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亨利·基辛格有句名言：如果你控製了石油，你就控製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製了糧食，你就控製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製了貨幣，你就控製了整個世界。
《石油戰爭》揭示許多真相，解讀石油、貨幣、權力三者關係，撩開霸權政治麵紗。1973年的石油危機與當今能源危機是何其相似，油價飆升都是400%, 這隻是一種巧合嗎? 西方政府, 石油寡頭們以及其媒體抹黑中國, 真是中國造成了今天的石油危機嗎? 為什麽伊朗如此仇恨英美? 請細讀此書.
石油戰爭：稱霸世界的戰略力量，人為製造的石油危機
作者：(德)恩道爾著，趙剛等譯
出 版 社： 知識產權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8年4月
【內容簡介】
本書是作者多年專注於世界石油地緣政治研究的成果。書中描繪了國際金融集團、石油寡頭以及主要西方國家圍繞石油展開的地緣政治鬥爭的生動場景，揭示了石油和美元之間看似簡單、宴為深奧的內在聯係，解析了石油 危機、不結盟運動、馬島戰爭、核不擴散條約、德國統一等重大曆史事件背後的真正原因，為我們展現了圍繞石油而進行的，長達一個多世紀的驚心動魄的鬥爭曆史。
本書全麵闡述了構成世界霸權的基礎力量，揭示了石油、美元輪動席卷全球財富的秘密，描繪了世界地緣政治鬥爭的生動場景，解析了石油危機、不結盟運動、馬島戰爭、核不擴散條約、德國統一等重大曆史事件背後的真正原因。這是一本了解世界經濟，研究國際政治，拓展戰略思維不能不讀的好書。
【作者簡介】
威廉·恩道爾，著名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從事國際政治、經濟、世界新秩序分析研究愈30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學士、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比較經濟學碩士。
威廉·恩道爾先生作為獨立的經濟學家和新聞調查記者先後在紐約和歐洲工作。他的研究涵蓋領域極為廣泛。除能源和地緣政治，還包括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農業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三世界債務和亞洲金融危機等。威廉·恩道爾先生還經常應邀在地緣政治、經濟、能源等國際會議上發表演講，並定期為世界全球化中心及許多國際出版物撰寫文章，還經常為主要歐洲銀行和私人基金經理提供谘詢。
【譯者介紹】
趙剛：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地緣戰略與國家安全、能源戰略、科技外交、科技與創新政策等。他提出的地緣科技學理論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曾主持科技部和國家發改委《可再生能源與新能源國際科技合作計劃》戰略研究、中國能源戰略研究等多項國家級和省部級科研課題。在國內外學術會議和刊物上發表文章百餘篇，著有《地緣科技學》《地緣科技學與國家科技安全》和《科技外交的理論與實踐》等多部著作。
歐陽武：清華大學工學學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碩士，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生產率、技術創新、信息政策、電信管製等。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曾發表信息化、電信管製、技術創新方麵文章多篇，著有《美國的電信管製》一書。2002年轉入政府部門工作，供職於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政策規劃組，任處長、副組長。
-------------------------------------------------------------------
目 錄
第一章 三足鼎立 英帝國的三大支柱：貿易、金融、原材料.. 16
《石油戰爭》中文版前言
當我坐在桌前，鋪開筆墨，準備為本書中文版撰寫序言的時候，既感到自豪，也感到惶惑。中國讀者智慧而敏銳，要在這樣一篇短序中將一個紛亂嘈雜的世界簡潔明了地呈現出來，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以一種不同於美國的方式，在世界事務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是當今中國的曆史使命。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了解美國，看她是如何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轍，特別是避免犯英國同樣的錯誤，如何借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形成自己的“軟實力”，如何構建被《時代》雜誌創始人亨利•盧斯所稱的“美國世紀”，是十分必要而緊迫的。
“美國世紀”隱藏在反對殖民主義、提倡自由貿易和企業自主的旗幟下，隱藏在“支持”民主的空洞而又誘人的口號中。在1945年之後的頭幾十年，美國強權的確在世界上發揮了超乎尋常的作用。但是，要記住，美國強權有兩個必不可少的支撐基礎——獨霸世界的軍事壟斷地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獨領風騷的貨幣龍頭地位，美元是世界硬通貨，美聯儲便是全世界的中央銀行。
1971年8月，尼克鬆總統決定單方麵放棄所應承擔的條約義務，關閉了美聯儲的“黃金窗口”，以防止對美國黃金儲備的擠兌。美國發行貨幣的能力，因此被無限放大，你隻需“無條件地忠於美國、信任美國”。這樣的安排使得美國當局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有無限的融資能力來支持戰爭，濫殺無辜，解決扶搖直上的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長期以來，美國對德國、日本保持巨額的貿易逆差，近年來，這一趨勢又擴展到中國這樣的經濟迅猛發展的新興國家。在保持美元的世界硬通貨幣地位的過程中，在世界貿易領域，沒有哪種商品可以與石油相提並論。
隻要這個世界對美元還有“信心”，這個係統就能運轉。對華盛頓和華爾街的人來說，這個係統簡直就像是一台神奇的印鈔機。但它的確不是。
今天的“美國世紀”正日漸式微。關鍵問題是：為什麽會這樣？接下來會發生什麽？寫作本書的目的就是想為讀者解答這個問題。
細心的讀者很快就會發現，本書不是石油政治的美國版解釋。本書追溯了過去一個多世紀裏關於強權政策、帝國政策和世界霸權政策的曆史。
今天，在西方大學的圖書館裏，你幾乎找不到一本能夠把英美外交政策背後的動力因素解釋清楚的曆史教科書，特別是能將1941年以後建立在“英美特殊關係”基礎上由羅斯福和丘吉爾創立的“泛美主義”聯盟下的世界解釋清楚的書籍。這個聯盟在20世紀30年代稱被英美當局稱為“英語國家聯盟”，其目的是要統治整個地球。但是，聯盟的今天正處在分崩離析之中，主要原因是聯盟的主導者之一美國在三十多年裏在外交和經濟政策方麵犯下了災難性的錯誤。
“如果你控製了石油……”
20世紀70年代，世界市場上石油價格飆升了400%，糧食嚴重不足，給這個世界帶來了巨大的衝擊。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當時華盛頓和西方世界最有權勢的人物——曾說過：“如果你控製了石油，你就控製住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製了糧食，你就控製住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製了貨幣，你就控製住了整個世界。”
這句鮮為人知的斷言總結了美國的強權哲學，至少是那些躲在幕後決定著美國外交和國內政策的少數精英人物的強權哲學。
自19世紀60年代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政治界一直信奉擴張主義信條，並把它命名為“天定命運”，即這是神的意誌。以此為依據，美國的邊界從大西洋擴展到太平洋，在這個過程中對土著印第安人進行滅絕和限製。到1898年後，其勢力範圍擴張到了菲律賓、古巴和夏威夷。作為擴張的一個組成部分，美國很早以前就從俄羅斯人手上購買了阿拉斯加。
哈爾福德•麥金德爵士和英美石油地緣政治
無論是亨利•基辛格和比格紐•布熱津斯基等洛克菲勒家族的禦用政客製定的“現實政治”政策，還是由迪克•切尼等一小撮華盛頓鷹派製定的新保守戰爭與征服計劃，要理解美國的外交政策和權力信條，就必須追溯他們思想的源泉——英帝國的精英階層。
貫穿本書的一條紅線是圍繞石油控製而展開的戰爭，即控製所有的石油，控製世界各地的石油，這條紅線串起了許多鮮為人知的事件。首先，這是英國和美國之間的戰爭和衝突，或者更準確地講，先是英國石油公司(簡稱“BP”，當時的英國國有公司)和倫敦羅斯切爾德控製的皇家荷蘭殼牌石油公司之間的衝突。隨後在英國皇家秘密警察的支持下，英國這兩家石油巨頭與美國洛克菲勒所屬的標準石油托拉斯之間發生了衝突。正因為如此，洛克菲勒也得到了美國政府必要的庇護和支持。
無論是在墨西哥的坦皮科，阿塞拜疆的巴庫，還是美國中部的德克薩斯或加利弗尼亞，或是在波斯，或是在摩蘇爾或羅馬尼亞，英美雙方圍繞著控製石油和由石油帶來的巨額財富，展開了激烈的爭奪。英美之間的石油爭奪戰一直持續到1928年，當時，所有英美石油大佬們齊聚蘇格蘭的阿奇納卡裏城堡，簽署了“紅線協議”，該協議給予美國公司在中東油田較大的份額。自此以後，盡管經曆了多年的起伏跌宕，但世界一直處在英美石油巨頭的壟斷和控製之下。
在過去一百年裏，控製石油和天然氣能源，是英美一切行動的核心。今天如果沒有了石油，任何國家必然麵臨經濟災難。對於這一點，任何國家都沒有中國認識和理解得深刻。美國控製了石油，也就控製住了潛在競爭對手發展經濟的關鍵。
皇家海軍的戰略調整
19世紀80年代，英國皇家海軍就把艦隊從燒煤改成了燒油。英國海軍最先認識到做此改變的戰略意義所在。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在年輕的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的推動下，英國海軍艦隊全部從燒煤換成了燒油。
丘吉爾深知，未來英帝國能夠控製海洋，而且在德國海軍還處在快速追趕英國海軍的年代，英帝國還可以繼續控製世界，這是英帝國模式的核心。英帝國是一個島嶼強國，是一個海洋強國。這是聲名顯赫的不列顛帝國主義者，地緣政治學的開山鼻祖哈爾福德•麥金德爵士定義的。相反，德國則被麥金德稱為陸地強國。
隻要設計巧妙，讓歐洲大陸國家之間相互對抗，英帝國就不可戰勝。在1904年的一篇著名文章《曆史的地理樞紐》中，麥金德就提出了這樣的觀點。
麥金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1919年說了一句名言，對英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後來美國的外交政策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這句名言言簡意賅：
誰統治了東歐(德國和波蘭)，誰就控製住了腹心地帶(俄羅斯和烏克蘭)；誰統治了核心地帶，誰就控製住了世界島嶼(包括中國和印度在內的歐亞國家)；誰統治了世界島嶼，誰就控製住了世界。
其中，麥金德十分隱晦地道出了英國的外交政策——臭名昭著的權力平衡政策——的前提條件，即必須使東歐國家相互對抗，如波蘭反對德國，德國反對俄國，俄國反對土耳其和法國，法國反對德國，永不和解。
不管怎麽說，目的隻有一個：阻止俄羅斯這個核心地帶強國和歐洲大陸國家之間結成利益聯盟。
後來，英國的外交政策轉向了中國，並在18世紀和19世紀，從印度殖民地大規模向中國出口鴉片，試圖消磨中國精英階層的意誌。1840年到1860年，為了控製中國，英國發動了臭名昭著的鴉片戰爭，強迫中國對英國商品開放港口，放棄對香港的主權，防止形成任何對英帝國皇冠上的明珠——印度殖民地的潛在威脅。
“用民主維護世界安全”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威爾遜總統的宣傳工具鼓足了幹勁向美國人民兜售這是“一場為了民主而讓世界更加安全的戰爭”，不僅美國人民不理解，甚至大多數曆史學家也不理解，他們都被掩蓋在真實事件上的假象所蒙蔽。
實際上，大約從19世紀70年代後期到20世紀30年代後期，一直在進行一場世界版圖權力的爭奪戰，人們在努力思考一個問題，誰將取代日漸衰落的英帝國成為世界的主宰。在19世紀70年代，英國已經過了其經濟發展的頂峰，並陷入深深的經濟蕭條，再也沒有從中恢複過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在取英國而代之的過程中，隻有兩個真正的競爭者——美國和德國。這兩個國家都迎來了高速的產業擴張，在鋼產量的噸位數方麵、在科技教育的進步方麵、在動員令人敬畏的經濟潛能方麵，都遠遠地超過了英國。
在JP摩根銀行和洛克菲勒標準石油集團領導下，美國精英階層開始出現。早在1914年，他們就已經做好了從倫敦手中接管帝國的準備。
但是，他們還不成熟。
為了使美國能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崛起，成為地球的主宰，還需要一場殘酷的經濟大蕭條來建立一個機構，以推動建立一個公司化運作的私營-國有壟斷組織，這個機構就是摩根-洛克菲勒豢養的紐約對外關係理事會。
盡管從來沒有公開言明，但摩根和洛克菲勒的模式，就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的翻版——由女王特許的私營公司，擁有自己的軍隊，受到皇家海軍的庇護，隨心所欲，肆意搶掠，出口鴉片，挑起戰爭。這樣一個由低三下四的國家政權支持下的私人帝國，實際上就是亨利•盧斯在1914年著名的《美國世紀》社論中所提到的。
整個戰後世界和美國作為統治世界的超級大國的角色，都是經過了紐約對外關係理事會及其下屬的戰爭與和平研究會組織的一係列秘密會議精心策劃的。這個機構由洛克菲勒集團通過洛克菲勒基金提供經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兩年，1943年7月，對外關係理事會邀請了當時年事已高的麥金德，對他的地緣政治平衡學說進行闡釋，這對於製定“美國世紀”的規則十分必要。麥金德的觀點在對外關係理事會創辦的《外交》雜誌上刊載，文章的題目是《圓的世界和贏取和平》。
在這篇十分重要而又鮮為人知的文章中，麥金德告訴他的美國兄弟，“……如果蘇聯在這場戰爭中以德國的征服者的麵目出現，她必將是世界上最強大的陸地強國，這一結論不容置疑。此外，她還將處於戰略上最強大的防禦地位。核心地帶(蘇聯)是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壘。”
為了遏製這種可能，溫斯頓•丘吉爾和英國精英分子不惜一切，說服美國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挑起冷戰。之後，在1946年，丘吉爾在杜魯門總統的家鄉密蘇裏州的富爾頓發表了著名的題為《鐵幕》的演講。
的確，隻有透過超級大國的政治，運用麥金德的地緣政治觀點，才能對過去一百年的曆史有比較全麵的認識。很遺憾，除了英美的少數精英戰略家，世界上很少有人對地緣政治學說有所關注。本書試圖喚醒人們重新認清英美地緣政治的如意算盤。要在地球上生存就需要這種意識。
伊拉克警鍾
盡管遭到了聯合國安理會三個常任理事國的強烈反對，布什政府還是做出了單方麵決定，於2003年入侵伊拉克，給全世界敲響了警鍾。除美國政府之外，各國政府都很清楚，薩達姆•侯賽因與基地組織沒有聯係，也與拉登沒有聯係。薩達姆認為拉登是具有破壞性的狂熱分子。薩達姆也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無關。伊拉克對美國絕對不構成威脅，也不會對歐洲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構成威脅。
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政府有一個共識，即布什-切尼政府之所以不遺餘力地占領伊拉克，是與對石油的控製有關，控製的石油越多越好。伊拉克未經開采的石油儲備估計僅次於沙特阿拉伯，占世界第二位。
眾所周知，中國、俄羅斯、法國的石油公司早就與薩達姆政府簽署了石油開采協議，一旦1991年美伊戰爭後應美國要求實施的聯合國製裁解除，這些國家就可以開始開采伊拉克尚未開采的油田。
冷戰從未結束
當今國際事務的大多數國際觀察員都忽視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對於美國的實權派(包括五角大樓、美國軍事工業以及哈尼伯頓、埃克森美孚、雪佛龍德士古等石油巨頭)，冷戰並沒有因為1989年11月柏林牆的倒塌而結束，也沒有隨著1991年蘇聯的解體而結束。
事實上，直到今天，冷戰從來就沒有結束。
為了取得核優勢，華盛頓一直在竭盡全力進行軍備競賽。鬧得沸沸揚揚的波蘭和捷克導彈防禦係統，實際上不是為了防禦。這隻是取得第一輪核打擊優勢的必要步驟。如果這一企圖得逞的話，這個地球上的生活將變得黯然失色。
了解美國當局為什麽不結束冷戰，對於了解今天這個世界至關重要。20世紀90年代初，西方世界本有機會化劍為犁，把龐大的軍事工業轉為民用，把俄羅斯當作夥伴，參與俄羅斯迫在眉睫的經濟重建。
但是在美國的壓力之下，七國集團沒有這樣做。相反，在喬治•布什總統堅持下，西方強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俄羅斯、波蘭、捷克和所有東歐國家實施自由市場的“休克療法”。結果是，為西方跨國公司開辟了一個可供搶劫的富礦脈。俄羅斯因此陷入難以啟齒的混亂。中國也因此得到了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都要避免的教訓。
在1997年9/10月號《外交》雜誌上，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先生發表了頗有影響的文章，對“後冷戰結束時期”的美國外交政策進行了概述。布熱津斯基是今天的總統競選人巴拉克•奧巴馬的外交政策顧問，是哈爾福德•麥金德地緣政治學說的公開支持者，他在1997年寫道：
