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近平對軍委高層秘密講話全文
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中國跟俄羅斯的關係，必須是務實的，所謂務實，就是以最大限度地、維護中華民族全體成員利益，為最終目的作為出發點，處理中國跟俄羅斯的關係。當年蘇聯的所謂社會主義幌子，事實上掩蓋不了其帝國野心。蘇聯在二戰後期，就遠東對日作戰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帝國心態，應該是很明顯的，國民黨政府深感苦痛，為什麼我們黨卻不以為然呢？我們的媒體，應該多播放、登載些二戰紀實資料，讓我們的人民更多地瞭解二戰中的美國和蘇聯。蘇聯打納粹德國並非其主動行為，如果不是希特勒首先對蘇聯發起大規模閃電戰，蘇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也不會打德國。俄羅斯民族像是沒有進化好的人種，在高度文明的同時，卻又保留了許多野蠻遺跡。
我們今天的經濟實力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超過了原居第二的日本。我們好像很在乎經濟實力超過日本的意義。但我卻覺得，超過俄羅斯、且讓俄羅斯在很長一個時期遠落後於我們，意義要更大。20世紀，有兩件大事我們絕不能忽視：一件是社會主義國家集團的興起，一件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從蘇聯“十月革命”起，到上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國革命的成功，社會主義國家形成一個可觀的陣營，一時影響巨大。但是，從60年代開始，這個陣營就慢慢顯露出鬆動跡象，大小齒輪咬不緊，一直到中蘇公開決裂，甚至在邊境屢屢發生戰事。到了上世紀90年代，蘇聯終於撐不下去了，解體了。整個東歐也轉型了，社會主義陣營不複存在。社會主義國家集團的興起和衰敗，觸目驚心，對我們的影響甚大，但對世界的影響卻是有限的。真正對世界影響深遠的，是二戰以及戰後的國際秩序安排。大家應該看得很清楚，二戰後至今的六、七十年來，世界大戰沒有發生。較大的戰爭，一個朝鮮戰爭，一個越南戰爭，是冷戰的直接產物，似乎有著國家集團之間角逐的背景，但最終也沒有發展成為世界大戰，而是在大國斡旋下雙方妥協了，或停戰，或一方撤退。有人說，數十年來世界大戰沒有發生，是因為大國核威懾在起作用。我覺得，核威懾有一定作用，但不會起決定性作用。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二戰後逐步建立並完善的國際社會新秩序，和人類現代文明的進步。這就涉及到我們對二戰曆史應該有怎樣的一個認識了。事實上毛澤東主席在二戰期間寫的一些文章中，也談到了二戰是怎樣從“帝國主義戰爭”演變為“進步人類的反法西斯戰爭”。他的理由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抗擊德國法西斯侵略而進行的“衛國戰爭”，使得二戰的性質發生了改變。毛主席的這一結論應該沒有問題，但論據似乎有一些不足，全麵地來看，二戰之所以不同於一戰，二戰的曆史進步作用之所以比一戰更為顯著，是因為有一股人類的進步力量，加入到戰爭進程中來了，這股進步力量，除了蘇聯，還有美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對戰爭性質演變的作用要大於蘇聯。
1941年8月12日，德國法西斯對蘇聯發動大規模閃電戰已經一個多月，而珍珠港事件尚未發生，美英首腦羅斯福、丘吉爾在紐芬蘭灣的威爾斯親王號戰列艦上秘密會晤，並共同發表了一則聲明，史稱“大西洋憲章”。此聲明很簡短，共列出八條內容，大家可以看看。正是這所謂的“大西洋憲章”，加上蘇聯的被迫參戰，徹底改變了二戰的性質和走向：一場新強盜反對老強盜的二戰，變成了世界文明進步人類反對野蠻、落後人類的二戰。自此，一直到二戰結束、聯合國成立、發佈《聯合國憲章》，基本上就是沿著“大西洋憲章”的思路走來的。西方世界，因為美國取代英法發揮了主導作用，也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遊戲規則變了，過去數百年來，憑藉武力，通過掠奪殖民地資源，謀求經濟、政治霸主地位的舊遊戲規則，被自由主義的在各國獨立自主基礎上，通過自由貿易增長財富的新遊戲規則所取代。美國是這一新遊戲規則的倡導者和捍衛者。60多年來，不僅世界大戰沒有發生，而且還造成了20世紀後50年的經濟、科技、文化大發展。