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名記”第一人被孫中山暗殺(2.0)

民國“名記”第一人被孫中山暗殺


一


同盟會宣言     (一九○五年八月) 　　　　
天運歲次年月日中華國民軍軍都督奉軍政府命，以軍政府之宗旨及條理，布告國民。今者國民軍起，立軍政府，滌二百六十年之膻腥，複四千年之祖國，謀四萬萬人之福祉，此不獨軍政府責無旁貸，凡我國民，皆當引為己責者也!維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複，以貽後人。今漢人倡率義師，殄除胡虜，此為上繼先人遺烈，大義所在，凡我漢人，當無不曉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隻以驅除光複自任，此外無所轉移。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複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為其樞機而已。自今以往，國民之責任即軍政府之責任，軍政府之功即國民之功，軍政府與國民同心戮力，以盡責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經論，暨將來治國之大本，布告天下： 　　　　
(一)驅除韃虜。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為邊患；後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據我政府，迫我漢人為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我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滿洲政府窮凶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其滿洲漢軍人等，如悔悟來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殺無赦!漢人有為滿奴以作漢奸者，亦如之。 　　　　
(二)恢複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複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 　　　　
(三)建立民國。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製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製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四)平均地權。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有壟斷以製國民之生命者，與眾棄之!


二

黃遠生（1885-1915），原名黃基，字遠庸，遠生是他的筆名，曾在兩年內連中秀才、舉人、進士三榜麵文名大噪。民國初年的輿論界領袖，“新聞界之巨子”，著名記者，所寫專欄“遠生通訊”在當時政界有極大影響。他對政界各種內幕和醜惡現象大加笞伐，得罪了不少要人，於1915年遠避美國，卻於當年12月27日被人暗殺於舊金山。一時輿論大嘩，均認定這是袁世凱指使，因為袁氏稱帝，黃遠庸批評得非常厲害。前有宋教仁一案，這次輪到黃遠生了，袁世凱實在無以自解。

1980年代，當年的凶手在台灣臨死前道出真相，刺殺竟是中華革命黨美洲支部指使，由後來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揮，命令則出自中華革命黨黨首，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孫中山為何要暗殺區區一記者？原來，黃遠庸的報道不止批評袁世凱，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活動也冷嘲熱諷，加上黃遠庸文筆了得，影響廣泛，孫中山大恚，必欲去之而後快。結果袁世凱為他背了七十多年“黑鍋”。  

1985年9月舉行的全國黃遠生學術討論會上，學者們統一了看法，確認是當年國民黨美洲總支部負責人林森（後曾任民國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衛劉北海開槍刺殺黃遠生的。刺殺的命令來自當時的中華革命黨黨魁、後來的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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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名記”第一人黃遠生被殺案始末


作者： 張光芒 來源：《中華讀書報》2003年8月20日



舊金山的槍聲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時許，在舊金山唐人街的廣州樓內，一位旅美華人正在默默地用晚餐。他戴一副黑邊眼鏡，臉上微露倦色，眼神憂鬱，但仍然掩蓋不住內裏的智慧與勇毅。此時，來來往往的客人他似乎視而不見，充塞在他腦海中的完全是地球另一邊的現實：袁世凱的複辟鬧劇正在緊鑼密鼓地上演，芸芸眾生或被蒙蔽或無力掙紮；經過民初幾年瞬息萬變的動蕩，進步力量似已無力回天。中國要向何處去？中國的知識分子們何去何從？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自己滿腔熱血，一顆赤心，非但不能有效地阻止這場民族的災難，反而淪落天涯，徒有雄心，一籌莫展。就在他心潮起伏之際，突然從背後射過來兩顆罪惡的子彈，這位青年人還沒從憂國憂民的思緒中回過神來，便仆倒在地，在那一瞬間，帶著驚恐，更帶著不解與憤怒，死不瞑目地去了。