歐亞大陸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數政治上自信而充滿活力的國家。曆史上所有問鼎世界的超級大國都源於歐亞大陸。世界人口最多的地區大國，如中國和印度，也在歐亞大陸，它們很有可能是美國優勢在政治或經濟方麵的挑戰者。美國之後，六個最大的經濟和軍事強國都在這裏，她們都是公開或未公開的核力量。歐亞大陸占世界人口的75%，GNP的60%和能源的75%。總的來講，歐亞大陸的潛在力量甚至超過美國。
歐亞大陸是全球最大的陸地，位於世界的核心軸上。如果有能力主導歐亞大陸，就能對世界上三個經濟最發達地區中的兩個——西歐和東亞發揮決定性影響。掃一眼地圖就會發現，主導歐亞大陸的國家自然就是中東和非洲的主宰。歐亞大陸已經是地緣政治中最重要的一盤棋，根本不需要對歐洲和亞洲單獨設局(製定政策)。歐亞大陸上的權力分配對美國的全球優勢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仔細審視一下歐亞大陸地圖，就能看出來，這個地區對中國太重要了，因為它是華盛頓控製未來歐亞大陸的著力點。美國在科索沃、波蘭、保加利亞、捷克、格魯吉亞，還可能在烏克蘭建立一係列的北約基地，其目標不僅僅是對俄羅斯實施戰略包圍，還有就是讓北約能夠控製俄羅斯和歐盟之間的能源聯係。
華盛頓現在的政策包含了一係列的“民主”製度的變動或政變，就像在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發生的“顏色革命”。為削弱中國對戰略性能源通道的防禦潛力，華盛頓也把緬甸列為重要目標。
改變製度的一個戰略目的，也是為了切斷中國進入裏海地區的通道，以便獲得包括哈薩克斯坦在內的裏海地區的石油和天然氣儲備資源。從前，由於這一地區多山的地理原因，偉大的絲綢之路就是穿過烏茲別克斯坦的塔什幹和哈薩克斯坦的阿瑪堤。對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進行地緣政治控製，就能夠實現對中國和中亞之間的管道線路控製，正如實施對俄羅斯的包圍將有助於控製石油管道以及她與西歐、中國、印度和中東的聯係。
布什政府拚命指責蘇丹南部達爾富爾地區發生了種族滅絕行為，其目的就是要把北約軍隊開進這一地區，與華盛頓對當地的人權保護問題毫無關係。看一看伊拉克或阿富汗就知道，華盛頓多麽關心人權啊！
這確實與中國日益增長的石油進口有關。正如基辛格所說，如果你控製了石油，你就控製住了所有國家或整個世界。
對北京的領導人來說，2003年美國對伊拉克的單方麵入侵就是警鍾。美國軍事力量已經開始布局控製戰略性石油要地和資源，這樣就可以控製歐亞，特別是控製中國和俄羅斯。
北京的反應審慎而高明，正如中國偉大的軍事戰略家孫子所說的那樣：避實而擊虛。避免與對手硬碰硬。
繞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中國在非洲的石油外交就是這方麵的一個成功範例。
自20世紀80年代第三次世界債務危機以來，美國就利用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控製，即聲名狼藉的“華盛頓共識”，掠奪第三世界的原材料，以貶值的本地貨幣生產，出口換取美元。1990年後，這樣的掠奪擴大到了前華沙條約成員國，擴大到了東亞，擴大到了當時聞名遐邇的“亞洲四虎”，就像癌細胞一樣吞噬著健康的機體。
2001年，這個掠奪過程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唯一剩下的獵場是擁有十多億人口的伊斯蘭世界。由於曆史原因，這一地區恰好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儲備。反恐戰爭，實際上是一場針對伊斯蘭國家而展開的戰爭，是把整個伊斯蘭世界納入美國管轄的戰爭。世界各國很快明白了這點。在寫作本序的時候，戰爭已遭慘敗，這也是美帝國最終衰落的反映。
在深入考察美帝國過度擴張的情況後，中國領導人針對非洲製定的策略非常成功，該策略有效地繞開了美國在非洲曾經使用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非洲人對這些政策深惡痛絕。中國的策略已經顯現出成效，開始贏得了石油和其他原料開采的長期合同。中國沒有使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那些限製性條件，相反使用的是軟貸款甚至捐款修建學校、醫院、橋梁等基礎設施，換取采礦權。中國邀請了40個非洲國家的元首訪問北京，並派出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和不計其數的高官訪問非洲。而近年來，美國總統隻訪問過一次非洲。
中國領導人還了解到，華盛頓正拚命拉攏經濟上迅速發展的鄰居印度，讓印度成為美國動搖中國的代理人，這也是華盛頓精心謀劃的另一個典型的“力量均衡”。在寫作本序時，美國的這些招數已經被化解，北京和新德裏正在就合作協議進行公開的討論。
美國企圖用俄羅斯抗衡中國的策略也沒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盡管有幾十年苦澀的曆史，但莫斯科和北京都意識到，有必要開展新形式的合作，來對抗華盛頓單邊霸權的“震懾與畏懼”。上海合作組織就是這種想法的很好體現。上海合作組織是2001年由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領導人共同倡導成立的多邊安全組織。
華盛頓和他們的日本朋友試圖控製歐亞大陸的分裂和統治策略，影響越來越小。美國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很像當年的越南戰爭，整個世界對美國越來越不信任。華盛頓的政策越來越好戰，正在使自己孤立起來。哈爾福德•麥金德和布熱津斯基的噩夢正變成現實：歐亞大陸的大國俄羅斯、中國、印度已經認識到他們自己的強大力量，甚至不用北約的軍事力量，憑自己就能抗擊華盛頓的威脅。
2008年年初的幾周裏，不僅美國利用巨大軍事優勢作為外交政策工具遭到失敗(這體現在華盛頓鷹派對伊拉克的打擊並不成功)；更為根本的是，美國強大的經濟和金融力量由於房地產“次貸危機”正在蒸發。美國最大的金融機構正轉而向新秩序的新興力量——擁有大量美元餘額的“主權財富基金”國——阿拉伯國家、中國、俄羅斯乞求資金，來支撐問題成堆的美國銀行。這樣做的代價是巨大的。紐約正在失去其世界金融超級中心的地位，已病入膏肓。前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家亨利•鮑爾森(現美國財長)也無力扭轉這一頹勢。在華盛頓以及紐約銀行的董事會上，恐懼氛圍正在蔓延。
美國世紀是怎樣興起和衰落的，它對我們的未來意味著什麽，是本書的真正主題。我真誠地希望，這本書能夠點亮一個世紀黑暗曆史中的某些角落，盡管看起來，這段曆史過於悲慘——曆時百年的石油戰爭。
——威廉•恩道爾 德國威斯巴登
《石油戰爭》中文版序
《石油戰爭：石油政治決定世界新秩序》是本世紀初暢銷全球的國際政治領域的一部力作。原書英文版出版後，已被譯成克羅地亞文、法文、德文、斯洛文尼亞文、韓文、阿拉伯文等多種文字。
作者威廉•恩道爾先生是著名的經濟學家、研究員，從事國際政治、經濟、世界新秩序分析研究逾30年。威廉•恩道爾早年就讀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政治學學士學位，繼而又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攻讀研究生，研究比較經濟學。其後，作為獨立經濟學家和新聞調查記者先後在紐約和歐洲工作。他的研究涵蓋領域極為廣泛，除能源和地緣政治，還包括世界農業問題、穀物交易壟斷、關貿總協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第三世界債務、對衝基金和亞洲金融危機，等等。威廉•恩道爾先生還經常應邀在一些有關地緣政治、經濟、能源等的國際會議上發表演講，包括紮基•亞馬尼王子，紮基•亞馬尼王子1930年生於沙特阿拉伯麥加，於1962致1986年間，擔任沙特阿拉伯石油和礦業部長，期間兼任OPEC部長，長達25年。紮基•亞馬尼王子普遍被認為是1973年石油危機時，使原油價格上漲四倍的主要設計者。本文作者在倫敦的全球能源研究中心、瑞士的全球投資者論壇、馬來西亞中央銀行、俄羅斯戰略研究院、克羅地亞商業和經濟協會等，並定期為世界全球化中心及許多國際出版物撰寫文章包括亞洲時報、Financial Sense com、Asia Inc 、Global Research com、日本經濟新聞、Foresight雜誌、紐約的Grants Investor com、European Banker and Business Banker International、Smart Investor，以及德國的Zeit Fragen等。——本文作者。除了撰寫文章之外，威廉•恩道爾先生作為經濟學家，還經常為主要歐洲銀行和私人基金經理提供谘詢。威廉•恩道爾先生和妻子目前居住在德國。
威廉•恩道爾生平有三部重要著作：《毀滅的種子：基因操縱的幕後動機》(暫名)、《世界末日與新冷戰》(暫名)《毀來的種子：基因操縱的幕後動機》(暫名)(“Seeds of Destruction：The Hidden Agenda of Genetic Manipulation”)和《世界末日與新冷戰》(暫名)“Armageddon and the New Cold War”)即將由知識產權出版社出版。——本文作者、《石油戰爭：石油政治決定世界新秩序》。在前一部著作中，作者描述了華盛頓與英美農業巨擘，通過專利手段對世界糧食進行基因改造，通過控製糧食進而控製世界。在後一部著作中，作者描述了一個世紀以來，霸權主義者通過控製石油來控製世界。
盡管三部作品背景不同，但它們演繹著相似的主題，秉承了同一個理念——哈爾福德•麥金德爵士的地緣政治學說。同時，威廉•恩道爾先生的作品也保持了鮮明的個性特點。《石油戰爭》具有比較凝重的曆史感，作者以全球的視野、戰略的眼光，追蹤百年國際政治風雲，大國的崛起和衰落，強權政治的不斷重組，英美霸權主義者的此消彼長。作者探索了許多曆史上鮮為人知的領域，以深刻的筆觸揭示了強權爭霸世界的真正驅動力，依然是英美石油地緣政治。
作者更多著墨於美國。美國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崛起的，而今成為主宰世界的唯一超級大國。曆史為何造就了一個“美國世紀”？作者試圖解答這個問題：隻有透過超級大國的政治，運用麥金德的地緣政治觀點，才能對過去一百年的曆史有比較全麵的認識。他直言：“美國世紀的興起和衰落，對未來究竟意味著什麽，是本書的真正主題。”雖然一場伊拉克戰爭使美國毀譽於一旦，大國地位也日漸式微，但作者認為，冷戰並未結束，美國當局也不想結束冷戰。作者寫作的初衷，正是要人們以史為鑒，喚醒世界對地緣政治的關切，因為這是在地球上生存所必需的意識。
在本書中譯本即將出版之際，作者恩道爾懷著自豪的心情，鋪開紙墨，欣然命筆，為中國讀者寫了一篇導讀性的序言。作者對中國人民充滿善意和期待，關注著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一個與美國截然不同的角色，並將肩負起曆史賦予的重大使命。作者願以本書點燃一個亮點，了解美國，以史為鑒，激發人們超越時空、超越主流媒體對現實貌似公正的描述，從地緣政治的視角，對新世紀國際風雲的變化，做前瞻性的思考。
劉淳 CDP集團副總裁，博士2008年4月於北京
第一章 三足鼎立 英帝國的三大支柱：貿易、金融、原材料
The Three Pillars of the
19世紀中葉，隨著自由貿易政策大幕的拉開，英國經濟舞台上的主角由工業巨頭換成了銀行家。金融貨幣、國際貿易、原材料優勢，構成了英帝國權力的三大支柱。
英帝國的新戰略
過去100年的曆史，是為攫取和控製世界石油儲備而戰鬥的曆史，任何其他因素都不能與此相提並論。首先是英國，後來是美國，主要受這兩個國家的利益影響，圍繞著原材料、石油，形成了世界政治與經濟的權力版圖，但人們對此卻了解甚少。
19世紀90年代末期，英國在世界範圍內擁有無與倫比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自1815年開始，英鎊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信貸貨幣。英鎊的這一地位和作用，建立在英國黃金儲備的基礎之上，並得到了英格蘭銀行的嚴格監護。全世界對此充滿了嫉妒。在滑鐵盧，普魯士的軍事優勢是戰勝拿破侖軍隊的關鍵，但是，贏得勝利者美譽的卻是惠靈頓和英國人，於是，世界的黃金大量流入倫敦，使得其儲備占據了世界最大的份額。“像英國先令一樣可靠”，這是當時不言自明的道理。
1815年後，在世界海域內，英國海軍的霸權無可匹敵。英國船隊滿載著英國的鋼鐵、煤炭以及出口國外的曼徹斯特紡織品駛向世界各地。英國製造業領導世界幾十年。
然而，就在英國對外顯示出強權的同時，英國國內卻隱藏著危機。在世界貿易中，英國商號的信用延伸得越遠，在阿根廷、美國以及俄國的鐵路建設中，倫敦金融城裏的銀行貸出的資金越多，英國國內的經濟就越是惡化。很少有人明白，兩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怎麽會有如此密切的聯係。
1814-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對拿破侖時代之後的歐洲政治版圖進行了重新劃分。在這之後，英帝國在外交大臣卡蘇裏勳爵的外交斡旋下，通過與奧地利哈布斯堡皇室和其他歐洲大陸強國進行交易，獲得了海洋控製權。當時的歐洲大陸，各國彼此分裂，勢力較弱，根本無法挑戰英國在全球的擴張。通過控製海洋，英國控製了世界的海運貿易，這構成了滑鐵盧之後新的英帝國三大支柱之一。當時的貿易條款由倫敦勞埃德海運保險和銀行財團製定，歐洲大陸的製造業者，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眾多製造業者一樣，不得不接受這些條款。英國皇家海軍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在世界各地的主要航道上充當警察，為英國商船提供免費“保險”。而競爭者的船隊則不得不向倫敦勞埃德保險財團購買保險，以防海盜、災難以及戰爭的威脅。
對於世界上大部分海運貿易來說，倫敦銀行的信用證以及現鈔兌換是十分必要的。私營的英格蘭銀行，由倫敦“金融城”(即倫敦金融區的統稱)裏的巴林家族、漢布羅家族以及羅斯切爾德家族等著名金融財團共同創辦，操縱著世界絕大多數貨幣黃金的供給，它們精心策劃，導致大量的英國出口品肆意傾銷到競爭者的市場。對國際銀行業的主導，無疑是1815年後英帝國權力的第二大支柱。
第三大支柱便是英國對棉花、金屬、咖啡、煤炭以及19世紀末新興的“黑金”石油等世界主要原材料的地緣政治優勢。隨著時間的緩緩流逝，這一支柱顯得越來越重要。
自由貿易與英國權力的根基
1820年，英國國會通過了一項原則聲明，旨在推動一係列的變革，這些變革的一個結果是導致了一個世紀之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隨之而來的悲慘後果。
在以英格蘭銀行、巴林兄弟商業銀行的亞曆山大•巴林為中心的倫敦航運與銀行利益集團的推動下，國會通過了一項原則聲明，支持所謂的“絕對自由貿易”。這一概念由幾十年前的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提出。
直到1846年，在議會廢除旨在保護國內農業主的著名的《玉米法》之後，這項聲明才正式生效。廢除《玉米法》主要考慮的是倫敦金融城金融與貿易集團的利益，對世界金融和貿易的壟斷賦予了他們決定性的優勢，他們把這種優勢發揮到了極致。如果他們壟斷了世界貿易，“自由貿易”將給他們帶來越來越多的優勢，與此同時，貿易欠發達國家將付出代價。
在自由貿易的霸權下，英國商業銀行在印度-土耳其-中國的鴉片貿易中獲得了巨大利潤。在鴉片戰爭中，英國外交部公然要求中國開放“自由貿易”口岸，增加英國銀行業的利益。
1843年，一本反映倫敦金融城商業和金融業利益集團的新周刊——《經濟學人》創刊了。這本周刊的目的就是鼓動廢除《玉米法》。
1846年5月，在羅伯特•皮爾爵士的領導下，英國保守黨推動廢除了《玉米法》。這不僅是英國曆史上也是世界曆史上經濟衰退的開端。廢除玉米法打開了大規模廉價農產品貿易的大門，這給英國，乃至其他國家的農民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低買高賣”這一商人的簡單格言上升為國家經濟戰略。消費成為生產的唯一目的。
因為廢除《玉米法》而失去了保護，英國本土農業與農民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愛爾蘭農民也深受其害，廢除《玉米法》導致了他們最大的出口市場突然出現食品價格的狂跌。19世紀40年代末期，愛爾蘭出現的農民饑荒和大規模移民現象——如1845-1846年間慘不忍睹的愛爾蘭馬鈴薯饑荒和後遺症——都是英國“自由貿易”政策的直接後果。英國早先對愛爾蘭的政策是禁止愛爾蘭發展自己的製造業，保持經濟上的附屬狀態以滿足英國的“菜籃子”需求。然而在追求所謂的自由貿易的過程中，這個“菜籃子”被打翻了。
1846年以後，英屬殖民地印度的農民收入微薄，他們與英國和愛爾蘭農民爭奪英國“消費者”市場。英國國內的工資與麵包價格同步下降。在為那些工資收入低於人類基本生存需求的工人提供補助時，英國法律允許將補助額與麵包價格掛鉤。因此，一旦麵包價格下跌，英國人的生活標準也會隨之下降。
廢除《玉米法》這一保護主義政策，實際上打開了整個英帝國“廉價勞動力政策”的閘門。廉價食品率先急跌之後，唯一獲利的是倫敦的國際貿易大公司以及給它們融資的商業銀行。貧富懸殊加大，極少數富人與絕大多數窮人對立，英國社會階層進一步分化，這就是“自由貿易”關於1851年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曾經幫助亞伯拉罕•林肯設計經濟戰略的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凱裏的評論為：
這一製度既不符合自然規律，也不完美，為了解釋不該出現的貧窮與悲慘而產生的理論也是如此。愛爾蘭的不幸被認定為是人口過剩所至，盡管在這片世界上最高產的地區隻需稍加灌溉就可以成為肥沃良田的土地還有數百萬畝，盡管愛爾蘭人民被迫浪費勞動，而花幾倍的錢去購買服裝和鋼鐵……人口過剩是一個錯誤製度所致惡果的最好借口，因此，這一錯誤還將繼續，直到錯誤製度行將結束。為了維持這一製度，英格蘭的勞動價格必須長期保持在較低水平上，這樣才能夠在運費和關稅各方麵具有優勢，勝過印度、德國和美國……
