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機密文件記錄的文革廣西大屠殺
(2007-05-15 12: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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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若愚
(一) 大屠殺背景
1967年4月19日,廣西區黨委書記處書記伍晉南發表“四· 一九”聲明的大字報後,廣西各群眾組織大聯合後分裂為兩大派:“聯指”(南寧聯指,柳州聯指,柳州鐵路局鋼聯指,桂林聯指和“4· 22”(南寧4,22,柳州造反大軍,柳州鐵路局工機聯,桂林老多)。
“聯指”是支韋(韋國清,廣西區黨委書記,廣州軍區第一政委)打伍(晉南)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的保皇派。“4· 22”則是支伍反韋的造反派。
“4· 22”主要是由青年學生,市民,工人,下層知識分子及少數幹部組成,成份較複雜,知識層麵較高,以往遭際不平也較多,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更多精彩文章,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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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指”則與新舊政權有不可分割的聯係,他們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者名義上是統治者的依靠對象,因此更傾向於維護既往的政權和秩序。“聯指”擁有現實當權者以及軍隊和幾乎整個縣鄉政權及組織的支持。
隨著解放軍“支左”介入實行軍管,支持聯指“坐大”。1967年秋冬,“聯指”開始在廣西各地成批屠殺“4· 22”。八桂大地到處出現亂抓、亂鬥、亂殺“4· 22” 的紅色恐怖。發生在廣西各地駭人聽聞的大屠殺的野蠻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發生的。
(二)大屠殺概況
文革中廣西大屠殺,就是“保皇派”的“聯指”對“造反派”的“4· 22”和同情“4· 22”的群眾以及無辜的“五類份子”(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的屠殺,是以“革命”的名義的屠殺。自治區革籌、廣西軍區、各軍分區、人武部、各地區市縣革委會和各地“聯指”指揮部,他們自命為“無產階級革命派”把少數派“4· 22”當成“反革命”“土匪”“右派翻天”進行鎮壓。廣西大屠殺始於1967年秋冬,到1968年8月達至頂峰,其屠殺規模之大(被殺者達十萬之眾)。殺人手段之殘忍(剖腹挖肝吃人肉)在全國皆首屈一指。
1967年年底玉林“4· 22”的“福綿事件”後,1968年1月4日玉林“4· 22”數百人到玉林軍分區門口,召開“反圍剿、反迫害、反屠殺”大會,並靜坐六天六夜。
1967年秋冬,欽州地區的靈山縣“聯指”的“飛虎隊”在五個公社成批屠殺靈山“革聯”(即4· 22群眾)。1968年1月18日靈山“革聯”控訴團200多人第二次到首府南寧廣西軍區控訴靈山“聯指”亂殺人的罪行,但廣西軍區對靈山“聯指”“飛虎隊”亂殺人命聽而不聞,,沒有采取製止措施,甚至縱容“聯指”對“4· 22”的屠殺。因此,控訴團靜坐廣西軍區政治部大樓前數天 不走。
1月20日廣西“工總”和河池地區部份群眾400多人來到廣西軍區請願,聲援靈山“革聯”控訴團,揭發各地“聯指”屠殺無辜群眾的罪行,抗議譴責廣西軍區以“支左”之名,行支一派壓一派之實。
廣西軍區不但提供武器,在各地慫恿和鼓勵“聯指”對“4· 22”進行武裝圍剿,而且還命令“4· 22”放下武器,束手待斃。
在此生死存亡的關頭,柳州鐵路局工機聯“4· 22”《紅衛兵戰報》發表編輯部文章:今日的哥達綱領-評“倒旗協議”(作者肖晉雲,因寫作此文,1968年3月31日在柳州被官方逮捕),號召反對繳槍,試圖武裝自衛。
而廣西當權派控製的《廣西日報》則發表社論:今日的“哥達綱領”必須徹底批判。4月9日,《廣西聯指報》在一版發表社論:向“階級敵人”刮起12級台風,公開叫囂:韋老爺(韋國清)出錢,軍區出槍,“聯指”出人,向“階級敵人”主動地不停頓地發起猛死的攻擊,向“階級敵人”刮起12級台風。
遍及全廣西的大屠殺如水銀瀉地,無遠弗屆,連邊遠山區,窮鄉僻壤都未能幸免。
廣西大屠殺又分為196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兩次高潮,上半年各地以成立革委會,“刮12級台風”為第一波高潮,下半年則以“七· 三”布告的頒發,掀起第二波屠殺狂潮。
中共廣西區政黨辦公室編印的內部機密文件《廣西文革大事記》,對1968年那場大屠殺,有這麽一段總結概述。(被屠殺者的統計數字,僅僅是有案可查的眾多失蹤者,至今生死不明,不在此統計數據內)那一個又一個有體溫有笑容的具體生動的生命被抽象化為一組組冷漠的數字:
1968年7月至8月一個多月中,區革籌、廣西軍區、各軍分區、人武部、各專、市、縣革委會和各地“聯指”指揮部以“七· 三”布告為武器,鎮壓“階級敵人”,全區共殺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
賓陽縣殺害及迫害致死3951人。貴縣殺害及迫害致死3138人。其中國家幹部及職工263人,教師156人,學生47人,居民106人,農民1311人,其它1255人。臨桂縣殺害及迫害致死2051人,其中國家幹部326人。靈山縣打死、殺死、害死3222人,其中有三個公社殺人均在500人以上,287個大隊都發生亂殺人事件。桂林市殺死、打死、害死1128人,其中:幹部、工人556人,全市冤、假、錯案11522起。天等縣殺死、害死1651人。上思縣殺害了1701人,占當時全縣人口1.33%。欽州地區7個縣市失蹤10359人。玉林地區殺害10156人。
