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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真實的嚴嵩不是奸臣
--嚴嵩pk 周恩來
荒唐的正義
──讀《明史 奸臣傳》 易中天
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在位45年（1521年5月－1567年1月），年號嘉靖。明憲宗孫，興獻王朱祐杬子。明武宗無子，臨終前遺詔興獻王世子朱厚熜繼位，當時朱祐杬已去世，朱厚熜正在服喪中。
世宗即位之初，頗有作為，革除先朝蠹政，誅殺明武宗時期的佞臣錢寧和江彬，裁革錦衣衛三萬餘人，節用寬民；不過明世宗為了祭祀生父興獻王的問題，與楊廷和等朝臣引發嚴重衝突，即大禮議事件。
大禮議後，世宗日漸腐化，濫用民力大事興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好長生不老之術，又采處女之經血煉丹，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壬寅宮變”中幾乎死於宮女之手。首輔嚴嵩專國二十年，殘害忠良，楊繼盛、沈鏈等朝臣慘遭殺害。吏治敗壞，爆發多起農民起義，邊事廢弛，長城北方蒙古韃靼俺答汗寇邊，倭寇侵略中國東南沿海，就是“北虜南倭”的問題，後賴戚繼光、俞大猷等人率軍肅清倭寇。葡萄牙人在1557年（一說1553年）入居澳門。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戶部主事海瑞上《治安疏》，世宗大怒，下獄論死，為徐階所救。同年十二月四日因服丹藥中毒死，時年60歲，廟號世宗，死後葬於永陵（今北京明十三陵）。
大禮議，明朝嘉靖年間因明世宗生父稱號問題引起的政治紛爭。“大禮議”發生於明世宗朱厚熜登基不久之時。當時，世宗與楊廷和、毛澄為首的明武宗舊臣們之間關於以誰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義上的父考），以及世宗生父尊號的問題發生了爭議和鬥爭。
明世宗朱厚熜是明孝宗之侄，明武宗堂弟，興獻王朱祐杬的次子（長子為朱厚熙，生五日而夭，嘉靖四年追贈嶽王，諡懷獻），明憲宗孫。明憲宗生十皇子，長子為明孝宗，次子為興獻王。弘治七年前往其封國安陸州，正德二年秋八月，朱厚熜生於興邸。正德十四年，興獻王薨。居喪，以世子身份攝理國事，正德十六年三月，尚未除服，明武宗特旨令其襲封。五天後（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駕崩，其時，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明武宗無嗣，而明孝宗也無其他皇子在世，皇太後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朱厚熜未至京師前，楊廷和總攬朝政三十七天）決策，根據《皇明祖訓》中所說的“兄終弟及”的原則，於三月十五日派定國公徐光祚、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太監穀大用等前往湖廣安陸迎接朱厚熜，到京師即皇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達安陸。（穀大用先期至，朱厚熜不許其私謁。）
正德十六年四月初一日，拜別其父陵墓，次日辭別母妃啟程。四月二十二日（陰曆，公曆為1521年5月27日），朱厚熜抵京師，止於郊外。當時朝廷官員就有關於以什麽禮儀迎接興獻王世子朱厚熜的爭論。禮部尚書毛澄根據楊廷和的授意，定議，以皇太子即位的儀式。朱厚熜對其右長史袁宗皋說：“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禮部的方案，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但未行，最後是由皇太後令群臣上箋勸進，朱厚熜在郊外受箋。當天中午，從大明門入，隨即在奉天殿即位。詔書曰：“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以明年為嘉靖元年（未采納群臣擬定的“紹治”年號）。
四月二十七日，朱厚熜下令群臣議定武宗的諡號及生父的主祀及封號。以內閣首輔楊廷和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漢朝定陶王（漢哀帝）和宋朝濮王（宋英宗）先例，認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繼大宗，就應該尊奉正統，要以明孝宗為皇考，興獻王改稱“皇叔考興獻大王”，母妃蔣氏為“皇叔母興國大妃”，祭祀時對其親生父母自稱“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為興獻王之嗣，主奉興王之祀。正德十六年五月初七，禮部尚書毛澄和文武群臣60餘人將此議上奏皇帝，並聲稱朝臣中“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
對世宗而言，這絕對是不可接受的，雙方產生僵持。年方十五歲的朱厚熜試圖優撫楊廷和，並向毛澄厚贈黃金，欲使其改變主意，但兩人都不為所動，幾次下詔尊加其父徽號也被楊廷和等大臣封還。但毛澄亦修改意見，認為將來朱厚熜有子時，可以第二子取代朱厚炫成為興王，繼承其父親的王統。
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新科進士張璁上疏支持世宗。張璁在奏章中認為，朱厚熜即位是繼承皇統，而非繼承皇嗣，即所謂“繼統不繼嗣”，皇統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繼，而且漢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預先立為太子，養在宮中，實際上已經是過繼給漢成帝和宋仁宗，“其為人後之義甚明”。張璁建議朱厚熜仍以?肝?跡?詒本┍鵒⑿訟淄趺懟Ｖ旌駸屑?俗嗾潞蟠笙玻?啤拔腋缸擁靡員Ｈ?恕薄５?盆?說ナ乒攏?岩遠?塚?雷諼ㄓ邢刃型仔?５?詵鈑??附??刖┑睦褚巧希?旌駸屑岢中幸雜?侍?籩?瘢?獾窖鍆⒑頭炊院笸純蘖魈椋?硎駒敢獯俏唬?钅阜禱匕猜劍?鍆⒑臀弈沃?輪壞萌貌健５蹦曄?攏?旌駸幸曰侍?罄裼?蓋茲牘??/P>
嘉靖元年三月，朱厚熜下令稱父親為“興獻帝”，母親為“興國太後”，祖母邵氏（明憲宗貴妃）為壽安皇太後，孝宗太後為昭聖慈壽皇太後，武宗皇後為莊肅皇後。
三年之後，朱厚熜的地位已穩固，試圖為父母封號加“皇”字。這時已被貶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張璁與同官桂萼等揣測帝意，便紛紛上書重提舊事。兩人得以宣詔入京，委為翰林學士，專負責禮儀事項，並迫使楊廷和辭職，而其他反對者都被下獄、貶官奪俸。以張璁和桂萼為中心，在朝廷中形成了支持、奉迎皇帝的“議禮派”，將議禮當作起家的政治資本，因此在醞釀了一段時間後，又重新挑起了議禮之爭。
嘉靖三年二月十一日(1524年3月），楊廷和辭去內閣首輔職位，三月初一，朱厚熜敕諭禮部，給興獻王加上“本生皇考恭穆興獻皇帝”的尊號，母親加上“本生章聖皇太後”的尊號。數日後朱厚熜將桂萼的奏章發給朝臣討論。奏章中建議朱厚熜稱孝宗為皇伯考，父親為皇考，母為“聖母興國太後”，去掉“本生”字號。但內閣和禮部拒絕去掉“本生”二字，君臣矛盾再度激化。
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朱厚熜通知禮部，十六日為父母上冊文、祭告天地、宗廟、社稷，群臣嘩然。七月十五日，二百二十多名朝廷官員聚哭於左順門（今北京故宮協和門），爭大禮之議。世宗在文華殿聽聞門外哭聲震天，得知其原因是反對議禮後頓時怒氣衝天，令錦衣衛逮捕為首者八人，下詔獄。此舉令其他人更為激動，衝至左順門前擂門大哭，朱厚熜震怒，命令將五品以下官員一百三十四人下獄拷訊，四品以上官員八十六人停職待罪。七月十六日，朱厚熜為母親上尊號“章聖慈仁皇太後”。七月二十日，錦衣衛請示如何處理逮捕的大臣，朱厚熜下令四品以上官員停俸，五品以下官員當廷杖責。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
左順門廷杖後，反對議禮的官員紛紛緘口，為時三年的“大禮議”以朱厚熜獲勝告終，到了九月，世宗更定大禮，改稱孝宗為皇伯考，生父為皇考，並編纂《大禮集議》和《明倫大典》。嘉靖十七年，朱厚熜給明太宗上尊號為“成祖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父親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簡敬文獻皇帝”，並將興獻帝神主升袝太廟，大禮議事件至此最終結束。
經了三年的大禮議，朱厚熜已經羽翼豐滿，並且由議禮的過程體會到了如何行使皇權的無上威嚴，此後變得獨斷獨行、一意獨行。如遇上不合自己心意的大臣，都會下獄廷杖。大禮議加強了皇權專製，促成了朱厚熜剛愎自用的政治作風。
大禮議中斷了楊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後推行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此後明朝政治風氣愈發頹廢。議禮派“以片言至通顯”，因迎合皇帝而從下級官員升至首輔、六卿，使朝廷官員看到奉迎君主帶來的好處，從此明朝官員中諂媚阿上之風盛行，政治風氣日益敗壞。
朱元璋登極前後，曾命儒士、儒臣考禮、議禮，纂修了《大明集禮》。
大禮議中，朱厚熜本人也研讀了許多有關禮製的書籍，因此明朝的許多祀典在嘉靖朝實行了更改，例如廢除天地合祀，在北京四郊分設地壇、日壇、月壇，以及更改孔子祀典和宗廟製度等。
夏言（1482年－1548年），字公瑾，號桂洲，江西貴溪人。父親夏鼎，臨清知州。正德十二年（1517年）進士，嘉靖二年（1523年）出按皇莊，力主歸還侵民之產，升任吏科都給事中、禮部右侍郎、禮部尚書。嘉靖七年（1530年），調吏部。嘉靖九年（1532年）調兵科都給事中。嘉靖十五年（1536年）加少保、少傅、太子少師。為人頗自負，驕蹇見忤，遭忌於張孚敬，嚴嵩入閣後，盡去夏言親黨。二十四年九月，世宗複以夏言入閣，遭嚴嵩忌恨。二十五年蒙古韃靼部首領俺答汗3萬騎兵進犯，陝西總督曾銑上疏請收複河套，夏言大力支持，嚴嵩饞於世宗，謂其不可，又賄賂邊將，讓他上書誣告夏言受曾銑的勾結。二十七年（1548年）正月以尚書致仕，十月被斬殺。無人再敢議複河套之事。隆慶初年，平反複官，諡文敏。有《桂洲集》。
嚴嵩（1480年—1567年），明朝權臣，字惟中，號介溪，江西分宜人，專國政達20年之久，為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奸臣之一。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旋病休歸裏，讀書8載，詩文峻潔，聲名始著。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還朝複官。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奉命祭告顯陵，歸而極言祥瑞，明世宗喜。幾年內先後遷其為吏部右侍郎，進南京禮部尚書，兩年後改任吏部尚書。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賀萬壽節至京師。時值廷議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銜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詞，取得寵信，加為太子太保。二十一年（1542年），拜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後解部事，專直西苑；累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嚴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專擅國政近20年。士大夫側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門，行賄者絡繹不絕。戕害他人以成已私，並大力排除異已。他還吞沒軍餉，廢弛邊防，招權納賄，肆行貪汙；激化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晚年，以事激怒世宗，為世宗所疏遠，抄家去職，兩年而歿。著有《鈐山堂集》40卷。
中進士
嚴嵩如當時不少同年兒童一般，都有一些小智慧，其父是位久考未成，而又醉心於權力的人，自然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兒子身上，於是便悉心的栽培、教導。
後來，嚴嵩完成父親的心願，在他25歲之年中了進士，先後被選為庶吉士以及被授為編修官職，直在他雄心壯誌的時候，嚴嵩得了一場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嚴嵩的退官10年，正是宦官劉瑾權傾天下之時。
高攀夏言
及後劉瑾與其黨羽被滅後，嚴嵩北上順天，正式複官。在複官的十多年之中，嚴嵩先後工作於北京與南京的翰林院，深深明白到權力的重要。在同時之間，他學會了口蜜腹劍、欺上媚下的“功夫”，又了解若要得到大權，必定要找個靠山。
明武宗駕崩後，明世宗繼位。世宗沉迷於道教，整天都與道士們祈求長生不老，對政事莫不關心，朝中的大小事務都交給寵宦處理。當時的禮部尚書夏言極為得到世宗的寵信，又是嚴嵩的同鄉，於是嚴嵩就抓緊這個機會，拚命巴結、討好夏言，成為朝野上下的大紅人。
有一次，嚴嵩在家中設宴，令下人請來夏言，可是夏言謝絕了嚴嵩的好意，於是嚴嵩跑到夏言家門前，撩起衣袍，跪在夏府前。夏言見他如此恭敬也不好意思再三謝絕，便到嚴嵩家中赴宴。
得到如此的機會，嚴嵩立刻討好夏言，在宴會上一邊勸酒布菜，一邊甜言蜜語，令夏言十分高興。自此以後，嚴嵩成為了夏言的知己，並向多方推薦嚴嵩。有了夏言的引薦，嚴嵩自此步步高升，更得到在皇帝身邊工作的官職。後來，嚴嵩了解到世宗喜歡被人奉承的心理，於是大展他驚人的逢迎功夫，深得世宗喜愛，更被提拔為禮部尚書，進入了內閣。
反咬夏言
嚴嵩羽翼已豐，於是開始攻擊夏言的陰謀活動，嚴嵩後來以手段教唆世宗離遠夏言，又慫恿世宗罷黜夏言。夏言被罷後，嚴嵩為所欲為，加插自己的親友與羽翼在左右，以鞏固自己在朝野中的實力。
可惜，短短兩年內，世宗突然想起夏言，於是再次起用，夏言明白到嚴嵩的為人，於是都把他處處克製，眼見自己受到處處克製，毫無實權，於是懷恨在心中，定要令夏言再無還手的機會。
後來，他握著韃靼入侵中原的機會，迫害夏言。在韃靼入侵時，陝西總督曾銑得到情報後，動員手下奪回河套一帶，於是上呈奏疏，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並得到了夏言的鼎力支持。夏言一麵在世宗麵前舉薦曾銑，一麵與曾銑商討計劃。
在計劃開始之時，世宗決心奪回河套，並褒揚曾銑。可是，就在此時，嚴嵩買通了世宗左右近待，使他們於世宗麵前說什麽收回河套的建設隻是夏言與曾銑信口開河，最終隻會惹來無窮的後遺症。同時，嚴嵩又賄賂邊將，讓他上書誣告夏言受曾銑的勾結，在皇帝麵前舉薦曾銑，嚴嵩更在世宗麵前說兩人奪回河套別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
之後，世宗下旨把夏言罷回鄉，後來嚴嵩利用傳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毀謗自己，於是下旨將夏言斬首，夏言的親信也或貶或罰。
父子權傾天下
政敵夏言死後，嚴嵩當上內閣首輔，獨攬大權，在同時，世宗已把所有朝政事務都由嚴嵩所管理，此時除了嚴嵩、道士和左右近待外，基本上沒人見過世宗的一麵。
成為內閣首輔後，嚴嵩繼續討好世宗，竟得到了世宗賜得的“忠勤敏達”的銀印。後來，嚴嵩年老，於是提拔自己的兒子嚴世藩協助掌權，嚴世藩本人無能，但有父親的保護，當上了工部侍郎。
“有其父必有其子”，嚴世藩比父親的奉承訣竅更高，他收買世宗左右近待，把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飲食、一舉一動都匯報嚴世藩，再在世宗麵前好好的討好。大臣更幹脆叫他們為“大丞相”與“小丞相”。
兩父子權傾天下長達二十年中，壞事做盡，弄得天下大亂。眾多大臣加以彈劾，皆賴世宗包庇。最終，嚴氏父子的權勢被一位道士的幾句說話推倒，嚴世藩被判斬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而其父嚴嵩被沒收家產，削官還鄉，無家可歸。兩年後就病死。
參考 尤淑君，《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 : 大禮議與嘉靖政治文化》，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曆史係，2006
嚴世蕃（？—1565年），字東樓，明代嘉靖皇帝的首輔嚴嵩之子。嚴世蕃深得其父重用，為皇帝擬奏對，嚴嵩讓嚴世蕃代擬票，深得皇帝心意。累官工部左侍郎，好古器文玩，聽說曾藏有“清明上河圖”。鄒應龍彈劾嚴世蕃，獲罪遺戍雷州，嚴嵩削職為民。嚴世蕃暗中逃回故裏，勾結汪直和日本人，肆意淫樂。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皇帝命林潤巡察江南。林潤得知嚴世蕃在家鄉為非作歹，上疏彈劾世蕃“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心，日夜與龍文誹謗朝政，盅惑人心。”，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嚴世蕃、羅龍文斬於市。從嚴家搜查出家財，得黃金三萬餘兩，銀二百萬餘兩。嚴世蕃淫欲，“肉唾壺”的典故即出自嚴世蕃。世蕃模仿苻朗，每天清晨醒來，數十位姬妾赤裸伏在床前，仰起頸項，張著櫻桃小口來當嚴世蕃的痰盂。嚴家查抄後，郡司奉台使見床下堆棄新白綾汗巾無數，知道詳情的人掩口說：“此穢巾，每與婦人合，輒棄其一，歲終數之。”據聞一年下來床下最多有九百多張白綾汗巾。
徐階（1503年～1583年），嘉靖二年（1523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吏部尚書。擅寫青詞得上寵，為人城府極深，在權傾朝野的大奸臣嚴嵩麵前深藏不露，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六月，在政壇上擊敗嚴嵩，嵩籍沒家產。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任首輔，先後引用高拱、張居正等入閣，高拱卻不滿徐階大權獨攬。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又曾力救戶部主事海瑞（1514年—1587年），免於一死。世宗朱厚熜去世後，起草遺詔，力除弊政，停止一切齋醮、土木、珠寶、織作，因言事獲罪的大臣全部平反。徐階執政時期，還減輕百姓負擔，朝野稱之為“名相”。明人支大綸卻批評徐階，“玄文入直，傴僂獻諛”，政績“碌碌無奇”，至隆慶朝，才“稍愜公論”[支大綸：《皇明永陵編年信史》卷4 ]。王世貞亦指出：“吾心知績溪（胡宗憲）之功，為華亭所壓，而不能白其枉，……此生平兩違心事也。”[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王侍郎道昆》]
罷官致仕後，其子弟橫暴鄉裏，占奪土地達二十四萬畝。一向富有貪名的嚴嵩，其田產僅是徐階的十五分之一。隆慶元年（1567年），廣東道監察禦史齊康彈劾徐家人橫行鄉裏，徐家認為齊康是受徐階的政敵高拱指使。其他言官及時任大理寺丞的海瑞也跟著上疏指責齊康，高拱因此下台，時人謂之“權奸”。後來海瑞當上江南巡撫時，要求徐階退田，徐階退了一些，海瑞還是不滿意，弄得徐階很難堪，徐階賄於給事中戴鳳翔，彈劾海瑞，以“魚肉縉紳”之名，將海瑞罷免。高拱執政時期，徐家又退了一半的田地，其子徐璠、徐琨被判充軍。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南宮奏議》三十卷、《浙江通誌》七十二卷、《萬曆上海縣誌》十卷、《明漕運新渠記》等。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嚴嵩傷心難過的日子。就在這個月，他的兒子嚴世蕃被人告發，以“通倭謀反”的罪名逮捕下獄。這個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將是身敗名裂、家破人亡。
嚴嵩是有明一代的異數，一個“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書》作《奸臣傳》，上下兩卷，另有《叛臣傳》上下兩卷，《逆臣傳》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臣傳》，多達四卷，另有《叛臣傳》上中下三卷，《佞幸傳》一卷。《明史》的《奸臣傳》卻隻有一卷。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為《明史》還有《佞幸傳》和《閹黨傳》。入此二傳的，在一般人看來，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為閣臣，卻與宦官劉瑾狼狽為奸，沆瀣一氣，怎麽不是奸臣？然而入《閹黨傳》。又比如成祖（永樂）朝的紀綱，專一刺探官民隱私，打小報告陷害他人，“被殘殺者不可勝數”，又怎麽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傳》。《明史》認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為“奸”。隻有那些“竊弄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身陰賊”的，才是奸臣。像焦芳和紀綱那樣的，便隻好算作“閹黨”和“佞幸”。
這也並非沒有道理。正如寵臣不等於權臣，小人也不等於奸人。小人，是從來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較罕見。“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動物”。審諸唐宋元明四代，堪稱“名奸”的，唐代隻有一個李林甫。宋代多一點，蔡京、秦檜、賈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個都不知名，明的“名奸”恐怕就是嚴嵩。不信隨便找個人問問，問他明代最壞的人都有誰，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賢，就是這位嚴閣老（當時稱內閣大學士為閣老），要不就是兩個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國的戲曲舞台上，嚴嵩從來就是大白臉。
當然，舞台上的事並不一定靠得住，曹操的大白臉就很冤枉。曹操不是奸臣。即便站在漢帝國的立場上看，也不是。在那個東漢王朝氣數已盡，中央政權王綱解鈕，群雄並起逐鹿中原的時代，如果不是曹操頂住，真不知幾人稱王幾人稱帝，那位末代皇帝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場。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嚴嵩卻不冤，也沒人替他翻案。據《明史•奸臣傳》雲，嚴嵩其實並沒有什麽執政能力（無他才略），卻很懂得怎樣做一個奸臣（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他踏入官場以後，實際上隻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權，四是索賄。早在他“入閣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賄賂。成為“當朝宰相”後，更是結黨營私，賣官鬻爵，敲詐勒索，貪得無厭。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嚴嵩家產被抄，共抄得黃金三萬多兩，白銀二百萬兩，相當於當時全國一年的財政總收入，此外還有田地上百萬畝，房屋六千多間，以及無數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畫。嚴嵩出身原本貧寒，這些財產是從哪裏來的？當然是他竊權二十間，父子二人搜刮來的。所以張居正說，嚴嵩當國，其實是“商賈在位”。
被嚴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傳》列了一個長長的名單，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煉和楊繼盛。這兩個人，都是因為彈劾嚴嵩而被害死的。沈煉上書時，官職是錦衣衛經曆。經曆是個管文書檔案的“七品芝麻官”，錦衣衛則是明代著名的特務組織，相當於憲兵隊。沈煉雖然在特務機關工作，卻很正派，《明史》說他“為人剛直，疾惡如仇”。沈煉的長官錦衣衛帥陸炳和嚴嵩父子關係很好，對沈煉也不錯（善遇之），常常帶他到嚴世蕃家去喝酒。然而沈煉卻不吃這一套。他痛恨嚴嵩父子為非作歹禍國殃民，“時時扼腕”，終至忍無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書彈劾，痛斥嚴嵩“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頑於鐵石”，欺上瞞下，以權謀私，排擠忠良（忠謀則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諛諂則曲意引之），以至於“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這當然是捅了馬蜂窩。於是嚴嵩勾結死黨，捏造了一個“圖謀不軌”的罪名將沈煉殺害。
可惜沈煉並殺不完。一個沈煉倒下了，又一個沈煉站起來。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楊繼盛再次上書彈劾嚴嵩。楊繼盛的官職是兵部員外郎，和沈煉一樣，也是一個“七品芝麻官”。而且，楊繼盛的攻勢比沈煉還猛。沈煉的奏疏，列舉了嚴嵩十大罪狀。楊繼盛則指出，嚴嵩不但有“十罪”，還有“五奸”。這“五奸”是：由於嚴嵩的奸詐狡猾蒙蔽聖聽，以至於“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陛下之喉舌皆賊嵩之鷹犬”，“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這當然又捅了馬蜂窩。於是嚴嵩在楊繼盛的奏章裏找了個岔子，慫恿嘉靖下令將其逮捕。不過嘉靖皇帝雖然將楊繼盛下獄問罪，卻並沒有要殺他的意思。嚴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報文件中塞進楊繼盛的名字，將其謀殺。
