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精英或草根，當今中國人須自問，這份日子還能不能過下去。沒有均富與平權，包容與兼容，誰在中國都不會有好日子過。
文/肖鋒－－來源:新周刊
1978年中國經濟麵臨崩潰，中國站在曆史的轉折點上。時隔32年後，中國道德麵臨崩盤，中國站在社會倫理的轉折點上。
中國下一個30年的關鍵詞必定是均富與平權，包容與兼容。QQ和 360大戰以恢複兼容收場。沒有兼容精神的互聯網不是好互聯網，同樣，一個不包容和兼容的社會也絕沒有好下場。
GDP不再是一塊遮羞布
全球最幸福國家排名：丹麥等北歐四國進前5位，中國大陸位列第125名。該項“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2005至2009年)，調查來自155個國家及地區數千名受訪者，評出各自生活滿意程度，從“生活如意”到“處身逆境”及“飽受折磨”。
是否“處身逆境”或“飽受折磨”，各自表述，但“糾結”肯定是中國人當前的普遍心態。中國有誇耀於世的GDP，尤其在今年榮升全球老二之後，然而與其他新興國家比，中國的GDP並不直接帶來幸福。靠低福利，靠高汙染、高能耗透支後世子孫得來的GDP，隻會導致“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溫家寶語)。
目前的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著急、最沒耐心的人。有國家高速發展的原因，但更主要是生活壓力大所致。
中國有2000多萬精神病患者，潛在症候群多達1億以上。社會神經繃得太緊導致悲劇頻生。富士康連環跳，校園慘案頻發，世博盛景和亞運激情並不能衝淡 2010年整個社會的焦慮。
今日黃曆吉凶：運氣好，宜出行。送給全國小朋友們：“親愛的爸爸媽媽，我今天安全地回來啦……”這是鄭淵潔的戲仿，更是社會的隱痛。如果一個社會流行劫殺兒童，無論它辦什麽盛事都難稱“盛世”。
經濟學家陳誌武的命題揮之不去：為什麽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這才是富士康連環跳問題的根源。為什麽千千萬萬人隻能做GDP機器的螺絲釘，一天工作12 小時收入卻少得可憐?
在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之後，有誰計算過中國人付出了多少製度成本?
溫家寶曾說：“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19世紀是恥辱時期，20世紀是恢複時期，21世紀將成為展現我國風采的時期。”國民的風采比國家的風采重要得多。沒有國民的安康，豈有國家的安定?以人為本，以國民為本，而不是以國家麵子為本。
一個個體深感失敗的國家難稱大國
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國家崛起帶來的自豪感，近年來正被無處不在的失敗感衝淡。
在民眾感慨物價飛漲之際，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稱，中國不存在通脹，就算漲40年也趕不上美國的物價。中國要想成為強國，非得是“三高”：物價高、人價高、錢價高。網友們“聞之膽戰心驚”。
政府有關機構公布的CPI難與現實生活相符。豆你玩、蒜你狠、薑你軍、糖高宗，中國特色的通脹正蠶食民眾的錢袋和幸福感。
中國房地產學會執行會長陳貴稱，要用高房價控製北京人口：“北京這樣一個城市，想要兼顧富人、窮人、北京人、外地人各類人群的利益，是絕對不可能的。”新浪調查結果顯示，58.6%的人不同意，但仍有38.2%同意。所謂既得利益者，就是先上車的人不想再讓別人上車。
國家電網公司在全國660個城市的調查顯示，有6540萬套住宅電表連續6個月讀數為0，這些空置房足以供2億人居住。這些空房如何而來?每一套空房背後都潛藏著一個難以告人的秘密嗎?房價正消磨一代中國年輕人的誌氣，他們不再有所謂人生理想。
中國的中產正淪為偽中產。他們從“敏感中產”被逼為“憤怒中產”，而“平和”本應該是這個階層的普遍描述。他們在網上的言辭正日趨激烈或無助感。
中國500家最大的民營企業的利潤加起來還不如兩家最能賺錢的央企——中國移動淨利1458億元，中國石油淨利 1033億元，兩者相加已經超過這500家民企的淨利總和。中國的民企老板也有相對剝奪感：“我不是既得利益者，我隻是努力掙點錢，養家糊口，我們真是不容易啊。”挫敗感令他們選擇移民。
一些壟斷集團不過是打著國企的名義行私利之實。這些年，“企業家精神”或“創業精神” (Entrepreneur-ship)正在流失。隻有企業家能夠在不確定的環境中探尋機會和創新，打破現狀，尋求發展，這才是中國經濟的希望。
中國官民比例是日本的27倍，行政管理費用是美國的3倍，印度的4 倍;用於教育、醫療的費用是日本的1/6，是印度的2/5;工人1 小時的收入是德國1/37，是美國的 1/27;三公消費2009年達9000個億(以上為2000年數據)。近年財政收入連年兩倍於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而政府仍缺錢發債券，仍是土地財政。如何建設一個人民養得起的政府?
