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正義 ──讀《明史 奸臣傳》 易中天

荒唐的正義
　　 ──讀《明史 奸臣傳》 易中天

 

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在位45年（1521年5月－1567年1月），年號嘉靖。明憲宗孫，興獻王朱祐杬子。明武宗無子，臨終前遺詔興獻王世子朱厚熜繼位，當時朱祐杬已去世，朱厚熜正在服喪中。

世宗即位之初，頗有作為，革除先朝蠹政，誅殺明武宗時期的佞臣錢寧和江彬，裁革錦衣衛三萬餘人，節用寬民；不過明世宗為了祭祀生父興獻王的問題，與楊廷和等朝臣引發嚴重衝突，即大禮議事件。
大禮議後，世宗日漸腐化，濫用民力大事興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好長生不老之術，又采處女之經血煉丹，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壬寅宮變”中幾乎死於宮女之手。首輔嚴嵩專國二十年，殘害忠良，楊繼盛、沈鏈等朝臣慘遭殺害。吏治敗壞，爆發多起農民起義，邊事廢弛，長城北方蒙古韃靼俺答汗寇邊，倭寇侵略中國東南沿海，就是“北虜南倭”的問題，後賴戚繼光、俞大猷等人率軍肅清倭寇。葡萄牙人在1557年（一說1553年）入居澳門。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戶部主事海瑞上《治安疏》，世宗大怒，下獄論死，為徐階所救。同年十二月四日因服丹藥中毒死，時年60歲，廟號世宗，死後葬於永陵（今北京明十三陵）。

 

大禮議，明朝嘉靖年間因明世宗生父稱號問題引起的政治紛爭。“大禮議”發生於明世宗朱厚熜登基不久之時。當時，世宗與楊廷和、毛澄為首的明武宗舊臣們之間關於以誰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義上的父考），以及世宗生父尊號的問題發生了爭議和鬥爭。

明世宗朱厚熜是明孝宗之侄，明武宗堂弟，興獻王朱祐杬的次子（長子為朱厚熙，生五日而夭，嘉靖四年追贈嶽王，諡懷獻），明憲宗孫。明憲宗生十皇子，長子為明孝宗，次子為興獻王。弘治七年前往其封國安陸州，正德二年秋八月，朱厚熜生於興邸。正德十四年，興獻王薨。居喪，以世子身份攝理國事，正德十六年三月，尚未除服，明武宗特旨令其襲封。五天後（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駕崩，其時，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明武宗無嗣，而明孝宗也無其他皇子在世，皇太後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朱厚熜未至京師前，楊廷和總攬朝政三十七天）決策，根據《皇明祖訓》中所說的“兄終弟及”的原則，於三月十五日派定國公徐光祚、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太監穀大用等前往湖廣安陸迎接朱厚熜，到京師即皇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達安陸。（穀大用先期至，朱厚熜不許其私謁。）

正德十六年四月初一日，拜別其父陵墓，次日辭別母妃啟程。四月二十二日（陰曆，公曆為1521年5月27日），朱厚熜抵京師，止於郊外。當時朝廷官員就有關於以什麽禮儀迎接興獻王世子朱厚熜的爭論。禮部尚書毛澄根據楊廷和的授意，定議，以皇太子即位的儀式。朱厚熜對其右長史袁宗皋說：“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禮部的方案，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但未行，最後是由皇太後令群臣上箋勸進，朱厚熜在郊外受箋。當天中午，從大明門入，隨即在奉天殿即位。詔書曰：“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以明年為嘉靖元年（未采納群臣擬定的“紹治”年號）。

四月二十七日，朱厚熜下令群臣議定武宗的諡號及生父的主祀及封號。以內閣首輔楊廷和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漢朝定陶王（漢哀帝）和宋朝濮王（宋英宗）先例，認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繼大宗，就應該尊奉正統，要以明孝宗為皇考，興獻王改稱“皇叔考興獻大王”，母妃蔣氏為“皇叔母興國大妃”，祭祀時對其親生父母自稱“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為興獻王之嗣，主奉興王之祀。正德十六年五月初七，禮部尚書毛澄和文武群臣60餘人將此議上奏皇帝，並聲稱朝臣中“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

對世宗而言，這絕對是不可接受的，雙方產生僵持。年方十五歲的朱厚熜試圖優撫楊廷和，並向毛澄厚贈黃金，欲使其改變主意，但兩人都不為所動，幾次下詔尊加其父徽號也被楊廷和等大臣封還。但毛澄亦修改意見，認為將來朱厚熜有子時，可以第二子取代朱厚炫成為興王，繼承其父親的王統。

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新科進士張璁上疏支持世宗。張璁在奏章中認為，朱厚熜即位是繼承皇統，而非繼承皇嗣，即所謂“繼統不繼嗣”，皇統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繼，而且漢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預先立為太子，養在宮中，實際上已經是過繼給漢成帝和宋仁宗，“其為人後之義甚明”。張璁建議朱厚熜仍以生父為考，在北京別立興獻王廟。朱厚熜見此奏章後大喜，稱“我父子得以保全了”。但張璁人單勢孤，難以動眾，世宗唯有先行妥協。但在奉迎生母蔣妃入京的禮儀上，朱厚熜堅持行以迎皇太後之禮，遭到楊廷和反對後痛哭流涕，表示願意辭位，奉母返回安陸，楊廷和無奈之下隻得讓步。當年十月，朱厚熜以皇太後禮迎母親入宮。

嘉靖元年三月，朱厚熜下令稱父親為“興獻帝”，母親為“興國太後”，祖母邵氏（明憲宗貴妃）為壽安皇太後，孝宗太後為昭聖慈壽皇太後，武宗皇後為莊肅皇後。

三年之後，朱厚熜的地位已穩固，試圖為父母封號加“皇”字。這時已被貶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張璁與同官桂萼等揣測帝意，便紛紛上書重提舊事。兩人得以宣詔入京，委為翰林學士，專負責禮儀事項，並迫使楊廷和辭職，而其他反對者都被下獄、貶官奪俸。以張璁和桂萼為中心，在朝廷中形成了支持、奉迎皇帝的“議禮派”，將議禮當作起家的政治資本，因此在醞釀了一段時間後，又重新挑起了議禮之爭。

嘉靖三年二月十一日(1524年3月），楊廷和辭去內閣首輔職位，三月初一，朱厚熜敕諭禮部，給興獻王加上“本生皇考恭穆興獻皇帝”的尊號，母親加上“本生章聖皇太後”的尊號。數日後朱厚熜將桂萼的奏章發給朝臣討論。奏章中建議朱厚熜稱孝宗為皇伯考，父親為皇考，母為“聖母興國太後”，去掉“本生”字號。但內閣和禮部拒絕去掉“本生”二字，君臣矛盾再度激化。

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朱厚熜通知禮部，十六日為父母上冊文、祭告天地、宗廟、社稷，群臣嘩然。七月十五日，二百二十多名朝廷官員聚哭於左順門（今北京故宮協和門），爭大禮之議。世宗在文華殿聽聞門外哭聲震天，得知其原因是反對議禮後頓時怒氣衝天，令錦衣衛逮捕為首者八人，下詔獄。此舉令其他人更為激動，衝至左順門前擂門大哭，朱厚熜震怒，命令將五品以下官員一百三十四人下獄拷訊，四品以上官員八十六人停職待罪。七月十六日，朱厚熜為母親上尊號“章聖慈仁皇太後”。七月二十日，錦衣衛請示如何處理逮捕的大臣，朱厚熜下令四品以上官員停俸，五品以下官員當廷杖責。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

