又不斷騷擾入侵，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剛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屢鑄大錯：前期鏟除專權宦官，後期又重用宦官；中後金反間計，自毀長城，冤殺袁崇煥。

思宗的性格相當複雜，在除魏忠賢時，崇禎表現得極為機智，但在處理袁崇煥一事，卻又表現得相當愚蠢。如學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機智和愚蠢，膽略與剛愎，高招與昏招，兼而有之”。由於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後期的多數皇帝，思宗治國救國的責任感與企圖心強上許多，故史家對於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 

《明史》評價思宗：“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歎，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複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製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大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諡建陵，典禮優厚。是則聖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曆史學家孟森說：“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思宗雖有心為治，卻無治國良方，以致釀成亡國悲劇，未必無過。孟森也說思宗“苛察自用，無知人之明” 、“不知恤民”。思宗用人不彰、疑心過重、馭下太嚴，卻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

清張廷玉在《明史.流賊傳》：“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二。崇禎死前斥責士大夫
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麵臨沒頂之災，正月，崇禎帝召見閣臣時悲歎道：
“吾非亡國之君，汝皆亡國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無一人相從？”
在大臣反對之下未能下決心遷都南京，後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逼周後自殺，手刃袁妃、樂安公主、昭仁公主，後在景山歪脖樹上自縊身亡。時年33歲。身邊僅有提督太監王承恩陪同。上吊死前於藍色袍服上大書“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麵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麵。任賊分裂，勿傷百姓一人”。

崇禎說：“朕禦極之初，攝還內鎮，舉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圖，因協民艱，廉通者又遷疏無通。己已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驚，此士大夫負國家也。”

李自成：“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登極詔》）李自成是在明朝統治下活不下去才鋌而走險，與崇禎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這段話也同意崇禎的觀點：“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崇禎皇帝死時，隻有一個太監陪同，“群臣何無一人相從”，李自成的大順進京後如何呢？ 

三。明朝的儒教仕大夫是中國曆史上最無恥的一群
大順軍在短短三個月時間裏就占領了包括京師在內的整個黃河流域，除了在寧武和保定兩地稍遇抵抗以外（在保定城裏“代帝親征”的大學士李建泰也是主張投降的），到處是一派望風歸附的景象。
大順軍占領北京時，明朝廷在京的兩三千名官員自盡的隻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雲”【談遷《國榷》卷一百一】 。
國子監生陳方策塘報中說：“我之文武諸僚及士庶人，恬於降附者，謂賊為王者之師，且旦晚一統也。” 【李天根《爝火錄》卷二】
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說：“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史可法集》卷二，“為時事萬分難支，中興一無勝著”等事疏】
北京的明朝官員爭先恐後地前往大順政權吏政府報名請求錄用，如少詹事項煜“大言於眾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彭孫貽《平寇誌》卷十】 。
給事中時敏聲稱：“天下將一統矣！”他趕往報名時吏政府大門已關閉，一時情急，敲門大呼：“吾兵科時敏也！”才得以放入【彭孫貽《平寇誌》卷十】 。
考功司郎中劉廷諫朝見時，丞相牛金星說：“公老矣，須白了。”劉連忙分辯道：“太師用我則須自然變黑，某未老也。”勉強被錄用【張正聲《二素紀事》】。
首席大學士魏藻德被關押在一間小房裏，還從窗戶中對人說：“如願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罷了，鎖閉作何解？”【楊士聰《甲申核真略》】
1644年七月劉澤清致吳三桂信中寫道：“三麵環觀，曾有誰不降賊？”【《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九十二頁】
次年八月在清攝政王多爾袞麵前的一場爭論也反映了當年情況。都給事中龔鼎孳等人指責內院大學士馮銓是明朝閹黨；馮銓反唇相譏，說龔鼎孳曾投順“李賊，竟為北城禦史”。多爾袞問此事實否？龔說：“實。豈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歸順？魏征亦曾歸順唐太宗。”龔鼎孳急不擇言，像項煜一樣把李自成比為唐太宗，雖受到多爾袞的斥責，卻是大順軍入京後絕大多數明朝廷官員的真實寫照【《清世祖實錄》卷二十】
 
文人如此，軍官也好不了多少：
明朝遼東軍隊和官員奉命撤入關內勤王，由平西伯吳三桂、遼東巡撫黎玉田帶領於三月十三日全部進關，駐紮於昌黎、灤州、樂亭、開平一帶【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誌》卷二，《封域誌·紀事》】。當他們得知大順軍已經占領北京，明朝廷覆亡時，就同山海關總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歸附大順政權；黎玉田被委任為大順政權四川節度使，奉李自成之命與明朝投降總兵馬科領軍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嶺、淮河以北的明朝軍隊已全部收編，地方除遼東外均為大順政權接管。

四。康熙說了公道話
清康熙帝《禦製文集》第三集卷十九有《宋高宗父母之仇終身不雪論》：
“金兵破遼之後，兵已滿萬，人強將猛，非宋之所敵，明矣。備責不能臥薪嚐膽，以雪父兄母後之讎，則高宗何辭？若論李綱之忠言不聽，嶽飛之丹誠不用，設使諫行言聽，則必勝金兵於朱仙，生還二帝於汴京，朕實不信也。何也？根本已久不固，人心已久不一，上無慣戰之良將，下無用命之士卒，天下雖有勤王之名，真偽莫測，虛實難分。高宗久在金營，孰強孰弱，自有切見，若使複讎雪恥，再整江山，實不能也，勢使之也。孟子曰：“寡眾弱強不敵也。”若論講和之非，我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因祖之讎，戊午起兵，戰必勝，克必取，所向無敵，有往必成。神威聖武，深仁厚澤，猶念中國塗炭，數次議和。明朝引南宋講和之非，始終不悟，歸罪兵部尚書陳新甲為秦檜，棄市示眾。發天下兵迎戰，如袁崇煥、毛文龍、洪承疇、祖大壽、唐通、吳三桂，前後千餘員，凡出關者，非死即降，靡有孑遺。財賦因之已竭，人心隨而思亂。百萬雄兵，盡沒東海，億兆窮民，罹於邊戍。元氣盡傷於關東，闖賊蜂起於隴西。賊至京師，文武逃散，無一死於難者，豈非當日不主議和者乎？（高宗趙構）偏安社稷，猶存一線之脈絡，若為雪恥複讎，同死於國難者，尤不知於明末同乎？異乎？文天祥雲：“社稷為重，君為輕，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實千載忠君之語，君與社稷並而為一也。使高宗匹夫之勇，死而無悔，不顧社稷，以死雪讎，又不知當時議論如何耶？”
陳新甲（？－1642年），明末崇禎帝的重臣。萬曆年間舉人，任定州、知州知縣。崇禎元年（1628年），入刑部員外郎。崇禎七年九月擢右僉都禦史，崇禎十三年官至兵部尚書。有魄力，起用傅宗龍、孫傳庭等人。崇禎十五年鬆錦之戰大敗，洪承疇降清，言官皆彈劾新甲之失，新甲乞罷不許。崇禎密召他主持議和，陳新甲募彝?笠暈?恰短簾ā罰?魘∽ぞ┌焓麓Υ???縷鸚孤叮?撼薊┤唬?珈跏?迥昶噅露??湃戰?灤錄紫掠??旁露???照隊謔小３灤錄準人潰?鞽?ナё詈笠淮我楹偷幕?帷?br />塘報，又稱《提塘報》、《驛報》，明朝的新聞傳播工具，類似於宋代的《省探》，可用於向內閣反映戰情，另外就是向朝廷傳達捷報，並請求增援。明代朱國禎在《湧潼小品》卷12解釋：“今軍情緊急走報者。”，“國初有刻期百戶所，後該稱塘報。塘之取義，未解所謂，其說亦不著。閱馬塍《藝花記》雲，凡花之蚤放者曰堂花，堂一曰塘，其取之此歟？”例如“東江塘報”即由當年的援遼都司毛文龍撰寫，用來提供皮島軍情，後由其子毛鈺收集。近代學者戈公振最早注意到塘報的存在，他說：“兵部車駕司，於東華門左近，設兩機關：一曰馬館，專司夫馬；一曰捷報處，收發來去文移，兵部另派武職16員，駐紮各省會，歸按察使司管轄，經管該處直接寄京之文報，名曰‘提塘’。此‘塘報’名稱之所由來也”。關於晚明的塘報，可參考《東江疏揭塘報節抄》（浙江古籍出版社）一書。
東江塘報的真實性還表現在它不光報捷，也報敗，還報誤。例如：
“……行至火陰溝，衝遇大隊要往江來達賊，遂將王一登圍砍許久，……並陣亡守備將士王守羔等官兵200餘名。……”（天啟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塘報）
“……參將王輔身先士卒，往起突圍，奔救官兵，三換戰馬，身被重傷，與紅旗有機李良梅、都司石成玉等，千總李友柏等，把總張可新等，並官兵康守義等2400餘員名，俱皆陣亡。又有陣內突出潰散官兵3000餘員名，俱各回營。……”（天啟六年五月十九日塘報）
“……本月十一日夜將二更，人皆未睡，忽聽巡卒叫喚，黃都司房上火起，隨即奔救，草房火大，颶風驟至，火毯亂滾，工落處隨燒，勢難近救。其府前各囤米糧，燒毀一空，當查被燒客店兵房500餘間，前山下草房兩間，內貯鐵盔137頂，鐵甲201領，牛皮46張，弓角麵164副，箭杆9大捆，翎毛1包，白藤1捆，盡毀無存。……”（天啟五年二月二十九日塘報）
但是，塘報並非完全準確，陳新甲就是被其害死的。
金國無意滅南宋，更不希望和南宋戰爭，於是在南宋和金國之間扶持了劉豫的偽齊政權，作為緩衝。後來，金國對劉豫不滿，偽齊消失。偽齊政權的版圖怎麽辦呢？金國有個國際和平主義者頑顏昌，主張把偽齊政權的版圖送給南宋，以促進和維持國際和平友好，頑顏昌真的這樣做了，於是，金宋締結友好條約，河南等地劃歸了南宋。頑顏昌的行為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出格的，在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是罕見的。金國當然有反對這種“金”奸賣國行為，此人就是金兀術，他殺了頑顏昌這個“金”奸，向宋朝開戰，要把送出的土地奪回來。宋金之戰開始。古代，北方軍隊野戰強於南方，南方最好的辦法是守城，據城而戰。宋高宗當然不希望把吃進去的便宜肥肉吐出去，宋高宗的戰略就是防守戰，無疑，高宗是正確的。但是，嶽飛向來我行我素，先是不聽命令援助友軍，之後，不顧高宗命令要孤軍北伐，結果失敗。南宋把河南等地又還給了金國。也就是說，整個戰爭是國際和平主義者頑顏昌惹起來的，戰爭的結局南宋並沒有吃虧，把便宜土地還給了金國，如此而已。但是，儒教學者們卻歪曲曆史，把嶽飛無限誇大神話，把高宗說成個賣國賊似的，儒教學者們也鮮有人讚美一下國際和平主義者頑顏昌。朱仙鎮大捷，大破金兀術，差點就攻陷開封汴梁；經鄧廣銘考證，根本不存在。在嶽飛一生的戰績中，有無朱仙鎮一役是多少年來史學界所困擾的一個問題，鄧廣銘先生在《嶽飛傳》（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對此作了詳盡考證，他說：“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王自中所撰《郢州忠烈行祠記》，對嶽飛的事功備極推崇，其所敘嶽飛的戰績就沒有朱仙鎮一役”，然而嶽珂編寫的《鄂王行實編年》卻在嶽飛的奏提戰報所述諸戰役之外，添出朱仙鎮的這次大捷的故事，這是嶽珂為了提高他的先祖的威望而虛構出來的，因此，鄧廣銘在寫《嶽飛傳》時就沒有采用這條材料。什麽500破10萬，什麽12道金牌(實際隻有兩道)，都是編造的。朱仙鎮大捷是假的，嶽飛北伐的最大戰鬥就剩下郾城大捷和潁昌大捷，但這裏麵也有水分，可以證明的戰績：嶽飛軍殺金軍隻有500人，而金兵總人數在10萬到20萬之間，嶽飛軍自己損失多少卻沒有提，扣除嶽飛軍隊占領各個空城的兵力，嶽飛實際北伐的軍力隻有幾萬人，而且，嶽飛的糧草被金軍截斷，又沒有友軍支援，隻是嶽飛在後撤的時候，友軍劉琦救了嶽飛一命。
金國不想消滅宋朝，蒙古也沒有要滅宋的意圖，但因為南宋狂熱的愛國者不顧自己的實力，多次俘虜和殺害蒙古的外交使臣，蒙古震怒，才導致南宋的滅亡。北宋的滅亡也類似，北宋先是違背和遼的和約，與金聯合滅遼，後來，北宋再次違背和約，收留遼國的大將，還要和遼聯合滅金，金震怒，北宋滅亡。
後金和明朝的關係類似宋朝。本來後金不想入中原的，希望建立和約，但是因為塘報把，陳新甲害死了，再加上一些不知兵而言兵事，唱高調支持戰爭的大臣反對議和，明朝被李自成消滅。如果明朝和後金議和，明朝可以集中精力對付創王李自成，如此，很可能明朝會持續下去。頗有諷刺意味的是，狂熱反對議和的大臣們，後來卻爭相投降清朝，儒教的舍生取義的信條是多麽的虛偽，可憐的崇禎隻好孤獨上吊。 

五。袁崇煥被殺不冤枉
三個主要人物：
袁崇煥，1584-1630年，明朝萬曆四十七年中進士，任福建邵武知縣。1622年（天啟二年），任兵部職方司主事。同年單騎出關考察關外，還京後自請守衛遼東。築古寧遠城（今遼寧興城）衛戍。1626年升至遼東巡撫，終因不附魏忠賢，被其黨所劾去職。熹宗崩，思宗即位，魏忠賢見誅。朝臣紛請召袁崇煥還朝。1628年（崇禎元年）任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禦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七月，思宗召見崇煥。崇煥慷慨陳詞，計劃以五年複遼，並疏陳方略，皇帝大喜，賜崇煥尚方寶劍，在複遼前提下，可以便宜行事。
毛文龍，1579-1629年，年輕時窮困潦倒，學麻衣相術，替人測字看相謀生，後浪跡江湖，來到山海關外邊塞，度過二十多年行伍生涯。1605年武科及第。後以朝鮮為根據地與清軍對抗，保障了與明朝的水路交通，同時在清朝後方出擊，牽製其西進犯明。
清太宗，1592─1643年，姓愛新覺羅，名皇太極（亦作皇太子、黃台吉），軍事家、政治家。滿族，太祖努爾哈赤第八子。皇太極在世時期，減輕農民負擔，並遷都瀋陽。1636年皇太極控製漠南蒙古後改國號為「大清」，改元崇德，是大清帝國的實際建立者和開國皇帝。他還誘使多疑的明思宗淩遲處死袁崇煥，為後來清朝滅明統一天下立下基礎。皇太極病逝於1643年，年52歲。葬於瀋陽昭陵（今瀋陽市北陵公園北）。皇太極有不遜色於其父的軍事指揮能力，還有政治手腕和戰略眼光。
 
