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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的小女兒姚安娜，日前正式宣布進軍娛樂圈。她是任正非第二任妻子姚淩所生，隨母姓，也因這一特殊身份而被戲稱為“華為二公主”，據說其父也支持她“搞文藝”。
雖然娛樂圈的人不怕沒爭議，甚至隻怕沒爭議，但她遇到的第一波爭議可能也有點出人意料：
底下最高讚的一條留言說，這“類似於去年初的：‘她如果是紅四代，開車進故宮還情有可原，但她隻是個嫁進去的普通人空姐。’”
確實有點好笑，畢竟尋常人家裏的小女孩被叫作“小公主”，也沒見人這麽急怒攻心。關曉彤還把自己定位為“京圈格格”，因為“公主”和“格格”在如今這個平民化的時代裏，早已不算是什麽嚴格意義上的身份了。但這裏的反感，細想卻又並不僅僅是對權力地位本身，這究竟算是基於什麽邏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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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背後的原因恐怕在於：中國社會的底色還是等級製下的身份地位，所以凡事講“資格”**。因此，人們反對的不是特權本身，而是強調你沒有資格享有特權**。在此隱含的一個前提是：人是分三六九等的，對應不同的規格待遇。因此，“人上人”那樣也罷了，但就憑你？
這一點其實魯迅早就道破了，《阿Q正傳》裏趙老太爺罵阿Q：“你怎麽會姓趙？你怎麽配姓趙？”——姓氏本來隻是與生俱來的一個符號，但在這裏也是一種“資格”，意味著和趙老太爺同宗的“身份”，而無此資格者冒用，那就是不可饒恕的僭越。
孔子是徹底的規範人，強調“君子思不出其位”，每個人各安本分
本來，儒家思想所念茲在茲的就是“如何建立社會秩序”，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強調每個人都要安於自己的身份地位，這樣社會才能安定。中國人傳統上理解的“規矩”，其實就是伴隨著身份地位而來的一整套角色規範。如果一個人僭越了自己的身份，那在傳統時代的中國人眼裏，便是“亂了規矩”，甚至是社會失範的征兆。
正因此，中國曆代所製禮儀，其根本目的都在於維護社會等級的差異性，彰顯身份地位的不可逾越，尊卑有序、貴賤有別。明太祖朱元璋再三重申這些禁令，明確指出要避免等級製度混亂，禁止任何偏離。這些規範事無巨細，從官員不得掩飾其級別，到百姓不得取名用帝王等字樣，平民、商人使用超越其等級的事物，均屬“越製”的大罪。
與此同時，中國這樣一個編戶齊民的社會卻又是相對平等的，所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承認人們有機會向上流動。於是，人們在恪守禮法秩序的同時，又懷有一種特殊的公平意識和反叛心理：憑什麽你行，我就不行？
金庸小說《天龍八部》裏，多情的大理王爺段正淳在被迷藥製住後，有一段描寫：
果然聽得馬夫人問道：“段郎，你肯不肯和我做長久夫妻？”
段正淳笑道：“你這人忒是厲害，好啦，我投降啦。明兒你跟我一起回大理去，我娶你為鎮南王的側妃。”
秦紅棉和阮星竹聽了，又是一陣妒火攻心，均想：“這賤人有什麽好？你不答允我，卻答允了她。”
在此隱藏著強烈的嫉恨：憑什麽是你？這在一個彼此知根知底的熟人社會中更容易生發，因為“熟悉產生鄙夷”，人們很難承認自己在什麽地方不如人。最終，這有時甚至還會產生一種特殊的動力：如果連他都行，那我為什麽不可以？甚至是“**你不配，我才配”**。**
這樣，同儕之間的激烈競爭，最終卻維持了一種超穩定結構，因為人們實際上既不反對秩序頂端的裁決者，也不反對等級秩序本身，反倒是自覺地維護這一等級製，仿佛唯一的問題是有一些名不副實的人敗壞、逾越了自己的身份——他們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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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平等觀，因為它指向的是當事人的“資格”——仿佛此人如果確有資格，那就沒問題。這就造成一種羨憎交織的雙重心態：抵觸同儕將自己的權力和財富顯化，但對“王室”和“貴族”又有著莫名的豔羨。
詭異的一點是：這看似叛逆，其實卻又是保守和順服的。因為發出這種抗議聲的人未必不想要這樣的特權，也正是這種“想要而得不到”才具有爆點。事實上，像“開著大奔進故宮”的事主也完全明白這一點，否則這種炫耀就無法招來羨慕、妒忌，正是這才帶來權力的滿足感。在這裏，演員和觀眾實際上是同一類人。
當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後，炫耀身份特權本身可說是他們試圖將權力和財富轉化為社會資本，這就是為什麽近年來很多暴發戶都想把自己孩子培養成“貴族”——但“貴族”不是“培養”出來的，這些做法往往倒是適得其反，因為中國人並不認可這種合法性。按王學泰的觀點，中國人隻認三種：血統、打江山的、考出來的。所以，“紅四代也還情有可原，就你，還貴族？”
客觀地說，這固然是因為中國深厚的儒家傳統，但每個傳統社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可能或多或少都會有類似的經曆。此時，人們看到了機會（“我也有權得到”），而社會上升機製卻未必完善，以至於一些看起來“德不配位”的人倒是趾高氣昂。此時，人們想的是如何讓自己也撈到一點好處，籲求的其實是公平的分配機製。
美國記者Hedrick Smith在1970年代常駐莫斯科，事後根據自己的觀察寫成《俄國人》一書，他發現，“在這個無產階級的國度裏，人們還是有著比在西方具有多得多的等級、階級和地位的觀念”，“權貴們把這些特權都視為天經地義的事，他們極端鄙視普通人，那種驕橫的態度，比起西方最高傲的富翁們，常常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人們不想改變這一部分製度，而隻是想沾它的光。他們不說蘇聯的製度不好，而是想自己也得到一點。”
就此而言，當下中國社會出現這樣的心態絕非偶然：一方麵，原子化的個體相信彼此均等，對公平越發敏感，本能地對權力和金錢的肆意張揚有所抵製；但另一方麵，在一個充滿社達氣氛的社會裏，當一個“人上人”仍然有著莫大的吸引力。這既造成一種狂躁焦慮的心態，卻也是中國社會發展內在的巨大動力之一。
不過，吊詭之處在於，隻有勢利眼才會那麽看重這些外在的東西，急於通過他們來彰顯自己的身份地位。《格調》一書對此一針見血：“如今，隻有把帽子當作無足輕重的飾物，才能賦予它等級的意味。嚴肅地看待戴帽一事，隻會使自己的身份降低。”——當然更不必說，沾沾自喜地炫耀自己的特權，這本身就是暴發戶格調低下的可靠標誌。
確實，一個社會即便現代化了，也很難消除這些身份地位的差異，但一個人的價值並不取決於身份，公共物品也不應根據“資格”來分配享有的權利。不做到這一點，我們就不能說中國人已經在意識層麵真正現代化了。
來源：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1/01/19/1025163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