很長時間以來，機械行業一直被英格蘭壟斷，她擁有競爭對手不可能輕易擁有的人才；與此同時，通過對人口的不恰當分類，她還維持了比鄰國相對低價的資本和勞動價格……她的企業都是大公司，隨時準備挫敗企圖與其競爭的對手；她還不停地改變金融安排，利用殖民製度，把自己的損失迅速轉嫁給與之有聯係的所有國家。
凱裏列舉了美國1837年經濟蕭條的例子。這次蕭條便是始於銀行業恐慌。19世紀20年代之後，美國的信用越來越多地被倫敦城的銀行所控製，完全背離了李斯特的國民經濟概念。
在英國，關於自由貿易對勞動的影響，他寫道：“婦女已經替代了男工，甚至大多數未成年的孩子替代了婦女，勞動時間也盡可能地延長，議會幹預已是絕對有必要”。他對試圖利用壟斷機械對世界課稅的可怕後果給予了強烈指責。對道德的影響也同樣不堪提及。甚至用木屑充當棉花……他們普遍采取降低質量的做法，以把其他國家逐出同類商品生產為目的，鐵就是其中一例。
凱裏把1846年廢除《玉米法》作為政策的分水嶺：
1846年玉米法廢除案後，愛爾蘭立即表現出對英國的依賴，讓我們先來看看其結果。伴隨著巨額的糧食進口，愛爾蘭人民的生活遭到了毀滅性打擊。在失去了製造業和商業之後，愛爾蘭人民隻能靠農業生活。靠農業生活隻能勉強維持，而且要看她的鄰居是否滿意。愛爾蘭產品價格與從世界其他地區進口品之間有個價差，英國需對造成價差的勞動進行補貼，英國要願意支付這一補貼才行……關於廢除玉米法，理由是錯的，結果是貧窮、悲慘和饑餓，維持人們的生活成了愛爾蘭地主的責任，無論他們是否工作；這是在一個不幸的國家裏重建奴隸製的條件之一。一個食品出口大國，如今變成了一個進口大國。印度棉花最大的市場是愛爾蘭——這個國家的糧食生產僅供本國消費……整個係統的目標就是增加調停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人員數量……因此，像愛爾蘭這樣的國家，如果全力生產鐵並用鐵交換用英格蘭的棉花和羊毛製成的衣服，每年可以節約大約三倍的勞動。
引自：Henry C Carey The Harmony of Interests： Agricultural，Manufacturing and Commercial Philadelphia： J S Skinner，1851 pp 60-65 的必然結果。
關於英帝國的自由貿易霸權主義對19世紀50年代的世界經濟的影響，英國自由貿易政策的強烈反對者美國經濟學家皮塞•史密斯在當時的著述中總結道：
自由貿易政策仍然控製著英國的立法機構。實際上，它從總體上把國家看成是一個與世界其他國家做生意的巨商，這個巨商支配著巨大的商品存貨，其目的不在於使用，而隻為銷售。這個巨商努力降低生產費用，這樣就可以用比競爭者更低的價格售出商品，同時把付給本國人民的工資視為利潤損失
皮塞•史密斯把亞當•斯密等英國人的“國家就是一個大商人”的學說與19世紀50年代在歐洲大陸出現的日益受到關注的國民經濟思想相比較，尤其是與德國的關稅同盟思想以及弗裏德裏希•李斯特的其他國民經濟政策作了對比
Fried Friedrich List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1885Edition London： Longman，Green).Reprinted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1966 ：
他們的政策將受到生產者本能而非商人本能的支配。作為對國家繁榮的度量，他們隻關注生產總量，而不是貿易中的利潤率。因此，像法國、俄羅斯以及德國這樣的大的大陸國家，聯合起來組成關稅同盟或者稱為海關聯盟——這實際上是對長期以來主導英格蘭的重商主義思想的否定。一位有學識且受人尊敬的英國作家約瑟夫•凱描述道：除了還未開化的俄羅斯與土耳其、受奴役的意大利、政府管理混亂的葡萄牙以及革命中的西班牙
Peshine Smith Political Economy(emphasis in original) ，英格蘭從重商主義政策中得到的是，“貴族階層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更富有、更有權利，窮人比其他歐洲國家的更壓抑、更貧窮，相對其他階級數量更多、更無信仰、受教育更少”。
因此，在1851年，一場旨在建立英格蘭主流意識形態的運動開始了。在這場思想論戰中，人們使用錯誤的馬爾薩斯人口過剩的觀點，而不正視對新的生產技術投資不足這一事實。把無情的經濟政策看成是理所當然的，並將這樣一種政治教條稱為英國自由主義。從本質上講，到19世紀末，英國自由主義的概念才真正確定，這一概念為發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大的帝國精英階層提供了正當理由。這個精英階層代表無數粗俗無知的群眾進行統治，因為這些無知群眾自己不能治理好自己。
然而，19世紀英國政府和公眾事務中的自由主義精英分子的根本目的是——保護和服務於少數私有權力者的利益。在19世紀的後期，這些私有權力集中在倫敦金融城中的少數銀行和機構手中。
英國的“非正式帝國”
在過去的150年裏，英國經濟戰略的本質就是操縱和控製自由貿易。英國的天才們具有變色龍一般的本領，他們想方設法使這一政策適應於千差萬別的國際經濟。然而，政策的核心保留了亞當•斯密的“絕對自由貿易”的觀點，其目的是把自由貿易作為一種武器，反對其他主權國家的經濟政策。
19世紀末期，英國當局開始圍繞如何維持其全球帝國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從19世紀70年代中後期開始，全球出現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浪潮。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政府致力於采用一種更高明、更有效的形式繼續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這便是所謂的“非正式帝國”。在維持對印度及遠東關鍵地區的殖民占領的同時，英國資本開始大量流入其他國家，尤以阿根廷、巴西與美國為主，形成了各種形式的金融依賴，這樣的方式從很多方麵看比正式的殖民占領更有效。
與“附庸國”特殊經濟關係的概念、“勢力範圍”以及“權力平衡外交”等概念都產生於19世紀末，都與英國炮製的“非正式帝國”有關。
自1588年英國擊敗西班牙艦隊後，英國就利用其特殊的島嶼環境刻意與歐洲大陸保持距離。這樣節約了保持大規模常規軍隊以保衛其利益的成本，使得她可以集中力量統治海域。從俄羅斯到西班牙，無論誰想要統治歐洲大陸，英國立即可以建立或者資助成立一個聯盟來對付她，以維持歐洲大陸的權力平衡。對世界財富的掠奪讓英國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1815年維也納會議之後，在趁擊敗拿破侖之勢對歐洲進行重組的過程中，英國對其玩世不恭的所謂“權力平衡”的外交政策進行了完善。根據這一政策，各方根據勢力大小被配置到“平衡點”的兩邊，而平衡的支點或中心，則嚴格限定在倫敦。對此，英國外交部始終諱莫如深，這就是英國把對手的經濟實力轉化成她自己的絕對優勢的竅門。
1815年以後，英國外交政策的“天才”們把他們的全部技巧都用在了平衡聯盟的關係上。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們可以把歐洲或者全球的戰略力量按照他們的意願進行突擊調整。英國外交追求的是一個玩世不恭的信條，即英國決不與其他國家建立感情或道德的關係，不把它們當作相互尊重主權的夥伴，而隻強調自己的“利益”。英國的聯盟策略受到嚴格的限製，即在特定的時期，究竟哪些因素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英國自己的“利益”。為此，英國調整了與法國由非洲利益之爭而導致的敵對關係，1898年“法紹達事件”之後，英國將這種敵對關係轉變為“協約友好”關係，以及改變幾十年來為阻止俄羅斯的擴張而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支持(史稱英俄“大搏弈”)，這些都表明了聯盟關係的戲劇性轉變。
在19世紀最後的幾十年裏，英國資金的主要流向是資本赤字國家，這些國家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比如阿根廷。資本輸出的目的是資助、建設，然後經營這些國家的鐵路和交通設施，這通常能夠得到當地政府的慨然就允。英國的資本還用於發展這些國家的船線和港口。因此，阿根廷和其他英國附庸國的經濟事實上成了英國經濟的俘虜，她們的貿易和金融條款是由倫敦的商人和銀行來製定的。這些附庸國發現，通過軍事占領布宜諾斯艾利斯然後強征暴斂，雖然也能達到支持英帝國的目的，但相對來說，目前的辦法使對方更加徹底地放棄了根本的經濟主權。
19世紀80年代，阿根廷通過新建的鐵路將其產品，特別是牛肉和小麥運至港口出口。出口量因此提高了兩倍，但她在倫敦銀行的債務卻增加了700%。這個國家是英帝國的債務附庸國，一位評論員稱之為“建立在廉價之上的帝國主義”。英國政策的目的很明確，不是想從這些附庸國關係中發展出強大的主權工業國家自己的工業和經濟，而是想通過盡可能少的投資實施控製，確保其他競爭者無法獲得他們覬覦的原材料或其他經濟財富。
在這個時期，為了捍衛從英國到印度的海上航線，英國軍隊於1882年占領了埃及。英國決不能讓蘇伊士落入勁敵法國手中。英國的軍事占領徹底摧毀了埃及的統治結構，1882年後英軍長期駐紮在這一連結倫敦和印度的戰略要地。
同樣，英國占領南非的初衷也是為了捍衛通往印度的南方航線，守護英國貿易航運線側翼，從而防止外國對手的側麵攻擊。在19世紀40年代到50年代，英國對南非的控製是非正式的。英國分階段關閉了布爾共和國通往印度洋的大門，在1843年開始了與納塔爾的合並，使布爾人置身於德拉瓜灣之外。同時幹涉和阻礙1869年在比勒陀利亞領導下的布爾共和國聯盟。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用最簡便的辦法確保英國在整個南非地區的霸權。確保英國對貿易控製的壟斷是英帝國主義在19世紀的主要目標。
在這個時期，英國秘密情報部門也形成了與眾不同的風格。與法國或其他國家不同，在滑鐵盧之後，英國形成了倫敦金融城主要的銀行家與金融家、政府內閣部長、具有戰略意義的主要工業企業領導人之間的某種精妙結合。促成這種結合的是倫敦金融城商業銀行的後裔——查爾斯•喬斯林•漢布
傳統情報的機構是由駐紮在國外首都的間諜機構提供情報，而英國的秘密情報機構則是把廣大的英國銀行、航運、工業以及政府的力量像網絡一樣編織在一起。因為這些都是秘密進行的，輕信而毫無防備的國外經濟組織沒有任何防禦能力。在1846年後的自由貿易時期，這種把私人的商業權力與政府暗中結合在一起的做法，是英國霸權的秘密。英國外交政策的基礎是精心培育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維持與盟國的睦鄰友好關係，如果需要的話，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間發生改變的。
1873年的大蕭條
然而，19世紀70年代初期，在金融恐慌之後，英國開始出現了經濟大蕭條。這被看作是英國自由貿易政策的直接後果。自由貿易信條有一個假設的前提，就是英國有能力影響世界主要貿易國家采用同樣的經濟策略，但這隻是一廂情願。
在1857年倫敦銀行業發生嚴重恐慌之後，倫敦金融城裏的金融機構(包括英格蘭銀行的董事們)擬定了新的策略阻止倫敦銀行的黃金外流。1857年的恐慌源於外國開始擠兌英格蘭銀行擁有的國際黃金儲備。大量擠兌導致倫敦金融城的銀行信用乃至整個國家的銀行信用崩潰。為應對這一危機，英國政府製定了一項政策，一項簡單而又危險的中央銀行政策。
英格蘭銀行是一家私人控股的銀行，當時不受政府控製，而是由倫敦金融城的金融利益所支配。貿易會使英國的黃金儲備隨時外流。英格蘭銀行認識到，相對於貿易競爭國的利率，它隻需增加中央銀行貼現或者利息，達到高於貿易競爭國的利率水平，黃金的外流就會停止，黃金最終會從柏林、紐約、巴黎和莫斯科流回倫敦城的銀行。
對中央銀行來說，這樣的利率政策是一個強有力的武器，它賦予了英格蘭銀行超越對手的強大優勢，無論這種驚人的高利率給英國的製造業和農業帶來多大的破壞性。1846年《玉米法》廢除之後，在英國經濟政策中占支配地位的已經不再是工業和農業，取而代之的是金融與國際貿易。為了保住英國的國際銀行業霸主地位，這些銀行家都甘於犧牲國內的工業與投資，類似的情形在20世紀60年代肯尼迪遭暗殺後的美國也出現過。但是，英格蘭銀行的這個利率新策略使英國整個工業飽受煎熬，一場席卷整個英國的經濟大蕭條從1873年一直持續到1896年。
始於英國銀行業的金融危機，伴隨著北美洲和南美洲的鐵路建設債務鏈的崩潰，使英帝國陷入了經濟大蕭條。蕭條給英國帶來了失業率的上升和工廠的倒閉。1873-1896年，英國的名義物價一路下降至原來的50%，到處都是失業的人群。
在1867年的國際博覽會上，英國製造業的投資不足已經表現得十分明顯。全新的機械製造產品，甚至紡織品，都是來自德國和其他地區。這無疑反映出英國製造業技術的停滯狀態，就在20年前，英國還是世界製造業的先驅。英國的鐵、鋼、煤和其他產品的出口，在這段時間也衰落了。在英國曆史上，這是一個轉折點。為了讓金融在英帝國的所有事務中起支配地位，30年前開始實施的“自由貿易”政策，與廢除《玉米法》共同作用，使英國的工業技術陷入衰退的境地。很顯然，到19世紀90年代，英國作為世界工業國領導者的時代結束了。
19世紀英帝國的自由貿易信條和她的馬爾薩斯理論注定要失敗。這一理論的基礎是，要想生存就要蠶食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玉米法》廢除後，僅過了25年，英帝國就陷入了曆史上最嚴重、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蕭條。1873年以後，英國努力傳播著“英國病”病毒，亞當•斯密的絕對自由貿易“全球經濟模型”顯然是不成功的，而德國領導歐洲大陸國家開展了一係列的國民經濟保護措施，這使她們實現了兩百年來最快的工業增長。
在這個背景下，如何在迅速變化的世界中維持帝國的統治與權力，英國的精英分子就此問題展開了新一輪的爭論。在1882年，石油地緣政治被引入這一爭論中。現在爭論的是如何維持英國的海上霸權。
第二章 分道揚鑣 德國與“一戰”的地緣政治
The Lines are Drawn：
德國製造業和航運業的強力崛起，大有問鼎世界，取英國而代之的勢頭。但脆弱的金融體係，又使得她通往世界霸主的道路坎坷而艱難。
德國的經濟奇跡
1873年後，英帝國的經濟蕭條與歐洲大陸工業經濟的蒸蒸日上形成了強烈反差，其中與德意誌帝國的對比更為明顯，這便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背景。石油已經成為矛盾和衝突的焦點，對此，隻有倫敦、紐約銀行和金融圈子裏的少數精英分子有所的認識，其他人直到數年後才認識到這一點。
在1890年之前，針對德國工業的高速發展，英國銀行業和政界的精英人物發出了兩個警告。第一個警告是德國出現了獨立的、現代化的商船隊和海軍艦隊，這無疑對英國形成了致命威脅。自1815年維也納會議以來，英國海軍一直稱霸海上，無人能敵。第二個警告針對的是德國野心勃勃的鐵路建設計劃，當時德國計劃修建一條連接柏林與巴格達(當時屬於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的鐵路。
關於英德兩國的海軍對抗和建設從柏林到波斯灣的鐵路，對英德雙方來說，即使沒有公開表露，也可以肯定，都是為了石油。英國當局認為，英德兩國在世紀之交開戰的真正原因也在於此。我們將會看到個中緣由。
到19世紀90年代，德國的工業與農業快速發展，由此引發的技術進步，無論速度還是質量均超越了英國。與此同時，南北戰爭之後，美國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國內的發展。因此，在19世紀的最後十年裏，英國把德國工業的崛起看成是對其全球霸權的最大威脅。幾十年來，德國一步一步地采納弗裏德裏希•李斯特的經濟改革措施，建設全國現代鐵路運輸係統，給正在發展的國內工業相應的關稅保護，再加上1871年後德意誌帝國穩定而統一的政治環境，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其經濟成就已經明顯地顯現出來。
在19世紀50年代前，效仿英國的成功模式成了德國經濟的主要策略。此外，在德國大學，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自由貿易論，也被推崇為神聖的真理。19世紀70年代英國經濟陷入蕭條，同時影響到德國和奧地利。德國逐漸意識到繼續遵循英國經濟模式的嚴重弊端。為了本國工業和農業發展，德國開始逐漸放棄英國的自由貿易模式，調整本國的經濟策略。這使得德國的經濟有了明顯的改善。
放棄英國模式以後，1850-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五倍，人均國民收入也在同一時期增加了250%。真實工薪在1817-1913年間翻了一番，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穩步提高。
但是，德國工業革命的實質是爆炸式的技術進步。為了為自己的工業發展培養科學和工程人才，德國效仿法國的多學科技術學校的模式建立了全國性技術學校和學院體係，德國在國內商會和行業協會的支持下建立起培養商業人材的職業培訓係統。此外，德國大學教育把重點放在了自然科學上，於是工程學和自然科學開始興旺發達。同時，德國還建立了全國性的職業培訓係統，培養有技能的貿易人才。其結果是，18世紀70年代後，德國的技術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在19世紀70年代，與英國大型工業公司相比，德國的新興企業顯得格外渺小。但是，在隨後的三四十年裏，這一格局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在1914年前的幾十年，對世界工業與運輸業燃料來源來說，煤炭是主宰。1890年，德國產煤8800萬噸，英國產煤18200萬噸，是德國產煤量的兩倍多。然而到1910年，德國的產煤量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到21900萬噸，而英國26400萬噸的產煤量僅僅領先德國一點點。
在德國的經濟增長中，鋼鐵工業處於領頭羊的地位，緊隨其後的是電力和化工。利用洛林的高磷礦石，吉爾克裏斯特•托馬斯創新了煉鋼工藝，1880-1900年這20年間，通過使用新的工藝，德國的鋼產量增加了1000%，遠遠超過了英國。到1890年，英國的鐵產量仍然領先於德國，英國生產了790萬噸生鐵，而德國僅僅生產了460萬噸；而到1910年，德國的生鐵產量達到了1460萬噸，比英國的1000萬噸產量多出了50%。與此同時，德國的煉鋼成本也比19世紀60年代降低了90%。到1913年，德國的生鐵產量幾乎是英國生鐵產量的兩倍了