崇禎是殺了袁崇煥，但袁崇煥該殺。隻是崇禎不該處袁崇煥以磔刑，千刀萬剮，這有損皇帝的寬容仁慈形象，而京師百姓爭搶著去嚼食他身上割下的肉以發泄憤恨，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百姓並非不知道真相，實在是袁崇煥當真可恨。起初，崇禎重用他，“以袁崇煥為兵部尚書，督帥薊遼”。但袁崇煥犯下了很多大錯。
1.喪失消滅後金的最佳戰機：皇太極兵力並不雄厚，根本無法和明朝對抗，在皇太極攻擊明朝的附屬國朝鮮的時候，袁崇煥可以攻擊皇太極的東北老家，或者和朝鮮聯合攻擊皇太極的侵朝軍隊。但袁崇煥什麽都沒做，白白丟失了朝鮮，從此，朝鮮成了皇太極的一個基地。當時的朝鮮剛經曆過內亂，無法單獨抵擋皇太極的狂攻,向明朝求救。“朝鮮不支，折而入奴，奴勢益張，亦非吾利。”，朝廷下旨，令袁崇煥自西策應，援救朝鮮。而袁崇煥不聽命令，沒有出兵自西線攻沈陽以救朝鮮。朝廷再次嚴令袁崇煥出兵，趁滿兵精銳東調，“且令以關寧之師直搗虎穴”。袁崇煥再次違反命令，而且給自己不出兵找理由說，“聞奴兵十萬掠鮮，十萬居守，何所見而妄揣夷穴之虛乎？我縱傾伍搗之，無論懸軍不能深入，縱深入奚損於逸待之夷？”，袁崇煥的滿族兵十萬守沈陽，完全是瞎扯，滿族的全部兵力也不過八萬多人，幾次和與滿族打仗的袁崇煥是清楚這些的，1635年，滿軍八旗共有牛錄270，總計兵力為81000人； 1642年，滿軍八旗共有牛錄319，總計兵力為95700人，之前的軍隊人數更少。最後，袁崇煥還是出兵了，但隻從他的七萬兵力中，隻出了九千兵，到了三岔河又停滯不前，消極避戰。袁崇煥十分天真，在在皇太極攻擊朝鮮的時候，他不積極出兵幫忙，而是“遣方金納貽書於奴酋，令其急撒犯鮮之兵。” 袁崇煥的想法是加強錦寧一線的防禦，想趁後金攻擊朝鮮的時候抓緊時間修防禦工事。實在缺乏遠見，最終，朝鮮被征服了，明朝對後金的經濟封鎖破產了。而且，後金對明朝的進攻也多了選擇，就是從海上進攻，不一定非要經過山海關。當年，在日本入侵朝鮮時，明朝舉國之力相鬥，而在後金進攻朝鮮的時候，因為袁崇煥的失誤，導致朝鮮的丟失，以及後金的突然增大。就憑這一條，袁崇煥就該殺。
2.袁崇煥被皇太極的議和之計耍弄： 在皇太極的兵力有限，無法多線作戰，於是假裝和明朝議和，袁崇煥上了當。第一次由袁崇煥主持議和時，皇太極正暗中準備攻擊朝鮮，第二次由袁崇煥主持議和時，皇太極準備著南下征明。議和對於袁崇煥或皇太極來說都是為贏得時間而采取的計謀。皇太極開出的條件：每年十萬兩黃金，一百萬兩白銀，一百萬匹布作為和好之禮；又以每年東珠十顆，貂皮一千張，人參一千斤換取大明一萬兩黃金，十萬兩白銀，十萬匹緞，三十萬匹布的互市條件，皇太極的苛刻條件證明了其毫無誠意可言。
3.同室操戈，擅殺毛文龍： 毛文龍遣總下陳忠策反鎮江中軍陳良策為內應。二十日，“文龍與一寧自率新舊家丁屯民，”“遂薄城下”，與陳良策“內外夾攻”，生擒鎮江滿將佟養真及其子佟鬆年，收降兵數千，殺滿兵八百，是為鎮江大捷。 毛文龍據皮島不停侵擾遼東諸地,並派人潛入滿金,策反降滿漢官,煸動遼民起事。巡視過東江軍務的薑曰廣說：“文龍以二百人入鎮江，據鐵山招降夷，撫歸義之民至十餘萬，不可不謂之豪傑，不可不謂之偏鋒。若堂堂正正，與虜決勝負於郊原，不獨臣不敢信，文龍亦不敢自信。若養成一隊精銳之兵，設伏用間，乘敝出奇，文龍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龍之能也。”袁崇煥也說過：“孰知毛文龍徑襲遼陽，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製之功，此為最烈！”而兩年後袁殺毛之時，袁又說毛開鎮八年，未立寸功。兵部尚書王在晉說：“毛文龍徑襲遼陽，旋兵相應，寧錦之圍解，文龍與有力焉。此出於崇煥之自陳，劇稱其牽製之功，則文龍何可殺耶？文龍殺而虜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煥之禍，其真自取耳！”
袁崇煥殺毛文龍是有預謀的，殺毛後說：“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龍有生無死矣！”袁崇煥策劃了一個圈套，為了麻弊毛文龍，他一邊湊發十萬兩軍餉，以緩解毛文龍的怨氣；一邊以麵授方略，商議東西夾擊的軍事計劃為名，邀請毛文龍離開皮島趕赴三岔、旅順間。據日後袁崇煥自己在《薊遼督師袁崇煥題本》中聲稱：“凡此，皆愚之也，(毛)文龍果墮彀中。”對大明忠心耿耿的毛文龍，至死都沒有識破督師大人算計他的圈套，還特地趕到寧遠去參見袁督師，表示對於頂頭上司的禮節。袁崇煥殺毛文龍，先改貢道，再禁海路，後斷餉道，以發糧餉為名招毛文龍於雙島而殺之，明末吳國華說：“餉斷於海路，謗滿於中朝，即非崇煥，毛帥身其餘幾耶？”明朝政治上黨爭太殘酷了。
袁崇煥不過是個不知兵的文人,狂修碉堡,等敵來攻.又不知敵從何處來攻.什麽時候來攻.隻好每處都分兵防禦.造成敵暗我明的戰爭狀態.供手放棄戰場主動權.那有不吃敗仗的道理？白白浪費有大明國力.自古文人帶兵,都是不敢奮勇向前,尋找有利自己的戰機.怕冒流矢之險.不敢運動殲敵.放棄全軍的機動能力.退守石牆之後. 說白了,就是少個"膽"字. 要說明末遼東軍事人物.首推毛人龍. 東江鎮越戰越強.力量一天比一天強大. 在戰爭中發展自己,還不停的削弱敵人. 如果東江不崩潰,如果袁崇煥不亂修碉堡浪費國力.明朝本來可以有修養生息的機會.隻要對後金保持這種戰略態勢,後金國力必然被拖垮. 就算後金不垮,也不至於要抽調全國軍力去鞏固處處都被動挨打的寧錦防線. 流寇也就不會成事. 等明朝修養十年之後.必然可以滅了後金.

《嘯亭雜錄》下 卷十 （ 清楊漣 著 ） 毛文龍之殺
袁崇煥之殺毛文龍，其事甚冤。世儒以崇煥後死可憫，故爾掩飾其過，至謂毛文龍果有謀叛諸狀，非深知當日之事者也。文龍守皮島多年，雖有冒餉、抗據諸狀，然其兵馬強盛，將士多出其門，本朝佟、張二將盡為彼害，使留之以拒大兵，不無少補。崇煥乃不計其大事，冒昧誅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諸將陰懷二心，反為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國之大機。豈可因其後日之死，乃遂掩其過也。或曰毛文龍嚐求陳眉公繼儒作文，陳邀以重價，毛靳不與，陳深恨之，乃備告董文敏，言毛不法專擅諸狀。董信之，崇煥為董門生；任遼撫時嚐往謁董，董以陳語告袁，袁故決意為之。然則明代之亡，亡於善書者手也。

說毛人龍跟滿族私下談判，袁崇煥就沒幹過這種事？說毛人龍鬧響,袁崇煥就沒鬧過? 說毛人龍死後軍隊反叛,他袁崇煥手下就沒反叛? 說毛人龍沒收複失地,他袁崇煥收複那些失地? 說毛人龍在困守皮島,他袁崇煥就在積極進攻? 說毛人龍部隊沒戰鬥力,這恐怕是曆史已經給出答案的誣陷吧，最少毛人龍還沒有誣陷過袁崇煥吧。本來兩人是一正一奇.結果正不容奇.也就自然失去了兵法上的;以奇勝; 剩個以正合;在那裏苦撐.被人家出奇兵掠京城. 這責任自然要人來背,他袁崇煥都不背,誰該來背? 皇帝來背?憑什麽?崇禎出錢出兵,放權放心.你還要崇禎怎麽樣?
袁崇煥的功績不過是依城防守。依靠城牆和火炮防禦後金的正麵進攻，不是袁一個人才做得到，袁死後，後金也沒有正麵攻進來過。可毛文龍死後，後金就可以遠征了，而且皮島東江鎮是在袁手裏丟的，就是平時沒戰事的時候，後金還不是要留下一萬人防禦毛文龍可能發起的騷擾。戰時後金被牽製的部隊會隻多不少。袁用尚方劍殺了另一個有尚方劍的將軍。先斬後奏。兵部敢克扣他？ 別忘了他還是兵部尚書，有７萬軍馬的關寧軍就不可以出擊一下麽？

袁崇煥淩遲的罪名，《崇禎長編》說：
諭以袁崇煥付托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種種罪惡。命刑部會官磔示，依律家屬十六以上處斬，十五歲以下給功臣家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產兄弟於二千裏外，餘俱釋不問。（《崇禎長編》卷三十七，崇禎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袁崇煥淩遲的罪名的大致意思是，袁誇口五年平遼，過了一年多反而給清兵直逼京城了，崇禎上任初期心氣極高，辛辛苦苦籌措一年多結果得到了最壞的結果，他氣得七竅生煙。 說明崇禎看不慣袁在遼東的作風。殺了毛文龍後，袁的確無人能製了，這個讓崇禎暗自擔心。欺隱可能是崇禎認為袁在糧餉上跟他玩花樣，東江兵減餉糧反增。 私自和後金議和加私殺毛文龍。袁崇煥得警後入關回援，十一月初十到薊州，上疏說“嚴備拔哨，力為奮截，必不令越薊西一步。”然而還是給清兵直打到北京城下。袁在城下打了一仗後便休養生息，崇禎以為袁是在躡後縱敵，存心不戰，以此要挾。 劉策等領兵回防，袁令其還守密雲。這個是戰略部署，崇禎認為袁存心遣散援兵。 攜喇嘛堅請入城。崇禎以為袁要入城逼宮。

反間計：  為了醜化崇禎和歌頌儒教代表袁崇煥，儒林特別強調“愚昧”的崇禎中了皇太極“反間計”，似乎袁崇煥被殺完全是皇太極太聰明而崇禎太愚蠢，袁崇煥被殺是冤枉的。請注意上述袁崇煥被殺罪名，裏麵根本沒說袁崇煥是清朝間諜的罪名。事實是，崇禎自己也曾經議和，也給了袁崇煥議和的權力，袁崇煥被殺根本不是因為所謂的反間計。就算袁崇煥是清朝間諜，也不過增加一個被殺的理由而已，袁崇煥證據確鑿的罪過已經足夠被殺了。

有人說袁崇煥 不過是清朝搞出來的一個英雄而已，這種邏輯實在可笑，洪承疇被乾隆評為奸臣，按此邏輯，洪承疇是漢民族英雄麽？楊靖宇和李舜臣被日本人稱為戰神,按此邏輯，他們也就成了賣國賊麽。皇漢納粹的思維邏輯，常常是很搞笑的。
為什麽袁崇煥如此的該殺，反而在多數人眼裏成了英雄了呢？這個和神化諸葛亮而貶低曹操一樣的道理，也和狂捧唐朝而貶低其他朝代類似。因為袁崇煥是個進士出身，知識分子帶兵啊，了不起啊，諸葛亮被人三請才出山的大儒，為知識分子爭了多少麵子啊，唐朝的詩詞誰能比呢？於是，在知識分子控製輿論的情況下，毛人龍死有餘辜，曹操成了奸賊，隋朝荒淫無道，李世民的爹爹也逃不了，著名曆史學家範文瀾說，李淵愛好酒色，昏庸無能。當然，這些曆史學家基本在扯謊，詳細的見我相關的帖子。

反間計的存在與否，有爭議，大致是清朝和朝鮮的史料支持反間計存在，明朝個人寫的曆史也有支持此說的；一些明朝私人史料卻沒有記載反間計。反間計是少數高層人物才知道的秘密行為，因此，沒有資格接觸雙方高層的私人修的曆史可信度不高。總之，反間計存在與否和袁崇煥被殺無重大關係，袁崇煥的其他罪名已經足夠了。不過，還是把反間計相關的幾個資料附上：

“反間計”見於《明史》《明通鑒》《明史新編》《袁崇煥評傳》《東華錄》等。
《明史 卷二百五十九 袁崇煥列傳》記載“會我大清設間 謂崇煥密有成約 令所獲宦官知之 陰縱使去 其人奔告於帝 帝信之不疑 十二月朔再召對 遂縛下詔獄”。
《明通鑒》第二千二百六十四頁第二段說  “先是大軍獲宦官二人 令副將高鴻中等守之 太宗文皇帝因授密計 鴻中等於二宦官前故作耳語雲 今日撤兵袁巡撫有密約事可立就矣 時楊太監佯臥 竊聞其言 縱之歸 以所聞告於上 上遂信之不疑 再召見崇煥及大壽於平台 詰崇煥以殺毛文龍之故 責其援兵逗留 縛付詔獄”。
《東華錄》“天聰三年”說  “先是獲明太監二人 付與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寧完我榜式達海監收 至是回兵 高鴻中鮑承先遵上所授密計 坐近二太監作耳語雲 今日袁巡撫有密約 此事可立就矣 時楊太監者佯臥竊聽 悉記其言 庚戌 縱楊太監歸 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帝遂執袁崇煥下獄”。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三千四百三十一頁“仁祖大王實錄三 八年 明崇禎三年”有“則骨大辟左右附耳語曰袁公果與我同心而事泄被逮耳”之語。

反間計疑點：
《烈皇小識》《明季北略》《國榷》等明人史料中提到袁崇煥下獄一事時俱無“反間”之說。
《烈皇小識》第二卷說“下督師袁崇煥於獄”。
《明季北略》第五卷“崇禎二年己巳”條目下有“逮袁崇煥”一段，文曰“十二月辛亥 上召崇煥議餉 密敕滿桂黑雲龍祖大壽同入 崇煥進闕不數武 一內監趨出曰萬歲爺在平臺速入 崇煥趨進見桂等在上所 驚沮 上問殺毛文龍致敵兵犯闕及射滿桂三事 崇煥不能對 上命桂解衣驗示 著逡履脭S殿下 校尉十人 褫其朝服 枉押西長安門外逡麓筇?發南鎮撫司監候”。
《國榷》第九十卷“思宗崇禎二年十二月辛亥朔”條目下有“召袁崇煥祖大壽滿桂黑雲龍於平台 崇煥方遣副總兵張弘謨等躡敵 聞召議餉 入見 上問以殺毛文龍今逗留何也 並不能對 命下錦衣獄”之語。清初私修《崇禎實錄》第二卷“懷宗端皇帝二年”條目下說“召袁崇煥祖大壽滿桂黑雲龍於平臺 崇煥方遣副總兵張洪謨等躡敵 聞召議餉乃入見 上問以殺毛文龍今反逗留何也 不能對 命下逡陋z”。

二太監被捉與袁崇煥下獄的時間之間有矛盾。
比較詳細提到二太監被捉又縱還的是《崇禎長編》，該書第一千六百一十一頁至一千六百一十二頁二十九卷“十二月甲子”條目下有“提督大壩馬房太監楊春王成德為大清兵所獲 口稱我是萬歲爺養馬的官兒 城中並無兵將亦無糧餉 昨日選了一千匹馬去了 還有一二百廢馬 次日 大清兵挑選百餘匹用 大清兵將春等帶至德勝門鮑姓等人看守 聞大清兵與滿總兵戰 得了馬二百匹 生擒士將一員 次日各給書二封 一令春向德勝門投遞 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門投遞 內言南朝萬曆時節屢次著王喇嘛講和 總置不理 前些年袁崇煥殺了我們些人 我們惱恨得緊 又問毛文龍擒了台土兵 我們所以提兵到此 今要講和要以黃河為界”之語，隻說命令這兩名太監回去送信，並未提到反間計之事，而且信中明說因袁崇煥而來，與“反間計”更是背道而馳。
《崇禎長編》第一千五百九十四頁所說，袁崇煥下獄於同月辛亥朔（“督師袁崇煥總兵滿桂黑雲龍等錦衣衛堂官召對 逮督師尚書袁崇煥於獄 令總兵滿桂總理關寧兵馬”），此時間上和《國榷》《明史》《明季北略》等史料皆吻合。如果按此書所說，則袁崇煥下獄在先，太監被執縱還在後，“反間計”之說自動證偽。
《東華錄》說十一月庚戍縱還此二太監，與“反間計”一說是對上了，與《長編》在太監縱還的時間上則又存在分歧漏洞。
《明史 卷二百五十九 袁崇煥列傳》說“法司坐崇煥謀叛罪 龍錫亦論死”。
《崇禎實錄 懷宗端皇帝崇禎三年》說“癸亥 殺督師兵部尚書袁崇煥 處以殊死 上禦煖閣 輔臣成基命等入對 久之 出禦平臺 文武諸臣俱入 諭曰袁崇煥付託不效 專事欺隱 市粟摯畈粦?散遣援兵 潛移喇嘛僧入城”，並無“謀叛”字樣。
《明通鑒》第二千二百七十六頁第三段有“遂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為崇煥罪”字樣，也並未提到“叛國”“通敵”。
《國榷》第五千五百四十四頁所列之罪名與《崇禎實錄》中相關章節完全一致，同樣未提到“叛國”“通敵”。
《崇禎長編》第二千二百六十頁“崇禎三年八月癸亥”條目下有“諭以袁崇煥付托不效專事欺隱 以市米則資盜 以謀款則斬帥 縱敵長驅頓兵不戰 援軍四集盡行遣散 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字樣，亦無“謀叛”“通敵”之語。
《明季北略 崇禎二年 逮袁崇煥》條目下說“大清師聞報撤兵 李總戎部將擒一頭目訊之 具述崇煥通敵根底 入奏 上命法司追崇煥書 明年四月詔磔西市”，把袁崇煥處死的基本時間都弄錯，又及《北略》一書記載的多為明末市井傳聞，此處說袁崇煥“通敵”並非當日明朝官方正式說法，隻是民間流傳之言。
《朝鮮李朝實錄》第三千四百五十九頁有“治經略以通奴罪”。　　　　

