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思
海外遊子
樂善人家
昨天終於撥通了鄭姨家的電話，我所擔心的事果然發生了，鄭姨的愛人--熊叔五天前去世了，享年74歲。怪不得這幾天，我幾次打電話想給他們個節日問候，一直都沒人接， 我的心就懸了起來。 熊叔因心髒病，四年來進進出出醫院好幾次。（聽說，在高原長期工作過的內地人，到老了，很多都心髒有問題）他人消瘦了許多，本來的三項愛好，抽煙， 打麻將， 吃肥肉， 也全因這病給斷了。 從電話中，我聽出鄭姨的口氣比較平和，也就放心了。麵對生老病死，我和鄭姨的觀點一樣，即是唯物主義又是唯心主義，人生在世，我們認為要活的好，活得自在，要有質量， 似是唯物主義； 人不在了，我們又相信，好人自在天堂， 這又像是唯心主義。我看應該算是實用主義吧?
我和鄭姨一家相識在文革時期，那時我父母從北京下放到邊遠的麻瘋療養院，地處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 鄭姨也因為出身問題被從甘南的首府—合作下放到了療養院。因為我從北京來，要到合作去上高中，可療養院離合作有240裏，所以我需要在合作找個住處，熱心的鄭姨就主動攬了這個“麻煩“。
鄭姨是個護士，老家在河南，解放初，響應國家的支邊號召，來到了甘南。她說話，幹事兒都是個幹脆，麻利快， 而且是個熱心腸。家住在州委宿舍， 街坊四鄰的誰家有病人，打個針，吊個瓶子都少不了跑來找她幫忙，她是有求必應。合作是個巴掌大的地方，久而久之，遠近都知道有個熱心助人的鄭鳳娥。
熊叔是個湖南出來的苦娃子，早年隨解放軍進藏，就留在了州委作機要工作。 他為人忠厚老實，沉默寡言, 人稱熊老蔫。 我先在他家住了兩年，然後是常來常往，前前後後加起來有三，四年， 算了算， 總共聽他說話沒過百句！但他做的事兒，無論是對家人還是對外人都讓你感到他的心是熱乎乎的。
那年月的民風可不像現在，老百姓崇尚的是好人品，欣賞的是講信用，俗話說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 憑這兩口子的為人，那口碑在甘南是響當當的，走到哪，事兒都好辦些。我住在他們家，自然也就沾了光。
鄭姨一家五口，僅有一個兩間的小單元，住房一大一小，加上一間廚房。那時鄭姨常年住在療養院，熊叔就帶著三個孩子住大屋，說是大屋，其實也就隻有14-15 平米， 僅放一張加寬雙人床，一張兩櫃的寫字台。兩把椅子，一個臉盆架，就滿了。 兩個大孩子是男的，小偉，小波；一個小的是閨女，叫麗麗。 小偉那時隻有九歲，小波，麗麗依次差兩歲。為了我來，他們騰出了小屋，四口人擠進了一間房，擠上了一張床。天熱的時候， 屋裏人多不好受；天冷的時候那就更麻煩了，要生兩個火。我雖在兵團待過，但在東北是由老職工燒大炕，我根本沒侍奉過爐子。 一開始
鄭姨不在家，大家就都去州委的大灶（就是食堂）吃飯。州委分兩個樓，兩個灶，一個是州黨委的，一個是州政府的。這兩個灶都是機關幹部灶，對吃灶的人都有國家補助，熊叔一家勉強達標（因為小孩不是國家幹部）；我去吃就完全徹底地名不正， 言不順了。剛開始時還沒人說什麽， 時間一長，就有人提意見，大灶管理員不願意再賣給我飯票。我隻好讓熊叔出馬，替我買飯票，一個月在黨委灶吃，一個月到政府灶混，其實，人家也心知肚明。 有人就當著我的麵問過管理員：“這是哪個單位的？“，別忘了，在這灶上吃飯的人，可都是些州裏的頭頭腦腦，大灶管理員實在搪不過去，就說“他是老熊帶來的“， 這招還真靈，礙著鄭姨，熊叔的麵子，大家就隻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有了這麵“金牌“，我在州委灶上一吃，就是二年！
