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雄文：誰是製造“兩個大逃亡”的罪魁禍首？

“改革老人”高尚全

“兩個大逃亡”的概念是高尚全提出來的。

高尚全是什麽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曾是中國改革開放早期的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當時由國務院總理兼任國家體改委主任；1999年任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會長，現任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 

改革開放以來，高尚全參加了六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一次是十五大報告，兩次是中央關於五年計劃的建議，三次是三個三中全會的決定，即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和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前，他又兩次向中央提出建議，都涉及改革的核心議題。 

由此可見，高尚全地位顯赫，是改革開放方麵的權威。他的觀點影響很大，很受中央高層重視。 

2014年的時候，他就提出了“兩個大逃亡”的概念，並帶有警告意味。按照他的說法，“兩個大逃亡”，一個是“人員的大逃亡，就是私人企業主他們感覺不安全，他們移民了”；另一個是“資本大逃亡”。

說得直白簡明一點，就是富豪連帶資本一起“逃跑”。 

“兩個大逃亡”的現狀

 你還別說，高尚全看問題很尖銳，他的警告不幸而被言中：不少富豪攜帶資本移民海外： 

碧桂園的掌門人楊惠妍、融創集團創始人孫宏斌、華人置業前主席劉鑾雄、步步高集團的董事長段永平、無錫尚德集團創始人施正榮、星河地產集團創始人黃楚龍、海底撈創始人張勇、龍光地產紀凱婷、俏江南創始人張蘭、周黑鴨創始人周富裕的妻子唐建芳、恩捷股份實控人李曉明（雲南首富）、玖龍紙業創始人張茵（中國女首富）、邁瑞醫療的李西廷都已經移民海外 …… 

至於馬化騰移民美國的信息尚未得到證實。

與此同時，大批富豪通過海外投資、置業或離岸信托等方式，將資產轉移到國外。 

現在經常曝出中國富豪在海外投資和購置豪宅的消息。且不說馬雲的豪宅遍及世界各地，其它比較典型的是潘石屹的妻子張欣以7億美元買下美國紐約通用大廈40%的股權，還不斷投資美國，並為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共計捐款2500萬美元；紅牛中國的老板嚴斌以近100億美元的價格在英國購買了地標性建築和高爾夫俱樂部；前首富陳麗華的富華海外投資包括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項目…… 

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中國富豪及高淨值人群，對財富的安全非常敏感，他們大都會選擇法製健全的國家作為財產的避風港。 

2018年是中概股海外上市、融資的高峰年，大批財富新貴選擇通過移民將資產轉移到海外。《中國經營報》曾報道，2018年，中國內地公司在香港上市的企業家就有15名設立了離岸信托，總計將285億美元資產轉移到國外。

胡潤財富榜上前100位的中國富豪幾乎都在海外設置了離岸信托。這些富豪認為，離岸信托可以有效保證其家族財富的安全與傳承。

根據相關數據，中國超過一半的高淨值個人對海外資產配置有強烈需求，一半以上的高淨值個人具有海外投資、或增加海外投資的計劃。《2020年世界移民報告》顯示，2019年中國1100萬人跨境移民，其中主要是富豪及高淨值個人。

 數據顯示，中國60%以上的富人想要移民，家資在1億以上的富人中，有移民意向的比例更高達到71%。 

亞非銀行(AfrAsia Bank)和新世界財富（New World Wealth）共同發布《2019年全球財富遷移報告》，中國移民海外富豪人數全球第一。報告指出， 2018年全球富豪海外移民中13.9%來自中國大陸；2018年中國富豪移民海外總人數1.5萬，比2017年的1萬增長50%，高出第二名俄羅斯一倍有餘。 

有人估計，這1.5萬富豪將超過萬億資產轉移到海外。 

這隻是冰山一角，已經觸目驚心了！ 

誰造成了“兩個大逃亡” 

高尚全認為是階級鬥爭導致“兩個大逃亡”！ 

高尚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絕大多數人是認可市場理念的，但是也有人說，現在必須要搞階級鬥爭。他們講了三條理由。第一，1956年的時候，私人企業主隻有16萬戶，現在發展到497萬戶。這個群體算什麽？算資產階級、剝削階級。第二，剝削階級有訴求了，政治上要跟共產黨分庭抗禮，經濟上要進入壟斷行業。第三，公有製主體邊緣化。所以根據這三條得出結論：階級鬥爭就在我們身邊，要搞階級鬥爭。 