六。史可法做秀，明朝的儒教仕大夫紛紛投降清朝
弘光帝朱由崧（1607年—1646年，1644年—1645年在位），明神宗朱翊鈞孫。明思宗堂弟，是福王朱常洵的兒子。洛陽被李自成的農民軍占領以後，朱常洵因體胖不能翻過城牆，而世子朱由崧卻在大臣的護衛下越城而逃，朱常洵被殺以後，他世襲福王爵位。明思宗在北京上吊自殺後，他在南京被擁立為皇帝，定年號“弘光”，國號依舊為“明”，史稱“南明”。在位2年，與清軍作戰中被叛將田維乘出賣，後來被押送至北京斬首。弘光帝是一個十分昏庸腐朽的皇帝，整日隻知吃喝玩樂，沉湎於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弘光元年（1644）除夕，當清軍南下之際，他卻在群臣麵前感歎“後宮寥落，旦新春南都無新聲”，下令廣選美女。由於縱欲無度，還命人替他捉蛤蟆配製春藥，南京的百姓叫他“蛤蟆天子”。南明政治十分腐敗，內訌不斷發生，風雨飄搖的弘光小朝廷內，又鬧起了一些宮廷疑案，如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等，加速了其滅亡。而弘光帝身邊全是些隻會阿諛奉承的奸臣和宦官，如馬士英、阮大铖等。
史可法（1601年—1645年），字憲之，又字道鄰，祥符人（今河南開封），溧陽侯史崇第49世裔孫。崇禎年間進士。授西安府推官。曆任戶部員外郎，郎中。崇禎八年（1639年），隨盧象昇鎮壓各地農民起義。十年，被張國維推薦升任都禦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廣部分府縣。崇禎十四年總督漕運，崇禎十六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讚機務。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弘光政權建立後，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稱“史閣部”。時議設劉澤清、劉良佐、高傑、黃得功江北四鎮，以可法為兵部尚書，督師揚州。清兵入關後，曾主張與之議和，共討李自成的農民軍。後被馬士英等人排擠，於是督師淮揚，竭力協調江北四鎮將領，以抵禦清兵。 順治二年四月，左良玉率數十萬兵力，由武漢舉兵東下，要清君側，“除馬阮”，馬士英竟詘史可法盡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隻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磯，以致淮防空虛。左良玉為黃得功所敗，良玉嘔血死，全軍降清；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時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揚州，繼續抵抗清兵。
清朝將領多鐸部由陝西出潼關，直趨揚州，其主要對手是高傑部、劉良佐部、黃得功部明軍。三月間，多鐸奏報：二月十四日已派遣部分兵馬抵達河南，“招降流賊鎮守河南偽平南伯劉忠，旋得平定江南之諭，即於三月初五日率師南征”。同月二十五日又報：“三月初七日，臣統兵出虎牢關口，固山額真拜尹圖等出龍門關口，兵部尚書韓岱、梅勒章京伊爾德、侍郎尼堪等統外藩蒙古兵由南陽路，三路兵同趨歸德。”  四月初五日，多鐸統大軍從歸德府（今商丘）南下，沿途州縣望風歸附。十三日清軍至泗州（今安徽泗縣），明守泗總兵率部南逃，清軍遂在這天晚上渡過淮河。
史可法驚惶失措，應廷吉記載，當時一部分南明軍隊駐於高郵，史可法一天之內三次發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應廷吉“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左良玉部叛軍；中午令“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應廷吉對諸將說：“閣部方寸亂矣，豈有千裏之程，如許之餉，而一日三調者乎！”
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趕赴天長，檄調諸軍援盱眙，忽然得到報告盱眙守軍已經投降清朝，他對部隊幾乎完全失去控製，“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揚州”。十七日，清軍進至距離揚州二十裏處下營，次日兵臨城下。史可法“檄各鎮援兵，無一至者”。實際上史可法節製的劉良佐和原高傑兩藩的將領就在這幾天裏不戰而降。四月十九日高傑部提督李本深率領總兵楊承祖等向清豫親王多鐸投降，廣昌伯劉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一日總兵張天祿、張天福帶領部下兵馬投降，隨即奉多鐸之命於二十四日參加攻取揚州。
揚州城裏隻有總兵劉肇基部和何剛為首的忠貫營，兵力相當薄弱。由於城牆高峻，清軍的攻城大炮還沒有運到，多鐸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揚總督衛胤文，遭到嚴詞拒絕。
二十一日，甘肅鎮總兵李棲鳳和監軍道高歧鳳帶領部下兵馬四千入城，兩人的意思卻是劫持史可法，以揚州城投降清朝。史可法毅然說道：“此吾死所也，公等何為，如欲富貴，請各自便。”李棲鳳、高歧鳳見無機可乘，於二十二日率領所部並勾結城內四川將領胡尚友、韓尚良一道出門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們出城投降恐生內變為理由，聽之任之，不加禁止。
當清軍初抵城下時，總兵劉肇基建議乘敵大眾未到，立腳未穩，出城一戰。史可法卻說：“銳氣不可輕試，且養全鋒以待其斃。”在城守方麵，“舊城西門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勢若建瓴，且為興化李宦祖塋，樹木陰■，由外達內，絕無阻隔，枝幹回互，勢少得出。諸將屢以為言。公以李氏蔭木，不忍伐也。且言，諸將以此地為險，吾自守之”。
二十四日夜間，清軍用紅衣大炮轟塌城牆，“城上鼎沸，勢遂不支”。入夜揚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眾人擁下城樓，大呼曰：“我史督師也﹗”，多鐸勸降他，但史可法不從，史可法被俘後遇難。
長期以來，許多學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門戶之見的影響，對史可法存在著一種特殊的偏愛，不顧史實作了過分的渲染。史可法的一生，在整個崇禎年間並沒有多少值得稱讚的業績；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時期。作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錯誤，導致武將竊取“定策”之功，大權旁落；作為軍事家，他以堂堂督師閣部的身分經營江北將近一年，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卻一籌莫展，毫無作為。直到清軍主力南下，他所節製的將領絕大多數倒戈投降，變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勁旅。
揚州戰役，史可法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說他堅守揚州達十天之久，給清軍重大殺傷，不符合事實。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寫的遺書中說：清軍於十八日進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多鐸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覺憒憒”，把軍務交幕僚處理。二十四日清軍開始攻城，不到一天揚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為南明江淮重兵的統帥，其見識和才具實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陰縣區區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率領城中百姓奮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
順治十年（1653）談遷路過揚州，曾經專程到梅花嶺尋謁史可法衣冠冡，回首往事，不勝感慨，寫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廣陵，城堅濠廣，四野曼延，正利步騎，雄聞晉唐，今西門摧頹，豈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 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無能。
關於史可法，有幾個奇怪的地方，他指揮錯亂，無心防守，手下投降他也不製止，他身為一個武將自刎怎麽會不死？難道他所做的一切是在做秀，以便千古留名麽？如果是這樣，他的目的達到了。後世的儒教文人大肆表彰他，乾隆更會做秀，親自給史可法題詞，以拉攏儒教信徒為他“愚忠效命”。  今天的人繼續作秀，曆史就象是一個玩具。但是，史可法的一生值得肯定：他居官廉潔勤慎，在最後關頭寧死不屈。
清軍攻克揚州前後，江北明朝官軍毫無鬥誌，一矢未發即倉皇投降。高傑部官軍在其子興平侯世子高元照、提督李本深、總兵李成棟等帶領下先後降清；廣昌伯劉良佐也率部投降。東平侯劉澤清在清軍南下時，“將原管淮陽十四州縣土地、人民、兵馬、錢糧留交總兵柏永馥”代理，自己同山東總督王永吉、總漕都禦史田仰等帶著一批文武官員乘船逃往海上。這時南京已經陷落，清固山額真準塔統偏師由山東南下，五月十八日占領徐州，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接管了邳州、宿遷、睢寧、沭陽、桃源、清河等縣，二十八日柏永馥率部投降，淮安失守。六月，準塔和清朝委任的巡撫趙福星派人持書信往海上招降劉澤清等人。劉澤清即在閏六月二十四日赴淮安投降。
據多鐸向清廷奏報，來降的南明總兵多達二十三員、副將四十七員，馬步兵共計二十三萬八千三百名。僅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員數目就超過了多鐸、阿濟格兩路兵力的總和。何況還有左良玉之子左夢庚帶領麾下十五員總兵全軍降清；黃得功部將田雄、馬得功的叛變投降。弘光五大藩鎮這樣望風而降，並不是兵將不堪一戰，而是他們憑借“定策”等原因形成尾大不掉的勢力集團，有挾製朝廷之心，無忠貞報國之誌。他們所關心的既然隻是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一旦強敵壓境，自然以歸順“敘功”為上策。後來展開的曆史場麵表明這五藩下的總兵李成棟、李本深、金聲桓、李國英、田雄、馬得功、徐勇等人都擁有相當的戰鬥力，他們為清廷征戰時往往發揮出超越滿軍的作用。
弘光朝廷依賴籠絡藩鎮而立，又以藩鎮叛降而亡，實在很五奈，如果崇禎當年不顧儒教大臣的反對，如南宋的高宗一樣南下，明朝不會敗亡的如此之快。也因為南明大批的投降兵將，明清易代也是中國曆史上流血最少的一個，至於王秀楚所著《揚州十日記》上說的殺80萬，完全是謊言，因為揚州一天就陷落了，而不是七天或者十天，更有 張德芳的“《揚州十日記》辨誤 ”等書駁斥，此書由中華書局出版。注：本文參考了顧誠的《南明史》

七。崇禎的錯誤：貪財，愛麵子，缺乏宋高宗果決氣度
1.調吳三桂部進關
孫傳庭統率的陝西三邊官軍覆沒後，朱由檢感到手頭可以用來抵擋農民軍東進的兵力十分單薄，除了抽調駐守寧遠的遼東總兵吳三桂部以外，再也沒有其他選擇了。朱由檢非常清楚，吳三桂部入關，無異是放棄寧遠，使山海關外的土地落入滿洲貴族手裏。為了避免使自己承擔“棄地”的惡名，他一方麵指示隻抽調五千名精兵隨吳三桂前往山西助剿，說關外“餘兵尚多”，未嚐不可以支撐局麵；另一方麵又示意大臣們主動承擔責任，說“此等重大軍機應行與否，原應先生每（們）主持擔任，未可推諉延緩誤事。”【蔣德璟：《愨書》卷十一。蔣德璟當時任大學士，書中抄錄了閣貼原文，是準確可靠的。一般史籍記載明廷策劃抽調吳三桂部入關，都失之過晚例。如談遷《國榷》卷一○○記，二月丁亥（二十八日）朱由檢“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時，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征“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三桂忠勇，可倚以辦寇。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這種敘述不能說是誤記，而是不知道在這以前，朝廷業已就撤遼東兵馬入關防堵大順軍進行過計議。】
然而，吳三桂的五千精兵一撤，剩下濫竿充數的明軍，根本無法抵擋滿州軍隊。大臣們竭力避免自己承擔風險。首輔陳演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號，堅決反對“棄地”【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二四，《聞警求去》】在回奏揭帖裏，陳演等大臣先把朱由檢恭維一番，說調吳部精兵入關“誠為滅寇勝著”，接著筆鋒一轉：“第關寧迫切神京，所係尤重。三桂兵五千為奴（指滿洲貴族）所畏，不獨寧遠恃之，關門亦恃之。雖緩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壯。倘一旦調去，其餘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萬一差錯，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機，臣等促膝密商，意旨如此，實未敢輕議也。……臣等迂愚無當，誠不敢以封疆嚐試，伏乞聖裁！”【 蔣德璟：《愨書》卷十一】兵部尚書張縉彥乾脆把問題挑明，說：“三桂之調不調，視寧遠之棄不棄，兩言而決耳。”【 蔣德璟：《愨書》卷十一】朱由檢卸責於下的算盤落了空，隻好自己決策放棄寧遠。表麵看來，調吳三桂部入關的方針在正月下旬總算確定了下來，實際上仍然在扯皮。首輔陳演為了把責任推個一幹二淨，再次召集大臣合議，意在分擔責任。廷議通過後，他又千方百計地拖延時間，“具揭以為外邊督撫未必來，亦當僉同”【張縉彥：《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 】，“請行督、撫、鎮再議寧遠棄後關門作何守法？軍民作何安頓？總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春明夢餘錄》卷二四】朱由檢被弄得心煩意亂，隻好下“聖諭一道，差官前去，及取回奏。”【《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經過這樣反複協商，遷延了一個多月，直到二月底，吳三桂入關之議仍然沒有付諸實踐。
三月初，大順軍已經逼近畿輔。明廷才在初四日詔封吳三桂為平西伯、薊鎮總兵唐通為定西伯、掛平賊將軍印援剿總兵左良玉為寧南伯、鳳廬總兵黃得功為靖南伯（不久又補封劉淥清為平東伯）；同時命令吳三桂、唐通等統兵入衛京師。吳三桂部因為距離較遠，直到大順軍占領了大同、宣化，兵鋒直指京師時，才在三月十三日進關【 張縉彥：《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關寧調援紀事》說:吳三桂部“於三月十三日進關，請馬一萬，安歇家口五日，遂無及矣。”】。首輔陳演眼看大廈將傾，就告病回家，陛辭時口稱“讚理無效，臣罪當死。”朱由檢明知正是陳演等人的油滑才使自己吃了大虧，不禁火冒三丈，大罵道：“汝一死不足盡其辜。”【 《春明夢餘錄》卷二四】就這樣，原來策劃調吳三桂部入晉抵擋大順軍的計劃由於上下推諉，終於全部落空。

2.南遷
山西前線傳來的越來越不利的消息，卻使他感到前途渺茫。吳三桂的軍隊移作抵禦農民軍之後，關外的滿洲軍隊乘虛而入，京師也同樣難保。早在這年正月，朱由檢就秘密地多次召見主張“南遷圖存”的左中允李明睿。他四顧無人之後才向李明睿推心裏腹地說：“朕有此誌久矣，無人讚勷，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朕誌決矣。諸臣不從，奈何？爾且密之。”【《平寇誌》卷八。朱由檢說“朕有此誌久矣”，這句話同滿洲貴族軍隊多次侵入畿輔，明京師數次處於危急的背景有關。】接著，他同李明睿具體商量了南遷的路線、護衛、餉銀和留守事宜。二月間，形勢急轉直下，代帝親征的李建泰束手無策，派人飛章上奏說：“賊勢大，不可敵矣。願奉皇太子南去。”【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上，《甲申廷臣傳》】南遷的問題逐漸由竊竊私議而公開形之於奏章。然而，連這樣一件並不難抉擇的事情，也因為朝廷內部的紛爭而擱淺了。崇禎一要大臣勷讚，二要顧全麵子。李明睿在奏疏裏故意把南逃美其名曰“親征”，就是摸準了朱由檢的這種心理。左都禦史李邦華，竟然主張‘皇上自然守社稷”【李邦華明知當時“太原以西已成魚爛，太原以北勢如破竹”，京師“內備外援，一無足恃”，“恃者惟都城祟墉耳”。可是，他卻主張“在皇上惟有堅持效死勿去之義”。說什麽“方今國勢杌隉，人心危疑，皇上為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為兆民父母，則當撫兆民；為陵廟主鬯，則當衛陵廟;而周平、宋高之陋計，非所宜聞。”他先建議讓太子早日撫軍南京，過了幾天不見動靜，形勢卻越來越急，又再次上疏請分封定王和永王於東南太平、寧國等府（在今安徽省南部），用意是避免覆巢之下無完卵，即便北京被農民軍占領，朱由檢的兒子還可以在南京繼統(見《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總憲奏議》)】，而讓太子朱慈烺到南京去監國，同時分封定王和永王。  給事中先時亨又跑出來奏了一本，指責“李明睿南遷為邪說。”朱由檢氣急敗壞地當麵斥責道：“一樣邪說，卻隻參李明睿何也？顯是朋黨，姑且不究。”【蔣德璟：《愨書》卷十二。其他史籍多有“光時亨阻朕南遷，本應處斬，姑饒這遭”一語。蔣德璟的記載是當時正式回奏的原文，應當說比較準確。楊士聰在《甲申核真略》內，力辨光時亨上疏諫阻南遷一事為妄，失之武斷。】   南遷之議就在這樣一片紛爭當中拖延了下來。等到起義軍逼近北京的時候，朱由檢得到情報說，大順軍除了由大同、宣化方麵來的主力以外，還有劉芳亮等統率的部隊沿黃河北岸進軍從南麵包抄北京，往南逃跑的可能性也很小了。隻有在內心追悔之餘，發出“朕不能守社稷，可殉社稷”的哀鳴，準備同他所代表的明王朝一道葬身於農民起義的火海【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建都》條雲:“當李賊之圍京師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懸絕北，音塵不貫，一時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達，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孫承澤在《天府廣記》卷三四中也說：“上禦勤政殿，獨召都尉(指駙馬都尉鞏永固)密商，然真、保之間路已梗塞。”】。