全區的殺人凶手,殺人手段殘忍至極,成批殺人到處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擲下礦井有之,成批丟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頭示眾有之,吊割陰莖有之,先奸後殺有之,殺夫奸妻、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廣西大地,腥風血雨,冤案如山,悲慘狀況,史無前例。
(三) “刮12級台風”掀起第一波屠殺高潮
1968年的廣西,到處籠罩在腥風血雨的紅色恐怖中。大權在握有解放軍支持撐腰的“聯指”對“4· 22”大開殺戒。官方的內部機密文件,廣西各地《文革大事記》,對此有詳細記錄,讓我們按時間順序羅列如下:
一月至三月
二月六日玉林地區“聯指”組織2000多人,配備步槍800多支,輕重機槍26挺,衝鋒槍407支,各種炮八門,手槍164支,以及自製坦克一輛,攻打“4· 22”州佩據點,包圍兩天後,攻下據點,抓獲“4· 22” 13人,全部槍殺,在圍攻時“聯指”死八人,“4· 22”死五人,在事件中明代建築文物__萬花樓被炸毀,炸毀民房72間,吃去國家糧食14000多斤,肉類8800多斤,耗費國家資金20000多元。
從2月7日至5月27人上思縣被鬥打1125人,被殺39人。
2月11日至20日,靈山召開學毛著積極分子暨貧下中農代表會議期間,靈城打死三人陳屍示眾。大會總結號召對敵人鎮壓,中間有人布置殺人,新圩公社回去殺五人,第二天早趕回開會。
2月16日,“聯指”攻打柳州地區融安縣的銅鼓橋。由於2月9日融安“造反大軍”強渡融江,攻占融安“聯指”駐地的東圩、銅鼓橋和直屬糧庫。事件發生後,融安“聯指”派人向“地專聯司”告急求援,經“地專聯司”和“柳州聯指”聯係,“柳州聯指”決定由“工交兵團”出兵支持,由“地專聯司”負責組織各縣民兵配合行動,12日“地專聯司”召開常委會,研究決定由蘇一民,胡文治代表“地專聯司”隨往融安配合“工交兵團”行動。14日“工交兵團”和“地專聯司”象州“聯指”武鬥人員300多人,由蒙治恒、張麥生、蘇一民、胡文治等帶領分乘13輛汽車赴融安,配合融安“聯指”於16日淩晨一時攻打東圩、銅鼓橋,武鬥持續到當天下午5時才停火。“聯指”方麵抓獲“俘虜”36人,押解途中15人被殺害,雙方對打死5人……
炸毀民房一戶一間,燒毀民房5戶九間,廚房3間,牛欄1間。
2月25日至28日,大新縣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召開縣區村抓促領導以及廠礦武裝部長、民兵營長會議。會議是武裝部長周永山、政委韓奇主持,傳達區革籌小組領導人的講話,研究布置做好成立縣革委會的準備工作。周永山在閉幕時講,為迎接縣革委會的成立,對不守法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要實行專政,不要心慈手軟,會議後實行所謂群眾專政,自縣抓促會議結束到縣革委成立的17天內,全縣被殺害239人。
三月上旬,宜山縣發生兩派大規模武鬥。“聯指”聯合羅城、都安等縣“聯指”數千人圍攻“造反大軍”據點。8日“造反大軍”的群眾近萬人,從城裏走出時,在東片、西片被殺害多人。
3月16日天等縣革委會成立,縣武裝部長馬政華強調為樹立正氣,壓倒邪氣,保衛新生紅色政權每個鄉幹掉個把罪大惡極、民憤大的四類分子或壞頭頭。在馬政華等人的多次布置和組織策劃下,從3月8日至27日的十多天裏,全縣發生190多起殺人事件,共殺害630多人,僅3月18日的一天發生31起殺人案件,殺害102人。祥元鄉兩起殺人事件,共殺46人,造成16戶無男人,9戶滅絕。死者農會衝的女兒,被凶手黃正建等人輪奸後強迫嫁給凶手農朝豐。死者農朝權、農良寧的妻子被強嫁給凶手黃正健、蒙加豐為妻。
3月19日崇左縣武裝部政委馬風池到天等縣,參加天等縣革委會成立的代表大會。崇左縣負責人張洪恩講話說“天等縣紅色政權是用槍杆子打出來的,我們要向天等學習,也要用槍杆子建立和保衛紅色政權。”結果籌備成立革委會前就殺死94人。
對天等、崇左縣殺人問題,在7月5日的專區革委會上,南寧軍分區司令員兼南寧專區革委會副主任熊光武說:“天等縣是在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布置,落實毛主席最新指示是好的。”革委會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在這次會議的報告中,特別表揚天等縣也實現一片紅,號召各縣“向天等學習,迅速實現一片紅。”由於專區革委對天等以“殺人來建立和保衛紅色政權”的態度,致使全專區殺人更為嚴重。
3月18日,欽州地區公檢法軍管會給軍分區的情況反映(3月5日至12日)全專區共殺人2000左右,其中靈山縣殺了1000多人,(注,這時在欽州地區上思縣、防城縣、靈山縣等已殺人成風,一些大隊民兵營、治保主任、公社武裝部長到處鼓吹殺人)。
3月27日至5月22日,貴縣石龍公社,鬆英大隊覃錫明(原鄉長)等分12批用槍棍、鋤手段打死無辜群眾40人,(其中未成年的12人,還有雙目失明老婦人,未滿10個月的嬰兒)有13戶男性全被殺光,殺後洗劫被殺害者財物。
三月下旬,陸川縣“聯指”在武裝部支持下,策劃對“4· 22”圍剿。“4· 22”派被殺110人,受牽連審查一萬多人,原縣委書記周履光等八人被集體槍殺後,用炸藥毀屍。後稱“3· 24”事件。
四月至六月
4月上旬,巴馬瑤族自治縣,“4· 22”部分人從縣城撤至羌圩公社下乙屯,縣武裝部副部長李彥智,羌圩公社武裝部長盧金珊,副部長黃正業,已圩大隊革委會主任覃德強等人為首,組織民兵和“聯指”數百人武裝圍剿少數派“4· 22”,此次共殺害30戶(全屯46戶)殺死56人,燒毀民房44戶133間(全屯140間)估計財產損失約七萬多元。