Karl Erich Born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1867/71–1914).Stuttgart： Steiner Verlag，1985 。
工業產品的迅猛發展極大地增加了運輸需求，鐵路基礎設施成為德國第一次經濟奇跡的主要推動力。德國鐵路係統的第一次擴張始於19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在李斯特關稅同盟及國家鐵路計劃的影響下，1870-1913年間，國家支持的鐵道係統的鐵軌長度以公裏數計算整整延長了兩倍。
在奧斯卡•馮•米勒等人的技術發明推動下，集中發電和遠程輸變電能力得到了長足發展，德國電力工業從1895年僅擁有26000名員工的幼小產業發展到1913年占整個國際電力貿易量一半的主導產業。在尤斯圖斯•馮•李比希等天才研究人員的推動下，德國化工業也從遠遠落後於英國和法國，發展為苯胺燃料、醫藥品和化肥產品的世界巨頭。
馮•李比希等人還引進了農業化工的概念，使得這一時期德國農業的生產率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在19世紀早期，德國還處於饑荒和農產品產量不足的狀態，不得不從俄羅斯和阿根廷進口廉價的糧食。然而到19世紀90年代，德國開始征收保護性關稅，控製廉價糧食進口。
1882年，德國的收割機僅有二萬台，1907年，增加到了30萬台，農業機械化步伐大幅邁進。盡管德國的土壤質量低劣，含沙量大，但是，化肥的利用極大地提高了產量。德國於1887年開始大規模使用化肥，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糧食產量較以前增長了80%。作為比較，我們考察戰爭爆發那一年，俄羅斯比德國多用300萬英畝的耕地，卻少收獲了1900萬噸糧食。到1913年，盡管人均豬肉消費比1870年增長了兩倍，德國本國生產的豬肉自給率卻達到了95%。相比之下，英國豬肉需求的45%依賴進口。19世紀初，德國還是一個移民輸出國，得益於工農業的大力發展，到世紀末時，德國已經變成了一個人口增長較快的國家。1870-1914年間，德國人口從4000萬增長到了6700萬，幾乎增長了75%。在發展工業方麵，德國創造了新的“德國模式”，即大銀行與大工業企業相互參股，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19世紀80年代，德國的大型工業通過與德國的銀行(如德意誌銀行)的共生共榮關係得到了加速發展Knut Borchardt Deutsche Wirtschaftseit1870 (German Economy，1870 to the Present)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1967 。
1870年後的一段時期，德國的“銀企共生”大量出現。後來所說的從戰爭的毀滅性破壞中或是從20世紀50年代的經濟蕭條中恢複過來的工業，在很大程度上，隻不過是恢複了19世紀80年代到1914年期間打下的工業基礎。
柏林銀行業大恐慌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德國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政策卻不得不承受銀行業危機的後果。1890年，倫敦久負盛名的商業銀行——巴林兄弟銀行，由於在阿根廷的債券投機和投資虧空巨大，幾近破產，國際金融的金字塔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傾倒，德國銀行業也涉入阿根廷的金融投機，柏林銀行恐慌隨之發生。
19世紀80年代，德國的投資者深陷國際鐵路建設的投機狂潮之中。巴林兄弟銀行的崩潰，其投資於阿根廷的價值7500萬美元的各種債券的蝕本，粉碎了德國投資者對金融投機奇跡的幻想。
阿根廷小麥出口的主要對象是歐洲。阿根廷的金融危機之後，對歐洲出口小麥的柏林大穀物交易商裏特-布魯門塞爾產生了利用阿根廷金融危機，占領整個德國小麥市場的愚蠢想法。然而，他們的計劃失敗了，這加劇了德國的金融恐慌。赫希菲爾德-沃爾夫私有銀行破產了，導致德國內利奇-偉斯費裏徹銀行的巨額損失，進而觸發了對所有德國銀行的擠兌和柏林股票市場的崩潰，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891年秋。
為了應對恐慌，德國總理提名了28位傑出人士組成調查委員會，他們在帝國銀行行長理查德•科克博士的領導下，負責調查造成金融恐慌的原因，並提出立法建議以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科克調查委員會在德國社會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包括了來自工業、農業、大學、政黨以及銀行金融界等各方麵的代表。
調查委員會所做工作的大部分結論，在1896年6月和7月德國議會製定《交易法》和《保證金法》時被寫進了法律。《保證金法》幾乎是當時工業國家中對金融投機限製最為嚴格的法律。穀物期貨被禁止，股票市場投機也受到了嚴格限製，從那以後，作為影響德國經濟主要因素的股票市場投機現象大幅減少。
1896年的德國《交易法》確立了一個與英國和美國的金融和銀行體係完全不同的組織結構。19世紀90年代之後，這些限製性規定也迫使倫敦金融機構減少了他們在德國金融市場上的金融活動，從而減輕了倫敦金融界對德國經濟政策的影響。直到今天，英美銀行結構與在德國、荷蘭、瑞典以及日本等國盛行的“德國模式”之間的根本差異仍然清晰可見Ernst Loeb “TheGermanExchangeActof
船運和鐵路基礎設施的必要性
1873年後，英國的國家工業與金融政策阻礙了技術進步，而德國的情況正好相反。到1900年，兩國的發展路徑差異日趨明顯。1914年前，德國與英國之間日益增加的摩擦主要集中在德國經濟迅速全麵發展的兩個特殊方麵，第一個方麵，也是最重要的方麵，就是德國作為一個現代航運強國的迅速崛起，這對長期以來統治海洋的英國構成了致命的威脅。
德國如果沒有控製好本國的現代商業船隊，沒有精良的海軍護航，她就永遠無法主導自己的經濟事務。英國依舊統治著世界海域，並且想盡一切辦法維持其統治地位。這就是英國地緣政治戰略的核心。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德國人認為，國家的經濟生活將永遠受外國航運強權的操控，由他們製定國際貿易的基本條款。
1870年，德意誌帝國的商業船隊僅有噸位64萬噸，在當時名列世界第五，落後於英國、美國、法國以及挪威。但到了1914年，德國的船隊已經迅速躍升至世界第二，僅僅落後於英國。
1870年德國的出口貨物受其他國家——首先是英國——的運輸價格和運力的限製。到1914年，這一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早在1901年，德國自己擁有各種船隻52000艘，總噸位達900萬噸，穿梭於世界各國的港口之間。到1909年，船隻增加到65000艘，載重總噸位達到1300萬噸。在此期間，德國貿易的70%都依靠海運完成。對貿易條件的控製，對於德國的經濟安全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英國金融業與航運業人士對此並不歡迎。
與此同時，德國的鋼鐵和工程技術迅速發展，其成果也直接被應用到現代商船的建設中。蒸汽動力替代了過去的帆船，鋼質船體替代了過去的鐵質與木質船體。這些設備的改善增大了商船的規模並且有效地提高了德國航運的效率。1891年，德國已經擁有三艘7000噸以上載重噸位的蒸汽動力船。到1914年，德國已經擁有載重噸位超過兩萬噸的蒸汽動力船五艘，15000-20000噸之間的九艘，7000-10000噸之間的66艘。
在這段時間，德國海運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到1914年，漢堡-美洲公司與北德勞埃德公司兩大公司擁有全部德國商船的40%。組織有序、規模經濟和重點建設最有效率和最現代化的輪船，是這一時期德國海運取得驚人增長的秘訣。
當時，一位法國觀察家就德國海運業取得的非凡成功作出評論，他寫道：
正是這種集中使得加快資本攤銷、拆毀已經變得陳舊的貨船、不斷革新運輸機械成為可能。在德國的商船中，你找不到用了30年或40年的舊船。通過標準化生產——準確地說是冶金術、電子技術等——德國工業保證了德國商號所需的運輸，航海運輸變得頻繁而有規律。對於德國人來說，航行線路的創立並不是跟隨貿易，它領先於貿易，並在領先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逐漸形成Henri Hauser Germany’s Commercial Grip on the World(translated from French) New York：Chas Scribner & Sons，1918 pp 106-108 。
隨著1888年漢堡最終並入德意誌帝國，漢堡以及後來的不來梅-不來梅哈芬港成為歐洲建設最現代和最高效的港口設施中心，帶動了通向世界市場的整個中歐運往北部的鐵路貨運。通過製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政策，鼓勵發展了最有價格競爭力的交通運輸通信體係。在1914年之前的15年內，德國將其航運業務發展到全世界，包括英國壟斷的傳統殖民地市場以及其他“勢力範圍”，如埃及甚至南北美洲。1897年，在德意誌帝國國會通過法律限製金融投機差不多一年時間之後，海軍上將馮•特皮茲宣布了第一個德國艦艇建造項目，該項目於1898年由德意誌帝國國會批準，緊接著在1900年再次立法宣布建造兩倍的海軍艦船。
1906年，英國推出了一種全新設計的全重型火炮戰艦“無畏號”，比當時任何一種戰艦都速度更快，火力更強。作為回應，德國於1906年通過法律，規定德國海軍艦隊每20年需更新一次，知道這一法律的人被限定在很小範圍內。令英國震驚的是，到1909年，德國推出了四艘戰艦組成的拿騷級戰列艦，比“無畏號”戰列艦更先進。這些戰列艦很快就被英國和德國造船專家以更先進的“超級無畏號”戰列艦所取代。英國壓根就沒想到，德國能憑借自己的力量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發展一支如此現代化的海軍艦隊。1951年在牛津大學的一場演講中回顧1914年世界大戰的背景時，盧埃林•伍德沃爵士精練地闡述道：“德國，如同其他強國一樣，能輕鬆自如地為自己造出想要的大艦隊。問題在於：一出於權宜之計，二出於現實考慮。德國艦隊對於英國作為海洋強國的主導地位絕對是一大挑戰。”
大約在1910年，英國人越來越清楚，英國需要采取斷然措施對付德國令人生畏的經濟崛起。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石油第一次作為戰爭中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因素出現在國際舞台上。
第三章 合縱連橫 控製石油的全球爭奪戰
A Global Fight for Control of Petroleum Begins
德國經濟的迅猛發展，打破歐洲大陸的均勢。為了圍剿德國，英國精心策劃了一係列地緣政治行動，石油則是部署這些行動的重要考慮因素。
一位海軍上將的遠見
在1882年，這種我們稱之為石油的又黏又稠的黑色液體，除了用於新的礦燈照明之外，沒有任何商業價值。礦油燈是1853年德國柏林的一家燈具製造商斯托沃塞爾開發的新技術。這種燃料當時被稱作“岩石油”，因為它從岩石中滲出，這種岩石油分布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泰特斯威爾、俄國的巴庫和現在部分屬於波蘭的加利西亞。1870年，約翰•洛克菲勒成立了標準石油公司，開發美國的燈用煤油市場和利用各種稀奇古怪的油泥“治療”疾病。當時，內燃機的發展還沒有為世界帶來工業革命。
但是，當時至少有一個人認為，對於控製未來的海洋，石油具有十分重要的軍事戰略意義。在1882年9月的一次公開集會上，當時還是海軍上校的英國海軍上將費舍爾爵士，逢人便說：英國必須改變海軍使用煤炭作動力燃料的現狀，應該使用新型油燃料。1870年開始，在裏海，俄國輪船使用了這種被俄國人稱為“黑油”的黏稠燃料油。費舍爾等具有長遠眼光的人都讚成使用這種新燃料，他堅持認為，在未來控製海洋的競爭中，油作為動力燃料將給英國帶來決定性的戰略優勢。
費舍爾為此做了很多工作。他列舉了大量事實，說明作為燃料石油優於煤炭，並且堅信這些理由是具有說服力的。用石油作動力的戰船沒有黑煙，不會暴露目標，而燒煤的戰船拖著長長的煙尾巴，
Anton Mohr The Oil War New York：Harcourt Brace，1926 。但在當時，費舍爾的想法被他的英國同輩認為是異想天開。
差不多同一時期，德國工程師戈利伯•戴姆勒在1885年開發出世界上第一個實用燃油引擎，用於公路運輸。到世紀之交，盡管汽車還被認為是超級富豪的玩具，但石油時代的經濟潛力已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
岩石燃燒的秘密
到1905年，英國秘密情報部門和英國政府終於認識到了這種新燃料的戰略意義。問題是，英國本身並沒有油，必須依賴美國、俄羅斯或墨西哥來供給。即使在和平年代，這種狀況也不能接受，而一旦發生戰爭，完全依靠國外供油根本就不可能。一年前，即1904年，費舍爾上校升任海軍最高指揮官——英國海軍大臣。費舍爾立即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考慮並就確保英國海軍的石油供應提出建議”。
當時，在波斯和阿拉伯灣，英國的活動並不是不受限製。阿拉伯灣當時還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波斯也不是英帝國的領地。很多年來，英國在布什爾港和阿巴斯港都設有領事館，在海灣地區派駐軍艦，以防止其他國家進入這一戰略水域，接近英國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1892年，寇鬆勳爵，後來的印度總督，關於波斯這樣寫道：“任何國家向俄羅斯開放波斯灣沿岸的港口，我都視之為對英國的蓄意侮慢，對現狀的肆意破壞，是一種戰爭挑釁行為。”Anton Mohr The Oil War New York：Harcourt Brace，1926 p 124
但是，在1905年，通過臭名昭著的王牌間諜西德尼•賴利的行動，英國政府得到了一個極不尋常、意義重大的開采中東石油的專有權，當時人們相信中東有大量石油礦藏尚未被開采。1905年初，英國情報機構派賴利(生於俄羅斯敖得薩的西格蒙德)到一名性格偏執的澳大利亞業餘地質學家和工程師威廉•諾克斯•達西那裏，伺機得到開采波斯礦藏的權利。
達西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沉迷於曆史，對古代波斯光明神奧馬慈達祭司場所點燃“火柱”的各種傳說深信不疑，這些“火柱”都源於拜火教牧師們波斯的光明教(Zoroastrianism)相信宇宙間有兩大敵對力量，黑暗神阿利曼(Ahriman)和光明神奧馬慈達(Ormuzd)，整個宇宙都是它們永遠衝突的戰場。——譯者燒燃的某種油，這種油就是從當地的某些岩石中滲出來的。為了尋找石油，他花費了數年時間確定古代波斯神殿的位置。他無數次造訪倫敦，為他的探險尋求資金支持，然而英國銀行家給他的支持越來越少。
達西作為一名工程師，十分了解伊朗。19世紀90年代，新波斯國王穆紮法爾•阿爾丁致力於國家(今天的伊朗)的現代化。他召見達西，要求他幫助波斯建設鐵路，推動工業發展。
1901年，為了預先換取大量現金，國王授予達西一項王室特許權：
在60年的時間裏，他可以不受任何限製，在波斯的土地上自由探采石油，所有發現的與石油有關的財產，都將歸他所有。
達西支付了大約兩萬美元的現金，並同意隻要找到石油，他都從銷售中支付給國王16%的礦區使用費。這樣，這個偏執的澳大利亞人得到了當時一份最有價值的法律文書，該文書賦予他本人及他的繼承人或受讓人、朋友，開采石油的特權，這項特權一直持續到1961年。達西第一次真正找到石油是在波斯灣北部的舒什特爾地區。Frank C Hanighen The Secret War New York：John Day，1934 賴利在1905年想方設法找到達西。當時，達西通過巴黎羅斯切爾德銀行集團正打算與法國簽署合作開發石油的協議，準備告老還鄉，回到祖國澳大利亞。
賴利假裝成一位教士，利用達西虔誠的宗教信仰，施展種種伎倆說服達西把他擁有的波斯石油獨家開采權轉讓給“虔誠的基督教”英國公司——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蘇格蘭金融家士達孔拿爵士由英國政府舉薦，當上了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的重要股東，而英國政府在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中的地位卻秘而不宣。賴利因此使英國獲得到了第一個重要的石油資源。
柏林－巴格達鐵路
1889年，在德意誌銀行的領導下，一群德國工業家和銀行家，從奧斯曼政府那裏獲得了一項特許權，建設從首都君士坦丁堡橫穿小亞細亞安納托利亞的鐵路。這一協議持續十年後，到1899年，奧斯曼政府又批準了第二階段的建設任務，即大家所熟知的“柏林-巴格達鐵路項目”。第二項協議是德皇威廉二世1898年訪問君士坦丁堡的成果。在這十年裏，德-奧關係變得日益重要。
德國決定，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與土耳其建立牢固的經濟聯盟，大力開發德國工業品出口東方的新市場。柏林-巴格達鐵路項目是這一重大而可行的經濟戰略的核心。隱藏於這個項目後麵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獲得潛在的石油供應，對此，英國當然會跳出來反對。20世紀90年代至今，中東以悲劇形式表達了對西方的仇視，其種子就是這個時期埋下的。
20多年來，連接歐洲大陸和巴格達的現代鐵路建設問題，一直是德英衝突的焦點。德意誌銀行董事卡爾•賀爾菲裏奇認為，在1914年之前的15年裏，除了德國海軍艦隊日益強大之外，沒有任何問題能像巴格達鐵路建設那樣引起倫敦和柏林之間的關係進一步緊張的了。卡爾當時負責巴格達鐵路項目的談判。Karl Helfferich Der Weltkrieg：Vorgeschichtedes Weltkrieges Ullstein：Berlin，1919 pp 120-165