3.令勳戚、太監和百官助餉。朱由檢搜括兵員，碰到了軍餉困難。明王朝的國庫早已囊空底淨，有限的外解又由於京師在軍事上陷於被包圍狀態而無法運來。皇宮裏的內帑雖然還很多，朱由檢卻舍不得拿出來【明亡前夕，朱由檢仍說:“戶部既稱無餉，內帑業已如掃，各官速為集議。”(見孫承澤：《天府廣記》卷三四，《成德傳》)然而，就連他的親信大臣也不相信。左都禦史李邦華在疏中說:“祖宗設立內帑，原積有餘之財以供有事之用。今軍興告急。司農(即戶部)掣肘，士無重賞，何由得其死力？社稷杌隉，皇上猶吝此餘物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竊恐盡捐內帑尚無及於事也。……天下大矣，未有天下乂安而天子患貧者，特恐有力者負之而趨耳。”(見李邦華：《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總憲奏議》)朱由檢不予批答。】。他在二月中旬下了一道捐餉的命令，責成勳戚、太監和百官報効，以納銀三萬兩為上等。皇帝自己有錢不出，達官貴人們也相顧不動。朱由檢派內官徐高，密諭周後的父親嘉定伯周奎，讓他納銀十二萬兩，給其他臣工做個榜樣。周奎不肯答應，說是“老臣安得多金？”一口咬定隻能捐一萬兩。朱由檢認為太少，要他至少拿出二萬兩。周奎派人向女兒周後求助，周後暗中派人送去五千兩。周奎不僅自己一個銅子不添，反將周後送來的銀子扣下兩千，隻以三千兩應命。不久大順軍進城，從周奎家抄出現銀五十三萬兩，其他財物也值幾十萬兩。勳戚當中隻有太康伯張國紀輸銀二萬兩，晉封侯爵。文武百官捐助的不過幾十兩、幾百兩不等，聊以應景。朱由檢見所得甚微，幹脆實行攤派。先是規定每個衙門必須捐助若幹，後來又按官員籍貫，規定每省仕京官僚捐助數字，如江南八千、江北四千、浙江六千、湖廣五千、陝西四千、山東四千之類。“縉紳紛紛告免”【趙士錦:《甲申紀事》。楊士聰《甲申核真略》中記作“陝西五千”。】。朱由檢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知道許多官僚貪汙致富，乃命大臣推舉“各省堪輸者”，由政府勒逼出銀。內官也奉命捐銀助餉。太監王之心最有錢，傳說他家中藏銀一項就多達三十萬兩。朱由檢當麵叫他慷慨輸將，王之心卻推諉道：“連年家計消乏”，僅獻銀一萬兩。後來，他被大順軍刑夾追贓，吐銀十五萬兩，金銀器物價值與此相當。其他的太監一個個也裝窮叫苦，有的在住房門上大書“此房急賣”，有的把古董器玩送往市上出售，擺出一副破家紓難的樣子【《國榷》卷一○○。】。朱由檢的大搞捐助，所得不過區區二十萬兩而已。對比大順軍進城之後，沒收皇家內帑和對勳戚、太監、百官追贓助餉，一共弄到七千萬兩以上的白銀，明朝統治集團的貪婪鄙吝可想而知。  

崇禎是否吝嗇有爭議，私人修的曆史多數認為崇禎沒錢(內帑)，但這種機密的事情，私人修的曆史不可靠，而崇禎的親信左都禦史李邦華的奏折是可信的，李邦華不會在這個事上撒謊或者誣蔑崇禎，難道他的官不想要了？他嫌自己的命太長了麽？還是把相關的反麵意見附上，看看曆史是如何被強奸玩弄的：

《明季北略》：“賊拘銀匠數百人，凡所掠金銀，俱傾成大磚，以騾馬駱駝馱往陝西。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每馱二錠，不用包裹。談遷曰：三千七百萬錠，損其奇零，即可兩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內騷然，而扃鑰如故，豈先帝未睹遺籍耶？不勝追慨矣。”  計氏緊接著加了一句話：“予謂果有如此多金，須騾馬一千八百五十萬方可載之，即循環交負，亦非計月可畢，則知斯言未可信也。”
　　
王家範《明清易代的偶然性與必然性》（《史林》2005年第1期）：『從國庫裏抄沒的有個大約的總數。據目擊者楊士聰《甲申核真略》敘述，從四月十日起，即有馬騾等車輛不斷裝運各庫銀錠往西安。十六日更是以千騎計。據他觀察，所載的內庫“鎮庫銀”，刻有“永樂”字號，每錠500兩，每騎二錠（千騎則為一百萬兩），其它尋常元寶則打成包裹搭裝在一起，不易辨認。估計白銀總數是3700萬兩，黃金為若幹萬兩。趙士錦任職戶部，比較清楚底細。他在《甲申紀事》中說：載往陝西的銀錠上有萬曆年號，因萬曆八年以後所解內庫銀尚未有動，計白銀三千餘萬兩，黃金150萬兩。白銀數與前楊士聰比較接近，再將黃金折為1500萬兩白銀，總價值約為4500萬兩白銀。史惇在《慟餘雜記》裏說崇禎帝確實以為內帑已空，為廠監內臣所欺隱，一直蒙在鼓裏，結果盡為“闖賊”所得，“宮中得金銀七千餘萬”，此恐得之道路傳聞，未必確鑿。』
　　
《甲申紀事》記載：“予監督節慎庫時，為甲申三月十五日，與主事繆沅交盤，庫中止銀二千三百餘兩，又錢作八百，國家之貧至此，可發一笑。自正月至三月，日以坐餉為令，或論省坐派，或官坐派，無虛日。至三月十八日始發帑金二萬，賞守城軍士，銀末及發而城破矣。闖破誠後，日以內庫銀騾車運至西安。見其錠上有鑿萬曆八年字者，聞內庫銀用至萬曆七年止，八年以後俱未用也。陳陳相積，扃麵不發，卒至以國與敵，可為後世有國者之戒。”“賊載往陝西銀錠上有曆年字號，聞自萬曆八年以後，解內庫銀尚未動也。銀尚存三千餘萬兩，金一百五十萬兩。”

史惇《慟餘雜記》：“闖賊西奔，括宮中得金銀七千餘萬兩，駝載而去，天下聞而惑之。以為先帝宮中有藏金如許，足支數十年，而顧以二百四十萬練餉之加，失天下心，致成瓦解。即甚昏愚，亦不至此。吳喧山曰，吾嚐司計，請發內帑，上令近前密諭曰，內庫無有矣，遂墮淚。”

《崇禎遺錄》：“廷臣動請內帑，夫內帑惟承運庫耳，錢糧解承運庫者有，一曰金花，二曰輕齎。金花銀所以供後妃金花，宮人宦官賞齎。輕齎銀所以為勳戚及武臣俸祿隨發，非唐德宗之私庫，聚而不散者，安有餘資？野史謂城破時尚有大內積金十餘庫，不知十餘庫何名？承運庫外有甲字等十庫存方物也。。。城破時惟車裕庫珍寶存耳，烏有所謂十餘庫基金者。”

《懷陵流寇始終錄》：“初，諸賊攻城時約，內藏歸闖賊，勳戚財歸諸帥，文官財歸牛、宋，富戶歸小盜。又拷掠追索畢，劉宗敏進所掠銀一千萬兩，李岩、李牟用刑寬所得少，以己物數，人皆稱焉。共得七千萬兩。其中勳戚十之三，內侍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賈十之二。”
　　
《國榷》：“所掠輸共七千萬。大約勳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賈十之二。先帝減膳撤懸，布衣蔬食，銅錫器具盡歸軍輸，城破之日，內帑無數萬金。賊淫掠既富，揚言皆得之大內，識者恨之。”
　　
《平寇誌》：“其所得金，大約侯門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賈十之二，共七千萬兩。宮中久已如洗，懷宗減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銀者盡充軍餉，內帑無數萬之藏。賊淫刑所得，揚言獲之大內，識者恨之。”

王家範《明清易代的偶然性與必然性》『這個數目呢，是這樣。劉宗敏上交給李自成最高是一千萬兩，其他將領都沒有高過，所以我估計高過這個數字，這北京實際抄到的數是兩千萬兩白銀。現在回過來國庫裏的，國庫裏的清清楚楚，有一個戶部，戶部就是財政部，財政部當小科長的人姓趙，他最清楚。他說李自成把國庫裏的那些銀子全部搬到西安，用驢，用馬車搬的，他一車一車看，看下來，萬曆八年以來國庫裏的底銀始終沒有動過，總共多少呢，他算下來是3700萬兩白銀，還有黃金，黃金是多少呢，黃金是一百五十萬兩，一百五十萬萬兩按一比十計算，大概我們說，這樣看起來至少總有四、五千萬兩，四、五千萬兩再加上前麵的2000萬兩，大概我們數目是六千萬到七千萬兩。』

《懷陵流寇始終錄》：“勳戚財歸諸帥，文官財歸牛、宋，富戶歸小盜”

《明季北略》：“談遷曰：三千七百萬錠，損其奇零，即可兩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內騷然，而扃鑰如故，豈先帝未睹遺籍耶？”

談遷《國榷》：“先帝減膳撤懸，布衣蔬食，銅錫器具盡歸軍輸，城破之日，內帑無數萬金。賊淫掠既富，揚言皆得之大內，識者恨之。”
　　
《明季北略》：“賊拘銀匠數百人，凡所掠金銀，俱傾成大磚，以騾馬駱駝馱往陝西。”

八。李自成最後失敗：不是因為領導集團腐化變質
長期以來，人們受“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傳統觀念影響，以為官紳地主對大順政權一直處於勢不兩立的地位，這是不完全正確的。事實上自從1643年十月明陝西三邊總督孫傳庭部主力被大順軍殲滅以後，明朝官紳眼見大勢已去，政治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把明亡順興看成是曆史上常見的改朝換代，為了自身利益紛紛歸附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曆史曾經給予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統一全國的機會。1644年春天，大順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關在內的黃河流域全部疆土，推翻了以朱由檢為代表的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統治。擺在李自成麵前的任務是怎樣才能站穩腳根，實現一匡天下的目的。這一任務實際上取決於兩點：一是他應當認識到遼東興起的滿洲貴族建立的清政權是同大順政權爭奪天下的主要對手，加強針對遼東的防務是新生的大順政權存亡的關鍵。二是在漢族文官武將大批倒向自己的情況下，大順政權必須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調整，盡量縮小打擊麵，由打擊官紳地主改為保護他們的利益。這二者是互相關聯的。崇禎朝廷的覆亡除了它的腐敗以外，主要原因是戰略上兩線作戰，陷於左支右絀的窘境，造成兩大對手力量不斷的膨脹。大順政權既然繼承了明王朝的“遺產”，避免重蹈崇禎朝廷的覆轍，理應在最大程度上爭取漢族各階層的支持。自明中期以後，縉紳勢力已經成為社會上舉足輕重的力量，能不能爭取到他們的支持直接關係到大順政權在管轄區內的穩定和遏製並隨後解決遼東的民族對抗。
從當時形勢分析，大順政權的領導人如果能夠高瞻遠矚，對全國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完全可以采取正確的對策。李自成必須放棄對官紳地主實行的追贓助餉政策，代之以輕徭薄賦、整頓吏治。然而，李自成為首的大順軍領導人並沒有依據形勢的變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調整。他們仍然以農民利益的維護者自居，在管轄區內繼續實行打擊官紳地主的追贓助餉政策。各地文獻都表明大順政權委派的官員到任後幾乎毫無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紳追贓助餉。如甲申三月，劉芳亮部占領大名府，“布州縣偽官，毒掠縉紳”【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誌》卷六，《年紀新誌》；又見康熙十五年《元城縣誌》卷一，《年紀》】。進占廣平府之“次日，拷掠鄉紳，以官職大小定銀數之多寡，慘不可言”【乾隆十年《永年縣誌》卷十二，《兵紀》】。高陽縣令王瑞圖到任後，“奉賊令逼索鄉紳，名曰助餉”【雍正八年《高陽縣誌》卷六，《雜誌·兵事》】。靈壽縣“偽令郭廉持符至靈壽，勒鄉紳捐餉，恣為橫暴”【康熙二十四年《靈壽縣誌》卷七，《孝義》；又見同書卷一，《地裏》附《紀事》】。肥縣縣令石傳聲下車伊始即“置鄉紳於獄，比餉銀”【雍正十年《肥鄉縣誌》卷二，《紀事》】。臨城縣令段獻珠履任後，“索餉銀，毀坊扁，免荒稅”【康熙三十年《臨城縣誌》卷八，《述考誌·事跡》】。派往山東的大順軍將領郭升“以精賊數萬略行齊魯，張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間遍於海岱。……奉其敕追掠縉紳，桁楊接踵，相望於道”【乾隆五十三年《德州誌》卷十二，藝文，程先貞《何振先傳》】。濟南府“有戶政府從事張琚者，謂之催餉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餉。其被掠者以萬曆來科目為斷，計三十餘家。刑具夾桚外，有鐵梨花、呂公絛、紅繡鞋之名”【乾隆三十七年《曆城縣誌》卷四十一，列傳七，《忠烈》】。陽信縣“夏四月，逆闖偽令搜羅邑紳子弟蠲貲助餉，各五百金，勒限追比”【乾隆二十四年《陽信縣誌》卷三，《災祥》】。鄒平縣令王世傳上任後“陽言蠲貲租，刑逼鄉官，漸及富戶，謂之追餉”【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誌》卷六，《年紀新誌》；又見康熙十五年《元城縣誌》卷一，《年紀》】。北京聚集著明朝廷大批中央機構的官員，從三月下旬開始，未被大順政權選用的官員大抵發往各營追贓助餉，“言卿相所有，非盜上則剝下，皆贓也”【乾隆十年《永年縣誌》卷十二，《兵紀》】。四月初八日，李自成發現這一舉動在政治上已經造成不利影響，下令停止，被押官僚無論完贓與否一律釋放，但各地的追贓活動一直延續到大順軍戰敗西撤為止。與此同時，我們卻沒有見到大順政權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征收賦稅的記載。某些文獻由於文字含混給人以大順政權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征收賦稅的印象，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其內容，不難發現所“征”得的銀、糧一般都是整數，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按畝計征的賦稅不可能是整數，隻有追贓才會出現這種情況；另一種是征發製造軍需物品的翎毛（製箭用）、鋼鐵等，也不能說是正規的賦稅製度。這些都說明大順政權在北京的鼎盛時期沒有製定賦稅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贓助餉的階段。
處於十字路口的大順政權在關鍵時刻跟不上形勢，陷於茫然失措的境地。李自成一方麵采取了部分辦法招徠官紳，一方麵又大範圍地以追贓助餉打擊這個階層。在追贓過程中官紳們巧取豪奪所得的家貲難以保住，而且往往遭到刑拷，官紳體麵掃地以盡，這對於大批歸附大順政權的官紳地主來說確實是非始料所及的。官紳地主的歸附大順政權，正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變節，把過去痛罵的“闖賊”李自成當作新的靠山。然而，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失望了，明朝廷中央官員被錄用的占少數，地方官員由於大順政權選用的原則是以未曾出仕的舉人為重點，吸收的明朝官員所占比例很小，就整個官紳地主而言基本上處於被打擊的地位。他們在飽嚐鐵拳之後，不勝憤慨地說：“是豈興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賊而已矣。”【鄭廉《豫變紀略》卷六】當大順軍所向無敵時，官紳們懾於大順政權的兵威，一般不敢公開反抗，但已經暗中“人人飲恨，未及發也”【王度《偽官據城記》，見《荊駝逸史》】。有一種記載說庶吉士周鍾因有文名受到丞相牛金星的重視，他積極參加大順政權的活動，常說“江南不難平也”。一些明朝官員私下對他說：“闖殘殺太甚，萬難成事。”周鍾回答道：“太祖（指朱元璋）初起亦然。”【錢《甲申傳信錄》卷五】其實，朱元璋在天下未定之時是“禮賢下士”的，對官員的大批屠戮和謫戍是在坐穩了皇帝的寶座以後。周鍾的比擬並不適當，隻是反映了被大順政權錄用的少數官員的一種希望。
許多人輕信了封建史籍對大順軍的汙蔑之詞，斷言李自成進京後領導集團腐化變質，喪失民心，終歸失敗。這種觀點完全不符合事實。且不說不少親曆甲申燕京之變的人士記載大順軍在京期間紀律嚴明；就以時間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順軍進京，四月初十日左右得到吳三桂率部叛變回軍攻占山海關，十三日晨李自成、劉宗敏親率大軍離京平叛，其間最大時限為二十三天。中國曆史上許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榮，若幹年之後壯誌消磨，出現文恬武嬉的局麵；卻沒有聽說過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喪失戰鬥力的。大順政權之所以站不住腳，不是因為領導層變質，失去貧苦群眾的支持；恰恰相反，由於它尚未完成質變，繼續執行打擊官紳地主的政策，引起縉紳們的強烈不滿，因而不可能穩定自己的統治區。軍事上部署的失誤又導致滿洲貴族得以勾結漢族官紳，構成對大順軍壓倒的優勢。

總之，明朝的滅亡是多種原因造成的，有瘟疫，有崇禎的決策失誤，有強人皇太極和多爾袞，也有儒教信徒的大量變節。如果崇禎不理睬儒教信徒的反對，和清朝達成議和，明朝可以專心對付農民起義，如果崇禎如宋高宗一樣毅然南遷，明朝和清朝並立於世。但是，後世的儒教信徒卻歪曲曆史，痛罵清朝，指責崇禎，歌頌袁崇煥和史可法，就是不提儒教應該擔負的責任。如此，儒教就可以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繼續成為中國的國教，萬世輝煌。
 