左順門廷杖後，反對議禮的官員紛紛緘口，為時三年的“大禮議”以朱厚熜獲勝告終，到了九月，世宗更定大禮，改稱孝宗為皇伯考，生父為皇考，並編纂《大禮集議》和《明倫大典》。嘉靖十七年，朱厚熜給明太宗上尊號為“成祖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父親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簡敬文獻皇帝”，並將興獻帝神主升袝太廟，大禮議事件至此最終結束。

經了三年的大禮議，朱厚熜已經羽翼豐滿，並且由議禮的過程體會到了如何行使皇權的無上威嚴，此後變得獨斷獨行、一意獨行。如遇上不合自己心意的大臣，都會下獄廷杖。大禮議加強了皇權專製，促成了朱厚熜剛愎自用的政治作風。

大禮議中斷了楊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後推行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此後明朝政治風氣愈發頹廢。議禮派“以片言至通顯”，因迎合皇帝而從下級官員升至首輔、六卿，使朝廷官員看到奉迎君主帶來的好處，從此明朝官員中諂媚阿上之風盛行，政治風氣日益敗壞。

朱元璋登極前後，曾命儒士、儒臣考禮、議禮，纂修了《大明集禮》。
大禮議中，朱厚熜本人也研讀了許多有關禮製的書籍，因此明朝的許多祀典在嘉靖朝實行了更改，例如廢除天地合祀，在北京四郊分設地壇、日壇、月壇，以及更改孔子祀典和宗廟製度等。

 

 

 

夏言（1482年－1548年），字公瑾，號桂洲，江西貴溪人。父親夏鼎，臨清知州。正德十二年（1517年）進士，嘉靖二年（1523年）出按皇莊，力主歸還侵民之產，升任吏科都給事中、禮部右侍郎、禮部尚書。嘉靖七年（1530年），調吏部。嘉靖九年（1532年）調兵科都給事中。嘉靖十五年（1536年）加少保、少傅、太子少師。為人頗自負，驕蹇見忤，遭忌於張孚敬，嚴嵩入閣後，盡去夏言親黨。二十四年九月，世宗複以夏言入閣，遭嚴嵩忌恨。二十五年蒙古韃靼部首領俺答汗3萬騎兵進犯，陝西總督曾銑上疏請收複河套，夏言大力支持，嚴嵩饞於世宗，謂其不可，又賄賂邊將，讓他上書誣告夏言受曾銑的勾結。二十七年（1548年）正月以尚書致仕，十月被斬殺。無人再敢議複河套之事。隆慶初年，平反複官，諡文敏。有《桂洲集》。

 

 

 

嚴嵩（1480年—1567年），明朝權臣，字惟中，號介溪，江西分宜人，專國政達20年之久，為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奸臣之一。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旋病休歸裏，讀書8載，詩文峻潔，聲名始著。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還朝複官。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奉命祭告顯陵，歸而極言祥瑞，明世宗喜。幾年內先後遷其為吏部右侍郎，進南京禮部尚書，兩年後改任吏部尚書。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賀萬壽節至京師。時值廷議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銜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詞，取得寵信，加為太子太保。二十一年（1542年），拜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後解部事，專直西苑；累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嚴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專擅國政近20年。士大夫側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門，行賄者絡繹不絕。戕害他人以成已私，並大力排除異已。他還吞沒軍餉，廢弛邊防，招權納賄，肆行貪汙；激化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晚年，以事激怒世宗，為世宗所疏遠，抄家去職，兩年而歿。著有《鈐山堂集》40卷。

中進士
嚴嵩如當時不少同年兒童一般，都有一些小智慧，其父是位久考未成，而又醉心於權力的人，自然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兒子身上，於是便悉心的栽培、教導。
後來，嚴嵩完成父親的心願，在他25歲之年中了進士，先後被選為庶吉士以及被授為編修官職，直在他雄心壯誌的時候，嚴嵩得了一場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嚴嵩的退官10年，正是宦官劉瑾權傾天下之時。

高攀夏言
及後劉瑾與其黨羽被滅後，嚴嵩北上順天，正式複官。在複官的十多年之中，嚴嵩先後工作於北京與南京的翰林院，深深明白到權力的重要。在同時之間，他學會了口蜜腹劍、欺上媚下的“功夫”，又了解若要得到大權，必定要找個靠山。
明武宗駕崩後，明世宗繼位。世宗沉迷於道教，整天都與道士們祈求長生不老，對政事莫不關心，朝中的大小事務都交給寵宦處理。當時的禮部尚書夏言極為得到世宗的寵信，又是嚴嵩的同鄉，於是嚴嵩就抓緊這個機會，拚命巴結、討好夏言，成為朝野上下的大紅人。
有一次，嚴嵩在家中設宴，令下人請來夏言，可是夏言謝絕了嚴嵩的好意，於是嚴嵩跑到夏言家門前，撩起衣袍，跪在夏府前。夏言見他如此恭敬也不好意思再三謝絕，便到嚴嵩家中赴宴。
得到如此的機會，嚴嵩立刻討好夏言，在宴會上一邊勸酒布菜，一邊甜言蜜語，令夏言十分高興。自此以後，嚴嵩成為了夏言的知己，並向多方推薦嚴嵩。有了夏言的引薦，嚴嵩自此步步高升，更得到在皇帝身邊工作的官職。後來，嚴嵩了解到世宗喜歡被人奉承的心理，於是大展他驚人的逢迎功夫，深得世宗喜愛，更被提拔為禮部尚書，進入了內閣。

反咬夏言
嚴嵩羽翼已豐，於是開始攻擊夏言的陰謀活動，嚴嵩後來以手段教唆世宗離遠夏言，又慫恿世宗罷黜夏言。夏言被罷後，嚴嵩為所欲為，加插自己的親友與羽翼在左右，以鞏固自己在朝野中的實力。
可惜，短短兩年內，世宗突然想起夏言，於是再次起用，夏言明白到嚴嵩的為人，於是都把他處處克製，眼見自己受到處處克製，毫無實權，於是懷恨在心中，定要令夏言再無還手的機會。
後來，他握著韃靼入侵中原的機會，迫害夏言。在韃靼入侵時，陝西總督曾銑得到情報後，動員手下奪回河套一帶，於是上呈奏疏，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並得到了夏言的鼎力支持。夏言一麵在世宗麵前舉薦曾銑，一麵與曾銑商討計劃。
在計劃開始之時，世宗決心奪回河套，並褒揚曾銑。可是，就在此時，嚴嵩買通了世宗左右近待，使他們於世宗麵前說什麽收回河套的建設隻是夏言與曾銑信口開河，最終隻會惹來無窮的後遺症。同時，嚴嵩又賄賂邊將，讓他上書誣告夏言受曾銑的勾結，在皇帝麵前舉薦曾銑，嚴嵩更在世宗麵前說兩人奪回河套別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
之後，世宗下旨把夏言罷回鄉，後來嚴嵩利用傳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毀謗自己，於是下旨將夏言斬首，夏言的親信也或貶或罰。

父子權傾天下
政敵夏言死後，嚴嵩當上內閣首輔，獨攬大權，在同時，世宗已把所有朝政事務都由嚴嵩所管理，此時除了嚴嵩、道士和左右近待外，基本上沒人見過世宗的一麵。
成為內閣首輔後，嚴嵩繼續討好世宗，竟得到了世宗賜得的“忠勤敏達”的銀印。後來，嚴嵩年老，於是提拔自己的兒子嚴世藩協助掌權，嚴世藩本人無能，但有父親的保護，當上了工部侍郎。
“有其父必有其子”，嚴世藩比父親的奉承訣竅更高，他收買世宗左右近待，把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飲食、一舉一動都匯報嚴世藩，再在世宗麵前好好的討好。大臣更幹脆叫他們為“大丞相”與“小丞相”。
兩父子權傾天下長達二十年中，壞事做盡，弄得天下大亂。眾多大臣加以彈劾，皆賴世宗包庇。最終，嚴氏父子的權勢被一位道士的幾句說話推倒，嚴世藩被判斬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而其父嚴嵩被沒收家產，削官還鄉，無家可歸。兩年後就病死。
 參考  尤淑君，《名分禮秩與皇權重塑 : 大禮議與嘉靖政治文化》，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曆史係，2006

