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檔
MISH - MASH
上海，我的悲傷你不懂 | 人間 · 2022年的上海春天
“這場景像電影橋段，這疫情搞得氣氛太緊張了，沒事也嚇死人了。”
我的前半生，共有兩次為陌生的城市和逝去的陌生人痛哭過。
第一次是汶川地震，當時我作為一線記者，第一時間趕到了災難的現場，麵對殘垣斷壁，無數人的生離死別，我無法自持，和那些失去親人的人一起抱頭痛哭；第二次，就是在上海封城的第13天，當虹口區的一個防疫中心的主任在辦公室裏自縊身亡的消息鋪天蓋地傳開的時候，我正因耳石症無法就醫，每天經曆著難以忍受的眩暈和嘔吐。站在窗前，想著那個絕望的人自殺前的心情，看著窗外死寂的城市，我第二次失聲痛哭。
我平生第一次理解，人為什麽會有放棄生命的念頭，那麽決絕——若非不是絕望、無助到了盡頭，誰又舍得放棄這來之不易的一場人世遊呢——可有那麽一刻，我甚至想象著，死去的瞬間也許真的比人如困獸、飛鳥入籠更暢快。
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我平生第一次完全理解了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那首膾炙人口的小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確，隻有真正經曆過失去自由，苟且地活過的人，才能明白無意義地活著遠沒有自由重要。
我給一位在政府工作的好友發微信，說：“人如果像豬一樣被關在圈裏，行屍走肉地活著，還不如轟轟烈烈地去死。”
她回複我：“我在辦公室已經住了一個多月了，我也快崩潰了，不知道這是在幹什麽。”
4月13號的上海，淒風冷雨，疫情肆虐的城市被晝夜未停的狂風和暴雨緊緊包圍著。截止這一天，浦東封閉已有一個多月了，浦西也封了近半個月。
清晨，一位政法係統的朋友給我打來電話：“我們已經在這裏站12個小時了，臨時搭建的遮陽的小棚子，開始被雨打塌了，後來雨布也被風吹走了……我們就站在雨裏，每3天站12小時，檢查登記過往車輛，本職工作基本暫緩了。除了吃飯，從沒停過。我從來沒對這個城市如此失望過，我也不知道自己現在做的事情有什麽意義……我隻是憑著自己的良心，隻要是癌症患者、需要做手術的，還有孕婦。他們即便沒有核酸檢測證明，沒有通行證，我也讓他們過了，我違反了規定，但我沒違反良心……我也快撐不住了……”
言語中，他情緒低落，聲音哽咽。他已經是一位中層幹部了，可我依舊能感受到他深深的無奈。
而此時的朋友圈裏，關於虹口區衛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錢文雄自縊身亡的消息鋪天蓋地。對麵的鄰居正對著窗外大喊：“團購的東西什麽時候到啊？沒吃的了！這麽貴買的！”
四下一片寂靜，冰冷的雨滴無情地撞擊在玻璃窗上、粉身碎骨的瞬間，我的心也碎成了片，一滴滴地流著無助而哀傷的血。為了上海，為了一個因防疫過度而絕望、以死來了斷的政府官員。
我不知道這場疫情什麽時候結束，更看不見明天的希望。不由得失聲痛哭。
上海浦東封城的時候，我正在忙著對千島湖的兩所留守兒童學校的抑鬱孩子進行幫扶的事。還夜以繼日地策劃一場針對抑鬱女性、抑鬱青少年、抑鬱留守兒童、自閉症孩子、包括貧困大學生等九類人群的“千人千願”活動。當時，我們的團隊決定，每完成100個心願，就在戶外搞一次篝火結願儀式，彼時已收集來了300多個孩子的心願了。
