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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一次重要會議上再次提出“共同富裕”的說法，並把這個目標列入了中國現代化的一項核心特征。有分析表示，這可能標誌中國巨大的財富進行重新分配的時候即將到來。
在過去40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從一個貧窮的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與此同時，中國的貧富差距也在急劇攀升，擠入了世界貧富差距最大國家的行列。
據報道，公開數據顯示，中國最富有的20%的人所擁有的可支配收入超過了20%最貧困人口所擁有的可支配收入的10倍以上，而且這個擴大的勢頭還在繼續。
身兼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的習近平在周二（8月17日）舉行的這次財經工作會議上表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國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習近平強調“共同富裕”被一些人認為是對鄧小平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思想的一個重大修正，也是中共經濟改革政策的一次重大轉向，從較為放任的經濟增長時期轉向中共對經濟有更多控製的階段。
不過，會議還表示，“改革開放後，中共深刻總結正反兩方麵曆史經驗，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打破傳統體製束縛，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推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而這些話被解讀為是為了緩解當局推動“共同富裕”而帶來的不安，也想表明沒有否定鄧小平的政治遺產。
這個階段的到來與美中關係嚴重惡化和中國在世界上日益孤立不期而遇。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中共加強對經濟和社會的控製主要是一種危機應對反應，力圖通過強化對國家，特別是民企的控製來對抗外部世界。
從去年中共向阿裏巴巴展開反壟斷調查以來，中國監管機構明顯加強了對經濟的宏觀和微觀的控製。針對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調查名目越來越多，從反壟斷調查到數據安全調查再到各種合規調查，被調查對象和範圍也再快速擴大，不僅涉及網絡，還波及到外賣、出租汽車、教培等。一眾民企如阿裏巴巴、騰訊、美團、滴滴、百度，以及各種證券公司等都受到調查和處罰。
這次中央財經工作會議顯然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經濟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不僅有習近平，還有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政治局常委汪洋、王滬寧、韓正等。此外，中共經濟計劃機構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人社部、中央農辦、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保監會、中國證監會等主要監管機構的主要官員也都參加了這次會議。
習近平上台後就高調提出要打一場脫貧攻堅戰，解決農村貧困人口問題。雖然這項工程充滿了作秀和浮誇的內容，但至少向中國公眾傳達出習近平的一個有別於他的前任的治國理念，這就是追求一個在財富分配上更加平等的社會主義。
這次會議還就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提出了具體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製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
美國財經媒體彭博社說，這些措施顯示，北京可能會加快財產稅和遺產稅的實施。中國當局從2011年以來就提出增加這兩項稅收的想法，並在上海和重慶進行相關的試點。中國高層在今年5月的一次會議上表示，要繼續推動相關立法問題。
彭博社引用澳大利亞最大的銀行集團麥格理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胡偉俊(Larry Hu)的話說，“中國的財富和收入不平等問題已經惡化到決策者們別無選擇，必須麵對的程度，要把這個問題當作優先問題加以解決。”
胡偉俊說，習近平把這個問題提交到最高層，相信這是中國未來政策走向的“一個重要跡象”。
高層講話傳遞重大信號，對貧富差距的容忍到了極限，第三次分配來了它可能會成為一次有重大曆史意義的會議。
昨天，2021年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召開，“共同富裕”再一次被高規格提及。
縱覽會議內容，它很可能意味著共同富裕或將從文件走進現實。
會議帶火了一個詞——“三次分配”，但其實它有很多意味深長的表述，會讓了解中國當代史的人浮想聯翩。
那麽，共同富裕所具有的時代意義已經呼之欲出了，不該有人對此再心存僥幸。
剩下的問題就是，涉及分配的基礎性製度安排將如何實現，三次分配將會出現什麽新的形式，它將最先影響到哪些人？
1中國人對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不算陌生，那麽三次分配到底是什麽？
我們看到的資料，這個概念在國內最早是由經濟學家厲以寧在1994年提出的。不過直到25年後，它才首次出現在官方話語體係中。
之後，出現的頻率開始變得越來越高。
按照厲以寧的說法，從最樸素意義上解釋：
一次分配就是工資，由市場主導；二次分配就是社保，由政府主導；三次分配就是公益，由社會道德驅動。