作為改革開放的推動者，高尚全自然反對這種看法，所以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千萬不要再折騰了”。

 高尚全說，他曾同一位中央主要領導同誌交談過，說千萬不能再搞階級鬥爭了，如果要搞，結果是“兩個大逃亡，一個大破壞”。第一，人員的大逃亡，就是私人企業主他們感覺不安全，他們移民了。第二，資本大逃亡。第三，生產力的大破壞。這個沒有任何好處！對國家有什麽好處？沒有任何好處！對老百姓有什麽好處？沒有任何好處！ 

高尚全轉述這位領導同誌的話說，這根本不符合黨的方針政策，我們不能再折騰了。 

高尚全敏感的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嚴重警告。 

高尚全的看法不無道理。他曾總結改革開放五個最大的變化，第一條就是“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如果說鄧小平的最大功績就是將中國推進改革開放的軌道，那麽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提則是終止階級鬥爭為綱，將工作重點轉向經濟建設上來——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終止階級鬥爭為綱，這是中國社會、中國曆史的根本轉變。

這也是鄧小平第一個曆史大功績！

在推動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中，鄧小平時時警惕“左”的東西回潮，他總結我們黨七十年的曆史，指出突出的，都是“左”。他警告，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所以，他強烈反對姓“社”姓“資”的爭論，為改革開放、為市場化道路創造了寬鬆的政治環境。 

但是，因為製度上的不完善，因為分配不公造成貧富兩極分化，社會上出現仇富心理，“左”的思潮、包括階級鬥爭的論調時常冒頭，幹擾我們的政治和社會生活，加上輿論上的偏頗，尤其是社交媒體上出現“文革”式的網絡暴力，造成一種壓力，讓許多私營（民營）企業家感到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政治環境在收緊，特別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至今沒有入法，讓他們感到財產沒有法律保障，擔心、害怕被清算，千方百計向海外移民，轉移財產。

 高尚全幾年前就提出警告說，大家都看到了，我們的問題更加嚴重，已經出現了“大逃亡”的局麵。他強調，這個事要引起高層注意！

圍繞“階級鬥爭”的爭議 

並非所有人都同意高尚全的看法-他在講了以上那些話後，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對，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張宏良。張宏良是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被譽為“中國底層九大意見領袖”之一。 

張宏良曾寫了篇題為《一篇典型的階級鬥爭宣言》的文章，批駁高尚全的觀點。從文章立意和內容看，他是主張搞階級鬥爭的。

 張宏良指出，高尚全的觀點反映了當今中國階級鬥爭一大特點，就是那些越是把老百姓往死裏鬥的人，越是高喊不要搞階級鬥爭，其目的就是避免老百姓以階級的形式團結起來，以便用階級的整體力量去對付一盤散沙的人民大眾。 

還說高尚全的論調是典型的綁架國家，要挾執政黨，與中國人民為敵。他指出，當今中國富豪精英之所以會無所顧忌的欺壓和掠奪國內百姓，就在於他們建立了向國外轉移親屬和資本的基地，隻要中國政府敢對他們有絲毫限製，他們馬上就會把中國的財富轉移一空。 

他甚至認為，中國富豪的這個做法本來是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行為，在當今中國，這種亡國滅種的嚴重刑事犯罪，卻成為了要挾執政黨和國家的手段，成為套在13億中國人民頭上的一個絞索，動輒便勒緊這個絞索要挾國家和人民，以此來維護他們空前未有的胡作非為。 

他認為，中國財富和資本外流，不僅不是約束和節製資本造成的，恰恰相反，是無底線放縱資本造成的，無底線放縱資本導致了資本的無底線犯罪，無底線犯罪造成了資本的無限恐懼，所以紛紛向海外轉移資產，形成了古今中外最大規模的財富外流。這也是中國連續三十年高速增長而老百姓卻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的一個重要原因。 