4月13日,貴縣舉行慶祝革委會成立大會,在革委會名單中,由於把“聯指”頭頭當作“4· 22”代表參加革委會,引起“4· 22”不滿,說革委會是縣人武部包辦代替的“派委會”“假委會”,並衝擊慶祝大會。“聯指”開槍打死了一個小孩劉小圈,“4· 22”抬劉小圈屍體衝擊大會主席台,撕毀大會橫額,砸爛縣革委會牌子,這就是貴縣“4· 13”事件。事件後貴縣“聯指”以“4· 22”破壞紅色政權為由,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並研究鎮壓“4· 22”的方案,提出刮“12級台風”(大屠殺)。一是圍攻炸毀“4· 22”據點,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殺人。在10天時間裏,捕了數百人,除當場打死外,其餘分別關押。從“4· 13”後的一個月,將關押全部槍殺,在貴縣城區被殺害和迫害致死的230多人。各公社效法縣城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貧下中農法庭”,召開大會搞示範殺人。公開殺害群眾38人,鬥死90多人。4月15日,浦北縣北通公社旱田大隊革委主任策劃殺22人,規定看守民兵每人每天補助五角錢,三個民兵負責殺一個人,得三元賞錢,三個晚上共殺22人(其中殺絕五戶)。殺人前進行搜刮,沒收家產,規定地富寡婦及其女兒出嫁需經過“雙打”委員會批準(“雙打”即打擊現行反革命,投機倒把)。張玉使,符冠英,何遷蘭,盧秀珍等二十四人改嫁時被大隊,生產隊征稅費和兩女出嫁費共894元,有帳可查,旱田大隊殺人前後共索取錢物3066.41元,全部被吃喝完。
4月14日,北通公社十專學大隊在4月13日聽了地區革委主任王曉峰電話會議的講話後,召開大隊及革委領導成員會議研究決定於第二天(4月15日)殺24人,4月16日又殺52人,從4月5日至五月6日殺56戶92人(其中15戶被殺絕,1戶17人被殺13人),黃芝珍等(大隊治保主任是這次大屠殺的主謀共刮死者財物2701.27元(內改嫁證明費218元,設卡哨搜人身4151元,收生產隊上交殺人費1016.40元),大米769斤。
4月21日,龍州縣“聯指”和人武部,公檢法軍管會的幹部武裝包圍“4· 22”“工總”工商聯據點,“俘虜”90多人,將12人作為壞頭頭槍殺。事件開始發生時,南寧軍分區副司令員邱玉金不同意攻打,但縣革委會主任常玉善堅持要打,攻打之後殺了一批人,南寧地區不作處理。結果致使該縣繼續殺人,從四月至六月共打死殺死177人,占全縣在文革中死亡人數的40%。從4月23日起至29日止,玉林專區革委會召開全專區政工會議,革委會主任、軍分區政委甘照寰,副主任軍分區副政委孫景芳,副主任蔣昌永分別在會上講話,會議中心內容是“反擊右傾反案風”、“擊退二月逆流”刮“十二級台風”(大屠殺)會議與18日公檢法軍管會會議一樣,是亂殺人事件。陸川縣部署“十二級台風”,掀起了殺人的新高潮,全縣11個公社155個大隊,有154個大隊布置殺人,從4月26日至29日,全縣共殺害1229人。城鄉各地,陳屍百裏。由於專區革委會布置刮“十二級台風”,全專區文革中死亡10156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刮“12級台風”中被殺害的。5月3日,區革籌、廣西軍區麵對靈山、合浦、東興、上思、馬山、橫縣、博白、陸川等縣“聯指”下屬的一些組織亂殺不同觀點的群眾和“五類分子”情況十分慘重,不得不向個專區(市)革委會和軍分區發出“關於製止亂殺人的歪風的指示”的電報。
5月11日廣西各專市縣成立革委會後掌握了政權,不少地方刮起了亂殺人的歪風,到今天為止,全區慘遭殺害的幹部,群眾和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共救國軍”以及五類分子及其子女共18000多人。
5月12日廣西“聯指”總指揮部通過所屬的“瀝血兵”搞“禽獸展覽”(活人展覽)。“瀝血兵”將關押在“聯指”總指揮部的不同觀點的林執真(原區水電廳副廳長)、張祖貴(原地質局處長)、黃海泉(原欽州地區手工業經理部副??,“4· 22”“雄鷹”成員以及孔祥興、黃強、張飛、方少華、黎子竟等二十人拉到南寧市北大路建築研究所,關進木籠,強行組織群眾前來觀看“禽獸”。展覽三天時間,十個不同觀點的人,身受折磨,死去活來。爾後廣西“聯指”搞“禽獸”展覽遍及全區,受害者達10000多人。
欽州“枯那事件”
5月17日,上思縣革委會常委、人武部長、公檢法軍管主任段振邦釀成了一宗駭人聽聞的“枯那事件”,這一事件共殺害了群眾和幹部973人,段振邦介入地方支“左”後,標榜上思“聯指”是“無產階級革命派”,“4· 22”是反動組織。是日,段振邦召開各公社領導、大隊民兵營長、治保主任會議,以民兵“槍換肩”為名布置收繳“4· 22”中民兵的槍支,裝備“聯指”。枯那大隊“聯指”民兵營長梁國雄奉段振邦之令,策劃收繳“4· 22”派民兵的槍支,大隊治保主任寧協利拒不交槍給“聯指”並開槍打死李巨才。
事件發生後,段振邦向欽州軍分區謊報說,27日發現枯那大隊有土匪三、四十人,全副武裝伏擊我民兵,瘋狂向我民兵開槍射擊……(見欽州地區公檢法軍管會(68)軍營字第10號“五月份主要敵社情況及自治區公檢法軍管會保衛組”《情況反映》第七期)段振邦在謊報“匪情”的同時,派副部長韓剛生率“聯指”武裝民兵200多人開赴枯那“剿匪”,一無所獲。7月9日欽州地區公檢法軍營弄清了事情真相,向自治區報告了實情“枯那大隊並未發現土匪”。自治區公檢法軍管會議保衛組相應於7月25日《情況反映》第十期中,明確更正道,“我組織印的《情況反映》第七期通報上思發現土匪活動,情況經查實沒有土匪活動……”澄清了事件。
但是人武部和段振邦為了實現派性殺人的目的,於8月16日又向欽州軍分區報告請示廣西軍區,軍區命令:“要搞掉他!”於是縣人武部立即成立“剿匪”指揮部,段振邦和駐軍營長承以負責“剿匪”。欽州軍分區副司令員楊伊銘前來坐鎮“剿匪”。調動本縣“聯指”民兵和欽州東興縣“聯指”民兵及部隊共1000多人包圍上思“匪區”,設卡搜山,沿戶清查,伏擊聚殲。結果,依然沒有發現一個土匪。