嚴嵩，是不是大奸臣？
不過嚴嵩的有名，除“罪大惡極”外，還因為他這個奸臣當得有點“不合時宜”。《明史》所列奸臣，其時代不是在開國之初（如胡惟庸、陳瑛），就是在亡國之際（如周延儒、溫體仁、馬士英），唯獨嚴嵩不三不四，是在嘉靖一朝。嘉靖朝是個什麽概念呢？明代十七朝十六帝享國276年，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登基的時候（1522年）上距開國154年，下距亡國122年，正好在王朝的中間偏後一段。開國之初出現奸臣是不奇怪的，因為那時製度還是草創，時局也不穩定。亡國之際出現奸臣也不奇怪，因為那時氣數已盡，弊端叢生。然而嘉靖一朝，即便從他老人家“駕崩”那年算起，距離亡國也還有78年。照理說，這可應該是“天下無事，安享太平”的時代，怎麽會冷不丁地冒出個大奸臣來呢？
何況明代的朝臣當中也不該出奸臣。事實上，有明一代的特點，是皇帝多混賬而朝臣無大惡。明代的皇帝，和曆朝曆代相比是最差勁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心狠手辣，殺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幾乎被他趕盡殺絕。成祖永樂皇帝朱棣，殘忍暴戾，也是草菅人命，殺人如麻，還動不動下令將人犯“拖出去著狗子吃了”，或者下令將女犯輪奸，簡直就是心理變態。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熾，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這兩個算是不錯，因此有所謂“仁宣之治”。可惜仁宗在位隻有一年，宣宗在位也隻有十年，況且宣宗還因為喜歡鬥蟋蟀而被稱為“促織天子”。接下來，英宗朱祁鎮（他有兩個年號，正統和天順），就開始出問題了。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做了俘虜，搞了複辟，殺了忠臣，而是開了宦官專政的先例，為大明王朝留下無窮後患。英宗的兒子──憲宗成化皇帝朱見深也很夠嗆。此公寵信太監，迷戀佛道，熱衷於房中術，朝政頗為穢亂，《正說明朝十六帝》一書總結為三句話：一個貴妃（萬娘娘）、兩個宦官（汪直、梁芳）、三樁弊政（西廠、皇莊、傳奉官）。不過，憲宗的兒子──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卻是難得的明君，被認為可以和漢文帝、宋仁宗相提並論。可惜天不佑大明。這個最溫良恭儉讓的皇帝卻有一個最任性頑皮的兒子。他這個兒子──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堪稱“亙古第一頑主”。而且，正是因為他的荒唐胡鬧，害得孝宗這一係斷子絕孫，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奸臣嚴嵩才得以粉墨登場。
以後便是一代不如一代。穆宗隆慶皇帝朱載垕，唯一的愛好是女人，最大的優點是無能。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酒色財氣，醉生夢死，最擅長的是耍賴和罷朝。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在位隻有一個月，惹出的案子倒有三個：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此即所謂“明末三案”。熹宗天啟皇帝朱由校，其實是個文盲。他在位七年，玩了七年積木，鬥了七年蟋蟀，朝政全部交給另一個文盲──太監魏忠賢。等到他的弟弟──崇禎皇帝朱由檢來收拾局麵時，局麵其實已不可收拾，隻好亡國。當然，亡國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禎自己也有責任。崇禎的勤政自律固然超過前人，他的剛愎自用、嫉賢妒能、苛刻猜忌怕也史無前例。這裏且不說他。
明代皇帝如此差勁，國祚為何還能延續如此之久呢？這是因為，自隋唐而宋元，經過七百多年探索，文官製度已經完善，官僚政治已經成熟，帝國的政權其實是由士大夫階層來支持的。這些人耕讀為本，詩書傳家，滿腦子“忠君報國”，一肚皮“修齊治平”。一旦進入官場，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職，盡心盡責，因此國家機器甚至在君主缺位的情況下也能運轉自如。也因此，盡管皇帝多混賬，然而朝臣無大惡。正如《明史•奸臣傳》所說，明代作惡多端的主要是太監（有明一代，巨奸大惡，多出於寺人內豎），奸臣的出現竟成為異數（求之外廷諸臣，蓋亦鮮矣），唯獨嘉靖一朝是個例外（惟世宗朝，閹宦斂跡，而嚴嵩父子濟惡，貪得無厭）。
於是就有了一個問題：為什麽唯獨嘉靖一朝閹宦斂跡而奸臣崛起？或者說，為什麽閹宦斂跡以後奸臣就要崛起？這當然與嘉靖其人有關。那麽，嘉靖又是一個什麽樣的皇帝？
依我看，是個混蛋。
嘉靖是明代一個繞不過去的皇帝，在位時間很長，45年，僅次於他的孫子萬曆（神宗朱翊鈞），在中國曆史上排名也很前。曆代皇帝在位的年頭，康熙最長，61年；乾隆次之，60年；第三漢武帝，54年；第四明萬曆，48年；嘉靖排在第五名。
不過，嘉靖在位時間雖長，政績卻乏善可陳。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時任戶部雲南司主事的海瑞，向嘉靖皇帝呈上了轟動朝野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戶部主事官價正六品，相當於現在的司局級幹部，在當時則是一個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職位。明代官製，戶部有尚書一人，正二品，相當於部長。侍郎二人，正三品，相當於副部長。這三個，都叫“堂官”，由皇帝直接領導。部以下，設司（戶部有十三個司）。司的官員，有郎中（正五品）、員外郎（從五品）和主事（正六品），都叫“司官”。再下麵，則有一大群八品、九品的辦事員，比如照磨、檢校之類，是為“吏員”。部裏的工作，大事有堂官做主，小事有吏員張羅，司官的任務並不重。何況自明孝宗弘治（嘉靖的伯父）以來，治理司務的隻有郎中一人，員外郎和主事隻在授官之日出席而已，實際上是閑差。然而海瑞雖然級別不高，責任不重，事情不多，卻“位卑未敢忘憂國”，對國家的命運前途充滿擔憂。他在戶部無所事事，就琢磨朝政。這一琢磨不要緊，海瑞發現，嘉靖一朝的政治，竟然可以概括為十六個字：“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堪稱一塌糊塗。而且天下的臣民，對嘉靖皇帝也極其不滿（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甚至用他的年號來挖苦他，說什麽“嘉靖嘉靖，家家皆淨”，堪稱民怨沸騰。
那麽，事情為什麽會弄到這個地步呢？究其所以，就因為嘉靖這個皇帝不好。怎麽個不好？昏聵多疑（心惑）、剛愎殘忍（苛斷）、自私虛榮（情偏）。隨便舉個例：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老頭子病重，太醫徐偉奉旨前往診治。當時嘉靖坐在小床上，龍袍垂地，徐偉遲疑不敢前進。嘉靖問他為什麽不走過來。徐偉說，皇上的龍袍在地上，臣不敢進。診視完畢，嘉靖就下了一道手詔給內閣，表揚徐偉。嘉靖說，徐偉的話，最能體現他對君父的忠愛之情。因為他說的是“皇上的龍袍在地上”，而不是“皇上的龍袍在地下”。這又有什麽區別呢？嘉靖說，區別很大──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偉聽到傳達，當時就嚇出一身冷汗。地上地下，這在一般人那裏是沒有什麽區別的。我們平時說話，也是地上地下不分，哪有那麽多講究？按照嘉靖的邏輯，臣下一言不慎，豈不是就要招來滅頂之災？
嘉靖要求臣下極其苛刻，對待自己卻極其放縱。他這個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倒有半數以上年頭是不上朝的。他從嘉靖十八年（公元1439年）起就不視朝，從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起就不進宮。幹什麽呢？躲在西苑，修齋建醮，整天和道士鬼混。而且，他聽信道士的鬼話，也不和皇後、太子見麵，因為據說他們父子二人命相相克。所以海瑞認為，嘉靖不但從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從倫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父親、好丈夫。如果拿君臣、父子、夫婦這“三綱”來衡量一下，就會發現原本應該成為全體臣民道德楷模的皇上，居然一綱都談不上：任意懷疑、謾罵、屠殺臣僚，是不君（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對親生兒子毫無教誨養育，連麵都不見，是不父（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與皇後分居，躲在西苑煉丹，是不夫（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這樣一個人，能把國家治理好，那才是咄咄怪事！
實際上嘉靖也無心治國。他最關心的隻有兩件事情，或者說兩個問題。一是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活夠歲數，二是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玩夠女人。隻要能夠實現這兩個目標，即便把整個帝國都押上去，他也在所不惜。
道士們據說就能夠幫助嘉靖實現自己的“理想”。因為道教主張的，正是長生不老，甚至肉體飛升，而且“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更加妙不可言的是，道教“養身之道”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便正是所謂“房中術”。按照嘉靖寵信的道士邵元節、陶仲文等人的理論，養生是不必節欲的。相反，如果掌握了房中秘術，多次與童貞處女性交，還能起到采陰補陽、延年益壽的作用。這實在是太對嘉靖的味口了。對於他來說，長壽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必須禁欲，活那麽長又有什麽意思？現在好了。縱欲和養生竟可以並行不悖相得益彰，這真讓皇帝陛下心花怒放。
然而這種以少女身體為煉丹鼎爐的“采陰補陽”，對於女性而言無異於身心摧殘。何況宮女們還要黎明即起，在日出時分采集甘露供嘉靖飲用；還要向嘉靖提供初潮的經血，供他煉丹。這種由少女經血、中草藥和礦物質煉成的“紅鉛丸”，其實是一種壯陽藥，內中含有從人尿（當然是童男童女的尿液）中提取的性激素。嘉靖服用以後，便要在這些少女身上發泄獸欲。這實在讓人忍無可忍，終於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發生了“壬寅宮變”。十月二十日晚上，以楊金英、邢翠蓮為首，十餘名宮女決定謀殺嘉靖，而且差一點就用黃綾布把他在床上活活勒死。我們知道，謀反，是要滅九族的。弑君，也是要判剮刑的。所以，許多公卿將相即便大權在握，也不敢輕易動此念頭，何況手無寸鐵的弱女子？不難想象，如果不是嘉靖太過荒淫暴戾，她們斷然不會鋌而走險。
謀殺皇帝的宮女都被淩遲處死，嘉靖卻也有了一個借口，從此不回大內。皇上不住在宮裏，自然也不上朝。於是，他便在西苑萬壽宮安營紮寨，修齋建醮，做起道士來。
修齋建醮也叫齋醮。什麽是齋醮呢？就是建立道壇，齋戒沐浴，向神仙祈福。這時，必須向皇天上帝呈奉奏章祝詞。這個奏章祝詞通常用硃筆寫在青藤紙上，叫“青詞”，也叫“綠章”。這事道士是幹不來的，得靠詞臣。最好的詞臣自然是內閣大學士。我們知道，明清兩代是沒有宰相的。皇帝一人身兼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直接領導六部。這當然忙不過來，得有人協理。協理的部門就叫“內閣”，其實是秘書處；協理的人就叫“大學士”，其實是高級秘書。不過，久而久之，六部離皇帝越來越遠，內閣離皇帝越來越近。但有大事，皇帝往往向內閣垂詢，交六部執行，大學士就從製度上的秘書變成了實際上的丞相，因此也可以打一個引號，稱為“宰相”。這事我在《好製度，壞製度》一文中已有說明，請參看。
內閣大學士既然原本是秘書，主要工作是替皇帝披閱奏章起草文件，文字功夫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既然能夠替皇帝草擬詔書，自然也能夠替皇帝撰寫青詞。於是，以嘉靖的人生目標為中心，道士和閣臣開始分工合作。道士炮製春藥，閣臣炮製青詞；道士煽風點火，閣臣舞文弄墨。如此這般，嘉靖一朝的政治豈能不烏煙瘴氣？
然而內閣大學士們心甘情願。這些家夥比誰都清楚：要想青雲直上，就得討好皇帝；要想榮華富貴，也得討好皇帝；要想永保平安，還得討好皇帝。皇上既然就好這一口，咱們又有的是時間精力聰明才智，何不奉獻一點？所以，嘉靖一朝的閣臣，不少都是寫青詞的好手，甚至除了撰寫青詞，其實不會別的。比如袁煒、李春芳，後來還被稱作“青詞宰相”。總之，在嘉靖治下，要想出將入相、位極人臣，就必須是青詞寫手。
嚴嵩當然也不例外。
嚴嵩的青詞也是寫得極好的，曾經一度無人能夠望其項背。青詞並不好寫。那是一種賦體的文章，要求能夠以極其華麗的文字表達出皇帝對上天神靈的敬意和誠心。嘉靖求仙心切，性子又急，所以青詞總是供不應求，常常能把那些閣臣憋死。然而嚴嵩卻有求必應，得心應手。這並不奇怪。嚴嵩原本就是頗負盛名的詩人，文學修養很高，自然長袖善舞。嚴嵩又盡心，使出渾身解數，殫精竭慮，揣摩鋪張。結果一來二去，竟然隻有嚴嵩一個人寫的青詞能讓嘉靖滿意（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
於是嚴嵩“入閣拜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八月（也就是“壬寅宮變”前兩個月）拜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成了“宰相”。這時嚴嵩已經六十多歲，卻“精爽溢發，不異少壯”。入閣以後的嚴嵩當然還要撰寫青詞，但更重要的還是“揣摩聖意”。嘉靖雖然是個混蛋，卻不是昏君；雖然躲在西苑，卻沒有大權旁落；雖然整天求仙問藥，卻一刻也沒有放鬆對朝廷的控製。許多重大政治問題，嘉靖都是自己已有成見才去谘詢閣臣的。因此，閣臣的本事，就在於能夠摸清嘉靖的心思，說出皇帝想說的話，甚至皇帝想說而不方便說的話。嚴嵩正好就有這樣的本事。他和他的兒子嚴世蕃兩個，差不多每次都能把嘉靖的心思猜個八九不離十，所奏自然“甚合朕意”。這在嘉靖看來，是嚴嵩父子忠心耿耿，勤於王事；在別人看來，則認為皇上對嚴嵩言聽計從。至於嚴嵩，當然不會說穿其中的秘密。他們父子正好趁機欺上瞞下，以售其奸。
但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奸者千慮，大約也難免一失。嚴嵩做夢也沒有想到，他這一生，是成也青詞，敗也青詞；成也揣摩，敗也揣摩。當然，他也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會遇到一個更厲害的對手，一個能夠“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他對付別人的辦法來對付他，最後置他於死地的人。
這個人就是徐階。
徐階也是會寫青詞的，而且寫得比嚴嵩還好。
徐階是鬆江華亭（今屬上海）人，從小就命大福大。一歲的時候，他掉進井裏，三天以後居然活了過來。五歲的時候，又掉到山下，居然掛在樹上不死。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他中了進士，一甲第三名，是探花郎。《明史》說他這個人的特征，是個子小，皮膚白（短小白皙），注重儀表（善容止），聰明過人（性穎敏），能謀善斷（有權略），城府很深（陰重不泄），似乎天生就是嚴嵩的克星。
和嚴嵩一樣，徐階得寵，也是因為會寫青詞（所撰青詞獨稱旨）。他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以禮部尚書的身份兼東閣大學士，成為“宰相”，排在嚴嵩（首輔）和李本（次輔）的後麵。徐階的入閣，使嚴嵩本能地感到威脅，便多次加以傾害，“中傷之百方”。然而徐階每次都能從容對付，化險為夷。這裏麵的原因，固然有徐階的權術謀略，也有嘉靖的偏袒庇護。嘉靖實在是太喜歡徐階寫的青詞了，簡直就是愛不釋手，嚴嵩當然奈何他不得。等到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五月，李本離職，徐階升任次輔，嚴嵩就更是扳他不倒了。
何況嚴嵩這時也力不從心，自身難保。原來，嚴嵩揣摩聖意能夠百發百中，倒有一半以上要歸功於他的寶貝兒子嚴世蕃。嚴世蕃的長相，是脖子短，身體胖（短項肥體），還少了一隻眼睛（眇一目），是個獨眼龍。不過，他這一隻眼睛，比兩隻眼睛還厲害。嘉靖下的手詔，常常語焉不詳，不知所雲（語多不可曉），唯獨嚴世蕃一看就懂（一覽了然），一答就對（答語無不中），真可謂“一目了然”。可是就在這個月，嚴嵩的夫人歐陽氏去世，依禮，嚴世蕃要在家居喪，再也不能跟著嚴嵩去上班了。那時，嘉靖不住大內住西苑，為了辦公方便，也為了便於寫青詞，就在西苑為閣臣設立辦公室，叫“直廬”。嚴世蕃不能跟到直廬，嚴嵩就沒了主心骨，隻好一接到嘉靖手詔，就派人送回家征求嚴世蕃的意見。這嚴世蕃也真不是東西，居然當真不問國事，整天在家和女人鬼混。嚴嵩派人來問對策，也不按時回答，隻管自己淫樂，全然不顧老爸心急如焚。前麵講過，嘉靖是個性急的人，哪裏能容忍嚴嵩磨磨蹭蹭？嚴嵩又不能說以前都是嚴世蕃參謀，隻好自己硬著頭皮對答（不得已自為之），自然是答非所問（往往失旨），讓嘉靖大為不滿。
嚴嵩的青詞也越寫越差。這時的嚴嵩，畢竟是八十二歲的老人了，日薄西山，江郎才盡，哪裏還能寫得出好文章？也隻能請人代筆，質量可想而知。嘉靖便越來越不喜歡他（積失帝歡）。等到半年以後，萬壽宮一場大火，就把嚴嵩的“聖眷”燒了個精光。
萬壽宮這場大火倒不是嚴嵩放的，是嘉靖皇帝自己和宮姬在貂帳裏玩火造的孽。但不管怎麽說，萬壽宮沒了，萬歲爺卻不能沒有地方住。一個辦法是重修萬壽宮。這是嘉靖的想法，但嚴嵩認為不可能。因為這時正在修建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國庫早已掏空，哪來的人力物力？第二個辦法是搬回大內。這是群臣的想法，嚴嵩認為也不可能。因為大內是皇上差一點被害的地方，至今心有餘悸，怎麽可能回去？嚴嵩的主張是既不回大內，也不住西苑，而是移駕重華宮。重華宮修飾完整，比現在臨時居住的玉熙殿舒服多了。
嚴嵩這一番謀劃自以為得意，卻沒想到犯了更大的忌諱。重華宮是什麽？是當年景帝軟禁英宗的地方。因此嘉靖一聽便大為惱火：這不是要把朕關起來嗎？也是合該嚴嵩倒黴。此公可是一向善於揣摩“聖意”的，這回卻把馬屁拍到了嘉靖的痛腳上。
這時，次輔徐階說話了。
徐階說，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確實工程浩大，但正因為三大殿工程浩大，所以能夠修複萬壽宮。為什麽呢？三大殿工程有“餘料”呀！工程越大，餘料就越多。所以，修建三大殿和修複萬壽宮不但不矛盾、不衝突，反倒相得益彰。嘉靖一聽就高興了，問那要多長時間？徐階的回答是“可計月而就”。於是嘉靖龍顏大悅，準其所奏，還欽命徐階的兒子徐璠承包工程。徐璠也不負所望，百日之後就如期完工。嘉靖將其改名萬壽宮（原本叫永壽宮），給徐階加官少師，徐璠也由尚寶丞（正六品）破格晉升為太常少卿（正四品）。
這下子嚴嵩知道自己不是徐階的對手了。於是擺酒設宴，款待徐階。席間，嚴嵩令子孫團團拜倒在徐階腳下，舉杯托孤道：嚴某日薄西山，這些小子就全仗徐公看顧了（嵩旦夕死矣，此曹惟公乳哺之）。徐階立即避席，連連說不敢當，不敢當！
徐階雖然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心裏卻在磨刀霍霍，暗暗盤算怎樣才能徹底整倒嚴嵩，出這多年所受的窩囊氣，也為對自己有知遇之恩、又被嚴嵩害死的夏言報一箭之仇。他的辦法是請神仙幫忙。徐階知道，嘉靖身邊是不能沒有道士的。他最寵信的道士，先是邵元節，後是陶仲文。但邵元節早在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仙逝，陶仲文也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升天，於是徐階便向嘉靖推薦藍道行。藍道行是山東道士，本事是會降紫姑扶乩。紫姑是何方神聖呢？是管廁所的。大家不要小看這廁所。內急的時候找不到廁所，比肚子餓了找不到飯館還嚴重。所以紫姑的乩語最靈。藍道行會降紫姑，自然本事不小。
其實藍道行哪有什麽本事。他的本事是和太監合夥作弊。扶乩的過程是這樣的：先由皇帝把要問的問題寫在紙上，然後由太監帶到扶乩的地方焚燒，請神仙用乩語回答。如果不靈，就要怪太監汙穢不潔，神仙不肯降臨。太監當然不願意背這個罪名，就在焚燒之前先偷看皇帝的問題，然後告訴藍道行，這樣自然就靈了。藍道行的乩語一靈，徐階就可以做手腳。比方說，徐階知道嚴嵩有密折呈奏，就讓藍道行扶乩說：“今有奸臣奏事”。嘉靖問天下何以不治，乩語就說：賢臣沒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再問誰是賢臣，誰是小人，答案也是不難想象的，自然說徐階是賢臣，嚴嵩是小人。
不過這種裝神弄鬼的把戲並上不了台麵。它隻能讓嘉靖動心，不能讓嘉靖動手。堂堂大明天子，總不能公然下詔，說乩語如何因此必須如何吧！這就需要有機會，比如嚴嵩正好犯了什麽事，或者正好有人彈劾他。機會也是說來就來。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某日，天降大雨，一個名叫鄒應龍的禦史（監察部處長）因為避雨躲進一位太監家，聽到了“神仙”說嚴嵩是小人的事。鄒應龍一聽就明白，嚴嵩的好日子到頭了（帝眷已潛移），於是連夜修成《貪橫蔭臣欺君蠹國疏》，上奏朝廷。疏文指控嚴世蕃貪贓枉法、禍國殃民，應處死刑；嚴嵩溺愛惡子、受賄弄權，應予斥退。嘉靖也很快做出批複：嚴嵩給米百石，退休回家，嚴世蕃發配雷州充軍。去年一場大火，燒掉了嚴嵩的聖眷；今年一陣大雨，又澆滅了嚴嵩的權勢。這可真是“水火無情”。
嚴嵩倒了，但沒有死。嚴世蕃也活得很滋潤。他並沒有到雷州衛服刑，隻在廣東南雄住了兩個月，就溜回家了。回家以後也不韜光養晦，反倒大興土木，修建私宅。這就引起了地方官員的注意。更糟糕的是，地方官注意嚴府，嚴世蕃卻不注意，氣焰十分囂張。有一次，袁州府推官（專管刑獄的官員，正七品）郭諫臣到嚴府公幹，嚴府家奴非常無禮，公然不把他這個朝廷命官放在眼裏。郭推官咽不下這口氣，一狀告到巡江禦史（監察部特派員）林潤那裏。林潤也是一個想把嚴家置於死地的，正好手上也抓住了嚴世蕃的把柄──與羅龍文過從甚密。羅龍文是什麽人？是倭寇王直的親戚，而且和嚴世蕃一樣，也是從流放地私自逃回的。於是林潤上奏朝廷，狀告嚴世蕃和羅龍文網羅江洋巨盜，私用違製車服，日夜誹謗朝廷，聚眾四千餘人，“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
這就是謀反了。於是，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將嚴世蕃捉拿歸案。那時，嚴世蕃的兒子嚴紹庭還在北京當錦衣衛指揮，立馬派人通風報信。嚴世蕃聞訊本想逃回雷州，誰知早在林潤的監視之下，剛一出門，就被逮了個正著。結果，嚴世蕃被押解進京，交由三法司審理。三法司，就是刑部（公安部）、都察院（監察部）和大理寺（最高法院），其長官分別是刑部尚書、都禦史和大理寺卿。像嚴世蕃這樣涉嫌謀反的大案，照例是要“三司會審”的。
嚴世蕃二進宮的消息轟動了京城。許多人額手稱慶，都認為沈煉和楊繼盛的冤案這回總算可以平反了。林潤和郭諫臣是這麽認為的，“三法司”長官黃光升、張永明、張守等人也是這麽認為的。因此他們在判決書裏，便大講嚴嵩父子如何迫害忠良，而且重提沈煉、楊繼盛案。草稿送到徐階那裏，徐階問，諸位的意思，不是想救嚴公子一條性命吧？黃光升幾個都說，當然不是，恨不得立馬就殺了他。於是徐階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稿子，上麵一五一十列舉了嚴世蕃的“反跡”：什麽住宅私擬王府啦，什麽招募亡命之徒啦，什麽謀為外投日本啦，什麽串通裏應外合啦，不一而足，而且說得有鼻子有眼。蠱惑嚴世蕃在南昌稱王的，是彭孔；挑唆嚴世蕃勾結黑社會的，是典楧；煽動嚴世蕃裏通外國的，是羅龍文；協助嚴世蕃誘致外兵的，是牛信。黃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立即照抄上奏。結果，皇帝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詔，以“交通倭虜，潛謀叛逆”的罪名判處嚴世蕃死刑。而且，根據徐階的意見，並沒有“秋後處決”，而是“亟正典刑”。
沈煉和楊繼盛可以瞑目了，曆史也終於實現了“實質正義”，盡管方式是如此荒唐。
嚴世蕃之死，當時就有人認為是冤案。
當然是冤案了。這嚴世蕃惡貫滿盈不假，聚眾謀反卻是冤枉。林潤的奏折其實說得很清楚：“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什麽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這麽說。實際上是捕風捉影，連匿名舉報都算不上。嘉靖皇帝也不相信，曾下令三法司“從公鞠訊，具以實聞”。然而徐階卻上奏說“事已勘實”，“具有顯證”，也不容嚴世蕃申辯，更沒有什麽取證、對質，硬是手忙腳亂地就把他的腦袋砍掉了。
這當然讓很多人不以為然。張居正在主修《世宗實錄》時就說，嚴世蕃是該殺的，但罪名應該定為“奸黨”而不是“反賊”。像林潤的奏折那樣“指為謀逆”，或者像三司的判決那樣“擬以謀叛”，都“悉非正法”。這也是後來一些人的觀點。比如談遷就說徐階他們的判決是“舍奸黨之正條，坐不軌之苟論”，支大綸更是質問：“內閣頤旨，法官惟諾，刑罰不中，伊誰之咎？”是啊，這種以冤案平反冤案的荒唐，究竟應該由誰負責？
恐怕不該是徐階。在我看來，沈煉和楊繼盛的死，是冤枉的；嚴世蕃背上謀反的罪名，也是冤枉的。但要說罪魁禍首就是徐階，同樣冤枉。
徐階不是糊塗蟲，也不是迫害狂。他何嚐不知道以“奸黨”之名定世蕃之罪，才是“正論”、“正法”、“正條”？他又何嚐不想光明正大地為沈煉和楊繼盛平反昭雪？但是不行啊！因為這些冤假錯案都是皇上欽定的。如果把沈煉和楊繼盛案翻出來，就是和當今聖上過不去了（是彰上過也）。當然，皇帝做錯的事，也不是不可以批評、糾正，但前提是那皇帝肯聽才行。嘉靖恰恰就是一個聽不得半點不同意見的人。《明史•奸臣傳》說：“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也就是說，嘉靖這個人，是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的。別人的性命一錢不值，自己的麵子比天還大。所以，嚴嵩要想害人，非常容易，隻要抓住嘉靖“護短”的心理煽風點火就行。難怪嚴世蕃聽說三法司把沈煉和楊繼盛的舊案翻了出來，竟然在獄中高興得手舞足蹈。因為他知道，這必然引起嘉靖的猜忌、懷疑和憤怒。保不住的，就不是自己的腦袋，而是三法司的烏紗了。所以徐階對黃光升幾個說，按照你們這種寫法，嚴公子明天就可以出門了，諸位反倒可能被關了進去。