那時物質十分貧乏，但州委灶吃的好哇！粗糧少，細糧多，時不時的還有肉， 什麽吊爐火燒，加沙肉，蘇白肉，條子肉，腐乳肉，清湯牛肉，我都是在那兒第一次嚐到。 現在想起來還是馬上舌齒生津呢。兩個灶上的頭廚都去我國駐外使館服務過，您說那手藝能差嗎？ 每到年關，節日，州裏都要舉行招待會，別看那是邊遠藏區，各種瓜果梨桃，花生，核桃，棗兒的都能擺上桌。會一散，管事兒的就叫州委這幫孩子們進去“掃蕩“。小偉，小波總是把搶到的好東西先拿給我吃， 知道我是個大饞鬼（現在有了學名：美食家）。而我給他們的回報就是帶他們去洗澡（那時的洗澡可跟現在的不是一碼事兒啊！），請吃巧克力。
全州那時隻有一個洗澡堂子，是為了利用乳品廠的廢熱水。您猜猜那裏麵有幾隻澡盆？一共隻有四個！沒有大池。肥皂，毛巾全要自備， 設施不怎麽樣，價錢可挺貴，伍毛一人，北京的清華池那時才兩毛六。我到他家以前，他們從來沒進過澡堂洗澡，現在往澡盆裏那麽一躺，熱水這麽一泡，再搓搓身上的老泥，舒服得咧著嘴，哇哇亂叫！
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給他們吃從北京帶來的巧克力球，他倆全給吐了，說我騙他們吃中藥。說實在的，那年頭，糖少，奶油少，巧克力做的是夠苦的。
鄭姨一休假回家，熊叔就解放了，最起碼不用每個星期洗兩大盆衣服啦。熊叔特愛幹淨，進屋前，每個人都要用撣子渾身上下撣上一遍，方可進屋。屋裏家具是每天擦一遍，地是隨髒隨掃。鄭姨一回來，我的工作量也減輕了，所有的大件衣服都被鄭姨抓去洗了。尤其是那一年兩次的拆洗被，全家六，七床被，又拆，又洗，又縫，全是鄭姨包了，每次看得我頭都大了，特別是在冬天，那紮手，涼得鑽心的井水，把鄭姨的雙手凍得通紅通紅的。我看在眼裏，感動在心裏。
鄭姨在家，家裏的氣氛就顯然不一樣了，鄭姨愛說話，街坊四鄰， 親朋好友的都會過來過個話兒，擺一會兒龍門陣什麽的。家裏的飯也不去灶上打了，省些錢。鄭姨的拿手好戲可多了，臊子麵，揪麵片，烙薑黃（甘肅那邊的一種調料，黃色粉末，味比咖喱淡的多）發麵餅，還有燒瑪曲的黃河無磷魚。每當那黃騰騰，香噴噴，熱乎乎的臊子麵端上桌，再放上一點紅通通的油潑辣子，我們滿滿地“呷”（在當地就是“吃”的意思）上它一碗，然後出一身大汗，那舒服勁兒就甭提啦。湯足飯飽，熊叔就會點起隻煙，樂嗬嗬的吞雲吐霧起來，小偉，小波，也會唱著說：“飯後一支煙，賽過活神仙；飯後一口茶，我是神仙大（爸的意思）“，逗熊叔。