三次分配首次獲得官方認定，是在2019年10月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
會議在提到我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時，提出“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鼓勵勤勞致富，保護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調節過高收入，清理規範隱性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而在次年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三次分配”政策指向得到了進一步明晰，會議提出要“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事業，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
三次分配與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掛了鉤。
第三次，也就是最近的這一次。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製度安排……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紮實邁進。
“三次分配”被納入中國基礎性的製度安排，愈發明確。
從概念的提出，到對這個重大命題進行闡述，再到提出基礎性的製度要安排上了，我們可以感受到，政策信號越來越密集。
聯係到同期共同富裕在2021年內被密集、高規格提及，這表明，第三次分配即將進入大規模的操作階段。
智穀趨勢文章《高層講話傳遞重大信號，中國正在發生戰略轉向，決不允許窮者愈窮富者愈富》提到，前30年，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現在開始，我們邁入了均貧富的階段了。
從“脫貧攻堅”到“共同富裕”，這既是同一個邏輯的自然延續，但也是戰略方向的重大轉變。
此次中央提出第三次分配，其實就是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意味著，要實現共同富裕，分配製度改革勢在必行。
這一階段的工作將會圍繞，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而展開。
2沿著這個思路，我們或許會對近來的一係列大動作，多了一個理解的維度。
最近有幾個行業受到監管層的雷霆暴擊，引起全國關注，分別是：互聯網、教育，還有娛樂圈。
第三次分配要解決什麽問題？答案是公平。
公平，充分體現在反壟斷和防堵塞這兩手上。反壟斷是防止“富者愈富”，防堵塞是防止“窮者愈窮”，讓財富流動，讓階層流動。
反壟斷對應著此次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指出，要“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螞蟻上市一夜被叫停、阿裏被開出182.28億元的天價罰單為起點，反壟斷罰單一張接著一張，中國企業去海外上市被頻頻警示……證監會在7月5日明確提出，防範少數人利用資本市場違法違規“造富”。互聯網野蠻造富的時代，步入了尾聲。
另一個“暴富”行業在娛樂圈。
2018年，範冰冰因偷稅漏稅被八億罰款事件，引起了娛樂圈稅務大地震。短短4個月內霍爾果斯百家影視公司注銷，明星避稅港變荒城；今年，先是頂流鄭爽因代孕棄養案變成了路人爽子，隨後被曝出1.8億的片酬，後有吳亦凡涉嫌強奸被刑事拘留，激起了極大民憤。憑什麽一個要演技沒演技，要人品沒人品的網紅，卻能拿到億萬身家？
不患寡而患不均。根據統計局2019年相關數據，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月均2561元。按照五等份分組，低收入組和中間偏下收入組共40%家庭戶對應的人口為6.1億人，月均收入不到1000元。
明星收入過高、德不配位的熱議不絕如縷，特別是在近期吳亦凡、張哲瀚等明星“塌房”事件頻發後，步步達到高潮。
《新華社》點評：吳亦凡事件不應該隻是公共輿論的一次“盛宴”，更應成為演藝界的一次警鍾，國內娛樂圈存在的畸形生態該徹底整治了。《人民日報》發文：治理飯圈亂象，營造風清氣正網絡空間。
從明星醜聞爆出到“一夜消失”，再到官媒發聲，演藝圈的監管似乎來到“收網進行時”。
資本在娛樂圈的無序擴張，頂流的“一夜暴富”，顯然也到了曆史轉折點。
從防堵塞看，此次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明確指出，要“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
“暢通向上流動通道”，說明了通道出現了梗塞，直接導致的後果就是中國出現了青年“躺平”危機。
“躺平”顯然是對階層固化的佛係對抗。
在中國，很多優秀年輕人的未來同樣被精英巨頭們壟斷，“996”、“007”讓年輕人卷到極致隻想“躺平”。
更可怕的是，作為中國階層流動的主要通道——教育，也出現了堵塞。有錢人豪擲千金買學區房就能進入好學校，再通過校外培訓班讓自己的孩子早跑一步，寒門無奈再難出貴子。教育內卷愈演愈烈。
於是近期，中央出台了“雙減”政策，K12校外培訓機構“團滅”，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學區房徹底“涼涼”，教育公平正漸漸回到應有軌道——讓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線。
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當下，中國2019年的基尼係數已經衝到0.47(達到0.5以上就是收入懸殊了)，為了社會公平和穩定，資源再分配在所難免。
3第三次分配，誰被分？誰得配？
前麵提到，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習慣等影響下，社會力量自願通過民間捐贈、慈善事業、誌願行動等方式濟困扶弱的行為。
