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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是怎樣意淫出來的------經濟篇

(2007-05-17 12:14:48) 下一個
盛唐是怎樣意淫出來的------經濟篇
引用:

說盛唐是意淫──────連日本人都要罵你!!!
作者:李諸侯
接下來說到經濟了
  這方麵詆毀唐朝的人並不多,我也不打算廢口舌,借幾位公認的權威人士的數據來對比一下。大家心照不宣。
  梁方仲 《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
    漢代 13
    唐代 近30
    宋代 10~20
    明代 6~12
    清代
    順治、康熙 7
    乾隆 3~4
    嘉慶至光緒 2畝多一點
    
    吳慧
    朝代 糧食畝產(市斤/市畝) 勞動生產率(市斤/勞動力)
    ── ────────── 原糧 成品糧
    戰國 216 3188 2027
    西漢末 264 3578 2151
    唐 334 4524 2396
    宋 309 4175 2179
    明 34***027 2255
    清中葉 367 2262 1260
    近代(1931) 269 2214
    
    項目 ──土地生產率產量 ──勞動生產率
    時間 (市斤/市畝) 指數 勞動力年產量(斤) 指數
    漢 92.5 100 2039.5 100
    唐 109.0 118 2071.0 99
    宋 133.0 144 1894.0 93
    清(近代前期) 226.0 244 1421.5 70
    近代後期 230.0 247 1478.0 73
    
    王家範.謝天佑在三十年代蒙文通畝產研究的基礎上加以修改補充,結論是:“中國封建社會單產是幾度上升,曲線前進的。明清南方常產是占國的5.5倍,是漢代的將近4倍。其中單產增加有四個關節點:一是漢武帝後,較戰國增長43%,二是唐,較漢增長31%,三是兩宋,較漢增長106%,四是明清,較漢增長284%,較宋則增長41%強。胡戟對漢唐明清農業勞動生產率進行了推算:漢代每勞動力產糧2000斤;唐代2400斤,是封建社會頂點;明清之際江浙一帶4418斤,但這是地區性的;清乾隆以後人口增加,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
  再補充一下:極大促進中國農業生產並沿用至今的工具曲轅犁發明自唐朝。唐朝後期出現的很多萌芽狀態的新事物,對此後千餘年的曆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租庸調到兩稅法的變化,不僅是唐代賦稅製度上的改革,而是中國古代稅製由稅丁到稅產的起始點。宋代的「二稅」、明代的「一條鞭法」、清代的「攤丁入畝」,都是唐代兩稅製的繼續和發展。


有人列出一些所謂專家的經濟數字,來證明唐朝經濟是最好的,唐朝比宋朝好,比明清都好。那些數字看起來好漂亮,可是,單從邏輯上看,中國的經濟以自然發展的角度,應該總體向前的,怎麽可能一代不如一代呢? 怎麽解釋傳統農業的清朝以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占世界~30%的人口?清代農業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風,取得了巨大成就,不過是因為人口增加而平均數字顯得小了而已。封建時代是小農經濟的時代,小農經濟的充分發展,是中國封建社會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比歐洲封建社會更顯得光輝燦爛的根本原因。應當說,不論是明清時期的農民,還是唐宋時期的農民,還是秦漢時期,都曾為此作出了巨大的曆史貢獻。但是一些科班曆史學家和網上民間曆史學家卻玩弄數字遊戲,狂捧唐朝,貶低其他朝代,這是不應該的。

清代糧食生產最突出的成就卻是地區擴散,即平均畝產在全國廣大地區的普遍提高。這主要由於:多熟複種製度的推廣,各地複種指數提高;水稻、玉米、甘薯等高產作物的推廣,各地糧食作物結構得到調整;品種改良、栽培管理、肥料積製與施用等精耕細作先進經驗,由官府或民間推動,特別是移民的傳播,在各地得到廣泛交流;開墾荒地、改良土壤,改造低產田、興修水利和植樹造林等農民長期勞動積累的作用,在各地得到充分發揮。由於上述諸因素的作用,不論餘糧區,還是缺糧區,糧食畝產均有大麵積的提高。如陝西漢中地區,由於興修水利,推廣了一年二熟製,嘉慶間,“水田夏秋兩收,秋收稻穀,中歲鄉鬥常三石(京鬥六石)。夏收麥,城(固)洋(縣)澆冬水之麥,畝一石二三鬥。他無冬水者,鄉鬥六、七鬥為常。旱地以麥為正莊稼,麥後種豆種粟種高粱糝子。上地曰金地銀地,歲收麥一石二三鬥,秋收雜糧七、八鬥,興安漢陰亦然”(《三省邊防備覽》卷八)。由於糧食產量提高,有大量餘糧外銷。“郡城富商大賈”販糧,“歲下襄陽,其利數信”(嘉慶《安康縣誌》卷十)。