在中國三四線城市，最排場的建築不是法院、檢察院就是公安局。但堂皇的大樓不等於堂皇的工作，並不能阻止冤案頻發和弱勢群體上訪。
時過32年後，我們不得不問，誰是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精英聯盟是如何產生的，寡頭通吃是如何發生的?權貴階層的大言不慚是如何說出口的?
經濟學中有個著名的納什均衡：所有參與者利益得到權衡之後，總能找到綜合結果最優方案。而這些年的情況是，隻有利益集團利益最大化，其他階層均有不同程度被剝奪感。
一個兩極對峙的社會難稱和諧社會
形勢大好，人心大壞。權貴者專橫跋扈，草根者百般惡搞，這似乎是當下社會的對擰局麵。社會學家孫立平管這叫“社會潰敗”。社會潰敗可以是表麵光鮮卻內心腐爛。
“10萬以下的車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外地低收入、低素質和低學曆等群體數量不能再增加了。”你可以罵言者，但他卻道出既得利益者的心底話。一位縣委書記向學者於建嶸大喊：“發展就要強拆，不然你們吃什麽?”
從1993年到2006年，群體性事件從8，709起上升到了90，000起，近年來都保持高發態勢。
清華大學社會學孫立平課題組稱，目前政府是花錢買穩定，民眾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報紙上人們看慣了跳樓討薪、持刀討薪、聚眾下跪式的“鬧事”，反腐則靠二奶造反、小偷行竊、內部互掐。這不是“維穩”的長久之計。而新思路是：利益表達製度化，實現長治久安，即人人有說話渠道。
中國式解決之道就是把事件搞大。抗拆不成就上訪，上訪不成就自焚。提價不成就施壓，施壓不成就鬧油荒。無論釘子戶還是中石化，都選擇了“把事情搞大”。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討價還價的平台，離中國人尚遠。
八十高齡的經濟學家茅於軾撰文稱，中國一半多人口還處於文革狀態。我們理解老先生的悲觀，因為在現實社會中你能看到太多文革式的手法。和諧社會，豈可輕言?