去年年初學習時報文章《第三次分配：內涵、特點及政策體係》稱，第三次分配是社會主體自主自願參與的財富流動。
所以第三次分配，人人有份，既可以是分配者，也可以是被分配者。
中國的第三次分配的主要載體——慈善事業在中國發展相對滯後。
界麵新聞報道，2019年中國內地接收款物捐贈共計1509.44億元，同比增長4.88%。這僅相當於當年中國GDP的0.15%；而美國個人、遺產捐贈、基金會和企業向慈善機構捐贈了約4496.4億美元，占到美國當年GDP的2.1%。
中國慈善事業任重道遠。
在高質量共同富裕的目標下，有三件事情正在或即將發生：
第一，企業家參與扶貧沒有終點，將邁入從比富到比慷慨度時代。
在“脫貧攻堅戰”中，中國的民營企業、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熱情參與，“萬企幫萬村”行動充分展示了中國公益的深度與厚度。
如今，脫貧攻堅戰已經完成，不過企業的公益慈善事業沒有終點。
在“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製度安排”的大基調下，中國企業家會進入從比富到比公益慈善慷慨度的時代。
當然，“製度安排”也需要綜合考慮很多因素，清華大學公管學院副院長鄧國勝提出，一方麵要進行短期刺激，實施慈善信托的減免稅政策；另一方麵進行長期刺激，以政策激勵慈善組織重視個人捐贈，更加積極開展慈善教育和慈善文化的培育。
相信與此相關的稅收減免、優惠法律、政策也已經在路上了。
第二，中國離征房產稅、遺產稅越來越近。
世界上幾乎每一個發達國家都有(或有過)遺產稅征稅曆史，比如美國遺產稅采用超額累進製，稅率在18%-40%之間，日本也采用超額累進製，稅率一般在10%-55%之間。
迄今為止，世界上已經有100多個國家開征了遺產稅。中國雖然尚未開征遺產稅，但是我們要做好十年內出台的準備。
《胡潤財富報告2020》指出，中國600萬資產“富裕家庭”數量首次突破500萬戶，未來10年將有17萬億元財富傳給下一代。
當前，中國正值第一代富翁把他們的財富向第二代轉移，這時候如果不及時推出遺產稅，跨越代際的財富不平等就更難控製。
可見，要促進社會財富公平分配，開征遺產稅也成為時代的選擇之一。
目前中國人財富不少體現在擁有多套房子上，特別是“炒房族”，搭上了房地產造富的時代順風車，獲得了超高收益。
“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要推進房地產稅立法。今年6月財政部、住房城鄉建設部等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第一財經報道，多位財稅專家分析，繼重慶上海之後，個人住房房產稅試點有望擴圍，為房地產稅立法探路，積累經驗。
在促進共同富裕目標下，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試點步伐很可能加速，房子越多、價格越貴的富人，做好要交更多稅的準備。
第三，在監管的鐵拳下，“一夜暴富”神話再難創造，中國將回歸實業興邦。
無論是房地產造富，還是互聯網造富，又或是資本進入娛樂圈造富，“一夜暴富”的神話很難再被複製，在強監管時代，中國將謹防“脫實向虛”，發展的重心在實業。
乍一看，發展製造業與共同富裕關係不大，實則不然。
目前中國的分配結構是金字塔型，要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就要推動更多塔底的人向中間層流動，塔底的是誰？除了農民，就是產業工人。
中國有4億產業工人，但由於整體素質和技能水平不高，中國勞動生產率水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當於美國的7.4%。簡單地說，1個美國工人創造的財富，相當於13個中國工人。
這導致中國的產業工人的收入很難提升。
因此，提高產業工人的收入，就要從提升他們的技能水平和素質開始，在源頭上就要發展職業教育，這樣中國從製造大國邁向製造強國才有希望。
說到底，共同富裕，牽涉到我們已經出現以及將要麵對的幾乎所有重要問題，它也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複雜的一盤大棋。
現在，我們有幸目睹這一重大曆史進程被掀起了一角。
習近平提“促進共同富裕” 學者：不能以打土豪劫富濟貧！
資料圖片：習近平的“中國夢”化成幻影。
近日，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提出把“促進共同富裕”作為第二個百年目標，包括加大稅收、社保，壯大中等收入群、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等。有學者認為，政策手段必須講法治和程序正義，而不能淪為毛左式“打土豪、分田地”的劫富濟貧。
中國官媒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17日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研究“共同富裕”及“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兩大議題。習近平宣告，中國將從過去“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轉為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是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習近平在會上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
會議強調，要鼓勵“勤勞創新致富”，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於創業”的致富帶頭人；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使全體人民朝“共同富裕”目標邁進。