顯然，不冤枉嚴世蕃，沈煉、楊繼盛，還有許多人的冤情就無法昭雪。張居正說，定為“奸黨”，也可以殺嚴世蕃，這當然不錯。但你要定得了才行呀！顯然，徐階製造新的冤假錯案，以“莫須有”的罪名除惡鋤奸，實在是嘉靖逼出來的。
其實就連嚴嵩這個“奸臣”，也是嘉靖“培養”出來的。嚴嵩是江西分宜縣人，所以又稱“嚴分宜”。《明史》說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聲音洪亮，才華橫溢，名重一時。他在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中進士，做過庶吉士、編修之類的小官，就因病回家了。嚴嵩在家鄉又讀了十年書，寫作詩文，“頗著清譽”，回到官場時也還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對嘉靖的胡作非為。但是，嚴嵩很快就被嘉靖的“雷霆之怒”嚇破了膽，“盡改前說”，從此踏上了媚上、邀寵、弄權、謀私的不歸之路。
然而嚴嵩的道路並不平坦。
正如許多曆史學家所指出，嘉靖其實是最懂得怎樣做皇帝的人。正因為精通帝王之術，所以，嘉靖不像高祖朱元璋那樣日夜操勞，也不像玄孫朱由校那樣大權旁落。他在位四十五年，二十七年不視朝，但朝廷裏哪怕飛過一隻蒼蠅他都知道，更不要說國家大事了。也就是說，大明帝國這四十五年其實是他當家的，盡管他每天的“功課”，不過是煉丹、祈福、讀青詞、泡女人。一般的說，一個皇帝，倘若如此的“不務正業”，恐怕是要“喪權辱國”的。但是嘉靖並不。他甚至不能說是一個完全不合格的皇帝。事實上帝國製度對後世君主的要求不高，隻要守住祖宗基業、江山社稷就行。從這個角度看，嘉靖至少稱職。可以說，他是治國、玩樂兩不誤。結果，作為男人，他玩得盡興；作為皇帝，他還算盡職。他是盡職而不累（輕鬆自如），盡興而不廢（大權在握）。
這實在“聰明”。嘉靖的聰明，就在於他明白所謂“國家大事”，其實是要分析的。國家的事並不都是大事，也有小事。不但雞毛蒜皮是小事，就連財政、賦稅、軍事、工程、刑律，總之，一切可以交由臣工去處理的事情，對於皇帝來說都是小事。因為它們不是綱，而是目。目，是可以也應該交給臣下的，皇帝要抓的是綱。而且，皇帝也隻應該抓綱。隻要皇帝抓住了綱，所有的目就帶起來了。綱舉目張嘛！
什麽是綱？綱就是權力，就是任命與罷免、提拔與處分、獎賞與懲罰官員的權力。國家的事務是由大小官員來打理的，而官員最想的是升官，最怕的是罷官。所以，抓住了官員的任免權，就抓住了官員的命根子；而抓住了官員，就抓住了天下。所以，隻要抓住這個“綱”，就可以“垂衣而治”，將天下“運於股掌”。
皇帝自然有這個權力。因為從理論上講，官員是皇帝的兒子（因此叫臣子）、奴仆（因此叫臣仆）、打工仔（因此叫臣工）。作為父親（君父）、主子（君主）、老板（君王），皇帝在製度上擁有對官員的生殺予奪之權。但是，有沒有這個權力是一回事，會不會用又是另一回事。嘉靖就是會用的。他甚至不必動用升遷獎懲的大權，隻要“假以顏色”，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方說，嚴嵩剛剛被重用時，曾經遭到官場的普遍攻擊。明代是實行“兩京製”的，南京和北京都有中央政府，而南京和北京的給事中（六部監察官員）和禦史（監察部官員）彈劾貪官汙吏，第一個提到的就是嚴嵩。因為嚴嵩實在太不像話，居然向宗室諸侯勒索賄賂，他的兒子也四處活動，大走後門。然而嘉靖為了包庇嚴嵩，便故意向他谘詢國事，而且故意表示欣賞（必故稱賞），哪怕嚴嵩的回答實在不怎麽樣（平無奇）。這樣連續多次以後，對嚴嵩的攻擊也就煙消雲散，正所謂“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可以說，正是由於嘉靖的縱容，嚴嵩才有恃無恐，日益驕橫，終於成為天字第一號的大奸臣。
嚴嵩對於嘉靖，也堪稱肝腦塗地，馬屁拍足。嘉靖是喜歡做道士的，製有一種道士戴的香葉冠，賜給閣臣每人一頂。其他閣臣（比如夏言）認為這不是正式朝服，不肯戴。嚴嵩卻不但戴了，還籠以輕紗，以示虔誠，讓嘉靖大感欣慰。嘉靖又常常把自己煉的“仙丹”賜給臣下。其他人知道那玩意有毒（內含鉛汞化合物），不吃。嚴嵩卻不但吃了，還要報告服用結果，比如“遍身燥癢異常，不可一忍”，或者“至冬發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正是鉛汞中毒的症狀。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心甘情願充當實驗室“小白鼠”，要說他對皇帝不是“忠心耿耿”，還真是冤枉了他。
然而嘉靖對嚴嵩卻既不放心，也不放手，時不時要敲打他。敲打也很容易。比方說，在朝野上下都認為皇帝對嚴嵩言聽計從時，故意不問意見，乾綱獨斷，或者故意當眾表示反對，讓嚴嵩碰一鼻子灰。又比方說，在嚴嵩值班時，故意多次不召見他，把他晾在那裏。有一次，嚴嵩久等不得召見，卻見李本和徐階往西苑走，便也跟著走。走到西華門，李本和徐階進去了，嚴嵩卻被攔在外麵。這時，嚴嵩在名義上還是首輔。次輔（李本）和三輔（徐階）昂首而入，首輔卻吃了閉門羹，嚴嵩無論如何也想不通。回到家裏，父子二人竟抱頭痛哭。
實際上嚴嵩終其一生，都隻是“寵臣”而非“權臣”。他推薦的人選，並不一定能保住官位（吏部尚書缺，嵩力援歐陽必進為之，甫三月即斥去）。他的心腹獲罪，也不一定能夠救援（趙文華忤旨獲譴，嵩亦不能救）。在嘉靖心目中，嚴嵩其實是自己手中一個可以任意把玩拿捏的玩意，一條“吧兒狗”和一隻“小白鼠”，高興時攬在懷裏，不高興就一腳踢開。事情都讓他去做，責任卻不替他擔。今天讓他青雲直上，明天就把他打入冷宮。最後，名垂青史的是嘉靖（因為奸臣是他除掉的），背上罵名的是嚴嵩（因為壞事都是他幹的），這難道公平，難道不荒唐？
嚴世蕃伏誅後，嚴嵩也被抄家。一無所有的嚴嵩隻好“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寄居在守墓人的房子裏，到處要飯吃。這離他最風光的時候也不過三四年光景。想當初，嚴嵩是何等地得寵啊！因為年紀大，嘉靖特許他乘肩輿出入紫苑。見他的直廬簡陋，嘉靖“撤小殿材為營室，植花木其中”，每天賜禦膳，賜法酒。現在呢？寄食墓舍以死。看來，嚴嵩甚至連“寵物”都不如。因為養寵物的人是很少會讓自己的小狗變成“喪家犬”的。
讀史至此，感慨良多，遂填得《采桑子》一闕雲：
翻飛柳絮風中舞，
上也荒唐，
下也荒唐，
四十年來夢一場。
伴君如伴南山虎，
喜也無常，
怒也無常，
混賬專橫是帝王。
看到王世貞所著的《明史 奸臣傳》，覺得嚴嵩簡直不是一個東西，其子嚴世藩更不是一個東西。看過之後，覺得國家權力淪落到這樣的人渣手裏，國家絕對要完蛋。但我仔細讀過之後，覺得大明朝廷並沒有完蛋，反而越活越新鮮，宛如缺氧的魚掉進了水裏。再讀之後，發現，嚴嵩一生，好像沒幹過什麽對不起人民，對不起政府的事情。嚴公仆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特別是嘉靖皇帝（明世宗），接近二十年，不上朝理政時，嚴公仆為了皇帝的囑托，加班加點，不嫖不賭地努力工作，幾乎累得吐血。個人生活方麵，愛情、家庭都不錯，夫妻相敬如賓。私生活也非常檢點，堅決不討二奶，更別說三奶四奶，或者小蜜了。工作時間內，也沒配按摩或者佐笑女秘書，頂多配他自己的兒子，父子倆幾乎“義務”為皇帝獻身。縱觀嚴公仆，無論哪個方麵，都是典型的，樸素的勞動人民的先進代表。由此可知，嚴公仆的健康成長與健康墮落，都是善良的政府培養出來的。按照我們今天的標準，老嚴絕對是一個有人格魅力的好幹部，好同誌。即使是：吃喝嫖賭，也是一心為公；貪汙受賄，必然迫不得已。為朝廷，赤膽忠心；為國家，鞠躬盡瘁。
就是這樣一個革命幾十年的老同誌，居然成了大奸賊，大貪官，實在讓人費解。在我把《明史》仔細翻過之後，我才覺得，曆史是最不可靠的東西，宛如沒有信譽的小姐。其實小姐也講信譽：隻要你付的不是假鈔，小姐也不會給你假的肉體，即使年齡稍長，也是真正的碳水化合物，讓你感受到基本的彈性與起碼的滿足。仔細想想，覺得老嚴真有些冤枉：那個時代，那種環境，任何為官的，都必須要遵守官場遊戲規則。作為嚴公仆，當然不能例外。一個從農村成長起來的革命幹部：知道生命的艱辛與苦難。在科舉考試的殘酷道路上，摔爬滾打，好不容易才熬出了頭。熬出了頭的嚴公仆，當然明白，革命不是請客送禮，革命就是請客送禮。特別是官場遊戲的潛規則。任何人打破這種遊戲，等到的都是淒慘的命運：不是被皇帝拿下，就是被同僚拿下，甚至被下人或者佳人拿下。這個方麵的事例，比比皆是。
嚴公仆為此，小心翼翼，為皇帝努力工作。——曆來伴君如伴虎。為了伴好虎，嚴大人就不可能不說違心話。一說違心話，討好了皇帝，卻獲罪皇帝身邊，也想討好皇帝的其他人。實質上，這都是為了爭寵，進行的相互攻訐。朝廷之爭，權力之爭，曆來你死我活，沒有第二條道路。為了自己活得好，就是為了讓別人活不好，隻有別人活不好，才能自己活得好，這是為官的根本目的之一。這在我們今天，也是絕對真理。當然，還有一種情況：相互勾結，共同欺騙，達到雙贏互惠。但人是唯我動物，本質上是自私的。皇帝隻有一個，大臣卻有一大群。皇帝不用選擇，大臣無法選擇。宛如我們今天的企業：董事長隻有一個，經理卻有一大堆。一旦形成雇傭關係，經理沒有選擇，隻能好好幹；董事長可以任意選擇：你不幹就滾蛋。
為此，董事長吃定了下屬，下屬卻不能吃定董事長。皇帝吃定了大臣，大臣卻不能吃定皇帝：這就是權力，或者暴力。企業是董事長的，董事長說誰就誰。國家是皇帝的，皇帝說誰就誰。嘉靖皇帝與老嚴，實質上就是雇傭關係，前者擁有絕對權力，後者擁有被動抉擇。絕對權力主動，相對抉擇被動。在此之下，老嚴開始了他的為官之路：審時度勢，挖空心思。審時度勢是智慧，挖空心思是心術。二者結合：為了出人頭地，必須打倒同僚（能剝奪對方生命最妙）。要打倒同僚，既要認清自己，又要認清皇帝。老嚴在此後的革命生涯中，心知肚明：討好皇帝，是革命成功的唯一出路。猶如我們今天，討好上司，是向上爬的唯一出路。事實上的嚴公仆，真正做到了這點。這當然是智慧的較量。也是人性與獸性的搏鬥。更是權力與欲望極度膨脹之果。作為自然人，都是有欲望的，作為社會人，更是如此。一旦掌握了權力，人的基本心態就發生本質的變化：有時幾乎不是人，或者簡直不是人。特別是擁有一般權力之後，總是挖空心思，不計任何代價地想擁有更大權力。擁有更大權力的人，在欲望與利益的驅使下，當然更想擁有更更大的，擁有更更大的，還想擁有超級大的。而擁有超級大的，不遺餘力想擁有絕對大的。這就是權力的貪婪，也是人性的貪婪。為了實現這個終極目標，人的欲望必然空前膨脹。特別是擁有絕對權力的人，那種為所欲為，那種惟我獨尊：這也是中國的曆史。權力絕對化，導致集權者，自然心理與社會心理的極度畸形。甚至我們今天。
如前所述，老嚴在那個時代，難免不進入這種政治角色的追逐。在這種追逐當中，嘉靖皇帝是絕對讓人恐怖的一個人，也就是說，絕對權力遭遇絕對暴力之後，就看誰的定力怎樣了。嘉靖皇帝在那個時代，努力繼承了祖先的強權意誌：用暴力說話。擁有絕對權力下的絕對暴力。一個國家在此前提下，沒有誰不膽戰心驚。因為暴力不知什麽時候，就降臨到頭上。特別是大明政府，經曆了劉瑾、魏忠賢等先進公仆的太監們，宛如虐待狂一般的美麗折騰之後。皇帝對權力的集中，控製，就更加強烈，統治的手段，也更加極端。到了嘉靖帝之時，對權力的絕對擁有，是皇帝們的基本夢想。作為一般大臣，在皇帝絕對權力的感召之下，為了保住自己的基本地位，也不得不看重權力，這樣，從上到下形成了一個權力網絡，誰不遵守網絡遊戲，誰就率先淘汰。
我們知道，嘉靖皇帝（明世宗）是個隨心所欲的人，性情變化無常，幾乎沒有人能夠揣摩其心思。在這樣一個皇帝手下供職，其危險程度可想而知。陳登原先生在《國史舊聞》（中華書局1980年版）笫三分冊“明世宗”條下有這樣的評說：“（世宗）剛愎自用，用法愈為深刻。”世宗猜忌、多疑、嗜殺，冷漠。對自已的妻兒、侍婢、臣僚，一概無情無義。以至宮中一群弱女子要將他勒死。即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宮婢之變”。陳先生又說：“蓋以多疑之人，行隔絕之政；以高高在上之智為愚，以察察為明之視為暗，則臣道不得不流入脂韋，不得不熟諳世故，不得不但恐抉剔，不得不俯首鞠躬。世宗之信嚴嵩，此即可推知矣。”由此可知，大臣們在次前提下，要想把握住自己的人文良知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再看一則資料：據《春明夢餘錄》載，有因“大議禮”而受世宗器重的張璁，曾說：“臣曆數從來內閣之官，鮮有能善終者。蓋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責，易招議論。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此言的意思是，當首輔的（嚴嵩入閣二十年，任首輔達十五年之久）要為皇帝的過失承擔後果責任，要甘於背黑鍋，勇當替罪羊。當徐階扳倒嚴嵩擢升為首輔時，其友王維楨曾對他說：“夫宰相位絕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時有三難稱至苦焉：天子聖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難也；事下中書，責應於斯須，得失輕重關焉，二難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聞，廷臣所得聞，遠臣又不及知，而擬議轉注，易動唇吻，三難也。此三難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可知，皇帝剛愎如此，臣下之難可想而知。
在此前提下，如果沒有超常的智慧，要想在皇帝身邊周旋，幾乎是不可能的。作為老嚴，經曆複雜，綜合素養也不錯，最起碼的，是一個標準的文人，或者知識分子。雖然，文人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也不是文人，但二者有同一性。在那個時代，科舉考試的唯一目的，就是為政府培養官員。漫長的中國曆史，實際上就是文官製度史。在此前提下，官員之間的相互傾軋，就成為一種必然。為了戰勝對手，就必須要有非常手段——想方設法取得皇帝的信任，但作為一國之君，起碼的智商是健全的，真正閉目視聽的皇帝是少之又少的，所以，作為大臣，伴虎的難度可想而知。從嚴公仆的成長經曆中，我們可窺探到嚴公仆的自我與社會心理。老嚴揣摩皇帝心理，至少是成功的，這點，我們可以用如下事例為證：《明史紀事本末•嚴嵩用事》，世宗寵信嚴嵩，有如此記載：“況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剛，嵩以柔；帝以驕，嵩以謹；帝以英察，嵩以樸誠；帝以獨斷，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這段文字，我們可知，嚴公仆當時對皇帝的基本態度。正是如此，老嚴才使世宗那暴戾的脾氣平和下來，使朝政不致變得更壞。對此，世宗心中有數。以至後來，世宗對嚴嵩多有褒獎。賜嚴嵩“忠勤敏達”的銀印，賜其藏書樓曰“瓊翰流輝”，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賜字幅曰“忠弼”等等。哪怕是令老嚴致仕時，世宗還在諭旨裏說“嵩小心忠慎，”甚至致仕後的待遇，也比其他首輔優渥，“其致仕去，仍令馳驛去，有司歲給祿米百石資用”（《世廟識餘錄》卷22）。此事說明，薄情寡恩的世宗，對嚴公仆的確不錯。
我們隻要仔細分析一下，就不難明白，嚴公仆之所以如此，與他一心一意忠於皇帝有關，一心一意跟定主子，是做大臣的基本功。這在我們今天，仍然實用。就是這樣一個人，居然被說成是奸臣，實在有些勉強。當然，我們不否認，嚴公仆這樣做，肯定有他的基本動機，但看完老嚴的傳記，都沒有發現，老嚴有背叛皇帝的任何動機，或者任何言行。這樣的人在我們今天，肯定是全民學習的榜樣：一心一意跟黨走，把青春和生命都獻給了政府，最起碼也得評為一個感動中國的人物。但老嚴對名譽好像沒有什麽感覺。在老嚴看來，隻有皇帝，才是生命中的唯一，隻有對皇帝忠心，才是生命中唯一的價值。抱著這樣的理念，老嚴在政治腐敗不堪的時代，選擇這樣一條道路，實在是明智非常的。
這其中，我們不否認，當然有對權力的渴望。但縱觀老嚴的傳記，都沒有發現，嚴公仆有什麽過分之舉，甚至為其親家在皇帝老倌麵前求一個基本官職，還被皇帝老倌痛斥。由此可見，老嚴的弄權是不成立的。更不用說殘害忠良。國人的價值觀念，由於根深蒂固受到“價值二元論”的影響。麵對複雜的現實和曆史，常常采取非善即惡、非正即邪、非白即黑，冰炭不同爐，水火不同器的價值取向，因而往往扭曲事實。不自覺地顛倒是非曲直。由於這種價值觀，我們在看待基本事物時，也總是采取非此即彼，或者非彼即此的態度。嚴公仆在那個位置上，彈劾他的大臣很多。有禦史王宗茂、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巡按禦史趙錦、錦衣衛經曆沈煉、給事中厲汝進、南京給事中王燁、禦史陳紹、給事中童漢臣、伊敏生、喻時、刑部郎中徐詩學、巡按四川禦史謝瑜、巡按山東禦史葉經。等等。這些大臣中，有的被處死，有的被削職，其中在曆史上影響較大的是楊繼盛、沈煉等人。而這些大臣，說實在的，也是為了相互爭寵而已。
據史料記載，沈煉，嘉靖十七年進士。《明史》本傳載“煉為人剛直，嫉惡如仇，然頗疏狂。”傳記中並未記載沈煉有何才識。沈煉與他的上司錦衣帥陸炳頗善，與嚴世蕃過從甚密。沈煉嗜酒，“數從世蕃飲，世蕃以酒虐客，煉心不平，輒為反之。”區區小事，致生積怨，可見沈煉性格之偏狹。嘉靖二十九年北虜逼近京師，“致書乞貢。”世宗令廷臣議，沈煉附議，司業趙貞吉堅決反對。事後嚴公仆勸其子，不要與沈煉往來，說沈煉不是好人。此話傳到沈煉耳中，沈怕前途無著，於嘉靖三十年正月，上奏章彈劾嚴公仆。疏中曆數嚴公仆十大罪狀。世宗閱後，“大怒，廷杖之，謫佃保安。”沈煉在保安並不安份，常常詈嚴公仆父子；當地不明就裏的民眾亦“爭詈嵩以快煉，煉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為常。且縛草為人，像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這種“遊戲”怎麽看都不像君子所為。當時，沈與地方當局常鬧糾紛，被總督楊順借口殺之，時年三十六歲。反對嚴公仆的人，稱是嚴授意殺害沈的，實際上，這於史無據，而楊亦非嵩黨。
其實，沈之死完全是自己的狂傲、不安份、意氣用事。是性格缺陷所致，與嚴公仆無涉。後人多把這事算在老嚴頭上，實在冤枉。至於楊繼盛與夏言，也完全自己的行為所致。基本上與老嚴無關，本文不討論。如上所述，老嚴獲“奸”之名，多少有些名不副實。多少都是背著黑鍋的。曆史在不明真相裏，反複煎煮，就越來越不明真相。再說，曆史本來就是統治者的基本工具，作為一般人，是沒有資格，也是不可能篡改曆史的。說穿了，曆史是操縱在少數人手裏的玩物。作為一般百姓，是不可能顛倒的。因此，後人不明就裏，一狗吠影，百狗吠聲。再加之話本小說、傳奇戲曲大肆宣揚，比如寫嚴公仆陷害沈煉的《沈小霞初會出師表》（《今古奇觀》），曆數老嚴陷害忠良的戲曲《嗚鳳記》、《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師表》等，這些東西，在民間反複播演，取得了根深蒂固的廣告效應，老百姓一提起老嚴，第一反應就是：這是一個惡人，更是一個奸人。使得老嚴的形象，在老百姓心中，猶如黑暗中的鬼魅。其實，百姓對統治階級的內幕，是不可能知道的，猶如我們今天，社會下層，永遠不知道社會上層，除非是社會上層相互潑汙水：泄密。
我們都知道，權力總是與欲望連在一起的，有了權力，就有了欲望，有了欲望，就有了貪婪，這幾乎是一條規律。在嚴公仆的傳記中，有一條關鍵的記載，是說嚴公仆先生的“貪”。而且這貪，使我們的公仆大人名聲狼藉。據王宗茂《皇明經世文編•糾劾誤國輔臣疏》記載：“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嵩攬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員名，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果價或至千金。”又雲：“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玩好，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請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桌，嵩坐於後，愈出愈奇，惟見桌之前增，椅之後退，尚無置處，蓋不知其數目。有一門官窺見其間發藍金銀美人高二尺五寸者，並金銀溺器，狼籍桌下，皆雲南之物，而遠集於此。”鄒應龍《皇明經世文編•貪橫陰臣欺君蠹國疏》：“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仆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民怨入骨。”《明史紀事本末•嚴嵩用事》：“二十年秋七月，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袁柚［木田］謀襲之，遣校尉任得貴至京，以黃白金三千兩賂嚴嵩。┅┅永壽共和王庶子惟燱，與嫡孫懷熷爭立，以白金三千賂嵩。”趙善政《賓退錄》：“嚴世蕃之籍，有金絲帳，累金絲為之，舒卷無異細［糸由］絹，又有金溺器等物，執政者以為不可聞，令銷之以金數報。”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到我們的嚴公仆沒籍時，其貪在史料中有記載。據《世宗實錄•四十四年三月》條月：“巡按江西禦史成守節上籍沒逆犯嚴世蕃江西家產數：金三萬二千九百六十兩有奇，銀二百二萬七千九十兩有奇，玉杯盤等項八百五十七件，玉帶二百餘條，金廂瑇瑁等帶一百二十餘條，金廂珠玉帶絛環等項三十三條、件，金廂壺盤杯箸等項二千八十餘件，龍卵壺五把，珍珠冠等項六十三頂、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餘間，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萬七千三百餘畝。……”陳弘謨《繼世餘聞》記載說：“嚴嵩籍沒時，金銀珠寶書畫器物田產，共估銀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七兩餘。又直隸巡按禦使孫丕揚所抄京中家產，亦不減此數。”
而實際上，當世宗令將嚴公仆籍沒財產的一半充邊餉，一半入內庫時。根據資料，世宗當時僅要十萬兩入庫。嚴公仆卻怎麽也拿不出來。世宗問道：“三月決囚後，今已十月餘矣，財物尚未至，尚不見。一所巨屋隻估五百兩，是財物既不在犯家，國亦無收，民亦無還，果何在耶？”（《世宗實錄》卷519）由此可知，我們嚴公仆的貪，實際上徒有虛名。據史料，當時主持籍沒事的是首輔徐階。而徐在史書中被稱為是“廉吏”，而且是有名的“廉吏”。據說，當年徐扳倒嚴公仆時，舉國歡慶。認為徐給國家立了一大功。作為“廉吏”，徐卻有田產四十餘萬畝，僅在他的家鄉蘇、鬆地區就多達二十四萬畝。這些田產多是以“投獻”為名巧取豪奪，強占周圍農民的。在華亭一地，他每年收租穀就達一萬三千石，斂銀九千八百兩；同時，他還擁有眾多織婦。於慎行《穀山筆塵》卷四記載頗詳，稱徐“紡績求利”，“與市為賈”。徐階究竟有多少資財，根本就無法統計，就連當時擔任應天巡撫的海瑞，也歎為觀止：“產業之多，令人駭異。”（《四友齋叢說》卷13）海瑞接到許多農民，控告徐階奪田霸產的訴狀，海瑞當即勒令徐“退之過半”，否則不予結案。其時徐階當時致仕家居，懾於海瑞威名，不得已，退還農民部分田產。但在暗中，卻又行賄於給事中戴鳳翔，指使戴彈劾海瑞“漁肉縉紳”，將海瑞罷官，才保住他的龐大田產。
由此可知，嚴公仆的“貪”，真正可憐可歎；而徐階的“廉”，卻實在讓人齒冷。曆史就是這樣，讓人琢磨不透。《獻征錄•大學士嚴公嵩傳》載，嚴嵩降生於小家子，“其父不過小吏”；同書“大學士徐公階傳”載：徐階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補邑椽吏。”說明兩人起步時，家業相當，嚴嵩擔任十五年首輔，才有如此財產。而徐階僅僅擔任六年首輔，田產卻是嚴公仆的十五倍。由此可知，對貪與廉的問題，討論已經毫無意義。
但曆史，卻把嚴公仆釘在恥辱柱上，不知為何。我們不否認，權力的力量。如前所述，嚴公仆好像也沒有專門為自己弄權，而且是專門選拔人才為國用。《列朝詩集•唐順之傳》：“順之於學，無所不窺，大則天文樂律，小則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詰。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間，轉戰淮海，遂以身殉，可謂誌士者矣！”同書《尹耕傳》：“（尹耕）字子莘，嘉靖壬辰進士。嚐謂漢之患在外戚，唐之患在藩鎮，而本朝則以備虜為急；當以有宋為殷鑒，蓋痛乎其言之也。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瓚宗，其識見亦非他庸相所及也。”崇禎年間做過大學士的黃景昉在《國史唯疑》中說：“徐華亭（階）語張襄惠（嶽）兒曰：‘嚴氏當國二十年，製閫不入一錢，沒，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猶使賢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嚴嵩雅善詩文，收羅知名士，間能抑情沽譽，有可憐恕者。”事過數十年，當黃景昉路過袁州時，還聽到當地人對嚴氏的好感和懷念之詞，尤其是他的政敵，在私下與相知所說的一席話，就很值得玩味了。我們再看如下資料，《列朝詩集•胡瓚宗傳》：“家居數年，而有詩案之獄。戶部主事王聯，瓚宗在河南所笞貪令也，上書訐瓚宗‘聞大駕幸楚’詩，有‘穆天湘竹’之語，世廟大怒，下之獄。嚴分宜、陶恭誠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國楨《皇明大事記》卷三十二記載，因王聯的誣陷而羅織成大辟，株連一百一十餘人。“是時，上意不測，大學士嚴嵩為之申釋，聖怒少解。”嚴公仆的這類事，居然在《明史•嚴嵩傳》中缺載。實在費解。我們聯係到嚴嵩曾頗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事實，說明嚴公仆並沒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比起徐階整死仇鸞、張經，羅織“嚴黨”瘐死胡宗憲，以“叛逆”罪構陷嚴世蕃死罪等等，的確高尚許多。
我們再看一則史料，《皇明大事記•嚴嵩》中，記載嚴公仆一些家事，如“嵩妻歐陽氏甚賢，治家有法，馭世蕃尤嚴，嵩亦相敬如賓，旁無姬侍。比權勢愈盛，謂嵩曰：‘不記鈐山堂十二年清寂乎？一介書生得此已過，過而不挹必傾。’嵩甚愧之，世蕃亦畏憚。”沈德符《萬曆野獲篇•內閣•居官居鄉不同》條中亦有相似記載：“嚴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為德於鄉甚厚，其夫人歐陽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猶誦說之。”嚴公仆在故鄉的口碑，朱國楨《湧幢小品》中亦有記敘：“分宜之惡，譚者以為古今罕儷。乃江右人，尚有餘思，袁人尤甚，餘過袁問而親得之。可見輿論所評自有不同處。”由此可知，內助如此，公仆何惡。