 

 

 

嚴世蕃（？—1565年），字東樓，明代嘉靖皇帝的首輔嚴嵩之子。嚴世蕃深得其父重用，為皇帝擬奏對，嚴嵩讓嚴世蕃代擬票，深得皇帝心意。累官工部左侍郎，好古器文玩，聽說曾藏有“清明上河圖”。鄒應龍彈劾嚴世蕃，獲罪遺戍雷州，嚴嵩削職為民。嚴世蕃暗中逃回故裏，勾結汪直和日本人，肆意淫樂。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皇帝命林潤巡察江南。林潤得知嚴世蕃在家鄉為非作歹，上疏彈劾世蕃“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心，日夜與龍文誹謗朝政，盅惑人心。”，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嚴世蕃、羅龍文斬於市。從嚴家搜查出家財，得黃金三萬餘兩，銀二百萬餘兩。嚴世蕃淫欲，“肉唾壺”的典故即出自嚴世蕃。世蕃模仿苻朗，每天清晨醒來，數十位姬妾赤裸伏在床前，仰起頸項，張著櫻桃小口來當嚴世蕃的痰盂。嚴家查抄後，郡司奉台使見床下堆棄新白綾汗巾無數，知道詳情的人掩口說：“此穢巾，每與婦人合，輒棄其一，歲終數之。”據聞一年下來床下最多有九百多張白綾汗巾。

 

 

 

 

徐階（1503年～1583年），嘉靖二年（1523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吏部尚書。擅寫青詞得上寵，為人城府極深，在權傾朝野的大奸臣嚴嵩麵前深藏不露，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六月，在政壇上擊敗嚴嵩，嵩籍沒家產。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任首輔，先後引用高拱、張居正等入閣，高拱卻不滿徐階大權獨攬。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又曾力救戶部主事海瑞（1514年—1587年），免於一死。世宗朱厚熜去世後，起草遺詔，力除弊政，停止一切齋醮、土木、珠寶、織作，因言事獲罪的大臣全部平反。徐階執政時期，還減輕百姓負擔，朝野稱之為“名相”。明人支大綸卻批評徐階，“玄文入直，傴僂獻諛”，政績“碌碌無奇”，至隆慶朝，才“稍愜公論”[支大綸：《皇明永陵編年信史》卷4 ]。王世貞亦指出：“吾心知績溪（胡宗憲）之功，為華亭所壓，而不能白其枉，……此生平兩違心事也。”[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王侍郎道昆》]
罷官致仕後，其子弟橫暴鄉裏，占奪土地達二十四萬畝。一向富有貪名的嚴嵩，其田產僅是徐階的十五分之一。隆慶元年（1567年），廣東道監察禦史齊康彈劾徐家人橫行鄉裏，徐家認為齊康是受徐階的政敵高拱指使。其他言官及時任大理寺丞的海瑞也跟著上疏指責齊康，高拱因此下台，時人謂之“權奸”。後來海瑞當上江南巡撫時，要求徐階退田，徐階退了一些，海瑞還是不滿意，弄得徐階很難堪，徐階賄於給事中戴鳳翔，彈劾海瑞，以“魚肉縉紳”之名，將海瑞罷免。高拱執政時期，徐家又退了一半的田地，其子徐璠、徐琨被判充軍。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南宮奏議》三十卷、《浙江通誌》七十二卷、《萬曆上海縣誌》十卷、《明漕運新渠記》等。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嚴嵩傷心難過的日子。就在這個月，他的兒子嚴世蕃被人告發，以“通倭謀反”的罪名逮捕下獄。這個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將是身敗名裂、家破人亡。
　　
　　 嚴嵩是有明一代的異數，一個“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書》作《奸臣傳》，上下兩卷，另有《叛臣傳》上下兩卷，《逆臣傳》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臣傳》，多達四卷，另有《叛臣傳》上中下三卷，《佞幸傳》一卷。《明史》的《奸臣傳》卻隻有一卷。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為《明史》還有《佞幸傳》和《閹黨傳》。入此二傳的，在一般人看來，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為閣臣，卻與宦官劉瑾狼狽為奸，沆瀣一氣，怎麽不是奸臣？然而入《閹黨傳》。又比如成祖（永樂）朝的紀綱，專一刺探官民隱私，打小報告陷害他人，“被殘殺者不可勝數”，又怎麽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傳》。《明史》認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為“奸”。隻有那些“竊弄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身陰賊”的，才是奸臣。像焦芳和紀綱那樣的，便隻好算作“閹黨”和“佞幸”。
　　
　　 這也並非沒有道理。正如寵臣不等於權臣，小人也不等於奸人。小人，是從來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較罕見。“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動物”。審諸唐宋元明四代，堪稱“名奸”的，唐代隻有一個李林甫。宋代多一點，蔡京、秦檜、賈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個都不知名，明的“名奸”恐怕就是嚴嵩。不信隨便找個人問問，問他明代最壞的人都有誰，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賢，就是這位嚴閣老（當時稱內閣大學士為閣老），要不就是兩個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國的戲曲舞台上，嚴嵩從來就是大白臉。
　　
　　 當然，舞台上的事並不一定靠得住，曹操的大白臉就很冤枉。曹操不是奸臣。即便站在漢帝國的立場上看，也不是。在那個東漢王朝氣數已盡，中央政權王綱解鈕，群雄並起逐鹿中原的時代，如果不是曹操頂住，真不知幾人稱王幾人稱帝，那位末代皇帝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場。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嚴嵩卻不冤，也沒人替他翻案。據《明史•奸臣傳》雲，嚴嵩其實並沒有什麽執政能力（無他才略），卻很懂得怎樣做一個奸臣（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他踏入官場以後，實際上隻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權，四是索賄。早在他“入閣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賄賂。成為“當朝宰相”後，更是結黨營私，賣官鬻爵，敲詐勒索，貪得無厭。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嚴嵩家產被抄，共抄得黃金三萬多兩，白銀二百萬兩，相當於當時全國一年的財政總收入，此外還有田地上百萬畝，房屋六千多間，以及無數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畫。嚴嵩出身原本貧寒，這些財產是從哪裏來的？當然是他竊權二十間，父子二人搜刮來的。所以張居正說，嚴嵩當國，其實是“商賈在位”。
　　
　　 被嚴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傳》列了一個長長的名單，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煉和楊繼盛。這兩個人，都是因為彈劾嚴嵩而被害死的。沈煉上書時，官職是錦衣衛經曆。經曆是個管文書檔案的“七品芝麻官”，錦衣衛則是明代著名的特務組織，相當於憲兵隊。沈煉雖然在特務機關工作，卻很正派，《明史》說他“為人剛直，疾惡如仇”。沈煉的長官錦衣衛帥陸炳和嚴嵩父子關係很好，對沈煉也不錯（善遇之），常常帶他到嚴世蕃家去喝酒。然而沈煉卻不吃這一套。他痛恨嚴嵩父子為非作歹禍國殃民，“時時扼腕”，終至忍無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書彈劾，痛斥嚴嵩“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頑於鐵石”，欺上瞞下，以權謀私，排擠忠良（忠謀則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諛諂則曲意引之），以至於“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這當然是捅了馬蜂窩。於是嚴嵩勾結死黨，捏造了一個“圖謀不軌”的罪名將沈煉殺害。
　　
　　
可惜沈煉並殺不完。一個沈煉倒下了，又一個沈煉站起來。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楊繼盛再次上書彈劾嚴嵩。楊繼盛的官職是兵部員外郎，和沈煉一樣，也是一個“七品芝麻官”。而且，楊繼盛的攻勢比沈煉還猛。沈煉的奏疏，列舉了嚴嵩十大罪狀。楊繼盛則指出，嚴嵩不但有“十罪”，還有“五奸”。這“五奸”是：由於嚴嵩的奸詐狡猾蒙蔽聖聽，以至於“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陛下之喉舌皆賊嵩之鷹犬”，“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這當然又捅了馬蜂窩。於是嚴嵩在楊繼盛的奏章裏找了個岔子，慫恿嘉靖下令將其逮捕。不過嘉靖皇帝雖然將楊繼盛下獄問罪，卻並沒有要殺他的意思。嚴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報文件中塞進楊繼盛的名字，將其謀殺。
　　
　　 嚴嵩，是不是大奸臣？
　　
　　 不過嚴嵩的有名，除“罪大惡極”外，還因為他這個奸臣當得有點“不合時宜”。《明史》所列奸臣，其時代不是在開國之初（如胡惟庸、陳瑛），就是在亡國之際（如周延儒、溫體仁、馬士英），唯獨嚴嵩不三不四，是在嘉靖一朝。嘉靖朝是個什麽概念呢？明代十七朝十六帝享國276年，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登基的時候（1522年）上距開國154年，下距亡國122年，正好在王朝的中間偏後一段。開國之初出現奸臣是不奇怪的，因為那時製度還是草創，時局也不穩定。亡國之際出現奸臣也不奇怪，因為那時氣數已盡，弊端叢生。然而嘉靖一朝，即便從他老人家“駕崩”那年算起，距離亡國也還有78年。照理說，這可應該是“天下無事，安享太平”的時代，怎麽會冷不丁地冒出個大奸臣來呢？
　　
　　 何況明代的朝臣當中也不該出奸臣。事實上，有明一代的特點，是皇帝多混賬而朝臣無大惡。明代的皇帝，和曆朝曆代相比是最差勁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心狠手辣，殺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幾乎被他趕盡殺絕。成祖永樂皇帝朱棣，殘忍暴戾，也是草菅人命，殺人如麻，還動不動下令將人犯“拖出去著狗子吃了”，或者下令將女犯輪奸，簡直就是心理變態。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熾，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這兩個算是不錯，因此有所謂“仁宣之治”。可惜仁宗在位隻有一年，宣宗在位也隻有十年，況且宣宗還因為喜歡鬥蟋蟀而被稱為“促織天子”。接下來，英宗朱祁鎮（他有兩個年號，正統和天順），就開始出問題了。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做了俘虜，搞了複辟，殺了忠臣，而是開了宦官專政的先例，為大明王朝留下無窮後患。英宗的兒子──憲宗成化皇帝朱見深也很夠嗆。此公寵信太監，迷戀佛道，熱衷於房中術，朝政頗為穢亂，《正說明朝十六帝》一書總結為三句話：一個貴妃（萬娘娘）、兩個宦官（汪直、梁芳）、三樁弊政（西廠、皇莊、傳奉官）。不過，憲宗的兒子──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卻是難得的明君，被認為可以和漢文帝、宋仁宗相提並論。可惜天不佑大明。這個最溫良恭儉讓的皇帝卻有一個最任性頑皮的兒子。他這個兒子──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堪稱“亙古第一頑主”。而且，正是因為他的荒唐胡鬧，害得孝宗這一係斷子絕孫，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奸臣嚴嵩才得以粉墨登場。
　　
 