作為繁花公益的創始人，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這個公益組織的各項事宜上，對於疫情的動態，也沒有太多關注。雖身在其中，卻渾然不知。看著搶菜的人們因為排隊打架，甚至還心生出一些不理解和不屑。
直至被通知浦西也要封城了，辦公樓不讓進了，全城即將封閉。我才懵懵懂懂地回了家。在好友的催促下，提前買好了3月31日離滬的機票。可是臨行前的清晨，我突然改了主意——團隊的同事們都在這裏，作為領頭人，危難之時自己怎可以獨善其身，更何況政府發的文件也隻是說封閉5天。最終，我們退掉了先生千辛萬苦才買來的機票。
在朋友的勸告下，在封城的當天，我們也就買了夠吃5天的食物，算是為整個封閉在家的日子做了一點準備。做了20年黨的喉舌的人，也深信政府會言出必行、一言九鼎。
封城的前2天夜裏，我突發耳石症，一動就天旋地轉，而且不停嘔吐。好在封城的時間是4月1日的淩晨3點，我趕在3月31的下午跑到醫院去做耳石複位。
那時進出醫院也必須要持有24小時內的核酸檢測證明，可我當時站都站不住，無法提前檢測。好在VIP門診有護士帶路，醫生也是一對一約好的，所以程序上簡單了很多。接待我的耳鼻科主任是個中年女醫生，雖然帶著口罩，我依然能從她的眼睛裏看出善良的光芒。她問我：“有核酸檢測報告嗎？沒有不能給你做複位的。”我隻能懇求她，說自己一動就暈倒、嘔吐，去排隊做核酸，根本站不住。
她看了看我，說了聲“跟我來”，然後把我帶到了耳石複位的治療室外。裏麵一個醫生守在門口說：“把核酸檢測報告拿出來給我看看。”那主任立即說：“我已經看過了，我沒讓她帶手機，手機在外麵。”那個醫生就點頭說是，沒再說話。
主任特意戴了個防護麵罩，並讓我摘下口罩，給我做了耳石複位。當時，我對她感激至極，心中很慶幸。做完後，當即好轉。我還特意問她，有沒有再複發的可能，她說鳳毛麟角。當時，我心裏不知道為什麽，忽然閃過了一個念頭，我會不會就是那個鳳毛麟角？
我趕回家裏，當晚，浦西封城。意味著整個上海，被瞬間按下了暫停鍵，以往喧囂繁華的魔都，瞬間一片死寂。
不幸的是，很快我那個一閃而過的念頭就應驗了。
封城的第3天，我又開始頭暈目眩，站立不穩，意味著我的耳石複位沒成功。每個夜晚我都是半坐著倚在床頭上，隻要一躺下，就天旋地轉，每天晚上都要折騰到淩晨三四點，才能小睡一會。
因為睡眠嚴重不足，頭暈惡心，身體不適，加上被規定足不出戶，我開始焦慮煩躁。看著窗外滿園的春色，心中愁腸百結。而那時的規定是，我們連自家的陽台都不能上。
一晃7天過去了，說好的5天早沒了蹤影，依然連門都不讓出，也沒有任何的解釋。小區從始至終都沒有一例病例。小區的業主群裏，很多人都開始呼救沒吃的了，我家裏也幾乎沒別的吃的了。團購隨即出現，我跟著買了一箱橘子，490元。
每天站在窗前，看著來來往往的物業人員和誌願者，我想著我也去做個誌願者吧，也許自己就能好起來，還能出去走走。剛走出家門，想去物業報個名，就被幾個居委會的大白攔了下來，讓我回去，說政府規定了，不接收居民做誌願者。
我說：“你們辛苦了，我很想為你們分擔點什麽，而且我焦慮煩躁，太壓抑了，我感覺快受不了了。我需要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如果你們能讓我在院子待一會兒，我就站一會兒。如果不願意，我就配合你們的工作回去。”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已經忍不住開始哽咽。
隊伍中一位居委會的男子，眼睛裏也突然冒出了淚水：“我們也快撐不住了，我們已經忙了快一個月了。你躲到角落裏去站著別動，否則其他巡邏的人，也會把你攔回去的。”
我問他外麵什麽情況，他隻說了句：“很嚴重，解封無期。”說完就紅著眼圈，有氣無力地提著團購人買的菜，繼續送菜去了。