清代前期的糧食生產,養活了四億人口,同時,非農業人口增加,城市和市鎮經濟發展,經濟作物種植麵積擴大。盡管有許多缺糧地區,除了由於土地過於貧瘠之外,大多是由於人口密度過大,工商業發展,或經濟作物發展。整個糧價隻是持續緩慢上升,道光間還出現二十多年糧價下跌。這都說明,清代前期的糧食總需求與總供給是大體平衡的,或者說是偏緊的總量平衡。如果沒有糧食平均產量的普遍提高,與出現一批糧食高產地區,這是難以想像的。

康熙間,唐甄說,“四海之內,日益窮困”。“雖年穀屢豐,而無生之樂”(〈潛書□存言〉)。這段話常被人引來論證清代經濟的停滯與不景氣。實際上,這是康熙朝一個短時間內,因市場缺銀而引發市場蕭條,不是物資供給不足,特別不是由於缺糧,唐甄的話本身就說明這一點。但這個話被吳承明教授和日本學者稱為“康熙蕭條”。但是,這個情況持續時間不長,不久,特別是到雍正間,情況即完全變化。所謂“民窮財盡”之說,是沒有根據的。

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是農業和手工業、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的雙重結合。這種雙重結合是農民經濟在生產上的基本特征,已經成為農民生產的內在結構。這種生產模式在清代臻於成熟。它能有效地利用各種生產要素,在維持我國眾多人口的生活,和開拓商品市場上,發揮了重大的曆史作用。

以下從幾個方麵論證清代農業經濟是中國的高峰,主要引用了方行的文章。

一。糧食生產總產量:糧食是農業國家經濟的基礎,中國的水平高於同時代的歐洲,後來引進糧食高產作物如玉米水稻等,清朝的糧食生產總產量更是高過以往曆代,否則,怎麽養活幾億人口? 西歐中世紀的小麥產量是種一收五,而中國秦時小麥的種收之比就已達1:15。當時精耕細作農業是更典型更先進的。所謂種收之比,就是種子量與收獲量之比,是反映糧食單位麵積產量的又一種指標。清代的指標:

在江南蘇鬆地區,《浦泖農谘》說,稻種“每畝需穀一鬥二升”。道光以前,“田有三百個稻者,獲米三十鬥,所謂三石稻田是也”。米三石按官定“一米二穀”比例折成穀,是為穀六石,其種收比例為1:50。 在福建永春州,“土田膏沃,水泉灌溉,率一鬥而收六七石”(乾隆《永春州誌》卷七)。種收之比是1比60、70。 在湖南,林則徐說,“其田係以石計,布利一鬥,半年可得收毛穀六石,次四五石不等”(鄭光祖:《一斑錄》雜述卷二)該省安福縣,在洞庭湖濱糧產區,“富民買田召佃,鬥種歲取石租”。此“石租”應為米,而非穀,因後文說,“貧民五口之家,佃田二石,中熟之年,俯仰足以自給”(同治《安福縣誌》卷三十)地租率一般為秋糧產量的二分之一,如果為穀,是養不活一家五口的。這是鬥種收米二石,即收穀四石。據這些記載,其種收之比是1比40、50至60。 清代中葉,外省移民大量湧入陝西南部山區,推廣了玉米種植,據長時間在此地作官的嚴如□說,玉米“種一收千,其利甚大”(《三省邊防備覽》卷一一)。


二。餘糧:
有的學者援引李悝《盡地力之教》說,說當時魏國“五口百畝之家”的農戶,一年生產的糧食中,口糧占60%,餘下的糧食用來作製衣、交稅等開支,餘糧率為40%。並說,豐收之年,餘糧率還要高,“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餘糧率分別是340%,240%,140%,是後世無法想像的。秦漢之際“五口百畝之家”的餘糧率比魏國還要更高。下麵按照這個餘糧率的思路,來考察一下清代的情況。