　　這位喋血美洲的青年人便是民初時期鼎鼎大名的新聞記者與政論家黃遠生。

　　消息傳來，國內新聞界、政界與文化界的同道者與愛國人士大為震驚，深感痛失了一位才華橫溢、剛直不阿的“報界之奇才”。黃遠生的好友、一度擔任過《民國報》記者的梁漱溟，聽此噩耗後大受刺激，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於是開始寫作《究元決疑論》一書，試圖從佛教出世思想中尋求“人生之苦”與人生真義，思想情感由此發生了極大轉變。遠生之死的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1916年初，遠生的遺骸由當時我國駐美公使顧維鈞運回上海，並在上海開了頗為隆重的追悼會。據參加追悼會的遠生長子黃席群回憶，遺骸安放在一具小型棺材內，外麵是一層藍色絲絨，後來在上海加了一個木質的槨。事後，親屬將其骨灰運回九江，安葬於廬山區蓮花鄉桂家壟之殷家坳山。墓丘背山麵壟，環繞青鬆，墓碑中豎刻“故顯考黃公遠庸府君之墓”，右豎黃遠生簡略生平，左豎刻“男席棠，群、椿奉記”。墓前有拜台，呈半月形。

　　為使遠生的精神發揚光大，激勵後人，其生前好友林誌鈞費盡心血搜集、整理、編輯了《遠生遺著》一書，從1920至1927年先後由商務印書館印行四版，後又多次增補重印，這部中國曆史上最早的報刊通訊集成為民初政界鬥爭與曆史的精彩記錄。

遠生其人

　　黃遠生，原名為基，字遠庸，遠生係筆名。1885年出生於江西九江一個“文彩秀發”的書香世家。曾祖黃鳳樓係道光年間的進士，做過安徽歙縣、銅陵、當塗等縣知縣、太平府同知等職。三個叔伯父均為舉人。父親黃儒藻也係秀才出身，在寧波辦過洋務。黃遠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發蒙時期不但廣涉經史子集，而且家裏還特地請了一位外籍女教師教他學習英語，再加上遠生天資聰慧，過目成誦，被家人視若掌上明珠。他在浙江吳興南潯公學讀書時，就積極參加學潮運動，表現出心係國事族業，“為人當獨立自尊”的高遠誌向。光緒二十九年（1903），黃遠生考取秀才，同年秋季又考中江西省第7名舉人，次年赴京會試中進士。這是清王朝最後一次會試，同榜進士中有沈鈞儒、譚延、葉恭綽等知名人士。這是中國最後一批進士，而黃是其中最年輕的，周歲不滿20。

　　黃遠生中進士後心懷遠大抱負，不願按清廷慣例接受官職，而決定赴日本留學，入中央大學學習法律。6年後歸國，任郵傳部員外郎、派參議廳行走兼編譯局纂修等職。這時李盛鐸以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歐考察憲政歸國，對黃遠生說：“西洋方麵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國際情況的，大都是報館撰述人員，你如果幹這一行，將來一定是位名記者。”（見李傳梓《反袁之勇士報界之奇才——記辛亥革命時期的烈士黃遠生》）遠生深感清廷腐敗，仕途不彰，作官之意頓消，並接受建議，投身於新聞界。

　　民國元年，黃遠生與藍公武、張君勱共同創辦了《少年中國周刊》，因其抨擊時政立場鮮明，見解獨到，聲名大震，遂有“新中國三少年”之說。後又與劉少少、丁佛言被時人稱譽為“新聞界三傑”。黃遠生以“能想”、“能奔走”、“能聽”、“能寫”的“四能”功夫馳名海內外，不但文章流利暢達、幽默敏銳，深受讀者歡迎，而且其工作量之大、創造力之盛也十分驚人。他先後主編過梁啟超創辦的《庸言》月刊，擔任過上海《時報》、《申報》、《東方日報》和北京《亞細亞報》特約記者，同時為《東方雜誌》、《論衡》、《國民公報》等報刊撰稿。據李傳梓《反袁之勇士報界之奇才》一文統計，從他留下的《遠生遺著》所收239篇文章看，他的通訊幾乎對每一個時期民眾矚目的重大問題都進行了及時而深入的報道。重要人物涉及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凱、黎元洪、唐紹儀、陸征祥、趙秉鈞、熊希齡、段祺瑞等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內閣兩次倒台、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唐紹儀被迫下野、陸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全國各階層廣大讀者的心，將真相告白於天下。