看著他搖搖晃晃的身影，我心裏很難受。我深知，整個城市都靠一線的工作人員和誌願者來維持，他們夜以繼日，真的很辛苦。走了幾步，我像做賊一樣，又趕緊往家的方向走，小區裏如此嚴陣以待的氛圍，本來一心想出來散散心的我，突然覺得空氣裏都是毒株，緊張和焦慮的情緒又增加了幾度。
直到這時，我才意識到這個城市麵臨的問題的嚴重性。
回到家，我給民政局的一個老局長打電話，說我想做點什麽。聊過了才知道，她已經在單位住了很多天沒回家了。從她那裏了解到，鬆江區一個500多人的敬老院，老人和工作人員，從3月7號開始就一直被封閉在敬老院裏，雖然政府一直全力保障，但是那些人已經很久都沒有吃上新鮮蔬菜了。
我坐在地板上，頂著頭暈，開始一個接一個打電話，連續向外地政府和企業界的朋友谘詢和求助。
一個在上海本地政府工作的朋友告訴我，眼下，很多援助的物資，尤其是蔬菜食品，因為來的人沒有48小時的核酸證明，或者核酸檢測報告過期了，都被攔在高速上，很多蔬菜和水果都在高速上腐爛了。加上沒有通行證、沒接收單位，根本進不來上海市。
在區民政局的支持下，我拿到了通行證。隨後緊急聯係了我們公益組織的成員，租了一輛廂式貨車，從上海奉賢區到金山區蔬菜基地，花高價為敬老院的老人們現場采摘了1000斤的新鮮蔬菜送了過去。
直到自己親自參與了，我才知道外麵的物價已經飛漲了好幾倍。
雖然給老人們送去了蔬菜，但是我們家卻幾乎沒了吃的。
很多人在朋友圈發斷糧、斷菜的消息，最早封閉的幾個區問題更是嚴重。我家自封控起，也隻收到小區送的幾個土豆和幾個胡蘿卜。
各種消息讓我心情煩悶，加上連續十幾天沒睡覺和疾病複發的眩暈，我覺得自己快死了。打電話去醫院，VIP門診已經被征用，去門診要48小時核酸；而小區封閉根本不讓出門。和物業協調，物業說做不了主，要請示居委會；居委會說要叫120 先去做核酸，等第二天核酸報告出來了，才能去該轄區內的指定醫院；在谘詢了指定醫院後才知道，裏麵根本沒有耳石複位機器；跨區去別的醫院需要通行證，沒有通行證去不了，她們沒辦法。
我震驚而又茫然。就算費盡力氣去了指定醫院，也解決不了我的問題，那去就醫還有什麽意義呢？聽著電話裏每個人都焦躁煩悶、壓力山大，我也實在沒了力氣、也不好意思再給這些部門增加壓力，繼續堅持忍耐吧。
可連續好多天晝夜折騰，整夜半坐在床上，一躺下就頭暈，每晚隻能斷斷續續地睡上兩三個小時，我覺得自己馬上就要崩潰了。一位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朋友得知我的情況後，費了很大勁，才在工作之餘跑去醫院給我開了6粒安眠藥，送到了小區門口，讓我出去拿。
我家離小區的大門不到500米。那天，我偷偷地跑下樓，剛出門沒幾步，就被一個大白攔住了，我說明了出來的目的，就見他衝著200米外的另一個大白喊，“有人來大門口送藥，讓保安接一下。”我聽見，朋友遠遠地在解釋自己是“送藥來的”。
我被大白命令站在原地不動，他站在離我50米外的地方，另外3個人各站在100米之外，保安從我朋友手裏接過藥，一個接著一個，接力賽一樣把藥傳到了我手裏。我遠遠地看著我朋友的影子，在小區大門外晃動了一下，他喊了一聲我的名字說：“藥送來了！”我也答應了一聲，喊了他一聲名字，說：“謝謝！”
轉身往回走的瞬間，突然感覺就像生離死別一樣，心裏很堵，一下哭出了聲。他離開的時候，也給我打了個電話，在電話裏苦笑：“這場景像電影橋段，這疫情搞得氣氛太緊張了，沒事也嚇死人了。”
和醫療一樣，物資和食品也都極度短缺。
作為一個公益組織的負責人，身處疫情肆虐的城市之中，我是真的想為這個城市做點什麽，這也是我該首當其衝的。
