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的國家，刁民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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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人的國家，刁民的江湖

剛剛過去的十一月份在美國發生了兩件大事，非常形象生動地勾勒出了當下美國的政治生態和遊戲規則。

（一）

      十一月四日的中期選舉被不少媒體直截了當地稱為“battle of billionaires”億萬富翁間的對決，大富豪們豪擲約40億為自己心儀的候選人造勢拉選票。民主黨的支持者Tom Steger 掏了7300萬，前紐約市長Bloomberg 花了2000萬為他們的黨派搖旗呐喊。Koch 兄弟放言要籌集3億美元幫助共和黨掌控參議院。

      金錢在選舉中的威力是顯而易見的。McConnell (5000萬) vs Grimes (2500萬)， Tillis （1370萬）vs Hagen （260萬), Gardner (1800萬) vs Udall (400萬), 比較比較各自的籌碼，鹿死誰手，毫無懸念。

      既然金錢能換來政治地位，那些當選的政客自然會對金主們感激涕零，不顧廉恥地隨著富人們的笛聲翩翩起舞。哥倫比亞大學的薩克斯教授把美國的這種製度稱為 plutocracy，他在選舉結束後馬上撰文說：這是一場來自兩黨的億萬富翁間的較量。他指出美國的政治體係正在齊心協力非常有效地為富人中的富人群體服務。

      富人們為選舉投入了成千上萬的真金白銀，他們從這個製度中獲得的回報更為可觀。華爾街大鱷們的無恥貪婪造成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當草根們勒緊褲帶渡難關時，政府很快通過了救助華爾街的法案，把大把的鈔票奉送給那些富得流油的肇事者。草根們還在危機中苦捱，富豪們早早地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好時光：更低的稅負，接近零的利率，利潤豐厚的聯邦合同，飆升的道瓊斯。索羅斯巴菲特們看到自己的財富一個勁兒地飛漲，自己都覺得怪不好意思的，埋怨政府過於照顧這些有錢人家了。草根們最關心的就業，住房，醫療和教育等問題，都不是參選人感興趣的主要話題。

      美國的有識之士一直都在努力阻止把經濟上的不平等轉化為政治上的不平等，通過各種立法把富人和金錢對選舉的影響控製在一定的範圍。強勢的利益集團和他們的代言人則以捍衛“言論自由”為武器，千方百計地要衝破這些規則對他們的束縛。McConnel 為代表的共和黨右翼引用“憲法第一修正案”，把公司宣傳和個人言論自由攪合在一起，認定不能限製公司在選舉中為宣傳付出費用。經過多年的奮鬥，經過多次挫折，他們在2010年終於有所斬獲：最高法院通過一項裁決，幾乎廢除了過去大多數對巨額政治捐款的主要限製。

      金錢這個怪獸一旦脫離牢籠，就會到處興風作浪。金錢的猖獗在這次中期選舉中已經出現端倪，如果不對此作深刻的檢討和改革，美國的政治文化和民主製度將逐步走向劣質化，民主將越來越成為有錢人的遊戲，自由不過是富人的自由，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這些批判在美國可能會變為現實。

      在這個去宗教化的時代，人們的宗教情懷日趨淡薄，知足感恩謙卑節製不再是人們心中的美德。所以，對許多人津津樂道的美國民主製度的自我審視和自我修正能力，我感到越來越悲觀。

（二）

      弗格森事件有兩個階段。8月份黑人青年Mike Brown被白人警官擊斃，黑人民眾就開始上街抗議。11月底大陪審團作出不起訴涉事的威爾遜警官的決定，馬上引爆了大規模的抗議和激烈的暴力事件。

      近幾十年來，美國發生的大規模群體暴力事件都是黑人唱主角。自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平權運動以來，馬丁.路德.金為黑人編織的夢逐漸變為現實，黑人也成為美國社會一個特立獨行的群體，他們用特殊的方式爭取和維護族群利益，生長為美國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活中一道奇異的景觀。他們最貧窮，失業率最高，最具有暴力傾向，犯罪率最高，在草根的江湖中，他們是最不安分的族群；同時，他們已經成功地融入了所謂的主流社會，比其他少數族裔更深刻地領悟和更有效地踐行著美國的政治和社會遊戲規則，他們享受著最多的社會福利和政策優惠。

      有人在抗議集會時，打出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標語。其實，美國黑人的命不僅是命，而且是非常珍貴的生命，已經貴為合眾國的總統，貴為國務卿，貴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黑人在美國政壇上的晉升已經突破了各種天花板，他們的輝煌隻遜於英裔白人這個族群，不僅令亞裔，斯拉夫裔，拉丁裔難於望其項背，也使來自歐洲大陸的各白人族群相形見拙。