8月23日段振邦又生一計,由縣革委會張貼“剿匪”布告。布告說:“凡窩匪,通匪,濟匪者與匪同罪。”要在全縣範圍內進行挖黑窩、拔釘子的清匪運動。”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大會上宣布:“誰跟山上土匪有聯係,一律槍斃!”這樣一場指鹿為馬、玉石俱焚的大屠殺,終於落到了“4· 22”派和持不同觀點的幹部群眾身上,給他們冠以“通匪,濟匪,窩匪”之罪名,“與枯那反革命事件”有關者通通與匪同罪,大抓大捕1671人,慘遭殺害973人,其中國家幹部149人,特別嚴重的是枯那大隊被冤殺了61名無辜的平民百姓。
5月24日地處鍾山縣的平桂礦務局“4· 22”被圍剿。賀縣、鍾山、富川、昭平縣和梧州地市“聯指”,在人武部和革委會的策動下,調集5600多人到平桂圍剿隻有800多人的“4· 22”派群眾。這場圍剿持續50多天時間,從5月24日開始到7月8日結束,平礦“4· 22”慘遭殺害。
5月底至6月上旬,柳州“聯指”為了配合“大部隊”進攻柳州“造反大軍”,“聯指”的“保衛部”梁國開、周繼才、覃紹昌等骨幹研究決定,提前處理關押在柳州市禮堂,不同觀點的“審查對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邊殺害,共殺害有名單的42人,有的被鐵絲捆綁手腳推下江河淹死,有的拉到河邊集體槍殺。楊蘭生、楊岩生兩兄弟漂流到遠處上岸。而楊岩生上岸後不久,又被重新抓獲,拉到河邊再次殺害,屍體推下河裏。“聯指”的保衛部在梁國開、覃紹昌等人控製下,殺人手段比法西斯殺人有過之而無不及。
6月12日桂林“聯指”的“桂保總”在桂林南站對麵東方紅飯店語錄牌樓建立的一個專門關押人的“看守所”內,先後關押了258人,其中被迫害致死35人,致傷致死75人。7月14日中午前來參加桂林圍剿“造反大軍”的平樂縣武鬥人員伍學強、林海、廖昌輝、候永成、唐橋生等24人,衝上“看守所”樓上將被關押的桂林針織廠職工唐躍武和候黴、李江、白先德、馬震鵬、秦恩深等12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對麵樹林裏集體槍殺。
6月19日淩雲縣人武部政委,縣革委主任王德堂陰謀策劃,殺害縣委書記趙永禧等二十一名幹部,教師和學生。6月19日下午王德堂在“積代會”上作總結報告,直接策劃煽動縣工代會主任韋德帶領一夥凶手拉趙永禧等三十多幹部,教師和學生上街遊鬥。趙永禧等11人當場被打死,20多人被打致傷殘。20日上午王德堂決定“積代會”延期一天,他向“積代會”布置殺人,公社回去後要狠抓積極鬥爭這個綱,決不能心慈手軟。於是“積代會”後全縣屠殺全麵展開。王德堂在文革期間,還利用職權,先後多次強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鬥的女學生共6人,如此罪大惡極的王德堂被封為“支左”的好幹部。
六月至八月河池地區“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形成高潮,各縣紛紛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關押、毒打、揪鬥,殺害所謂“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全地區十個縣共鬥、打、逼死7864人,其中鳳山、宜山、巴馬、羅城、都安5個縣害死千人以上。鳳山縣打死1300人,為區、地之冠,被關押毒打數萬人。
武宣大規模吃人肉事件
柳州地區武宣縣,距柳州市僅90公裏,雖非通衢大邑,但其地理位置十分顯要,扼南下貴縣、玉林,北上柳州的交通要津,紅水河流經縣城,又有直下西江流域的桂平、梧州的舟楫之便。
可就是在這個並非蠻荒之地的武宣縣,文革期間,卻上演了一慕慕瘋狂野蠻的人吃人的慘劇。
1968年5月13日武宣縣“聯指”攻打“造反大軍”(4· 22),原因是5月4日武宣“紅衛兵團”(造反大軍)抓獲桐嶺公社“聯指”梁達堅,並收走了120多元錢和一些衣物,數日後“紅衛兵團”(4· 22)釋放了梁達堅而未退錢物,“聯指”總部就以“武宣縣貧下中農指揮部”名義調集600人並請貴縣“聯指”300多人支援,共900多人對“造反大軍”的北樓、北街、武宣小學據點,執行武裝包圍,打死97人毀掉房屋67間價值37900元;共有37戶被抄家,抄去財物價值26600多元。自此,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了“聯指”大規模吃“造反大軍”(4· 22)人肉事件。為了以正視聽,這裏一字不漏引用中共廣西整黨辦內部機密文件《廣西文革大事記》1968年所記載的史實:
6月15日武宣縣發生了大規模吃人肉的野蠻事件。五星大隊“聯指”民兵李坤壽,彭振興,李振華等將“造反大軍”劉業龍,陳天掌等4人拉到三裏圩遊鬥。在車縫社門口,劉業龍,陳天掌等四人被凶手打死。李坤壽等拔起尖刀,挖死者的肝,割他們的肉,拿回大隊部去會餐品賞。從是日起至8月底止該縣造反大軍及其觀點的幹部群眾,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後被野蠻者吃掉,吃人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工人農民、有國家幹部和所謂的中共黨員。
桐玲中學副校長黃家憑,早年參加革命,曾任遊擊隊桂支18大隊長,解放後,他任倉梧縣副縣長。“文革”開始黃家憑被打成“叛徒”,因同情“造反大軍”於7月1日晚被學校革籌副主任謝東主持批鬥殺死。翌日晨凶手黃佩農、張繼鋒等挖他的肝,剝他的肉,隻剩下一副骨骼。接著一批人在學校宿舍巨簷下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火煙繚繞,腥風飄蕩,焦味充蕩,一派陰森狀令人不寒而栗。
又如7月17日上江大隊“聯指”頭頭組織批鬥“造反大軍”廖天龍、廖金福、鍾振權、鍾少廷等四人,一幫凶手把廖天龍等四人殺死後拉屍體到平昭碼頭,有李燦熙、徐達財、樊榮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隊部煎炒猜碼會餐。參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陳達財等23人。
該縣於4月5日成立革委會,相繼又成立“貧下中農聯合指揮部”和“武裝糾察隊”,但縣革委會、人武部、“聯指”、“貧聯”,“武裝糾察隊”是穿著連襠袱的“聯指”派,他們自命為“無產階級革命派”把少數派“造反大軍”當“反革命”、“土匪”、“右派翻天”進行鎮壓。