遠生的貢獻

　　遠生之死之所以引起很大的震動，這與其不凡的貢獻與極大的社會影響是分不開的。他被稱為“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其“遠生通訊”更是被視為當年中國新聞界的一大品牌。但這並不是他所有的曆史貢獻之所在。從更深層的價值與更為深遠的意義來說，他又是作為一位新文化先驅者的形象而存在的。

　　他的文化活動隻有辛亥革命前後短短的幾年時間，正是中國文化覺醒前最黑暗的時刻。這時比其年長一代的維新派知識分子幾乎都將目光轉向中國傳統文化的複興，從19世紀末活躍在時代潮頭的思想先驅變為“不進則退”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而“五四”一代徹底反傳統的文化激進主義者在此時大都尚處於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國文化覺醒的突破口，也還未形成新文化運動的龐大陣勢。舊的已去未去，新的將生未生，黃遠生在這古與今、舊與新、中與西轉折的焦點時刻，以其奔放的激情與深沉的憂患意識填補了時代的一個空白。這表現在他首倡現代意義上的文藝啟蒙運動。在《懺悔錄》一文中他指出，“今日無論何等方麵，自以改革為第一要義”，要改革國家，則必須改造社會，而欲改造社會，最終必須“改造個人”。這無疑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的先聲。

　　錢基博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專門提到：“遠庸文章典重深厚，胎息漢魏，洞朗軒辟，辭兼莊諧，尤工通訊，幽隱畢達，都下傳觀，有紙貴之譽。”評價甚確甚高。筆者在翻閱周恩來1918年的日記時見到這樣的記載：“……晚間李石翹來習攝影術。既去，觀黃遠生遺稿。”（5月20日）“我昨天從任白濤那裏取來黃遠生從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覺得他所說的元、二年的光景，於我的將來政治生涯很有大關係。”（5月21日）實際上，五四時期的新文化先驅者幾乎莫不受到遠生思想的啟發與影響。

誰是凶手？

　　遠生之死引起了各界人士紛紛譴責這起謀殺案的製造者，然而凶手到底是誰？背後的主使者又是誰？卻不得而知。由於當時國內政界極度混亂，案發地點又遠隔重洋，所以根本沒有足夠的人力與足夠的精力去調查，這起殘忍的凶殺事件於是成為一件眾說紛紜的疑案。

　　凶手是誰？過去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猜測是袁世凱派人跟蹤到舊金山暗殺的。另一種說法，是國民黨（中華革命黨）美洲總支部誤認黃為袁的死黨而誤殺的。在一些細節問題上，說法更不一致。如有的認為他是“被愛國華僑當作帝製餘孽炸死”的；有的則記載他“被革命黨人以袁黨人罪名槍殺於住宅內”；有的言其“被袁派遣殺手狙擊身亡”；還有文章說他是被槍殺於舊金山街頭等等。甚至連黃遠生被殺的日期也說法不一，不少材料記載其被殺害於12月27日，其根據大概來自於林誌鈞為《遠生遺著》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話：“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聽見我至好的朋友黃遠庸在舊金山被人暗殺的消息（係外交部接顧少川來電報告）。”而據李盛鐸先生寫的《墓誌銘》，記載被害日為陰曆11月19（即公曆12月25日）。前說似不可靠，序中隻說是聽到被暗殺的消息，並未說是這一天被殺害的。當時信息傳遞不像現在這樣迅速，消息遲至兩天是很正常的；如果當天晚上就能得到消息，反而可能性不大。