以後便是一代不如一代。穆宗隆慶皇帝朱載垕，唯一的愛好是女人，最大的優點是無能。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酒色財氣，醉生夢死，最擅長的是耍賴和罷朝。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在位隻有一個月，惹出的案子倒有三個：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此即所謂“明末三案”。熹宗天啟皇帝朱由校，其實是個文盲。他在位七年，玩了七年積木，鬥了七年蟋蟀，朝政全部交給另一個文盲──太監魏忠賢。等到他的弟弟──崇禎皇帝朱由檢來收拾局麵時，局麵其實已不可收拾，隻好亡國。當然，亡國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禎自己也有責任。崇禎的勤政自律固然超過前人，他的剛愎自用、嫉賢妒能、苛刻猜忌怕也史無前例。這裏且不說他。
　　 明代皇帝如此差勁，國祚為何還能延續如此之久呢？這是因為，自隋唐而宋元，經過七百多年探索，文官製度已經完善，官僚政治已經成熟，帝國的政權其實是由士大夫階層來支持的。這些人耕讀為本，詩書傳家，滿腦子“忠君報國”，一肚皮“修齊治平”。一旦進入官場，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職，盡心盡責，因此國家機器甚至在君主缺位的情況下也能運轉自如。也因此，盡管皇帝多混賬，然而朝臣無大惡。正如《明史•奸臣傳》所說，明代作惡多端的主要是太監（有明一代，巨奸大惡，多出於寺人內豎），奸臣的出現竟成為異數（求之外廷諸臣，蓋亦鮮矣），唯獨嘉靖一朝是個例外（惟世宗朝，閹宦斂跡，而嚴嵩父子濟惡，貪得無厭）。
　　
　　 於是就有了一個問題：為什麽唯獨嘉靖一朝閹宦斂跡而奸臣崛起？或者說，為什麽閹宦斂跡以後奸臣就要崛起？這當然與嘉靖其人有關。那麽，嘉靖又是一個什麽樣的皇帝？
　　
　　 依我看，是個混蛋。
　　
 