4月9號的中午，在眩暈和嘔吐之後，我感覺舒服了一點，頭靠著櫃子，坐在地板上，給民政局老局長發了條微信，問她我還可以做點什麽。她立即給我打過來電話，說：“我現在急需3000個醫用口罩和3000雙醫用手套，你看看能否幫我籌集來。”
我趕忙給遠在臨沂的某局做局長的朋友打電話，希望能幫忙籌集一些醫用物資援助上海。他二話沒說，10分鍾後就給我籌集到了20噸的酒精、13萬隻醫用口罩、20萬雙醫用手套、200套一級防護服、2箱一次性麵罩、100箱的紅薯粉，價值數百萬元，並隨車給我個人帶了一點吃的。
然而，因為路途遙遠，加上疫情嚴重，很多卡車司機都不願意來上海，最終，此趟物資僅運費就花去了26000元，比平時暴漲了數倍不說，還不包括額外給司機的錢。
從這批50噸的物資籌集好到運送進上海，中間不斷地和各方協調，最終隻用了一天半的時間。抵達上海的當天上午，就在相關部門領導的協調指揮下，順利地分發到了街道和需要的單位手裏。
我家住在兩區交界處，中間雖然隻隔了一條馬路，但因為區與區之間也設置了障礙和關卡，朋友也隻能幫我把隨車帶來的食物堆放在了離我家不到一公裏的鄰區邊界，我再委托另一個認識的朋友幫忙卸物資。疫情當頭，食品就是生命的保障，我分給了朋友一些，也分給了一直在協調分配物資的工作人員一部分，等到我家小區門外時，東西已經所剩不多了。
給物業管家打電話，管家說不能自己拿，隻能等著送，隨即又憂傷地對我說：“姐，你有這麽多東西，我們物業和居委會的其實也沒吃的了。”我二話沒說，慷慨地說：“所有的東西，你們留下2/3，剩1/3給我就行。”她說：“您的東西，本來就都是半筐的，我拍照給您。”我說沒關係，都被前麵的人拿走了。
物業的管家興高采烈地將東西分走了，看著送到家裏的東西，我又分給了組織裏的人一些，最後所剩無幾。
幾個小時後，我遠在外地的姐姐打電話給我，說住在上海另一個區的外甥家裏，已經斷糧了，一歲多的孩子已經沒奶粉了，也買不到，怎麽辦？
我脫口而出，自己怎麽完全把外甥給忘了？那一刻我真是心如刀割，想著自己如此慷慨地把朋友好不容易帶來的救命食物，分給了很多陌生的、連麵都沒見過的人，怎麽偏偏忘記了同在一個城市裏我唯一的親人。
我姐姐聽到我有吃的、卻都分給了別人之後，氣得直接掛了電話，再也不接我的電話了，就差微信拉黑我了。而我想哭都沒有眼淚，既委屈又心酸。想起自己這些死去活來的夜晚，那些求救無門的苦痛，又有誰關心過我呢？我無助地坐在地板上，哀傷而又絕望。
本來說好了，浦西從4月1號封閉到4月5號，可是都十幾號了，卻沒有任何解釋。
“繼續足不出戶”的要求下發後，我先生不知道怎麽突然就開始發燒了。我們一直被封閉在家裏，連樓都沒讓下過，思來想去，不存在任何感染的可能。他的身體一向健康強壯，我們商量說再堅持一下吧？也許明天這莫名其妙的燒就好了，結果第二天，還是斷斷續續地發燒。
我忍不住給物業管家打了電話，管家驚慌失措，說“你趕緊給居委會打電話報備”。我說之前自己因為耳石症的事，你們讓我給居委會打電話，我打過無數次，永遠都是占線，從來沒打通過。她說這次我跟他們微信說過了，你打吧，他們會接的。我一打果然通了，但立即就被掛斷了。
我又問管家，她勸我說：“姐，你別掛電話，我跟他們聯係。你聽著哈，有什麽問題，如果解決不了，你別怪我。”隨後，我聽見她剛跟居委會說明了我先生發燒的情況，一個女人就破口大罵起來——
“他x的這個女人太惡心了！發燒兩天了為什麽不早說，禍害別人。”
我好震驚，問：“她怎麽罵人？”那管家就掛了她的電話，讓我別生氣。我隻能歎了口氣。
因為我們頭一天剛做完核酸，當天又做了抗原檢測，我們堅信自己沒有什麽問題。沒過幾分鍾，物業又打電話來說：“居委會說發燒的都要拉走去隔離，或送方艙醫院。”我說我們的檢測結果都是好的，為什麽要隔離送方艙醫院？而且不是持續發燒，是斷斷續續地發燒。物業管家說，“居委會就這麽說的，您趕緊讓您先生再量一下，看看發燒嗎？5分鍾後告訴我。”