  清代的南方:在湖南,洞庭湖區發展了雙季稻。同治間,黃彭年說,“湖田之稻,一歲再種。一熟則湖南足,再熟則湖南有餘粟”(《陶樓文鈔》卷二)。湖南省丘陵與山地占全省麵積的80%以上,平原不到20%,湖田地區更不到5%。洞庭湖區的餘糧率雖難以算出,很高卻是可以肯定的。
  在台灣地區,雍正間,閩浙總督高其倬說,台灣產糧,“一年豐收,足供四五年之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七輯)。其鹿港是,“近山沃衍宜稻,一年耕有五年之食”(陳盛韶:《問俗錄》)。藍鼎元甚至說,台灣地區是“耕一餘七”(乾隆《重修台灣府誌》卷二四)。

  在北方,河南省的糧產區,“原隰平衍,膏腴千裏,歲果有秋,粟支十年”
(同治《漢川縣誌》卷二十,嘉慶間記事)。其山區的嵩縣,“大抵嵩野中熟,產粟可供食年餘”(乾隆《嵩縣誌》卷一五)。豐收年餘糧會更多一些。

三。從農民耕地規模
有人認為,秦國和漢代,采用大畝製,“五口百畝之家”耕田合今67市畝。而由於明請時代的人口增加,即使明清地主之家,多數也沒那麽多的田地,農民的耕地更是降到十畝以下。農民基本生產條件的這種變化,並沒有導致明清時期經濟停滯。


1。在社會生產力發展以後,在封建社會的手工工具條件下,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卻會導致農民耕地規模趨向縮小。這是因為,耕作從粗放到集約化,複種指數的提高,糧食高產作物如水稻和經濟作物的發展,都要求在單位麵積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勞動力。農民一家所能耕種的土地麵積必然隨之縮小。由於人口的增加,再加上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清代個體農民的耕地規模,確比前代大大降低。換一種方式說,清代個體農民的耕地規模的降低也反映了農業生產力的提高。

在南方各省,如江南地區,康熙間,靳輔經過調查,向皇帝報告說,“臣訪之蘇鬆嘉湖之民,知壯夫一丁止可種稻田十二三畝”(《清經世文編》卷二六)。張履祥也說,嘉湖一帶,“吾裏田地,上農夫一人止能治十畝”(《補農書》)。淩介禧也說,“一夫之耕僅十畝,力或不及,雇工以助之”(《程德安三縣賦考》)。嘉慶間,章謙存還說到了佃農,他說,佃農“工本大者不能過二十畝,為上戶”(《清經世文編》卷三九)。光諸間,陶煦說,“上農不過任十畝”。“佃農而一家力作,夫耕婦??,視傭耕者力勝,或可逾十畝以外”(《租核》)。甚至到民國年間,情況也無多大變化。抗日戰爭前,費孝通在吳江開弦弓村調查,一個普通農戶的耕作能力為稻田七畝(《江村經濟》)。黃炎培在川沙縣調查,大概夫婦二人,兩三個幼童幫助,可種田十畝,但農忙時仍需雇工(民國《川沙縣誌》卷五)。

在北方各省,乾隆間,山東巡撫阿裏袞說,“北方多旱田,易種,一夫亦不過二十畝”。他反對廣種薄收的粗放經營,提出地主應多召佃戶,使“約計一夫二十五畝為率”(《乾隆實錄》卷三二三)。河南巡撫尹會一也是這樣,要求地主對佃農“量力授田,每佃所種,不過三十畝”(《清經世文編》卷三六)。嘉慶間,朱雲錦也說,“一夫之力,耕旱田可三十畝,治水田不過十畝,而畝之所入,水較旱可倍增”(《豫乘識小錄》卷上)。河南南陽縣就是如些,“凡農治田人三十畝,水田則減三之一,而所收倍”(光緒《南陽縣誌》卷九)。這說明,種旱田,一個農戶力能種二十多到三十畝,種水田可十畝左右。


2。隨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導致糧食畝產提高,又加以農民種植經濟作物,從事家庭手工業生產,附加值高,收益增加。因之農民養活一家人口最低限量土地也必然隨之減少。從南方各省專種糧食的農民來看,在江南地區,靳輔在上述奏折中說,種田十二三畝的農戶,“其歲收粒米,肥地不過三十餘石,瘠地亦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則三十餘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六人”。這是說,一個五口之家的農戶,種肥地六畝左右,種瘠地十畝左右,即可解決一家的口糧。

  例一,湖南桂陽縣,地屬山區,這裏上等田畝產穀四石,人有一畝,“八口之家得三十二石,易錢五六十千”,加上”桑麥魚萊諸物之利”(同治《桂陽直隸州誌》卷五),便可過活。

