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帶5美元換回2700萬美元: 中國航空武器出口第一單

中國航空武器出口第一單

1979年5月2日和5月3日，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和埃及空軍在開羅簽訂了兩個合同，中國向埃及出口殲6型飛機44架、殲教6飛機6架、渦噴6發動機220台、渦噴8發動機28台，還包括備件供應和發動機的修理，總成交額為1.67億美元。這是中國航空工業第一次向國外賣飛機，是航空工業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一個重要轉折點。

1954年7月，我國就製造出了第一架飛機，為什麽在25年之後才開始出口飛機呢？

我們不當軍火商

20世紀50年代，在我國開始建設國防工業的時候，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我們不當軍火商。在這種思想指導下，1978年以前，我國的對外軍事援助都是無償的，即經費由國家負擔，援外項目由國家下達任務，各有關單位負責執行。航空工業的對外無償援助始於1958年，前後20年中，曾向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巴基斯坦、孟加拉、柬埔寨、尼泊爾、埃及、讚比亞、坦桑尼亞、蘇丹等16國提供了10種飛機共1153架，還有多種發動機和航空零備件；向其中3個國家提供了少量海防導彈和空對空導彈；還幫助其中5個國家建設了飛機修理廠。

我國的對外援助與其他許多國家不同，真正體現了國際主義精神。其主要特點：一是不帶任何附加條件；二是提供自己最好的產品、設備和器材；三是保證受援國人員充分掌握使用和維護技能；四是援助建設的工程項目投資省，見效快；五是受援方在使用中如發生重大問題，我方繼續無償幫助解決；六是派往受援國的技術人員素質好，不需提供特殊待遇。航空工業係統的廣大職工克服重重困難，努力完成了各項援外任務，得到當時各受援國政府和人民的讚譽。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以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為例，可以了解當時的援外情況。從1961年開始，阿爾巴尼亞同蘇聯的關係惡化，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中國從各方麵支援阿爾巴尼亞，把它視為“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兩國的友好合作關係十分密切，當時被譽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1964年至1966年，周恩來總理曾三次訪問阿爾巴尼亞。阿部長會議主席謝胡於1966年和1967年兩次訪問中國。

從1962年至1970年的9年裏，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的飛機有殲6、殲7、初教6、殲教5、直5、轟5和運5等7種飛機共167架，還有活塞7、渦噴6兩種發動機共71台，以及各種航空零備件。

1964年初，根據阿爾巴尼亞政府的請求，中國政府同意無償援助建設飛機綜合修理所，由我國航空工業部門承擔建設任務，建築工業部門協助。該飛機綜合修理所的建築謾頡蟎為4983平方米，設備總數為1261台件。1964年7月開始籌建，由中方承擔工程設計。1966年4月動工，中方負責指導施工。1967年11月開始試生產，中方負責提供技術資料及第一年試修用的航空器材，並派專家指導。1969年5月竣工，兩國政府簽署了該項目“投產紀錄”，確認達到了原設計要求。

從籌建飛機綜合修理所開始，曆時5年，中方共派出6個專家組共51人。建成後可承擔米格-15、米格-17、米格-19、伊爾-28、米-4等7種飛機的中修任務，包括機體中修、發動機檢修、成品和特種設備的檢修、試驗和排除故障。每月的修理能力為1.5~2架。該修理所投產後，阿爾巴尼亞的領導人曾前往視察，並讚揚中阿友好合作。其空軍司令奧哈利說：“關於建設修理所，過去我們找過蘇聯，他們說沒有必要建所，缺備件就向蘇聯訂貨。這次我們向中國提出，中國真心實意地援助了我們”。
1968年2月，阿爾巴尼亞政府又向中國政府提出，在上述飛機綜合修理所的基礎上擴建為大修廠。1969年5月，在修理所竣工時，兩國政府又簽訂了《中國無償援助阿爾巴尼亞將現有飛機綜合修理所擴建為飛機大修廠的議定書》。此項工程由中國空軍後勤部承擔建設任務，航空工業部門隻承擔協作任務。