放下電話，我和我先生麵麵相覷，我先生突然說：“我工廠廠長的父親，在浦東做裝修，一個月前，裝修隊裏有工人感染了，就把幾棟樓裏的人都送進了方艙。他爸爸本來沒事，在裏麵待了十幾天感染了。不過一個多月過去了，也沒怎麽治療也好了，但人還在裏麵。”
我大驚失措，讓他再量一下體溫，這次正常了，我們這才舒了口氣。很快物業又打電話問體溫情況，我們趕忙說一切正常，不麻煩他們了。但沒過5分鍾，120 的人就打電話來了，說你們家有人發燒是嗎？是叫救護車去方艙是吧？我先生立即說，我們沒叫，掛了電話。
我趕緊給物業管家打電話，囑咐他們一定要和居委會的領導說清楚，我們家不發燒了，不需要去方艙。管家說那你趕緊再量一次，發照片給我。我們又量了一次，還是正常。照片發過去，我又給居委會打電話，想主動報備，但電話仍舊占線。
後來一個在某區政府工作的朋友說，關於防疫求救等方麵的電話，基本都是把電話線拔掉放在一邊的，怎麽可能打進去？特殊情況，物業單線聯係，才能打通。
我這才恍然大悟。
到了4月15號，本來說好開始分級管理的。我們屬於防範區，按規定，防範區是可以出小區的。
很多鄰居把煙花都準備好了，還有一些人把家裏的音響也打開了，小區裏隔著窗戶，一片沸騰。朋友圈裏，浦西很多小區的人都認為可以解封了。唯獨物業的人毫無動靜。
很快，我看見一位在另一個區政府工作的朋友，發了一條朋友圈，淡淡地說：“解封也不過是由一條居家狗，變成一條流浪狗而已。有什麽開心的。”當時我還覺得既難過又好笑。
我們翹首以待盼著的解封消息，到了晚上8點多，物業經理發了一條消息——防範區提級了，還是不能出小區和下樓，而且每家每戶隻能分時間，出一人到外麵指定的區域倒垃圾。我們一頭霧水——為什麽提級，為什麽不解封，官方沒有任何解釋。我苦笑著說：“這不就等同於放風時間嗎？”
工作了這多年，我深刻地體會到，在任何關係中，如果你還在意這個關係，好好溝通、解釋，大家才能夠相互理解體諒，甚至相互原諒。政府對百姓也是一樣。中國的老百姓，大都能做到“聽黨的話跟黨走”。為什麽規定上明明寫好的，就可以突然變了。既然變了，給百姓一個解釋，讓大家明白是什麽原因，我覺得還是有必要的。
很多人在物業群裏，把問題拋出去了，但物業再也不肯吭聲。後來我還是從老局長那才得知，規定裏說，是因為街道區域內有病例，沒病例的小區也會被提級，繼續封閉。
我這才明白繼續被提級、繼續封閉是什麽原因。
第二天，我稍微舒服了些，先生說：“規定一家一戶，隻能出一個人按時去倒垃圾，你下去倒垃圾吧，順便放放風、透口氣，也許對眩暈有好處。我說：“好吧，但我得精心打扮一番，看這個樣子，解封是遙遙無期了，我趁著死去活來的間隙，到樓下去搖搖我被疫情鎖住了三年的青春尾巴。”
於是我洗了個澡，畫了點淡妝，穿了件平時都幾乎沒穿過的小禮服裙，心慌氣短，搖搖晃晃地提著一小袋垃圾出了門，在我出門的瞬間，先生立即給我戴上了口罩，說：“化妝本來就是多餘。”
我摘下口罩說：“那得拍照留念。而且發個朋友圈才能留存一輩子。”轉瞬我又說：“在朋友圈發自己的照片有點不好意思。”
先生說：“活著這麽不易，都三年了，想怎麽活怎麽活吧，每天暈得死去活來的，還管別人怎麽想怎麽看？”
聽了他的話，我發了個朋友圈，然後就把手機扔到了一邊，出了門。外麵空無一人，隻是沒走幾步，眩暈就來了，我靠在牆上不敢動，偏巧穿著防護服的清潔工走了過來，拿走了我手裏的垃圾。我冒著冷汗，氣喘籲籲，灰溜溜地回來了。
回到家裏，我又開始嘔吐，繼而坐在地板上大哭，說我要去醫院。我實在堅持不住了，再這樣我會死的，我已經又是好幾天沒怎麽睡覺了，心髒快受不了了。這種眩暈比死還難受，還不如讓我去死吧。