      據此，我們可以這樣解讀：(1). 曾經的主流社會不僅在法律製度領域承認了黑人的主流身份，而且在文化心理這一更深刻的層麵接受了黑皮膚的人擔任國家元首。黑人已經不是美國社會的邊緣人，他們是主流社會的組成部分，他們在語言，宗教，教育背景，思維和行為方式上已經和主流社會融為一體。(2). 黑人在上流社會的成就和地位是和他們在草根江湖中敢於夢想，敢作敢為分不開的。他們在江湖遊戲和街頭抗爭中獨領風騷，這也是黑人權利和地位的一個重要來源和支撐。所以，我們看到，弗格森暫時平靜了，紐約的黑人又出事了，紐約的黑人民眾又上街了。

      如何定性弗格森事件，是公民抗命？還是騷亂打砸搶？這個問題不能回避的，政府不能裝聾作啞。

      美國人對“政治正確”特別敏感。隻要涉及黑人猶太人，政客們總是謹言慎行三緘其口。無論如何，政治不能淩駕於法律之上，不能為了政治正確而犧牲法治的公平正義。在現代社會，“沒有法治，就沒有自由”。一旦有人擁有了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的自由，就意味著其他人本應受法律保護的自由遭到了侵犯。對法製的公開蔑視和踐踏可以不受懲罰，是對遵紀守法的良民的肆意羞辱，是在鼓勵刁民們的胡作非為。

      弗格森事件不是一個“種族歧視”的標簽就能解釋清楚的。警察濫用和過度使用暴力，是廣受詬病的話題。引發最近的騷亂的大陪審團的決定，是完全符合程序正義和司法公正的。陪審團成員判斷案件的依據隻能是事實，盡量還原事實，而不是為了求得道德的平衡，不能屈服於權勢和輿論，也不能屈從於對社會後果的預期，更不能屈從於江湖規則。對陪審團成員的種族比例的質疑，本來就是以“歧視”的眼光來尋找歧視的根據，難道陪審團成員是否公正，取決於他們的膚色？黑皮膚是公正的化身，白皮膚就注定不會主持公道？

（三）

      西方文明的基石是建立在人性惡這一推論上的，個人主義是西方文明區別於其他文明的一以貫之的最明顯的標誌。霍布斯聲稱，初民的草莽時代，“人對人像狼一樣”，社會生活就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亞當.斯密認為，每個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努力，經過市場的整合，轉化為社會利益的最大化。西方文明發展的動力不是來源於“溫良恭儉讓”，不追求個人的幸福不維護個人的權益是不道德的，是不符合社會公義不利於經濟發展的。

      美國社會最活躍的兩個團體，一是最頂層的富人集團，一個是下層屌絲中的刁民集團。他們憑借自己的特長積極地參與社會和政治生活，所以他們也最具有影響力，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上，相比較於他們的社會貢獻，他們占有的份額最大。富人集團揮舞金元大棒，呼風喚雨；屌絲刁民靠著胳臂粗敢舍命，在江湖裏興風作浪。
    
       在社會資源和供給相當穩定的狀態下，他人的多吃多占，就意味著有人得少吃少占。譬如加州的拉丁裔要在大學新生裏占更大的比例，華人的子女在申請時就可能受到排擠。

      在弗格森事件中，我們看到了布朗父母對警方過度暴力的質疑，看到了黑人民眾的憤怒，看到了流氓刁民在暴力搶劫和焚燒時的狂歡，聽到了威爾遜警官的自我辯解，看到了奧巴馬之流的無原則與和稀泥，但我最想聽到的是那個被布朗像拎小雞一樣掐著脖子的店主的聲音，還有那些房子被砸被搶被燒的業主的聲音，獨獨這些被刁民們欺詐的人“被沉默”了，他們的聲音缺位了。請問，這些人的權利，自由和正義在哪兒？

      其實，我們大多數華人的身份就是這位“店主”，辛辛苦苦工作，老老實實納稅，財產被無緣無故地盜竊，生命常常遭到刁民們的威脅。我們以為來到這片自由的樂土，就自然而然地享受著公平，正義，平等，博愛等等普世價值。但是，理想和現實總是存在差距的。這些普世價值是誘人的燈塔，散發著絢麗的理想之光，照亮了我們前進的航線。但理想的實現並不是天上掉餡餅，而且也不是一勞永逸的，需要我們積極追求和悉心嗬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