　　1984年，黃席群寫作《追憶先父黃遠生》一文時也未能真相大白。他這樣寫道：“我父親究竟是誰殺害的，至今是個疑案，我個人的看法是，無論他是死於袁世凱派遣跟蹤的刺客之手，還是遭到在美洲的國民黨人殺害，總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離不開袁賊妄圖稱帝這個關鍵問題。如果是死於袁黨之手，正因為我父親不但不接受袁賊的籠絡收買，反而於遊美之前公開在報上表示反對變更國體，卒致罹禍；如果是死於國民黨人之手，那就該怪這幫人沒有弄清事實，竟誤認為他是袁世凱的吹鼓手，糊裏糊塗地殺害一個平白無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確是冤哉枉也。”而筆者想到的是，如果將這個疑案在21世紀仍然“存疑”，無論如何也難以告慰這位超前的新文化先驅者孤獨的在天之靈。

黃袁恩仇

　　到底誰是真正的凶手？上述第一種猜測似乎更為合情合理。遠生在國內時就已有袁的爪牙監視跟蹤，何況以袁世凱一代梟雄，他是什麽壞事都幹得出來的。

　　說來話長，黃袁之間曾有一番複雜的恩仇糾葛。袁世凱為堂而皇之地登上皇帝的寶座，需要調動一切有利於這一陰謀的力量，其中就包括政治輿論的導向與支持。輿論就是社會力量，統治階級必然要借助輿論力量來實現對社會的控製。袁世凱在鎮壓了二次革命後，就實行報業管製政策。據統計，僅從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封閉的報館達71家，傳訊49家，搗毀9家，24位報人被殺害，60餘位報人被捕。1915年秋，袁世凱看中了黃遠生這位名滿海內的名記者，要設法將他羅列門下。首先，袁氏強邀黃遠生擔任他禦用的上海《亞細亞報》總撰述，黃雖不願，也不敢顯拒。接著，袁派人向黃表示，如果能為袁撰寫讚成帝製的文章，將酬謝10萬元和一個部長的席位。遠生開始想延宕不作，但經不起袁再三催逼，隻得以一篇“似是而非”搪塞。但袁氏極不滿意，派人逼他重寫。

　　黃遠生萬難從命，也深知再也難以周旋下去，便毅然於1915年9月3日離開北京奔走上海。抵達上海前，上海《申報》就在頭版刊登了他反對帝製的啟事，明確表示“此次籌安會之變更國體論，……實難讚同一日”。抵上海後，遠生隨即於9月6日至14日連續在《申報》和《時事新報》上刊登啟事，宣布自己與曾擔任之《申報》駐京通訊員及上海《亞細亞報》之撰述，一概脫離關係。但陰險的《亞細亞報》在出版廣告中仍列其名為總撰述，遠生隻得於9月14日至20日，繼續在《申報》廣告欄聲明與《亞細亞報》劃清界限。1915年10月24日，黃遠生為躲避袁黨的追逼，幹脆乘日輪離滬赴美。

疑案真相

　　此事令“竊國大盜”惱羞成怒，結下仇怨，自然不會放過他。遠生死於袁黨之手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然而當命運捉弄一個人時，又總是會將並不合情合理的邏輯罩到他身上。遠生恰恰更可能死於反對帝製的同胞之手。這也是在1985年9月舉行的全國黃遠生學術討論會上學者們比較一致的看法，認定是當年國民黨美洲總支部負責人林森（後曾任民國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衛劉北海開槍的。