事實證明，這一遊戲規則是符合曆史進步潮流的。我們黨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決定改革開放，實質上就是默認這一遊戲規則，根據中國國情，實行這一遊戲規則。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遊戲規則的正確。所以，二戰的偉大意義，不僅僅在於消滅了幾個法西斯戰爭機器，更在於戰後有了一個新的國際秩序。也因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戰爭勝利的一方是否秉持正義，不看他宣揚的如何，而是看戰後他是否能給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帶來進步、文明和發展。在二戰中以及二戰後，美國是秉持正義的國家，這是沒有異議的。我們的宣傳部門，在製作節目回顧二戰曆史時，不應該迴避這一事實。
第三、澄清對美國的認識；處理好中美關係是對外戰略的支撐點；重新認識二戰、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的意義，實質上就是重新認識美國。我們黨在二戰期間對美國的認識，還是實事求是的。但戰後、特別是我們黨執政後一個很長時期，我們對美國的認識發生了偏差。未能處理好我們跟美國的關係，是我們黨遇到諸多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對美國有一個準確的瞭解，對我們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何認識美國在二戰前後的變化？有相同，有不同，相同的是，美國一如既往地維護著大西洋憲章的精神、不同的是，美國對蘇聯的態度有了變化。美國認識到蘇聯的戰略意圖，允許蘇聯在歐洲和遠東獲得一定程度的“勢力範圍”，這等於說，美國對戰前的舊秩序，在蘇聯身上，有妥協，“大西洋憲章”公佈時，蘇聯正遭受法西斯德國的瘋狂進攻，所以，此時的蘇聯是歡迎“大西洋憲章”的。
我們為什麼要反美？是美國要侵略我們？不是。是因為美國反共，是的。美國不贊同共產主義學說，更是竭力反對共產主義者在各國的“社會革命”實踐。這是顯而易見的：美國在它自己國內，就是在政治上極力壓製共產黨的。但是，我們是不是清楚，反對共產主義，不僅僅是西方國家執政者的訴求，也是那裡的多數學者和普通民眾的訴求，這種訴求在二戰前和二戰中，也並不怎麼強烈，但在冷戰期間，尤其是蘇聯徹底崩潰之後，共產主義幾乎就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了。共產主義在一些國家的糟糕實踐，為反對者提供了有利且有力的證據。我們通常將冷戰的雙方，稱作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我們主動加入了社會主義陣營，並不惜巨大犧牲地擴大這一陣營、保衛這一陣營。但是，我們選擇了社會主義，是不是就一定要跟美國對抗？這是很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二戰之後，緊接著就是冷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說得再直接一點，就是蘇聯跟美國的對抗。蘇聯挾社會主義陣營的強大聲勢，在上世紀50年代，確實是咄咄逼人，四處出擊，大有橫掃全球的架勢。但是，人們忘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反對美國，反對的是什麼？反對的是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新遊戲規則。反對這一新遊戲規則，實行另一套遊戲規則——共產體製，這就是冷戰的實質。一開始，社會主義陣營相信所謂“物理性”（借用朝鮮當局的話）的對抗更容易見效，於是就有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用“民族解放戰爭”的邏輯解釋這兩場戰爭是很勉強的，北方打南方是“民族解放戰爭”，南方打北方不也同樣可以打著“民族解放戰爭”旗號嗎？所以，在解讀二戰、冷戰曆史時，最好把“階級論”暫時放在一邊）。現在看來，對中華民族來說，這兩場戰爭意義不大。尤其是在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曆了30多年之後，我們已經認可了二戰後形成的國際社會遊戲規則，而且獲得了很大成績，回過頭來在審視那兩場戰爭，真的意義不大。有人喜歡用所謂的地緣戰略解釋朝鮮戰爭，什麼“戰略屏障”、“唇亡齒寒”。但那是以反美、反西方為戰略前提的，問題是，我們真的一定要反美反西方嗎？不錯，我們信奉社會主義，並且要堅持社會主義，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信奉社會主義就一定要反美嗎？堅持社會主義就一定要跟美國、跟西方勢不兩立嗎？很長一個時期，我們把社會主義當作了區別敵我的政治標準，當作瞭解放全人類的終極目標，當作了一種戰鬥武器，上世紀50至70年代就是這樣的。這是對社會主義的一種曲解。