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飛機的同時，也給予相關的附加援助。例如，1963年援阿9架運5飛機，分拆成大部件通過海運到達阿方後，第一批3架由中方人員組裝；第二批3架由阿方人員組裝，中方人員檢查；第三批全由阿方人員負責。中方工作組培訓了阿方人員，傳授了組裝和試飛技術，還幫助他們將機庫改建為運5飛機修理車間。工作結束後，阿領導人巴魯庫和謝胡接見了中國工作組，並贈送錦旗表示感謝。

看來不當軍火商不行了

1978年，鄧小平同誌多次聽取軍工部門和航空工業領導的匯報，他指出：飛機發展的途徑要包括引進外國先進技術，要引進科研手段，要多派一些人出國留學。當時，一些接受過我國無償援助的國家繼續要求我們提供軍工產品。同時，軍工行業在考慮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時又極缺外匯。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同誌說：看來不當軍火商不行了。1979年1月2日，中央批準對外軍事援助由原來的全部無償援助改為收費、以貨易貨和無償援助三種方式。1月3日，王震副總理即召集國防工業各部門會議，明確提出各部應積極出口產品，所收外匯原則上歸各部自己使用。

1979年1月18日，航空工業部黨組根據上述精神，決定成立外事領導小組，由段子俊副部長任組長，陳少中副部長負責日常工作；並上報成立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1月21日，王震副總理即批示“同意”。從此，中國航空工業開啟了出口創匯的新時期。

萬事開頭難

如何抓住機遇，找準突破口？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簡稱中航技公司)負責航空產品出口的工作人員，經過多方麵的分析研究，認為隻有麵向第三世界，麵向與我國友好並曾經接受過我國無償援助的國家，麵向與蘇聯關係緊張、又同西方關係不緊密的國家。

當時正逢第三次中東戰爭結束不久，埃及軍隊收複了西奈半島，取得了重大勝利，同時其空軍急需補充新的裝備。埃及同蘇聯關係惡化，兩國廢除了友好條約，蘇聯撤走了全部專家，並停止向埃及提供軍需物資。埃及同我國一直保持友好關係，並曾接受過我國的無償援助。1979年1月，埃及政府正式提出要求我國提供幾種飛機、發動機和航空備件。同年2月，薩達特總統派圖哈密副總理為特使，前來中國洽談此事，鄧小平接見時表示可以賣給埃及飛機，為航空產品出口開創了商機。

中航技公司負責出口工作的人員，過去都是在計劃經濟的框架內搞外援、援外和技術合作方麵的工作，對出口外貿的業務很不熟悉。如何起草飛機出口合同就成為當時的一大難題，一些負責歸口統一對外簽合同的單位怕失去壟斷地位，不願提供幫助，隻得四處求教，多方尋找參考資料。聯係海運單位和運費問題，開始也碰了壁，對方板著麵孔說，沒有見到中央下發的關於允許哪一個工業部門自主出口軍用產品的文件，難以接待。

出國推銷產品需要用外匯，中航技公司的領導人趙光琛同誌親自到外貿部去找曾經共過事的部領導，該領導請一位主管副部長酌情借給。這位副部長則說：外貿部當前外匯很緊張，要想借上千美元，實在愛莫能助！

為了抓住埃及急需飛機的大好機會，沒有等到埃方關於洽談購買飛機的邀請信，就趁埃及民航主席於1979年2月底發來的邀請，請求派團赴埃及商談修理安-24飛機的機會，抓緊派出了以中航技公司副總經理劉國民為團長的7人代表團，成員有：沈陽飛機廠試飛站副站長錢家騮，成都飛機廠設計所副所長沈永元，西安飛機廠工藝室副主任伍力，沈陽航空發動機副總工程師黃建，中航技公司項目經理盧貴智，成都飛機廠翻譯劉明樹。行前，呂東部長囑咐：堅持要現匯，我們發展航空工業急需外匯，哪怕一個美元也是好的。

代表團帶著僅有的5美元外幣，於1979年3月15日抵達開羅，先由埃及民航安排住宿。但民航主席正在國外訪問，對下未作交代，對洽談飛機修理問題毫無準備。3月16日，民航總工程師隻是出麵應付了一次。代表團到達開羅後即向我駐埃大使姚廣、武官孫丕榮匯報了來意。武官處及時與埃及國防部和空軍司令部進行聯係。當對方得知中國航空工業代表團已到開羅，並且是為了落實圖哈密特使訪華時商談的事宜，立即把代表團接到另一個旅館居住，招待食宿，並派一名聯絡官陪同，配一輛麵包車使用。