精英與草根和解的可能
一個人，一個公司，一個組織，如果失去製約，必然導向惡。天道是損有餘而補不足，逆之則必遭報應。天道是提倡物種多樣性和可選擇性，競爭方有新生，壟斷必致退化和消亡。
權力集中，人心失衡，多數人懷有強烈的挫敗感和絕望感就會油然而生，戾氣油然而生。讓無助者得助，讓無力者有力，靠微博引發的微革命聚起變革狂潮尚需時日。
精英與草根有和解的可能嗎?答案或許是：靠雙方的克製和良心發現。
4月某一天雲南省委宣傳部長伍皓在人民大學演講時，遭網友撒五毛紙幣抗議。伍皓現場未作反應，隨後在微博上公開回應，要讓體製內外“形成良好的溝通和良性的互動”。這位在“躲貓貓事件”中出名的官員，一直站在輿論潮頭，毀譽參半。但伍皓“扔錢門”提供了某種可能，某種希望，沒有非要“把事情搞大”。
民主法製是一種解決，打官司是一種解決。而另一種中國式解決方案，就是談判或協商。有人會說，讓既得利益者讓利是與虎謀皮。仇富與仇貧都是鬥爭思維的變種。即是說，他們擁有同一個導師。
真正的中國模式是鄉土社會的解決之道，鄉裏人情的破壞，是中國之亂的根源。比如，中國的居委會重調解，李澤厚先生稱這就比西方好，西方夫妻吵架，各找各的律師去，而中國則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國講愛跟西方不一樣，中國講親子之愛，父母親對兒女，兒女對父母親。中國講的是恩愛。
李澤厚建議，把中國傳統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裏的政治學這一套抽離去，隻留下倫理。而當下中國是個缺倫理也缺價值觀的社會。
但中國模式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要建立在社會公正、政治昌明的基礎上。否則和諧社會就成了和稀泥社會。民主法製為本，中國倫理為用。
向現代社會轉型，打破“兩暴怪圈”
有一種簡單比喻，中國曆史上是“兩暴文化”：一個叫暴君，一個叫暴民，輪流坐莊。暴君對大眾壓榨得太厲害，原來的順民就成了暴民，揭竿而起，取而代之。暴民掌權後不消多久，自己也成為暴君。於是，就形成了“暴君壓迫—暴民起義—新暴君誕生”的循環。這種“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曆史在中國重複了幾千年。
吳敬璉在《財經》上稱，中國的希望在新興中產階層，他們是社會穩定力量，講改良，不推翻。使中國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而現實情況與老先生的願望相違，中國中產正在塌陷，中產正由“敏感階層”轉化到“憤怒階層”。社會學家李強呼籲國家不應再剝奪中產者，隻有到2040年一個現代型民主社會方可達到成熟，而目前中產階層還很脆弱。
當然，中產自身不乏弱點：一是利益自覺不夠，二是公民意識缺乏。有些人走捷徑，個別地解決問題，結交官府、取得政策優惠，在權貴的大鍋中分一小杯羹。吳老提醒說，如果不能把國家的體製搞好，個人的改善是完全沒有保障的。
知識分子是變革的喇叭手。權貴最懼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這個國家的免疫細胞。如同白血球幫助身體抵抗傳染病和外來細菌。
當然，對中國社會轉型影響最大的還是權力精英。然後是“男三號”中國企業家。慈善將使整個民族轉運。胡潤百富榜表明，中國擁有 10億元人民幣的有4000多人，其中200多位富豪個人資產達到100億元——據前民政部王振耀司長估算，中國隻需2000億就能基本解決貧困和收入差距過大問題。
聯想掌舵人柳傳誌在2006年說，讓社會空氣濕潤一些吧。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是你如果想要幸福，首先要讓別人幸福。讓仇富者停止相互攻擊的最好辦法就是慈善。“傑夫，有一天你會明白，善良比聰明更難。”這是亞馬遜總裁貝索斯的祖父對他的教誨，可拿來共勉。
中國需要外壓，以對抗內耗。中國人在沒有外敵的時候能否團結?畢竟，中國人內耗，有著悠久的內耗曆史。
當今中國人須自問，無論精英或草根，這份日子還能不能過下去。沒有均富與平權，包容與兼容，誰在中國都不會有好日子過。無論你如何苦練成功學，如何大喝心靈雞湯，都不能讓焦躁不安的心靈安分。無論你是好日子是壞日子，社會整體心態不調過來，會有一天來個總清算。
中國社會進入一個非常調整時期，一個盛與衰的節點上。拉長曆史視角看，曆史進程進入彎道，最危險的時刻不需要速度，需要克製與調整。
“在這個充滿仇恨的世界裏，在這美好的世界裏，讓我們善待他人。”這是今年114歲人瑞布羅伊寧對世人的告誡，拿來與同胞尤其是既得利益者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