說到這裡，我覺得有必要探究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當我們說起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時，事實上是在對如何實現資本和勞動的利益平衡作出一種選擇而已。資本主義是一種選擇，社會主義也是一種選擇。當然這裡的前提是，承認資本存在的合法性。以前我們是不承認的，認為社會主義就必須跟資本“作最徹底的決裂”，但曆史已經證明，人類社會不能沒有資本，資本為勞動創造條件和機會，沒有資本，現代意義的勞動也不存在。當然，也因為有了勞動，資本有了增值的可能。資本為勞動創造條件和機會，勞動為資本增值提供可能，這都必須通過市場來實現。好，現在我們來看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區別究竟在哪裡。毫無疑問，資本主義的基本邏輯是：以資本為出發點，通過為勞動創造機會，生產出各種社會消費品出售，最大限度地賺取利潤以實現資本增值，最後的落腳點還是資本。從資本到資本，大眾消費市場不過是資本賺取利潤的一個中間環節。但有趣的是，資本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必須讓更多的民眾加入到消費市場中來，也就是說，必須要讓民眾買得起各色消費品，大到房子、汽車，小到毛巾、肥皂，還有各種文化產品，如電影、電視劇、文學、繪畫等等。所以聰明的資本家願意從高額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作為勞動的報酬給了勞動群體，時刻誘導勞動群體購買各種消費品，把給勞動群體的錢又賺了回去。資本在追逐利潤的同時，客觀上——請注意，僅僅是客觀上，而不是主觀上——為大眾消費提供了豐富的商品。於是就有人認為，這樣的經濟模式已經很好地解決了資本與勞動的利益矛盾。這就是資本主義。那麼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是把勞動群體當作出發點，有意識地鼓勵資本為民眾多創造就業機會，有意識地——是主觀上，而不僅僅是客觀上——增加勞動群體的報酬，有意識地讓更多民眾能夠加入到消費市場中，有意識地為民眾擁有更多的財富創造政治、法律和社會的條件，最終的落腳點還是勞動群體的福祉。從勞動到勞動，中間環節，如投資、開廠、生產、銷售、消費……幾乎跟資本主義的邏輯一樣。正如鄧小平所說：社會主義也需要市場經濟。所以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的區別，隻是在出發點和落腳點上的不同。事實上，當資本主義發展順利時，僅從過程來看，跟社會主義沒有什麼兩樣。隻有到了危機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兩者的區別就比較明顯了。今天發生在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機，資本主義的解決方案，就是保護資本，犧牲勞動。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就不應該是那樣的了。因為人類社會既需要勞動，也需要資本，勞動跟資本並不是勢不兩立的，所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兩種邏輯也不是勢不兩立的。事實上，今天在世界各國，資本主義邏輯中也含有社會主義因素，社會主義邏輯中也含有資本主義因素。我們堅持社會主義，但並不排斥資本主義因素。我們不會強求別國也按照社會主義邏輯行事。社會主義是對內的一種政治訴求，而不是對外的一種政治訴求。當我們將社會主義作這樣的一種新詮釋時，中國威脅論就可以消除得差不多了吧！（笑聲）總之，社會主義是而且隻是一種對內的政治訴求，不能將它作為對外的政治訴求。很長一個時期，我們黨是將它作為對外政治訴求的，不僅用來對付“美帝”，而且還用來對付“蘇修”。