讓人不明白的是，這樣一個公仆大人，竟然落入了“奸賊”的黑名單。仔細想起來，這要歸功於王世楨的個人欲望：泄私憤。文人的泄私憤是非常可怕的。孔子說，天下唯女人與小人難以養也。其實，還應該再加一條：天下唯文人難以養也。文人顛倒黑白的手段，絕對不亞於統治者的暴力。文人的卑鄙讓統治者的刺刀也相形見絀。王世楨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利益糾紛。關於這件事，史書上也有記載。王世貞的父親就是當年，被世宗處死的王忬。一個偶然機緣，王忬得到了價值連城的國寶《清明上河圖》。後來被嚴公仆父子得知，公仆父子向王索要。王迫於公仆父子的權勢，就讓一個畫師，臨摹了一張送給嚴公仆。後來此事敗露，嚴公仆對其銜恨。後王忬戍邊不力，被下獄，嚴公仆上奏章，王於是死罪。因此積怨，王世貞在其所著的《嘉靖以來首輔傳•嚴嵩傳》，及其他史著中，都對嚴公仆大加詆毀。公仆聲名，一落千丈。而社會，在此誤導之下，紛紛嚷嚷，猩猩吠吠，滿城風雨之中，走到了今天。由此可知，曆史的可怕不是暴力，而是暴力背後的胸狹氣短。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基本走向，當然與皇帝有關。“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絕對權力的擁有者，一旦隨心所欲，作為下屬，就實在難為。集權下無忠臣，也許是對的；集權下顯忠臣，也許也是對的。嚴公仆作為一個故事，雖然遠去了，但是，曆史總是在反複中。今天，就是昨天的集合，正如明天，就是今天的集合。當我們翻開一本曆史，我們不得不思索：曆史的鮮血，或者黑暗，一旦蒙住我們的眼睛，我們還能看見遙遠的燈火嗎？
不是老嚴不想做好人，是世道形勢不容他做"好人"．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在其位不知其憂啊．
“奸相”嚴嵩質疑
村學究
嚴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本傳列於<<明史•奸臣>>中。而“奸臣”條下有“竊弄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生陰賊者，始加以惡名而不敢辭”之語。這便是對“奸臣傳”傳主們的判詞，分宜不幸，落入彀中。然檢讀記嘉靖朝事之正史、野史，嚴嵩不應列入“奸臣傳”。奈何眾口鑠金，己成定讞。一代名相嚴嵩究是奸相、賢相亦或庸相，實在是應該重新認識的。
一、關於嚴嵩“竊弄威柄”問題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取消了在中國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餘年的丞相製度；至明成祖始設內閣，<<明史•職官誌>>載，內閣大學士的職責主要是“掌獻替可否，奉陳規晦，點檢題奏，票擬批答，以平允庶政。”可見內閣大學士不是政務官。《四庫全書總目》卷58“嘉靖以來首輔”條稱，“至嘉靖始委政內閣，而居首揆者，責任尤專……至世宗中葉，夏言、嚴嵩迭用事，遂赫然為宰相，壓製六卿矣。”這種表述是大可商榷的。世宗執政的前期是很勤政的，自嘉靖十八年即不上朝，即便如此，也不曾出現權臣專政的局麵。《明史•嚴嵩傳》載，嚴嵩任首輔後，“帝雖甚親禮嵩，亦不盡信其言，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其勢。”這說明世宗雖居大內，卻是緊握皇權的。因此，任何一位“權臣”在世宗朝絕無“竊弄威柄”的可能。關於此，從其他的記載亦可旁證。王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世宗）晚年雖不禦殿，而批決顧問，日無停晷；故雖深居淵默，而張弛操縱，威柄不移。”《世宗實錄》稱其“惓惓以不聞外事為憂。”《國榷》卷64引李維楨曰：“（世宗）齋居數十年，圖廽天下於掌上，中外儼然如臨。”又引範守已曰：“臣於徐少師階處，蓋捧讀世廟諭劄及改定旨草，雲人嚐謂輔臣擬旨，幾於擅國柄，乃大不然。……攬乾綱如帝者，幾何人哉！…..以故大張弛、大封拜、大誅賞，皆出獨斷。”嚴嵩不可能竊弄威柄，於史比比可證矣。再如《賓退錄》卷四載，歐陽必進（都察院左都禦史），與嚴嵩為兒女親家，嵩欲安排必進為吏部尚書，經嵩哀求再三，世宗僅讓歐陽做了半年的吏部尚書即斥去。嚴嵩欲安排一下兒女親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談把持朝政、結黨營私呢！由此觀之，說嚴嵩“竊國柄政”不過空穴來風而已！
二、嚴嵩與世宗的關係
世宗是個極難侍候的皇帝。世宗猜忌、多疑、嗜殺，不僅如此，他待人冷漠，對自已的妻兒、侍婢、臣僚無不無情無義，以至宮中一群弱女子要將他勒死。這就是發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宮婢之變”。《春明夢餘錄》載有因“大議禮”而受世宗器重的張璁一席話：“臣曆數從來內閣之官，鮮有能善終者。蓋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責，易招議論。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這番話是說，當首輔的要為皇帝的過失承擔責任，要甘當替罪羔羊。當徐階扳倒嚴嵩擢升為首輔時，他的朋友王維楨曾對他說：“夫宰相位絕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時有三難稱至苦焉：天子聖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難也；事下中書，責應於斯須，得失輕重關焉，二難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聞，廷臣所得聞，遠臣又不及知，而擬議轉注，易動唇吻，三難也。此三難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看來，我們似應從另一視角來看嚴嵩了。
嚴嵩任首輔十五年，與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殺的皇帝能相處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世宗崇奉道教，力讚玄修、進獻青詞幾乎是任閣臣的要件，因此“諛”、“媚”是閣臣們的共性，嚴嵩並不見得比別的閣臣更諛更媚了。例如宮婢之變後，世宗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壽宮發生火災，世宗欲重修宮殿。嚴嵩考慮世宗久不視朝，營建又要花費巨額資財，故不同意重修宮殿。而另一位閣臣徐階竭力主張重建。對此，時人“頗善嵩對，而微謂階之諛旨”（《獻征錄》卷16）。這裏所展示的則是嚴嵩剛性的另一麵。《明史紀事本末•嚴嵩用事》在分析世宗寵信嚴嵩之由時說：“況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剛，嵩以柔；帝以驕，嵩以謹；帝以英察，嵩以樸誠；帝以獨斷，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惟其如此，才能將世宗那暴戾的脾氣平和下來，使朝政不致變得更壞。關於這一層，世宗應該是心中有數的。因此，世宗對嚴嵩亦多有褒獎，如賜嚴嵩“忠勤敏達”的銀印，賜其藏書樓曰“瓊翰流輝”，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賜字幅曰“忠弼”等。即是令其致仕時，世宗在諭旨裏還是說“嵩小心忠慎，”致仕後的待遇，較其他首輔亦見優渥，“其致仕去，仍令馳驛去，有司歲給祿米百石資用”（《世廟識餘錄》卷22）。說明嚴嵩能真誠事主，並無二心，才能博得這位薄情寡恩的君主的善待。，
那麽，率意說嚴嵩為“奸相”，就匪夷所思了。
三、關於嚴嵩“屠害忠良”
嚴嵩入閣後，彈劾他的大臣甚多。這些大臣中，有的被處死，有的被削職，其中在曆史上影響較大的是楊繼盛、沈煉等人。
沈煉，嘉靖十七年進士。《明史》本傳載“煉為人剛直，嫉惡如仇，然頗疏狂。”傳中未見記載沈煉有何才識。沈煉與他的上司錦衣帥陸炳頗善，與嚴世蕃過從甚密。沈煉嗜酒，“數從世蕃飲，世蕃以酒虐客，煉心不平，輒為反之。”區區小事，致生積怨，可見沈煉性格偏狹之一斑。嚴嵩曾說過沈煉不是好人，此話傳到沈煉耳中，他怕前途無著，於嘉靖三十年正月上疏劾嚴嵩。疏中曆數嵩十大罪狀。世宗閱疏後，“大怒，廷杖之，謫佃保安。”沈煉在保安並不安份，常常詈嵩父子；當地不明就裏的民眾亦“爭詈嵩以快煉，煉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為常。且縛草為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這種“遊戲”似不類君子所為。沈煉與地方當局常鬧糾紛，被總督楊順殺之。反對嚴嵩的人稱是嚴嵩授意殺害沈煉的，這也是於史無據的，且楊順亦非嵩黨。沈煉羅列嚴嵩十大罪狀，徐學謨以為“數嵩十罪，俱空虛無實”（《世廟識餘錄》卷15）。談遷在《國榷》中論曰：“沈純甫（煉）氣吞逆胡，當庚戍（1550年）秋，怒目而斥嚴氏，其強直自遂，固己不可一世矣。投身荒塞，隱約潛晦，何必不自得，至於傳檄京師，欲清君側之惡，以視請劍詠檜，尤為過之。”可見沈煉之死，完全是性格上的弱點所致，這與忠奸有何關涉焉！
楊繼盛，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據《明史》本傳載，頗精律呂之學，此外不見他有甚所長。在國子監時，為徐階門生；與唐順之往還甚密。楊繼盛性格與沈煉頗相似，我們不妨摘引唐順之致楊的一封書信：“執事豪傑士也，……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沉機之力或不及焉……”（《荊川先生文集》卷6）這是暗示楊性格上的弱點和才識不足。嘉靖三十二年，楊繼盛上《請誅賊臣疏》，列嵩十大罪五奸。楊的指控，大多空疏無實，與沈疏無甚區別。如說嚴嵩沒有把國家治理好，世宗可能會認為是影射他的，因為很多事嵩是按他的旨意去辦的；又如楊繼盛《疏》曰：“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這無疑是認為世宗昏聵，因此，“疏入，帝已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獄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楊疏上後，嵩一再請求休致，世宗挽留再三，說楊“邀譽賣直”，該疏是衝他而來的。疏文空泛，此即為無才識也。因此，楊繼盛必死無疑，或曰楊死是嵩做了手腳，此說是太過悖謬了。
另一個較有影響的人物是夏言。嘉靖二十四年言覆出閣揆後，都禦使曾銑議複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極言不可。於是吏部尚書聞淵等劾言誤國，二十七年春罷夏言首輔。是年殺夏言、曾銑。《明史•嚴嵩傳》說嵩借複套事件構陷夏言至死，《明史•夏言傳》指稱嵩與陸炳、駙馬都尉崔元聯手倒言。然而，談遷在《國榷》中認為，“貴溪（夏言）不死於敗而死於讒，又嚴氏之代為之受螫也。”可見嚴嵩是背了黑鍋的。在嚴嵩的《奏對錄》裏，曾載有嵩再三為夏言求情免死的劄子，亦見嵩未必是“心跡俱惡”之人。
被世宗殺掉的還有兵部右侍郎薊遼總督王杼。王杼是位精通軍事、很有責任心的將領，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時不察讓入侵的數萬北虜進入至三屯營，使不少中貴和宮人的家人財產遭受損失。這些天子身邊的人難免不向世宗投訴。在調查此事時，又牽出王杼疏於練兵等情況。於是世宗震怒，手批“諸將皆斬”。三十七年王杼被殺於西市，時年五十三歲！然傳末又指稱王杼之死責任在嵩。是非曲直尚有公論，《世廟識餘錄》如是說：“杼恂恂長者，悉心體國，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劃策守城，以全國儲，帝眷日隆，洊登樞佐。薊州邊備久弛，整頓良艱，屢至失律，遂於極典。┅┅華亭（徐階）乃予罪嚴嵩，至方秦檜之殺武穆。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對支大綸的判語談遷是極讚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嚴氏也。”這些說明有人要使嚴嵩“惡居下流”，欲令嚴嵩背負沉重而可怕的惡名。
《罪惟錄》有一段令人深長思之的話，“然上在位久，要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後，不敢有可否，間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詞；至上所必欲殺，無所匡諍而已。….則凡上意所欲殺者，天下競指嵩。”嚴嵩“屠害忠良”之秘藉盡在彀中矣。而嚴嵩惡名之遠播，話本小說、傳奇戲曲功莫大焉。寫嵩陷害沈煉的“沈小霞初會出師表”（《今古奇觀》），曆數嵩陷害忠良的戲曲《嗚鳳記》、《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師表》等，在民間反複播演，此乃印證了戈倍爾氏的名言：謠言重複多次便變為“事實”！
四、嚴嵩與抗虜禦倭政策
自嘉靖十三年起，蒙古新首領俺答幾乎無年不請求明朝“封貢”，然而，俺答求貢卻屢遭明廷拒絕，俺答便率兵大舉犯邊，其中最嚴重的事件是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率10萬精騎攻至北京，全國震動，史稱“庚戍之變”。嚴嵩對北虜的立場如何？這裏有二點是十分重要的。一是世宗欲效法成祖率軍巡邊。嘉靖二十八年二、三月，世宗兩次召見嚴嵩談到想親率大軍“巡邊”的想法，均遭嚴嵩婉言反對：“皇上聖謨弘遠，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但今時非前比，隻嚴督將臣守禦，自可無事，巡驅之典，似不必盡同於昔也。”（《世宗實錄》卷346）可以設想，如果世宗率軍巡邊，其結果可能比英宗的“土木之變”還慘。作為首輔的嚴嵩在此重大問題上並未一味順從邀寵，想必是予料到後果的嚴重性，故設法阻止之。二是世宗一直想以軍事手段解決北方邊患。例如嘉靖二十六年，首輔夏言、三邊總督曾銑力主收複河套失地，得到世宗批準；而嚴嵩及翁萬達、唐順之等富有學識和軍事經驗的大臣，對“複套”是很不讚成的。二十九年八月上旬，邊境形勢十分緊張，世宗曾兩次召嚴嵩討論對策，嚴嵩曰：“目今虜患，但邊臣戮力防禦為守之計，令不能深入，即為得策。若欲驅掃遠遁，恐力非昔比也。”又曰：“笫時勢誠有不同於昔者，兵不素練，將未得人，饋餉屢乏，即無可持之資。當事之臣，自任其責，防守邊疆，令不得患，雖犯不得利。此即禦戎之策矣┅┅”（《奏對錄》卷4）嚴嵩主張重在防禦，這完全是從當時的國情出發。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雲：“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比敵騎深入，戰守俱稱無軍。”（《典故紀聞》卷17）庚戌之變時京城的實際軍力是“僅四五萬，老弱半之。”（《明史•丁汝夔傳》）至於軍事裝備，因主持軍械製造的官員侵吞料價，以致造出的裝備不堪使用。如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葉多不堅，袖長壓臂，全不合式”；“弓力不過一二鬥，矢長不過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遠，披甲後，手不能舉，射隻過數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無鋒。”（馬文升：《明臣奏議•修飭武備疏》）這樣的軍隊和裝備怎堪俺答10萬精騎一擊！曾任過兵部車駕司員外郎的楊繼盛未必不了解此時的軍情！他在《疏》中，將俺答犯京時嚴嵩不讓兵部尚書丁汝夔出戰，指為十大罪狀之一，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倭寇並非起於嘉靖朝，但嘉靖朝倭患最烈。倭患的直接起因是海禁。嚴嵩對倭寇的政策是與夏言是不同的。夏言重作首輔時，主張像對待北虜那樣以強硬手段剿滅倭寇，嘉靖二十六年他推薦朱紈總督閩浙倭亂事。朱紈在閩浙大肆屠戮，矛盾大為激化，而利益受損的官宦交章彈劾，朝中又失去夏言的支持，他擔心會受到懲罰和屈辱，而不得不含憤自殺。嚴嵩推薦趙文華督察軍務，頗有建樹。徐學謨《世廟識餘錄》稱：“……文華一出，以貪狠故，督撫諸臣，皆畏之如虎，不敢不效命恐後，始問立戰功。”在趙文華的整治下，軍隊已有了一定的戰鬥力，對平定倭患起了一定作用。更為重要的是，趙文華認為海上貿易關係國計民生，應受到國家保護，使之合法化。嚴嵩對倭寇的政策在趙文華那裏得到最好體現。趙文華又啟用抗倭名將胡宗憲，先後又網羅了一批將才，如戚繼光、俞大猷、劉顯、譚綸、唐順之、王崇古、盧鏜等等，他們對平定嘉靖後期的倭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說明嚴嵩對北虜南倭的政策於國是有功的，至少並無大錯。
五、關於嚴嵩之貪鄙
嚴嵩之“貪鄙”是令他聲名狼籍的原因之一。
王宗茂《皇明經世文編•糾劾誤國輔臣疏》：“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嵩攬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員名，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果價或至千金。”
“如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玩好，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請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桌，嵩坐於後，愈出愈奇，惟見桌之前增，椅之後退，尚無置處，蓋不知其數目。”
鄒應龍《皇明經世文編•貪橫陰臣欺君蠹國疏》：“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仆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民怨入骨。”
《明史紀事本末•嚴嵩用事》：“永壽共和王庶子惟燱，與嫡孫懷熷爭立，以白金三千賂嵩。”
趙善政《賓退錄》：“嚴世蕃之籍，有金絲帳，累金絲為之……又有金溺器等物，執政者以為不可聞，令銷之以金數報。”
┅┅
嚴嵩之貪，正史稗乘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記載比比可征。
嚴嵩家被籍沒時的財產究竟有多少？《世宗實錄•四十四年三月》條月：“金三萬二千九百六十兩有奇，銀二百二萬七千九十兩有奇，玉杯盤等項八百五十七件，玉帶二百餘條，金廂瑇瑁等帶一百二十餘條，金廂珠玉帶絛環等項三十三條、件，金廂壺盤杯箸等項二千八十餘件，龍卵壺五把，珍珠冠等項六十三頂、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餘間，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萬七千三百餘畝。┅┅”
陳弘謨《繼世餘聞》：“嚴嵩籍沒時，金銀珠寶書畫器物田產，共估銀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七兩餘。又直隸巡按禦使孫丕揚所抄京中家產，亦不減此數。”
世宗令將籍沒的財產一半充邊餉，一半入內庫，而當時僅10萬兩入庫，世宗問道：“三月決囚後，今已十月餘矣，財物尚未至，尚不見。是財物既不在犯家，國亦無收，民亦無還，果何在耶？”（《世宗實錄》卷519）當時主持籍沒事的是首輔徐階，徐階是否故意虛報，以張大嚴嵩父子的過惡呢？從史料來看是有的，連徐階主持編修的《世宗實錄》也難掩其真相。卷544稱：“比籍沒嚴氏，貲財巳稍稍散逸，按臣奉詔征之，急不能如數，乃聽孔（彭孔，被徐階定為嚴氏‘逆黨’）等指攀，於是株蔓及於無辜，一省騷擾矣。”萬厲年間籍沒張居正時，《明史•趙錦傳》載左都禦使趙錦曾上疏規勸神宗：“方聖祖肅皇帝時，故大學士嚴嵩，特受眷知首參機務，每不能仰體聖祖所倚毗之心，而專怙寵行私。其子世蕃，複大為奸利。於是中外切齒，言者四起。而聖祖方旋悟疚逐，命收捕世蕃。而言者猶忿恨不巳，至謂世蕃有謀叛狀。於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時承勘者與撫按諸臣，懼無以上應明詔，重幹不測，則虛上所當籍事，而其實不符，則又株連影捕，旁搜近取以足之。聖祖以為所籍之物，而不知其強半出於無辜之民、閭閻之間。”他還說道：“初抄沒世蕃，命下倉卒，所得猶僅若此！”嚴氏巨額資財既不在犯家，國家亦未收，也未隱慝流失，這隻能說明它根本就不存在，是被政敵徐階惡意誇大了！如果說嚴嵩之貪“猶僅若此”，那麽，我們對沈練、楊繼盛、鄒應龍等所指控嚴氏貪黷的真實性，就不能不大加懷疑了。
嚴嵩素有貪名，而徐階素有廉名。而作為“廉吏”的徐階卻有田產四十餘萬畝。徐階究竟有多少資財，雖是無法統計，卻令時任應天巡撫的海瑞也歎為觀止：“產業之多，令人駭異。”（《四友齋叢說》卷13）海瑞接到許多農民控告徐階奪田霸產的訴狀，即勒令徐“退之過半”，否則不予結案。其時徐階致仕家居，懾於海瑞威名不得退還農民些許田產，暗中卻行賄於給事中戴鳳翔，彈劾海瑞“漁肉縉紳”，將海瑞罷官，保住了他龐大的田產。《獻征錄•大學士嚴公嵩傳》載，嚴嵩降生於小家子，“其父不過小吏”；同書“大學士徐公階傳”載：徐階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補邑椽吏。”說明兩人起步時家業相當，嚴嵩任了十五年首輔，而徐階僅任了六年首輔，田產卻是嚴家的15倍﹗僅以田產相比，孰貪孰廉豈不昭然若揭了嗎﹗
六、嚴嵩之為人
錢謙益《列朝詩集 嚴少師嵩》：“少師初入詞垣，負才名，謁告返裏，居鈐山之東堂，讀書屏居者七年，而又傾心折節，交結勝流，如楊用修輩，相與倚合，名滿天下，以公輔望歸之。”這說明嚴嵩是頗有文才的，詩文且典雅清新、深入淺出。李夢陽曾說：“如今詞章文學，翰林諸公，嚴惟中為最。”（《四友齋叢說摘抄》）以這樣的文才撰寫青詞，當然會受到世宗的賞識；《明史•嚴嵩傳》稱嚴氏“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看來，這也是不實之詞。此外，嚴嵩待人也有度量，《罪惟錄》載：“林一新者，以僉事分巡，嵩仆有不法，執笞之。一新入賀京師，嵩甚加敬禮，其能重賢大夫若此也。”約束家人，顧及大義，與徐階縱惡子弟橫行鄉裏，何啻天壤之別。
嚴嵩很注意獎掖擢選人才以為國用。《列朝詩集•唐順之傳》：“順之於學，無所不窺，大則天文樂律，小則弧矢勾股，莫不精心究詰。既而受知分宜，僇力行間，轉戰淮海，遂以身殉，可謂誌士者矣！”同書“尹耕傳”：“分宜能用子莘，能用胡瓚宗，其識見亦非他庸相所及也。”崇禎年間做過大學士的黃景昉在《國史唯疑》中說：“徐華亭（階）語張襄惠（嶽）兒曰：‘嚴氏當國二十年，製閫不入一錢，沒，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猶使賢者得完身名，知此老未全毒乎！嚴嵩雅善詩文，收羅知名士，間能抑情沽譽，有可憐恕者。”事過數十年，當黃景昉路過袁州時，還聽到當地人對嚴氏的好感和懷念之詞，尤其是他的政敵在私下與相知所說的一席話，是否意味著嚴嵩還有一種人格魅力呢？這是頗值得治史者玩味的。
《列朝詩集•胡瓚宗傳》：“家居數年，而有詩案之獄。戶部主事王聯，瓚宗在河南所笞貪令也，上書訐瓚宗‘聞大駕幸楚’詩，有‘穆天湘竹’之語，世廟大怒，下之獄。嚴分宜、陶恭誠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國楨《皇明大事記》卷32載，因王聯的誣陷而羅織成大辟，株連一百一十餘人，“是時，上意不測，大學士嚴嵩為之申釋，聖怒少解。”這類頗值嘉許的事，竟在《明史•嚴嵩傳》中缺載。聯係到嚴嵩曾頗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說明此老無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之惡。比起徐階整死仇鸞、張經，羅織“嚴黨”瘐死胡宗憲，以“叛逆”罪構陷嚴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
《皇明大事記•嚴嵩》載有一些嚴嵩家事，如“嵩妻歐陽氏甚賢，治家有法，馭世蕃尤嚴，嵩亦相敬如賓，旁無姬侍。”沈德符《萬曆野獲篇•內閣•居官居鄉不同》：“嚴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為德於鄉甚厚，其夫人歐陽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猶誦說之。”嚴嵩在故鄉的口碑，朱國楨《湧幢小品》中亦有記敘：“分宜之惡，譚者以為古今罕儷。乃江右人，尚有餘思，袁人尤甚，餘過袁問而親得之。可見輿論所評自有不同處。”可見嚴嵩名節被“帝王家譜”誣之深矣！
七、餘 論
世宗之初，對百年積弊和朝政是頗多革新的。談遷在《國榷》（卷64）中予以很高評價：“世廟起正德之衰”，“厘正諸儒，嚴迪德之選；革藩鎮之諸閹，廢畿甸之皇莊，奪外戚之世封，抑司禮之柄用，┅┅”朝政為之一新。其最大成就莫過於果斷革除鎮守中官，正如《明史;張忠傳》所言：“（世宗）盡撤鎮守內臣及典京堂倉場者，終四十年不複設，故內臣之勢，惟嘉靖朝少殺雲。”嘉靖十年行“一條鞭”法，變革賦稅，社會經濟大有發展。如果說嘉靖初年君相有鼎革之力，那麽，與世宗廝守了十五乃至二十餘年的嚴嵩，豈能無守成之功？
先聖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惡居下流和“善”居上流皆司馬遷後史家筆法，遑論忠奸！是故讀史大可不必以“史”來讀，而應以“文化”來解讀！其文化的意味難道不比曆史的意味更有價值嗎！
拙文曾在臺灣某雜誌發表,亦在學說連線網上貼出,後被其他網站轉貼.
有人以為是翻案文章,以此見讀此文,難免會陷入誤區或口角之爭.我以為應以平實客觀的理性對待曆史人物.所謂忠奸都是道德評判,中國傳統道德實質是較虛偽的.因此不能作為曆史人物評判的主要標準.本文旨在否定二元對立的認識論為此借網上讀書園地重發,
我是嚴嵩的老鄉,不管他怎麽的,但他對家鄉是還是挺好的,修了一座石橋,當時是江西南北重要的通道,還有城牆一類的東西.不過全在修水庫時毀掉了,可惜哪個水庫又沒發什麽電,他的文才也應該不錯,在家守喪期間,一直在編寫地方誌,還寫了一本文集(這個記的不太清楚).嘉靖的清詞也主要是他的寫的.不過晚景很慘,好象是八十多歲時,在靠討別人祭祖的東西為生.不知道他那時心情是怎麽樣,富貴轉眼煙雲.