中央“七· 三”布告下達後,“聯指”又調動貴縣、桂平縣“聯指”武裝民兵500多人前來支持“剿匪”。幾天時間“造反大軍”蕩然無存,打死殺死523人,其中被吃掉肉肝的75人。
挖人肝、吃人肉,是人類社會中罕見的野蠻行徑。然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否定了文革,各省、自治區都積極處理了“文革”遺留問題,唯有廣西原區黨委繼續堅持派性,美化廣西在“文革”中執行一條正確路線,拒不處理武宣等縣吃人肉的野蠻事件,後來中央幾次追查過問,區黨委竟有人說“武宣曆來有吃人的習慣”公然袒護了武宣“聯指”中部分人吃人肉的嚴重事件。這樣,靈山縣、貴縣、武鳴華僑農場“聯指”吃人肉的野蠻事件的蓋子就被捂住了。
廣西各地剖腹挖肝事件
據廣西各地《文革大事記》記載除武宣縣外,南寧地區的隆安縣、大新縣、上林縣、武鳴縣、欽州地區的浦北縣、靈山縣以及玉林地區的貴縣都發生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蠻事件,一一羅列為下:
1968年3月23日晚上9時隆安縣布泉區武裝部長黃以荃主謀策劃,指揮該區高峰鄉(後改為大隊)鄉長兼民兵營長周朝珠和布泉鄉黨支書隆秀佳兩人組織民兵黃光權、馮品業等人將高峰鄉四類分子梁受玉、韋信家兩人綁架到龍厚山(地名)打死後剖腹取肝、膽煮食,為了殺人滅跡還將屍體丟下深洞。這是一起野蠻殺人命事件,但由於沒有得到及時的處理,導致該區後來亂殺人、剖腹取肝的事件不斷發生。
據“處遺”調查統計,該區從1968年3月下旬至5月發生殺人剖腹取肝膽的事件11起21人,其殺人手段極野蠻殘忍。
1968年4月25日,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分四批殺了24人,並剖腹取肝煮食飲酒,全社被殺害180人,凶手劉維秀、劉家錦等人把劉振堅打死後,對其未滿17歲的女兒,進行輪奸,然後打死,並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陰部。策劃者和凶手還對剩下的寡婦,女兒勒令改嫁,並征收改嫁費(證明費)
5月28日,大新縣昌明公社,大隊民兵趙榮廷指派趙興廷等20多個名兵搶殺何以路等3人,殺害後還割腹取肝,陳屍野外的事件,全地區在5月、6月份共打死和迫害致死3152人。
1968年7月30日至8月7日上林縣“聯指”總部調動400多人到南寧市參加圍剿“4· 22”的武鬥,武鬥中上林“聯指”有4個陣亡。上林“聯指”分別於8月2日在上林縣城,8月3日在巷賢區,8月7日在喬賢區召開三次聲勢浩大的“追悼會”,共打死“4· 22”“四類分子”(地富反壞)103人,其中:8月1日打死4人,8月2日打死13人;8月3日打死13人;8月7日打死78人。殺人手段野蠻殘忍、罕見。比如16歲的農中學生覃恒河被拉到潘連標(“聯指”陣亡民兵)墓地,當場槍殺陪祭。喬賢大隊的蒙光忠被打死後,還被凶手剖腹取肝煮吃。古樓大隊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四人被打死後不準家屬收屍埋葬,強迫死者親屬拿出柴火500斤,黃豆5斤,火油5斤,然後強迫潘成昌用火燒自己親生兒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屍體,燒了兩天多,他邊哭邊燒,泣不成聲。原獨山大隊黨支書蘇蘭生被塞進豬籠來回翻滾,然後凶手用鐵釘把他雙手釘在牆壁上致死,慘不忍睹。
武宣、靈山、貴縣和武鳴華僑農場有一百多個幹部群眾被凶手挖肝割肉去吃個精光。貴縣一個凶手還深藏兩個人肝到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時候才被迫交出來。
20世紀人類的兩大罪惡-法西斯主義的種族清洗和共產主義的階級清洗。而文革中廣西的大屠殺、人吃人的史實證明共產主義的階級清洗的血腥野蠻、殘忍、較之法西斯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人吃人慘劇早 已超出階級仇恨的範疇,而造成對基本人性的摧毀。
(四)“七· 三”布告掀起第二波屠殺狂潮
“七· 三”布告出籠的背景
文革之初,毛澤東炮打司令部,重點是發動和依靠群眾(造反派)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正是毛澤東的講話和江青的煽動,才有後來造反派大規模衝擊黨政機關。
文革中周恩來總理四次接見廣西兩派(“聯指”和“4·22”)代表,第一、二次接見兩派代表,周恩來長袖善舞,和稀泥說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第三次接見兩派代表周翻手為雲說廣西造反派是革命群眾組織。到了1968年的夏天,毛澤東接見紅衛兵頭頭蒯大富、聶元梓的時候,覺得造反派已經過了頭了,已經失控了,毛澤東利用他們已經達到目標,可以把造反派犧牲掉了。這樣在1968年夏天,周恩來總理第四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即“七·二五”講話),周又覆手為雨地宣布廣西造反派為反革命組織。在此之前,中央頒布的“七·三”布告,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籠的。
其時,全國已經實現全麵軍管,在廣西,掌握實權並從未被打倒的以韋國清、歐致富為首的軍方,從一開始就站在“聯指”一方。對“4·22”的集體大屠殺,就是在軍方的縱容甚至策劃,指揮下進行的。如果說“七· 三”布告前,軍方還是半遮半掩地縱容和參與“聯指”對“4·22”的屠殺,那麽“七·三”布告之後,軍方就赤裸裸親自上陣,調遣軍隊對“4·22”實行大規模的武裝圍殲。