我們習慣於將社會主義的政治訴求，直接延伸為對外戰略構思，延伸為軍事部署，延伸為戰爭。這是一種極其危險的思維方式，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這一曆史教訓我們應該記取。因為我們熱衷於將政治訴求延伸為戰略構思，延伸為軍事部署，乃至延伸為戰爭，我們義無反顧地參與了冷戰中的兩場熱戰，一場是朝鮮戰爭，另一場是越南戰爭。這兩場戰爭的對手都是美國。對這兩場戰爭做認真的反思，這是我想著重談一談的。如果將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改造舊世界”的目標，那麼熱戰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就是社會主義陣營打著“改造舊世界”的旗號進行的，至少我們中國黨是這樣認為的。那時叫“盡國際主義義務”，寧願犧牲自己，也要幫助社會主義陣營實現“改造舊世界”的偉大使命。但實際情況卻遠不是這樣。二戰後，在朝鮮半島和印度支那都出現了一個國家南北分割的局麵。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蘇聯通過二戰所形成的巨大影響力。南北分割是有協議的。條件成熟了，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統一不是沒有可能。但蘇聯卻等不及了。這裡存在兩個因素。一個是蘇聯自身的直接的戰略利益需要。另一個則是蘇聯對剛成立的新中國，存在深刻的不信任，它需要有一種戰略態勢，就是讓中國跟社會主義陣營之外的世界隔絕，最好是處於一種敵對狀態，以此牽製中國。緊挨著中國的朝鮮和越南，恰好可以被蘇聯所利用。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站在正常國家的立場，這兩場戰爭毫無必要。而且實事求是地說，戰爭的結果，弊大於利。戰爭將中國不僅置於美國的對立麵，而且還置於聯合國的對立麵，那時的新中國，幾乎在跟整個世界對抗。對抗就必然遭到封鎖、禁運，而且時間竟然長達數十年之久。對一個有著五、六億人口、近千萬平方公裏國土的大國，這是一種極其罕見的外交境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讓中國白白損耗了兩千億美元的社會財富，就是這兩場戰爭，讓中國成為真正的一窮二白！更嚴重的是，這兩場戰爭，惡化了中國周邊的態勢。因為跟美國對抗，跟聯合國對抗，使中國失去了二戰同盟國地位，失去了享有二戰勝利成果的機會。今天釣魚島問題的形成，固然有日本渾水摸魚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我們自己沒有把握住機會。如果我們很好地繼承、並珍視民國政府的二戰遺產，不要徹底破壞跟美國的同盟關係，與美蘇冷戰保持距離，那麼今天的東亞戰略態勢，將一定是另一種局麵。沒有朝鮮戰爭，朝、韓的關係也不會像今天這樣糟糕；美、中、俄、韓、朝五國聯手，維持對戰敗國日本的遏製，這顯然對中華民族最為有利。中國即使不能將琉球收為己有，也可以設法恢復琉球國，如此，哪還會有什麼釣魚島問題？今天，除了釣魚島問題，朝鮮問題也是很棘手。坦白地說，朝鮮已經不是一個正常國家。任何國家，通過正常途徑、正常方式跟朝鮮打交道，都行不通。我們不主張用武力去解決朝鮮問題。但是如果國際社會不作為，朝鮮的不經意崩潰，必將殃及鄰國。我們要做好準備，要使用必要的武力，防止朝鮮危機外溢。今後的世界局勢，顯示一個跡象，是美國在代表世界的主流，而蘇聯以及現在的俄羅斯並不代表。
所以，中美關係和中（蘇）俄關係有著根本的不同，中美關係是世界級關係，而中俄關係隻是地區級關係；中美關係能夠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而中俄關係卻無法產生這樣的影響……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被大多數國家所接收……而俄羅斯（前蘇聯）卻無法推出能夠被世界大多數國家接收的國際秩序……我們黨在處理國與國關係和處理意識形態問題兩者之間，思想上是有過迷茫的，走過很大的彎路。我們不及美國，也不及俄羅斯（前蘇聯），在很長一個時期，我們黨是就將處理意識形態問題，置於處理國與國關係之上的。在領土、領海問題上，有過將民族、國家利益，服從於所謂的“反美大局”、“國際主義義務”的做法。現在看來，問題就產生了，造成極大的被動，美國也有意識形態的考慮，但它能做到維護國家利益與維護自由理念的統一。世界上多數國家，相信美國維護自由是真誠的，同時也相信美國維護國家利益是堅決的，蘇聯不一樣，它是借維護共產主義理念之名，行維護國家利益之實，而我們在很多情況下，卻是隻要維護理念，不顧國家利益、不顧民眾利益。