我給我的主治醫生打電話，她說，耳石複位越晚越麻煩，而且可能有後遺症，經常發作，即便是好了，治療不及時的人，也會有後遺症，我決定無論如何，都要去醫院。
給物業打電話，他們說決定不了，讓我給居委會打電話，但居委會的電話，當然是永遠打不通的。
我求物業：“看在我為上海人民做了點貢獻的份上，或者看在我把自己的食物都分給你們的份上，能不能讓我去醫院做耳石複位？”
她說，她跟居委會請示過了，我這不屬於疑難雜症，要去醫院也隻能去指定的醫院，而且還要自己先去做核酸檢測。而我們小區因為屬於防範區，早就改成每天做抗原檢測不做核酸了，因此我沒有核酸檢測報告。
我問她，我去哪裏做核酸檢測，她說，先帶你去做核酸檢測，但報告沒出來前，還不能看病。我說：我站都站不住，怎麽排隊去做核酸檢測？另外你們指定的醫院，也沒有耳石複位機器，我去那的意義在哪裏呢？
還是和上次一樣，她最後說，“您自己打居委會電話吧。”
那一刻，突然就崩潰了，我哭著對先生說：“這樣痛苦地活著有什麽意義！”
正巧這天，一位鄰區的局長大姐打電話問我的身體近況。我知道她一直都在抗疫第一線，也知道她很忙，一直羞於開口麻煩她，但此時，我已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就委婉地和她說了我的情況。因為能做耳石複位的醫院也在鄰區，她說讓我等一下，她去協調一下。一個小時候，她給我看了幾張微信截圖。
看到這個截圖，我禁不住哭了。為她對我的盡心盡力，也為作為一個百姓在疫情封控的城市看病艱難而哭泣。
沒過一會，她的電話也跟著來了，她先後找了鄰區的區長來和我所在區的相關部門和居委會協調，鄰區根本沒人管。最後他們直接和居民會協調。最後協調的結果是兩個，“第一，因為你先生有過發燒的經曆，你如果出了小區和本區，就不能再回去了，你有地方住嗎？第二，他們答複說要去看病也可以，但隻能去你們區指定的醫院。你看看你怎麽辦？”
這兩個我都沒辦法選，隻能故作輕鬆地說：“沒關係，第一，出去不讓我回來，就隻能住大街；第二，去他們指定的醫院，那裏沒有耳石複位機器，我去了沒有意義。”我知道她已經很為難了，強忍著眼淚，匆匆掛了電話。
哭了一會，我去網上查查耳石症的治療方法，順便小心地瀏覽著和上海有關的新聞和消息，這才發現，那麽多求助的錄音和視頻，那麽多震撼人心、讓人匪夷所思的事件。我大叫：“這是上海嗎？這應該是上海嗎？”
沒辦法，我突然想，自救吧。於是我跟先生說：“你站在我身後，免得我摔倒！”我身體倚著床邊，想，既然是耳石脫落，上次複位的時候，醫生也是用機器旋轉的，醫生也說，有時候自己轉對了，也能回去，那我使勁跳跳，看能不能回去，能跳回去我就可以免死了，不然耳石症不死人，我自己可能因承受不了這種痛苦，跳樓死了。”
說完我搖搖晃晃地站起來，使勁跳了一分鍾左右，一陣天旋地轉，一頭就栽倒在床上。嘔吐隨之而來，驚天動地地吐了一會之後，突然覺得沒那麽暈了，站起來，輕輕地轉了一下頭，之前的那種天旋地轉的感覺消失了，就剩下可以忍受的頭暈。
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我感覺自己又活過來了，內心的絕望也瞬間消散了很多。
那一天是4月16日，當我一直以為我快死了的時候，竟然因為跳了一分鍾，自救成功。所以說，生命中處處都是奇跡，這句話永遠不假。
這些日子，我每天都在朋友圈裏看見在上海的朋友，發斷糧了、沒吃的了，甚至有些習以為常了。之前朋友千裏迢迢隨救援車隊給我帶來的那點吃的，也因為我的慷慨解囊，餘量不足——這些我一直都沒敢告訴我那一心惦記我、給我千裏投食的朋友。
說實話，封閉20天了，我接到的政府救濟物資，隻有三個土豆兩根胡蘿卜，一斤油，一根火腿腸，和一小箱牛奶。這些東西，別說一個三口之家，就是一個人也吃不了兩天。