嘉靖是明代一個繞不過去的皇帝，在位時間很長，45年，僅次於他的孫子萬曆（神宗朱翊鈞），在中國曆史上排名也很前。曆代皇帝在位的年頭，康熙最長，61年；乾隆次之，60年；第三漢武帝，54年；第四明萬曆，48年；嘉靖排在第五名。
　　 不過，嘉靖在位時間雖長，政績卻乏善可陳。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時任戶部雲南司主事的海瑞，向嘉靖皇帝呈上了轟動朝野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戶部主事官價正六品，相當於現在的司局級幹部，在當時則是一個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職位。明代官製，戶部有尚書一人，正二品，相當於部長。侍郎二人，正三品，相當於副部長。這三個，都叫“堂官”，由皇帝直接領導。部以下，設司（戶部有十三個司）。司的官員，有郎中（正五品）、員外郎（從五品）和主事（正六品），都叫“司官”。再下麵，則有一大群八品、九品的辦事員，比如照磨、檢校之類，是為“吏員”。部裏的工作，大事有堂官做主，小事有吏員張羅，司官的任務並不重。何況自明孝宗弘治（嘉靖的伯父）以來，治理司務的隻有郎中一人，員外郎和主事隻在授官之日出席而已，實際上是閑差。然而海瑞雖然級別不高，責任不重，事情不多，卻“位卑未敢忘憂國”，對國家的命運前途充滿擔憂。他在戶部無所事事，就琢磨朝政。這一琢磨不要緊，海瑞發現，嘉靖一朝的政治，竟然可以概括為十六個字：“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堪稱一塌糊塗。而且天下的臣民，對嘉靖皇帝也極其不滿（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甚至用他的年號來挖苦他，說什麽“嘉靖嘉靖，家家皆淨”，堪稱民怨沸騰。
　　
　　 那麽，事情為什麽會弄到這個地步呢？究其所以，就因為嘉靖這個皇帝不好。怎麽個不好？昏聵多疑（心惑）、剛愎殘忍（苛斷）、自私虛榮（情偏）。隨便舉個例：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老頭子病重，太醫徐偉奉旨前往診治。當時嘉靖坐在小床上，龍袍垂地，徐偉遲疑不敢前進。嘉靖問他為什麽不走過來。徐偉說，皇上的龍袍在地上，臣不敢進。診視完畢，嘉靖就下了一道手詔給內閣，表揚徐偉。嘉靖說，徐偉的話，最能體現他對君父的忠愛之情。因為他說的是“皇上的龍袍在地上”，而不是“皇上的龍袍在地下”。這又有什麽區別呢？嘉靖說，區別很大──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偉聽到傳達，當時就嚇出一身冷汗。地上地下，這在一般人那裏是沒有什麽區別的。我們平時說話，也是地上地下不分，哪有那麽多講究？按照嘉靖的邏輯，臣下一言不慎，豈不是就要招來滅頂之災？
　　
　　 嘉靖要求臣下極其苛刻，對待自己卻極其放縱。他這個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倒有半數以上年頭是不上朝的。他從嘉靖十八年（公元1439年）起就不視朝，從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起就不進宮。幹什麽呢？躲在西苑，修齋建醮，整天和道士鬼混。而且，他聽信道士的鬼話，也不和皇後、太子見麵，因為據說他們父子二人命相相克。所以海瑞認為，嘉靖不但從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從倫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父親、好丈夫。如果拿君臣、父子、夫婦這“三綱”來衡量一下，就會發現原本應該成為全體臣民道德楷模的皇上，居然一綱都談不上：任意懷疑、謾罵、屠殺臣僚，是不君（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對親生兒子毫無教誨養育，連麵都不見，是不父（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與皇後分居，躲在西苑煉丹，是不夫（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這樣一個人，能把國家治理好，那才是咄咄怪事！
　　
　　 實際上嘉靖也無心治國。他最關心的隻有兩件事情，或者說兩個問題。一是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活夠歲數，二是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玩夠女人。隻要能夠實現這兩個目標，即便把整個帝國都押上去，他也在所不惜。
　　
　　
道士們據說就能夠幫助嘉靖實現自己的“理想”。因為道教主張的，正是長生不老，甚至肉體飛升，而且“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更加妙不可言的是，道教“養身之道”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便正是所謂“房中術”。按照嘉靖寵信的道士邵元節、陶仲文等人的理論，養生是不必節欲的。相反，如果掌握了房中秘術，多次與童貞處女性交，還能起到采陰補陽、延年益壽的作用。這實在是太對嘉靖的味口了。對於他來說，長壽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必須禁欲，活那麽長又有什麽意思？現在好了。縱欲和養生竟可以並行不悖相得益彰，這真讓皇帝陛下心花怒放。
　　
　　 然而這種以少女身體為煉丹鼎爐的“采陰補陽”，對於女性而言無異於身心摧殘。何況宮女們還要黎明即起，在日出時分采集甘露供嘉靖飲用；還要向嘉靖提供初潮的經血，供他煉丹。這種由少女經血、中草藥和礦物質煉成的“紅鉛丸”，其實是一種壯陽藥，內中含有從人尿（當然是童男童女的尿液）中提取的性激素。嘉靖服用以後，便要在這些少女身上發泄獸欲。這實在讓人忍無可忍，終於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發生了“壬寅宮變”。十月二十日晚上，以楊金英、邢翠蓮為首，十餘名宮女決定謀殺嘉靖，而且差一點就用黃綾布把他在床上活活勒死。我們知道，謀反，是要滅九族的。弑君，也是要判剮刑的。所以，許多公卿將相即便大權在握，也不敢輕易動此念頭，何況手無寸鐵的弱女子？不難想象，如果不是嘉靖太過荒淫暴戾，她們斷然不會鋌而走險。
　　
　　 謀殺皇帝的宮女都被淩遲處死，嘉靖卻也有了一個借口，從此不回大內。皇上不住在宮裏，自然也不上朝。於是，他便在西苑萬壽宮安營紮寨，修齋建醮，做起道士來。
　　
　　 修齋建醮也叫齋醮。什麽是齋醮呢？就是建立道壇，齋戒沐浴，向神仙祈福。這時，必須向皇天上帝呈奉奏章祝詞。這個奏章祝詞通常用硃筆寫在青藤紙上，叫“青詞”，也叫“綠章”。這事道士是幹不來的，得靠詞臣。最好的詞臣自然是內閣大學士。我們知道，明清兩代是沒有宰相的。皇帝一人身兼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直接領導六部。這當然忙不過來，得有人協理。協理的部門就叫“內閣”，其實是秘書處；協理的人就叫“大學士”，其實是高級秘書。不過，久而久之，六部離皇帝越來越遠，內閣離皇帝越來越近。但有大事，皇帝往往向內閣垂詢，交六部執行，大學士就從製度上的秘書變成了實際上的丞相，因此也可以打一個引號，稱為“宰相”。這事我在《好製度，壞製度》一文中已有說明，請參看。
　　
 
內閣大學士既然原本是秘書，主要工作是替皇帝披閱奏章起草文件，文字功夫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既然能夠替皇帝草擬詔書，自然也能夠替皇帝撰寫青詞。於是，以嘉靖的人生目標為中心，道士和閣臣開始分工合作。道士炮製春藥，閣臣炮製青詞；道士煽風點火，閣臣舞文弄墨。如此這般，嘉靖一朝的政治豈能不烏煙瘴氣？
　　 然而內閣大學士們心甘情願。這些家夥比誰都清楚：要想青雲直上，就得討好皇帝；要想榮華富貴，也得討好皇帝；要想永保平安，還得討好皇帝。皇上既然就好這一口，咱們又有的是時間精力聰明才智，何不奉獻一點？所以，嘉靖一朝的閣臣，不少都是寫青詞的好手，甚至除了撰寫青詞，其實不會別的。比如袁煒、李春芳，後來還被稱作“青詞宰相”。總之，在嘉靖治下，要想出將入相、位極人臣，就必須是青詞寫手。
　　
　　 嚴嵩當然也不例外。
　　
　　 嚴嵩的青詞也是寫得極好的，曾經一度無人能夠望其項背。青詞並不好寫。那是一種賦體的文章，要求能夠以極其華麗的文字表達出皇帝對上天神靈的敬意和誠心。嘉靖求仙心切，性子又急，所以青詞總是供不應求，常常能把那些閣臣憋死。然而嚴嵩卻有求必應，得心應手。這並不奇怪。嚴嵩原本就是頗負盛名的詩人，文學修養很高，自然長袖善舞。嚴嵩又盡心，使出渾身解數，殫精竭慮，揣摩鋪張。結果一來二去，竟然隻有嚴嵩一個人寫的青詞能讓嘉靖滿意（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
　　
　　 於是嚴嵩“入閣拜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八月（也就是“壬寅宮變”前兩個月）拜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成了“宰相”。這時嚴嵩已經六十多歲，卻“精爽溢發，不異少壯”。入閣以後的嚴嵩當然還要撰寫青詞，但更重要的還是“揣摩聖意”。嘉靖雖然是個混蛋，卻不是昏君；雖然躲在西苑，卻沒有大權旁落；雖然整天求仙問藥，卻一刻也沒有放鬆對朝廷的控製。許多重大政治問題，嘉靖都是自己已有成見才去谘詢閣臣的。因此，閣臣的本事，就在於能夠摸清嘉靖的心思，說出皇帝想說的話，甚至皇帝想說而不方便說的話。嚴嵩正好就有這樣的本事。他和他的兒子嚴世蕃兩個，差不多每次都能把嘉靖的心思猜個八九不離十，所奏自然“甚合朕意”。這在嘉靖看來，是嚴嵩父子忠心耿耿，勤於王事；在別人看來，則認為皇上對嚴嵩言聽計從。至於嚴嵩，當然不會說穿其中的秘密。他們父子正好趁機欺上瞞下，以售其奸。
　　
　　 但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奸者千慮，大約也難免一失。嚴嵩做夢也沒有想到，他這一生，是成也青詞，敗也青詞；成也揣摩，敗也揣摩。當然，他也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會遇到一個更厲害的對手，一個能夠“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他對付別人的辦法來對付他，最後置他於死地的人。
　　
　　 這個人就是徐階。
　　
 