附1：遼金兩朝都曾哀求過宋朝，宋朝真的很強麽？
摘要：本文是關於嶽飛和秦檜的爭論，帖子比較長，主要內容有宋金農民起義的性質，金太祖也是個國際和平主義者，宋金衝突的幾個史料，北宋亡於“戰”而非“和”，南宋也是亡於“戰”而非“和”，關於嶽飛北伐的神話。

一。金太祖也是個國際和平主義者
金太祖（1068年—1123年）名阿骨打。女真族完顏部首領。金的建立者，善射騎，力大過人。遼天慶四年，率2500人起兵叛遼，破寧江州（今吉林扶餘東南）。蕭嗣先率7000精兵集結於出河店，阿骨打率兵3700乘夜奔襲，渡混同江（今鬆花江），大敗遼軍。天慶五年（1115年）正月，阿骨打在會寧（今黑龍江阿城南白城）稱帝，建立大金，年號收國，改名完顏旻。是年九月攻占黃龍府城（今吉林農安）。天輔四年（1120年），與宋朝訂攻遼計劃，攻陷遼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天輔六年（1122年），取遼中京（今內蒙古寧城西），是年年底，攻陷燕京（今北京）。天輔七年（1123年）八月返金上京（今黑龍江省阿城附近）途中病逝。　2003年9月5日，北京市文物局發表：1980年代在北京市西南郊外的九龍山的金朝陵墓，證實是完顏阿骨打的石棺、遺骨及裝飾物。

阿骨打對宋相當和善。《靖康稗史箋證》中記錄其二子完顏宗望曾說過：“太祖止我伐宋，言猶在耳”。《靖康稗史箋證》之四：‘皇子謂：“太祖止我伐宋，言猶在耳，皇帝仰體此意，故令我懣自便。”’ 當宋以“海上之盟”求燕京（今北京西南）及西京（今山西大同）地，金國大臣左企弓（張覺叛金時被殺）曾勸阿骨打不要歸還“燕雲十六州”，但阿骨打還是如約歸還了“燕雲十六州”中的燕京、涿州、易州、檀州、順州、景州、薊州。其中景州雖在長城之內，但並不屬於石敬瑭割給遼的燕雲十六州之一。易州是遼統和七年（989年）奪自宋，也不算作十六州之一。莫、瀛兩州早已收複，為北宋河間府所治。《金史·左企弓傳》：‘太祖既定燕，從初約，以與宋人。企弓獻詩，略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聽。’ 今河北遵化，此為金之景州，並非宋之同名景州，宋之景州在今衡水市景縣,今河北保定市易縣. 《遼史·地理誌四》：‘統和七年攻克之，升高陽軍。’ 　這樣一來，山西、河北太行山（後明在此建內長城）以內的燕、涿、檀、順、薊、莫、瀛七州都已經歸還宋，而太行山以外的儒、媯、武、新、蔚、應、寰、朔、雲九州當時遼金尚在爭奪，金太祖也無法歸還。

和阿骨打生前相處時間較長的幾個年長兒子，如長子完顏宗幹、二子完顏宗望、四子完顏宗弼都積極推行儒家文化，這對以後金國的影響很大，金出了大量的詩人。這也從另一個側麵反映了阿骨打的喜好。阿骨打也滿有趣的，又是一個國際和平主義者。實際上，亞洲都是儒家文化圈。金的文明水平不比宋差的，隻是人們總是吹捧宋朝，金似乎不屬於中國的朝代一樣。金宋兩朝對比，非常有意思，都不完美。金對外強橫，內部卻爭奪皇位而亂；宋對外軟弱，內部卻超級穩定。南宋錯就錯在後來不應該聯合蒙古攻擊金，畢竟，金的文化和宋更加類似，兩者更加和諧。

二。宋金衝突的幾個史料
《金史·列傳第八》 撻懶、宗雋唱議以齊地與宋，完顏宗憲（1108年—大定六年1166年），　廷爭折之，當時不用其言，其後宗弼複取河南、陝西地，如宗憲策。熙宗從容謂之曰：“響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人，卿以為不當與，今複取之，是猶用卿言也。卿識慮深遠，自今以往，其盡言無隱。”宗憲拜謝，遂攝門下侍郎。

《金史·列傳第十五》　天眷元年，撻懶、宗磐執議以河南之地割賜宋，詔遣張通古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明殿學士韓肖胄奉表謝，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韋氏兄弟。　宗弼兼總其事，遂議南伐。太師宗幹以下皆曰：“構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自鴟張，祈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麵，深究利害，宜即舉兵討之。”遂命元帥府複河南疆土，詔中外。 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嶽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複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製。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眾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宗弼還軍於汴，嶽飛等軍皆退去，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上使使勞問宗弼以下將士，凡有功軍士三千，並加忠勇校尉。攻嵐、石、保德皆克之。

《金史·列傳第十五》(完顏)昌，本名撻懶，穆宗子。天會四年八月，複伐宋。閏月，宗翰、宗望軍皆至汴州。撻懶、阿裏刮破宋兵二萬於杞，覆其三營，獲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及其二子與南路都統製隋師元及其三將，遂克拱州，降寧陵，破睢陽，下亳州。 宋二帝已降，大軍北還，撻懶為元帥左監軍，徇地山東，取密州。　初，宋人既誅張邦昌，太宗詔諸將複求如邦昌者立之，或舉折可求，撻懶力舉劉豫。豫立為帝，號大齊。豫為帝數年，無尺寸功，遂廢豫為蜀王。撻懶與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倫求河南、陝西地於撻懶。明年，撻懶朝京師，倡議以廢齊舊地與宋，熙宗命群臣議，會東京留守宗雋來朝，與撻懶合力，宗幹等爭之不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折之日：“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複資以土地，是助仇也，何德之有。勿與便。”撻懶弟勖亦以為不可。既退，撻懶責勖曰：“他人尚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勖曰：“苟利國家，豈敢私邪。”是時，太宗長子宗磐為宰相，位在宗幹上，撻懶、宗雋附之，竟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張通古為詔諭江南使。 宗弼為都元帥，再定河南、陝西。伐宋渡淮，宋康王乞和，遂稱臣，畫淮為界，乃罷兵。

這些史料提供了北宋滅亡的線索，此外，也談到了嶽飛的北伐，嶽飛說自己北伐有多少多少戰果，而金國也聲稱自己勝利，還大大的賞賜了參戰的將士，非常有趣。但是，卻有兩個疑團，為什麽金還給了宋土地，後來又收回，甚至把北宋消滅？為什麽完顏昌(撻懶)參加了討伐北宋的戰爭？背後的故事是這樣的。

三。北宋亡於“戰”而非“和”
宋金對遼國夾攻密約，金國攻陷遼國的中京（內蒙古寧城），童貫急統軍北上，分兩路進攻。宋軍突然采取軍事行動，對燕京是一個晴天霹靂，他們再沒有想到一向卑躬屈膝的宋國，會在朋友背上插上刀子。耶律淳陷於腹背受敵的危境，他派人晉見童貫說：“女真叛變作亂，貴國也應對它厭惡。如果貪圖眼前小利，捐棄百年友誼，去交結豺狼，隻會種下將來無窮禍根，尚請貴國考慮。” 童貫不聽遼的勸告，繼續督軍前進。遼軍隻好迎戰，宋兵團兩路大軍，同時潰敗。 遼國“怨軍”司令官郭藥師，向宋國投降，獻上兩州土地。這對宋是一個鼓勵，宋徽宗（1082年10月─1135年）趙佶命童貫作第二次北伐。蕭皇後(遼穆宗皇後)派遣使節韓昉晉見童貫，奉上降表，請求念及119年敦睦的邦交，不再進攻，遼國願降為臣屬，永為屏藩。童貫一口拒絕，把韓昉叱出帳外，韓昉在庭院中哀號說：“遼宋兩國，和好百年。盟約誓書，字字俱在。你能欺國，不能欺天。”痛哭而去。童貫在叱走韓昉後，即對燕京奇襲，在遼軍迎戰下幾乎全軍覆沒，被遼軍追擊到蘆溝橋， 宋軍將近二十萬人，被敵人的鐵騎衝刺，死傷殆盡，死體盈路。遼軍作歌傳唱。譏刺宋國的無心與無能。以如此使人失笑的兵力，竟敢毀盟挑戰，再一次說明世界上確實有不自量力這回事。

金國接到宋軍潰敗的消息，也大吃一驚，他們固然知道宋軍衰弱，但不知道衰弱到這種地步，皇帝完顏阿骨打既知宋軍不能在古北口（北京密雲東北）會師，放棄古北口，徑從居庸關（北京昌平）南下，進攻燕京。那些把宋軍打得落花流水的契丹兵團，跟金軍一經接戰， 即被擊潰，燕京陷落。 這種尷尬的情況下，宋依然派遣使者向金索取燕雲十六州， 金國皇帝完顏阿骨打不顧眾大臣的反對，還給五州給宋朝。兩國遂於1123年簽訂友好和約。 無論如何，宋總算站在勝利的一邊， 收複了喪失188年之久的領土。趙佶成為宋的救星，童貫被封為王爵， 全國狂歡慶祝。

但是，宋朝貪心不足，1123年，南京（即平州，河北盧龍）留守長官張覺舉州向宋帝國歸降。馬植再度提出警告說：“盟約剛剛簽定，不準招降納叛，絕不可以不遵守。”趙佶立即把馬植貶官五級。 金國一舉手之間，就把南京奪回，張覺逃入宋帝國，請求庇護。在金帝國嚴厲壓力下，趙佶虎頭蛇尾，隻好殺掉張覺，把人頭送還。而金軍不久就在張覺檔案中，搜查出趙佶的詔書。恰好金軍向宋軍華北軍區司令官（河北燕山府路兼河東路宣撫使）潭稹，按和約索取二十萬石軍糧。譚稹拒絕 說：“馬植算什麽東西，他承諾的，怎麽能算數。”這樣，宋朝兩次違背宋金和約，先是宋朝收留反叛的將領張覺，現在又有譚稹違背和約。，金對宋的戰爭開始，原來得到的土地丟了。

趙佶不甘心，企圖耍陰謀詭計引起金國的覆亡。第一、趙桓寫了一封密函給金國大將耶律餘，耶律餘原是遼國大將，被耶律延禧所逼，於1121年降金，請耶律餘發動兵變。第二、趙桓再寫一封密函給遠在西方天涯的遼帝耶律大石，對過去叛盟的事表示歉意，要求恢複百年來的傳統友誼，對金帝國夾擊。最精彩的是，趙桓竟把如此重要，能引起千萬人死亡的秘密文件，交給金帝國派到開封催繳欠款的使節蕭仲恭，用重賄請他轉交給耶律餘。在意料中的， 蕭仲恭回國後立刻就把密函呈出。而派往西方遼國的使節也在邊界被金國的巡邏隊捉住。金國震怒，對宋開戰，北宋滅亡。本來，宋金聯合滅遼，之後，金給了宋部分國土，結局很完美。但是，宋的皇帝和愛國賊們自不量力，收留遼的殘餘將領，又聯合遼打金，北宋滅亡在愛國賊手裏。宋對遼和金數次背信，而現在儒教信徒卻嘲笑人家是蠻夷，野蠻，儒教信徒隻會通過這種手法來掩飾自己的罪惡。

 

四 。農民起義
金有農民起義，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人就一定心向南宋，就如同南宋的眾多起義並非一定是農民要反宋投金一樣。古代是家天下，宋朝是趙家的，金是完顏家的，並沒有明確的國或者民族觀念。國家和民族都是近代從西方哪裏學來的玩意。宋朝士大夫和地主階層的貪婪，宋朝的主要收入都跑到這些人手裏了，而百姓卻苦不堪言。加上嚴重的土地兼並，宋朝的農民起義是中國曆史上最多的一個。兩宋期間有記載的農民起義，從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農民起義，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後一次農民起義，宋朝前後300餘年中經曆了433次農民起義，其中230次發生在北宋，203次發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農民起義“一年多似一年，一夥強似一夥。”著名的起義有：993年，王小波、李順在四川青城起義，提出“均貧富”口號；第二年，占領成都，建立大蜀政權，控製四川部分地區，堅持鬥爭到995年春，最後失敗。 李順 993年（太宗淳化四年）12月 青城 。1119年，宋江在北方領導人民起義，起義軍在河北、山東、河南一帶沉重打擊了北宋軍隊，由於北宋統治階級殘酷鎮壓，1121年夏，起義軍失敗。 1120年，方臘在浙江睦州起義。起義連破浙江、安徽、江西一帶六州五十二縣，殺死貪官汙吏。後由於糧食和武器缺乏，退到睦州青溪縣的岩洞，最後失敗。 以上是北宋的，再看南宋 。 鍾相、楊膁1130年2月在湖南洞庭湖一帶起義，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建立“大楚”政權，1135年6月楊膁被俘，慘遭殺害，起義失敗，嶽飛的主要戰績就是通過鎮壓農民起義獲得的。

五 。嶽飛北伐的神話
整個事件是這樣的，金國無意滅南宋，更不希望和南宋戰爭，於是在南宋和金國之間扶持了劉豫的偽齊政權，作為緩衝。後來，金國對劉豫不滿，偽齊消失。 偽齊政權的版圖怎麽辦呢？金國有個國際和平主義者頑顏昌，主張把偽齊政權的版圖送給南宋，以促進和維持國際和平友好，頑顏昌真的這樣做了，於是，金宋締結友好條約，河南等地劃歸了南宋。頑顏昌的行為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出格的，在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是罕見的。金國當然有反對這種“金”奸賣國行為，此人就是金兀術，他殺了頑顏昌這個“金”奸，向宋朝開戰，要把送出的土地奪回來。宋金之戰開始。 古代，北方軍隊野戰強於南方，南方最好的辦法是守城，據城而戰。宋高宗當然不希望把吃進去的便宜肥肉吐出去，宋高宗的戰略就是防守戰，無疑，高宗是正確的。但是，嶽飛向來我行我素，先是不聽命令援助友軍，之後，不顧高宗命令要孤軍北伐，結果失敗。 南宋把河南等地又還給了金國。也就是說，整個戰爭是國際和平主義者頑顏昌惹起來的，戰爭的結局南宋並沒有吃虧，把便宜土地還給了金國，如此而已。但是，儒教學者們卻歪曲曆史，把嶽飛無限誇大神話，把高宗說成個賣國賊似的，儒教學者們也鮮有人讚美一下國際和平主義者頑顏昌。

(一)。朱仙鎮大捷
朱仙鎮大捷，大破金兀術，差點就攻陷開封汴梁；經鄧廣銘考證，根本不存在。在嶽飛一生的戰績中，有無朱仙鎮一役是多少年來史學界所困擾的一個問題，鄧廣銘先生在《嶽飛傳》（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對此作了詳盡考證，他說：“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王自中所撰《郢州忠烈行祠記》，對嶽飛的事功備極推崇，其所敘嶽飛的戰績就沒有朱仙鎮一役”，然而嶽珂編寫的《鄂王行實編年》卻在嶽飛的奏提戰報所述諸戰役之外，添出朱仙鎮的這次大捷的故事，這是嶽珂為了提高他的先祖的威望而虛構出來的，因此，鄧廣銘在寫《嶽飛傳》時就沒有采用這條材料。什麽500破10萬，什麽12道金牌(實際隻有兩道)，都是編造的。

朱仙鎮大捷是假的，嶽飛北伐的最大戰鬥就剩下郾城大捷和潁昌大捷，但這裏麵也有水分，可以證明的戰績：嶽飛軍殺金軍隻有500人，而金兵總人數在10萬到20萬之間，嶽飛軍自己損失多少卻沒有提，扣除嶽飛軍隊占領各個空城的兵力，嶽飛實際北伐的軍力隻有幾萬人，而且，嶽飛的糧草被金軍截斷，又沒有友軍支援，隻是嶽飛在後撤的時候，友軍劉琦救了嶽飛一命。

(二)。嶽飛不救淮西　　
王次翁的《敘紀》中說： 紹興辛酉，虜人有飲馬大江之謀。大將張俊、韓世忠欲先事深入，惟嶽飛駐兵淮西不肯動。 以親劄趣其行者凡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劄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軍 三十裏而止。上始有誅飛意。

(三)。郾城大捷
郾城之戰發生在七月八日。《鄂國金佗稡編》卷16嶽飛捷奏： 　　
　　
　　今月初八日，探得有番賊酋首四太子、龍虎、蓋天大王、韓將軍親領馬軍一萬五千餘騎，例各鮮明衣甲，取徑路，離郾城縣北二十餘裏。尋遣發背嵬、遊奕馬軍，自申時後，與賊戰鬥。將士各持麻紮刀、提刀、大斧，與賊手拽廝劈。鏖戰數十合，殺死賊兵滿野，不計其數。至天色昏黑，方始賊兵退，那奪到馬二百餘匹，委獲大捷。 　　
　　
　　疑點：此戰沒有例入中興著名戰役中。嶽飛沒提自己的傷亡數字，殺金兵無數卻隻得到馬二百餘匹。也就是說，嶽飛軍最多也是小勝。