一九七七年，十月的秋風吹來了激動人心的喜訊：大學高考恢複了。我人生最重要的轉折點來臨了。當時，我父母已經調回北京，鄭姨也回到了合作州醫院。我人仍屬甘南農機廠，但借調到州博物館搞攝影已有一年。館長姓張，他雖沒上過大學，但對知識分子很器重，也是鄭姨和熊叔的老朋友。 他積極支持我們年輕人考大學， 讓我們停工，脫產，專心複習。為了生活方便，我又搬回了鄭姨家。 有了單位領導的大力支持，又有了鄭姨後勤的頂力相助，我開足了馬力複習起來。聽說在200 裏外的幹校，有一位下放來的蘭大數學教授，水平很高，我和兩個一起複習的同事就帶著問題跑到哪去求師 。 時間過得飛快，一轉眼，離考試的日子隻剩三天了。我們要殺回合作準備應考。 此時天公卻為難起我們，下起了鋪天蓋地的鵝毛大雪，公交長途車停開了， 我們隻好到公路上去搭順車。雪天，車少，我們攔了一輛又一輛，嗓子都喊啞了，也沒有一輛車停下來。那年頭，車少，司機可牛了，還普遍有個壞毛病，見到年輕漂亮的女孩，就會主動停車； 見到老爺們兒，就狠踩油門，轟的一下飛馳而過。慘啦！ 我們這次是三個大老爺們兒，攔個車真比登天還難！頭一天，就這樣浪費過去了。
第二天，雪停了， 天剛一擦亮，我們就爬起來，衝上了到公路，結果又是重複著跟昨天一樣的經曆，忙活了一早上，還是徒勞無功。正當我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的時候，突然，不遠處，來了一輛拉木頭的卡車，拐彎時，車上的幾根大木頭被甩了下來，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啊，我們如見到了救命的菩薩，趕緊跑了過去，上趕著幫著往車上抬木頭。 為了能感動司機，搭上這輛車，我們三人使出了吃奶的力氣，“ 一，二，三，上“，“一， 二，三， 上“；高原的臘月，天寒地凍，我們脫去了棉衣，還是出了一身透汗。功夫不負有心人，花了兩個多小時，我們終於把所有掉下來的大木頭裝上了車，打動了司機，答應拉我們回合作。駕駛室裏已是坐滿了人，我們隻好坐到大木頭堆上。車一開，風巨大，穿透了棉衣，穿透了我們被汗浸濕的內衣，凍得我們上牙打下。 就這樣我哆哆嗦嗦地回到了合作，到家就發燒了。
這下可把鄭姨，熊叔給急壞了，二十四拜都拜了，就差這最後一哆嗦了，要是這臨門一腳折了，那可怎麽了得！趕緊打針，吊瓶子一起上。幸虧，鄭姨的及時治療，我才得以按時參加了高考。不然的話，我現在還不知道在哪呢？
考試僅兩天，眨眼間，過去了。接下來，是度日如年的等待。 熊叔的任務又來了，因為他跟教育局南局長很熟，鄭姨就派他去做包打聽。那時甘南的通訊極其落後，連局長家裏都沒有電話。熊叔就隻好隔三差五地去南局長家，看看局長什麽時候能把考試成績從省會帶回來。按當時的政策，一切有關高考成績，錄取的信息都要保密，不能事先透露，可在中國，哪有政策，哪就一定會有對策，熟人好辦事兒。終於有一天，熊叔麵帶喜色地走進家門， 他回手關上門，還是沒說話，塞給我一張紙條兒，我打開一看，上麵寫著我報的第一誌願大學的名字。我一下子明白了，高興地跳起來，高喊“考上啦!
一晃，三十年過去了，猶如彈指一揮間。我回國時，曾兩次去甘肅看望他們，小偉，小波，麗麗都已成家立業，有了娃，鄭姨，熊叔也一步一步地走向老年。看著他們逐漸衰老的身影，想起當年我第一次走進他們家門時的情景，我總會捫心自問，要是現在冷不丁的在我們家擠進一個，非親非故，素不相識地二十歲的大小夥子，我能願意嗎？我能受得了嗎？我的感覺會是什麽？在當今中國那種“拜金“的世風下，好像什麽都能用金錢買到，不知鄭姨家對我這份情，是個什麽價？
望熊叔一路走好，天堂就座!
祝鄭姨身體健康，壽比南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