　　筆者將此視為“真相”還有以下理由：遠生的確一度與袁黨有過來往，不過絕不是因為他立場遊移，而是出於記者表麵上的“中立”姿態，盡量為通訊報道事業贏得較大的活動空間。正如林誌鈞先生所指出的，遠生論事論人“不存成見”，即使“論起共和黨，也並不因為熟人較多，氣味較近，帶著有色眼鏡，就說那顏色好，……沒有絲毫偏袒哪一黨的意思。……這種不存成見，公平評論的氣度，亦是很可佩服的”。其實在袁世凱登基的野心暴露之前，許多進步人士、知名活動家都一度對袁氏心存幻想（如梁啟超等）。遠生在政治立場、思想立場上與袁世凱是絕對劃清界限的，尤其是在關鍵的時刻，他拒絕為袁張目，力斥袁氏倒行逆施的罪惡，保住了自己的人格。盡管如此，遠生仍在其著名的《懺悔錄》中對自己的靈魂進行了嚴厲的拷問。但那段在矛盾中與袁氏周旋的經曆和那篇“似是而非”的文章，卻依然為他的悲劇埋下了隱患。據說《亞細亞報》的上海分社在出報的第二天就遭愛國人士投擲炸彈，嚇得職員們不敢去上班，報紙不久也壽終正寢。愛國人士對帝製派深惡痛絕，義憤填膺，有時行動偏激甚至不分青紅皂白也是可以理解的。

　　據陳叔通先生回憶，遠生一到舊金山，當地的報紙便報道中國的名記者Yuan－Yung Huang抵美的消息。Yuan－Yung Huang本來就是“黃遠庸”的音譯，按英美的用法將名字置前而成了“遠庸黃”。而Yu an又與袁世凱的Yuan剛巧同音。華僑中反袁的人便奔走相告，說是袁世凱的本家來了。而當地國民黨人又惡意宣傳，真像遠生是袁世凱派到美洲去的鼓吹帝製的親信一般。

　　不過還有一重要原因似亦不可忽視，當時信息傳遞較慢，再加上信息繁雜，遠隔重洋的華僑並不能都及時聞悉袁、黃決裂的消息，以為遠生讚成袁世凱，反對孫中山。在這種絕大的政治誤會與客觀限製之下，遠生自然插翅也難逃毒手了。
　
死後沉浮

　　遠生的貢獻與影響是時人共睹的，在他死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其影響所及仍然遍布整個思想文化領域。僅就當時思想界影響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單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言論的文章就不下30篇。黃遠生的老友藍公武致信胡適，指出《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黃遠生的未竟事業，胡適將此信發表於《新青年》；羅家倫第一次把黃遠生寫進帶有史評性的長篇論文《近代中國文學思想的變遷》；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以近千字的篇幅把黃遠生推為新文學發“先聲”的人物。此種評價為後來的新文學史家所認同，所撰新文學史無不視黃遠生為新文學先驅人物。其他且不論，就連周揚在延安魯藝的講義《新文學運動史講義提綱》也沒有例外。可見，新文學史上本來就已有黃遠生的大名，隻是後來被抹去了。但是，“一部沒有黃遠生的名字的中國新文學史，似乎像一部無 頭 的文學史，其來龍去脈總不免令人有渺茫難尋之感。”（見沈永寶：《新文學史應該有黃遠生的名字》）可據筆者視野所及，在各種有關黃遠生的正式發表的論文中，單單是他的出生年代就常常以訛傳訛，被誤為1883或1884年，這無論如何是不正常的。

　　黃遠生的名字為什麽在新文學史上突然消失？對此，遠生的孫女高上達（她們姐妹隨母姓）在給筆者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對黃遠生研究不深，但我知道他是因不肯違背自己的人格去屈從於權勢而喪命的，這就是我們後輩應繼承與發揚的。我想50年代後黃遠生的突然消失與解放後一直奉行的極左路線有關，實事求是消失了，加上有些在位的人士對未定性的人與事不敢涉及（黃遠生的死究竟是哪一方所為就討論了幾十年），而這正是與黃遠生的偉大人格相悖的。我們研究黃遠生正是要還曆史的本來麵目，不要讓中國近代史因人為的因素而丟掉了一個與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的奇才。”　　