(四)。潁昌大捷
嶽飛報王貴潁昌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嶽飛狀奏： 今月十五日，據本司中軍統製、提舉一行事務王貴申：“依準指揮，統率諸軍人馬，於潁昌府屯駐。今月十四日辰時以來，有番賊四太子、鎮國大王、並昭武大將軍韓常及番賊萬戶四人，親領番兵馬軍三萬餘騎，直抵穎昌府西門外擺列。 貴遂令踏白軍統製董先、選鋒軍副統製胡清守城。貴親統中軍、遊奕軍人馬，並機宜嶽雲將帶到背嵬軍出城迎戰。自辰時至午時，血戰數十合，當陣殺死萬戶一人，千戶五人。賊兵橫屍滿野，約五百餘人，重傷番賊不知數目。其奪到戰馬、金、鼓、旗、槍、器甲等不計其數，見行根刷，續具數目供申次。委是大獲勝捷。 　　　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聯係到潁昌的後路（臨潁）被斷，史稱“後斷不得合”，和鄭州的聯係也被切斷（長葛），王貴已經被金軍從嶽飛集團中分割出來了。在郾城的一麵嶽飛慌不迭地叫淮寧的張憲趕回來打通和王貴的聯係（十三日楊再興也想打通和潁昌的聯係，不幸陣亡），一麵急遞順昌的劉錡請求支援。 這幾天嶽飛的日子絕對不好過，絕對不是大家吹噓的從勝利走向勝利。潁昌之戰，王貴殺敵五百，自己傷亡多少，沒有任何戰報說明，應當是有刻意隱瞞之嫌。從“人成血人、馬成血馬”看，王貴所部傷亡也應該不會小了。 王貴的勝利，就是金軍暫時撤兵了, 金軍本來就沒有攻城的打算，隻是列陣城外，這就叫擊退敵軍，當然，也可以說是勝利了。尤其是張憲把臨穎收複了，給王貴軍留下了撤退的通道。可是，張憲再也不敢離開臨穎了，一旦臨穎，被金軍占領，王貴軍怕撤都撤不回來了。
　　
　　嶽飛在郾城的兵力本不弱於宗弼，可是他已經飛章向劉奇告急了，這又如何解釋呢？這充分說明了一點，就是嶽飛對金軍的部署並不清楚，也不知道宗弼有多少兵力. 相反，宗弼對敵我形勢了如指掌，他很清楚嶽飛的主力在潁昌，突襲郾城不克後，他在臨潁駐紮，割斷了郾城與潁昌之間的聯係，這樣就把張憲主力從潁昌調出來了，然後他殲滅楊再興的小部隊後，再乘虛奔襲潁昌，妙招!張憲已從穎昌南下趕到臨穎，如果宗弼再去攻打郾城的嶽飛，這不明擺著要腹背受敵嗎？宗弼沒那麽弱智，他選擇了抄張憲的老巢穎昌，這才是避實擊虛的妙招啊！
　　　　郾城和穎昌兩番大戰，張憲的主力都沒趕上，光在路上瞎跑，這就是宗弼的用兵之妙. 就這樣，王貴－潁昌，張憲－臨穎，嶽飛－郾城，三兄弟丫成前後一百裏的一條線上了。 這樣好，保證了大家能夠撤退。 可韓昌還蹲在長葛，鄭州的劉政已經是回不來了，給金軍活活地捉住了，他的部隊哪去了?不是全殲了，就是逃散了。反正嶽家軍史書上是不能留汙點的。
　　　　張憲離開淮寧，淮寧的部隊少了，淮寧的長官，防守也不要了，嚇得抹腿跑了回來，嶽飛肚子都氣破了。 嶽飛的日子不好過。 嶽飛之所以要殺王貴，是王貴有畏敵之罪，同時，嶽飛一肚子火。 更有趣的是，嶽飛說十四日潁昌打勝了，可《金史》說十四日宗弼也向金庭報捷。

(五)。嶽飛無力再戰，險遭覆滅
　《宋史》卷高宗本紀中有如下記載：（嶽飛）“奉詔班師，遂自郾城還，軍皆潰，金人追之不及。穎昌、蔡、鄭諸州皆複為金有。”
　　
　　《宋史》卷四七三《秦檜傳》：「時張俊克毫州，王勝克海州，嶽飛克郾城，幾獲兀術，（王俊）戰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咖口鎮，諸將所向皆奏捷，而檜力主班師。 九月，詔飛還行在，存中還鎮江，光世還池州，琦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轍亂，飛口×不能合，於是淮寧、蔡、鄭複為金人有。」
　　
　　《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三七，亦載：「(壬戊）是日，湖北、京西宣撫使嶽飛自郾城班師。飛既得京西諸郡，會詔書不許深入，其下請還，飛亦以為不可留。然 恐金人邀其後，乃宣言進兵深入，逮敵已遠，始傳令回軍。軍士應時皆南鄉，旃靡轍亂，飛望之，口怯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金人聞飛棄穎昌去，遣騎 追之。時飛之將梁興渡河，趨絳州，統製官趙秉淵知淮寧府，飛還至蔡州，命統製官李山、史貴以兵援之，遂遣諸將還武昌。飛以親兵二千，自順昌渡惟，赴行在。 於是穎昌、淮寧、蔡、鄭諸州皆複為金人所取，議者惜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205《淮西從軍記》說：
　　飛方至陳州，而俊已定宿、毫，遂還壽春，引兵南渡而歸。金人探知，於是並力以禦，飛兵不能支，幾敗，告急於錡。錡為出兵牽製，抵太康，金人乃退，飛軍得還。

李心傳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137載： 　　
　　（乙卯）湖北、京西宣撫司都統製王貴、統製官姚政及金人戰於潁昌府，敗之。初，嶽飛以重兵駐潁昌，欲為久駐之計。會張俊自毫州南歸，金人諜知飛軍孤無援，於是並兵以禦飛。飛不能支吾，告急於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錡遣統製官雷仲出兵牽製，抵太康縣。是役也，飛將官楊再興、王蘭、高林皆戰死。獲再興之屍，焚之，得箭鏃二升。會天大雨，溪澗皆溢，敵騎不得前，官軍乃還。

《金史.王伯龍傳》中就記載“軍渡采石，擊敗嶽飛、劉立、路尚等兵，獲芻糧數百萬計。”　　
　　
　　《宋朝南渡十將傳》卷1《劉錡傳》說：
　　自閏六月至七月，世忠取海州，俊取毫州、宿州，飛取蔡州、陳州，京東、西響應。嶽飛軍屯潁昌，別軍屯郾城，兵斷不得合。遣驍將楊再興擊賊，不利，再興戰歿。飛以急告錡，或言：“當言於朝，而後發兵。”錡曰：“皆王事也，待報則無及矣。”遂往助之，即遣別將雷仲、柳倪直趨太康縣。諸將曰：“賊在沙河，而詣太康，非路也。”錡曰：“第如言，我軍至太康，彼必退矣。”其夜，軍至太康，虜果解去。
　　
　　
　　上述記載說明，當時的嶽飛軍隊處境險惡之極，糧草被斷，根本不是嶽飛孫子所說的嶽飛差點打到黃龍府，被高宗昭回而功虧一簣。嶽飛撤兵是因為自己認為不得不撤退，“飛亦以為不可留”，劉琦救了嶽飛，高宗和秦檜救了嶽飛.

六。金國對宋朝的哀求
金哀宗，姓名完顏守緒（1198年－1234年），金國第九位皇帝（1224年—1234年在位），女真名寧甲速。哀宗在位10年，國破後自縊而死，終年36歲。哀宗本是一位比較有作為的皇帝，即位後，鼓勵農業生產，與西夏修好，進行內部改革，鏟除奸佞，重用抗蒙名將，收複了不少土地，使金國呈現出一片全新的景象。可是此時的蒙古勢不可當，正大四年（1227年）滅西夏後即全力伐金，在天興元年（1232年）的三峰山之戰中，金軍主力潰敗，金國滅亡之勢已不可免。蒙軍進圍汴京，守軍奮力抵抗，當年“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哀宗在十二月離開汴京，北渡黃河，後奔歸德（今河南商丘），最後來到蔡州（今河南汝南），然蒙古大將史天澤一路緊追不舍，在蒲城殲滅了完顏白撒的八萬精兵。

如同北宋背叛遼國一樣，南宋也背叛了金國，和蒙古聯合消滅金國。天興二年（1233年）八月，蒙古召宋兵攻破唐州（今河南唐河），哀宗欲派使者向宋人說：“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宋人不許。天興三年（1234年）正月，宋蒙聯軍攻破蔡州，哀宗不願做亡國之君，便把皇位傳給統帥完顏承麟，自己在蔡州幽蘭軒上吊自盡。末帝完顏承麟聞知哀宗死訊，“率群臣入哭，諡曰哀宗”，“哭奠未畢，城潰。”末帝同日死於亂軍中，金亡。宋人找到哀宗遺骨，帶回首都臨安告太廟。曆史有的時候真的很好玩，遼金都曾經苦求過背叛的宋朝，宋朝都是不肯，結果，儒家程度很高的遼金沒了，北宋和南宋也隨之消失，莫非上天要宋朝成全蒙古族人統一中國？

七。南宋也是亡於“戰”而非“和”
南宋的滅亡和北宋滅亡類似，不是因為“和”，而是因為“戰”，謝太後直接派人向蒙古伯顏乞和，願降為屬國。謝太後直接派人向蒙古的伯顏乞和，願降為屬國。怕顏接受了，蒙古最初的目的並不一定要消滅宋朝，隻不過要求宋帝國像安南王國和高麗王國一樣，作一個臣服的外藩。可是，當蒙古使節廉希賢一行前往臨安（浙江杭州）談判，走到獨鬆關（浙江安吉南）時，卻被一位愛國心強烈的守將殺掉。這已經使事態惡化，謝太後在驚恐中，急再第二次派特使，向伯顏解釋誤會，保證嚴懲那個守將。伯顏於是第二次派出使節張羽，走到平江（江蘇蘇州）， 又被另一位愛國心強烈的守將殺掉。伯顏怒不可遏，他發現他麵對的是一個不可理喻而又狡獪凶惡的野蠻部落，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他的軍隊前進。蒙古兵團在毫無抵抗的情形下，進抵臨安（浙江杭州）。宋政府已經瓦解，包括宰相在內的當權官員，以及日夜都在思念忠君愛國的道學家士大夫群，大都逃走， 謝太後和不懂事的孩子皇帝趙顯，隻有投降，南宋滅亡。如果狂熱一旦到了靠著流別人的血來表達自己忠貞的地步，這種狂熱便成為兩頭尖的劍，固然傷害別人，也同樣傷害自己。強烈的愛國心是可敬的，但隻用別人的生命表達它，這個愛國心就不純潔，有邪惡的成分在內。儒教信徒士大夫群大都逃走，而沒有舍身取義，儒教確實虛偽邪惡。南宋滅亡後，儒教信徒為了證明儒教的先進正義和偉大，高聲咒罵蒙古野蠻，痛哭流涕的說什麽崖山之後無中國，而他們卻從來不會反省或者承認宋朝中國的滅亡正是儒教鼓動的愛國賊，正是不顧實力冒進的左傾冒險主義者。嶽飛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儒教精神，嶽飛精神在某些情況下是誤國誤民的毒藥，就如儒教遺害中國一個道理。

總之，給我戴上美化侵略者的帽子是不合適的，因為宋朝自不量力又屢次背信，金國反擊是理所當然，這在當時的環境下無可指責。如果以現在的觀點，金宋同是中國的朝代，二者之間的戰爭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我不過是試圖還曆史原貌而已。 

 

附2：嶽飛吃人肉與宋高宗被逼退位
----------高宗PK 崇禎, 偉大的宋高宗萬歲

由於曆史學家的誤導，人們通常認為，南宋軍隊很強，可以北伐收複故土迎回二帝，都是因為宋高宗軟弱怕事，或者說怕南宋北伐勝利迎回二帝，而讓高宗丟了皇位。不止如此，儒教史學家們還編造了秦檜害死嶽飛的神化。這些完全是儒教信徒的謊言。

宋高宗（1107年─1187年）趙構，南宋開國皇帝，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長壽皇帝，活到80歲，但他卻並不貪戀皇位，1162年，就以“倦勤”想多休養為由，禪位於宋孝宗。

南宋初年和崇禎末期類似，如果當時崇禎南下，而不理睬說大話的儒教信徒，明朝不會那麽快滅亡。在對待這個類似的問題上，顯示出宋高宗的偉大和英明，高宗不理睬儒教信徒的大話連連，毅然把首都南遷，偉栽，高宗！

宋屢次背信棄義，貪心不足，又自不量力，宋挨打是自找的。至於吞並一個勢力，有借口才好打，所謂出師有名，而宋正好給了別人出兵充分理由，這和日本侵略中國是兩回事。所謂的宋強，不過是守城或者水戰利害，更主要的是，大多數人知道的都是宋誇大的戰功，而宋的敗仗沒所少人知道。

嶽飛北伐初期是恢複了幾個城市，或者說大片領土，似乎是從勝利走向勝利。但是。　嶽飛軍隊消滅了多少金兵？根本就沒有動了金兵的主力，反而是嶽飛軍隊因此分散了，而且糧草被劫，其後果很嚴重。在平原上，嶽飛軍打不過金兵的。這好比國共之戰，　初期，國民黨占領了多少多少城市，但卻沒有消滅gcd有生力量，最後敗的還是國軍，如同嶽飛的最後失敗一樣。

嶽飛並不是當時唯一的主戰將領，與張浚、韓世忠、劉光世、張俊等老一代抗戰將領們比起來，嶽飛隻能算是晚輩之中的後起之秀。就算在後起中，一直堅持在陝西抗金前線的著名將領吳玠、吳璘兄弟及劉錡、揚沂中等將領。在高宗十四年（紹興十年）的宋金大戰中，最先抗命不退的並不是嶽飛，而是劉錡；沒有劉錡等戰將的拚死堅守，嶽飛等人能否順利渡江還真是個未知數。劉錡、揚沂中與嶽飛一樣，均有武將最高的“太尉”頭銜，吳玠則與嶽飛同享“開府儀同三司”的待遇，都是當時後起中資曆比嶽飛老，而身份僅次於嶽飛的名將。所以，殺掉一個嶽飛，根本不可能達到為所欲為的賣國目的。

堅持議和的是宋高宗。“講和之策，斷自朕誌。檜但能讚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耶？……”　皇帝賣了國能換到什麽？　秦檜當時已身居相位，賣了南宋，大金難道還能讓他做皇帝？

趙構不是膽小鬼。 靖康元年，兵臨城下，金人要一親王至軍中談判，趙構請行，與張邦昌親赴敵營，被留十餘日，意氣自若。會宋軍偷襲金營失利，敵帥惱怒責叱，趙構卻神色超然，毫不為動。

當時，宋朝大臣李綱反對遷都，宗澤三呼過河，宗澤把屢遭戰火毀壞的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修複得"鐵桶"一般，但是，高宗依舊南遷。上麵已經說明，高宗不是膽小鬼，為什麽高宗卻堅持首都南遷呢？因為高宗看穿了宋朝當時的真正實力。

 

一。宋朝的通病
宋朝是皇帝和士大夫共同治理的朝代，對士大夫優厚，而對百姓卻殘酷剝削。優待文官，嚴防武將。下麵資料來自《宋史》 。

(一)。宋冗官冗費
　　宋開國時，設官分職，尚有定數。其後薦辟之廣，恩蔭之濫，雜流之猥，祠祿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紀極。
　　真宗鹹平四年，有司言「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餘人。」所減者如此，未減者可知也。
　　王禹偁言「臣籍濟州，先時止有一刺史，一司戶，未嚐廢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局推官，而監酒榷稅，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見宋史禹稱傳）
　　楊億疏言「員外加置，無有限數。今員外郎至三百餘人，郎中亦百數，自餘太常、國子博士等，又不下數百人。率為常參，不知職業之所守，祇以惠澤而序遷。」（見宋史職官誌）
　　宋祁疏言「朝廷有三冗，天下官無定員，一冗也。州縣不廣於前，而官倍於舊。請立限員以為定法，其門蔭、流外、貢舉等科，俟闕官時計員補吏。」又曰「使相、節度為費最多，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錢，所以勞眾享賓也。今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坐糜邦用，莫此為甚。請自今非邊要無師屯者，不得兼節度；已帶節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師。」（見宋史祁傳）
　　範坦亦言「戶部歲入有限，今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至刺史又數千人，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其半俸。」（見宋史坦傳）
　　按向經傳，方鎮有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大臣罷退，多優以節度空名；待製以下，亦或帶留後、刺史等銜。其應得之分例，亦與現任者同。故祁、坦皆欲減之。此又冗官之上，更加冗費也。
　　徽宗時，盧策疏言「皇佑（仁宗）所入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英宗）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寧（神宗）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今諸道隨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終日矣！」此猶北宋全盛之時已如此。南渡以後，幅員既少，而耗費更多。
　　廖剛疏言「劉晏以一千二百萬貫供中原之兵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供川陝一軍而不足。川陝兵數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內官員萬一千七員，兵士所給錢，比官員不及十分之一，則冗員在官不在兵。」（見剛傳）此軍官之冗費也。
　　汪應辰疏言「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食錢萬緡；工匠洗器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塑顯仁神禦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絹六百兩匹。」（見應辰傳）此堂吏之冗費也。