比如1968年7月底8月初廣西軍區先後調動220師660團四個連,6912部隊兩個連,廣西軍區警衛營兩個連,南寧軍分區獨立營一個連,炮兵第642團高機炮一連、二連以及玉林、陸川、貴縣、邕寧、武鳴、馬山、橫縣、上林、崇左和南寧郊區“聯指”武鬥隊,對南寧“4·22”實現大規模武裝圍殲一役,據官方不完全統計,這一仗“4·22”被打死3795人(當場打死1471人,被俘9840人,被俘人員交各縣拉回去“處理”的有7012,其中被打死2324人)。南寧地區的賓陽縣“七·三”布告後,在縣革委主任,駐軍6949部隊副師長王建勳親自布置的大屠殺,從7月26日至8月6日的11天裏,全縣打死和迫害致死3951人。
河池地區軍分區奉廣西軍區之命,調動9個縣(宜山、河池、巴馬、天峨、南丹、東蘭、淩雲、樂業、羅城等)三個兵工廠(金城江的人民、龍江、東江兵工廠)的人武部,民兵,“聯指”武裝人員會同6911部隊共3000多人,圍剿鳳山縣“4·22”一役斃殺1016人。
“七·三”布告頒發的直接原因,是緣於柳州“造反大軍”搶奪援越軍列。
“七·三”布告頒布的緣由
1968年文革武鬥如火如荼之時,正是抗美援越打得熱火朝天之際。1968年5月21日拂曉,柳州“造反大軍”(4· 22)頭頭白鑒平、廖偉嚴和“柳鐵工機聯”頭頭王反修、李振嶺為了對付“聯指”的武裝圍剿,組織幾千人到柳州火車站“五三八”列車調度段搶援越軍列八個車皮的武裝彈藥,王反修、李振嶺以“李向陽”之名給押車的解放軍寫了收條。該事件令中央震驚,稱“已嚴重幹擾破壞了毛主席的文革部署”。於是,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於7月31日發出針對廣西地區發生破壞鐵路交通、搶劫援越物資、衝擊軍隊、搶奪武器等事件的“布告” (習稱“七·三”布告)
“七·三”布告使廣西當權者如獲至寶,變為他們堂而皇之大屠殺“4· 22”的尚方寶劍。7月9日廣西軍區派出兩架飛機,從憑祥至南寧空投“七·三”布告傳單90000多份。
駐南寧柳州部隊組織51個宣傳隊,南寧市有5000多人的宣傳隊進行宣傳,開辦660個學習班,有五萬多人參加。
7月12日至8月3日《廣西日報》連續發表九篇社論,都是號召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和一篇又一篇區革籌,廣西軍區負責人為貫徹“七·三”布告發表的講話。7月15日廣西軍區,區革籌在南寧人民公園召開15萬人參加的,“堅決擁護貫徹和捍衛“七·三”布告大會,韋國清在動員報告中號召:嚴懲一小撮“現行反革命分子”,為自治區革委會成立掃清了道路。會後“聯指”在全區掀起屠殺“4· 22”的狂潮將所謂“障礙”革委會成立的人(主要是指“4· 22”派和地富反壞右),打死和槍殺,以此作為迎接和祝賀區革委的成立。
讓我們看看廣西各地大屠殺的情況: 7月15日南寧市革委,廣西“聯指”遵照區革籌、廣西軍區8日發出的“關於清理流竄人員的指示”(所謂流竄人員,指的是各地“4· 22”被“聯指”圍剿後進城逃命者)。他們以“治委會”之名,“清理”戶口,抓捕了280多人,殺害33人,還有的人被抓之後,至今生死不明。
在桂林地市,又按照桂林的需要製定出“八·二零”公告。為此事,魏佑鑄(廣西軍區政委),代表廣西革籌、廣西軍區於8月18日到桂林幾次,在301部隊駐地開核心會議,緊急布置軍事行動,宣讀解釋“八·二零”公告。魏佑鑄說“八·二零”公告表明依靠的是“聯指”,鎮壓的是“4·22”桂林“老多”。
從8月20日至10月一個多月裏,桂林地區(包括桂林市)被害者達數萬人之多,其手段之毒辣,慘不忍睹。這是“七· 三”布告這個特大事件中的一個大事件。7月17日解放軍6977部隊武裝殲滅融安縣“4·22”農總,俘虜120多人,打死多人,繳獲槍支140多支,爾後又抓捕80多人。
柳江“福塘事件”
7月24日淩晨4點,忻城、來賓、武宣、柳城、宜山、環江、象州、柳江等八縣和合山礦、八一礦、柳州鋼鐵廠、柳州郊區“聯指”3000多人,攻打柳江縣福塘區“造反大軍”。
事情經過其嚴重後果是這樣的。19日柳江郊區縣洛滿區革委會發出“洛滿告急”,宣稱18日上午有100多個全副武裝的“4·22”暴徒包圍鳳山公社“聯指”糾察隊。呼籲柳州,河池地區各縣“聯指”和柳州地事“聯指”派出武裝支持,圍殲“暴徒”。當天柳州地市“聯指”發出“關於洛滿區“7·18”反革命事件的嚴重聲明”。
7月21日柳江縣革委會召開常委會會議,不是對討論“洛滿告急”後問題,而是討論幾縣“聯指”聯合武裝圍剿福塘“4·22”造反大軍問題會議決定25日動手。會後縣革委將攻打福塘的決定向軍分區請示。柳州軍分區請示廣州軍區同意攻打,並同意調動八縣、兩礦、一郊、一廠“聯指”武裝聯合攻打福塘,並成立“剿匪”指揮部。柳江縣革委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任總指揮、縣革委副主任劉柏生任副總指揮、人武部副部長韋熙年、蔣傳璞任副總指揮。忻城縣革委主任孫廷國任參謀長,柳江縣原縣長梁水生任後勤部長,指揮部領導成員有王有餘、蔡立誌、劉雲虎、謝遵 宜等。
7月24日淩晨4點,宋吉月命令:兵分三路,對福塘進行總攻擊。然而,當時從柳州逃到福塘避難的柳州造反大軍四、五十人(大部分是柳鋼的,而且不少人家在福塘),在23日前已逃離福塘了,隻有當地“4·22”觀點的農民五、六十人。在“複位”包圍後,分別逃上單華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地處深山裏)。 “聯指”3000多人搜山圍村,抓獲70多人,立即槍殺25人,經過幾天圍剿後,各縣“聯指”大部分撤離福塘,留下部分武裝人員繼續清剿“殘匪”。在清剿中又槍殺打死120多個農民,柳江縣“保衛隊”韋德金在良上村見一婦女背著一個小孩從外麵回來,說這婦人是“4·22”的“情報員”,開槍把婦人打翻在地,婦人未斷氣,韋德金又補了一槍,婦人含冤死了,年僅兩歲的小孩見媽媽被打死後,放聲大哭嚎叫,韋德金又用石頭把小孩砸死。
“聯指”聯合攻打福塘,共打死146人,開支現金100400多元,糧食5358斤。
廣西各地“七· 三”布告頒布後屠殺情況
官方的內部機密文件《廣西文革大事記》對廣西各地“七· 三”布告頒發後的屠殺情況有如下記載:
南寧地區的邕寧縣6月份前死54人,在受到“右傾”的批評後,於7月16日至19日分五片召開會議(千人至萬人大會),刮12級台風,結果在全縣9個區同時調民兵攻打“4·22”派據點事件。全縣亂殺人到8月22日止達4762人,7至9月打死947人,占該縣文革期間死人數88%。憑祥市印“七·三”布告26000份,調動1056人,組成79個宣傳隊,辦學習班78期(參加學習的2464人),在全市造成亂打,亂鬥,亂殺人事件。8月5日至9月3日以憑中為重點的落實“七·三”布告為中心任務的全市中小學校,第二期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對□71名教職工進行全麵調查摸底,其中憑中36名教師即有11名被戴上“叛徒”“特務”“死不悔改走資派”等罪名。
在南寧地區自“七· 三”布告下達至10月止共揪出壞人60061人(布告公布前揪鬥11685人),7月打死,逼死2738人,大戰8,9月的結果。八月死5943人,九月份死1252人,兩個月打死,逼死7195人占全年死亡人數40.6%。
桂林地區在“七·三”布告前全地區死亡1859人,之後死亡9087人(共計10946人),占死亡人數90%左右。桂林地區死亡9087人,南寧地區死亡7199人,兩個地區在“七· 三”布告後共死16282人。
在臨桂縣,在7月8日至7月10日,公社主任武裝部長的會議上,縣武裝部長龍鳳山批評行動慢的公社,並命令武裝部長(是一個行動慢的公社武裝部長)在桂林帶去11個精幹的民兵,限期打開局麵,否則要犯政治錯誤。此次會議後,各公社開大會殺人,縣武裝部和縣“聯指”派人分別到各公社參加殺人大會,在殺人會上,各公社均先宣讀“七·三”布告然後殺人,會議結束到7月16日共殺去36人。7月16日至月18日縣“聯指”“三保衛”指揮部出麵開會,指出“我們這次行動就是搞“4·22”骨幹分子和各公社大隊的四類分子和其它危險分子,刮他12級台風。”
胥明德也說具體對象是對立麵的頭頭,對立麵的骨幹分子還有為未改造好的四類的分子等。從此次會議後到7月24日共殺100人。從7月26日至8月22日共殺96人。8月17日桂林軍分區召開12縣民兵團及縣武裝部長會議,布置攻打“4· 22”據點。在“八·二零”時臨桂縣被關押在軍管會40餘人(除1人在殺場中死裏逃生外)均被殺害,就地槍殺或經過關押殺的無法計算。8月23日押在麻袋廠的其中9人拉出殺害。8月28日革委副主任唐申元,常委英豪分別向駐桂的公社民兵團說,要抓緊清理關押人員,要搞得對象快搞,下一步清理階級隊伍,從8月28日至9月18日又殺去89人,這樣臨桂縣從68年6月至68年10月共被殺1783人。全州縣於7月8日召開執行“七·三”布告誓師大會,7月份共開批鬥會1107 次,165062人,被批鬥者2179人,人們說“七·三”布告成為“聯指”鎮壓“4· 22”的尚方寶劍。7月13日縣革委主任說現在農村殺人比較多,要看得慣,領導要站在運動前頭(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全州縣共殺人1111人,占全縣死亡人數的57.4%)。
德保縣貫徹“七·三”布告,把各公社召開萬人批鬥大會的辦法向下貫徹。7月7日那甲公社召開萬人批鬥大會,傳達“七·三”布告和縣三級幹部會議會議精神,公社武裝部長(縣革委副主任)作大會報告,宣布以大隊為單位,擺開戰場,把所謂四類分子和“反團”(反共救國團)187人進行批鬥,當場死傷19人(各占一半),燕洞公社7月18日開萬人大會,被批鬥者宣布罪狀後個個過鬼門關,(在過關時個個被已準備好的糾察隊民兵用木棍,槍托等凶器毒打),過關時206人均被毒打。各公社均采用此辦法進行貫徹,到7月20日宣布全縣已抓了壞人1200人。8月5日王君太主持召開縣常委會,決定召開大會控訴揭發“反革命分子羅仕彥罪狀會”,在講台前跪著的“反革命”共700人,王君太一麵號召刮12級台風,向敵人進行猛烈進攻,糾察隊,民兵的等動手打罵,下麵哭聲震耳。至68年8月7日縣貫徹“七·三”布告辦公室宣布“七·三”布告傳達後,德保縣抓緊清理階級隊伍的“三查”工作。向階級敵人發動更猛烈的進攻,到8月5日止,農村共揪鬥幹部,群眾2120人,縣直機關共揪鬥幹部職工121人,學習“七·三”布告後投案自首者200人,全縣死人312人, 其中貫徹“七·三”布告前98人,之後214人。
上思縣革委會和武裝部負責人說:“貫徹‘七·三’布告,策動全縣對積極敵人實行專政,過去沒有“七·三”布告,不能解決問題,現在有了“七·三”布告,就能解決上思的問題了,我們必須再次掀起群眾專政的新高潮,刮‘十級台風’不行,就刮‘十二級’台風。對敵人專政,這次會內搞,會外也要搞,會內外結合。”於是會議期間共殺了兩批人共23人(第一批11人均為國家幹部)會外殺75人,共98人(會外零星殺人不計)。在貫徹“七· 三”的同時貫徹區革籌清理階級隊伍指示,全縣共清出“叛徒”51人,特務4人,走資派51人,反革命分子41人,沒有改造好的五類分子220人,其它壞分子835人,在清理鬥死121人,逼死18人。
都安縣在向專區革委報告中說:從革委成立到“七·三”布告公布,這一階級鬥爭特點,主要是橫掃積極敵人顛覆革委會的現行破壞活動,這一階段全縣共揪鬥7367人,但更深更艱苦的鬥爭還是在“七·三”布告公布後,在“七·三”布告威力下,一個“三查一清”運動迅速在全縣開展起來。到8月底9月上旬共揪鬥12185人,挖出61個反動組織,特別是“反團”和“中國青年黨”。
北流縣7月8日舉行7萬人參加的貫徹“七·三”布告大會。提出更猛烈地向積極敵人進攻。7月9日革委武裝部作出貫徹“七·三” 布告決定,說靠“七· 三”布告威力揪鬥“黑班子”等案。接著成立四個項目組,101,202,303,606項目組,共查清253個案件(全是錯案,假案)。7月18日北流“聯指”和各公社為貫徹“七·三”布告成立“七·三”指揮部。此後在全縣範圍內亂揪亂鬥,全縣被誣為“黑班子”的820人,被鬥爭748人,打鬥至傷479人,致殘62人,致死31人,打成“反團”804人,鬥打致傷414人,致殘139人,致死225人(其中區書記顧德未得三結合,誣副書記搞反團該區受害500多人,致殘205人,致死112人。後顧被判刑13年又翻案加刑3年共16年。
9月陸川縣集中中小學校老師集訓,貫徹“七·三”布告,搞鬥、批、改、清理積極隊伍。一大批中學老師受到摧殘,陸川中學80多名教師職工被殺11人,批鬥56人。未廠中學22名教職工被殺7人,陸川中學校長前後被鬥120次後逝世(采用這個方法貫徹“七·三”布告清理階級隊伍的縣還有,這是比66年7,8月集訓老師進行批鬥更為嚴重的又一次對教師的摧殘)。