　　這番話應該說是有事實根據的。黃席群（黃遠生長子）曾指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方漢奇教授著《中國近代報刊史》中對黃遠生的某些評價就“不夠持平”，二人在一次會晤中，方教授很坦率、客觀地向黃先生表示，他在編寫過程中多少受了一些“左”的影響。後來方教授給黃先生的信中寫道：“我以為對曆史人物的分析評價，應有辯證觀點，即發展的觀點。人物的思想認識是在變化的，應該允許這一變化，承認這一變化。當時對於袁世凱的認識就是這樣。李大釗早年對袁世凱是曾經寄以希望的，後來才反袁。李大釗尚且如此，對原來思想認識上就有局限如遠生先生這樣的人，就更不宜苛求了。”（見黃席群：《追憶先父黃遠生》）黃先生表示自己十分佩服他這種“勇於自我批評的精神”。

 

 

 

 

黃遠生（1885－1915）原名黃為基，字遠庸，筆名遠生，江西九江人。民國初年著名記者。

    這個人的死是一個謎。他的生，則是一段被湮沒的傳奇。

    他20歲進京趕考，在清王朝最後一次會試中高中進士。他不按朝廷慣例接受官職，卻赴日留學，後來投身報界。他在美國舊金山被暗殺，槍手卻一直不知是反動的袁世凱所派，還是革命的國民黨人。

    曆史的記敘往往忽略他末代進士的身份，而凸顯出一位開山記者———“中國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記者”、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專職記者，因為此前的中國報人多為政論家，自他始方以新聞采訪和寫作著名於世，其“遠生通訊”被視為民初中國新聞界的一大招牌。

    他年少風光，時人讚為“同是記者最翩翩，脫手新聞萬口傳”，更譽之為“報界之奇才”。

    他宣稱，新聞“第一義在大膽，第二義在誠實不欺”。又強調，記者當具備“腦筋能想”、“腿腳能奔走”、“耳能聽”、“手能寫”的“四能”功夫。

    後人總結新聞史，“我國報紙之有通訊，實以黃遠生為始”，確定是他開創了通訊這種新聞文體。“通訊”一詞，此前已見於報刊，但僅指由外埠郵寄傳來的新聞，稱為“某地通訊”，以區別於電訊。

    黃遠生在自己開始新文體嚐試的開場白中敬告讀者：“吾此後所謂新聞者，不必盡為朝章國故也。市井瑣屑，街談巷議，皆一一作新聞觀，此在日報中實為創格。”

    這樣一種新聞觀的衝擊力是不言而喻的。民國初年，承襲邸報傳統、慣登“宮門抄”一類刻板文字的報紙和雜誌仍占據主流。偏偏是進士出身的黃遠生，第一個站出來革新，把原先的官樣文章變成通俗易懂、為人所喜見的純粹的新聞文體。

    一時間，這種白描式刻畫、極具現場感的文字，廣受讀者追捧。在黃遠生三四年短暫的記者生涯中，他以通訊文體，對同期幾乎所有民眾矚目的重大問題都進行了報道，重要人物涉及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凱、黎元洪、唐紹儀、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唐紹儀被迫下野等。

黃遠生有一名文，題為《外交部的廚子》，從一個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入當時中國社會之生態。此廚子在前清“聲勢浩大，家產宏富，乃至能力回西太後之意，與中外赫赫之李鴻章對抗”；民國成立，仍盤踞外交部，利用“官長之愛財物未必不同”的心理，優遊於官場；及至被開除，“猶可輦致巨金之外國銀行，遨遊青島天津上海之間也”。

    黃遠生的研究者張光芒認為，新聞並非他全部的曆史貢獻之所在。“從更深層的價值與更為深遠的意義來說，他又是作為一位新文化先驅者的形象而存在的。”

    張光芒在周恩來1918年的日記中曾見到這樣的記載：“……晚間觀黃遠生遺稿”，“我昨天從任白濤那裏取來黃遠生從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覺得他所說的元、二年的光景，於我的將來政治生涯有很大關係。”

    黃遠生死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其影響所及仍然遍布整個思想文化領域。僅就當時思想界影響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提到他名字或涉及他言論的文章不下30篇。甚至有人言，《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學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黃遠生的未竟事業。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把黃遠生推為新文學發“先聲”的人物。此種評價為後來的新文學史家所認同，所撰無不視他為先驅人物，甚至連周揚在延安魯藝的講義也沒有例外。正如張光芒所說：“可見，新文學史上本已有黃遠生的大名。”