對比一下他之前的楊廷和、楊一清、張璁、桂萼，同時代的夏言、徐階，比他後來的高拱、張居正，就知道嚴介溪是個什麽玩意了。嘉靖朝出了好些很有成就的宰輔，他這個事君最久的卻偏偏沒什麽拿得出手的成績，足夠說明這家夥就是個廢柴
張：史載性狠愎、報複相尋、不護善類
李：以類似偉哥的藥方進獻受寵，與太監節黨，打擊忠良。
高：性情高傲，不過我覺得這人不算壞
溫：有才幹的奸臣
明代權臣或大太監看似囂張，其實拿大主義的的還是皇帝，以前曆史往往說皇帝昏庸雲雲，其實隻要一句話，嚴大人也好，馮保也好，魏太監也好，立刻完蛋，包括張居正死後情形。比晚唐諸帝受太監和全臣操縱如傀儡，不是一層境界。支持樓主。以此類推，和紳也不能算是大奸大惡，嘉慶一親政立馬玩完。倒是楊堅趙誆胤們罪不可恕，皇帝拿他們沒辦法呀。
古代的一些文人確實很惡心，因為自己的私欲等不到滿足，便到處散布流言，誹謗他人。陳世美--便是一個千古奇冤。嚴嵩填青詞討好嘉靖，跪求夏言到自己吃飯，用盡一切手段打擊自己仕途路上的異己，最後毫不留情的扳倒夏言成為閣老，沒有什麽施政目標，改革方略，隻是為了當官而當官，為了討好皇上而當官，他隻是一個機會主義者，而政治又讓他失去了道德底線，這樣的人在位一天國家就要腐敗一天。當然最重要的症結還是權利的魔杖把握在一個人手中，隻要有專製，這樣的人就要生存的土壤，活躍的舞台。當然這廝忽悠了夏言成為閣老，最後又被徐階忽悠了，還認為徐閣老對自己不錯。
不算一個奸臣 明朝黨爭太厲害，抹黑人很簡單，參見馬克吐溫《競選州長》 嚴重同意，感覺明就是言論太自由了，連對皇帝都敢八卦，何況是政敵呢？所以，我們經常看到明有很多大奸臣。更可笑的是宦官，其實，大明自始至終，都是皇帝與大臣之間鬥爭的犧牲品。所以，那些不合作的人，大都被掌握話語權的大臣士人們描畫的很慘。
作者認為嚴嵩“竊弄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的罪名都是空穴來風，誇大其詞
，他抗倭有大功，禦虜（韃靼）有謀略，拔擢人才，約束家人。首先，舉出嚴嵩試圖給兒女親家歐陽必進
謀得吏部尚書職位，卻隻過半年（《明史》載為三個月）就被罷斥的例子，證明他不可能有專權樹黨的能
力，但作者卻沒有說明此事的背景是明世宗對於嚴嵩屢屢安插私人任官已經感到厭倦，想必認為這段記載
是揣測之詞，沒有他舉出的事實更有說服力吧。
作者又試圖證明扳倒嚴嵩的徐階才是真正的奸佞、貪官、惡霸。徐階確實有罪惡，也可以說他老奸巨滑，
平時明哲保身，看嚴嵩、仇鸞“父子”反目成仇時才著手彈劾仇鸞，到風頭完全有利時才指使禦史鄒應龍
給嚴嵩以致命一擊。但我要問了：既然徐階如此可惡，為何就沒有出現像群起彈劾嚴嵩那樣彈劾徐階的情
景呢？也沒有出現那麽多攻擊斥責徐階的文藝作品呢（張居正功績比嚴嵩怎麽樣？還有一部《小紅袍》把
他說成是嚴嵩的死黨餘孽呢）？如此狡詐，為什麽嚴嵩穩穩當當做了十五年內閣首輔，而徐階隻不過才做
了六年首輔就被高拱趕下了台呢？
兵部武選司郎中楊繼盛和錦衣衛經曆沈煉倒是沒那麽狡詐，不看風頭就上章彈劾嚴嵩了，當然沒有好結果
。但作者卻又說“未見記載沈煉有何才識”、“（楊繼盛）頗精律呂之學，此外不見他有甚所長”，這倒
怪了，難道非得才幹出眾的人才配稱為忠良？看來忠良不僅要從上層社會挑選，還得符合“精英”的標準
才行。
作者評價楊沈二人性格狂放、偏激、才識不足，被害“是性格上的弱點所致”，這讓我聯想到“新左派”
對彭德懷和梁漱溟的評價，一句話：吹毛求疵。每個人性格上都有弱點，曆史上的忠良如果個個都是絕頂
聰明、麵麵俱到，一切壞人都不會有容身之地了。
作者認為沈煉之死主要是由於“與地方當局常鬧糾紛，被總督楊順殺之”，而楊順“亦非嵩黨”；楊繼盛
被害是明世宗的意思，嚴嵩是代人受過。我們先來看看沈煉和宣大地方當局鬧的是什麽“糾紛”：
先是，許論總督宣、大，常殺良民冒功，煉貽書誚讓。後嵩黨楊順為總督。會俺答入寇，破應州四十餘堡
，懼罪，欲上首功自解，縱吏士遮殺避兵人，逾於論。煉遺書責之加切。又作文祭死事者，詞多刺順。
——《明史·沈煉傳》
如此傷天害理的暴行，作者卻輕描淡寫地用“糾紛”就帶過去了，實在不知他是什麽用意。至於說楊順不
是嚴黨，我不知道作者查了哪部史籍，反正我那兩部書上都沒這麽說。作者引用談遷在《國榷》裏的評論
，說沈煉被流放之後念念不忘鏟除嚴嵩，此舉有所過分，如果楊順不是嚴嵩的黨羽，不是因為取悅主子才
殺害沈煉，談遷又何故發此言呢？
再說楊繼盛。作者根據《世廟識餘錄》的記載，判定他和沈煉的上疏都是“空疏無實”，觸怒明世宗因而
得罪。我認為那不過是史家的不同意見，一家之言罷了，個人意見是不同意的，請看下麵的記載：
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卻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為！”椒山，繼盛別號也。及入獄，
創甚。夜半而蘇，碎磁碗，手割腐肉。肉盡，筋掛膜，複手截去。獄卒執燈顫欲墜，繼盛意氣自如。
——《明史·楊繼盛傳》
讀到這段記載，相信多數人都會感到觸目驚心甚至心顫肉麻。試想，一個隻會捕風捉影誣陷他人的狂妄無
才之輩，可能有這樣的意誌嗎？楊繼盛的事跡被選入《上下五千年》是有資格的。如果朋友們認為這些都
是“帝王家譜”精心編造的謊言，那麽我不能不佩服張廷玉等人的文才。
不僅沈煉、楊繼盛，還有謝瑜、葉經、童漢臣、趙錦等十多人，隻要是彈劾嚴嵩，非死即貶。如果說他們
都是因為觸怒皇帝獲罪，那麽皇帝之怒自然是由於這些上疏都是衝著嚴嵩來的，僅僅嚴嵩沒有顯示度量為
他們求情，就不能說他沒有責任。何況嚴嵩整人的手段非常高明，不是在皇帝麵前先稱許後中傷，並有意
激怒皇帝，就是假借升降考察加以打擊，足以使人相信他是無辜的。
作者認為嚴嵩的家財最多隻有白銀20萬兩，史書上的記載都是徐階惡意誇大的，而徐的田產比嚴多出15倍
，因此“孰貪孰廉豈不昭然若揭了嗎﹗ ”20萬兩白銀至少折合人民幣200萬元，何況還不排除嚴嵩贓款隱
匿流失的可能性（作者並未舉證說明這種可能性不存在），嚴大人即使算個小貪，也不能說他“廉”吧？
作者還舉出嚴妻歐陽氏仁厚賢德、治家嚴謹的例子來證明嚴嵩品質是很好的，這事我聽說過，不過我還聽
說歐陽氏去世後，嚴嵩、嚴世蕃父子沒有製約力量更加肆無忌憚，終於自我毀滅。
由此看來，《沈小霞初會出師表》，《嗚鳳記》、《一捧雪》等文藝作品並不是“謠言重複多次便變為‘
事實’ ”，而是它們的作者被仇恨蒙住了心竅，沒有像《質疑》一文作者那樣冷靜地挖掘人物的閃光點
，從而為自己博得萬古芳名而不是一時讚譽，可說是“曆史局限性”使然吧！
嚴公仆在那個位置上，彈劾他的大臣很多。有禦史王宗茂、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巡按禦史趙錦、錦衣衛經曆沈煉、給事中厲汝進、南京給事中王燁、禦史陳紹、給事中童漢臣、伊敏生、喻時、刑部郎中徐詩學、巡按四川禦史謝瑜、巡按山東禦史葉經。等等。這些大臣中，有的被處死，有的被削職，其中在曆史上影響較大的是楊繼盛、沈煉等人。而這些大臣，說實在的，也是為了相互爭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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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學究 隻不過說沈煉、楊繼盛的上疏“空疏無實”，您倒好，更進一步了。“相互爭寵”，爭的什麽寵？這些“大臣”都是些小官，禦史和巡按禦史雖說有進言的權力，和嚴嵩的權勢比起來也是微不足道。一旦嚴嵩報複，沒有一個不被壓得粉身碎骨的。沒有證據，沒有血性，誰敢做這種引火上身的事？除非誰能舉出鐵證來說這些人的上疏都是徐階或別的什麽大人物暗中指使的，才有說服力。
夏言、王忄予、丁汝夔的死有人舉出確實證據與嚴嵩無關，張經、李天寵遇害也有確實證據證明是徐階的陰謀策劃，我就不會再說什麽了。
嚴嵩的問題，關鍵在於他是不是能夠入選《明史》所謂的《奸臣傳》裏罷了。看了不少翻案文章，不是特別能說到點子上。不妨參考一下蘇均煒“大學時嚴嵩新論”，載於《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論述比較清楚。
嘉靖朝是朱明王朝承先啟後的重要時期,因此,研究明史不可不研究嘉靖朝。
明世宗在位四十五年,首輔十人。任職僅二、三月者如蔣冕、毛紀，任職不過數年者如夏言、徐階；唯獨嚴嵩，入閣二十年，任首輔達十五年之久。因此，研究嘉靖朝不能不研究嚴嵩。
嚴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本傳列於<<明史·奸臣>>中。而“奸臣”條下有“竊弄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生陰賊者，始加以惡名而不敢辭”之語。這便是對“奸臣傳”傳主們的判詞，分宜不幸，落入彀中。然檢讀記嘉靖朝事之正史、野史，嚴嵩不應列入“奸臣傳”。奈何眾口鑠金，己成定讞。一代名相嚴嵩究是奸相、賢相亦或庸相，實在是應該重新認識的。
明代中後期，政治黑暗汙穢不堪，本無所謂忠奸；那麽，率意說嚴嵩為“奸相”，就匪夷所思了。
嚴嵩最大的失敗是得罪浙江.福建沿海一帶的百姓.當今經濟最發達的也就是這些人的後代, 上海(寧波人的後代)
他想翻身,難啊!!
其實忠奸隻在百姓的一念之差, 如果他對百姓做過一點點好事,百姓也會明白,但是他肯定沒有.
也許對皇上,或者對江西,或者對其他地方有些好處. 權術上有點功勞,這遠遠是不夠的.
說得極有道理,中國曆史究其實一片漆黑。國人善惡顛倒，已習以為常。
比如和坤和紀曉蘭，紀某不過是一弄臣而已。在那些科舉出身的書呆子眼裏，居然成了紀某如何如何。
還有一個就是海瑞，如果海瑞當權，嗬嗬，國家才更會大弄。
唉，我們正史上的所謂廉吏，其實往往是酷吏！唉，中國沒有民主由來已久，嗬嗬，“當官要為民作主”，不過是一群沒有自決意識的奴隸智識而已！
美國人蘇均煒在<大學士嚴嵩新論>(見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早就為嚴嵩翻案了.時間是1982年.
zt至於嚴嵩，作為“奸相”家喻戶曉，在中國曆史上排名第三，列於秦檜、李林甫之後。但考究史實，嚴嵩“奸臣”論值得商榷。早在明朝，大儒艾南英讀王世貞四部稿書後，指斥王世貞為報個人私怨，不顧史實，“罪狀相嵩，獨可信乎” 。雍正13年（1735）撰修《明史》時，史家李紱強烈主張“嚴嵩不當入奸臣傳”。近代胡適也認為有必要對嚴嵩重新予以評價。近年來，海內外史學界對嚴嵩是否是奸臣提出了置疑。如美國蘇均煒的《大學士嚴嵩新論》與《夏言與嚴嵩》 ，澳洲李焯然的《從〈鳴鳳記〉談到嚴嵩的評價問題》 ，香港馬楚堅的《嚴嵩文集序》 ，台灣周啟誌的《奸相嚴嵩質疑》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曹國慶的《嚴嵩評傳》、《嚴嵩年譜》 ,鄭建明的《嚴嵩——曆史的“替罪羊”》 ，王建成的《榮辱人生——嚴嵩話本》 。１９８9年，江西省社會科學院在嚴嵩故裏分宜召開首屆有國際人士參加的“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後匯入《嚴嵩與明代政治論文集》 。１９９５年，明史研究會會長劉重日在香港舉行“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總結認為，評價嚴嵩應當一分為二，不宜一棍子敲死。
嚴嵩確實有不少非議之處，如位居首輔二十年，懾於專製皇權的淫威，不敢仗義執言，大膽諫阻，未能成為亂世之秋的救時偉相，並卷入殘酷、激烈的官場鬥爭，以致成為明世宗的替罪羊被目為奸臣。但我們應當看到，在世宗常年不理朝政，沉迷神仙方術，漠視民生軍國大政，卻“威柄自操”，喜“用重典以繩臣下”，動輒拒諫、廷杖殺戮大臣的情況下，嚴嵩竟能伴虎二十餘年，並代行積極有為之政，是相當不容易的。嚴嵩實行與民休戚的守成政策，他關心民瘼，積極革除弊政，賑災濟民，反對大興土木，盡量節約民財。針對當時國弊民窮的社會狀況和敵強我弱的基本態勢，促使世宗否決了收複河套等不切實際的主張，在“庚戌之變”蒙古兵臨城下時力主堅守不戰的正確決策，提出了對北虜要實行以防為主、輔以通貢互市的羈縻之策，對倭寇則要用安撫與鎮壓並舉之方略，並知人善任，為國家擢拔任用了大批社稷之才，如翁萬達、楊溥、趙文華、胡宗憲、戚繼光、尹耕、唐順之、湛若水等，對有效控製當時的“北虜南倭”之患起了積極的作用。盡管嚴嵩恪守忠君之道，夙興夜寐，勤政愛民，但在絕對專製皇權體製下，嚴嵩不敢大膽諫阻世宗崇道修齋，不敢對弊政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僅僅依靠節約守成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嚴嵩未能成為亂世之秋的救時偉相，年老不濟時即失去皇帝寵信而淪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嚴嵩（介溪、貴溪）是明代一流的詩人，其詩多有可觀，《感述》：
結茅楚水楓林下，擁膝長吟任此身。
一官係籍逢多病，數口攜家食舊貧。
溪圃秋身菊言淡，石田春暖藥廟新。
時危獻納思無術，悵望中原傷戰塵。
中國士人多為人格分裂，講道理人人都有一套，表現出的思想之尚也令人肅然，文筆幽雅後學也很佩服，但嚴嵩出生官宦，少年得誌，跟貧窮有什麽關係！不知道這“感”來自何處？嚴嵩早年據說也算正直，平時待人接物一貫十分和藹可親，臉上根本沒有塗白的意思。他也許一直把自己當作好人的，在臨死時寫道：“平生報國惟赤忠，身死從人說是非”，“晚節冰霜恒自保”，詩集中的嚴嵩清高、認真、憂國憂民……真是斯當與之同懷。依照現在的資料看，嚴嵩忠奸尚且不論，嘉靖估計對嚴嵩平時的所作所為很清楚，後來以兒子嚴世藩通倭叛逆罪處分實是冤案，隻是明亡，明朝的中組部不會平反了。
清代李紱是嚴嵩的老鄉，他替嚴嵩辯護。阮葵生《茶餘客話》中說：“李穆堂紱記聞最博，而持論多偏。在明史館日，每謂嚴嵩不當入奸臣傳。纂修諸公爭之。李談辯雲湧，縱橫莫當，諸公無以折之。楊農先學士椿，獨從容太息曰：‘分宜（號）當日，尚可為善，獨恨楊繼盛無知小生，猖狂妄言，織成五奸十罪三疏，傳誤後人，使分宜含冤莫白。吾曹今日修史，但將繼盛竭力抹倒，誅其飾說誣賢，並將五奸十罪，條條剖析，且辨議恤議諡之非，則分宜之冤可白。’穆堂聞之，目怡神諤，口不能答一字，自此不複申前說。”
內閣大學士固然沒有處理政務的權力,但加了任差---入值文淵閣參預機務後就大不相同了,具有了宰相之實,雖權力有限,但畢竟有了參與機要的權力,應是.就如同唐初加參預機務.
曹蠻比嚴嵩好多了吧？？可現在還是個大白臉，大奸臣一個，誰讓他得罪老百姓了？？所以說，認命吧。。
清明追思嚴惟中--轉載
他是中國曆史上一位稱得上家喻戶曉的人物.無論在<明史>上,還是在影視舞台上,都被描繪成一個陰險狡詐、貪汙受賄、迫害忠良、攬權誤國的形象.但是,曆史的評價往往是以好惡來偏頗的.如果去以明政治體製和政治風雲變幻的特點來研究的話,對他的評價恐怕非得改寫不可!
嚴嵩,1480~1566,字惟中,號介溪,又號勉庵,明江西分宜人.時嚴嵩的去世後,對其"奸臣"的評價,文人多有不忿."前七子"李夢陽稱:"如今詩章之學,翰林諸公,嚴惟中為最".大學這顧東橋亦雲:"弘治以還,作者翩起挺望,南北承學,翕然成風,宗為領袖,南楚則介溪先生稱特焉......其詩寄興情遠,結體溫厚,意深妙解".那怕將嚴嵩列為"奸臣"的<明史>,也不得不稱其:"...為詩文辟,頗著清譽"(卷308).史載當時學者堪若水、邵寶、楊慎、李夢陽、王守仁均與之結交,唐順之、何俊良、吳鵬對他執弟子之禮.清朱彝尊<明詩綜>選其詩一十六首,入篇名列前茅.
曆古以來,提及嚴嵩,隻談如何迫害忠良,不說他在文學方麵的建樹,此結症犯了中國人特有的"以事取人,衣冠取人"的毛病.我們能推翻"封建、蔣記、美帝"的"三座大山",能摘掉"四類""右派"之類的高帽,而曆史上的嚴嵩、秦檜"之流"的"奸臣"烏紗",始終不敢去撣撣灰塵!
明嘉靖中葉,政局變幻,朝政腐敗.北有韃靼騷擾於外,內有劉六、劉七的"流寇"泛濫,更有寧王宸濠在江西叛亂.時嚴嵩身患多病,仍以身作則,與贛巡撫都禦史王守仁讚議平叛.雖對"流寇"式的義軍多有鎮壓,但基於他自身的階級立場,屬於理所應當.據戲劇中常與清官海瑞作對,現實中海瑞也並不多少高尚,隻不過是官場中"好派"與"屁派"的性質鬥爭.王世貞與嚴嵩之間的恩怨,也隻是王一直視嚴為殺父仇人,"家恨"那是有的,國仇就談不上了.況王世貞所作其文也稱:"嵩為好詩,清雅有態......而不能為沉雄之思".嚴嵩在位二十餘年間,關心國事,為官比較清廉.隻是對親友門人少與管教,以至死後曆史將其子孫的惡名全套在他頭上.
作者：修水崽裏 回複日期：2006-11-17 17:22:06
曆史上的嚴嵩,文學創作一直是堅持不懈的.就當時被禦史鄒應龍參倒後,懷著家被抄沒,兒子處死,孫子發配的官場失意和家道衰落,仍筆耕不息,在他所著的<鈐山堂集>諸序中,名人張文邦、王之衡、劉介夫、楊用珍皆序文稱讚.其中孫偉雲:"其格之高古,韻度深遠,略無齊梁以下光景,及近時膚脆之習,疑其有從入手處而氣機圓轉,精采華妙,往往自見與繩法之外,有非前人漂沫所沾泥.蓋漢魏以來,作者門戶窺闖已熟,而思以奮起,立別為一體者".
清代朱彝尊在自編的<明詩綜>匯集不少明人對嚴嵩作品的評價,同時對如此高的評價又覺得殊為不解,以為是"不意講學者貢諛乃若是".其時在清代嚴嵩已被"蓋棺定論",更何況嚴嵩為官以前,李夢陽、何景明、邵寶、王守仁早已成名.<鈐山堂集>在嚴嵩死後出版,其時堪若水已年屆九十,楊慎因"大禮儀"被發放荒野,對嚴嵩也就更無所求,更沒有必要去不顧惜身份對嚴嵩大加吹捧.
嚴嵩的文章,現在我們難以看到,對嚴嵩的了解也就"奸臣"兩字.而在明時期的文學史上,他的地位享有很高聲譽.據文史資料統計,嚴嵩著有:<鈐山堂集>、<鈐山詩選>、<直廬稿>、<直廬續稿>、<南還稿>、<留院逸稿>、<南宮奏議>、<曆官表奏>、<嘉靖奏對錄>.
在<詩文研究>類目中,考證嚴嵩除刻苦積學、飽覽經史外,還遠涉瀟湘,遊曆名山大川、古寺寶刹,每至一處,寄景詠物,抒懷吐磊.同時對風雲變幻的政治氣候密切注意.嘉靖四十五年,嚴嵩在振筆寫就"平生報國惟忠赤,身死從人說是非"後,不久與世長辭......
<鈐山詩選>其一<感述>,對時局、仕途、人生的看法:
結茅楚水楓林下,擁膝長吟任此身.
一官係籍逢多病,數口攜家食舊貧.
溪圃秋身菊客淡,石田春暖藥廟新.
時危獻納思無術,悵望中原傷戰塵.
其二<不寐>,時寧王叛亂,駐於江西南昌不遠的慧力寺:
羽檄連宵至,征兵列郡聞.
乾坤遂戎馬,雲日更炎氛.
食祿寧辭難,臨危好策勳.
燈殘僧閣夜,孤憂百憂紛.
其三<題太守周公勸農圖,予始至家,見秋穀登場,民皆樂生,太守之力也,喜而題此>.時罷官退居田園:
桐花初發雨初晴,處處惟聞布穀聲.
正是宜陽賢太守,彩旗風裏勸春耕.
王政由來在重農,使君憂國原年豐.
皆言此且民安樂,禾黍秋登四周同.
清明將近,謹已此文,緬懷嚴老惟中......
第二十二章 明世宗
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正德十六年(1521)以藩王入繼帝位,年
號嘉靖.他的父親是興獻王朱佑杬,與孝宗朱佑樘是親兄弟.因武宗朱厚照無子嗣,朱厚熜入繼大統.由於這種特殊因素,造成了他的特殊心理,也給嘉靖朝的政治塗上一種特殊色彩.
第一節 議禮皇帝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丙寅(4月20日),武宗因溺水得病而亡.剛
襲封興王的朱厚熜入繼大統.四月,當朱厚熜與迎駕的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太監穀大用等一行從安陸駐地到達京師附近時,突然被擋了駕.原來是朝中主事的大臣們要朱厚熜由東安門入文華殿,待百官三上箋勸進,再即帝位.這是皇太子即位禮.然而,朱厚熜並不是一個任人擺布的人,他以武宗遺詔上"繼統得人"和"兄終弟及"的話為據,聲明自己是來當皇帝,不是來當太子的.他自己確定了由大明門至奉天殿的入宮路
線,登上皇帝寶座.首輔楊廷和原想藉擁立之功控製這個年輕的皇帝.在武宗死後,楊廷和曾用計擒獲擁有重兵的武臣江彬.朱厚熜入宮前,他已總理朝政幾十日.在他看來,以自己的功勞和朝中實力製約皇帝沒有問題.誰知第一個回合就遭到失敗,這也預示著一大批正德朝老臣的失敗.
世宗即位伊始,又在議興獻王封號的問題上與楊廷和展開了第二個回合的較量.初,禮臣議孝宗皇帝為皇考,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為皇叔母興獻大王妃.世宗不允,要臣僚們再議,他明確對楊廷和說:"至親莫如父母,卿等宜體朕意."①七月,四十七歲的新科進士張璁上疏:"繼統不繼嗣,請尊崇所生."②這正合世宗之意.世宗立刻將張璁的奏疏頒下,命廷臣再議.楊廷和等抗疏力爭,世宗皆不聽.楊廷和隻得退一步,在起草給禮部的敕書中稱,奉聖母慈太後懿旨,世宗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蔣氏宜稱興獻後,祖母邵氏稱皇太後.
嘉靖元年(1522)正月,楊廷和等利用宮中火災製造輿論,迫使世宗稱
孝宗為皇考,興獻帝和興獻後為本生父母.
然而,世宗也並非是孤立的,除張璁之外,一批中下層官僚,如主事桂
萼,霍韜,同知馬時中,員外郎方獻夫,給事中熊浹,郎中黃宗明,經曆黃
綰等,以及個別上層官僚,如前朝老臣楊一清,湖廣巡撫席書等,讚同和發展了"繼統不繼嗣"的理論,形成了相當大的聲勢.
接著,世宗又把張璁,桂萼從南京召入朝廷,準許楊廷和致仕,還責備
他"因辭加咎,非大臣道"①.嘉靖三年,皇考之爭幾經周折,最後,終於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後為皇伯母,獻皇帝為皇考,章聖皇太後為聖母.遂了世宗的心願.為了爭取保留"本生"二字,也就是爭取孝宗—武宗係統的延續,二百多名官僚聚集在左順門跪伏哭諫.有人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表示強烈的抗議.這使世宗非常惱火,在勸諭無效之後,將二百多人逮係入獄,為首八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杖責,有十七人先後受杖而死.這是世宗對反對派官僚的第一次重大報複行動.另一次重大報複行動是興李福達之獄.山西人張寅通曉燒煉術,與武定侯郭勳交往.官府懷疑他是參與謀反的白蓮教徒李福達.郭勳為他辯護,受到大臣彈劾.張璁,桂萼認為,這是借故誣陷支持議禮的郭勳,欲圖波及議禮諸臣.世宗有意保護議禮諸臣,於嘉靖六年(1527),命桂萼攝刑部事,張璁攝都察院事,方獻夫攝大理寺事,重新審理此案.張,桂等完全推翻舊案,有關官員被懲治,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謫戍邊衛者七人,罷官為民者十一人,革職閑住者十七人,張寅獲釋,告發者被處死.後來有事實證明,張寅的確是李福達.不過,這無關緊要,世宗通過李福達獄達到了目的.
嘉靖七年(1528)六月,完成《明倫大典》的纂修,對議禮作出權威性
的總結,並定議禮大臣之罪:楊廷和為罪之魁,革職為民;毛澄病故,削生前官職;前閣臣蔣冕,毛紀,前吏部尚書喬宇,前禮部尚書汪俊俱已致仕,各予革職,冠帶閑住;前刑部尚書林俊革去生前職銜;前吏部侍郎何孟春,
前吏部文選郎中夏良勝發原籍為民,等等.
興獻王稱帝,需要立廟奉祀.嘉靖四年(1525),在太廟旁立世廟,後
改獻皇帝廟.到嘉靖十七年(1538),才奉興獻帝入太廟,稱睿宗.為了將
睿宗配享上帝,把太宗朱棣的廟號改為成祖.另外,在嘉靖九年(1530)還發起了天地分祭或合祭的討論.將近四百名官員發表了意見.給事中夏言主張分祭,與世宗意見相合,成為定論,於是在京師分設天壇,地壇.
世宗對議禮似乎有特殊的嗜好,議禮成了嘉靖朝政治的一大特點.楊廷
和等奉迎世宗之初,想到外朝完全不能限製武宗,因而希望通過登基儀,議皇考等一係列事件來加以製約皇帝.結果卻適得其反,一批議禮的下層官僚很快取代前朝老臣,成為決策人物,張璁,桂萼,方獻夫以及夏言先後入閣,熊浹,黃綰,席書,霍韜,黃宗明等升任尚書,都禦史或侍郎.在這個意義上說,議禮不僅僅是對封建禮法的爭論,而且是權力的爭奪和重新分配.
第二節 "嘉靖新政"
所謂"嘉靖新政",指嘉靖前期整頓朝綱的措施.這應當從楊廷和主持
朝政時說起.他在幾十天的時間裏,不但消除了江彬這一隱患,還革除了專為皇帝私人開設的店鋪,遣散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樂人,四方進獻女子,停止京師不急工務,把武宗行宮中金銀收歸內庫,裁汰錦衣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減少漕糧,罷斥恩幸得官者.僅裁革冒濫職員十四萬多人一項,每年就省太倉粟二百五十萬石.連世宗後來也承認:"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①楊廷和被除,卻沒有否定他采取的一些措施,甚至還擴大了整頓的範圍.張璁,桂萼,霍韜等人就整肅朝政發表過一些更為深刻的意見.
世宗從正德朝接受的最主要的教訓就是防止宦官權力的膨脹.他撤回天下鎮守內臣,基本不曾再設;宦官犯罪,則鞭撻至死,陳屍示戒.這並不是說宦官在政治舞台上喪失了作用.在某些問題上,甚至於對輔臣的評價,世宗都仍受到宦官的影響.嚴嵩與夏言的鬥爭,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宦官所進之言決定勝負的.
世宗也比較注意以人品和才幹選拔官員.他多次降旨,要兩京大臣,科
道及在外撫按官詢訪賢才,"若有才識優異堪以任重者,不拘資格,從公舉薦,吏部遇缺,酌量請簡用,不許避嫌推托"②.多年以後,世宗懊喪地對徐階說:"君知人惟堯舜與我太祖耳.若(嚴)嵩者,朕所自簡,不才若此."③應當說,世宗是努力按照他的賢能的標準去任用人才的.
整頓朝綱還包括整頓朝儀.某禦史彈劾某官員在奏事時咳嗽失儀,世宗
認為,此人並非故意不敬,可以不追究.同時,他又說了"近屢旨禁肅朝儀,廷臣多故違以唾者".④禁城內不許吐唾,明初有規定.世宗把這一條提到禁肅朝儀的高度.
土地失額在嘉靖朝已十分嚴重.明初土地總額是八百五十萬餘頃,弘治
年間是四百二十二萬餘頃(一作六百二十二萬餘頃).從弘治到正德,間或有人提到土地失額的嚴重性,但尚未引起普遍的注意和討論.嘉靖八年(1529),霍韜奉命修會典.他指出,從洪武到弘治,天下田畝已減強半,"若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二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七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田畝之失,或撥給於王府,或欺隱於滑民,或委棄於寇賊"①.丈量土地是朝廷解決土地失額的最主要手段.嘉靖初年,丈量土地的輿論相當強烈.但世宗皇帝不同意通行丈量,理由是"恐紛擾".這或是因為他對土地失額的嚴重性尚無充分的認識,或是因為他缺乏同豪勢家族作一番較量的勇氣和魄力.後來產生重大影響的"一條鞭(編)"法,嘉靖時期已逐漸在各個地區實施,這對於解決土地失額問題是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
第二十四 章嚴嵩徐階高拱
第一節 嚴嵩
《明史》稱嚴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①這個結論概括
出相當一部分事實,但不是全部.一方麵,並非一意媚上,嚴嵩得罪世宗之處也不少;另一方麵,他對政事頗多議論,特別是對正德年間的政治有所批評.這兩方麵也都應引起注意.
入閣之前
嚴嵩(1480—1565),字惟中,號勉庵,介溪,分宜等,江西分宜人.