在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方麵，會議指示，處理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係，防止在處置其他領域風險過程中引發次生金融風險；要一體推進懲治金融腐敗和防控金融風險，加強金融法治和基礎設施建設，深化信用體係建設。
資料圖片：2021 年 7 月 9 日，一名男子站在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大樓的屏幕附近，播放習近平的新聞鏡頭。（路透社）
學者：解決貧富差距應注意法治和程序正義對習近平宣告“促進共同富裕”的目標，北京經濟學者彭定鼎接受自由亞洲電台采訪指出，“均貧富”這口號很恐怖，會令人聯想是“打富豪、分田地”，這和“以保護私有財產的原則”相牴觸。
彭定鼎說：“如果你的土地是通過正當渠道、辛勤勞動取得的私有財產應受保護。你隻要是用合法正當取得的財富，不管多巨大，都應當受到保護。不能因為政策目的，變成有錢我就打你。”
彭定鼎提到，孫大午的案例就令外界認為，當局是因為他成了大戶構成威脅，對他舊帳、新帳一起算。相反的，在民主國家像比爾蓋茲、馬斯克這些科技富豪，在美國沒有問題。合法取得的私有財產受到保護，才能鼓勵社會去創造財富。如果因為他們創造財富就遭到打擊、財富被剝奪，或被要求強製捐款，那企業家都不幹了。
彭定鼎認為，高收入者已繳了更多的稅，政府應做的是對窮人提供保障，而不是以國家力量控製均貧富：“中國需要程序正義，法治的根本就是程序正義，不可以以‘均貧富’為目標。這個世上人的才華、智力、經營能力、機遇是不平等的，人生而平等，是在法律意義上的平等，而不是在社會地位意義上的平等。不能因為你有錢，我來剝奪你。國家調控要非常慎重，不能以目的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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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家孫大武
資料圖片：2015年7月7日，一名民眾從中國五代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的畫像前走過。（路透社）
政府職責在保障最低收入人口、打擊非法取得財富 不在均貧富彭定鼎認為，中國之所以貧富差距懸殊，主要是中國實行了市場經濟，有經營頭腦、有才華的人得以發揮，有些人做大了；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權貴資本主義，靠官商勾結也可以做大。中國實施市場經濟突顯差異，不是均貧富的。
彭定鼎說：“中國出現很多富人一點不奇怪，不要‘打土豪’，要‘打劣紳’。如果那些通過官商勾結、通過不正當手段、不正當程序取得不義財富的，打！沒有問題。但是不能夠說我采取這個行動的目標是均貧富，均不得，貧富均不得。要保障最低收入人口，要保障像我這樣的人能吃得上飯，足夠了。政府不能再做別的事，再做就是惡了！”
彭定鼎提到，共產主義是取消私有財產，市場經濟則是以保護私有財產為前提，兩者不可能並存。
台媒《上報》報道，據中國暨南大學2020年一份調查指出，中國高收入人群若訂在可支配月收入10000元人民幣以上，大約有800多萬人，占總人口0.61%。另有中國經濟學家認為，可支配月收入超過20000元人民幣的人數應該超過1000萬人。而2019年收入最低的40%家庭人均可支配年收入，為11000多元人民幣。
一線城市人均GDP是全中國平均的兩倍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研究中心副執行長李淳接受自由亞洲電台采訪提到，中國政府近年以反壟斷、加強監管為由，對科技業、補教業、網路遊戲業等巨型公司逐一整頓，加上去年十二月，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上提出均衡發展、均富的概念，短短八個月又召開財經會議作出“促進共同富裕”宣示，可以感受到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計劃經濟的下一個階段要重點處理“所得分配”的問題。
李淳提到，從維基百科查詢，中國沿海城市跟全國平均的人均GDP落差很大。沿海省份可邁入亞洲中高水平，其他省份享有經濟發展果實的情況明顯落後。
李淳說：“江蘇、浙江、福建三個省的人均GDP介於15000到20000美元，上海、北京已經超過20000。福建15000到20000美元，隔了一個武夷山後麵的江西就掉到6000到8000，差很大。山東10000到15000美元，可是旁邊的河南就隻有8000到10000。西藏、新疆6000到8000，甘肅就隻有6000以下。”
如何拉平42%貧窮人口 達“共同富裕”中國夢？
李淳提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鄧小平在1985年提出的口號，中國政府應是認為已達到此目標。“共同富裕”可說是“中國夢”的一部分，習近平設定“全麵邁向小康社會”，但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說，中國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幣，占42%人口。
如何縮短中國14億人口貧富差距？李淳認為，“第一核心在教育體製改革，可能說不定兩代人才有辦法完成，教育體製等於是給現在還沒辦法參與經濟發展果實的人未來有參與均富的機會。第二是建立完善的社會支持係統或說社會福利體係。由於醫療體係不完整，非沿海城市有很多因病轉貧的問題嚴重，鄉下家裏有人生一場大病，本來是小康，又回到貧窮階段。這兩個是基礎，要好好整治。至少是下一代，也許這一代是來不及了。”
李淳分析，貧富不均常是曆史上動亂來源之一，習近平為何要從聚焦式的富有改成“共同富裕”作為下一階段經濟重點可以理解。日前中國政府整頓補教業，希望增加社會階級流動性，以免形成有錢人才有機會利用教育體製翻轉的畸型社會現狀。這次是財經會議，提出的解方集中在財稅、租稅、所得分配等，相信接下來的政策手段隻會更多不會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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