徐階也是會寫青詞的，而且寫得比嚴嵩還好。
　　 徐階是鬆江華亭（今屬上海）人，從小就命大福大。一歲的時候，他掉進井裏，三天以後居然活了過來。五歲的時候，又掉到山下，居然掛在樹上不死。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他中了進士，一甲第三名，是探花郎。《明史》說他這個人的特征，是個子小，皮膚白（短小白皙），注重儀表（善容止），聰明過人（性穎敏），能謀善斷（有權略），城府很深（陰重不泄），似乎天生就是嚴嵩的克星。
　　
　　 和嚴嵩一樣，徐階得寵，也是因為會寫青詞（所撰青詞獨稱旨）。他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以禮部尚書的身份兼東閣大學士，成為“宰相”，排在嚴嵩（首輔）和李本（次輔）的後麵。徐階的入閣，使嚴嵩本能地感到威脅，便多次加以傾害，“中傷之百方”。然而徐階每次都能從容對付，化險為夷。這裏麵的原因，固然有徐階的權術謀略，也有嘉靖的偏袒庇護。嘉靖實在是太喜歡徐階寫的青詞了，簡直就是愛不釋手，嚴嵩當然奈何他不得。等到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五月，李本離職，徐階升任次輔，嚴嵩就更是扳他不倒了。
　　
　　 何況嚴嵩這時也力不從心，自身難保。原來，嚴嵩揣摩聖意能夠百發百中，倒有一半以上要歸功於他的寶貝兒子嚴世蕃。嚴世蕃的長相，是脖子短，身體胖（短項肥體），還少了一隻眼睛（眇一目），是個獨眼龍。不過，他這一隻眼睛，比兩隻眼睛還厲害。嘉靖下的手詔，常常語焉不詳，不知所雲（語多不可曉），唯獨嚴世蕃一看就懂（一覽了然），一答就對（答語無不中），真可謂“一目了然”。可是就在這個月，嚴嵩的夫人歐陽氏去世，依禮，嚴世蕃要在家居喪，再也不能跟著嚴嵩去上班了。那時，嘉靖不住大內住西苑，為了辦公方便，也為了便於寫青詞，就在西苑為閣臣設立辦公室，叫“直廬”。嚴世蕃不能跟到直廬，嚴嵩就沒了主心骨，隻好一接到嘉靖手詔，就派人送回家征求嚴世蕃的意見。這嚴世蕃也真不是東西，居然當真不問國事，整天在家和女人鬼混。嚴嵩派人來問對策，也不按時回答，隻管自己淫樂，全然不顧老爸心急如焚。前麵講過，嘉靖是個性急的人，哪裏能容忍嚴嵩磨磨蹭蹭？嚴嵩又不能說以前都是嚴世蕃參謀，隻好自己硬著頭皮對答（不得已自為之），自然是答非所問（往往失旨），讓嘉靖大為不滿。
　　
　　 嚴嵩的青詞也越寫越差。這時的嚴嵩，畢竟是八十二歲的老人了，日薄西山，江郎才盡，哪裏還能寫得出好文章？也隻能請人代筆，質量可想而知。嘉靖便越來越不喜歡他（積失帝歡）。等到半年以後，萬壽宮一場大火，就把嚴嵩的“聖眷”燒了個精光。
　　
　　 萬壽宮這場大火倒不是嚴嵩放的，是嘉靖皇帝自己和宮姬在貂帳裏玩火造的孽。但不管怎麽說，萬壽宮沒了，萬歲爺卻不能沒有地方住。一個辦法是重修萬壽宮。這是嘉靖的想法，但嚴嵩認為不可能。因為這時正在修建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國庫早已掏空，哪來的人力物力？第二個辦法是搬回大內。這是群臣的想法，嚴嵩認為也不可能。因為大內是皇上差一點被害的地方，至今心有餘悸，怎麽可能回去？嚴嵩的主張是既不回大內，也不住西苑，而是移駕重華宮。重華宮修飾完整，比現在臨時居住的玉熙殿舒服多了。
　　
　　 嚴嵩這一番謀劃自以為得意，卻沒想到犯了更大的忌諱。重華宮是什麽？是當年景帝軟禁英宗的地方。因此嘉靖一聽便大為惱火：這不是要把朕關起來嗎？也是合該嚴嵩倒黴。此公可是一向善於揣摩“聖意”的，這回卻把馬屁拍到了嘉靖的痛腳上。
　　
　　 這時，次輔徐階說話了。
　　
　　
 
徐階說，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確實工程浩大，但正因為三大殿工程浩大，所以能夠修複萬壽宮。為什麽呢？三大殿工程有“餘料”呀！工程越大，餘料就越多。所以，修建三大殿和修複萬壽宮不但不矛盾、不衝突，反倒相得益彰。嘉靖一聽就高興了，問那要多長時間？徐階的回答是“可計月而就”。於是嘉靖龍顏大悅，準其所奏，還欽命徐階的兒子徐璠承包工程。徐璠也不負所望，百日之後就如期完工。嘉靖將其改名萬壽宮（原本叫永壽宮），給徐階加官少師，徐璠也由尚寶丞（正六品）破格晉升為太常少卿（正四品）。
　　
　　 這下子嚴嵩知道自己不是徐階的對手了。於是擺酒設宴，款待徐階。席間，嚴嵩令子孫團團拜倒在徐階腳下，舉杯托孤道：嚴某日薄西山，這些小子就全仗徐公看顧了（嵩旦夕死矣，此曹惟公乳哺之）。徐階立即避席，連連說不敢當，不敢當！
　　
　　 徐階雖然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心裏卻在磨刀霍霍，暗暗盤算怎樣才能徹底整倒嚴嵩，出這多年所受的窩囊氣，也為對自己有知遇之恩、又被嚴嵩害死的夏言報一箭之仇。他的辦法是請神仙幫忙。徐階知道，嘉靖身邊是不能沒有道士的。他最寵信的道士，先是邵元節，後是陶仲文。但邵元節早在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仙逝，陶仲文也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升天，於是徐階便向嘉靖推薦藍道行。藍道行是山東道士，本事是會降紫姑扶乩。紫姑是何方神聖呢？是管廁所的。大家不要小看這廁所。內急的時候找不到廁所，比肚子餓了找不到飯館還嚴重。所以紫姑的乩語最靈。藍道行會降紫姑，自然本事不小。
　　
　　 其實藍道行哪有什麽本事。他的本事是和太監合夥作弊。扶乩的過程是這樣的：先由皇帝把要問的問題寫在紙上，然後由太監帶到扶乩的地方焚燒，請神仙用乩語回答。如果不靈，就要怪太監汙穢不潔，神仙不肯降臨。太監當然不願意背這個罪名，就在焚燒之前先偷看皇帝的問題，然後告訴藍道行，這樣自然就靈了。藍道行的乩語一靈，徐階就可以做手腳。比方說，徐階知道嚴嵩有密折呈奏，就讓藍道行扶乩說：“今有奸臣奏事”。嘉靖問天下何以不治，乩語就說：賢臣沒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再問誰是賢臣，誰是小人，答案也是不難想象的，自然說徐階是賢臣，嚴嵩是小人。
　　
　　 不過這種裝神弄鬼的把戲並上不了台麵。它隻能讓嘉靖動心，不能讓嘉靖動手。堂堂大明天子，總不能公然下詔，說乩語如何因此必須如何吧！這就需要有機會，比如嚴嵩正好犯了什麽事，或者正好有人彈劾他。機會也是說來就來。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某日，天降大雨，一個名叫鄒應龍的禦史（監察部處長）因為避雨躲進一位太監家，聽到了“神仙”說嚴嵩是小人的事。鄒應龍一聽就明白，嚴嵩的好日子到頭了（帝眷已潛移），於是連夜修成《貪橫蔭臣欺君蠹國疏》，上奏朝廷。疏文指控嚴世蕃貪贓枉法、禍國殃民，應處死刑；嚴嵩溺愛惡子、受賄弄權，應予斥退。嘉靖也很快做出批複：嚴嵩給米百石，退休回家，嚴世蕃發配雷州充軍。去年一場大火，燒掉了嚴嵩的聖眷；今年一陣大雨，又澆滅了嚴嵩的權勢。這可真是“水火無情”。
　　
 