　　以此類推，宋朝國力再強也難以持久。

 

(二)。對百姓殘酷剝削
　　宋初國用雖濫，然主皆恭儉，吏治亦淳，尚無甚病民之事。
　　自王安石行青苗等法，而民始受害。（時又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見蔡幼學傳）然猶為富國強兵起見也。
　　至徽宗時，蔡京當國，專以豐亨豫大之說，蠱惑上心，動引周官惟王不會為詞，遂至取民無藝。
　　是時賦稅之外，有禦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裒斂各不相知，肆行催索。
　　又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糶本錢。（亦見蔡幼學傳）
　　宇文粹中疏言「朝廷支用，一切取給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是西北之受害可知。
　　甚至花石綱之擾，運一石，民間用三十萬緡。而東南又大困。
　　南渡後，因軍需繁急，取民益無紀極。
　　有所謂經製錢者，本宣和末，陳亨伯為經製使，創雜征之法，因以為名。建炎中，高宗在揚州，四方貢賦不至，呂頤浩、葉夢得言「亨伯嚐設此製，宜仿行之，以濟緩急。」於是課添酒錢、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令各路憲臣領之，通判掌之。紹興五年，孟庾提點財用，又請以總製司為名，因經製之額，增析總製錢。州縣所收頭子錢，貫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經製上供，以十三文充本路用。他雜稅亦一切仿此。其征收常平錢物，舊法貫收頭子錢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舊法外，餘悉入總製。幹道中（孝宗），又詔諸路出納貫添收十三文，充經總製錢。自是每千收五十六文矣。此二項通謂之經總製錢。
　　又有所謂月樁錢者。紹興二年，韓世忠軍駐建康，呂頤浩等議令江東漕臣每月樁發大軍錢十萬緡，供億曹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於是州縣橫征，江東西之害尤甚。
　　又有所謂板帳錢者。輸米則收耗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贓而課其入，索盜贓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核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為消除而抑納。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板帳錢太重，不能不橫征也。
　　淳熙五年（孝宗），湖北漕臣言「紹興九年，詔財賦十分為率，留一分以充上供。自十三年始，每年增二分。鄂州元額錢一萬九千五百七十餘緡，今增至十二萬九千餘緡。嶽州舊額，五千八百餘緡，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緡。民力凋敝，實無從出。」此在孝宗有道之時，已極朘削之害也。（以上皆見食貨誌）
　　此外又有和買折帛錢。先是，鹹平中（真宗），馬元方建言「方春，預支錢與民濟其乏，至夏秋，令輸絹於官。」是先支錢而後輸絹，民本便之。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取於民。」林大中疏言「今又不收其絹，令納折帛錢，於是以兩縑折一縑之直。」（見大中傳）是南渡後之折帛，比青苗法更虐矣。
　　趙開總四川財賦，盡征榷之利。至大變酒法，曲與釀具，官悉自置，聽釀戶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千、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不限以數，惟錢是視。時張浚駐兵興元，期得士死力以圖克複，旬犒月賞，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於食貨，算無遺策，供億常有餘，而遺法訖為蜀中百年之害。（見開傳）
　　至賈似道創議買公田，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共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令民以私家之租為輸官之額。（見似道傳）
　　於是民力既竭，國亦隨亡。統觀南宋之取民，蓋不減於唐之旬輸月送，民之生於是時者，不知何以為生也。

(三)。宋軍隊紀律弛廢
　　五代自石敬瑭姑息太過，軍律久弛，喪師蹙地，一切不問。周世宗鑒其失，高平之戰，斬先逃之樊愛能、何徽及將校七十餘人，於是驕將惰兵，無不知懼。所以南取江淮，北定三關，所至必勝也。
　　宋太祖以忠厚開國，未嚐戮一大將，然正當興王之運，所至成功，固無事誅殺。乃太宗、真宗以後，遂相沿為固然，不複有馭將紀律。
　　如太宗雍熙四年，劉廷讓與契丹戰於君子館，廷讓先約李繼隆為援，及戰，而繼隆不發一兵，退保樂壽，致廷讓一軍盡沒，廷讓僅以數騎脫歸。是繼隆之罪，必宜以軍法從事，而太宗反下詔自悔，而釋繼隆不問。
　　真宗鹹平三年，契丹入寇，宋將傅潛，擁步騎八萬不敢戰，閉城自守，部將範廷召求戰，不得已，分兵八千與之，仍許出師為援。廷召又乞援於康保裔，保裔援之，力盡而死，而潛之援兵不至。帝僅流潛於房州，是時錢若水謂「潛既不能製勝，朝廷又不能用法。」力請斬之，不聽。
　　仁宗時，夏人寇塞門砦，砦中兵纔千人。趙振在延安，有眾八千。砦被圍已五月，告急者數至，振僅遣百人往，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監押王繼元皆沒於賊。龐籍秦劾振，乃僅貶白州團練使。（俱見各本傳）
　　兵凶戰危，非重賞誘於前，嚴誅迫於後，誰肯奮恐決勝？乃繼隆等擁重兵，坐視裨將之覆軍喪命而不顧，軍政如此，尚何以使人？此宋之所以不競也。

 

二。南宋初年的惡劣形勢

宗澤守東京時，上書曰：“丁進數十萬眾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剿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眾心翕（xī）然，何敵國之足憂乎？”
　　
　　就是這個丁進，身為都城巡檢使，卻於高宗元年底，擁兵叛亂圍壽春（今安徽壽縣），在宗澤死後，丁進因叛亂為韓世忠誅殺；
　　
　　身為河北、京東捉殺使的李成，則於高宗二年八月，也就是宗澤死後僅一個月，便擁兵叛亂圍宿州（今安徽宿縣），此後擁兵數十萬，一直為南宋心腹大患；
　　
　　揚進不是亂軍，而是趁機而起的亂民，雖時歸宗澤，但也在宗澤死後三個月的十月份叛亂，倘若其手中真有百萬兵，可想而知會是個什麽聲勢了
　　
　　
　　宗澤“修複得鐵桶一般”的東京，並不可信，偉大的高宗預感到了這些。此外，

　青州（今山東臨淄）軍校王定，擁兵叛亂，殺主帥曾孝序；
　　
　　建州（今福建建甌）軍校張員，擁軍叛亂，殺守臣張動；
　　
　　杭州軍賊陳通，擁軍叛亂，執帥臣葉夢得，殺漕臣吳昉；
　　
　　真定（今河北正定）軍賊張遇，擁軍叛亂，入池州（今安徽貴池），陷鎮江；
　　
　　軍賊趙萬入常州，執守臣何袞（gǔn），再陷鎮江；
　　
　　秀州（今浙江嘉興）軍卒徐明，擁軍叛亂，執守臣朱芾（fú）；
　　
　　博州（今山東聊城）軍卒宮儀擁軍叛亂，攻萊州（今山東掖縣）；
　　
　　建州軍卒葉濃擁軍叛亂，攻福州；
　　
　　軍賊杜用擁軍叛亂，占陳州（今河南淮陽）；
　　
　　潰兵宋進擁兵叛亂，犯泰州（江蘇）；
　　
　　關中亂賊史斌犯興州（今陝西略陽），僭號稱帝；
　　
　　淮南亂賊劉忠犯蘄州（今湖北蘄春），入舒州（今安徽潛山），殺通判孫知微；
　　
　　京東亂賊李昱陷兗州；
　　
　　京西亂賊貴仲正陷嶽州（今湖南嶽陽）；
　　
　　淮南亂賊靳賽犯通州（江蘇）
　　　
　韓世忠的小校李在，占據高郵（江蘇）鬧割據
　　
　在高宗大本營向揚州轉移途中，韓世忠屬下的統製孫琦，隻因左正言（諫官名稱）盧臣中斥責禦營護軍擅行無軍紀，就在高宗眼皮子底下將其追打得墮水而死，隨後率本部兵叛亂而去，時任禦史的張浚立即奏奪韓世忠觀察使，以示懲誡，“上下始知有國法”。
　　
　　禦營平寇前將軍範瓊自東平引兵至壽春，其部兵竟擅殺守臣鄧紹密。
　　
　　江西曹成、湖南揚麽等反賊，均擁賊眾不下二十萬
　　
　　萬人上下的反叛武裝，草頭司令，不可勝數。

　　高宗三年三月，高宗親手提撥的扈從統製苗傅，禦營右軍副統製劉正彥，因對人事不滿，在金兵陷鹿州，水賊邵青陷泗州（江蘇淮安西部，毀於清康熙年，後沒於湖澤湖中）的嚴峻形勢下，發動兵變，殺大臣及內侍百餘人，逼高宗退位，擁立其兄欽宗尚在吃奶的幼子，請隆佑太後（高宗嫂，欽宗妻）垂簾聽政
　　
　　韓世忠、劉光世、呂頤浩、張俊等主要將領從前線撤下宋軍本就不多的主力，回兵勤王，使人心離亂，金兵趁機大舉進攻
　　
　　東京留守杜充畏戰，亦假借勤王名義放棄東京，退至建康（今江蘇南京）
　　
　　山東主官知濟南府劉豫降金，河南、山東盡失。

　　隆佑還政高宗，但苗、劉擁兵拒戰，加據了內亂，牽製了大量抗金兵力，更使金兀術十萬大軍如入無人之境，一舉占領建康，隨即兵臨南宋大本營明州（今寧波）城下，迫使高宗避敵海上。
　　
　　擔負保衛大本營重任的張俊，為保存實力，擅自引兵避戰，得使金兵趁高宗不備，借大雷雨的當夜入海偷襲帝船。
　　
　　在隆佑太後避難的虔州（今江西贛州），衛兵與民兵互相攻擊，縱火肆掠三日，民兵數萬圍城，叛將胡友亦來湊熱鬧，各方混戰，無分敵我，直殺得渾天黑地。
　　
　　同時，金兵陷潭州（今湖南長沙）。
　　
　　金兵退，鼎州（今湖南常德）亂民鍾相乘機而起，自稱楚王陷澧州（lǐ，今澧縣）；
　　
　　江、淮宣撫司潰卒李選陷鎮江；
　　
　　護衛統製杜彥及後軍楊世雄則在江西擁兵叛亂，攻占永豐縣，殺知縣趙訓之

南宋初年比明朝末年還亂，高宗曾經被逼退位，但是南宋沒有滅亡，因為，有偉大的高宗。高宗南遷的策略英明無比，高宗的見識比手下大臣強多了，明朝的崇禎皇帝拍馬也趕不上偉大的高宗。

三。吃人的嶽飛軍隊　　　　
　　嶽飛嫡孫嶽珂所著的《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二十五·籲天辨誣卷之五·承楚辨》記載:　　
　　“先臣（即嶽飛）還師保泰，虜騎二十萬披城而陣。先臣獨以扶傷饑羸之卒，賈其勇於累戰之餘，柴墟再捷，河流為丹。先臣率先士卒，身被兩槍，猶乘勝逐北。虜既退遁入柵，先臣盡護數十萬之生聚保柴墟……餉道無所從出。先臣乃刲屍繼廩”
　　
　　刲，音虧，割殺，割取；割者，分解。
　　廩，儲存糧食的倉庫，代指存糧。　　
　　
　　上述記載說明，在泰州保衛戰時，嶽飛軍隊被金兵追趕，曾經拿人當糧食，古代的戰爭殘酷。人吃人在南宋初年並非罕見，南宋抗金勁旅“八字軍”，也是靠著醃人肉堅持作戰的。至於百姓相食，更是不勝言記，當時把人稱作“兩腳羊”，已和豬狗牛馬完全沒有分別了。南宋初年的局勢，沒有那麽富有，可以說的上內憂外患，高宗和秦主和，整頓內部根本沒有錯，更不是投降派。如果和金拚命，就會有嶽飛軍隊吃屍體，甚至南宋會因此滅亡。而儒教信徒不顧當時的情形，隻會高喊“戰戰戰”，戰敗了，再把責任推卸開，最後找個替死鬼，同時樹立嶽飛一個神，儒教就可以繼續意淫了。

 

四。“紹興和議”----趙構誓表 　　
對“紹興和議”記載最為詳細的，是南宋方麵李心傳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以下簡稱《要錄》），但是《要錄》極力回避南宋向金奉表稱臣一事。例如它把紹興十一年十一月出使金國的何鑄稱作“（充）大金報謝使”，其實他的準確稱呼是“（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要錄》還將南宋向金所進的“誓表”篡改成“誓書”。
　　
　　問題的關鍵在於，“表”與“書”是兩種不同的文體，“表”隻用於下對上，而“書”則既可用於上對下，又可用於下對上，或者用於對等之間。“表”的開頭有固定的格式，即“臣某言”。其他南宋方麵的史料也多有取舍、回避。 好在《金史》（宗弼傳）卻如實地透露了這個信息，他抄錄了趙構“誓表”。 為尊者諱，為君王諱，後人所能夠學習到的曆史何嚐不是如此。 　　　　 　　　　
　　
　　誓表 “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裏並南四十裏為界，屬鄧州。其四十裏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為弊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並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弊邑永有憑焉。”

誓表的內容揭示，南宋的地位相當於金的附屬國，但我不認為是恥辱，總比滅亡好。崇禎為了麵子而最後上吊，有人竟然說明朝因此最有骨氣，實在是搞笑。皇帝的本質是什麽？皇帝是政客，政客就是卑鄙無恥，政客的最高境界是保持或者得到更高的地位。政客不是憤情，逞一時之快就完了。高宗比崇禎高明多了。
總之，宋高宗不是膽小鬼，相反，他有大智大勇，在南宋初年數路狼煙，遍地烽火，內外夾攻，百孔千瘡的情況下，成功的建立了“南北朝”，南宋經濟和文化繁榮。而當時和現在高叫北伐北伐的，是無知之輩，其水平也就如明朝的崇禎一樣，結果也必定悲慘，正如明朝滅亡在崇禎手裏一樣。愛國沒錯，但要考慮當時的形式，否則，愛國者就變成了愛國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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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破解李自成政權迅速崩潰之曆史之謎
作者: 老軍士老戰士

出於對農民起義、農民革命的同情，以往國內對李自成大順軍攻入北京一個月後在山海關一戰失利便迅速崩潰持非常惋惜的態度。對於李自成失敗的原因往往歸結為進城後驕傲自滿，脫離群眾，腐化墮落。而認為李自成起義是犯上作亂的封建衛道士們則大罵李自成軍隊是賊寇，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天誅地滅。一些無聊文人則對吳三桂和陳圓圓的故事津津樂道，把李自成的失敗簡單歸結為劉宗敏霸占陳圓圓，吳三桂為紅顏一怒而投清。



近年，網上又有文章說李自成迅速敗亡是因為鼠疫等等。

其實，如果我們把李自成大順政權的失敗放到明末那個改朝換代的大環境中去看，就會對其失敗得出一個更為貼切的認識。一位偉人說的好：我們不但要善於打碎一個舊世界，我們還要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李自成迅速失敗的關鍵就在於：他還沒有為建設一個新世界做好準備，就匆忙打碎了舊世界。

一．明朝的覆滅是曆史的必然

明朝是我國曆史上諸多封建王朝之一，它的曆程與其它朝代一樣，有興起、有守成、有衰敗，最終擺脫不了覆滅的命運。明朝不可能象某些人希望的那樣，千年王八萬年龜似的永遠活下去，然後自己發展出資本主義來，實行工業革命，由朱皇帝宣布君主立憲，引領世界新潮流。



明王朝末期，各種腐朽勢力已經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整個國家體製潰爛，靠王朝本身的機製、力量已經不可能正常調解社會各種矛盾。大量土地兼並到統治階層、地主豪強手中，數量極其巨大的破產農民生活在死亡邊緣。整個王朝已經處於一種無序崩潰的邊緣。任何一個偶發事件都可能導致總崩潰的爆發。至於導致崩潰的是農民起義還是北方少數民族南下，或兩者兼有之則帶有曆史偶然性。

二．三支造反的政治軍事集團

1．滿清政權

明朝末年，首先向明政權造反發難的不是農民起義，而是明朝東北地區的建州女真部落首領努爾哈赤。

明萬曆11年（1583年）5月，努爾哈赤以祖父和父親遺下的甲胄十三副和部眾三十人，“圖侖興兵”，開始了其長達三十多年的統一東北女真各部的戰爭。明萬曆44年，1616年正月初一，努爾哈赤和八旗諸貝勒大臣舉行儀式，尊努爾哈赤為可汗，建立金政權（為與宋朝時的金國區別，史稱“後金”）。１６１８年他以“七大恨”祭天，起兵伐明。努爾哈赤死後，其子皇太極繼位，1635年改族名為滿洲（簡稱滿族），次年改國號為“清”。