他出生於寒士家庭.自小學習聲律,少年聰慧,善於作對.如地方父母官口占一聯:"關山千裏,鄉心一夜,雨絲絲."他隨口應對:"帝闕九重,聖
壽萬年,天蕩蕩."②對得很是工整.弘治十一年(1498),中鄉試;十八年
(1505),中進士,列二甲第二名,選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讀,初露才華,
閣臣李東陽在內的不少士大夫"鹹偉其才"①.正德二年(1507),授翰林院編修.不久,以病請歸,在分宜縣境內的鈐山隱居讀書,有十年左右②.劉瑾執政期間,在焦芳的挑唆下,對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針,特別提出"毋得濫用江西人"③.嚴嵩辭官與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聯係,但他長期養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響.
嚴嵩在鈐山過著相對平靜和清貧的生活.據他自己說,是"一官係籍逢
多病,數口攜家食舊貧"④."近知理俗事,學種南山田"⑤,這也是他當時生活境況的寫照.在鈐山時,李夢陽曾經拜訪過他,贈詩曰:"問奇頗類揚雄宅,醒酒真輕李相莊."⑥嚴嵩和詩為:"地僻柴門堪係馬,家貧蕉葉可供書.鶯花對酒三春暮,風雅聞音百代餘."⑦過著這樣的田園式生活,"頗著清譽"也是自然的.
正德十一年(1516),嚴嵩還朝複官.複官之初,嚴嵩對朝政多持批評
之論,他多次提到,"正德間,天下所疾苦莫如逆豎妖僧"⑧.對於武宗的其他許多做法,他也持批評態度.關於運楠木北上,他寫道:"今湖南運殿材巨楠數千株,聯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圍丈餘,長可五十尺,誠天地間奇聲.然此木一株,山伐陸挽水運至此,費數百金矣."①
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幾個月之後,嚴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讀,
署掌院事.嘉靖四年( 1525),升國子監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為止,可以說,世宗對他並沒有特別注意,也沒有跡象表明,他積極參與了嘉靖初期圍繞議禮而展開的激烈鬥爭.盡管他也寫過"濮園儀禮伸輿論,代邸崇恩本聖情"②,盡管他在南京任官,與同在南京的張璁,桂萼有接觸的機會,他與桂萼同是江西人,兒子與桂萼之子同延請一師等等.嚴嵩與桂萼有詩書往還,多所頌揚,這在士大夫中極為普遍,不能作為加入黨爭的憑證.③當時反對內閣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讚成皇帝尊崇興獻王的主張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門的官員.議禮一案,給他們創造了改變地位的極好時機.嚴嵩在最顯貴的翰林院任職,沒有與張璁,桂萼等采取同樣的行動,是合乎邏輯的.另一方麵,他也不像大多數翰林官,堅決擁護以楊廷和為首的舊官僚集團的主張,而取審慎的態度.與批評正德朝政相比,這時的嚴嵩在為官做人方麵有了明顯的變化.他將利祿看得重了,常說起"祿不逮養,學未有成"④之類的話,也有人批評他,任祭酒時就不清白了⑤.
嘉靖七年(1528),嚴嵩以禮部右侍郎步入上層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
派往湖廣安陸(今湖北鍾祥)監立顯陵碑石.還朝後,嚴嵩上了兩道奏疏.一道奏疏敘述了河南災區的情況,稱"所在旱荒,盡食麻葉,樹皮,饑殍載路.市易餅餌則為人所攫取,子女鬻賣得錢不及一飽,孩稚至棄野中而去.聞洛陽,陝州,靈寶諸處尤甚,人相殘食,旬日之內報凍死二千餘人"①.另一道奏疏敘述了途中所見祥瑞,稱"白石產棗陽,有群鸛集繞之祥","碑物入江漢,有河水驟長之異."立碑時,"燠雲釀雨","靈風颯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記之.②一呈祥瑞,一報災異,反映了嚴嵩既有阿諛聖上的一麵,又有關心民情的一麵.兩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結果.對於前一疏,世宗批道:"這地方既災傷重大,將該年勘過有收分數起運錢糧暫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後帶征,其餘災輕地方照例征解."③對於後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誠不可泯.依擬撰文為紀,立石垂後."④進獻符瑞,是世宗所樂於接受的,救災安民,是當年的世宗所關心的.可以說,這一次外差,使嚴嵩得到世宗的欣賞.
後來的幾年裏,嚴嵩先後改任戶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
升南京禮部尚書,兩年後改南京吏部尚書.嘉靖十五年(1536),嚴嵩赴京朝覲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由於世宗對議禮的重視,禮部尚書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顯赫,往往成為進入內閣的階梯.嚴嵩和世宗的接觸開始頻繁起來.據他自己說,當時世宗忙於同輔臣及禮部尚書等製定禮樂,有時一日召見兩三次,有時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約四裏,乘車驅隸弗及,往往是單騎疾馳.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請獻皇帝廟號稱宗,以入太廟.朝中大
臣,包括嚴嵩在內,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問》,嚴厲質問群臣.
嚴嵩盡改前說,並且"條劃禮儀甚備"①.獻皇帝入廟稱宗之爭,是大禮議的尾聲.嚴嵩在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學會了如何應付性情乖僻多變的世宗.勤勉加上溫順,嚴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當時在西苑值宿並不時得到召見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勳,成國公朱希忠,駙馬都尉崔元,閣臣夏言和顧鼎臣,以及禮部尚書嚴嵩,嚴嵩作為世宗親信的地位被確定下來.角逐廟堂
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輔夏言革職閑住,嚴嵩加少保,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仍掌禮部事.這是他經曆第一場重大鬥爭所取得的結果.
夏言是江西貴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嚴嵩曾為該科會試的同
考官,兩人有師生之誼.夏言以議禮貴,比嚴嵩早發達.他建議立南,北二郊,實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賞識,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給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禮部尚書.入閣以後,他推舉嚴嵩任禮部尚書.因有引薦之恩,夏言對嚴嵩傲慢無禮,以門客視之,兩人關係迅速惡化.而此時,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滿.嚴嵩適時地利用世宗的不滿,攻擊夏言,更使世宗下決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輔翟鑾因事削籍,嚴嵩成為首輔,先後加太
子太傅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太子太師,少師,獲得了文臣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地位.但這並不是說,他的地位就完全鞏固了.
威脅仍然來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幾上寫下"公謹"(夏言字)二字,表
現出對夏言的眷戀之情.嚴嵩聞知此事,主動提出,"故輔臣夏言可詔用"①.或稱,世宗複思夏言,是因為"微覺嵩貪恣".
夏言再次成為首輔,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嚴嵩.凡有批答,他獨自
擬稿.凡是他憎惡的官僚,或與嚴嵩親近的官僚,一概逐斥.嚴嵩知世宗眷寵所在,噤不敢言.與夏言相反,嚴嵩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對世宗一直保持謙恭的態度,並注意不讓世宗感到他在獨執朝政.他曾聲言:"臣每次獨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議,竊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讚,臣璧,凡有宣召,乞與臣同."②在生活細節上,他也頗為留意.他後來對徐階講過一個故事:"貴溪再相,每閣中令饌,不食大官供.家所攜酒肴甚豐飫,器用皆黃金,與某日共案而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對,乘二載未嚐以一匕見及."③這種情況反映給世宗,他自會有一番想法.謙恭,不但是嚴嵩打敗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長期維持世宗恩寵的主要手段.
直接導致夏言失敗的因素是"複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1546),陝
西三邊總督曾銑議複河套,夏言極力支持.世宗本來也讚同此議,對持反對意見的官僚嚴加訓飭.但在朝廷一片"複套"的呼聲和積極籌辦之中,他又改變立場,提出一係列疑問:"不知出師果有名否 及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見成功可必否 "世宗思想的變化未必由嚴嵩引起,而嚴嵩的機會卻由此而得.他立刻聲稱,"複套"之議不當,且借機攻擊夏言的專擅:"臣與夏言同典機務,事無巨細,理須商榷,而言驕橫自恣,凡事專製……一切機務忌臣幹預,每於夜分票本,間以一二送臣看而已."①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嚴嵩又利用掌管錦衣衛的都督陸炳與夏言的矛盾,總兵官仇鸞與曾銑的矛盾,聯合陸,仇二人,確立夏言與曾銑交結為奸的罪名,置他們於死地.
夏言死,嚴嵩與仇鸞的矛盾開始激化.仇鸞曾被曾銑彈劾,逮捕下獄.
他在獄中與嚴嵩約為父子,請嚴嵩子嚴世蕃為他起草彈劾曾銑的奏疏.曾銑被殺,仇鸞有寵,不甘心為嚴嵩掣肘.他上密疏,揭發嚴嵩與嚴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視.嘉靖三十一年(1552),嚴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當隨同其他閣臣入西苑時,也被衛士攔阻.他回到宅中,與嚴世蕃相對而泣.所幸仇鸞不久病重,陸炳乘機把刺探到的仇鸞的不軌行為向世宗匯報.世宗立即收回仇鸞的印信,使他憂懼而死.皇帝和首輔間的芥蒂自然消除.
嚴嵩相繼除去了政敵夏言,仇鸞,朝中一時無與匹敵,但他深知世宗對大臣的猜忌心理,為了保住他的權位,他對所有彈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殘酷的打擊,輕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楊繼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1507—1557),浙江會稽(今紹興)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明
史 沈鍊傳》說他"為人剛直,嫉惡如仇,然頗疏狂".名士徐渭也讚"以
奇驚一也",始補府學生,以文奇;始知溧陽,以政奇;擢經曆錦衣衛,以
諫奇;最後,謫斥為民,以憨奇.①他上疏,羅列嚴嵩十條罪狀.主要指責嚴嵩"要賄鬻官,沽恩結客","妒賢嫉能","陰製諫官","擅寵害政",
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實.嚴嵩由此大恨,反擊說沈鍊在知縣任上犯有過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處分,一來避考察,二來取清名.世宗被打動,謫發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罵嚴嵩父子為常,嵩聞之大恨.嘉靖三十六年(1557),嚴世蕃囑咐新上任的巡按禦史路楷和宣大總督楊順合計除沈,許以厚報,"若除吾瘍,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蓮教徒閻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楊,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經兵部題覆,沈鍊被殺.②
楊繼盛(1516—1555)字仲芳,號椒山,北直隸容城(今屬河北)人.
嘉靖二十六年進士,任兵部武選司郎中.他上疏論嚴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頭疼的北邊安危與嚴嵩聯係在一起;又說,去春雷久不發,主大臣專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說與嚴嵩聯係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內容主要仍是貪賄納奸,結黨營私,打擊異己.這些都摸準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結尾處寫道:"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這就犯了大忌.一來,世宗聽信道家者言,根本不願見二王;二來,藩王不當過問政事,詢問二王是何用意 史載:"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密構於帝.帝益大怒",遂將楊繼盛送鎮撫司拷訊.①為殺楊繼盛,嚴嵩故意將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禦史張經和李天寵之後,一並奏上.世宗報可,嚴嵩就輕而易舉地殺了楊繼盛.
嚴嵩被論,主要在貪賄和攬權方麵,而特別是攬權.雖然一時未起作用,
但潛在的影響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對嚴嵩產生惡感,曾經提出的這些重大問題會促使他早下決心.因此,言官對大臣的彈劾,也是一種形式的較量.在與夏言的較量中,嚴嵩主要依靠他的謙恭,而在與言路的鬥爭中,他更多是依靠對世宗心理的揣度.議處政事
又有一個無是無非者，把嚴嵩這樣明朝著名的奸佞之臣翻案了，說他是為環境所迫，為君主的剛愎自用、為同僚的爾虞我詐、為時代的黑暗和唯利是圖所迫，而做一些所有處在這個環境裏的人都會去做的爾虞我詐、傾軋忠良、以權謀私等等事情。樓主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必定是把自己定位在一個還曆史本色的心態，且加上了一個現在極為時髦的名詞--“人本主義”去重新評價那些“傳統”意義上的大奸大惡，但其實這隻不過是流俗媚俗的觀點。
以權而謀己之私利、不講為官先需為國為民的操守、一味的奉迎權勢、殘害忠良耿直之臣、不擇手段的打擊競爭者等等，這些如果不是奸臣的特征和表現，那什麽樣的作為才是奸臣呢？
封建時代是集權政治的時代，讀書人十年寒窗後，學而優則仕的出發點基本是三個：一是封妻蔭子光宗耀祖，這是樸素的名利觀念，且是封建時代讀書為官的基礎動力；二是博取功名升官發財，生活好地位高，是從名利角度出發的目的；三是學以致用，治展才世，佐君王而平天下，是體現價值追求理想的目的。這三種思想在封建時代讀書人的腦子裏是人人皆有的，區別在於後兩種思想所占的比重不同就決定了一個讀書人通過科舉走上仕途後的表現。是看重名位財利，還是看重為官有所作為，是中國昏官和清官概念的分水嶺，老話表述為：做官是為民還是為財，所謂濁者清者的區別也在與此。
無怪乎有人會產生為嚴嵩翻案的念頭，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極端實用主義的社會，隻以成敗論英雄而不探究成敗的過程和表現。成功的定論定格在是否得權、是否得利和是否得名上，隻看重結果而不在乎如何取得、通過什麽手段去取得，在這樣的思路下所有的道德底線都是可以忽略的，所有的是非觀念都是無用的。
能夠在複雜黑暗的環境裏摸爬滾打的走到前台，走向頂端，就是成功者。因為社會是黑暗的，製度是不合理的，所以個人的表現就應該唯利是圖，應該爾虞我詐，應該老謀深算因勢利導，這些表現都是無可厚非的，有人這樣做我就這樣做了。這是什麽價值觀念呢？這是當今物質社會最常見的隨波逐流大路思想，，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越來越多的人認同了這樣的思想，也是大家都說世風日下但多數人還是跟著世風“日下”的原因。這樣的觀念和認知是不值得倡導和宣傳的。
但是，不論在如何惡劣的時代環境裏，不論社會如何唯利是圖和浮躁，總是有人能夠堅持自我的操守，有明確的是非觀念，行事剛正不阿，紮紮實實做人，勤勤懇懇做事，這些人在麵臨成和敗、名利財的抉擇和對比時往往仍能夠不為所動，表現出“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保持著一種向上的超脫於俗世和物質的氣概，這種氣概就是史書上常說的“正氣”！在嚴嵩的時代就有戚繼光、海瑞等清流的明顯對比，在現今的時代保持正氣的也大有人在。這樣的人向黑夜中的星光讓人仰止，這樣的人應該是每一個時代都應該褒獎和宣揚的，這樣的人越多，這個社會才會越好。
嚴嵩雖非秦燴、吳三桂、耿精忠、尚克喜、汪精衛等等於民族和國家問題上大節有失萬人唾罵的千古罪人，可也決非是能夠予以翻案對象，有些定論隨著時代的變化可以商榷可以探討，但對於中國人來說，忠、奸的概念還是不要去混淆的好。
大明王朝——真實的嚴嵩
和民間一直流傳的“奸臣”形象不同，《大明王朝》中的嚴嵩老態龍鍾，但做起事來一點都不含糊。當著嘉靖皇帝的麵討論國家大事，別人爭論不休，嚴嵩不說話，老半天的沉默之後一錘定音，顯得老成持重，有點兒“世外高人”的意思，與嘉靖皇帝的“神仙道骨”遙相呼應，珠聯璧合。
嚴嵩(1480-1566)，江西新餘市分宜介橋村人，是明代有影響力的政治名人。他在嘉靖年間居內閣凡二十載,其中出任首輔長達十五年之久,是明朝１７０個首輔中少數幾位在位時間最長的首輔之一，對明代政治與社會發展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研究明史不可不研究嚴嵩。
嚴嵩這個人特別難說，從他下台後就有人認為他是奸臣很冤枉。《明史》裏嚴嵩是赫然列在奸臣傳裏的，說他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竊政二十年，溺信惡子，流毒天下，人鹹指目為奸臣。”但修明史時，寫作班子對於嚴嵩是不是奸臣就有很大爭論。分宜人對嚴嵩的評價卻很高，說他是一位忠君勤政、愛國愛民、建樹卓著、為人謙和、有識人之明的高官。目前, 學術界對嚴嵩的評價也仍然是毀譽不一,或基本否定，或褒貶相間，或為之“翻案”，一些有關的曆史疑案也尚未得到合理的解決。上世紀80年代，美國一位很有名的漢學家，寫了《大學士嚴嵩新論》引起很大反響，全麵替嚴嵩翻案。因此，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話題，是一個曆史遺留問題。
嚴嵩是個非常有才華的人，這是曆史公認的。他的書法成就很令人敬佩，可以說舉世罕見，堪稱一絕。北京的老字號，著名的醬菜鋪“六必居”三個字就是他寫的，還有什刹海、景山公園、北海、故宮等地都有他的書法作品，就連山海關的“天下第一關”幾個字，目前比較可信的說法也是嚴嵩的手筆。想當年，乾隆皇帝想把貢院裏麵嚴嵩的字換掉，不想在為國家培養和選拔人才的地方掛一個“奸臣”的字。然後滿朝文武都寫，都希望自己的字受到皇帝的青睞，乾隆皇帝自己也寫。等乾隆皇帝把所有人寫的字都仔細打量一番後，不禁搖頭，覺得沒有一個人的字能比得上嚴嵩的字，包括他自己。於是，乾隆爺硬著頭皮，默許嚴嵩的字繼續掛在貢院裏了。除此之外，嚴嵩的文學成就也很高，詩詞“清麗婉約”，文章出奇的好，青詞寫得更好，受到皇帝的大力賞識。
嚴嵩幼時聰慧，加上他父親對他的學業格外關心，8歲時就能誦書，能為文，屬對有奇語。據《嚴氏族譜》，嵩讀私塾時，曾與其老師及叔父對聯語有曰：“手抱屋柱團團轉，腳踏雲梯步步高”；“一灣秀水足陶情，流珠濺玉；四顧好山皆入望，削碧攢青”；“七歲兒童未老先稱閣老，三旬叔父無才卻作秀才”。因出語非凡，被人稱為神童。嚴嵩思路敏捷，善於應對，19歲中了舉人，26歲中了進士， 在家鄉當時是受人稱道的青年才俊，讀書人的榜樣，介橋村的驕傲。
嚴嵩非常的“護犢子”，對自己家鄉做了不少的好事。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嚴嵩自掏腰包，出資白銀25000兩，在分宜縣城東南的清源古渡，建了一座十一孔的石橋，使家鄉百姓免受擺渡之苦。嚴嵩將此橋起名為“萬年橋”，並立碑紀念。萬年橋是一座我國著名的古橋，現已淹沒在分宜水庫的庫區，隻有在枯水期，橋的大部分才露出水麵。在分宜，嚴嵩主持或支持興建的古橋還有“廣澤橋”、“廣潤橋”、“永濟橋”，給分宜人民帶來了實際利益，極大地改變了嚴嵩在分宜人民心中的形象，使之有極佳的口碑。
嚴嵩在家鄉的另一善舉是主持修築了一條分宜至安福縣的“官道”，全長60公裏，使分宜與鄰縣的交通大為改善，但這條古道今天已不存在。他還兩次捐資助分宜縣學堂，在分宜興建鈐麓書院，是袁州府（今宜春市）規模最大的書院，可惜也淹沒在水庫庫底。分宜縣重建縣城城廓，嚴嵩還捐出白銀三千兩。有了這些善舉，嚴嵩在分宜人心中一直是個正麵形象，400多年來一直沒有改變。嚴嵩的家鄉一直嗬護著他，在明清兩朝，《打嚴嵩》這出戲在江南數省演得轟轟烈烈，極為解氣，處處叫好。但一到分宜演出，劇團就被轟出分宜，扮嚴嵩的演員還遭到痛打。
說到這兒，我隻能說嚴嵩是大明朝的著名“公共關係學家”，他懂得人家關係的重要，也懂得老百姓、家鄉人民最需要什麽。結果，哪怕自己真的哪一天“遺臭萬年”，家鄉的人民不會拋棄他。眼光之遠，用心之細，何等的高明！
考究史實，嚴嵩確實有不少非議之處，如位居宰輔二十年，懾於專製皇權的淫威，被迫和群臣一樣獻媚君上，對世宗的失德失政行為不敢大膽諫阻，甚至代為推行，以致遭來非議代為受過被目為“奸臣”，並卷入殘酷、激烈的官場鬥爭，教子不嚴等，對嘉靖朝的腐敗政治是難辭其咎的。但應當看到，嚴嵩是明代官僚士大夫中比較有作為的一個。在世宗沉迷享樂長生不願理政的情況下，恪守忠君之道，代行積極有為之政。麵對國弊民窮、內憂外患不斷的困局，嚴嵩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他勤政愛民，關心民瘼，興利除弊，反對大興土木，倡導節儉，盡量節約民財。對於“北虜南倭”之患，嚴嵩針對當時國弊民窮的社會狀況和敵強我弱的基本態勢，促使世宗否決了收複河套等不切實際的主張，在“庚戌之變”蒙古兵臨城下時力主堅守不戰的正確決策，對“北虜”實行以防禦為主、輔以通貢互市的羈縻之策，主持了北京外城的建設，使得北京城更加堅固雄偉。對倭寇則采取安撫與鎮壓並舉之方略，並知人善任，為國家選拔任用了大批社稷之才，如翁萬達、楊溥、趙文華、胡宗憲、戚繼光、尹耕、唐順之、湛若水等，對有效控製當時的“北虜南倭”之患起了積極的作用。
嚴嵩生活儉樸，不尚奢華，從未利用職權為家鄉子弟謀取一官半職和良田美宅。他唯一的親弟弟嚴嶽三次向其謀官未準，終生教書至死一介布衣。嚴嵩也是一個好丈夫，與結發妻子歐陽氏的感情很好，沒有其他姬妾。嚴嵩夫婦二人育有二女一子：“配一品夫人歐陽氏，助公食貧力學，比貴不失素風，與公白首相敬，旁無妾膡” 。這在當時商品經濟高度活躍，各級官員貪贓枉法，逐金奢靡之風盛行的社會形勢下是十分難得的。這些客觀曆史業績是不應有意淡化甚至抹殺的。
嘉靖帝是一位剛愎自用、多疑嗜殺、威柄不移的專製皇帝。獨斷專行的夏言、湣厚偏激的楊繼盛、狂誕不羈的沈煉、一時失職的王忬、抗倭不力的張經都是因為觸怒喜怒無常的嘉靖帝而被誅殺的。根據史書記載，嚴嵩至少有幾次試圖糾正嘉靖皇帝的一些做法。
讚玄修，獻青詞，助煉丹，結交宦官等柔順逢迎之舉確實是嚴嵩被人非議的一個重要汙點，對此我們應從當時的曆史條件出發全麵予以看待。在世宗皇權專製的淫威下，滿朝官員可謂爭相取悅皇上，拍馬迎奉蔚然成風。顧可學、盛端明以房中秘方見幸，朱隆禧進春藥“太極衣”，都禦史汪鋐獻“甘露”，督撫吳山、李遂、胡宗憲等獻白鶴、白鹿、靈芝等“祥瑞”之物。世宗以道士齋醮用的青詞作為選拔任用官員的標準，顧鼎臣、袁煒、嚴訥、李春芳、郭樸、夏言、徐階等閣臣即以青詞獲寵，前五人還被譏為“青詞宰相”。這種獻媚，連嚴嵩、張居正這樣較有作為的人物也不能例外。
嚴嵩很注意在青詞上下功夫，並“巧為迎合，結諸閹人”，使之為己所用，以免其成為自己施政的絆腳石。嚴嵩還以高齡之軀冒著生命危險服用丹藥充當世宗的試驗“小白鼠”，結果弄得“痛下血兩碗”（拉血），可見其為皇上確實忠心。
張居正則是在取得司禮太監馮保的支持後，才得以順利執掌國政的。馮保貪財好貨，張居正就滿足他的奢欲，送禮金3萬兩，銀10萬兩，夜明珠9顆，珍珠簾5副，其他珍玩尤多。
可見，在皇權專製政治下，獻媚君上與權閹是閣臣們的共性，是不得已之舉。因為嚴嵩、張居正他們深知朝政的特點，不讒媚君上，不交結利用皇帝身邊的近幸宦官，不僅無法爬上高位執掌國政，甚至還會淪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更談不上施展自己的抱負而有所作為。
不過，嚴嵩升任首輔後，並沒有像傳說的因此謀取什麽私利。他多次辭免加秩、賞賜與恩蔭，三次辭謝少師的官品，並屢次聞過即自劾求罷。嚴嵩沒有從家鄉帶一個私人入仕為官，獨子嚴世藩入仕走的是普通的蔭官之路，入仕後還請世宗給以簡僻閑職。
