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陵鬼話2017年11月26日 星期天 晴

2017年11月26日 星期天 晴
▲今天上午8點多鍾，李先生等多人相約來我家看文海的紀錄片《我們》。播放此片102分鍾。然後去酒店吃飯，閑談《我們》（隻宜說閑談，不便講座談，——座談有聚會之嫌。李先生說：如果三人同遊嶽麓山，都是被監控的……何況是在家中放完禁片後聚餐、交談？）內容不便記述。

▲文海月初去美國，前幾天給我發來兩則微信。茲錄如下：
◎ 2008年推出的《我們》，應該是給我帶來迄今為止最高榮譽的電影，但它在大陸僅僅放映過一次，且是家庭內部放映。當年的11月份，崔衛平主持在她家中邀請丁東夫婦、馮媛（王若水遺孀）等人觀看，並展開映後交流。之後，不到一個月劉曉波等人發起「零八憲章」。我慶幸這影片誕生於「零八憲章」運動之前，那種當時知識界「思考和寫作就是行動，而行動也僅僅是思考和寫作」的氛圍，影片完整的捕捉到了。「零八憲章」運動改變了這一切，雖然將近十年後，曉波的慘死，仍預示著這個極權國家的政治嚴酷，但2008年12月，一萬多人簽署的「零八憲章」在當時是巨大的行動也是希望。因此，很感謝波士頓大學能放映《我們》，期待朋友們來看。

 

 

丁東：一部令人刮目相看的紀錄片《我們》

     文海說在中國拍攝這樣的紀錄片其實是比較困難的，“最大的困難就是如何讓你拍攝的人對你敞開心扉，開始的時候片中的主要人物其實是不願意這麽做的，但是一年半以後他們卻突然表示願意對我講述一些以前不願意提及的事情了。”所以，文海認為這其實是需要一個過程。文海覺得其實中國現在出於一個創作紀錄片最好的時代，“由於DV等設備的普及，其實現在很多人都可以有了表達的機會。”文海的紀錄片《我們》，2008年9月在威尼斯電影節獲評委會特別獎。然而，這部影片的真正特色，公眾並不了解。本片的主人公名叫殷正高，湖南人，1980年代曾經擔任嶽陽市副市長，當時是赫赫有名的改革家，老百姓很擁護。1988年因為向上反映市長譚照華以權謀私的問題，被停職審查。此事激怒了公眾，引起遊行抗議。殷正高退出政壇以後，成為一個思想者，寫文章，自己印書，自辦網站。本片以殷正高的社會交往為主線，從湖南到北京，展示了幾代關心政治改革的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既有像杜潤生、李銳、杜導正、朱厚澤這些前任高官苦心經營《炎黃春秋》雜誌的場景，也有基層青年人參與基督教家庭教會的畫麵，還有地方的誌士仁人想成立政治體製改革研究會不得其門而入的苦悶，文化人辦網站、寫博客處處回避敏感詞句的無奈，以及 1957年反右運動落難者的催人淚下的回憶。影片以冷靜的基調，多元的視角，揭示了一黨專政，以黨治國的政治體製下的深刻悖論：憲法規定有言論自由，誰行使誰就有風險；憲法規定有結社自由，誰踐行誰就會碰壁。麵對這種令人無奈的現實，越是有理想的人，遇到的煩惱越多。這些問題，以前紙質媒體和網絡文字中己有充分揭示，但在影視作品中還是空白。這部紀錄片，首次填補了這一空白，成為反映21世紀中國大陸政治生態的生動記錄，為外國人理解中國，為後世了解今天，提供了一個聲情並茂的電影文本。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在威尼斯電影節獲獎，可謂實至名歸。導演文海也是湖南人，1996年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後，曾在中央電視台社會新聞部當記者和編導，參與“焦點訪談”等欄目，對於官方電視報道的遊戲規則可謂輕車熟路，也曾多次獲得官方新聞獎和紀錄片獎。2001年，他決定離開待遇優厚的中央電視台。這一舉動曾讓別人難以理解，父親幾次從湖南趕到北京，勸說兒子回心轉意。但他為了尋求生命的尊嚴和精神的獨立，還是走上了告別體製的不歸之路。2001年，他作為獨立製作人，攝製了故事片《北京郊區》，參加2002年洛杉磯紀念法國新浪潮40周年的“新中國電影展”，入選為2002年（未公開發行類）全球最重要的十部電影之一。其後，他又拍攝了紀錄片《軍訓營紀事》、《喧嘩的塵土》和《夢遊》。《軍訓營紀事》參加了法國FIPA國際電影節“有創意的紀錄片”競賽單元和加拿大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並在歐洲多個電視台播出。《喧嘩的塵土》入選2004年新加坡國際電影節，又成為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的首映影片。紀錄《我們》是文海的最新探索，他為此工作了將近兩年。這部影片，已經頂到了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的天花板，既表明了作者捕捉現實的功力，更顯示了作者的良知和勇氣，它的成功，決非偶然。
https://m.youtube.com/watch?v=jQ-FP6DYc2s&feature=youtu.be
         