  例二,在江南地區,“民力田,佃十五畝以上者稱上農,家饒給矣。次僅五六畝,或三數畝,佐以雜作,非凶歲亦可無饑。何者?男子力耕於外,婦人□織於內,五口之家,人人自食其力,不仰給於一人也”(薛福保文,《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四一)。

四。農民收入:有的學者認為,據李悝的估計,當時農民為應酬廣泛的社交活動,要支出900錢,占其全年收入的1/15。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述的商品經濟發達的程度後代難以比擬,以致使一些曆史學家把秦漢視為商業資本主義。這兩段文字緊密相連,如果揣測不錯,作者是認為農民的商品交換活動,支持了當時繁榮的商品經濟。西漢初年,確有一段時間商品經濟繁榮。這主要是當時的豪強大賈,乘西漢政權崇黃老之術,少幹預經濟生活的機遇,利用“放流人民”、“亡命者”“奸猾”、“僮”以及“役貧”等廉價勞動力,進行大規模冶鐵、鑄錢、煮鹽和農牧業生產,以致可使“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這當然不是說農民的商品交換活動,對當時的商品經濟繁榮不起作用,但不可否認,在當時商品生產與交換中起主導作用的卻是豪強與富商大賈。

  商品經濟發展,特別是農村商品生產發展,是清代經濟超越前代的又一重大成就。首先是棉、絲、煙、茶、蔗、果、油料等農產品的商品生產有很大發展。其發展水平,因限於資料不足,難以量化。不過當時人對經濟作物的種植麵積也作過一些估計。康熙間,靳輔說,“凡方千裏之地,實有田三百六十萬頃。或其間有種棉花、蔬果、菱荷、藥餌之類,以其非係五穀,姑再除四分之一,計地九十萬頃外,有田二百七萬頃”(《清經世文編》卷二六)。他這是就,經濟作物的種植麵積,約占全部耕地的25%左右。對當時第一大經濟作物的棉花,嘉慶間,吳熊光說,自木棉之利興,田畝已去十之二三。然衣食並重,勢難偏廢”(《伊江筆錄》上編)。這是說,棉花種植麵積,約占全部耕地的20-30%。煙草,是當時第二大經濟作物,同治間,李榕說,“種煙之害,及於稼穡,不過十分之一二,民間之食,不盡出此”(《十三峰書屋全集》卷三)。這大約是說,煙草種植麵積不過是糧食種植麵積的10─20%。他們的這些估計,隻是平日所見所聞的一種概括,並無統計根據,當然很不準確的,實際上是偏高的。但也說明經濟作物確有很大發展,足以引起當政者的重視。其次,手工業生產也出現了一個與農民經濟相結合,向農村擴散的趨向。棉紡織、絲織、造紙、榨糖、編織等農民家庭手工業品的商品生產也有很大發展。這都使農民成為社會商品的主要供應者。

  農村商品生產的發展,增加了農民的收益。許多經濟作物的種植,要占用糧田,因此文獻記載中大都參照種糧來計算收益。如棉花,江南棉區是,“利在棉花梭布,較稻田倍蓰”(《安吳四種》卷二六)。河南棉區是,“收花之利,倍於二麥”(乾隆《鞏縣誌》卷七)。河北棉區是,種棉“歲無大水,其利倍入”(康熙《河間府誌》卷四)。山東棉區是,“五穀之利,不及其半”(康熙《兗州府誌》卷五)。四川棉區是,“民相習植棉,其利倍穀”(光緒《潼州府誌》卷九引道光《蓬溪縣誌》)。這都是說,種棉一般比種糧多一倍左右的收益。

總之,人口過多自然也不好,這個沒什麽可以爭議的。但是,古代人口的多少也是衡量一個朝代興盛與否的指標。總的來說,唐朝的人口數字是不高的,這不是好事情,但有人卻拿這個低人口來證明唐朝經濟第一,這就有點過份了。

隋統一全國時,全國大約有700萬戶。至大業5年(609年)戶口數為890萬戶。隋朝盛世南北合計大致共有1030─1040萬戶。

隋末至唐貞觀初,人口產生大跌落,唐武德年間比大業年間大為耗減。武德4年(621年),有200多萬戶。經長期恢複發展,玄宗天寶14年時戶口數達891.5萬戶。天寶14年(755年)安史之亂造成嚴重的戶口損失,“京畿戶口減耗大半”,“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唐代後期,由於政治動蕩,戰亂不停,人口隻是略有一定的恢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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