到1644年，經努爾哈赤、皇太極幾十年的努力，滿清政權已掃清明朝在遼東除寧遠之外的所有軍事據點，直逼山海關。滿清通過軍事、安撫、聯姻手段收伏漠南蒙古諸部，建立了除滿洲八旗之外的蒙古八旗。通過招降納叛，建立了以操控火器為主的漢軍八旗，收降了一批明朝文臣武將。又通過軍事進剿，迫使向明朝稱臣納貢的朝鮮政權臣服於清。



2．李自成大順政權、張獻忠大西政權

明天啟年間，1627年3月，陝西白水農民王二率幾百人攻入澄城縣，揭開了席卷西北中原的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其後，各路農民起義軍在西北紛紛揭竿而起。

明政權投入大量軍力、財力以軍事鎮壓和政治招撫並用的手段打擊分化各路義軍，早期的農民起義軍有的被招撫（如劉國能），有的被鎮壓（如高迎祥），到1638年底，起義陷入低潮。隻有李自成率殘部在商洛山堅持反明。

1639年中期，接受明政權招撫的張獻忠、羅汝才重新起兵反明。李自成也率輕騎突入河南，重新打起闖王大旗。又經過數年與明軍激烈戰鬥和起義軍內部分分合合、優勝劣汰，各路造反義軍最終匯聚在李自成、張獻忠兩人麾下，其中以李自成的力量最為強大。

1643年3月，李自成在襄陽建立政權，稱新順王。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國，國號大順。

1644年初，張獻忠率軍由荊州入四川。同年10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



三．襄陽決策，李自成敗亡的根源

1641年後，羅汝才、革左五營等幾支主要的農民起義軍先後歸附李自成。李自成軍在河南先後與明軍主力進行了五大戰役和三次圍攻開封的作戰，殲滅了明政權在北方的絕大部分主力部隊，聲威大振。勢力也得到了很大發展。成為眾望所歸的推翻明朝的核心力量。

1642年底，李自成再次擊敗明悍將左良玉，占領襄樊。隨後便在襄陽著手建立自己的各級政權。

1643年夏，李自成在襄陽召集將領們研究下一步的作戰行動。會上有三種意見：

1． 先攻河北，直取北京；

2． 東取南京，截斷糧道，圍困明朝政府；

3． 顧君恩的建議：先取關中，以此為根據地，建立政權，補充兵力，然後進擊山西，再取北京。

李自成采納了顧君恩的主張。這就是著名的襄陽決策。

這個決策是導致後來李自成迅速敗亡的根源。

當時，經過中原大戰，明朝在北方已沒有能夠直接威脅李自成的軍事力量，根本無力對李自成采取任何軍事“進剿”行動。所以，李自成得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自己能夠掌握主動的發展壯大時期。李自成應該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建立新政，鞏固政權，整頓軍隊，積蓄力量，讓民眾修養生息，得到新政的實惠，同時壓縮明朝的生存空間。而當時能夠使李自成達到上述目標的地方隻有以南京為中心的江南地區。

在明代，江南是魚米之鄉，明朝政府的糧源、財源之地。而且是明末農民起義風暴沒有波及到的地方，沒有受到戰亂破壞，正是李自成政權修養生息的最好去處。李自成占領南京，還可截斷明政府北方各省的糧道，使明朝政府陷入困境。

取南京，將殘破的北方各省留給明朝政府，又使明朝政府處於與滿清作戰的第一線，使其內外交困，不能自拔。而李自成則處於進可奪取全國政權，退可割據自保的兩全地位。

當然，取南京也有不足，那就是不能馬上推翻明朝政權，要晚幾年當皇帝。

而顧君恩提出的、李自成采納的襄陽決策包含兩方麵內容：其一，李自成政權將以關中為根據地，在西安建都；其二，在關中補充兵力後，由山西進兵北京，推翻明朝。



這個決策有三個致命缺陷：

1．當時，河南由於災荒連年和李自成與官軍的數次大戰，已經殘破不堪，無力供養龐大的軍隊、政權機構和戰爭支出。陝西除關中平原外，氣候寒冷，土地貧瘠，天災不斷，是明末農民大起義的發源地，而且自唐末以後，就再也不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這裏建都作為根據地根本不適宜。

2．這個決策根本就沒有考慮花時間和精力去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李自成在1642年10月，於河南郟縣擊敗孫傳庭，取得郟城戰役勝利後，由於河南殘破，養不起軍隊，便率軍南下湖廣，年底占領襄樊。在襄樊才駐幾個月，便又要移師河南，挺進關中，北進山西，直下北京。這還是沒有擺脫流寇的傳統，中央政權隨著軍隊到處跑。

3．這個決策根本沒有考慮滿清政權的問題。拿下北京後，李自成大軍便處於與滿清對峙的第一線了。明朝沒有軍隊能威脅你李自成，滿洲八旗可不是吃素的。但襄陽決策根本就沒有考慮到與滿清軍隊作戰的問題。

襄陽決策歸根結底是中國農民那種故土難離、衣錦還鄉的傳統思想的反映，也是封建社會政治人物登基坐龍椅、過皇帝癮的傳統思維的反映。

當時，李自成由於已經打垮了明朝北方的大部分精銳部隊，所以對以左良玉為首的明朝殘餘軍事力量根本沒放在眼裏（左良玉多次敗在他手下），認為隻要打下北京，明朝的其它地區都可以通過傳檄而定方法解決。

由於李自成軍隊長期在內地與明朝官軍作戰，對滿清政權及其野心不甚了解，對於八旗軍的戰鬥力也沒有切身體驗，所以，當時忽略了滿洲八旗的威脅，雖然情有可原，但確是一個重大缺憾。

從襄陽決策可以看出，李自成不是帝王之才，輔佐他的智囊團隊也沒有蕭何、張良、劉伯溫那樣的人物。

比起李自成，張獻忠就更差一個層次了，他最多就是個割據稱王的料。

四．李自成打下北京，推翻明朝

1643年9月，李自成在河南汝州打敗明朝兵部尚書孫傳庭的軍隊。10月初，李自成破潼關，擊斃孫傳庭。10月11日，占領西安。隨即，李自成分兵三路，很快就占領了陝西、甘肅、青海的廣大地區。

1644年春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宣布建國，改西安為西京，國號大順，年號永昌。

緊接著，在1644年2月，李自成率大軍渡黃河進入山西。大順軍兵分兩路，李自成率軍經大同、宣化向北京進發，劉宗敏率軍經固關、真定、保定北上。李自成一路勢如破竹，隻在寧武關遭遇頑強抵抗，但很快被大順軍擊敗。3月15日，李自成破居庸關，17日，與劉宗敏會師北京城下。

3月17日，大順軍開始向北京城發起進攻。至18日夜，攻破內城。19日淩晨，明崇禎皇帝在景山上吊自殺，明朝統治宣告結束。

1644年3月19日中午，李自成率軍由德勝門進入北京，入紫禁城。

五．滿清政權向關內進軍

李自成攻破北京後，滿清統治者立刻感覺到這是一個天賜良機，當時皇太極已死，由其幼子福臨繼位，其弟多爾袞攝政。多爾袞立即集結軍隊，迅速向關內進發。

滿清政權早已看透明朝腐朽沒落，必然滅亡，早有入主中原之意。隻不過他們原先隻想恢複原金國統治區域就行了，並沒有打算統一全中國。為了實現入主中原的野心，清統治者做了許多準備工作。

鬆山之戰，明薊遼總督洪承疇戰敗被俘，絕食以求速死。皇太極為了收降洪承疇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讓他最寵愛的福晉博爾濟吉特氏（即孝莊皇太後）前去勸說洪承疇。洪承疇投降後，皇太極對他恩禮有加。許多滿洲貴族對此很不理解，皇太極解釋說，我們進入中原，就象一個人在黑夜裏走路，根本辨不清方向。洪承疇就是一個給我們照路的燈籠。

明朝悍將祖大壽，一直與滿清為敵，對滿清多次降而複叛。鬆山之戰，明軍全線戰敗，祖大壽再次投降，皇太極為了籠絡明朝遼東地方實力派，對祖大壽依然十分寬待，祖大壽感恩，再沒有複叛。滿清還通過他與鎮守山海關的明將吳三桂聯係（祖大壽是吳三桂的舅舅）。
皇太極還曾親自致書吳三桂勸其歸順滿清。

洪承疇與李自成打過仗，了解其情況。滿清統治者在洪承疇等人的幫助下，正一步步向其既定目標邁進，而李自成對此卻渾然不知。

六．李自成政權進京後的作為

進入北京後，李自成及其部下??其它地方可以傳檄而定。許多人開始忘乎所以。

劉宗敏等人已經開始了花天酒地的生活。牛金星則八抬大轎遍訪同鄉，大宴賓朋，儼然太平宰相模樣。

按照既定政策，大順政權對明朝官吏富戶，按其等級規定銀兩數目，勒令其輸銀助餉。違者施以重刑。李自成在北京還成立了一個專門負責此事的機構，由劉宗敏負責追贓助餉。前後共得銀七千萬兩。

根據一些史學家的研究，李自成當時並不打算在北京建都，而是依然按照襄陽決策在西安建都。李自成攻入北京主要是為了推翻明朝統治，為其稱帝掃清道路。另外也是為了籌集更多的銀餉，以供西安建都之用（陝西太窮）。

所以，李自成集團在北京的所做所為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誌得意滿、不思進取！

由於李自成集團上上下下對形勢的錯誤判斷，使他們對滿清八旗這個正在向他們日益靠近的威脅渾然不知。當然，也就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加以防範。

不但沒有防範，由於李自成、劉宗敏的荒唐，還幫助滿清打開了入關的門戶――山海關。

七．吳三桂、陳圓圓、山海關

在李自成向北京進軍時，明崇禎皇帝命令駐守寧遠、山海關的總兵官吳三桂率軍勤王。吳三桂放棄了寧遠，但一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他也沒有率大軍離開山海關。

吳三桂手中掌握著明朝碩果僅存的一支戰鬥力較強的軍隊，約5萬人。

由於在與明軍的長期作戰中，死在李自成手下的明朝總督、巡撫、總兵許許多多，被殲滅的明朝軍隊不計其數，這其中也包括1635年在真寧被殲滅的由總兵曹文詔率領的關寧鐵騎，所以，李自成、劉宗敏等人對吳三桂等明朝殘餘的軍事力量並未放在眼裏。所以，進京後，李自成並未把解決吳三桂問題放在頭等位置。

但是，李自成對吳三桂也不是什麽工作都沒做，他派明朝降將唐通前去勸降，還讓在北京的吳三桂父親吳襄寫信勸說，許以高官厚祿，讓吳三桂率軍歸順。

吳三桂很快同意投靠李自成，他把山海關交給換防的唐通，率領自己的部屬前往北京朝見新君。但是，3月26日，吳軍行至河北玉田，意外的事情發生了。從北京傳來消息，吳三桂的愛妾、名妓陳圓圓被劉宗敏霸占，劉宗敏還將他父親吳襄拘捕追餉。

聽到這個消息，吳三桂立即停止進京行動。陳圓圓被霸占給了他兩個明確信息（當然都與愛情無關）：

1．李自成等人絕非順應天命的新君，成不了大事。

2．他吳三桂在李自成心目中根本沒有地位。

崇禎帝已死，大明已亡，當此改朝換代之際，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適，吳三桂在李自成、劉宗敏的幫助下，完成了他人生中這一次艱難的選擇，這次選擇改變了他的命運，也改變了中國曆史。

吳三桂立即率軍回師山海關，擊敗了換防的唐通軍，重新占領了山海關。吳三桂決定投靠滿清，派人去向滿清求援。

八．山海關之戰

得到吳三桂反叛的消息，4月13日晨，李自成、劉宗敏親率10萬大軍向山海關進發平叛。但由於己方有錯在先，李自成仍想招降吳三桂。吳三桂一麵假意與李自成談判，拖延時日，以便做好戰鬥部署，一麵派人催促滿清速發援兵。

清軍原先準備從薊縣、密雲破邊牆入關，接到吳三桂的求援後，立即改變行軍路線，改向山海關急進。

李自成由於中了吳三桂的緩兵之計，行軍拖延了時日，4月20日才抵達山海關。此時，吳三桂已做好戰鬥部署。4月21日上午，山海關戰役開始。經一晝夜激戰，至22日上午，吳三桂軍已招架不住。吳三桂見情況危急，親自帶領部分兵馬和當地鄉紳衝出關門（大順軍已包圍山海關），請清軍立即參戰。多爾袞統率的清軍此時已在一片石打敗了唐通的圍關部隊，進至離關城僅二裏的威遠台觀戰。吳三桂領親信等到多爾袞麵前稱臣迎降，多爾袞讓吳三桂立即回關準備接應，同時下令清軍從南水門、北水門、關中門三路進關。

清兵進關後，借大風揚塵從容布陣，隨多爾袞一聲令下，清軍呼嘯出擊，萬馬奔騰，飛矢如雨。大順軍雖拚死抵抗，但強弱易形，兵員同吳三桂軍已鏖戰一晝夜，麵對以逸待勞的清軍很快就被擊敗，陣容大亂，劉宗敏負傷。李自成立馬小崗阜上見敗局已定，下令急速撤退。大順軍戰死及自相踐踏而死者數萬人。退至永平府時，李自成將吳襄處斬。26日，回到北京，又殺吳三桂家屬三十四口。而吳三桂卻在山海關戰役剛剛結束就率領關遼軍民剃發降清，由多爾袞封為平西王。

山海關之戰，大順軍參戰兵馬大約近十萬人（也有說是6萬）；吳三桂的關、遼兵合計約為五萬；多爾袞所統滿、蒙、漢軍隊大約為七八萬人。自然，在三支軍隊中清軍戰鬥力最強；吳三桂部是原明朝官軍中的精銳；大順軍是自1641年迅速擴展起來的隊伍，大部分兵員素質不如清方，但是，他們是一股新興勢力，紀律嚴明，富於朝氣，不像明朝官軍那樣腐敗。集結在北京地區的大順軍擊破吳三桂部明軍是綽綽有餘的。而介於順、清之間的吳三桂部則具有舉足輕重之勢：降順則李自成的兵力約為來犯之清兵一倍，而且山海關要隘不致拱手讓敵，即便在同清軍作戰中局部失利，大順政權可征調的增援兵力較清方要大得多；吳三桂叛投清方，雙方兵力對比和態勢就顛倒過來，清、吳聯軍在數量上也占了優勢。由於大順政權在政治、軍事上的一係列失策，導致其在山海關戰役失敗。

九．李自成政權的瓦解

山海關戰役是明清之際直接影響全國局勢發展的一場關鍵性戰役，對於推翻明朝後究竟是由大順朝廷還是大清朝廷統治全國關係重大。戰役的結果是清勝順敗，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目光短淺，戰略和策略上犯了一係列重大錯誤，最終自釀苦酒。

山海關戰役的意義在於：1、大順政權即將退出曆史舞台；2、滿清統治者夢寐以求的入主中原邁出了關鍵的一步；3、以吳三桂為首在漢族官紳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擁清力量。

由於在山海關戰敗的大順軍是李自成統率進京的全部精銳部隊，李自成匆忙之間已不可能組織起對吳三桂和滿清進一步進攻的有效抵抗，4月30日，李自成率殘部撤出北京。很快北京、河北、山東等地易手。

這時，李自成沒有一個鞏固的根據地的惡果顯現出來了。傳檄而定的基礎是你必須有一支不可戰勝的軍事力量，別人都打不過你。現在，你被打敗了，潰逃了，你坐不了天下了，對不起，我就沒必要擁護你了。於是，各地紛紛反叛、獨立。李自成政權頃刻間土崩瓦解，李自成退到關中，依然沒有擋住滿清和吳三桂的軍事進攻，此時，大順政權事實上已經又變成了到處流竄的流寇。

1645年4月下旬，李自成在湖北九宮山遭遇當地民團襲擊，被殺（也有說，李自成出家當了和尚）。李自成政權至此退出曆史舞台。

十．李自成的失敗並不是由於腐化墮落

李自成大軍進京後，雖也有部分將領花天酒地，但短短二十多天，李自成大軍就已經腐化得不能作戰了，這是不可能的。所以，說李自成敗於腐化是把問題簡單化了。

李自成推翻明朝後迅速失敗，具體原因可以有千條萬條，但根本原因隻有一條：李自成不是帝王之才，沒有得天下的本事。他不是朱元璋，不是劉邦，更不是李世民。他在政權建設，軍隊建設，建國方略方麵根本就沒有什麽能拿的上台麵的東西。輔佐他的牛金星、宋獻策之流更是不入流的政客。在軍隊將領方麵，也沒有象李靖、李世績、徐達、常遇春那樣的帥才。所以，李自成得不了天下，最多能象五代的朱溫、李克用那樣，成為割據一方的地方勢力。

李自成失敗得太快太慘，令人歎息！但他的迅速敗亡和滿清迅速擊敗各地割據勢力統一中國，也使明朝滅亡後中國沒有再發生兩晉南北朝那樣的幾百年戰亂，或漢末三國、唐末五代十國百年的戰亂，也沒有再來一次宋、金、西夏分疆裂土式的割據共處。否則，現在的中國有多大的疆域都是個疑問！

從這點來看，李自成的迅速敗亡也未嚐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