    然而這個名字後來被抹去了。“黃遠生為什麽在新文學史上突然消失？”張光芒對此唏噓不已。

    網上有人講過一個故事：在書攤看見一本梁啟超題名的書，題的是“黃遠庸遺作”，想來梁任公為其題字，作者當非等閑之輩，但卻從沒聽說過。一問價，五元，在書攤上是高價，猶豫再三，終於沒買。沒過多久，得知黃遠庸是民初大記者，當日的風雲人物。於是趕緊再到書攤尋覓此書，已不知去向，“隻有空留餘恨到天明了”。(記者 徐百柯)

    人物背後

著名記者黃遠生被暗殺

    1915年12月27日，避匿於美國的著名記者黃遠生被革命黨人以袁黨人罪名槍殺於住宅內。

    黃遠生，中國近代新聞記者。黃遠生，江西九江人，原名黃為基，字遠庸，遠生是他的筆名。1885年1月15日生於“文彩秀發”的書香門第之家（一說生於1883年）。21歲時中光緒甲辰進士，成為清末最後一批進士中最年輕的一位。但他無意仕進，以新進士之資格赴日本留學，1909年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法科。回國後先在清政府郵傳部任職，辛亥革命後脫離官場，從業新聞，成為蜚成於世的著名新聞記者和政論家，是中國第一個以新聞采訪和寫作著名於世的人，時人譽之為“報界之奇才”。

    黃遠生先後任《申報》、《時報》、《東方日報》、《少年中國》、《庸言》、《東方雜誌》、《論衡》、《國民公報》等報刊特派記者、主編和撰述。所寫《官迷論》、《三日觀天記》、《外交部之廚子》、《北京之新年》等通訊，對民國初年政局的黑暗和新官僚們的醜態，作了忠實的記錄和辛辣的嘲諷。袁世凱籌備稱帝期間，聘他擔任禦用報紙《亞細亞日報》上海版總撰述,堅辭不就,並在上海各報刊登《黃遠生反對帝製並辭去袁係報紙聘約啟事》以示決絕。1915年冬赴美訪問。同年12月25日晚，在舊金山被中華革命黨美洲總支部負責人林森指派劉北海槍殺。

    黃遠生以“能想”、“能奔走”、“能聽”、“能寫”的“四能”記者自勉，文字流利、暢達、幽默，深受讀者歡迎。是中國曆史上第1個有影響的新聞通訊記者。所寫新聞作品輯為《遠生遺著》4卷,以新聞通訊為主,兼收政論、譯文等,於1919年出版，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一部報刊通訊集。

    陳獨秀等一輩人受黃遠生思想的影響集結起來，組成“新青年”團體，並在《新青年》及《新潮》上廣為宣傳，單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的言論的文章就不下三十篇。胡適在《五十年來之文學》一書中把黃遠生推為新文學“先聲”的人物。

    黃遠生的文化活動隻有辛亥革命前後短短的幾年時間，正是中國文化覺醒前最黑暗的時刻。這時比其長一代的維新派知識分子幾乎都將目光轉向中國傳統文化的複興，從上個世紀末活躍在時代潮頭的思想先驅變為“不進則退”的文化守成主義者；而“五四”一代徹底反傳統的文化激進主義者在此時大都尚處於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國文化覺醒的突破口，也還未形成新文化運動的龐大陣勢。舊的已去未去，新的將生未生，黃遠生在這古與今、舊與新、中與西轉折的焦點時刻，以其奔放的激情與深沉的憂患意識填補了時代的一個空白。其貢獻首先表現在首倡現代意義上的文藝啟蒙運動。在《懺悔錄》一文中他指出，“今日無論何等方麵，自以改革為第一要義”，要改革國家，則必須改造社會，而欲改造社會，最終必須“改造個人”。（中青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