嚴嵩倒了，但沒有死。嚴世蕃也活得很滋潤。他並沒有到雷州衛服刑，隻在廣東南雄住了兩個月，就溜回家了。回家以後也不韜光養晦，反倒大興土木，修建私宅。這就引起了地方官員的注意。更糟糕的是，地方官注意嚴府，嚴世蕃卻不注意，氣焰十分囂張。有一次，袁州府推官（專管刑獄的官員，正七品）郭諫臣到嚴府公幹，嚴府家奴非常無禮，公然不把他這個朝廷命官放在眼裏。郭推官咽不下這口氣，一狀告到巡江禦史（監察部特派員）林潤那裏。林潤也是一個想把嚴家置於死地的，正好手上也抓住了嚴世蕃的把柄──與羅龍文過從甚密。羅龍文是什麽人？是倭寇王直的親戚，而且和嚴世蕃一樣，也是從流放地私自逃回的。於是林潤上奏朝廷，狀告嚴世蕃和羅龍文網羅江洋巨盜，私用違製車服，日夜誹謗朝廷，聚眾四千餘人，“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
　　 這就是謀反了。於是，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將嚴世蕃捉拿歸案。那時，嚴世蕃的兒子嚴紹庭還在北京當錦衣衛指揮，立馬派人通風報信。嚴世蕃聞訊本想逃回雷州，誰知早在林潤的監視之下，剛一出門，就被逮了個正著。結果，嚴世蕃被押解進京，交由三法司審理。三法司，就是刑部（公安部）、都察院（監察部）和大理寺（最高法院），其長官分別是刑部尚書、都禦史和大理寺卿。像嚴世蕃這樣涉嫌謀反的大案，照例是要“三司會審”的。
　　
　　 嚴世蕃二進宮的消息轟動了京城。許多人額手稱慶，都認為沈煉和楊繼盛的冤案這回總算可以平反了。林潤和郭諫臣是這麽認為的，“三法司”長官黃光升、張永明、張守等人也是這麽認為的。因此他們在判決書裏，便大講嚴嵩父子如何迫害忠良，而且重提沈煉、楊繼盛案。草稿送到徐階那裏，徐階問，諸位的意思，不是想救嚴公子一條性命吧？黃光升幾個都說，當然不是，恨不得立馬就殺了他。於是徐階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稿子，上麵一五一十列舉了嚴世蕃的“反跡”：什麽住宅私擬王府啦，什麽招募亡命之徒啦，什麽謀為外投日本啦，什麽串通裏應外合啦，不一而足，而且說得有鼻子有眼。蠱惑嚴世蕃在南昌稱王的，是彭孔；挑唆嚴世蕃勾結黑社會的，是典楧；煽動嚴世蕃裏通外國的，是羅龍文；協助嚴世蕃誘致外兵的，是牛信。黃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立即照抄上奏。結果，皇帝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詔，以“交通倭虜，潛謀叛逆”的罪名判處嚴世蕃死刑。而且，根據徐階的意見，並沒有“秋後處決”，而是“亟正典刑”。
　　
　　 沈煉和楊繼盛可以瞑目了，曆史也終於實現了“實質正義”，盡管方式是如此荒唐。
　　
 