1888年，德意誌銀行牽頭成立了一家公司，該公司獲得了建設和維護在君士坦丁堡外，連接海達-帕莎與安哥拉之間鐵路線的特許權。公司被命名為安納托利亞鐵路公司，其主要股東是奧地利人、意大利人，也有一小部分英國股份。鐵路前期建設進展得非常順利，並提前完成，項目將延伸到科尼亞的南部。
1896年，柏林到科尼亞的鐵路開通。這是一條深入土耳其安納托利亞高地內陸，全長約1000公裏的鐵路。在一個經濟十分閉塞的地區，建設期不到八年，這真是工程與建設史上的一項偉大成就。古老而富裕的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河穀從此被現代化的交通運輸基礎設施連接在一起。在此之前，中東的鐵路設施都是英國人或法國人建的，所有這些鐵路都很短，隻在敘利亞境內或別的地區，連接了幾個關鍵的港口城市，從來沒有將廣大的中東內陸地區與現代工業化地區相連接。
這條鐵路第一次把君士坦丁堡和奧斯曼帝國的亞洲內陸腹地與經濟發達的現代化地區聯係了起來。這樣的鐵路，一旦擴展到巴格達，再延伸到不遠的科威特，將在歐洲和整個印度次大陸之間建立起一條價格低廉而快捷的交通通道，這也是當時最高等級的世界級鐵路。
在英國看來，這正是問題的關鍵。當時被派往塞爾維亞軍隊的英國資深軍事顧問拉方(Laffan)警告說：“如果柏林-巴格達鐵路建成，這塊生產數不盡的經濟財富、海上軍事力量根本攻擊不到的巨大內陸疆土將統一在德國的周圍。俄國與它的西方朋友——英國和法國，將會被這一屏障阻隔開。”拉方還說：
我們在埃及的利益處於德國和土耳其軍隊的有效打擊範圍之內，並且兩國軍隊從波斯灣可以直接威脅到印度。很快，亞曆山大港和達達尼爾海峽將極大地加強德國在地中海的海軍力量。
拉方暗示，英國的戰略是要摧毀柏林-巴格達鐵路。
看一眼世界地圖就會發現，從柏林到巴格達，德意誌帝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耳其一字排開。隻有一小塊條狀地帶橫亙在這條鏈條上，阻止了東西兩邊的聯係，這就是塞爾維亞。塞爾維亞雖小，但處於德
因此，毫不奇怪，在1914年之前的十年，巴爾幹地區戰火連綿，動蕩不安，曾經發生的戰爭有土耳其戰爭、保加利亞戰爭以及連續不斷的地區衝突。衝突和戰爭極大地削弱了柏林-君士坦丁堡聯盟，特別是阻礙了柏林-巴格達鐵路的建設。拉方反複強調了這一點。但是，把柏林-巴格達鐵路建設項目看成是德國針對英國的單方麵對抗行動是不對的。德國曾經反複向英國尋求這一項目上的合作。19世紀90年代，德國與土耳其政府達成協議，建設通往今天的科威特的最後
1899年11月，德皇威廉二世訪問君士坦丁堡後，在溫莎城堡會見了英國女王維多利亞，親自說情，邀請英國參與巴格達項目。德國人十分清楚，為了保衛共印度通道，英國一定會維護他們在海灣和蘇伊士的利益。沒有英國的積極支持並不積極，很明顯，這項工程將麵臨極大的困難，不僅僅是政治上的困難，也有財政上的困難。這條鐵路最後一段的建設規模遠遠超出了德國銀行的資金調配能力，即使有德意誌銀行這樣的大銀行，僅靠德國也是不能勝任這麽巨大的工程融資任務的。
然而，英國方麵，在隨後的15年裏，運用各種手段和伎倆，延誤和阻撓鐵路的建設進度，同時總是讓德國心存達成最終協議的希望，弄得德國捉摸不定。這樣的遊戲一直持續到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英國女王在關於巴格達鐵路的最後談判階段，打出了製勝的一張牌，她與科威特酋長有緊密聯係，1901年，停在科威特海域的英國軍艦，命令土耳其政府必須考慮把阿拉伯河下遊的海灣港口(當時由穆巴拉克-薩巴赫酋長的阿納紮部族控製)劃為“英國領地”。
當時，土耳其在經濟和軍事上勢力弱小，對於英國對奧斯曼帝國這一遙遠地區的事實占領除了軟弱的抗議外別無他法。英國控製了科威特，成功地阻止了柏林-巴格達鐵路向波斯灣水域甚至更遠的地方延伸的企圖。
穆巴拉克-薩巴赫酋長生性殘忍，據說在1896年，他利用自己的兩個同父異母兄弟在他宮殿睡覺的機會謀殺了他們，從而得到了這一地區的控製權。1907年，穆巴拉克-薩巴赫酋長簽署協定，把土地永久出租給“尊貴的英帝國政府”，共同簽署這一文件的是英帝國政府駐科威特代表梅傑•諾克斯少校。據說，為了讓酋長簽署協定時開心，英國政府軟硬兼施，給了他大量的黃金和武器。1913年10月，珀西•科克斯中校得到了向來出手大方的酋長的一封信，信中酋長同意：“除非英國政府提名或推薦”Ahmad Mustafa Abu-Hakima The Modern History of Kuwait London： Luzak，1983 pp 188-197 ，酋長不會把這塊土地上的石油開采權授予任何人。
1902年，這個由奧斯曼帝國統治的地區叫美索不達米亞，即今天的伊拉克和科威特。這一地區有豐富的石油資源，究竟有多少，如何開采，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石油的發現，使這一地區成為全球經濟和軍事控製的巨大角鬥場，這一局麵一直延續至今(圖1，圖2)。
1912年，在為巴格達鐵路融資的過程中，德意誌銀行與奧斯曼皇帝談判，巴格達鐵路公司獲得了在鐵路兩旁20公裏範圍內的所有石油和礦產開采權。鐵路線一直延伸到摩蘇爾今天的伊拉克。
1912年，德國工業界和政府已經認識到，石油是未來經濟的燃料，對未來的陸地運輸和海洋運輸同等重要。在當時，德國已經被美國洛克菲勒標準石油公司牢牢地控製手中。標準石油公司所屬的德國石油銷售公司控製著德國石油銷售總額的91%。德意誌銀行擁有標準石油公司德國石油銷售公司9%的股份，隻是個小股東。而德國在1912年時，還沒有建立獨立、安全的石油供給體係。
然而，地質學家們已經在摩蘇爾和巴格達之間——美索不達米亞(伊拉克)的部分地區發現了石油，建設中的柏林-巴格達鐵路的最後一程正好穿過這一地區，也被認為一定存在著大量石油資源。
圖1 1899年英國政府和科威特酋長•穆巴拉克-薩巴赫簽署的著名協議文本，從此以後，英國就把科威特納入其阿拉伯灣特殊利益的範疇之內
圖2 倫敦《泰晤士報》(
1912-1913年間，德國議會一直努力立法，希望建立一家自己的國有公司，以獨立於與美國洛克菲勒的合資公司，來開發和經營新發現的石油資源。但這一努力始終進展緩慢，一直拖到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最終不得不放棄。德意誌銀行的計劃是，通過巴格達鐵路從陸地運輸美索不達米亞的石油，避免英國的海上攔截，這樣就可以確保德國的石油需求得到滿足，實現獨立自主。
新“無畏號”戰艦
直到1909年，費舍爾將軍將英國海軍艦船改用石油作燃料的計劃才開始實施，而德國剛好在這時完成了對英國“無畏號”戰艦係列的第一次改進。德國的“馮•德•坦恩號”戰列巡洋艦擁有八萬噸馬力的引擎，雖然還是用煤作燃料，但航速能達到令人震驚的28節。在英國，隻有兩艘軍艦在速度上可與之媲美。英國的燃煤艦隊受到了技術上的限製，而德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已經對英國的海上優勢提出了挑戰。
1911年，年輕的溫斯頓•丘吉爾接替費舍爾爵士擔任第一海軍大臣。丘吉爾立即開始遊說，把海軍軍艦的動力燃料改為石油。根據費舍爾的觀點，丘吉爾指出，同樣大小的船，用石油可以獲得更快的速度，且同樣噸位的艦船，因為不必中途補充燃料，所以在活動範圍上具有決定性的優勢。
1912年，美國生產的石油占世界產量的63%，俄羅斯的巴庫大約占19%，而墨西哥占5%。英國的波斯勘探公司還不是石油的主要供應商，但即便如此，英國政府做出戰略決策：對國家利益來說，英國在波斯灣的存在是完全必要的。正如我們看到的，德國不停歇地建設柏林-巴格達鐵路，對英國政府的這一決策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
1912年7月，在丘吉爾的敦促下，阿斯奎斯首相領導的政府任命退休了的費舍爾爵士擔任皇家石油和石油引擎委員會主席。1913年初，同樣是在丘吉爾的要求下，英國政府秘密購買了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今天的英國石油公司(BP))的大多數股份。從這點看，石油已經處於英國戰略利益的核心位置Hanighen Secret War pp 22-23 。
如果英國不僅能確保自己未來石油運輸和能源技術的需求，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她還能阻止經濟競爭對手染指世界上的石油資源儲備，那麽，她的霸權地位還能再維持幾十年。簡言之，即使英國的工業停滯不前，無法與德國新興的戴姆勒汽車公司競爭，那麽她將控製戴姆勒汽車公司所必需的原料。英國的石油控製政策對世界曆史進程所產生的影響正變得清晰可見。
決定命運的巴黎之旅
1914年，英國為什麽要冒著世界大戰的危險，去阻止德國工業經濟的發展呢？按照德國銀行家卡爾•赫爾弗裏希的解釋，英國1914年8月對德宣戰的最大理由是基於“英國政策由來已久的傳統。通過這個傳統，英國建立起強權地位，並且尋求繼續保持這種強權地位”。他還強調，“英國的政策總是以對抗歐洲大陸最強大的政治經濟強國而定。”
自從德國成為歐洲大陸最為強大的政治經濟強國後，英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和海上優勢，都感受到了來自德國的威脅。自此，英德分歧無法彌合，她們在任何一個問題上都難以達成一致。
1897年，赫爾弗裏希傷感地記述了俾斯麥宣言的精髓：“隻有一種情況能促進英德之間關係的改善，那就是勒住我們經濟發展的韁繩。然而這是不可能的。”Helfferich Weltkrieg pp 165-166
1914年4月，在巴黎，英王喬治七世和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對法國總統龐加萊進行了一次特別拜會。這也是愛德華•格雷爵士離開英國本土的為數不多的出行之一。俄國駐法大使伊斯沃爾斯基也加入了其中，三個國家結成了一個對抗德國和奧匈帝國的秘密軍事聯盟。出於謹慎，格雷沒有發出警告，預先讓德國人知道這個秘密聯盟——一旦英國發動一場戰爭，為了對抗德國而小心建立起來的聯盟中的所有成員國都將參戰。H G Wells An Experiment in Autobiography New York：Macmillan，1934 pp 658-659 早1914年前，英國當局的許多人都認定，隻有戰爭控製歐洲局勢的唯一途徑。英國的利益集團根據其權力均衡邏輯，使英國從19世紀傳統的“親奧(斯曼)反俄”聯盟策略轉變為“親俄反德”。而早在19世紀80年代後期，這一轉變已經十分明顯。當時法國的加布裏埃爾？阿諾托和俄國的薩濟？維特之間形成的聯盟，連同新興的工業化德國一起，就已初見端倪。
法國的失誤和俄國的雄心
的確，到19世紀90年代末，英國上層對新興德國的經濟挑戰的恐懼達到了頂點。為了使歐洲的事態發展有利於自己的利益，英國對十年未變的大陸聯盟策略進行了一次徹底的調整。
直接導致聯盟策略調整的是發生在埃及的一次重大軍事對峙事件。在埃及，英法兩國都在曆史上通過蘇伊士運河公司擁有巨大經濟利益。1898年，馬爾尚上校率領的一支法軍，穿過撒哈拉沙漠抵達東部。在那裏，他們遭遇由基欽納將軍率領的駐尼羅河法紹達的英軍。兩軍對峙，互不相讓，局勢劍拔弩張。最後，馬爾尚請示巴黎後，率法軍先行撤離。這就是著名的法紹達危機事件，最後因英法兩國為聯合抗德達成權力均衡聯盟而結束。在這次事件中，法國錯誤地放棄了使非洲工業化的好機會。
當時的法國殖民部長是泰奧菲爾•德爾卡塞，正是他給在非洲法紹達與英軍對峙的馬爾尚上尉率領的法國遠征軍下達了撤退命令。盡管自拿破侖時代起法國對這一地區就有領土主張，但英國卻步步推進，事實上占領了埃及和蘇伊士運河。自1882年英國軍隊“暫時”占領埃及後，英國公務員為“保護”英法在蘇伊士運河公司的利益事實上管理著埃及政府。最後，英國人在法國人的眼皮底下悄悄地竊取了埃及。
德爾卡塞的撤退命令違背了法國的利益，也違背了法國外交部長加布裏埃爾•阿諾托明確的政策設想。阿諾托原本對法國非洲殖民地的發展和工業化有一個完整構想，可是在處理法紹達衝突的關鍵的六個月當中，他偏偏沒有參與。阿諾托是一個著名的反英共和主義者，他的構想是以法屬非洲乍得湖為中心，再用鐵路將位於內陸的法屬塞內加爾達喀爾和位於紅海的法屬吉布提連接起來，使之形成一個經濟共同體。這個設想在法國國內指的就是跨撒哈拉鐵路項目，它將從西到東改變整個非洲撒哈拉地區的麵貌。這一構想也將阻斷英國的主要戰略目標，即控製從非洲橫跨埃及進入印度的整個地區。
阿諾托小心翼翼維護法德之間關係的正常化，法德關係是英國“權力均衡”策略的最大威脅。1896年初，德國外交大臣就曾詢問法國駐柏林大使，法國是否願意考慮加入非洲聯合行動，“限製英國的貪得無厭……必須讓英國知道，她們不能再從法德對抗中漁翁得利，肆意攫取任何資源”。
然而就在不久之後，臭名昭著的德雷弗斯事件就在法國媒體上公開曝光，它的直接目標是破壞阿諾托努力打造的法德穩定關係。當時，一位名叫德雷弗斯的法國陸軍上尉被指控向德國人出賣軍事秘密。阿諾托在1894年審判開始的時候進行幹預，警告說德雷弗斯事件會導致“與德國外交的破裂，甚至戰爭”。幾年之後德雷弗斯被判無罪，因為有證據顯示，在羅斯切爾德銀行的支付憑證中，費迪南？威爾辛-埃斯特哈齊伯爵偽造了對德雷弗斯不利的證據。到1898，阿諾托被趕下台，由親英派人物泰奧菲爾•德爾卡塞取代其職務。
1898年法紹達事件後，在法國新外交部長德爾卡塞的任期內，英國使用各種招數，誘騙法國放棄其在埃及的重要殖民地和經濟利益，並挑動法國集中精力對抗德國。英國還秘密同意支持法國對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主權要求，法德在這一地區曆史上一直存在主權爭議。同時，它還支持法國在其他地區的野心，因為這些地區對英國來說並不重要。數年後(1909年)，阿諾托描述了英國所有圍繞法紹達的外交陰謀，他評論道：
曆史證明，法國的任何殖民擴張都伴隨著英國的恐懼和關注。長期以來，英國認為，在海上霸權方麵，法國憑借大自然賜予的英吉利海峽、大西洋和地中海三條海岸線，是她的最大競爭對手。在1880年之後，法國在當時的環境影響和朱爾•費裏的傑出思想啟發下，開始重構被割裂的殖民地。每一次，法國都遇到了同樣的抵抗，無論是在埃及、突尼斯、馬達加斯加，還是在印度支那，甚至在剛果和大洋洲，她總是與英國狹路相逢。
在法紹達事件後，英法之間親睦協商的機製已經成形，且最後在1904年，由德爾卡塞與英國秘密簽署了一項正式協議。德國的經濟威脅是這兩個並不可靠的盟友之間的黏合劑。在事後評論這個悲哀的轉變時，阿諾托還說，英國成功地將這個外交新政策強加給法國，這是“一個英國外交天才為離間對手而想出來的絕妙的發明”。
在其後的八年中，英國在另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問題上，再次改變了她的地緣政治聯盟政策，即利用俄國的發展強化自己的優勢。1891年初，俄國開始著手一項雄心勃勃的工業計劃，通過了一項嚴格的關稅保護計劃和一個鐵路基礎建設項目。1892年，承接這個鐵路項目的薩濟•維特伯爵成為俄國財政部長。維特與法國的阿諾托關係密切，在圍繞建設俄國鐵路係統方麵為法俄關係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當時，俄國啟動了一個鐵路建設項目，這條鐵路全長
維特說，這條鐵路將對俄國文化落後的內地發展產生影響。在1890年，他寫道：
這條鐵路就像一塊酵母，將在人群中產生文化發酵的效果。即使穿過的是一個完全荒蠻的地區，鐵路的運行也將在短時間內提高當地的人口素質。
維特計劃的核心部分是，通過西伯利亞鐵路促進陸地全麵開放，與中國建立和平與富有成效的關係，以擺脫英國對中國港口和海上通路的控製。
從1892任財政部長到1905年在俄國革命中被罷免，維特使俄國由從前作為英國糧食貿易商“糧倉”，轉變為一個潛在的現代工業國家。鐵路成了這個國家最大的產業，並且帶動了鋼鐵和其他相關行業的發展。此外，科學家德米特裏•門捷列夫，維特的朋友與親密合作者，根據德國科學家尤斯圖斯•馮•李比希的理論建立了俄國農業化學，被維特任命為新成立的度量衡標準製定辦公室的負責人，由他介紹引進的公製係統大大促進了俄國與歐洲大陸的貿易往來。
對維特的經濟政策和跨西伯利亞鐵路項目，英國千方百計極力阻撓，包括嚐試影響那些反動的、與英國糧食貿易休戚相關的俄國貴族地主。在跨西伯利亞鐵路項目開始不久，英國評論員科奎姆表達了英國外交部和倫敦金融城的主流觀點，提到在法國資助下的俄國新鐵路計劃，最終將巴黎、莫斯科和海參崴連成一線，科奎姆聲稱：
這條鐵路將不僅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貿易路線之一，還將成為俄國人手中的政治武器，其力量和意義難以估量。該鐵路還會使俄國以外的一個國家，不再需要通過達達尼爾海峽或蘇伊士運河，實現經濟獨立，而且她將變得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強大。
幾十年來，英國在歐洲的權力均衡策略是圍繞支持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而製定的，作為所謂的“大博弈”策略(阻止一個強大的工業化俄國崛起)的一部分。土耳其控製著至關重要的、使俄國到達溫暖水域的達達尼爾海峽，支持土耳其一直都是英國地緣政治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由於德國與土耳其帝國的經濟聯係在世紀末和19世紀初變得更緊密牢固，英國也向俄國示好，以反對土耳其和德國。
雖然英國發動了一係列的戰爭和危機事件，但她試圖阻撓俄國到達海參崴的跨西伯利亞鐵路的陰謀還是失敗了。俄國人在1903年完成了這條鐵路的大部分工程。然而，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英國與日本結盟對抗俄國，使俄國蒙受了戰敗的恥辱。1905年後，維特被迫辭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當政時期的部長委員會主席的職位，他的繼任者極力主張俄國與英國和解，並著手把在阿富汗的權利和波斯的大部分地區轉手給英國，還同意大大抑製俄國在亞洲的野心。因此，英-法-俄三國協約到1907成功建立。英國布下了一張聯盟的網絡包圍德國，為接下來與德意誌帝國的決一雌雄打下了基礎。其後七年，她為最終鏟除德國的威脅，進行了一係列的準備。Gabriel Hanotaux ‘Fashoda： The African Negotiation’
隨著英國包圍德國及其盟國的新三國協約策略的鞏固，在歐洲“柔軟的下腹部”——巴爾幹發生了一係列連續不斷的危機和地區性戰爭。在1912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希臘，在英國的秘密支持下，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宣戰，導致土耳其失去了它在歐洲的大部分土地。緊隨其後，1913年由於第一次分贓不公發生了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在這次戰爭中，羅馬尼亞加入，幫助並擊敗了保加利亞。這些都為英國在歐洲發動一場大戰埋下了伏筆。