我們黨長期的一個應對美國的精神狀態，就是寧願自己日子不好過，也不讓美國日子好過。這是中國傳統農民、街痞的思維方式，要不得。是我們自己將大西洋憲章的精神遺忘了，民主自由、公民自由、交往自由，我們也是很需要的。我們黨內有不少同誌，總認為搞好跟美國的關係，是對美國的屈從，是右傾機會主義，是投降主義，是賣國。這是站在狹隘的小集團立場上形成的思維。毛澤東時代這樣的思維很普遍，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到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這樣的思維就行不通了。鄧小平顯然是主張跟美國改善關係的，而且，也正是在鄧小平時代，中美正式建交。改革開放的幾十年，幾乎可以說就是跟美國關係改善的幾十年。看看這幾十年我們取得的成績，應該是很有說服力的吧。顯而易見，改善跟美國的關係，事實上就是改善跟世界的關係，就是改善我們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國際環境，就是為中華民族、廣大人民創造獲取巨大利益的機會。何來屈從、右傾、投降、賣國？！
我有一點感到很是擔憂：為了實現主義，為了顧全大局，我們常常需要一些正麵的宣傳，這不免造成對曆史的歪曲，“抗美援朝”就是這麼一個因正麵宣傳需要而造成的歪曲曆史的典型……我們在大肆宣揚抗美援朝的時候，並同時對其他渠道的信息進行嚴密封鎖，這使得我們的人民根本無法知道朝鮮戰爭的全貌，隻是相信我們的說法，以至於數億人被蒙蔽了數十年之久，這讓我們的糾正工作進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以至於一旦真相被揭示，民眾不免要受到巨大傷害。
四、今天，現代國家武裝力量的體製和使命。
現代國家，無疑應該是民主國家，是實行民權體製的國家，也就是民權時代的國家……現代國家的武裝力量，它的體製和使命，自然有著不同於以往的地方。先說說體製。一個國家的武裝力量，其不同的體製，體現了不同的性質。關於軍隊國家化的說法和要求，應該有很長一個時期了。我們黨對此的基本做法，就是不予理睬。早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我們黨的任務就是要推翻它。鑒於中國政治的特殊情況，迫使我們黨不得不建立並保持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中國政治的特殊情況是什麼？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們黨特別是毛澤東同誌，是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來詮釋它的，這也是我們黨堅持階級鬥爭理論的內在需要。因此，在國內戰爭期間，搞所謂“聯合政府”，搞所謂“軍隊國家化”，都是不現實的。這一點，我們黨特別是毛澤東同誌心裡完全清楚。事實上蔣介石國民黨心裡也是完全清楚的。所以內戰不可避免。我們黨在抗日戰爭期間，就準備打一場內戰了。實事求是地說，內戰不是一家能夠發動的了的。國民黨即使一時不打我們，我們也會設法打它的。抗戰以後的東北地區爭奪，就是我們黨先發動的。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有了東北根據地，即使其他根據地全部喪失，中國革命一樣能夠成功。”所以，內戰期間，軍隊國家化根本不可能。毛澤東時代這個問題難以解決……鄧小平時代，不是沒有考慮，但事實上也還是時機不成熟……到了胡錦濤擔任總書記時期，提出來和諧主題詞，是有很深的含義的……，表明我們黨今後不再用階級鬥爭理論指導國家事務，而是用和諧思想取代階級鬥爭理論。我們黨不會公開表明放棄階級鬥爭理論，但是實踐中，會更多地用和諧思想取代它。和諧，體現在政治上，就是表明不同的政治派別，沒有階級差別，隻有利益訴求不同。不同的政治派別，隻是代表社會不同的利益群體，而社會中每一個利益群體，都享有自由表達自己合法或合理利益訴求的權利。不同的利益群體，自然會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不同利益訴求的矛盾，不是階級矛盾，隻是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不是靠階級鬥爭，而是靠製定公正的法律。公正的法律如何產生？靠全體國民共同參與討論。國民參與討論也有法可依。這樣，國家除了那些嚴重觸犯法律的罪犯外，沒有階級敵人，沒有所謂“反革命集團”。國家機器對內，隻是維護國家依法對一些罪犯執行製裁，而不再是所謂“階級鬥爭的工具”、“鎮壓的機器”了。