嚴嵩的倒台和去世充滿著悲慘，就算他“作惡多端”，八十多歲的老人，破落到那個地步，也算付出代價了。當時嚴嵩失寵，禦史鄒應龍聞風而動，上疏彈劾嚴嵩。鄒應龍也是揣摩著聖意，發現皇帝開始反感嚴氏父子，於是找準時機，當個扛旗手。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徐階的慫恿下，皇帝奪去嚴嵩一切官職，勒令回鄉，嚴世蕃謫戍雷州衛。嚴世蕃在謫戍雷州中途跑回江西老家。可惜嚴世蕃不爭氣，仍然一副盛氣淩人的樣子，大言皇帝離不開他，有朝一日東山再起，定會收拾徐階人等。嚴嵩叫苦，說嚴世蕃不久就會讓嚴家橫屍滿門。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又被禦史彈劾。世宗大怒，將嚴世蕃逮捕下獄。第二年案結，世蕃被斬，嚴嵩被削籍為民，家產盡抄。嚴嵩隻得在墳地寄食，晚景非常淒涼。嘉靖四十五年（1566）四月，一代奸臣嚴嵩在孤獨和貧病交加中去世。他死時窮得買不起棺木，也沒有吊唁者。臨死前，嚴嵩艱難地寫下“平生報國惟忠赤，身死從人說是非”，擲筆而死。
有關嚴嵩“縱子通倭謀叛”，更是無稽之談。上文已經提到，嚴嵩在剿倭問題上旗幟鮮明，起用胡宗憲為剿倭主帥，東征北討，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沒有“通倭”。嚴嵩的兒子嚴世藩是個狡黠多謀、腐化墮落的公子哥，滿朝文武深為痛恨，說他“通倭”也就是“通敵”，也沒有依據。有人要扳倒嚴嵩與嚴世藩，認為不安上“通倭”的罪名就不足以置人於死地，就在給嘉靖皇帝的報告中加上了“通倭”大罪，所持的證據就是嚴世藩的門客羅龍文與倭寇大頭目王直是同鄉，又是親戚，在嚴嵩家中還搜出了幾件如珊瑚之類的海上珍寶，這些就成了嚴世藩與倭寇相勾結的證據。其實這些海上珍寶是胡宗憲從王直那裏繳獲的戰利品，胡宗憲又送給了嚴世藩，嚴世藩收受胡宗憲的賄賂是真，通“倭寇”是假。至於嚴世藩“叛謀”更不存在。這位過慣了錦衣玉食的公子哥、工部侍郎被發配廣東雷州半島，他不想在天涯海角服苦役，發配途中偷偷逃回北京，一心想的是皇帝能回心轉意，使他東山再起，官複原職，重過榮華富貴、一呼百應的生活，既沒有舉兵謀反的圖謀，也沒有舉兵謀反的行動。
曆代史籍皆言嚴嵩貪汙，但《明世宗實錄》卻記載了嚴氏抄家持續多年，仍未達到原定的數額，最後把其他人的財物當作“嚴黨”資產沒收才算勉強完成任務：“嚴氏追贓二百萬，其貲稍佚，蔓及無辜，一省騷然” 。可見，嚴嵩沒有想象得那麽貪，也沒有想象得那麽富庶。盡管抄家二十餘年，將其親眷故吏的抄沒之財全歸結其名下，但至隆慶7年僅抄出“奸臣”嚴嵩２萬７千餘畝田產，金銀遠沒達到既定的二百萬兩數目。而號稱“賢相”的徐階，其家橫行鄉裏，田產後來被著名清官海瑞查出竟高達40萬畝。誰更貪，自在人心。那麽嚴氏抄家二十年，到底抄了什麽東西呢？《天水冰山錄》，對嚴氏抄家情況有著極為詳細的記載（現在的“湖廣會館”就是當時嚴嵩的家，今天保留下來的湖廣會館隻相當於原來的十分之一）：計有金13171.65兩、淨銀2013478.9兩、成千上萬件的金銀器皿、玉器和書畫、房屋宅基地57所、田地山塘27161.819畝，還有新舊衣服2706件、布匹16886匹零一段、零碎段絹51035塊、扇柄27308把、舊屏風藥材14064包、舊帳幔被褥5461件等，各銀器、首飾、變賣田產、房屋以及各種衣被、布料全部折合算成銀兩，加上淨銀，共計銀2342731.7772兩。這次抄家可謂十分徹底，連破舊衣布都抄了數萬件。顯然，嚴氏本身財產遠遠不夠其政敵徐階所預定的200萬銀兩，其餘財物包括金銀都是從別處沒收充公的，湊足數額，以彰顯嚴嵩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 貪官。
但不容否認，嚴嵩位居首府，一味阿諛奉承明世宗，對這位剛愎自用、很難對付、荒唐到近乎變態的皇帝，極為順從，從不直言進諫，因此，嚴嵩不是一位好宰相。嚴嵩對兒子庇護有佳，使得嚴世蕃膽子越來越大，貪婪成性，驕奢淫逸，權力欲望也越來越大，父子倆被稱作“閣老”和“小閣老”。所以，說嚴嵩縱子作惡，也不為過。嚴嵩身居高位，掌握著國家公器，但沒有對受冤屈的同僚施以援手，更沒有仗義執言。上文提到的明嘉靖朝出現的一係列冤案，如夏言案、沈煉案、王世貞之父的王抒案、楊繼盛案等等，拍板定案的是嘉靖皇帝，推波助瀾的是嚴嵩。
因此，嚴嵩是個非常複雜的人，既自私又為公，既小人又大度，既狠毒又膽小，既節儉又奢侈，既能幹又獻媚，既文化又狡詐。於是，我評價嚴嵩是：奸佞的忠臣。
嚴嵩、徐階比較研究
尹選波
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產生了許許多多的著名曆史人物，在傳統的史書中，這些人物大致被分成好壞兩類：皇帝被分成英主與昏君，大臣被分成忠良與奸邪。這種對待曆史人物的“二分法”，很難全麵、公正評價曆史人物。事實上，在多數場合下，曆史人物好壞、忠奸之間並非涇渭分明，而是縱橫交錯，糾合在一起，難解難分。在這方麵，明朝嘉靖年間內閣首輔嚴嵩、徐階就是很好的例子。
嚴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是列入《明史·奸臣傳》裏的人物。徐階，字子升，鬆江華亭人，被譽為“名相”。然而，仔細考察他們二人的為人行事，尤其他們之間的爭權奪利、對世宗皇帝的態度及政事，我們簡直找不出忠奸之間的界線，無法分辨孰忠孰奸。
一、嚴嵩、徐階之爭
嘉靖年間，內閣首輔權力很大，爭奪首輔之位的政治鬥爭也愈演愈烈。嘉靖初，楊廷合執政，獨攬票擬之權。張璁以大禮議倒閣，坐上了首輔的寶座。數年後，夏言又攻擊張璁，當上了內閣首輔。但好景不長，嚴嵩以河套事件攻擊夏言，使夏言慘遭棄市之刑。嚴嵩於是成為內閣首輔，沿襲成例，獨操相權。
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徐階以少保兼禮部尚書的身份入內閣，參預機務。嚴嵩、徐階之間爭奪內閣首輔之位的政治鬥爭也就開始了。
徐階為人聰穎機敏，富於權謀韜略，“陰重不泄”，〔1〕城府很深。他是嘉靖二年探花，讀書作古文辭章聞名士大夫間。世宗修玄崇道，徐階迎合世宗心理，擅長撰寫世宗齋醮用的“青詞”，很受世宗賞識。這自然引起內閣首輔嚴嵩的關注，嚴嵩、徐階之間鬥爭的幄幕就拉開了。其實，嚴嵩忌恨徐階還有一個曆史淵源。原來在夏言任內閣首輔秉政時，曾推薦過徐階，按當時人的看法，徐階是“夏黨”了。嚴嵩既然除掉了夏言，就不能不提防徐階。
世宗孝烈皇後去世，世宗打破成規，欲令皇後先入太廟供奉。禮部尚書徐階抗言女後沒有先入太廟之先例，不同意世宗的主張。這使世宗勃然大怒，徐階惶恐謝罪，盡改前說。世宗又讓徐階前往邯鄲，主持呂仙祠的落成儀式，徐階不敢公開反對，於是借故不去，這也引起世宗不滿。這些情況，嚴嵩知道後，“謂階可間也，中傷之百方”。〔2〕一次，世宗單獨召見嚴嵩，遍論大臣賢否優劣，語及徐階，嚴嵩乘機離間道：“（徐）階所乏不在才，乃才勝耳，是多二心。”〔3〕這時，徐階地位岌岌可危，估計自己戰勝不了嚴嵩，於是小心謹慎，委屈求全，恭謹地侍奉嚴嵩。與此同時，對撰寫“青詞”更加精益求精，以便博得世宗的歡心，尋找得力的靠山。
但是，這一切並不能迷惑老於仕途的嚴嵩。不久，鹹寧侯仇鸞得罪，嚴嵩企圖利用這一機會，將徐階牽連進去。但是，一打聽，卻發現請求治罪仇鸞的竟是徐階！這件事使嚴嵩大吃一驚：徐階過去與仇鸞關係密切，他們共同入直齋宮，徐階能不顧友於之情，搶先告狀，以使自己擺脫幹係，其手段老辣狠毒，不可小覷。
嚴嵩、徐階爭權奪利，都是依恃世宗皇帝的支持，因此他倆有一共同之處：不顧事實、公理、正義，竭盡全力博取皇帝的寵信。嚴嵩位極人臣，雖然號稱小心畏慎，但也難免疏乎大意，怠慢了世宗。徐階與嚴嵩鬥法，暫時處於劣勢，不得不更加小心，更加恭慎，更加處心積慮。徐階不僅精心撰寫“青詞”，還主動請求為世宗燒煉靈芝。一次，世宗將五色靈芝分給嚴嵩等人，讓他們按藥方煉就仙丹，供自己服食。世宗沒有分給徐階，並且對徐階說：“卿（階）政本所關，不相溷也。”徐階為人機敏，馬上嗅出世宗對自己的不信任氣息，惶恐奏道：“人臣之義，孰有過於保天子萬年者？（煉仙丹）且非政本而何？”〔4〕這一番話，使世宗非常高興，馬上將五色靈芝分給徐階，讓徐階參與煉長生不死之藥的活動。在這件事上，徐階也接受了教訓，“於上（世宗）所向往，不複持矣”〔5〕——對於世宗言聽計從，不敢有絲毫反對意見，不敢再堅持自己的主張了。
自嘉靖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後，世宗避居西苑，不複居住大內。但是世宗在西苑的居處永壽宮發生火災，世宗臨時遷往玉熙殿，玉熙殿室屋湫隘，一向迷信的世宗一心想重修宮殿。世宗將重修的想法告訴嚴嵩，嚴嵩並未能理解世宗的心情，反而勸世宗遷回大內居住，這又引起世宗想起傷心舊事，因此對嚴嵩很不滿。世宗轉而詢問徐階，徐階馬上領會世宗的意圖，提出修建新宮，並建議以修建三大殿餘材，讓工部尚書雷禮負責，很快就會建成。世宗對徐階的建議非常滿意，任命徐階之子尚寶丞徐璠任工部主事，負責營建事宜。十旬之後，新宮建成，世宗立即搬了進去。〔6〕在這件事上，嚴嵩考慮到世宗久居於西苑，不召見大臣，營建又要花費大量民脂民膏，可謂處於公心；徐階則一意討好世宗，置朝政大事、財力、人力於腦後，可謂機心太盛了。當時人也“頗善嵩對，而微謂階之臾旨”〔7〕。但是，這件事後，世宗更加親近徐階，疏遠嚴嵩。朝政大事多問及徐階，很少顧問嚴嵩了。
嚴嵩鑒於自己敗局已定的局麵，害怕徐階報複自己及子女，轉過來乞憐於徐階。一天，嚴嵩擺酒設宴，隆重地宴請徐階。嚴嵩讓子孫家人跪拜徐階，自己則舉杯說道：“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哺之。”〔8〕徐階表麵上客客氣氣地表示不敢，內心則竊喜起來：終於從恭謹地侍奉嚴嵩過渡到嚴嵩乞憐於自己了。
這時徐階早已想好了除掉嚴嵩的辦法。針對世宗皇帝信奉道教的特點，徐階設法表明罷黜嚴氏，乃是神仙玉帝的旨意。這時，道士藍道行以善於扶乩聞名士大夫間，徐階將他推薦給世宗。於是藍道行進入了西苑，為世宗預決吉凶禍福。由於藍道行串通世宗心腹太監，所以言事每每奇中，使世宗深信不疑。一天，嚴嵩有密劄進呈，徐階事先通告了藍道行。藍道行於是進行扶乩活動，預告說：“今日有奸臣奏事。”一會兒，嚴嵩的密劄送到了。這樣，通過仙語道術，在世宗的心中嚴嵩有奸臣之嫌了。又有一天，世宗又讓藍道行扶乩，世宗問：“今天下何以不治？”藍道行裝成乩仙回答說：“賢不竟用，不肖不退耳。”世宗又問：“誰為賢，不肖？”藍道行回答說：“賢者輔臣（徐）階、尚書（楊）博；不肖者嚴嵩父子。”世宗又問：“我也知道嚴嵩父子貪，上帝何不震而殛之？”藍道行機敏地回答說：“上帝殛之，則益用之者咎，故弗殛也，而以屬汝。”〔9〕這番話，對崇信道教的世宗震動很大。
接著，徐階又令禦史鄒應龍趁熱打鐵，上疏彈劾嚴嵩。鄒應龍很快寫成《貪橫陰臣欺君蠹國疏》，彈劾嚴嵩縱容其子嚴世蕃“念汙誤國”諸罪，洋洋灑灑有數千言之多。世宗讀著鄒應龍的奏疏，思考著藍道行扶乩之語，終於下令逮捕嚴世蕃，勒令嚴嵩致仕。在聖諭中，世宗仍不忘嚴嵩“力讚玄修”之功，隻糾其“縱愛逆子”之罪。
徐階升任內閣首輔之後，知道世宗仍顧念嚴嵩，為防止嚴嵩反撲傷己，仍繼續迷惑嚴氏父子。據記載，“嵩既去，（徐階仍）書問不絕。久之，世蕃亦忘舊事，謂‘徐老不我毒’”。〔10〕放鬆了警惕，繼續任意胡為。嚴世蕃未至戍所，在家鄉征集人手大建館舍，為所欲為。巡按禦史林潤劾嚴世蕃不法諸事。世宗大怒，下令逮捕嚴世蕃等人，交三法司審理。刑部尚書黃光升等人欲置嚴世蕃等於死地，將他的各種罪過，包括殺諫臣等都寫進奏疏上報。徐階認為，這樣以來勢必激起善護己短的明世宗之怒，反而救了嚴世蕃。因此，從袖中拿出自己早已寫好的奏章，讓人譽清上交。徐階所寫奏章，主要列舉了嚴世蕃糾集亡命之徒，勾結倭寇，蓄意造反。見南昌倉地有王氣，乃大造府第，圖謀不軌。徐階在奏疏中極言“事已勘實”〔11〕，世宗信以為真，下令處死嚴世蕃，籍沒嚴氏家產。至此，徐階與嚴氏的鬥爭最終取得了勝利。
但是徐階與嚴嵩的爭權奪利，也付出了血的代價。徐階在嚴嵩得勢時，為了討好嚴嵩，將其長子徐璠之女許配嚴世蕃之子，使嚴嵩很高興，不再懷疑徐階。後來嚴世蕃判處斬刑，徐璠進見父親，慍怒不語，然後回到內宅，將親生女兒毒殺，徐階知道孫女已死，“囅然頷之”。〔12〕為了權位鬥爭，徐階不惜犧牲自己的孫女，其心也太殘忍了。
通過以上敘述，我們可以看出，徐階、嚴嵩為了爭奪內閣首輔之位，都極力討好世宗，力讚玄修，徐階更進一步，輔助世宗大興土木，營建宮室。為扳倒嚴嵩，“名相”徐階勾結道士，偽造乩仙之言；為殺死嚴世蕃，誣陷他勾結倭寇，圖謀奪位。其鬥爭策略真是無所不用，陰險歹毒。這也反映出徐階個人道德是很不高尚的。而“奸臣”嚴嵩則有所顧忌，反對大興土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減輕人民的負擔。
二、嚴嵩、徐階執政的比較
嘉靖年間內閣首輔權力很大，雖然沒有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實。內閣首輔獨攬票擬之權，包括次輔在內的大學士鮮有決定權。嚴嵩作內閣首輔十五年，徐階作內閣首輔六年。嚴嵩是嘉靖一朝的內閣首輔，徐階則在嘉靖末、隆慶初作首輔，侍奉了兩個皇帝。下麵，我們從讚助玄修、執政方針、對庚戌之變和倭寇問題采取的對策等四個方麵進行簡單比較。
前文已經提到，為了爭取世宗的支持，嚴嵩、徐階都積極、主動讚助世宗玄修。對嚴嵩來說，他執政期間表裏如一，前後一致地支持世宗，世宗曾賜給他“忠勤敏達”等印記，“忠弼”等字幅。即使在勒令嚴嵩致仕時，世宗仍認為嚴嵩有“力讚玄修”之功。這種前後一致，或許與他在世宗生前即被扳倒的事實有關。
與嚴嵩隻作一朝內閣首輔相比，徐階則作了兩朝內閣首輔，但年限卻不長。世宗在世時，徐階極力讚助玄修，撰寫青詞精益求精，主動為世宗煉靈芝等長壽仙藥，還認為這是政本所在。但是，世宗去世後，徐階的態度馬上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對世宗崇道修玄進行批評。在徐階起草的世宗遺詔中，他以世宗的口氣說道：“惟念朕遠奉列聖家法，近承皇考身教，一念惓惓，本惟敬天勤民是務。隻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乘機誑惑，禱祠日舉，土木歲興。郊廟不親，朝綱久廢。既違成憲，又負初心。”〔13〕因此，下令凡齋醮、土木工程、采購珠寶、織作等事全部停罷。詔書最後對世宗朝大臣爭獻祥瑞、進“青詞”一事進行辨解，詔書寫道：“於戲！子以繼誌、述事兼善為孝，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為忠。”〔14〕這一遺詔表明，徐階在熱衷於讚助世宗玄修的同時，已經意識到崇道修玄的荒誕不經、勞民傷財，但為了“將順”、討好世宗，徐階仍知其不可而為之。世宗去世後，他起草遺詔，特別強調人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為忠”，既是為了安撫那些進獻祥瑞、“青詞”的大臣，更是為自己以往的行為開脫，為以後政治上的主動創造條件。
徐階所起草的詔書，在受到一些人稱讚的同時，也受到同僚的反對。大學士郭樸即指出：“徐公謗先帝，可斬也。”〔15〕大學士高拱也指責徐階前後矛盾、表裏不一的態度。一次，大學士們一起吃飯，高拱指斥徐階道：“公在先朝草‘青詞’媚上，宮車甫宴駕，而即背之。今又結言路，必逐舊邸臣，何也？”〔16〕從大學士郭樸、高拱的言詞來看，當時大臣對徐階前後不一的政治手腕多有不滿，多有指斥。
嚴嵩在內閣首輔任上，大權獨攬，史書稱他“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17〕。世宗自嘉靖十八年後即不視朝，自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後即移居西苑，不入大內。這使“大臣希得謁見，惟嵩獨承顧問，禦劄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誌。然帝雖甚親禮嵩，亦不盡信其言，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其勢。”〔18〕這表明，世宗雖不視朝，不接見大臣，但仍牢牢把握大權，獨斷專行。在這種情況下，嚴嵩的專權是受到很大限製的，隻是代皇帝總政而已。對此，明人多有記述。史臣稱世宗“晚年雖不禦殿，而批決顧問，日無停咎，雖深居淵默，而張弛操縱，威柄不移。”〔19〕範守己指出，世宗朝首輔擬旨，世宗多有竄改，有不留數字者，即使全合世宗之意，也改定數字，以顯示自己的獨斷。因此，範守己指出：自古以來，“攬朝綱如帝（指世宗）者，幾何人哉！”〔20〕在這種情況下，嚴嵩是無法專權的，即使專權，其程度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徐階扳倒嚴嵩後，為彰顯嚴嵩專權之過惡，表明自己執政的方針，在世宗所賜直房的壁上，書寫了三句話：“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21〕據記載，徐階執政後，朝士侃侃而談，言論發舒，得行其意，任事者得以令名終。朝政比鉗製言論，鎮壓言官的嚴嵩為首輔時清明許多。但是，徐階本人也專權。如起草世宗遺詔這等大事，徐階獨自完成，連同列大學士郭樸、高拱都不預知其事。而且，徐階所標榜的執政方針並未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至多不過是權力的再分配而已，當時即有人反對，“或謂非宰臣體”〔22〕。
嘉靖年間比較重大的問題是北虜南倭的騷擾。二十九年，俺答入侵，包圍了北京，內閣首輔嚴嵩束手無策，聽任俺答飽掠而去。當時任禮部尚書的徐階，除了幾句冠冕堂皇的大話外，也無破虜奇謀異策，同樣睜眼看著俺答大軍飽掠後出關。在這個問題上，他們二人的作為，隻是五十步笑百步，沒有什麽本質的不同。這或許是當時國力、軍事實力使然，任何個人在這一問題上都難以有所作為。
庚戌之變後，世宗下令殺死不敢作戰的兵部尚書丁汝夔，《明史·嚴嵩傳》認為丁汝夔不敢指揮諸將作戰，是秉承嚴嵩的旨意辦的，似乎丁汝夔是嚴嵩的替死鬼。但是，當時人王世貞卻不這麽認為，他認為嚴嵩之錯僅僅是本能救丁汝夔一命，王世貞指出：“兵部尚書丁汝夔雖以調度失宜，然為人潔廉。楊守謙，守土臣也，倍道勤王。上（指世宗）怒其不能破賊，誅之。（嚴）嵩皆不能救。”〔23〕很明顯，王世貞的記載是可信的，《明史》的記載有失偏頗。因為庚戌之變對世宗震動很大，世宗親自處理此事，以其機敏善疑的個性，在事實麵前，任何人也無法欺騙他。其二，王世貞之父王 ＠②亦被世宗所殺，嚴嵩未能挽救，王世貞與嚴嵩有仇，不可能美化嚴嵩。因此，王世貞認為嚴嵩的責任僅僅是不能救丁汝夔一命是真實可信的。
在江南發生的倭寇騷擾，給明朝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影響了江南半壁河山。最後嚴嵩重用親信趙文華督師江南，在總督胡宗憲策劃下，明軍逐步消滅了倭寇。在討滅倭寇的過程中，一大批官員或被殺，或自殺，或被罷職。基中張經在取得“戰功第一”的王江涇大捷後，仍被處死，時人多為其稱冤。《明史》亦認為張經之死，“（嚴）嵩皆有力焉。”〔24〕把張經之冤死歸罪於內閣首輔嚴嵩。但是，當時人王世貞在《大學士徐公階傳》中指出，張經之死與徐階有很大關係，是徐階促成了世宗處死張經。王世貞指出，徐階的家鄉是鬆江華亭，“而是時倭事起，上以所蹂躪多（徐）階鄉，而（徐）階又曉暢軍事，以故數以詢問（徐階）”。〔25〕可以說徐階在倭寇問題上有很大的發言權。同時，王世貞詳細記錄了張經被殺之因由，他寫道：“江南督臣張經素貴而汰，然老將能持重，守便宜，不輕與賊鬥。而惡之者謂（張）經家在閩，故近賊，不欲擊以市恩。而（徐）階信之，數齕於上。其後（張）經破賊，卒不免於死。前後督臣楊宜、周＠①斥，撫臣彭黯、屠大山、李天寵逮，（徐）階有力焉。”〔26〕同上所述，我們認為王世貞所述是正確的，而《明史》所記則為賢者（徐階）諱，為惡者（嚴嵩）添惡了。何以如此呢？我們知道，世宗去世後，徐階及其門生張居正為《世宗實錄》的總裁官，《世宗實錄》上對政敵嚴嵩多貶詞，而對徐階多溢美。《明史》受實錄影響，也是貶低嚴嵩而美化徐階，甚而至於將張經之死歸罪於無辜的嚴嵩，而為真正應當負責的徐階開脫。這是當時修史者局限所在。
據《嘉靖東南平倭通錄》一文記載，世宗在處死張經以後，也懷疑過張經是否冤枉。他詢問嚴嵩，嚴嵩回答說：“此事，臣昨問徐階、呂本（《明史》作李本）二臣，以鄉邦被慘，聞見甚真，皆怨（張）經養寇損威，殃民糜餉，不逮問無以正法。”〔27〕明末清初人錢謙益也指出：“國史於（張）經之被逮，力言其功，為（趙）文華、（嚴）嵩所讒冤死，而東南之論殊不然。永陵史出江陵（指張居正）手，傳聞異辭，不可以不核也。”〔28〕這些材料可以證實王世貞所記不誤，同時也表明《世宗實錄》確實對嚴嵩多貶詞，對徐階多溢美。
以上，我們從四個方麵對嚴嵩、徐階執政情況作了比較，可以說嚴嵩並非全惡，在倭寇問題上是有所作為的；徐階的所作所為，有不少亦非“名相”所當為者。其實，明朝人對嚴嵩蠻有不同的看法，有給予很高評價者。錢謙益即指出嚴嵩識見不凡，“分宜能知子莘（即尹耕），能用胡宗憲，其識見亦非他庸相可比”。〔29〕何良俊亦稱他“憐才下士”。〔30〕徐階在明人眼中，也不盡是良相的形象，對他批評亦複不少。明人支大綸批評徐階，在嘉靖朝“玄文入直，傴僂獻諛”，政績“碌碌無奇”，至隆慶朝，才“稍愜公論”。〔31〕著名清官海瑞，對徐階之品德也予以嚴厲的批評。海瑞指出，徐階是“甘草國老”，“柔和之義勝，直方之德微”。〔32〕這些批評是頗中肯綮的。
三、嚴嵩、徐階之個性行為
嚴嵩和徐階都是科舉製度的寵兒，嚴嵩中進士高第，入選庶吉士，徐階更勝一籌，得中探花。他倆的文化水準都很高。嚴嵩作翰林院編修後，又辭官回家，“讀書鈐山十年，為詩古文辭，頗著清譽”。〔33〕何良俊更稱讚嚴嵩之詩，“近代名家鮮有出其右者”。〔34〕徐階亦有文名，史載，徐階“讀書為古文辭，從王守仁門人遊，有聲士大夫間”。〔35〕或許正是他們是詞林高手，才都獲得世宗青睞，入直西苑，供奉“青詞”。
嚴嵩素有貪名，多次遭到言官彈劾，王世貞在《大學士嚴公嵩傳》中亦多有論列。而徐階卻有“忠廉”之名，鮮有關於其貪汙的記錄。但是，我們從他們二人家產對比看，情況要複雜得多。
嚴嵩“降生於小家子”。〔36〕其父親作吏；徐階之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敝而補邑椽吏”，〔37〕可以說兩人出身時，家業相當。可為官數十年後，嚴嵩積累了龐大家產。嘉靖四十一年三月籍沒嚴嵩家時，登記的資產計有：黃金三萬二千九百餘兩，白銀二百二萬餘兩，田地二萬七千餘畝，其他珠寶財物稱是。為此，世宗下令將嚴嵩的財產一半撥入內府，一半充作邊餉。但是過了十多個月，撥入內庫的財產僅白銀十萬餘兩。對此，世宗大為不滿，責問道：“三月決囚後，今已十月餘矣，財物尚未至，尚不見。……是財物既不在犯家，國亦無還，果何在耶？”〔38〕是的，登記如此之多的嚴嵩家產究竟在哪裏？確實應該仔細考究。其實，如此巨額的財產，既不在犯家，又不在民家，國家亦未收，隻能說明它根本不存在，是被人為地誇大了；誇大的目的，正是為了顯示嚴嵩過惡而已。但是，為了補上登記上的數字，隻能四處搜刮了。據記載，“比籍沒嚴氏，貲財已稍稍散逸，按臣奉詔征之，急不能如數，乃聽孔（即彭孔，“嚴黨”之一）等指攀，於是株蔓及於無辜，一省騷擾矣。”〔39〕查抄嚴氏私財，卻株連無辜，搞得一省騷擾，很好地說明嚴氏的財產被嚴重誇大了。
徐階雖有廉能之名，但為官數十年後也積累了龐大產業。由於徐階致仕後死去，家產未被查抄，他所擁有的金銀珠玉沒有確切的記載，現已無法查知。但徐階的確擁有巨額田地，數量多達四十餘萬畝。這些田產，多數以“投獻”為借口，強占周圍農民的。著名清官海瑞在應天巡撫任上，接到無數狀告徐階一家侵占民田的狀子，了解了徐階土地的來源，於是勒令徐階退田。這時，徐階已致仕家居，懾於海瑞的威名，暫時退出了不少田產，但海瑞並不罷休，勒令徐階退出大半田產，才能了結此案。這時，徐階父子派人行賄於給事中戴鳳翔，彈劾海瑞，以“魚肉縉紳”之名，將海瑞罷免，徐階保住了龐大的田產。
田產是當時的主要財產，嚴嵩雖然頗著貪名，但田產僅為二萬七千餘畝，徐階素有廉名，但田產卻高達四十萬畝，是嚴嵩的十五倍。僅從田產的數量上看，嚴嵩與徐階相比，孰貪孰廉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或許與在家鄉占有的土地數量有關，嚴嵩在家鄉袁州頗受崇敬，懷念。萬曆時人朱國楨曾到過江西袁州，祭掃了嚴嵩之墓，了解到當地人對嚴氏的感情。他寫道：“分宜之惡，談者以為古今罕儷。乃江右之人，尚有餘思，袁人尤甚，餘過袁問而親得之。可見輿論所詳自有不同處。”〔40〕江西人，尤其袁州人思念嚴嵩，表明嚴嵩對家鄉是有貢獻的，起碼沒有為惡於鄉。據記載，一次江西按察僉事林一新至袁州，適逢嚴氏仆人犯法，林一新將其執而笞之。事後，嚴嵩很敬重林一新，“一新入賀京師，嵩甚加敬禮，其能重賢大夫若此也。”〔41〕這也表明嚴嵩是嚴厲約束家人的，能夠顧及大義，鼓勵地方官懲治那些為惡的子弟家人。
與嚴嵩情形正相反，徐階在家鄉就很不得人心，侵占土地受到鄉民的狀告，被迫退田。又不能約束家人，造成“子弟頗橫鄉裏”，在高拱為內閣首輔時，諸子“皆編戍”，〔42〕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嚴嵩執政時，一再受到言官彈劾，嚴嵩采取高壓政策，或殺或遣，造成了沈煉等一批冤案，其過惡不小。徐階對言官持支持態度，保護言官，贏得了美名，但也製造了不少冤案，如抗倭名臣胡宗憲之瘐死，就是徐階一手造成的，是徐階打擊政敵，不顧事實的犧牲品，當時人對此也頗多貲議。如王世貞即指出：“吾心知績溪（指胡宗憲）之功，為華亭（指徐階）所壓，而不能白其枉，……此生平兩違心事也。”〔43〕布衣沈嘉則作過胡宗憲慕僚，胡宗憲死後，“嘉則走哭墓下，持所為誄，遍告士大夫，頌其冤狀。”〔44〕徐階能將抗倭功臣以“嚴黨”之名瘐死，又能誣陷嚴世蕃至死，同嚴嵩誣陷夏言至死一樣，其性格是狠辣的，有不顧一切置政敵於死地的政治手腕，他們的性格也有相似之處。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史書中所稱的奸相嚴嵩是要大打折扣的，所稱名相徐階也是要大打折扣的。通過他們二人的對比研究，我們可以說，嚴嵩有不少政績，如任用胡宗憲等人討平倭寇、善於識見人才，因此有不少人，尤其是袁州人懷念他；徐階有不少劣跡，如縱子為惡，橫行鄉裏，徐階的政績，隻是在嚴嵩之後政變施政方針，實行寬鬆政治，還政於六部，乃贏得了人心。更重要的，一是一向富有貪名的嚴嵩，其田產僅是“廉臣”徐階的十五分之一，表明徐階亦是一大貪官，而非廉臣。二是嚴嵩、徐階的相似之處實在太多了；讚助玄修，迎合世宗；打擊政敵，不顧道德，不擇手段，心黑手辣。三是《世宗實錄》及《明史》中對嚴嵩多有貶詞，對徐階多有溢美。這使後人對嚴嵩、徐階很難有一個全麵、正確的評價和認識。平心而論，通過上述分析、比較，我們可以說他們二人都是功過相伴，難以全麵肯定，也難以全麵否定的有很多相似之處的曆史人物。
盡信書則不如不讀書。嚴嵩、徐階兩個曆史人物的客觀評價告訴我們，讀史書應當有鑒別真偽的功夫，敢於突破傳統史書中將人物貼上“忠、奸”的標簽的絕對的“二分法”，客觀、公正、全麵地分析、研究曆史人物。