在愛德華•格雷巴黎會談三個月後，
第四章 運籌帷幄 開辟近東石油戰場
Oil Becomes the Weapon，the
第一次世界大戰凸顯了石油對於戰爭勝負的決定性影響。就在歐洲各國激戰正酣、相持不下的時候，英國人卻不動聲色地把軍隊投向石油儲量豐富的阿拉伯地區……
破產後的英國選擇了戰爭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人們一直堅守著一個秘密，即在1914年8月英國向德意誌帝國宣戰前夕，英國財政部和英帝國的金融實際上已經破產。對主要參戰各國實際財政關係的考察揭示了秘密貸款非同尋常的背景，它往往與戰後全球範圍內的原材料和物質財富的重新分配的詳細計劃，特別是奧斯曼帝國據認為儲藏有巨量石油的地區的重新分配，密不可分。
就在同一天，德國皇帝給沙皇尼古拉斯發出一封電報，請求沙皇不要動武，這一電報還真讓沙皇臨時取消了國防動員的命令。
一直在為東西兩線作戰做準備的德軍總參謀部，正式實施施利芬計劃。因為法國和俄羅斯之間有協防承諾，德國決定必須迅速擊敗法國，使得俄羅斯來不及動員。
1914年8月英國對德宣戰的決定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非同尋常的，因為英國財政部和英鎊先令體係(當時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占主導地位的貨幣體係)，事實已經破產。最近解密的一份英國財政部的內部備忘錄，引起了更多的疑問。這份內部備忘錄是由英國財政部工作人員，寫給當時的財政大臣勞埃德•喬治的。1914年1月，在薩拉熱窩事件前六個月，英國財政部高級官員喬治•佩什爵士應財政大臣的要求，對所有重要的英國黃金儲備狀況進行了一次深入的研究。
1914年，英鎊金本位是世界金融體係的基石。事實上，英鎊已經被國際商業和金融領域廣泛接受，75年來，英鎊本身被認為“跟黃金一樣好”。在1914年，英鎊的作用堪比
喬治爵士的機密備忘錄揭示了當時倫敦金融城高層的想法：
在金融界存在著另一種鼓動銀行改革的影響因素，這就是德國日益增加的商業和金融的力量。而且有種不安情緒也在持續增強，那就是擔心在兩國發生大的衝突之前或衝突伊始，德國會對倫敦的黃金儲備進行掠奪。
這一秘密備忘錄寫於奧地利王儲在薩拉熱窩遇刺之前六個多月。
佩什記下了他的擔心。1911-1912年巴爾幹危機之後，德國一些大的貿易銀行越來越老練成熟，它們一直在增加黃金儲備。佩什爵士向財政大臣提出警告說，在目前的情況下，任何向倫敦銀行的進一步擠兌，“都會嚴重阻礙這個國家募集資金來打一場大戰”。Sir George Paish ‘Memorandum on British Gold Reserves Sent to Chancellor ’January1914 Treasury Files of British Public Record Office T17153
這一備忘錄涉及“戰爭對黃金儲備的影響”，布蘭凱特寫道：
十分準確地預測一場歐洲大戰的後果當然不可能，大多數的歐洲大陸國家以及英國都會卷入其中，在全世界可以利用的資金市場中，隻有紐約(假定美國保持中立)還能夠吸引到戰爭所需要的黃金。
同樣令人震驚的是，就在英國作出參戰決定的關鍵日期
親愛的大臣先生：
國家商業必須以信用係統為基礎，但我們的信用係統已經支離破碎，當務之急是毫不猶豫地盡快采取行動，修複已經受損的信用係統；在這個緊要關頭，如果我們最大的幾家銀行紛紛倒閉，我們就不可能募集到戰爭所需要的資金。Paish ‘Letter to the Chancellor Lloyd George，dated，2A M Saturday，Aug 1，1914 ’Public Record Office T17014 。
英格蘭銀行立即中止了(用金條和銀錠進行的)硬通貨支付，並中止了1844年《銀行法》。這一決定大幅增加了英格蘭銀行手中的黃金儲量，使英國政府有錢應付剛剛宣布的對德戰爭。因為戰爭需要大量的金錢來支付食品和軍用物資。除了黃金，英格蘭銀行還向英國國民發行紙幣，這種紙幣作為一種緊急狀態下的法定貨幣。截至
但是，正如我們很快就要看到的，又出現了後來的秘密武器：英皇家財政部與紐約摩根銀行財團之間的特殊關係。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石油
從1914年戰爭開始到1918年戰爭結束，對於軍事戰略的革命，石油起到了舉世公認的關鍵作用。在空戰、機動坦克戰和快速海戰的年代，安全可靠而又充足的新燃料供應日益成為成敗的關鍵條件。
在愛德華•格雷爵士的外交政策指導下，在1914年8月的前幾個月裏，英國突然陷入到被認為是現代史上最血腥、破壞性最大的戰爭之中。根據官方統計，直接或間接因戰爭而死亡的人數達到1600萬-2000萬之間，其中大多數(1000多萬)是平民。在這場持續四年之久的“足以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中”，英帝國自己就有50萬人直接死於戰爭，傷亡人數達250萬。
但是，很少有人談起的是，英國地緣政治的戰略目標。不僅僅是擊跨其工業競爭的最大對手德國，還包括通過贏得戰爭獲得對寶貴資源的絕對控製。到1919年時，這種寶貴資源已經被證明是未來經濟發展的戰略性原材料，那說是石油。這是“大博弈”的一部分——造就一個世界性的全新的大英帝國，其霸權在20世紀上半葉將無人挑戰，這是英國領導的世界新秩序。
一項對1914-1918年“一戰”主要戰場的研究表明，確保石油供應已經成為軍事計劃的核心。在整個戰爭過程中，石油為現代戰爭的驚人機動性開啟了大門。在馮•麥肯森元帥的率領下，德國出征羅馬尼亞，主要考慮就是要把以前分屬於英國、荷蘭、法國和羅馬尼亞的煉油、生產和管道企業重組成一個大型聯合企業。在戰爭中，唯一能夠保證德國空軍、坦克部隊和U型艦隊石油供應的就是羅馬尼亞。英國在達達尼爾海峽的戰役，就是為了確保俄國巴庫的石油能夠供給英法用於戰爭，此役在加裏波裏遭到慘敗。奧斯曼皇帝下達了禁運令，俄國石油難以通過達達尼爾海峽運出。
截至1918年，位於裏海巴庫的俄羅斯富油區一直就是德國的軍事和政治目標的一部分，同時，也是英國的軍事和政治目標的一部分。英國先發製人，於1918年8月至為關鍵的幾周時間裏，先行占領了這一地區，斷絕了德軍總參謀部關鍵的石油供應。巴庫斷油，對德國來說是致命的打擊，幾周之後就繳械求和。僅在數月前，德國似乎已經擊敗了協約國。這無疑證明了石油在地緣政治中的核心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鑒於石油這種新燃料對未來軍事安全和經濟安全所發揮的重大戰略性作用，所有大國都對此給予了高度重視。戰爭結束時，40%的英國海軍艦隊是用石油作燃料。戰爭開始時的1914年，法國軍隊隻有110輛卡車、60輛牽引車和132架飛機。到四年之後的1918年，已經增加到了70000輛卡車和12000架飛機。同一時期，英國投入到戰爭中的裝備包括105000輛卡車和4000多架飛機，這一數字包括了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裏美國的投入。英、法、美在最後的西線進攻中每天消耗的石油達到了出乎人們想像的12000桶。
到1917年12月，法國的石油供應嚴重不足，福熙將軍敦促克萊門西奧總理向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提出了一項緊急請求，“如果不能及時供給石油，我們的軍隊立即就會癱瘓，這將迫使我們不得不在對協約國不利的條件下媾和，”克萊門西奧在給威爾遜的信中寫到：
協約國的安全正處於危險之中。如果協約國不希望在戰爭中失敗，那麽，在德國進攻的時候，一定不能讓法國缺油，在明天的戰爭中，石油就像血液一樣重要。
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集團滿足了克萊門西奧的要求，他們為馬歇爾•福熙的軍隊準備了救命油。由於從羅馬尼亞得不到足夠的石油供應，又遠離巴庫，德國軍隊沒能在1918年組織最後的進攻(盡管“俄德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協議”已經停止了敵對狀態)，因為運輸足夠石油儲備所需的卡車得不到油料保障。
英國外交大臣科曾爵士十分準確地評論說：
協約國是被石油的洪流帶進勝利的……在戰爭開始時，石油和石油產品開始被列為協約國軍隊必需的主要物品，靠石油才能打仗，靠石油才能贏得戰爭。沒有石油，怎麽能保證艦隊的機動能力、軍隊的運輸和各種炸藥的生產呢？
鑒於石油在戰爭中日益明顯的作用，我們應當繼續沿著戰後凡爾賽重組的線索，對英國的目標給予特別的關注。
通過1919年的凡爾賽和會，英國建立了國際聯盟(簡稱“國聯”，聯合國的前身)，國聯成為其為赤裸裸的領土占領尋找國際合法性的遮羞布。對於倫敦金融城的金融機構來說，為了主導未來世界經濟發展，必須控製原材料市場，特別是新的石油資源，成千上萬英國人的生命似乎隻是為達此目的而支付的小小成本。
英國秘密開辟東方戰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協約國在抗擊德國、奧匈帝國和奧托曼-土耳其等中央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央國家是指德意誌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比利時。——譯者的過程中，如果說還有不為人知的絕招，那就是在戰爭進行到最激烈的1916年，簽署了一份秘密外交協議。在這份協議上簽字的有英國、法國，後來還有意大利和沙皇俄國。這份協議被稱作“賽克斯-皮科特協議”，以起草這一文件的兩位英國和法國官員的名字命名。這份協議道出了一個秘密，英國的意圖是在戰後控製未經開發的阿拉伯灣的石油。
當時，法國正沿馬其諾防線與德國進行慘烈而無果的激戰，而英國卻把超過140萬人的龐大軍隊投入到了東方戰場。
英國把寶貴的人力與物質投入到地中海的東部地區和波斯灣，對這一非同尋常之舉，英國的公開解釋是，這樣做既能確保俄國軍隊對抗中央國家的更為有效的戰鬥力，又能使俄國的糧食通過達達尼爾海峽運進西歐，當時西歐急需糧食。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1918年後，英國繼續在整個中東駐紮了上百萬的軍隊。1919年時，波斯灣變成了“英國湖”。憤怒的法國人隻能軟弱無力地進行抗議，因為他們數以百萬的軍隊正在西部前線流血。英國人巧妙地利用了相持階段的優勢戰勝了相對較弱的土耳其帝國。法國犧牲了將近150萬士兵，並有260萬士兵受重傷。
圖3美索不達米亞(今天的伊拉克)油田的詳細分布圖，摘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
戰爭結束後，這些油田就轉到了英國手中
1917年11月，布爾什維克在俄國掌權之後，列寧的共產黨人在沙皇外交部的檔案裏發現了一份秘密文件，並迅速將其曝光。這就是列強們分割奧斯曼帝國，並在戰後進行瓜分的計劃。它的細節是在1916年2月擬定的，1916年5月，得到了各相關國政府的秘密批準。整個世界幾乎對這一戰時的秘密外交陰謀一無所知。
在英國方麵，負責戰爭事務的國務大臣喀土穆勳爵基欽納的東方事務顧問馬克•賽克斯爵士起草了這份文件。這份文件用來爭取法國對英國的默許，同意其將歐洲戰場上的大批英國軍隊調往中東。為了贏得法國的同意，英國政府授權賽克斯向法國談判代表、前駐貝魯特總領事喬治•皮科特讓步，戰後把奧斯曼帝國在阿拉伯的部分土地讓給法國，這一條件是非常有誘惑力的。
這樣一來，法國將有效地控製所謂的“A地區”。這一地區涵蓋大敘利亞地區(敘利亞和黎巴嫩)，包括阿勒頗、哈馬、胡姆斯和大馬士革等主要內陸城鎮，以及東北部石油相當豐富的摩蘇爾地區和這一地區石油開采的特許權(當時，德國銀行以土耳其石油公司的名義擁有這一地區的石油開采權)。法國獲得這一區域控製權的代價十分簡單，隻需口頭承認阿拉伯從土耳其獨立，成為法國的保護領地。
根據賽克斯-皮科特協議，英國將控製法國控地區東南部的“B地區”，從今天的約旦往東，到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大部分地區，包括巴士拉和巴格達。另外，英國還控製著海法和阿克等港口，擁有從海法穿過法國控地區到達巴格達的鐵路建設權，並且可以用來運輸軍隊。
意大利得到承諾，土耳其安那托力亞和都德肯尼斯諸島沿岸多山的廣大地區歸她所有，沙皇俄國將得到奧斯曼亞美尼亞和埃裏溫西南部的庫爾德斯坦‘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 First Series Vol iv pp 245-247 。
在賽克斯-皮科特協議中除了這些秘密條款之外，英國還開了隨意劃分領土的先例。這些領土劃分大部分保留至今天，包括把敘利亞和黎巴嫩劃分為法國“保護領地”，把泛約旦、巴勒斯坦(以色列)、伊拉克和科威特作為英國的屬地(圖3)。正如前文所述，自1905年以來，波斯一直在英國的有效控製之下。當時從戰略利益來看，英國認為沙特阿拉伯並不重要——這是她犯下的為數不多的大錯之一。後來，當她認識到這一點時，深感沮喪。
後麵我們將會看到，英國在控製世界石油供應的長期戰略中，放棄摩蘇爾隻是她的戰術性權宜之計。由於在1915年征討加尼波利時慘遭失敗，英國除承認此前法國對地中海東部沿岸諸國和島嶼黎凡特地區的權利要求外，還不得不把摩蘇爾的石油開采權也讓給了法國，
“一女二嫁”
當賽克斯-皮科特密約的細節公諸於眾的時候，英國的處境十分尷尬，進退維穀。一方麵英國與列強簽訂協約瓜分中東，另一方麵英國為了確保阿拉伯人在戰爭中反抗土耳其的統治，又對阿拉伯領導人信誓旦旦，將在戰後保證阿拉伯的主權和獨立。
英國人得到了謝裏夫•侯賽因•阿裏領導的阿拉伯軍隊在軍事上的寶貴支持，侯賽因當時是麥加的哈希姆王(埃米爾)、麥加和麥地那穆斯林聖地的守護人。英國人向聽從勞倫斯指揮的阿拉伯軍隊擔保，作為他們幫助打敗土耳其人的回報，英國保證他們得到戰後整個阿拉伯的主權與獨立。這樣的保證在當時英國駐埃及最高長官亨利•麥克馬洪爵士給謝裏夫•侯賽因的一封信中有詳細的敘述。當時，侯賽因自稱是阿拉伯領袖。
勞倫斯當時完全意識到英國人對阿拉伯人的欺騙行為。正如他在很多年之後的回憶錄中承認：
我甘冒欺騙之不義，是因為我確信，要想以低廉的代價迅速取得東部的勝利，就必須得到阿拉伯人的幫助，而勝利加欺騙總比失敗來得要好……阿拉伯人的士氣是我們贏得東部戰爭的主要手段。因此，我向他們保證，英國將信守諾言。在這樣的許諾之下，他們幹得十分漂亮；當然，除了為我們共同成就的大業感到自豪外，我還時常感到深深的愧疚。T E Lawrenc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London： Cape，1935 p 24
十萬阿拉伯人犧牲生命就是為了這“以低廉的代價迅速取得的勝利”。為了得到大量石油和阿拉伯中東的政治財富，英國人很快背叛了自己的諾言。
不僅如此，英國人還變本加厲。因為，一旦賽克斯-皮科特協議公開，對法國和對中東自相矛盾的許諾就會暴露，於是，在
到
由於法國在歐洲戰爭中拖得精疲力竭，已經無力在指定的法屬地區部署足夠的軍隊，英國便慷慨地提出，承擔起全部最高軍事和行政監護人的角色。1918年後，英國將軍埃德蒙•阿倫比爵士(當時的埃及遠征軍總司令)在整個中東阿拉伯地區，包括法屬地區，已經成為事實上的軍事統治者。在1918年12月倫敦的一次私下談話中，英國首相勞埃德•喬治告訴法國總統克萊門西奧，英國希望法國“把伊拉克的摩蘇爾，還有巴勒斯坦從丹地區到貝爾謝巴地區的廣大地區交給英國控製”。作為回報，據說英國承諾，法國不僅可以擁有摩蘇爾石油一半的開采權，還可以保留在大敘利亞地區的權利，英國還擔保在戰後的歐洲支持法國，這將是法國對付德國在萊茵河的軍事行動必不可少的籌碼Z N Zeine The Struggle for Arab Independence：Western Diplomac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isals Kingdom in Syria Beirut，1960 p 59 。我們將看到，這一私下交易為以後一係列慘痛悲劇的上演搭建了舞台。
羅斯切爾德收到的一封奇怪信件
戰後英國對奧斯曼帝國軍事與經濟地圖進行了重新劃分，其中包含了一個極不尋常的新因素，就是要在巴勒斯坦為猶太人建立猶太人家園。在這些眾多最具影響力的英國“非猶太人猶太複國主義”吹鼓手。N A Rose The Gentile Zionists： A Study in Anglo-Zionist Diplomacy，1929–39 London： Frank Cass，1973 中最不同尋常的一個就是首相勞埃德•喬治。
親愛的羅斯切爾德勳爵：
我非常高興代表英國政府給你寫信，以下聲明表達了我們對猶太複國主義願望的同情，此聲明已呈至英國內閣並獲批準：
“英國政府讚同在巴勒斯坦為猶太人建立國家，並將盡一切努力實現這一目標。不言而喻，在巴勒斯坦，不應對任何現存非猶太社區的民事和宗教權利予以歧視，同樣，在任何其他國家，不應對猶太人享有的權利和政治地位予以歧視。”如果你能把這一聲明轉告猶太複國主義聯盟，我將不勝感激。
你忠實的亞瑟•巴爾弗 Derek Wilson Rothschild： A Story of Wealth and Power London： Mandarin，1990 p 341
這封信構成了1919年後國際聯盟授權英國托管巴勒斯坦的基礎，在英國一手操縱下，影響世界格局的領土瓜分即將出籠。
巴爾弗和英國內閣漫不經心提到的“巴勒斯坦的現存非猶太社區”是指占這一地區人口85%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而在1917年，隻有不到1%的巴勒斯坦居民是猶太人。
應當注意的是，這封信是兩個好朋友之間的交流。巴爾弗和羅斯切爾德兩人都是英國新興的帝國主義派成員。這夥人企圖建立一個永久性的全球帝國，一個建立在巧取豪奪、肆意宰割基礎之上的大英帝國。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羅斯切爾德勳爵不是任何一個猶太人國際組織的領導人，他隻不過是英國的猶太複國主義聯盟的成員(他出資建立了該聯盟)。當時的猶太複國主義聯盟的主席是哈伊姆•魏茨曼。自1900年以後，逃離波蘭和俄國而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一直通過猶太殖民協會受到羅斯切爾德的資助(他是該協會的終身主席)。在拿別國土地做人情時，英國人表現得十分慷慨，而與此同時，而對於那些飽受迫害的猶太難民，英國卻並未打開國門，張開手臂歡迎。