桂林市“八· 二零”大屠殺
68年8月初廣州軍區在湖南衡山開會,黃永勝(廣州軍區司令)主持會議,廣西軍區的吳華,桂林市武裝部長陳秉德,桂林軍分區司令景伯承參加了會議。會議主要內容是桂林市落實“七· 三”布告,研究出動軍隊,武裝解決“4· 22”桂林“老多”據點。
8月17日桂林軍分區司令景伯承,在步校主持召開各縣武鬥民兵團負責人及縣武裝部第一把手會議,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吳華參加了會議並講話:“桂林問題肯定要解決,一小撮階級敵人一定要搞幹淨”。8月19日在104部隊駐地景伯承、慕石起主持召開12縣民兵團負責人會議,布置了“八· 二零”行動。
8月20日以桂林地、市、革委會名義和桂林警備司令部、政治部聯合署名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全麵落實中央“七· 三”布告的公告”。行動前收繳了“造反大軍”的武器,市革委會以“聯指”武鬥人員為主體編了2000多人的“工人糾察隊”,配備精良武器。“工糾”武裝人員、各縣民兵,其它“聯指”成員以及反戈一擊的原“造反大軍”部分成員共一萬多人,組編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行大規模搜捕。這一錯誤行動,其中被抓、被打、被殺、被抄家、被錯批、錯鬥者約萬餘人。
8月29日陳秉德號召刮12級台風,30日全市大遊鬥。8月20日開始的抓、抄、遊鬥風持續了一個多月。
9月4日的一次遊鬥中興安中學學生蔣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槍向著被遊鬥的對象連續開槍射擊7發子彈打死6人(此人74年入黨任大隊支書,大隊長)。
據桂林市革委會68年向區革委匯報:“八·二零”到“九·二零”一個月打死90多人。據處遺辦統計“八·二零”至年底殺死160人,批鬥死,遊鬥死94人,自殺91人,總計345人,超過1967年1月至1968年8月20日前武鬥中死人267人的30%。至於各單位私立公堂,隨意關拷打批鬥這種現象延續的更長。
鳳山“江洲慘案”
8月1日由淩雲、樂業、巴馬縣人武部幹部帶領的三縣“聯指”武鬥隊和6911部隊進入鳳山縣,會同該縣“聯指”和人武部中隊共1000多人武裝圍剿“七·二九”兵團,“七·三”布告下達後“七·二九”被縣人武部和“聯指”當作“土匪”圍剿,人馬逃散到“南山”---江洲一帶和“北山”---六隆一帶躲藏。
這天,解放軍和淩雲縣“聯指”武裝隊包圍了江洲洞,洞裏有男女老少100多人,其中武裝民兵10多人,解放軍和淩雲“聯指”圍攻三天三夜後,洞裏彈盡糧絕(隻有七支步槍),老人和小孩呼叫救命,於是洞裏提出,保證他們人身安全,即可繳槍投降,解放軍和“聯指”同意。
8月3日上午,洞內派出代表黃顯應,陸祖業,陸淪貴處理“談判”,指揮圍攻山洞的淩雲縣人武部科長盧元俊主持“和談會議”,雙方談判結果達成協議:“洞內“七·二九”繳槍投降,保證全部人身安全。”經雙方簽字後,“七·二九”先交槍,後出洞。解放軍和“聯指”收繳槍支後,把出洞的男女老少全部押到大隊部倉庫關起來。三小時後,槍殺了7人,其中一個小孩僅12歲,而後又殺害了十多人。
這就是震驚河池,百色地區的“江洲慘案”。但在十年浩劫裏,卻被稱之為“江洲剿匪大捷”。盧元俊等人“立功受獎”。繼“江洲慘案”後,解放軍和“聯指”又圍剿北山
廣西大地“一片紅”
8月21日,為了迎接自治區革命委員會誕生,《廣西日報》頭版發表“紅日照南疆,形勢無限好-本報記者評述我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勢”。述評廣西形勢大好的主要標誌是區革籌,廣西軍區和“無產階級革命派”聯指堅決執行毛主席的偉大“階級敵人”向一小撮“階級敵人”,刮起“12級台風”,從而實行了全區大地“一片紅”,各專,市,縣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
1968年8月26日廣西區革委會宣告成立,革委主任是韋國清,副主任是歐致富、魏佑鑄、焦紅光、霍成忠、安平生、韋世經、林福文、毛鳳鸞、廖煒雄、龍智銘、顏景堂、曾春生、革委委員133人。
在慶祝大會上韋國清在講話中特別強調“要穩、準、狠地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把‘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以及地、富、反、壞、右分子批倒、批臭,鬥倒、鬥臭,要肅清國民黨殘渣餘孽”講話傳達後,全區各地又掀起了亂殺人的新高潮。
由於廣西各級革委會和人武部貫徹執行韋國清的部署,對不同觀點的幹部,群眾,冠以種種罪名進行鎮壓,大抓亂殺,問題十分嚴重。區革委會,廣西軍區於9月23日給廣西各軍分區,柳州,柳鐵“支左”聯合辦公室,220師,獨立一,二師,空七軍,二零分部,各邊防站發出“堅決製止亂殺人、亂抓人的通知”的電報。
賓陽縣一麵布置不要亂殺人,一麵又說確實群眾要求要殺的也可以殺。該縣在9月以後依然繼續亂殺人。
臨桂縣9月以後在軍管會看守所關押的人不斷被拉出來殺害或鬥打,無人過問。至於群眾殺人的事,更是時有發生了。當時還有的地方在發出不準亂殺人的通知前,采取口頭通知,說要快殺,過幾天就不準殺人了,結果到處出現突擊殺人。
廣西大地確實是“一片紅”-僅僅是“七· 三”布告頒布至8月26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廣西共殺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
1984年“處遺”工作中,有人根據廣西“文革”大屠殺事件概括道:“殺人之多,全國之冠 ,殺人之慘,曆史罕見。”
── 原載 《北京之春》
Thursday, January 18,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