他轉而把矛頭對準高尚全本人，質疑高尚全“究竟積累了多少財富？” 

張宏良的結論是當今中國麵臨的問題，不是避免重提階級鬥爭而避免資本和財富外流，而是隻有通過強調階級鬥爭才能避免資本和財富的外流，從倫理和法律兩個方麵，嚴厲打擊資本和財富外流的現象，對外流資本和財富的合法性進行嚴格審查，在目前經濟手段還無法跟上的情況下，采用政治手段進行打擊。 

張宏良的政治立場很清楚，就是用階級鬥爭方式亦或政治手段進行打擊，限製資本外流。——不得不說，階級鬥爭還是很有市場的，這可能讓私人（民營）企業家不寒而栗！ 

問題究竟出在哪兒 

我理解，高尚全所說的本意是不能再搞“左”的那一套，嚇跑私人（民營）企業家。如果換句話講，就是需要寬鬆的政治環境，嗬護市場經濟。 

張宏良則強調私人資本的罪惡，認為“兩個大逃亡”構成了犯罪。有一點他說對了，即不能無底線放縱資本，要約束和節製資本。 

但我不讚成落腳在階級鬥爭上，更反對號召“老百姓以階級的形式團結起來”-這正是過去“左”的那一套！ 

階級鬥爭對中國社會的危害就不用多說了，差一點葬送了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搞市場經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需要寬鬆的政治環境，如果再搞階級鬥爭勢必葬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

鄧小平當年果斷終止階級鬥爭為綱，為啟動政治上的撥亂反正，扭轉中國的曆史方向，促使中國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道路鋪平了道路，從而形成改革開放的偉大局麵。我們不能再回到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去。 

有關“兩個大逃亡”的原因可能有更加複雜的因素，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既跟“左”的思潮有關，更與法製不健全有關，私營（民營）企業家及高淨值個人移民海外，應該跟擔心財產安全有關。

 這裏需要樹立一個觀念：如果說市場經濟並非資本主義專有，那麽私人資本也非資本主義獨有，它是伴隨著市場經濟而存在的，是市場經濟的自然產物。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搞市場經濟，也可以且必然要發展私有經濟，二者並行不悖。 

可以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公有製經濟和私有（民營）經濟的混合體，是二者的有機結合或融合，不可割裂開來。不是是否“允許”私有經濟存在的問題，而是私有經濟不可避免的必然存在。 

數據顯示，中國富豪的總資產2018年已經達到23.6萬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二，而未來10年中國富豪的財富增速預計可以達到120%-130%。 

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財富，我們不能去追責私人財富積累的“原罪”，而是需要嗬護私有（民營）經濟，要像保護公有財產那樣保障私有財產的安全。 

依法保護私有財產和節製資本 

我們都痛恨“為富不仁”的現象，都擔憂和不滿分配不公及由此帶來的貧富懸殊，但不能以此為由而把鬥爭矛頭對準富人，搞“鬥地主”那一套。 

我們主張不能無限製放縱資本，尤其要嚴禁無良富豪卷走銀行貸款或股東、股民投資，跑到海外享受，也希望國家出台“節製資本”的政策措施。但這要在製度化、法治化框架內去解決，即要完善、健全相關法律，從製度上逐步解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問題。這個問題很迫切，但也很複雜，就不在這裏贅述了。 

進一步的問題是，市場經濟就是法製經濟，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發展私有經濟，最關鍵的是法製保障。現在中央特別強調法治，把依法治國，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作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健全法製，讓私營、民營企業家安心、放心發展，是解決“兩個大逃亡”的基本國策，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國策。 

但是，“法治中國”絕對不能隻是嘴上說說而已，不能空喊口號。高尚全提出：保護公民的財產一定要落到實處。 

針對性的法製要求是：讓“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入法-進入憲法，並製定配套法律。 

這需要改革氣魄和智慧，需要高層力量克服改革阻力，需要納入法製框架進行“頂層設計”。

也正如高尚全所說，隻有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中國，才可以從根本上杜絕“WG”那樣的錯誤，換言之，才可以從根本上防止“階級鬥爭為綱”卷土重來，從而使私營（民營）企業家和高淨值人群安心在國內發展，放心把財產留在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