嚴世蕃之死，當時就有人認為是冤案。
　　 當然是冤案了。這嚴世蕃惡貫滿盈不假，聚眾謀反卻是冤枉。林潤的奏折其實說得很清楚：“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什麽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這麽說。實際上是捕風捉影，連匿名舉報都算不上。嘉靖皇帝也不相信，曾下令三法司“從公鞠訊，具以實聞”。然而徐階卻上奏說“事已勘實”，“具有顯證”，也不容嚴世蕃申辯，更沒有什麽取證、對質，硬是手忙腳亂地就把他的腦袋砍掉了。
　　
　　 這當然讓很多人不以為然。張居正在主修《世宗實錄》時就說，嚴世蕃是該殺的，但罪名應該定為“奸黨”而不是“反賊”。像林潤的奏折那樣“指為謀逆”，或者像三司的判決那樣“擬以謀叛”，都“悉非正法”。這也是後來一些人的觀點。比如談遷就說徐階他們的判決是“舍奸黨之正條，坐不軌之苟論”，支大綸更是質問：“內閣頤旨，法官惟諾，刑罰不中，伊誰之咎？”是啊，這種以冤案平反冤案的荒唐，究竟應該由誰負責？
　　
　　 恐怕不該是徐階。在我看來，沈煉和楊繼盛的死，是冤枉的；嚴世蕃背上謀反的罪名，也是冤枉的。但要說罪魁禍首就是徐階，同樣冤枉。
　　
　　 徐階不是糊塗蟲，也不是迫害狂。他何嚐不知道以“奸黨”之名定世蕃之罪，才是“正論”、“正法”、“正條”？他又何嚐不想光明正大地為沈煉和楊繼盛平反昭雪？但是不行啊！因為這些冤假錯案都是皇上欽定的。如果把沈煉和楊繼盛案翻出來，就是和當今聖上過不去了（是彰上過也）。當然，皇帝做錯的事，也不是不可以批評、糾正，但前提是那皇帝肯聽才行。嘉靖恰恰就是一個聽不得半點不同意見的人。《明史•奸臣傳》說：“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也就是說，嘉靖這個人，是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的。別人的性命一錢不值，自己的麵子比天還大。所以，嚴嵩要想害人，非常容易，隻要抓住嘉靖“護短”的心理煽風點火就行。難怪嚴世蕃聽說三法司把沈煉和楊繼盛的舊案翻了出來，竟然在獄中高興得手舞足蹈。因為他知道，這必然引起嘉靖的猜忌、懷疑和憤怒。保不住的，就不是自己的腦袋，而是三法司的烏紗了。所以徐階對黃光升幾個說，按照你們這種寫法，嚴公子明天就可以出門了，諸位反倒可能被關了進去。
　　
　　 顯然，不冤枉嚴世蕃，沈煉、楊繼盛，還有許多人的冤情就無法昭雪。張居正說，定為“奸黨”，也可以殺嚴世蕃，這當然不錯。但你要定得了才行呀！顯然，徐階製造新的冤假錯案，以“莫須有”的罪名除惡鋤奸，實在是嘉靖逼出來的。
　　
　　 其實就連嚴嵩這個“奸臣”，也是嘉靖“培養”出來的。嚴嵩是江西分宜縣人，所以又稱“嚴分宜”。《明史》說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聲音洪亮，才華橫溢，名重一時。他在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中進士，做過庶吉士、編修之類的小官，就因病回家了。嚴嵩在家鄉又讀了十年書，寫作詩文，“頗著清譽”，回到官場時也還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對嘉靖的胡作非為。但是，嚴嵩很快就被嘉靖的“雷霆之怒”嚇破了膽，“盡改前說”，從此踏上了媚上、邀寵、弄權、謀私的不歸之路。
　　
　　 然而嚴嵩的道路並不平坦。
　　
　　
正如許多曆史學家所指出，嘉靖其實是最懂得怎樣做皇帝的人。正因為精通帝王之術，所以，嘉靖不像高祖朱元璋那樣日夜操勞，也不像玄孫朱由校那樣大權旁落。他在位四十五年，二十七年不視朝，但朝廷裏哪怕飛過一隻蒼蠅他都知道，更不要說國家大事了。也就是說，大明帝國這四十五年其實是他當家的，盡管他每天的“功課”，不過是煉丹、祈福、讀青詞、泡女人。一般的說，一個皇帝，倘若如此的“不務正業”，恐怕是要“喪權辱國”的。但是嘉靖並不。他甚至不能說是一個完全不合格的皇帝。事實上帝國製度對後世君主的要求不高，隻要守住祖宗基業、江山社稷就行。從這個角度看，嘉靖至少稱職。可以說，他是治國、玩樂兩不誤。結果，作為男人，他玩得盡興；作為皇帝，他還算盡職。他是盡職而不累（輕鬆自如），盡興而不廢（大權在握）。
　　
　　 這實在“聰明”。嘉靖的聰明，就在於他明白所謂“國家大事”，其實是要分析的。國家的事並不都是大事，也有小事。不但雞毛蒜皮是小事，就連財政、賦稅、軍事、工程、刑律，總之，一切可以交由臣工去處理的事情，對於皇帝來說都是小事。因為它們不是綱，而是目。目，是可以也應該交給臣下的，皇帝要抓的是綱。而且，皇帝也隻應該抓綱。隻要皇帝抓住了綱，所有的目就帶起來了。綱舉目張嘛！
　　
　　 什麽是綱？綱就是權力，就是任命與罷免、提拔與處分、獎賞與懲罰官員的權力。國家的事務是由大小官員來打理的，而官員最想的是升官，最怕的是罷官。所以，抓住了官員的任免權，就抓住了官員的命根子；而抓住了官員，就抓住了天下。所以，隻要抓住這個“綱”，就可以“垂衣而治”，將天下“運於股掌”。
　　
　　 皇帝自然有這個權力。因為從理論上講，官員是皇帝的兒子（因此叫臣子）、奴仆（因此叫臣仆）、打工仔（因此叫臣工）。作為父親（君父）、主子（君主）、老板（君王），皇帝在製度上擁有對官員的生殺予奪之權。但是，有沒有這個權力是一回事，會不會用又是另一回事。嘉靖就是會用的。他甚至不必動用升遷獎懲的大權，隻要“假以顏色”，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方說，嚴嵩剛剛被重用時，曾經遭到官場的普遍攻擊。明代是實行“兩京製”的，南京和北京都有中央政府，而南京和北京的給事中（六部監察官員）和禦史（監察部官員）彈劾貪官汙吏，第一個提到的就是嚴嵩。因為嚴嵩實在太不像話，居然向宗室諸侯勒索賄賂，他的兒子也四處活動，大走後門。然而嘉靖為了包庇嚴嵩，便故意向他谘詢國事，而且故意表示欣賞（必故稱賞），哪怕嚴嵩的回答實在不怎麽樣（平無奇）。這樣連續多次以後，對嚴嵩的攻擊也就煙消雲散，正所謂“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可以說，正是由於嘉靖的縱容，嚴嵩才有恃無恐，日益驕橫，終於成為天字第一號的大奸臣。
　　
　　 嚴嵩對於嘉靖，也堪稱肝腦塗地，馬屁拍足。嘉靖是喜歡做道士的，製有一種道士戴的香葉冠，賜給閣臣每人一頂。其他閣臣（比如夏言）認為這不是正式朝服，不肯戴。嚴嵩卻不但戴了，還籠以輕紗，以示虔誠，讓嘉靖大感欣慰。嘉靖又常常把自己煉的“仙丹”賜給臣下。其他人知道那玩意有毒（內含鉛汞化合物），不吃。嚴嵩卻不但吃了，還要報告服用結果，比如“遍身燥癢異常，不可一忍”，或者“至冬發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正是鉛汞中毒的症狀。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心甘情願充當實驗室“小白鼠”，要說他對皇帝不是“忠心耿耿”，還真是冤枉了他。
　　
 

然而嘉靖對嚴嵩卻既不放心，也不放手，時不時要敲打他。敲打也很容易。比方說，在朝野上下都認為皇帝對嚴嵩言聽計從時，故意不問意見，乾綱獨斷，或者故意當眾表示反對，讓嚴嵩碰一鼻子灰。又比方說，在嚴嵩值班時，故意多次不召見他，把他晾在那裏。有一次，嚴嵩久等不得召見，卻見李本和徐階往西苑走，便也跟著走。走到西華門，李本和徐階進去了，嚴嵩卻被攔在外麵。這時，嚴嵩在名義上還是首輔。次輔（李本）和三輔（徐階）昂首而入，首輔卻吃了閉門羹，嚴嵩無論如何也想不通。回到家裏，父子二人竟抱頭痛哭。
　　 實際上嚴嵩終其一生，都隻是“寵臣”而非“權臣”。他推薦的人選，並不一定能保住官位（吏部尚書缺，嵩力援歐陽必進為之，甫三月即斥去）。他的心腹獲罪，也不一定能夠救援（趙文華忤旨獲譴，嵩亦不能救）。在嘉靖心目中，嚴嵩其實是自己手中一個可以任意把玩拿捏的玩意，一條“吧兒狗”和一隻“小白鼠”，高興時攬在懷裏，不高興就一腳踢開。事情都讓他去做，責任卻不替他擔。今天讓他青雲直上，明天就把他打入冷宮。最後，名垂青史的是嘉靖（因為奸臣是他除掉的），背上罵名的是嚴嵩（因為壞事都是他幹的），這難道公平，難道不荒唐？
　　
　　 嚴世蕃伏誅後，嚴嵩也被抄家。一無所有的嚴嵩隻好“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寄居在守墓人的房子裏，到處要飯吃。這離他最風光的時候也不過三四年光景。想當初，嚴嵩是何等地得寵啊！因為年紀大，嘉靖特許他乘肩輿出入紫苑。見他的直廬簡陋，嘉靖“撤小殿材為營室，植花木其中”，每天賜禦膳，賜法酒。現在呢？寄食墓舍以死。看來，嚴嵩甚至連“寵物”都不如。因為養寵物的人是很少會讓自己的小狗變成“喪家犬”的。
　　
　　 讀史至此，感慨良多，遂填得《采桑子》一闕雲：
　　
　　 翻飛柳絮風中舞，
　　
　　 上也荒唐，
　　
　　 下也荒唐，
　　
　　 四十年來夢一場。
　　
　　 伴君如伴南山虎，
　　
　　 喜也無常，
　　
　　 怒也無常，
　　
　　 混賬專橫是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