我家的小區是個別墅區，也算是高檔小區，因為附近有兩所著名的國際學校，所以住了很多有錢人。小區裏的負責團購的人，專挑貴的東西賣，先生買過6個牛油果、4斤青提和2斤西梅，放在一個箱子裏，總共 600塊。1支酸奶要10元，一盒青菜80元，裏麵隻有1棵生菜、3個西紅柿、2棵芹菜和1塊薑。
而此時，我的朋友給我打電話，說想從江西上饒捐獻10噸蔬菜，以及6萬斤芋頭，可苦於我再無力給他們辦到通行證、並找到接收單位，隻能擱淺。
而那些團購的人、大批的物資卻可以暢通無阻地進來這個城市，這讓我悲傷絕望到極點。
一天我去小區裏散步，後麵一個留著飛機頭的男子，一邊走一邊大聲地打電話說：“媽的，香煙抽沒了，從江蘇弄了個車，搞了個通行證，運點香煙過來，順便弄了幾千斤豬肉進來賣賣。賺點錢……本來是一直賣海鮮的，我們小區的人都是傻X，有錢！所有東西，賣多少他們給多少。還有誌願者給搬運，送上門，很省心。”
當他快速走過我身邊的時候，我仔細觀察了他一下，胳膊上有紋身，虎背熊腰，穿著花襪子，飛機頭上打了很硬的發膠，腰上還係了一件綠色的外套。
我從背後給他拍了個照，追上他說：“先生，我是公益組織的，你那麽輕易就能搞到通行證，能否給我們用一下，運點蔬菜給吃不上菜的老舊小區的人？”他看都沒看我一眼，徑直走了過去。
我轉頭回了家，氣呼呼地對先生說：“從今天開始，不許買小區裏的海鮮和肉，更不要買高價水果，讓那些發國難財的人去死吧！”
先生說：“你慷慨，把朋友給的有限的食物都分了。你不買，他沒死，你先死了！可你不買，又去哪裏弄吃的呢？這些天一共就發了那麽點東西，還有幾盒中藥，要不咱煮了？我總不能看著你和女兒餓死吧？現在生存是第一位，你就別憤青了。很多人有錢還沒地方買呢。沒有他們，你還真得餓著。你看看浦東最早封閉的那群人的生活狀態去，這些人雖然不是什麽好人，但都是有‘能量’的人，能弄來這麽多吃的。那些老舊的小區，連自救的能力都沒有，沒錢、更沒能力弄來吃的……”想起朋友圈裏看到的、那個住在浦東鄉下別墅區裏的朋友，去挖野菜吃還被媒體報道了的事，我無話可說。
尾聲
那天，我看到一個朋友在朋友圈裏寫：“疫情下，沉默的背後，是冷暖自知。”
是啊，自上海疫情開始後，很多高層的有社會身份的人，都在保持著沉默，沒人出來吐槽，沒人出來講講自己的疾苦。
即便是我自己，也是在死去活來的狀態下，苦熬了近一個月，才在編輯的約稿下，思量了很久，才動筆寫了這篇文章。
作為曾經的調查記者，我曾經參與報道過很多突發事件和重大新聞，那時，我青春年少，無所畏懼。
而今天，我身處在這個災難的城市中間，卻無力改變任何東西，即便觸手可及的力量都無處伸展。
這時，那位政法係統的朋友又給我發了一條微信：“此刻，我又在烈日下攔截進來的車輛，而且還要站12個小時，很多馳援上海的蔬菜、食品，都因為沒有通行證或司機核酸過期被攔截在了高速上，有些已經開始爛掉了。我不知道這個事情什麽時候能結束，我做的這個事情到底有什麽意義？我們也已經在崩潰的邊緣了，身心疲憊、絕望至極。”
我回了他：“加油，一切都會過去，並好起來的。”
可打完這句話，我也控製不住自己了。
什麽時候能好起來？明天還有多遠？我們誰都不知道。那種無望的遙遙無期的等待，那種無能為力的悲涼，沒有身在其中的人，是無法理解的。悲傷之餘，我隨手填了首詞《臨江仙》，以紀念我在上海封城抗疫的日子。
的確，沉默的背後，是冷暖自知，是千千萬萬上海人的冷暖自知。上海，我的悲傷你不懂。
編輯 | 沈燕妮 運營 | 嘉宇 實習 | 雅坤
佳 琳 暢銷書作家
繁花公益創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