但是，比在巴爾弗-羅斯切爾德通信中所表現出的偽善更為赤裸裸的目的是隱藏在巴爾弗話語背後的英國“大博弈”策略。英國人選擇的猶太人新家園的地理位置，並不是沒有意義的。這是英國最重要的戰略區域之一，扼守著1914年擴張以後的英帝國的戰略要道，是通往印度和剛剛從奧斯曼-土耳其手中搶占的阿拉伯石油產區的咽喉。巴爾弗在倫敦與人交流時說，在英國的保護領地，猶太少數民族定居巴勒斯坦，將會為英國帶來巨大的戰略機遇。對巴爾弗和他圈子裏的人來說，這至少是一種諱莫如深的詭計。
巴爾弗的帝國新概念
大約從19世紀90年代初開始，一群主要來自牛津和劍橋大學的英國精英，形成了一個政策圈子，這個圈子在此後半個多世紀中非常有影響力。這個圈子並不承認自身的正式存在，但是，他們的影子可以在1910年創力的刊物《圓桌》裏找到。
這個圈子認為，對全球帝國來說，需要一個更加睿智和有效的製度去擴展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在新世紀的霸權。
在成立之初，這個“圓桌”圈子明顯具有反德國而擁護英帝國的傾向。在英國對德宣戰三年之前，一位非常有影響的圈內人洛錫安勳爵菲利普•克爾在1911年8月號《圓桌》中撰文宣稱：
當前，存在著兩種國際道德準則——英國(或盎格魯-撒克遜)準則和大陸(或德國)準則。兩者不分伯仲。但是，英帝國如果不夠強大，不能在公正處理國際事務中具有實際影響力，那麽，德國官僚主義的反動準則注定會取得勝利，國際社會在處理類似阿加迪爾事件1911年7月，德國向阿加迪爾派遣黑豹號軍艦，試圖挑戰法國在摩洛哥的權利。這一事件也被稱為第二次摩納哥危機。——譯者時的停滯不前，必然會犧牲英帝國，這隻是時間問題。除非英國人能夠強大起來，讓競爭對手在進攻時沒有任何取勝的可能，否則，就不得不接受虎視眈眈的軍事強國的政治標準。Philip Kerr(Lord Lothian) Round Table August1911 pp 422-423
為了取代對英帝國殖民地代價高昂的軍事占領，他們主張更為抑製的包容政策，呼籲建立“英聯邦”國家。讓每一個成員國都抱有獨立的錯覺，這樣，英國就可以減少派駐印度和埃及占領軍的高額成本，而且現在地盤還擴大到了非洲和中東。“非正式帝國”的說法有時就用來說明這種轉變。
這一日益壯大的幫派聚集在頗具影響力的倫敦《泰晤士報》周圍，包括外交大臣阿爾伯塔勳爵格雷，曆史學家、英國秘密情報部門的成員阿諾德•托因比以及HG韋爾斯，負責南非項目的阿爾弗雷德勳爵米爾納，還有地緣政治學這一新領域的倡導者、倫敦經濟學院教授哈爾福德•麥金德，這一幫派的雛型形成於1919年凡爾賽談判期間的凡爾賽宮走廊，後來成為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at ham House)的基礎。
在相互割據、爭吵不休的阿拉伯國家的包圍之中，由猶太人主導巴勒斯坦，隻有求助於英國的庇護才能勉強存在下去，這一想法正是上述幫派的英帝國新概念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凡爾賽和會期間，麥金德描述了他們的這一設想，即英國保護下的巴勒斯坦領地將在英國邁向1918年後的全球帝國的“大博弈”策略中所起的作用，這個帝國將在英國操縱和主導下的國際聯盟影響下形成。
麥金德在1919年這樣描述了英國政府對巴勒斯坦的長遠打算：
如果我們把這個世界看成是一個島嶼，人類是這個世界的主宰，如果把阿拉伯半島看成從歐洲到印度、從北部腹心地帶到南部腹心地帶的走廊，是世界島嶼的中心，那麽，在當今世界，耶路撒冷這個山地城堡的戰略地位，與在中世紀或者在古代巴比倫和古埃及時期，同等重要。
他寫道：
在蘇伊士運河上成千上萬的船隻穿梭於印度和歐洲之間，這些船隻處於巴勒斯坦駐軍的有效打擊距離之內，而且穿越雅法附近海岸的鐵路幹線一直在修建，通過這條鐵路幹線可以將南部腹心地帶和北部腹心地帶連接起來。
巴爾弗是麥金德的朋友，對於巴爾弗1917年給羅斯切爾德所提建議背後的特殊意義，麥金德寫道：
在巴勒斯坦成立猶太國是戰爭最重要的勝利果實之一。現在，我們可以講出真相了……這是一片處於世界的實際中心和曆史中心的國土，是使猶太人凝聚成一個民族的國土……有人試圖區分猶太宗教和希伯來人，但是，可以肯定，對他們民族身份的普遍看法基本相同。Hal 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W W Norton，1969 p 89
“圓桌”圈子的宏偉藍圖是把英國的廣大殖民占領區連接成片，從南非的塞西爾•羅得斯開辦的金礦和鑽石礦和羅斯切爾德的聯合金礦往北到埃及，並通過蘇伊士運河到達美索不達米亞、科威特和波斯，進入東方的印度。
1916年，英國占領德國在中非的殖民地坦噶尼喀，這一戰雖然不是迫使德國求和的關鍵之役，卻使英國完成了控製好望角到開羅這一鏈條中最關鍵的一環。
有控製這一廣袤地區的巨大能力，就能夠控製世界上最有價值的戰略原材料——黃金和石油。前者是世界貿易交易標準的基礎，後者是從1919年開始現代化工業時代最重要的能源。
進入21世紀初期的現實與1919年的現實沒有兩樣，仍然是地緣政治的現實。隻要控製了黃金和石油，地球上的每一個國家都會臣服於大英(美)帝國的權杖之下。塞西爾•羅得斯直到1902年去世一直都是這一所謂的“非正式帝國”精英幫派的主要財政資助人。
布爾戰爭(1899-1902)是這個幫派的又一計劃，為了保證英國對德藍士瓦巨大豐富礦藏資源的牢固控製，羅得斯出錢並親自挑起了這場戰爭。當時，這一地區控製在荷蘭裔希爾人手中。羅得斯和阿爾弗雷德•米爾納等圈內其他成員貿然挑起了這次戰爭，溫斯頓•丘吉爾也是在這一戰爭中脫穎而出。這次戰爭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豐富的黃金產地牢牢地控製在英國人手中。
自1848年加州“淘金熱”以來，德藍士瓦是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的黃金產地。控製這一地區，對於繼續鞏固倫敦作為世界金融體係龍頭老大的地位和金本位主宰的角色至關重要。米爾納勳爵、簡•史穆茲和羅得斯都是新帝國幫派的成員，作為“大博弈”策略的一部分，擊敗了獨立不羈的布爾人，建立了南非聯盟Carroll Quigley The Anglo-American Establishment from Rhodes to Clive den New York： Books in Focus，1981 p 5。
截至1920年，通過軍事占領、兩麵三刀，以及在巴勒斯坦建立英國保護領地作為猶太人家園等種種手段，英國不僅牢牢控製了前奧斯曼帝國新發現的巨大石油財富，而且成功地控製了南部非洲，包括以前的德屬西南非洲。但是，1920年並不太平。英帝國剛剛走出戰爭，又麵臨破產，其境況或許比參戰時更糟。
第五章 明爭暗鬥 英美爭當世界霸主
Combined and Conflicting Goals： The
一戰之後，美國的政治與經濟勢力明顯增強，英帝國的三大權力支柱受到全麵威脅。為了確保在經濟與政治角逐中的主導地位，英國進一步加緊對石油控製權的爭奪。
英國打仗，摩根出錢
英國從1919年凡爾賽和會中脫穎而出，成為在許多方麵主宰世界的超級大國。然而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一個極不引人關注的細節就是，英國是靠借錢打贏了這場戰爭。
總額達到幾十億的美國存款，是英國打贏戰爭的決定性因素。這些存款都是由華爾街的摩根公司募集的。1919年凡爾賽和會期間，英國欠美國的戰爭借款數目驚人，達到了47億美元。當時，英國的國內經濟已經深深地陷入戰後蕭條，工業一片混亂。在經曆了四年戰爭之後，國內物價上漲了300%。英國的國家債務增長了九倍多，從1913年到1918年戰爭結束時，增長了924%，達到了74億英鎊之巨。
如果說英國是以領土征服者的姿態成為凡爾賽和會的勝利者，那麽美國，或者至少是美國某些強大的國際銀行和工業利益集團，已取代英國成為最強大的世界經濟力量，這一點在20世紀20年代初表現得更加清晰明確。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隨後幾年裏，英國和美國的國際利益集團之間，展開了殘酷的權力爭奪。
至20世紀20年代初期，支撐英帝國權力大廈的支柱主要有三個：控製世界海上航線，控製世界銀行業和金融，控製具有戰略意義的原材料。美國新生的“國際主義”派，對每根支柱都形成了威脅。
這個曾經親英的美國幫派幾十年一直受倫敦栽培，現在他們決定不再當溫順的小學生了。在接下來的十年間，英國和美國之間為了共同而又衝突的目標，相互爭鬥，十分慘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子也就是在這個衝突中埋下的。
美國要下的賭注十分巨大。美國能否借助其經濟地位成為政治上具有統治地位的超級大國？亦或在凡爾賽和會以後，在英國主導的英美共同統治的框架內，美國是否
甘當一個有用的，但明顯居於小兄弟地位的夥伴？換句話說，凡爾賽和會後的這個世界新帝國的首都是繼續留在倫敦，還是移到華盛頓？在1920年，這一問題的答案還不是十分清楚。
1921年，英國駐美大使在給英國外交部的一份急件中對英美經濟政治競爭的緊張關係表述得十分清楚：
美國政客中務實派的最大野心是，為美國贏得世界主導國的地位，同時成為英語國家的領導者。為此，他們打算建設強大的海軍，組建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隊。他們還打算阻止我們通過向美國輸送貨物衝抵我們的欠款，他們在尋找機會把我們當成附屬國對待，因為我們的欠款沒有還清。R A Dayer ‘British War Debts to the United State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No 45 November1976 p 577
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英國最重要的海外投資市場一直是美國，通過與精心選擇的紐約銀行建立聯係，投資鐵路和其他領域。於是，1914年10月，英國戰爭部向中立的美國派駐了一位特別代表，專門安排采購戰略物資和其他一些重要物資，當時以為戰爭並不一定能打多久。
1915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打響後四個月，英國政府委任紐約私人銀行摩根公司作為其從美國采購全部戰爭物質的唯一采購代理。摩根同時還擔任了英國政府向美國私人銀行募集戰爭借款的唯一金融代理。不久之後，在法國、意大利和俄國對德奧的戰爭中，英國又成為戰爭物資采購和貸款的保證人。這是一個巨大的信貸金字塔，坐在塔尖上的是美國摩根銀行。在如此巨額而又充滿風險的賭局中，還從來沒有哪家銀行敢單獨下注。
1914年第一次世界戰爆發時，整個英帝國和英國本身實際上已經破產。我們已談到這點。但是，英國的財政官員確信，美國政府和紐約銀行界的親英派會支持英國。
摩根銀行和紐約金融界，在協約國的戰事中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
通過一個壟斷性安排，對所有美國軍需品和戰爭物資的采購，以及英國、法國和其他歐洲盟國的糧食和食品等必需品的供給，都由摩根銀行一手操辦。摩根通過它在倫敦的分支機構摩根格林菲爾公司和巴黎的分支機構摩根哈葉斯公司來完成對整個協約國的供給。摩根格林菲爾公司的一位高級合夥人是英格蘭銀行的董事，也是英國財政大臣勞埃德•喬治的親密朋友。考慮到英國戰爭需求的規模，對一家投資公司來說，手握如此之大的權力，這樣的先例在曆史上絕無僅有。
握有整個協約國集團唯一采購代理權的摩根，已經成為美國未來工農業產品出口事實上的主宰。在向歐洲的反德戰爭提供巨額而利潤豐厚的出口訂單方麵上，摩根可以決定花落誰家。
像杜邦化工這樣的企業成長為國際企業巨頭，就是得益於它們與摩根的特殊關係。雷明頓和溫徹斯特軍火公司也是摩根的好“朋友”。中西部糧食貿易公司得以壯大，也是因為專供摩根的歐洲客戶。這些關係是錯綜複雜的，因為摩根為英國和法國私下募集的絕大多數資金，都是通過杜邦和一些朋友的資源募來的。這反過來成了歐洲巨大軍火市場的保證。
由於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當時表示嚴守中立，所以，摩根作為一家私人銀行的地位顯得尤為重要。但是，隨後幾年裏，當數十億美元的戰備物資和信用貸款流向英國時，中立變成了一層掩人耳目的麵紗。僅采購代理一項，摩根就根據所有裝船物品的淨價抽取2%的傭金。生意做得太大了，於是，摩根邀請後來擔任國務卿的斯特蒂紐斯作為摩根的高級合夥人，負責處理業務量龐大的戰爭采購事務。
作為一個中立國，所有這些活動都嚴重違反國際法。國際法禁止中立國為交戰國建立物質補給基地。在後來的美國參議院質詢中，摩根本人受到指控，牟取暴利，並直接從與摩根的合夥人有利益關聯的企業采購。到1917年，英國戰爭辦公室已經通過摩根銀行下了總額超過200億美元的采購訂單，英國、法國和其他國家通過摩根及其設在紐約的金融財團直接籌集的貸款，還沒有包括在這裏麵。
1915年，美國財政部長麥卡杜說服一籌莫展的威爾遜總統，為了維持美國的出口，美國私人貸款十分必要。資金和物資源源不斷地流向歐洲。到1915年時，在1913年的基礎上，美國對英國的出口增長了68%。到1917年美國參戰支持英國前，協約國通過摩根銀行、花旗銀行和其他紐約的大投資機構募集了大約125億美元，在當時這幾乎就是一個天文數字。對於私營金融機構來說，進行如此大規模的資金調動，必須與紐約的聯邦儲備銀行有良好的關係。恰好，這個剛剛成立的金融監管機構的頭是摩根銀行的前任行長本傑明•斯特朗，即便如此，這一業務的巨大風險也曾幾次險些引來滅頂之災。
1917年1月，被戰爭拖得精疲力竭的俄國最終撤出戰爭，英法麵臨崩潰的威脅，這使得摩根及其紐約的金融財團產生了發起更大的宣傳攻勢和動用更多資源的動力。隻有美國出兵才能扭轉歐洲的敗局，改變摩根及其歐洲代理客戶們的困境，當這一點變得十分明確時，他們開始行動。英國秘密情報機關最高層和美國新聞界對他們的行動給予了大力支持。美國新聞界認為，美國應當站在“正義”的一方加入歐洲戰爭，支持英國。摩根公司和英國的努力如果失敗，那麽他們將在1917年上半年就麵臨徹底的金融崩潰。
對摩根公司和倫敦來說，他們實在是太幸運了，德國將軍艾裏克•魯登多夫為盎格魯-摩根利益集團避免了一場金融崩潰。1917年2月，德國宣布全麵開展潛艇戰，其意圖是切斷美國對協約國的石油供給。美國油船連續被擊沉沒，為摩根控製的美國新聞界大肆鼓吹結束中立立場提供了很好的借口。Kathleen Burk Britain，America and the Sinews of War：1914-1918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5 。
在
德國的情況與此形成鮮明對照。19世紀90年代，德意誌帝國國會對金融投機進行嚴格的限製，而參與製定1913年聯邦儲備法的這個利益集團，完全是由摩根家族的精英們控製的，他們追求的目的是把紐約變成國際資本中心。
從此，紐約的銀行家開始采用英帝國的財政風格。
1917年8月，美聯儲啟動“自由債券”和其他債券的銷售，為美國政府募集戰爭經費。在這一偉大的“愛國主義”活動中，以個人為主要銷售對象的美國國庫券，是通過摩根和其他一些大型紐約投資機構發售的。這些債券的規模巨大，數目驚人，
到1920年，針對這場為期四年的戰爭和全球性浩劫，摩根的合夥人托馬斯•拉蒙特曾帶著滿意的口吻寫道：“全世界的國債規模已經增加到2100億美元，是過去六年的475%。很自然，各類公債的規模和參與其中的投資者數目翻了無數倍。”拉蒙特還說，“發行如此巨額的債券，其影響在世界所有投資市場上都十分明顯，但是尤以美國為甚。Thomas W Lamont ‘Foreign Government Bond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March 1920 p 121
一旦摩根家族和紐約投資銀行家們品嚐到了作為世界金融領域領導者的好處，為了鞏固他們的權力，他們將聯合起來，不惜一切。
摩根家族主事的人，包括托馬斯•拉蒙特，以及他們在華爾街的密友伯納德•巴魯克等人，在凡爾賽和會的秘密會議上，便擬定了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賠款的“賬單”。
他們共同建立起一個專門的賠款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一個常設機構，專門為德國向協約國支付戰爭損害賠款設定準確的數額和方式。
盡管巴爾弗和某些英國政府官員認為，戰爭結束後，接踵而來的往往是債務赦免，體現戰勝國的寬宏大量。但是，作為精明而又保守的銀行家，摩根和他的朋友們，在享受和平帶來的歌舞升平的同時，並沒有忘記協約國欠下的巨額戰爭貸款。美國一宣布正式參戰，摩根公司就悄悄地把他們手中握有的英國政府貸款全部換成了美國國庫券的普通債，轉手的過程神不知鬼不覺。其結果是，戰爭結束後，英國債務已經成為美國納稅人沉重的負擔。這樣一來，摩根利益集團十分肯定地獲得了戰後凡爾賽賠款的大頭。隨著美國政府的戰爭債務達到史無前例的規模，摩根集團的利益和美國政府利益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了。漸漸地，美國政府已淪為紐約國際銀行家們擴張其新勢力的有用工具。
紐約銀行家挑戰倫敦金融城
就在凡爾賽和談的過程中，成立了一家專門協調英-美之間戰略事務的新機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萊昂內爾•柯蒂斯是組建這一研究機構的倡議人。萊昂內爾•柯蒂斯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包括巴爾弗、米爾納等人在內的秘密“圓桌”會議(也被稱為“新帝國”圈子)的積極參與者。這一建議是
在凡爾賽，這些人還決定，為這家倫敦的研究所建立一個美國分支機構，為了掩蓋與倫敦研究所的聯係，他們把美國的分支機構命名為“紐約對外關係理事會”。紐約理事會最初的組成人員幾乎全部來自於摩根集團，資金全部由摩根承擔。他們希望，通過這種密切聯係，在凡爾賽和會之後，美國的利益能夠與英國的利益協調一致。但是，過了很多年，這一目的並未達到。Carroll Quigley The Anglo-American Establishment：From Rhodes to Clivden New York：Books in Focus，1981
在20世紀20年代整整十年的時間裏，英美在戰爭賠款條件、橡膠協議、海軍協定、新的金本位平價，尤其是在對未開發的世界石油產區的控製等每一方麵都錙銖必較，劍拔弩張，經曆了這一艱難過程，英美對全球的聯合共管才出現現在的局麵，摩根集團的對外關係理事會與倫敦的皇家研究所之間的政策協調才產生效果。