談判中碰到的問題一個接著一個，如要求無償援助，嫌殲6飛機性能落後，價格問題，運輸問題，違約罰款問題，公司資信問題等等，必須一一麵對，逐個解決。
坦誠相對，副總統拍板

首先是埃及空軍要求急需給予無償援助，其空軍裝備部部長反複強調，在最近的中東戰爭中空軍損失巨大，希望這次仍無償援助，下次再改為有償貿易。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後麵的事情就無從談起。在此情況下，代表團知難而進，耐心地擺事實，講道理，推心置腹，坦誠相對。劉國民說：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看，中國不足300美元，埃及已超過1000美元。俗話說，富幫窮，萬裏行；窮幫富，沒有路。所以，我國政府把無償援助改為有償貿易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埃及人民通過英勇鬥爭奪回了蘇伊士運河的控製權，目前年收入已達10多億美元。如果有的發展中國家想提出無償通行，那也是不可思議的。我們的貿易方針是平等互利，遵約守信，我們的公司一定會身體力行。通過充滿說服力的交談，埃方朋友無不點頭稱是，並說：各位都是愛國主義者，為人處事理應受到尊重。此後，埃方在也不提無償援助了。

最大的問題是埃及空軍的很多軍官了解西方發達國家的飛機狀態，嫌中國的殲6飛機落後，隻有其空軍訓練部門急需殲6保持飛行技術。因此，談判舉步維艱，進展緩慢，到4月中旬，對方聲言暫停談判，請我們留下合同草案，待上報審批後酌情再議。

麵對談判有可能破裂的嚴重局麵，姚廣大使同劉國民前往會見圖哈密副總理，並請他將會談情況轉告穆巴拉克副總統。穆巴拉克對中國非常友好，他早年曾在蘇聯學習過飛行，回國後駕駛過圖-16轟炸機，當過埃及空軍司令，熟悉東西方的航空技術。他很快就緊急召見中國大使、武官和代表團，首先詢問了我方可供應飛機的情況。劉國民等中方代表告訴他：殲6，相當於米格-19飛機，有現貨，當年就能交付，技術成熟，價格低廉，質量可靠，很適用於訓練和保持飛行技術。同時還推薦殲7Ⅱ飛機，它在米格-21的基礎上做了多項改進，如加大了航程，增加了火力，提高了彈射座椅的可靠性等等，並說明了改進的措施，表示如果訂購殲7Ⅱ，1981年就能交付。

穆巴拉克聽後說：“飛機的情況清楚了，我讓空軍立即恢複談判。回首往事，埃中友誼源遠流長，1956年我們收複蘇伊士運河主權後，是中國率先派來大批領航員支持運河複航。以後又年年大量購買我國的長絨棉，支持我們的經濟發展。這次派代表團來洽談空軍裝備，我們也很歡迎！”姚大使接著表示：埃及一貫堅持隻有一個中國，支持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國政府非常感謝，支持都是相互的。

第二天，埃及空軍司令主動請我代表團重開談判，諸事進展順利。在簽合同之前，埃方代表團團長主動出示了政府的授權書，而我方沒有帶授權書，駐埃使館也不能代辦，到國內補辦也來不及了。劉國民團長急中生智，拿出一張曾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國宴時的座位卡，上麵印有國徽和本人姓名，表示這就是政府授權。對方並不清楚我國授權書的式樣，也就不便深究了。於是在1979年5月2日和3日正式簽定了本文開頭所說的兩個合同。隻有到這時，代表團的成員們才有心情去領略金字塔的雄姿和尼羅河的風光。


狠抓落實，乘勝前進

代表團回國後，航空工業部領導把執行這兩個合同作為大事來抓。5月19日，部召集有關工廠和部機關各司局領導在北京開會，劉國民同誌介紹了簽合同的情況，陳少中副部長強調了執行好合同的重大意義，並具體安排了落實合同的各項工作。7月第一次收到了埃及的預付款2700多萬美元。由於合同執行得好，1980年4月5日在北京又與埃及簽訂了出口60架殲7飛機及備份發動機、備件和測試設備的合同，總成交額2億多美元。1979年5月以後，還陸續與其他一些國家簽訂了飛機出口合同。從此開創了中國飛機走向世界的新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