〔1〕〔2〕〔15〕〔21〕〔35〕《明史》卷２１３《徐階傳》。
〔3〕〔4〕〔5〕〔7〕〔25〕〔26〕〔37〕 《獻征錄》卷１６《大學士徐公階傳》。
〔6〕 此從《明史·徐階傳》，按《明史·嚴嵩傳》與上述記載稍有不同。《嚴嵩傳》謂：“會萬壽宮火，嵩請暫徙南城離宮。南城，英宗為太上皇所居也。帝不悅。”
〔8〕〔17〕〔18〕〔24〕〔33〕 《明史》卷３０８《嚴嵩傳》。
〔9〕 王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４《嚴嵩》。
〔10〕〔11〕 《明史紀事本末》卷５４《嚴嵩用事》。
〔12〕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８《嚴東樓》。
〔13〕〔14〕〔16〕〔19〕〔20〕 《國榷》卷６４。
〔22〕李贄：《續藏書》卷１２《徐階傳》。
〔23〕〔36〕《獻征錄》卷１６《大學士嚴公嵩傳》。
〔27〕佚名：《嘉靖東南平倭通錄》，載於《倭變事略》。
〔28〕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張總督經》。
〔29〕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尹僉事耕》。
〔30〕〔34〕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２６。
〔31〕支大綸：《皇明永陵編年信史》卷４。
〔32〕《海瑞集》附錄，《乞治黨邪言官疏》。
〔38〕《世宗實錄》卷５４９。
〔39〕《世宗實錄》卷５４４。
〔40〕朱國楨：《湧幢小品》卷９。
〔41〕查繼佐：《罪惟錄》卷３０。
〔42〕《明史》卷２１３《高拱傳》。
〔43〕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王侍郎道昆》。
〔44〕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沈記室明臣》。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王加充
＠②原字忄加予
嚴嵩術則道也，陰則異也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嚴嵩傷心難過的日子。就在這個月，他的兒子嚴世蕃被人告發，以“通倭謀反”的罪名逮捕下獄。這個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將是身敗名裂、家破人亡。
嚴嵩是有明一代的異數，一個“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書》作《奸臣傳》，上下兩卷，另有《叛臣傳》上下兩卷，《逆臣傳》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
臣傳》，多達四卷，另有《叛臣傳》上中下三卷，《佞幸傳》一卷。《明史》的《奸臣傳》卻隻有一卷。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為《明史》還有《佞幸傳》和《閹黨傳》。入此二傳的，在一般人看來，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為閣臣，卻與宦官劉瑾狼狽為奸，沆瀣一氣，怎麽不是奸臣？然而入《閹黨傳》。又比如成祖（永樂）朝的紀綱，專一刺探官民隱私，打小報告陷害他人，“被殘殺者不可勝數”，又怎麽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傳》。《明史》認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為“奸”。隻有那些“竊弄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身陰賊”的，才是奸臣。像焦芳和紀綱那樣的，便隻好算作“閹黨”和“佞幸”。
這也並非沒有道理。正如寵臣不等於權臣，小人也不等於奸人。小人，是從來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較罕見。“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動物”。審諸唐宋元明四代，堪稱“名奸”的，唐代隻有一個李林甫。宋代多一點，蔡京、秦檜、賈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個都不知名，明代的“名奸”恐怕就是嚴嵩。不信隨便找個人問問，問他明代最壞的人都有誰，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賢，就是這位嚴閣老（當時稱內閣大學士為閣老），要不就是兩個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國的戲曲舞台上，嚴嵩從來就是大白臉。
當然，舞台上的事並不一定靠得住，曹操的大白臉就很冤枉。曹操不是奸臣。即便站在漢帝國的立場上看，也不是。在那個東漢王朝氣數已盡，中央政權王綱解鈕，群雄並起逐鹿中原的時代，如果不是曹操頂住，真不知幾人稱王幾人稱帝，那位末代皇帝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場。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嚴嵩卻不冤，也沒人替他翻案。據《明史·奸臣傳》雲，嚴嵩其實並沒有什麽執政能力（無他才略），卻很懂得怎樣做一個奸臣（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他踏入官場以後，實際上隻做了四件事情： 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權，四是索賄。早在他“入閣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賄賂。成為“當朝宰相”後，更是結黨營私，賣官鬻爵，敲詐勒索，貪得無厭。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嚴嵩家產被抄，共抄得黃金三萬多兩，白銀二百萬兩，相當於當時全國一年的財政總收入，此外還有田地上百萬畝，房屋六千多間，以及無數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畫。嚴嵩出身原本貧寒，這些財產是從哪裏來的？當然是他竊權二十年，父子二人搜刮來的。所以張居正說，嚴嵩當國，其實是“商賈在位”。
被嚴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傳》列了一個長長的名單，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煉和楊繼盛。這兩個人，都是因為彈劾嚴嵩而被害死的。沈煉上書時，官職是錦衣衛經曆。經曆是個管文書檔案的“七品芝麻官”，錦衣衛則是明代著名的特務組織，相當於憲兵隊。沈煉雖然在特務機關工作，卻很正派，《明史》說他“為人剛直，疾惡如仇”。沈煉的長官錦衣衛帥陸炳和嚴嵩父子關係很好，對沈煉也不錯（善遇之），常常帶他到嚴世蕃家去喝酒。然而沈煉卻不吃這一套。他痛恨嚴嵩父子為非作歹禍國殃民，“時時扼腕”，終至忍無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書彈劾，痛斥嚴嵩“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頑於鐵石”，欺上瞞下，以權謀私，排擠忠良（忠謀則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諛諂則曲意引之），以至於“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這當然是捅了馬蜂窩。於是嚴嵩勾結死黨，捏造了一個“圖謀不軌”的罪名將沈煉殺害。
可惜沈煉殺不完。一個沈煉倒下了，又一個沈煉站起來。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楊繼盛再次上書彈劾嚴嵩。楊繼盛的官職是兵部員外郎，和沈煉一樣，也是一個“七品芝麻官”。而且，楊繼盛的攻勢比沈煉還猛。沈煉的奏疏，列舉了嚴嵩十大罪狀。楊繼盛則指出，嚴嵩不但有“十罪”，還有“五奸”。這“五奸”是： 由於嚴嵩的奸詐狡猾蒙蔽聖聽，以至於“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陛下之喉舌皆賊嵩之鷹犬”，“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這當然又捅了
馬蜂窩。於是嚴嵩在楊繼盛的奏章裏找了個岔子，慫恿嘉靖下令將其逮捕。不過嘉靖皇帝雖然將楊繼盛下獄問罪，卻並沒有要殺他的意思。嚴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報文件中塞進楊繼盛的名字，將其謀殺。
嚴嵩，是不是大奸臣？
不過嚴嵩的有名，除“罪大惡極”外，還因為他這個奸臣當得有點“不合時宜”。《明史》所列奸臣，其時代不是在開國之初（如胡惟庸、陳瑛），就是在亡國之際（如周延儒、溫體仁、馬士英），唯獨嚴嵩不三不四，是在嘉靖一朝。嘉靖朝是個什麽概念呢？明代十七朝十六帝享國276年，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登基的時候（1522年）上距開國154年，下距亡國122年，正好在王朝的中間偏後一段。開國之初出現奸臣是不奇怪的，因為那時製度還是草創，時局也不穩定。亡國之際出現奸臣也不奇怪，因為那時氣數已盡，弊端叢生。然而嘉靖一朝，即便從他老人家“駕崩”那年算起，距離亡國也還有78年。照理說，這可應該是“天下無事，安享太平”的時代，怎麽會冷不丁地冒出個大奸臣來呢？
何況明代的朝臣當中也不該出奸臣。事實上，有明一代的特點，是皇帝多混賬而朝臣無大惡。明代的皇帝，和曆朝曆代相比是最差勁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心狠手辣，殺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幾乎被他趕盡殺絕。成祖永樂皇帝朱棣，殘忍暴戾，也是草菅人命，殺人如麻，還動不動下令將人犯“拖出去著狗子吃了”，或者下令將女犯輪奸，簡直就是心理變態。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熾，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這兩個算是不錯，因此有所謂“仁宣之治”。可惜仁宗在位隻有一年，宣宗在位也隻有十年，況且宣宗還因為喜歡鬥蟋蟀而被稱為“促織天子”。接下來，英宗朱祁鎮（他有兩個年號，正統和天順），就開始出問題了。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做了俘虜，搞了複辟，殺了忠臣，而是開了宦官專政的先例，為大明王朝留下無窮後患。英宗的兒子——憲宗成化皇帝朱見深也很夠嗆。此公寵信太監，迷戀佛道，熱衷於房中術，朝政頗為穢亂，《正說明朝十六帝》一書總結為三句話： 一個貴妃（萬娘娘）、兩個宦官（汪直、梁芳）、三樁弊政（西廠、皇莊、傳奉官）。不過，憲宗的兒子——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卻是難得的明君，被認為可以和漢文帝、宋仁宗相提並論。可惜天不佑大明。這個最溫良恭儉讓的皇帝卻有一個最任性頑皮的兒子。他這個兒子——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堪稱“亙古第一頑主”。而且，正是因為他的荒唐胡鬧，害得孝宗這一係斷子絕孫，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奸臣嚴嵩才得以粉墨登場。
以後便是一代不如一代。穆宗隆慶皇帝朱載垕，惟一的愛好是女人，最大的優點是無能。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酒色財氣，醉生夢死，最擅長的是耍賴和罷朝。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在位隻有一個月，惹出的案子倒有三個： 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此即所謂“明末三案”。熹宗天啟皇帝朱由校，其實是個文盲。他在位七年，玩了七年積木，鬥了七年蟋蟀，朝政全部交給另一個文盲——太監魏忠賢。等到他的弟弟——崇禎皇帝朱由檢來收拾局麵時，局麵其實已不可收拾，隻好亡國。當然，亡國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禎自己也有責任。崇禎的勤政自律固然超過前人，他的剛愎自用、嫉賢妒能、苛刻猜忌怕也史無前例。這裏且不說他。
明代皇帝如此差勁，國祚為何還能延續如此之久呢？這是因為，自隋唐而宋元，經過七百多年探索，文官製度已經完善，官僚政治已經成熟，帝國的政權其實是由士大夫階層來支持的。這些人耕讀為本，詩書傳家，滿腦子“忠君報國”，一肚皮“修齊治平”。一旦進入官場，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職，盡心盡責，因此國家機器甚至在君主缺位的情況下也能運轉自如。也因此，盡管皇帝多混賬，然而朝臣無大惡。正如《明史·奸臣傳》所說，明代作惡多端的主要是太監（有明一代，巨奸大惡，多出於寺人內豎），奸臣的出現竟成為異數
（求之外廷諸臣，蓋亦鮮矣），唯獨嘉靖一朝是個例外（惟世宗朝，閹宦斂跡，而嚴嵩父子濟惡，貪得無厭）。
在大明1566中的呂芳在明朝算是一個較仁慈,有理智的大太監.
嚴嵩(1480-1566)，江西新餘市分宜人，是明代有影響力的政治名人,他在嘉靖年間居內閣凡二十載,其中出任首輔長達十五年之久,是明朝１７０個首輔中少數幾位在位時間最長的首輔之一，對明代政治與社會發展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研究明史不可不研究嚴嵩。目前, 學術界對嚴嵩的評價毀譽不一,或基本否定，或褒貶相間，或為之“翻案”，一些有關的曆史疑案也尚未得到合理的解決。
曆代史籍多謂嚴嵩 “竊弄威柄”、“殘害忠良”、“貪汙受賄”、“昏庸無能、廢弛邊防”，是中國曆史上少數幾個最臭名昭著的奸臣之一。但考究史實，嚴嵩確實有不少非議之處，如位居宰輔二十年，懾於專製皇權的淫威，被迫與群臣一樣獻媚君上，對世宗的失德失政行為不敢大膽諫阻，甚至被迫代為推行，以致遭來非議代為受過被目為“奸臣”，並卷入殘酷、激烈的官場鬥爭，教子不嚴等，對嘉靖朝的腐敗政治是難辭其咎的。但我們應當看到，嚴嵩是明代官僚士大夫中比較有作為的一個。在世宗沉迷享樂長生不願理政的情況下，嚴嵩沒有象其他許多官僚士大夫一樣碌碌無為，甚至憤而辭官離去，而是恪守忠君之道，代行積極有為之政。麵對國弊民窮、內憂外患不斷的困局，嚴嵩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他勤政愛民，關心民瘼，興利除弊，反對大興土木，倡導節儉，盡量節約民財。對於“北虜南倭”之患，嚴嵩針對當時國弊民窮的社會狀況和敵強我弱的基本態勢，促使世宗否決了收複河套等不切實際的主張，在“庚戌之變”蒙古兵臨城下時力主堅守不戰的正確決策，對“北虜”實行以防禦為主、輔以通貢互市的羈縻之策，對倭寇則采取安撫與鎮壓並舉之方略，並知人善任，為國家擢拔任用了大批社稷之才，如翁萬達、楊溥、趙文華、胡宗憲、戚繼光、尹耕、唐順之、湛若水等，對有效控製當時的“北虜南倭”之患起了積極的作用。嚴嵩生活儉樸，不尚奢華，個人還捐資為家鄉袁州府做了不少造福桑梓的好事，但從未利用職權為家鄉子弟謀取一官半職和良田美宅。此外，嚴嵩的文學與書法造詣亦冠絕一時。這些客觀曆史業績是不應有意淡化甚至抹殺的。嘉靖帝是一位剛愎自用、多疑嗜殺、威柄不移的專製皇帝，獨斷專行的夏言、湣厚偏激的楊繼盛、狂誕不羈的沈煉、一時失職的王忬、抗倭不力的張經都是因為觸怒喜怒無常的嘉靖帝而被誅殺的，有的嚴嵩曾為之多次上書相救未果。嚴嵩恪守君臣之道，勤勉理政，但在皇權專製而內閣輔政無權、百官貪汙成鳳、體製腐朽的曆史條件下，嚴嵩不敢大膽諫阻世宗崇道修齋，不敢對弊政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僅僅依靠節約守成挽救不了日益沒落的朱明王朝。嚴嵩未能成為亂世之秋的救時偉相，年老不濟時即失去皇帝寵信而淪為權力鬥爭的失敗者，其子嚴世藩被扣上“通倭謀反”的莫須有罪名，子孫或流或殺，家產籍沒。盡管抄家二十餘年，將其親眷故吏甚至仇鸞的抄沒之財全歸結其名下，但至隆慶17年僅抄出“奸臣”嚴嵩２萬７千餘畝田產，金銀遠沒達到既定的二百萬兩數目，而號稱“賢相”的徐階為了扳倒嚴嵩，道德與手段很不高尚，其家橫行鄉裏，田產後來被著名清官海瑞查出竟高達40萬
嚴嵩很象文革時期的周恩來。他盡忠盡責，夙興夜寐，70多歲的老人連吃飯睡覺都顧不上，為國事慘淡經營，但在政治昏暗的時代背景下，他卻也如周恩來一樣，必須追隨最高領導者——皇帝的意願，辦違心的事，說違心的話，成為體製中的“共犯”，因而不能力挽狂瀾，做出很大的業績，甚至因追隨專製暴君而被目為“奸臣”，遺臭至今。
正統以來，明朝國力衰退，吏治腐敗，軍備廢弛，社會奢靡之風盛行，土地兼並加劇，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陷入了日益嚴重的統治危機。世宗即位之初，曾一度勤政求治，待皇帝寶座坐穩之後，即怠政轉而追求享樂長生，國事遂又不可為。嚴嵩就是在明朝走向沒落的這個時候走上曆史舞台。世宗是一位“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 的專製皇帝，凡觸犯其皇權與修玄享樂這兩個切身利益者即或貶或殺，即其宗親也將受到嚴厲懲處。世宗為了享樂長生不願親理繁巨的朝政，看中了溫順謹慎、“忠勤敏達”、“壽君愛國”的嚴嵩， 以之為朝政代理人。世宗雖重用嚴嵩，但對之仍注意加以防範。“帝雖甚親禮嵩，亦不盡信其言，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其勢” 。這就是皇帝的“統治術”，嚴嵩在這樣的皇權專製下安敢不俯首聽命？事實上，自嘉靖21年（1542）以60歲高齡入閣到80歲致仕，嚴嵩始終懷著對世宗忠誠而敬畏的、誠惶誠恐的心理，“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嚐一歸洗沐” ，可謂循規蹈矩、勤勤懇懇。在皇權專製淫威下，嚴嵩不敢堅持原則，不敢對世宗強行議禮、齋醮浪費等一些失德失政行為大膽諫阻，甚至被迫代為執行，缺乏視死如歸的精神，氣節上固然不如楊最、楊爵、楊繼盛等人剛直。但試想，如果嚴嵩采取正麵抗命衝突的話，恐怕他早以已被罷黜甚至像夏言一樣白白喪失性命，且於事無補。因為內閣是皇權的附屬物，嚴嵩要在政治上有所建樹，就必須設法與皇帝和諧相處，他對世宗采取調和、妥協和實用主義的靈活態度，倒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惟有如此，嚴嵩才能在帝怒莫測、伴君如伴虎之下保全自己，並有所作為，實行與民休息、蠲免賦稅、禦虜抗倭的政策，維持弊端百出的明王朝於不墜。不過，由於專製皇權的淫威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種種矛盾，嚴嵩不敢觸犯宗室世勳大地主的利益，不敢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不敢通過限革莊田來遏製當時十分嚴重的土地兼並狂潮，也不敢改革賦役製度以抒解賦役不均所造成民生痛困，而隻得奉命唯謹，在世宗大肆齋醮浪費、百官貪汙成風之餘，盡量節約開支，勉力守成，因而成效不足，未能把積弊已深的明王朝從日益衰敗沒落的頹勢中挽救過來，自己反因違心讚助世宗的不少失德失政行為而飽受人彈劾非議，以致被目為“奸臣”，身敗名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成了世宗這個昏聵帝王的替罪羊。著名清官海瑞就曾大膽指責世宗一意修玄齋醮，致使“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他還說“即近事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 “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 。可見，朝政敗壞的主要責任在於世宗這個昏聵帝王，而不是俯首聽命的閣臣。繼任首輔徐階則比較幸運，世宗死後，他即一改以前媚態，“凡齋醮、土木、珠寶、織作悉罷”，“大禮大獄，言事得罪諸臣悉牽複之”，“嘉隆之政多所匡正” ，乃贏得了人心，博得“賢相”的美名。張居正相比更為幸運，他所侍奉的神宗皇帝不過是個慒懂孩童，因而得以全權處理朝政，整頓吏治，改革賦役，始建功業，成為一代救時名相。如果他處於世宗時代，不僅事功難立，恐怕還早已成為夏言第二。
不錯，讚玄修，獻青詞，助煉丹，結交宦官等柔順逢迎之舉確實是嚴嵩被人非議的一個重要汙點，對此我們應從當時的曆史條件出發全麵予以看待。在世宗皇權專製的淫威下，滿朝官員可謂爭相取悅皇上，拍馬迎奉蔚然成風。顧可學、盛端明以房中秘方見幸，朱隆禧進春藥“太極衣”，都禦史汪鋐獻“甘露”，督撫吳山、李遂、胡宗憲等獻白鶴、白鹿、靈芝等“祥瑞”之物。世宗以道士齋醮用的青詞作為選拔任用官員的標準，顧鼎臣、袁煒、嚴訥、李春芳、郭樸、夏言、徐階等閣臣即以青詞獲寵，前五人還被譏為“青詞宰相”。這種獻媚，連嚴嵩、張居正這樣較有作為的人物也不能例外。嚴嵩很注意在青詞上下功夫，還以高齡之軀冒著生命危險服用丹藥充當世宗的試藥者，並“巧為迎合，結諸閹人”，使之為己所用，以免其成為自己施政的絆腳石。張居正則是在取得司禮太監馮保的支持後，才得以順利執掌國政的。馮保貪財好貨，張居正就滿足他的奢欲，送禮金3萬兩，銀10萬兩，夜明珠9顆，珍珠簾5副，其他珍玩尤多 。可見，在皇權專製政治下，獻媚君上與權閹是閣臣們的共性，是不得已之舉。因為嚴嵩、張居正他們深知朝政的特點，不讒媚君上，不交結利用皇帝身邊的近幸宦官，不僅無法爬上高位執掌國政，甚至還會淪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更談不上施展自己的抱負而有所作為。不過，嚴嵩升任首輔後，並沒有像鄧文所說的因此謀取什麽私利，更沒有賣國通倭。他多次辭免加秩、賞賜與恩蔭，三次辭謝少師的官品，並屢次聞過即自劾求罷。嚴嵩沒有從家鄉帶一個私人入仕為官，獨子嚴世藩入仕走的是普通的蔭官之路，入仕後還請世宗給以簡僻閑職。在個人生活上，嚴嵩為人樸素，不逐奢華，“配一品夫人歐陽氏，助公食貧力學，比貴不失素風，與公白首相敬，旁無妾膡” ，這在當時商品經濟高度活躍，各級官員貪贓枉法，逐金奢靡之風盛行的社會形勢下是十分難得的。曆代史籍皆言嚴嵩貪汙，但《明世宗實錄》卻記載了嚴氏抄家持續多年，仍未達到原定的數額，最後把其他人的財物當作“嚴黨”資產沒收才算完成任務，“嚴氏追贓二百萬，其貲稍佚，蔓及無辜，一省騷然” 。那麽嚴氏抄家二十年，到底抄了什麽東西呢？筆者查閱了明人所著的《天水冰山錄》，該書對嚴氏抄家情況有著極為詳細的記載，計有金13171.65兩、淨銀2013478.9兩、成千上萬件的金銀器皿、玉器和書畫、房屋宅基地57所、田地山塘27161.819畝，還有新舊衣服2706件、布匹16886匹零一段、零碎段絹51035塊、扇柄27308把、舊屏風藥材14064包、舊帳幔被褥5461件等，各銀器、首飾、變賣田產、房屋以及各種衣被、布料全部折合算成銀兩，加上淨銀，共計銀2342731.7772兩 。這次抄家可謂十分徹底，連破舊衣布都抄了數萬件。但試問，嚴嵩貪汙這些東西何用，誰會給一品大員送如此寒磣之禮？顯然，嚴氏本身財產遠遠不夠其政敵徐階所預定的200萬銀兩，其餘財物包括金銀都是從別處沒收充公的，湊足數額，以彰顯嚴嵩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貪官。
嚴嵩的悲劇，說到底是專製皇權體製下臣子的悲哀。魯迅說的沒錯，曆史上的中國人，特別是女人，都是奴隸，從來沒有當過人。在家庭裏，女人包括皇後，都是男人的奴隸，生活極為悲慘；在社會上，全國人都是一個人的奴隸。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由於體製腐朽，積重難反，條件限製，嚴嵩內政沒作出多大的功績，其最大的功績是處理民族關係，抵禦外族入侵。對於北方蒙古強敵，嚴嵩鑒於國弊民窮、敵強我弱的基本情況，力主不可輕啟戰端，而應采取以防禦為主、輔以通貢互市的羈縻之策。嚴嵩用翁萬達鎮守西北，修築了長城八百裏，並修建了北京外城。今天的長城、北京城市建設格局與嚴嵩是分不開的。對於東南沿海實力相對更弱的倭寇，嚴嵩則實行剿撫兼施的策略，收效也更為顯著。在嚴嵩的信任與支持下，胡宗憲擒殺了王直、陳東、徐海、麻葉等諸多橫行一時的海盜巨魁，取得了抗倭鬥爭的重大勝利。盡管嚴嵩執政時未能完全肅清倭寇，但倭寇受到致命的打擊，東南沿海人民遭受的侵害減少，殘餘勢力最後為胡宗憲手下的將領戚繼光、俞大猷等人所滅。今人獨美張居正與戚繼光抗倭，而不提嚴嵩與胡宗憲，這豈是公平之論？
如此看來，嚴嵩還可以與劉禪時期的諸葛亮相比啦，與周恩來一樣都是在不良局麵下的努力把事辦好的人。
周打擊過的人還少嗎？我敬重周總理，但有些曆史……算了，不好說，不說了。
沒有皇帝了，也不是宰相了。周文萊表麵奉承，暗地裏使絆。要不然毛哥那麽想讓他死。小周能力弱阿，搞不定毛戈阿。硬抗隻能嗝屁，他不動手整人，別人也會動的，他至少最大限度維護社會的秩序。功勞不小啊。我還是很佩服他的，他的生存技能太高了。達到藝術的地步。到了文革，每個人的命運都不在自己手上了，我們現在站著說話腰不疼。
嚴嵩殘害了忠良嗎？
夏言坐“交通近律”斬，嚴嵩連送《請容侑首輔夏言》、《再救夏言》等三篇奏疏給嘉靖皇帝，嘉靖盛怒不理；楊繼盛乃清議偏激之人物，他不顧敵強我弱的客觀事實，盲目主戰，反對開馬市以暫時緩和民族關係，視之為城下之恥；其個人氣節固然可嘉，青史留名，嚴嵩卻留下罵名。可是若按其主張，隻會給人民帶來沉重災難。楊氏攻擊嚴嵩之文“十罪五奸”之說，美國大學教授蘇均煒做了考證，認為全是一派胡言。至於沈煉，更是狂放之輩，不值一硒（口）。王抒之死，因為蒙古入侵，不少中人太監受到生命財產損失，乃向嘉靖控訴，嘉靖大怒，處死之。
民間故老相傳,嚴嵩清譽尚存,以政敵家資來看,嚴嵩似有蒙冤之疑,望為史者探之!
政治從來是肮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