◎當1989年崔健唱到“一無所有”時，它吶喊的現實是我們不僅僅在物質、經濟層麵的貧瘠，也是精神和歷史上的荒蕪。長年的洗腦教育，以及那些灌輸的錯誤知識，就算你努力學習，也可能是“一無所有”。但有一天，你覺醒了，知道這個虛假世界的荒誕、無恥，那種無助與絕望讓你深陷在一種“虛無”裡。但絕對的虛無與絕望是自殺；有時它也會化作"決絕"的姿態，奮發圖強重建自己人生、精神世界。中國獨立導演都很能寫作；也常常引用西方導演、藝術家的話語為自己作品辯護；西方的觀眾也訝異這些導演對西方藝術電影的知識非常豐富。你想一想，一個中國的外省藝術青年，在他成長的日子裡，他要多麼的幸運才能尋找、堅持他的藝術理想。周圍幾乎是一片藝術的荒漠，官方、公開的所謂藝術是“真理部”的喉舌，在現實的世界他幾乎很難找到他的同路人和支持者，那是一段孤獨的旅程。在那時，他隻能在那些翻譯成中文的西方著作、盜版得來的藝術電影中，尋找到前行的力量。雖然，期間多次的自我懷疑與否定以及外界的打壓，讓他徘徊在放棄的邊緣。但就是在那個如牆一般累積的書和碟片的背景前，他找到了自信。那些偉大的導演和他們的作品就在那裡，人類偉大的精神財富就是那樣實在的呈現著，從中那個年青人找到了他的力量的源泉。可以成為這樣的人，拍攝這樣的電影，也承認人生的意義與責任。17號在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放映我的電影，對我頗有意義。在我重建中國歷史的過程中，費正清先生的《中國新史》貢獻良多。《中國新史》是先生在89年後從新修訂的，1991年9月12號上午他親自將書稿送去哈佛大學出版社，下午心臟病復發，2天後就去世了。在傅偉勳寫的序言裡，他講述了為何是「新史」。寫道：「六四」對於整個西方，特別是美國，是一幕驚心動魄的悲劇，幾乎在一夜之間動搖了他們對於中國大陸的認識，美國人一向信任專家，他們對中共政權的理解是通過中國研究者的解釋而得來的。一般而言，美國的中國研究者解釋中共的興起與發展都或多或少帶上一層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色彩。天安門前的槍聲徹底驚破了這種理想和浪漫，一般美國人感到十分困惑，因此而有重新認識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要求。天安門前的槍聲如何驚破美國對中共的浪漫幻想？費正清如何看中國的歷史製度？如何看中國的內戰？如何看中華民族？如何論中共？他筆下的中共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接班鬥爭、鄧小平的改革又如何？本書反應了中國史專題研究在美國的新方向和新收獲。」現在看來89天安門事件，用怎樣的語言描述它對中國的傷害，是都不為過的。「六四」，中國共產黨撕去了他們最後一塊遮羞布，全麵回歸家族統治，借助之後毫無人權保障與犧牲環境的經濟發展與加入經濟全球化，這個在八十年代末已經完全破產的黨國極權體製再次獲得新生的力量。從而將89後的維穩體製打造成現在的新極權國家，一個漸漸顯現的“美麗新世界”（一個借助科技，全麵實施監控的老大哥控製下的國家，而這種方向以中國特色為輸出，代表了某種人類的願景）。16、17號在波士頓大學和哈佛大學的放映來了很多中國留學生，映後的交流活躍，有些提問對我亦有啟發。在fb上有哈佛大學學生留言：黃導的作品真的給我們這些躲在書齋裡的學生很多重要的啟發。不隻是題材的選擇，還有在鏡頭詩意與現實之間的有力調度，更加刺激了思考。看了您的影片後特地找出孟浪的詩來讀，看到這一段尤其震動：        

在岸上思考，坐著不動 把寬闊的桌子埋在胸前
在易燃的木製掩體後麵
我不能夠、成為這間屋子裏
冷藏的人質。

         
     這些話語應該是對作者最高的贊許，也讓我堅信自己的工作是有意義的。感謝在波士頓朋友們的接待。再見哈佛，再見波士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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