1922年，華爾街律師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凡爾賽和談的關鍵人物，和談協議第231條款(臭名昭著的德國“戰爭罪”條款)的主要起草人——在對外關係理事會創辦的雜誌《外交》上撰文闡述了摩根及其紐約銀行家同仁們的思想。這一思想十分簡單，即“有戰爭必然有損失。戰爭造成的損失通過債務來衡量。債務表現為多種不同形式：內部的、賠款、盟國之間的……一般體現為債券或紙幣”。
根據杜勒斯的計算，英國和其他同盟國欠美國的債務總額是125億美元，利率為5%。而根據凡爾賽和約，德國欠英國、法國和其他協約國330億美元。這一數字在當時是無法想像的。1921年5月最終敲定的數字為1320億金馬克。德國隻有六天時間決定是否接受上述條款；如果拒絕，協約國將對魯爾工業區實施軍事占領。在全球石油爭奪起關鍵性作用的背景下，軍事占領的問題很快將再次出現。
德國是凡爾賽和會的主要目標，在凡爾賽和會上，德國的所有殖民地都被瓜分了，因此，她也失去了寶貴的原材料資源。德國在土耳其石油公司中25%的股份被剝奪，最終由英國轉給了法國。
美國國會拒絕批準凡爾賽條約，包括實施協議的機構——國際聯盟，但是，以摩根集團和紐約的美聯儲為軸心的利益集團並沒有停止掌控戰後的歐洲金融命脈的步伐。凡爾賽和會之後，1919-1929年10月年華爾街崩盤這段時期，德國的戰爭賠款，以及同盟國之間的“三角債”，如法國、意大利、比利時欠英國的錢，以及英國欠美國的錢，如雪上加霜，左右著世界金融和財政政策。這一時期整個國際金融金字塔，完全是由懲罰性戰爭債務的大廈支撐著。在債務問題上，摩根和紐約銀行的新貴們拒絕妥協。
在20世紀20年代，歐洲國家的債務總規模十分巨大，以至每年國際金融體係處理債務的業務量甚至都超過了每年美國的外貿的業務量。紐約國際銀行界將世界資本的流向調整到處理這一數額巨大的債務問題上。處理債務業務是以犧牲投資為代價的，這些投資對於滿目戰爭瘡痍的歐洲經濟重建和現代化如久旱之甘霖。
由於歐洲經濟遭受嚴重破壞，摩根公司取得到了競爭優勢，紐約的信貸支配著一切。與其投資於美國的戰後經濟擴張，不如把錢貸給戰後的歐洲利潤要豐厚得多。以摩根和摩根集團成員本傑明•斯特朗領導下的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為核心，紐約金融界不遺餘力地維持美國的低利率。其結果是，美國的貸款如洪水般地湧入戰後的歐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在這些地方資本獲得了比在美國本土多得多的風險收益，而倫敦和新任英格蘭銀行行長蒙塔古•諾曼隻能眼巴巴地看著美國金融侵占他們的傳統市場。
1924年，在銀行業這一關鍵領域，英美之間的爭鬥達到了戰後的白熱化程度。當時，美國威脅，要進入英帝國的黃金和原材料中心，英國剛剛在二十年前通過血腥的希爾戰爭占領了這一地區。
1924年下半年，南非政府發起成立了一個國際委員會，該委員會由美國金融專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埃德溫•克姆勒任主席，專門就是否置英國於不顧而重返國際金本位製提供谘詢。
直到1924年，英國仍深陷戰爭的災難不能重返金本位，如果重返金本位，英國經濟會遭受嚴重挫折，因為那時仍然有近150萬英國人失業。
克姆勒告訴南非人，他們應與紐約銀行建立直接的金融聯係，繞開對倫敦的傳統依賴。倫敦城的金融家們心知肚明，這樣一來，就會為美國從經濟上占領英國用軍事力量取得的地區打開大門，獲得了南非，就獲得了世界黃金供給的主導權，進而獲得世界信貸的主導權。倫敦迅速行動起來，采取了先發製人的策略，然而戰爭的傷痕遠未痊癒。Frank C Costigliola ‘Anglo-American Financial Rivalry in the 1920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xxxvii，No 4 December1977
在凡爾賽和會期間，美國退守新孤立主義(這一直引起很大爭議)，英國因此坐收漁利。當時美國國會轉變了態度，不支持英國的國際聯盟的想法，盡管威爾遜總統支持。經過凡爾賽和會的充分協商之後，世界新秩序的絕大多數特征已經形成。由於美國退到幕後，英國得以在歐洲、非洲和中東橫衝直闖，建立起自己長期的關鍵性霸權。
但是，有一點變得越來越清楚，強大的美國銀行業和石油利益集團絕不會甘當孤立主義者。英國要麽擊潰這個威脅，要麽有效地將其納入一個新的大西洋聯盟。
英國為石油霸權而戰
凡爾賽條約墨跡未幹，美國石油巨頭洛克菲勒標準石油公司就很快認識到，他們的英國盟友十分巧妙地把他們排除在戰爭分贓之外。通過英國秘密擁有的皇家荷蘭殼牌公司和英國-波斯石油公司，英國政府實際控製著新近劃分的中東邊界和戰後的歐洲市場。
1920年4月，在意大利的聖雷莫召開了協約國最高理事會部長會議，擬定了對前奧斯曼帝國在中東的石油利益進行瓜分的細節。英國首相勞埃德•喬治和法國總理亞曆山大•米勒蘭達成了聖雷莫協議，英國人讓出了在美索不達米亞25%的石油開采份額，而法國則同意，在新的國際聯盟保護下，美索不達米亞由英國托管。
而英國給法國的份額是從德國人那裏搶來的，這些份額曾經是德意誌銀行在以前的土耳其石油公司中的25%的股份，是凡爾賽和會戰利品的一部分。
對剩下的廣袤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75%石油的開采權，通過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和皇家荷蘭殼牌公司，仍然牢牢控製在英國政府手中。法國政府成立了新的國家支持的公司——法蘭西石油公司(CFP)。第二年，在法國工業家歐內斯特•梅西的領導下，法蘭西石油公司在美索不達米亞發展了許多新的利益。
亨利•德特丁爵士，是領導皇家荷蘭殼牌石油公司的英國人，同時也是英國秘密情報機構信賴的間諜，承諾法國可以擁有毗鄰法屬敘利亞的一部分石油開采權，作為交換，英國牢牢控製了摩蘇爾和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未開發的巨量石油儲備。
聖雷莫協議本身就是約翰•卡德曼爵士的傑作，那時，他是帝國石油政策委員會的主任，後來是英國政府所屬英國-波斯石油公司的領導人。卡德曼和德特丁兩人私下就定下了聖雷莫協議的條款。
毫不奇怪，英國的國家石油霸權地位由此得到了極大的加強。
根據聖雷莫石油協議，英國給予法國美索不達米亞地區開采出的石油總量的25%。作為交換，法國慷慨地授權英國石油公司在法屬敘利亞至地中海石油港口之間鋪設石油管道。
石油管道以及與此相關的所有業務都可以免除法國征稅。卡德曼計算過，由於法國缺乏實質性的石油生產能力，英國必然會在整個中東的日益增長的石油財富中形成實際上的壟斷。聖雷莫協議還包括一項條款，英國可以排除任何外國公司在其領地內進行開采。
此外，聖雷莫達成了一項協議，在對羅馬尼亞和蘇聯的石油關係上，法國將與英國采取協調一致的政策。
這一協議的影響很快就變得明朗起來。由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法國在經濟上遭受的打擊大大超過了英國，聖雷莫協議似乎是倫敦獲得的一個意外收獲，它確保了法國對英國全球石油版圖的支持，這一全球版圖是以古老的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中東地區的石油財富為中心。
丘吉爾及其領導下的阿拉伯局
1921年3月，在開羅，英國殖民事務大臣溫斯頓•丘吉爾，召集了大約40名研究近東問題的一流專家，討論對這一地區新獲得的版圖進行最終政治分割的問題。出席這次會議的人幾乎囊括了所有一流的英國阿拉伯問題專家，有丘吉爾的親密朋友勞倫斯、珀西•考克斯爵士、格特魯德•貝爾等人，這次會議的結果是成立英國殖民部中東局，取代1916年成立的阿拉伯局。根據在開羅擬定的計劃，美索不達米亞被重新命名為伊拉克，由麥加的哈斯米•侯賽因•阿裏的兒子費薩爾•侯賽因統治。英國皇家空軍飛機永久駐紮伊拉克，伊拉克政府被置於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官員的有效控製之下。
聖雷莫協議點燃了英美之間對世界石油控製的激烈爭奪戰，並在20世紀20年代持續了整整十年。這一爭奪戰對形成美國和英國與蘇聯新生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在關鍵性的最初歲月中的外交和貿易關係形式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當時蘇聯先是在列寧領導之下，後來是在斯大林領導之下。
驚慌不安的美國石油集團和銀行集團擔心，英國正一步一步地取得全球石油的壟斷權，不惜犧牲美國的利益。德特丁領導的皇家荷蘭殼牌石油公司用鐵腕控製住了荷蘭東印度、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和戰後中東大部分地區的巨量石油開采權。
進入20世紀20年代後，拉丁美洲也變成了英美之間激烈爭奪的焦點。
為控製墨西哥而戰
1910年，在墨西哥灣的墨西哥沿海城市坦皮科市發現了巨大的石油儲量。不久，美國總統威爾遜就派軍隊進駐墨西哥。此舉的真正目標不是墨西哥政權，而是墨西哥政權後麵的英國利益。1912年，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在坦皮科港逗留期間被拘留，威爾遜總統以這件芝麻小事為借口命令美國軍艦占領維拉庫茲。美國海軍陸戰隊武裝登陸，強行占領墨西哥海關，其代價是20名美國人和200名墨西哥人陣亡。
他們的目標是把維克多尼奧羅•韋爾塔將軍趕下台，韋爾塔將軍是一手由墨西哥鷹石油公司扶上台的，並得到其財政支持。墨西哥鷹石油公司的總裁威特曼•培生是英國石油的吹鼓手，後來被英國女王封為考德雷勳爵，曾經為英國情報部門工作，在為英國瓜分墨西哥石油方麵與德特丁和殼牌石油有十分密切的合作關係。當威爾遜派兵的時候，墨西哥鷹已經設法得到了墨西哥石油一半的開采權。
眼看就要與德國開戰了，英國決定巧妙地放棄對韋爾塔政權的支持，卡蘭薩將軍政權的合法性立即得到了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承認。洛克菲洛的標準石油公司為卡蘭薩出槍又出錢，包括十萬美元現金和大筆大筆的燃料貸款。美國石油巨頭從英國石油巨頭手中接管了墨西哥。當時，坦皮科的油井令全世界羨慕，塞羅•阿蘇爾一口井一天的產油紀錄達到20萬桶。
隨後，當卡蘭薩開始著手維護墨西哥的國家利益，而不是美國石油公司的利益時，他變成了1916年一場激烈運動的焦點，標準石油公司出錢支持遊手好閑的歹徒潘科•維拉，反對卡蘭薩。
就在美國參加歐洲戰爭之前不久，珀欣將軍率部隊被派往墨西哥執行短暫任務，但無功而返。後來，美國即將站在英國一邊參與歐洲戰爭，英國和美國決定聯手抵製卡蘭薩領導下的墨西哥。對墨西哥來說，十分幸運的是，由於戰事頻頻，無暇他顧，這個國家暫時躲過了英美石油爭霸的硝煙，成了世外桃園。卡蘭薩總統繼續執政。直到1920年，凡爾賽和會之後，他被暗殺。
卡蘭薩留下了許多遺產，其中之一就是1917年批準的墨西哥第一部憲法，該法包括了專門一段，即第27條，規定“所有礦產、石油和所有固態、液態或氣態碳氫燃料……都由國家直接所有”。非墨西哥國民獲得石油開采權的唯一條件就是，承認墨西哥法律在商業事務上具有完全主權，沒有來自外國政府的幹預。為了墨西哥的石油，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英國和美國的石油利益集團一直在明爭暗鬥，十分激烈。這種爭鬥甚至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後期，直到卡德納斯政府決定，對所有外國石油股份實施國有化。這一決定引起了英美石油巨頭的不滿，此後的40年裏，墨西哥一直受到這些石油巨頭的抵製。
英國控製石油的秘密
在1910年墨西哥發現了大油田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這段時間裏，英國的墨西哥鷹石油有限公司在董事會主席威特曼•培生(考德雷勳爵)的領導下，在墨西哥的石油開采市場頻頻亮相，重拳出擊，與咄咄逼人的美國洛克菲勒石油公司形成抗衡。
像其他所有的英國大石油公司的經理人一樣，培生也為英國秘密情報機構工作。1926年，他把墨西哥鷹的權益賣給了皇家荷蘭殼牌集團。培生成了考德雷勳爵，他把墨西哥的石油財富組建成一家受保護的托拉斯，這就是後來的培生集團。它是倫敦最具影響力的企業集團之一。這個集團擁有倫敦《經濟學人》和《金融時報》這樣的出版媒體，在影響很大的倫敦-紐約-巴黎商業銀行拉紮德福裏勒中占有很大的股份。
在控製主要石油儲備的全球角逐中，英國外交部、秘密情報機構和英國石油利益集團的政策，以一種十分隱蔽但卻非常有效的方式相互配合著。當時，除了蘇聯，其他國家都很難做到這一點Frank C Hanighen The Secret War New York：John Day，1934 。
到20世紀20年代早期，英國政府還控製著龐大的私營軍工企業。實際上，這些軍工企業直接服務於政府的利益，即主導直致最終控製所有具有巨大石油儲備的地區。其中有四家公司發揮著重要作用，它們全部都是英國秘密情報活動的組成部分。
皇家荷蘭殼牌石油公司，盡管它叫這個名字，已經落入英國政府代理人的秘密控製之中。荷蘭人德特丁在荷屬東印度的蘇門答臘時，第一次認識到石油民用的潛力，後來，他升任一家小的荷蘭燈油公司的總裁，這家公司名叫皇家荷蘭石油公司，專營印度尼西亞石油。
1897年，德特丁意識到，控製其貿易的海上航運期限至關重要，於是他與一家船運公司結成戰略聯盟。他把自己的皇家荷蘭石油公司與一家倫敦的殼牌運輸與貿易公司合並。殼牌運輸與貿易公司是由精明的英國運輸巨頭馬庫斯•塞繆爾(比爾斯德勳爵)建立的，他還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油輪。
德特丁的皇家荷蘭公司與塞繆爾的殼牌運輸和貿易公司的合並，成為後來世界上最強大的托拉斯，當然這離不開英國政府的秘密支持。即使在美國，通過加州油田公司和俄克拉何馬的羅薩那石油公司，這家公司很快成為洛克菲勒標準石油集團的競爭對手。上述兩家公司完全由海外的殼牌公司擁有，卻不必擔心受美國的反托拉斯法的管製。在美國境內，反托拉斯法對洛克菲勒標準石油公司有許多限製。
與此同時，他們還組建了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專門開采英國政府在波斯和中東的專屬石油資源。
為了尋求對未來全球石油勘探的控製，英國政府還建立了另外一家關係公司，這家鮮為人知的公司與英國外交部和秘密情報機構在全球範圍內有緊密聯係。這家公司名為達西勘探公司。
20世紀20年代早期，石油爭奪帶有鮮明的政治特征，英國的達西勘探公司就處在這一政治的中心。“達西勘探公司在中美洲或西非、中國和玻利維亞的代理人，似乎首先總是英國政府的代理人”，一位同時代的人評論說。Mohr Oil War p 138 。
在這一時期，英國政府在全球從事秘密石油戰爭的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實體是一家名義上的加拿大公司，由一個叫奧維斯先生的人領導，名叫英控石油公司，簡稱BCO。如同殼牌公司和其他公司一樣，BCO由英國政府秘密控製。奧維斯的任務是為英國在中南美洲攫取新的重要石油省份，以抗衡美國洛克菲勒所屬公司的種種圖謀。
1918年，奧維斯設法讓英國承認哥斯達黎加梯洛哥政府，作為回報，BCO得到了靠近巴拿馬邊境和重要的運河地區超過700萬英畝地的石油開采權。美國拒絕承認梯洛哥政府，就在1921年，巴拿馬和哥斯達黎加發生了邊境衝突，美國站在哥斯達黎加新政府一邊進行幹預，這就是外號為中美洲的“玩具戰爭”。哥斯達黎加新政府立即宣布，所有以前由梯洛哥政府簽署的石油開采權，尤其是授予BCO的石油開采權一律無效。
美國的石油公司立即得到了大批的開采權，哥斯達黎加新政府也很快發現，他們很容易從紐約銀行得到貸款，而且貸款條件十分優惠。
針對這一情況，BCO開始向南，往委內瑞拉的馬拉開波市發展。1922年在入海口附近，大批高產油井被發現。奧維斯為他的英控石油公司拿下了油水最大的油井。皇家荷蘭殼牌石油公司很快跟進，設立了全資的委內瑞拉石油開采有限公司和科朗開發公司。當然，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公司也很快加入了石油爭奪戰，成立了委內瑞拉標準石油公司。20世紀20年代早期，委內瑞拉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生產國之一。
有英國政府的背後支持，又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英國秘密情報部門的配合，英國石油企業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通過其石油公司控製的世界石油產量不足12%。到1925年，英國控製了世界未來的大部分石油供應。
愛德華•麥凱•埃德加爵士在1919年9月英國金融雜誌《斯帕林月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回顧當時的整體情況：
我要說，中南美洲三分之二改良過的油田都掌握在英國人手中……奧維斯集團其所屬公司實際圈掉了加勒比海三分之二的油田，完全屬於英國的，其製度安排就是為了保證該集團的所有業務永遠掌握在英國手中……或者，再以殼牌集團為例，它是所有石油公司最偉大的一家公司。殼牌石油在世界每一個重要的油田都獨家擁有或控製著相關業務，這些產油區包括美國、俄羅斯、墨西哥、荷屬東印度、羅馬尼亞、埃及、委內瑞拉、多米尼加、特立尼達、印度、錫蘭、馬來群島、中國北部和南部、暹羅、海峽定居區(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地區)和菲律賓。這一局麵的優勢要充分發揮出來並結出碩果，還需要再等上幾年，但是最後的收益將是巨大的，這一點絲毫不容置疑……用不了多久，美國將不得不從英國公司手上買油，而且支付的美元會越來越多，因為離開了石油，她就無法生存，又不能自給自足。Mohr Oil War pp 222-223 。
但是，在1922年，發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導致了多年後美英戰後衝突的“停戰”期。來自東方的具有威脅的新聯合迫使華盛頓和倫敦形成具有全球霸權的共同治理機製，在這樣的機製下形成了一直延續直今的全球霸權的戰略中心。我們必須到熱那亞去看一看，這一事態如何促成了一係列具有世界影響的事件。
這一次又是德國，無視英國的指揮棒，迫使英國與其華盛頓對手開展更緊密的合作。
--待續：其餘部分請去我的博客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php?blogID=24988
石油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