顯而易見，這樣的和諧思想，要比動輒掀起“三大”、“五大”政治鬥爭的做法得人心，沒有人會因為各種政治鬥爭，而感到壓抑，當然也就有利於發展經濟，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一個能夠實現社會和諧的政府，本質上就是一個聯合政府，即使這個政府隻是由一個政黨領導。當和諧思想成為一個國家全體國民的共識、並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付諸實施時，所謂“軍隊國家化”的條件也就成熟了。我們黨自信在一個社會和諧的中國，即使軍隊國家化實現後，其執政地位依然不可動搖。我們黨執政，不再靠“階級優勢”，而是靠“能力優勢”。今天的中國，沒有哪一個政治派別的能力能夠超過我們黨。我們黨的這一優勢，至少還可以保持50年。領導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不是能力最強的政黨當然不行。一個最有能力的政黨，領導一個為全體國民服務的政府，營造一個和諧的社會，這就是我們要的中國。我們黨不是沒有問題，一些幹部的嚴重腐敗就是問題之一。腐敗就是觸犯法律，反腐敗就是依法製裁犯罪分子。我特別要強調的是，我們黨今後絕不再搞什麼“打倒某某反革命集團”之類的所謂“路線鬥爭”。黨內幹部，從最高層次到最低層次，誰違反法律就製裁誰。國家軍隊的使命，執行的應該是全體國民的意誌。這是毫無疑問的，否則，就不成其為人民軍隊。那麼，今天中國全體國民的意誌是什麼呢？一是全麵發展，二是社會公平。全麵發展，就是不僅經濟要發展，政治要發展、文化要發展，社會各方麵都要發展。社會公平就是國家的總體利益分配，在勞動、資本和政府三者之間，應該有一個合適的比例。今天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分配不公和環境汙染。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黨意識到經濟發展的遲緩，是國家全麵發展遲緩的病根。因此將經濟發展放在了首位。為了經濟發展，必須搞好跟世界的關係，尤其是要搞好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關係。這是當初全體國民的意誌。應該說，我們的軍隊很好地服從了這一意誌。那麼今天改革到了全麵發展和社會公平的階段，我們國家的全體國民意誌是不是改變了？沒有。今天，我們不僅要改善跟文明世界的關係，而且要融入整個文明世界，讓我們中國成為整個文明世界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改善跟文明世界的關係，給我們國家和全體國民帶來巨大的利益，融入文明世界。必將使我們的國家，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進而成為文明世界的極其重要的一員。
我們國家的軍隊理所當然地要服從這樣的國民意誌。融入文明世界，我們就必須走向海洋。中國的長期與世隔絕和落後，是曆朝統治者拒絕海洋的結果。這種局麵，必須在我們這一代徹底打破。紀實政論片《河殤》，表達的正是這一思想。這應該肯定。今天我們國家的海運量，已經佔到世界海運總量的近20%。到21世紀末，中國的海運量，將會達到佔世界的40%。超過美國。文明世界就是靠海洋連結的。各國海軍，就是文明世界最強大的的保護神。無論當年的英國、日本，還是今天的美國，都無不依靠強大的海軍，維繫著與世界的聯繫。長期以來，中國海軍的發展極度遲緩。一般國家軍隊實力的順序是海陸空，美國是海空陸，而中國則是陸空海。現在，是應該將這一順序倒過來的時候了。我們發展海軍，不是要像100多年前的日本那樣去與英國、美國爭奪海洋霸權。我們的宗旨隻是：在遵守國際海洋現有秩序的前提下，首先是維護自己國家、其次是參與維護世界各國的海運安全。文明世界各國的海軍力量聯合起來，隻是將挑戰國際社會的海洋航運秩序的海洋力量——包括個別國家的海軍以及海盜及其他恐怖分子——當做敵人。我們要成為海洋大國，一直是我們的夢想，以前為什麼無法實現，一是我們的力量弱，根本問題在於我們跟美國對立多年，美國是今天世界最為強大的海洋大國，又是國際規則的主導國家，發展前沿國家……上一節已經說了，反美戰略根本上就是一個錯誤，把國家的發展前途，建立在這樣一個錯誤的戰略前提上，是極端不明智的。中國要想成為真正的海洋大國，就必須搞好跟美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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