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首席經濟事務評論家:鄧小平會如何看現在的中國

馬丁·沃爾夫：英國金融時報(FT)首席經濟事務評論家

張力奮：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網主編

張力奮：馬丁，不久前你再度到北京，與中國的政府官員，經濟學者與智囊人士多有接觸。1976年,毛澤東去世，到現在,已過去整整三十年，鄧小平倡導的市場經濟改革也至少運行了二十五年。往回看，你覺得，就其經濟的運行與業績看，中國現在到底處於怎樣的發展階段？

馬丁·沃爾夫：第一，當然是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過去20多年，中國的GDP增長始終保持在兩位數或接近兩位數的水平,這是難得的。不過，話說過來，對中國這樣一個原先經濟底子薄弱的窮國來說,它的基數很低,所以發展潛力應當很大。目前，中國人均GDP和國際價格水平還不足一個發達國家的五分之一。因此，它在提高生產率和產出方麵，應有很大潛力可挖。

第二，中國非常成功地實施了“門戶開放”政策，吸引了巨額的外國資本，中國與全球經濟的融合程度已相當之高，一直是很成功的出口平台：它目前是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它正在生產眾多數量的商品，正嚐試擁有更大的國際競爭力。與脫胎於前蘇聯的俄羅斯相比，中國的國情明顯不同：中國生產的商品數量巨大、擁有全球競爭力。同時，人民勤勞，對知識與教育充滿饑渴，這無疑是最重要的資產。任何國家的政府都存有缺陷，中國顯然也存在缺陷。但它在基礎設施的投資，以及從全球獲得資源等方麵來說，它做的還是相當不錯。在經濟學家的眼中，這些都是經濟運作體係中積極的、強勁的因素。

張：西方國家習慣將中國的改革路徑過於簡單地歸為“中國模式”。這樣一種發展模式，20多年曲折中走過來，你是否覺得，早已卡到某個瓶頸口？換個說法，這種發展策略的優勢與良性因素早已呈現，現在是問題浮出水麵，該審視中國現行經濟體製的弱點了。

馬：我認為，有三個經濟層麵的問題，一個政治層麵的問題。這些弱點彼此關聯。

首先，中國非常依賴國外的專業技術知識、技能和應用能力，特別是中國出口的成功，它對國外專業知識的依賴程度很高。與日本甚至韓國不同，中國在技術創新上沒取得多大進展，在創立世界級企業方麵也沒有多大建樹。實話說，我認為目前的情形仍是如此，盡管有一兩個例外。很大程度上，中國目前仍是個出口平台。一些批評人士會說，如果你好好觀察一下中國，其真正的問題，就像是東南亞或東北亞，同樣依賴於資本流入，當下一個有力的競爭者——比如說印度——出現的時候，這種競爭優勢就會消失。這是它第一個大弱點。

張：所以，根本而言，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長期目標，靠高度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完全靠不住？

馬：是的。這倒不僅僅是因為中國依賴出口。許多做得成功的國家也依賴於出口，但中國的出口也對外國機構有很大的依賴。在其所有的出口當中，大約50%- 60%來自於那些外資企業，對外國技術和外資的依賴程度很高，這種狀況可能難以持久。從長遠角度看，一個大國的增長過程，必須植根於發展自己的技術與技能。所以這是個大弱點。

中國經濟體係第二個大弱點，在於其對投資的極度依賴，不僅僅是高額的投資，而且是不斷穩步遞增的投資，但是其消費的增長卻一直低於GDP增長速度，我不清楚這種情況將能持續多久。

第三個弱點，是中國對於各類資源使用的高度密集，其程度令人難以置信。如果某類資源的價格變得非常昂貴，那麽，其利潤就會受到擠壓。

我自己的猜測是——不管怎樣，隻是個猜測：中國經濟還有10年到20年的快速增長期。我很難想象，如果不展開深層次的改革，中國能否在20年之後繼續包持高速增長。在那個分界線來臨前，很多問題可能變得更嚴重。

張：馬丁,剛才你從經濟結構的角度對所謂的“中國模式”作了描述。不過，對中國的決策層，西方的政界商界人士，他們可能更注重當下或者近期，你對中國目前的經濟戰略或者戰術有何評價？有何薄弱環節？

馬：我認為，如果將各方麵的製約因素都考慮進去，事實上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很不錯的，不存在什麽弱點。不過是過去還是現在，其製約力在於中國會盡其所能，傾其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部分上也是出於這個原因，中國的基本生產結構很薄弱。從中國建國一開始到現在，它一直沒有很完善的國內產業結構。所有考慮到以上兩點製約，中國的經濟戰略已經是非常好的了。

在我看來，除此以外，沒有其他途徑，能將中國高度融入全球的經濟體係，向外資開放，開放沿海地區。與韓國和日本不同，中國盡管存在對貿易的依賴，這是中國可以尋求的唯一戰略。因此說，考慮到這些製約因素(特別是根本的製約)，中國的經濟戰略已很好。與以往一樣，中國仍在起步時遭遇的一些問題中繞來繞去。

張：中國領導人在建國方略或思路上出現很大轉變。毛澤東49年後受蘇聯影響，對新中國的政經社會製度及其運作管製有宏大的意識形態藍圖，包括很多細節的設計。而1978年後，鄧小平的開放改革，不管黑貓白貓，還是摸著石頭過河，長於務實與功用，疏於宏觀設計，走一步看一步，走兩步退一步。鄧小平若在天有靈，對25年後的中國現狀是否也會感到陌生或驚訝，難以想象他當年一場為國人求取溫飽的革命，最後誕生了一個新興經濟大國。某種程度上說，可不可以說，中國改革路徑存有某種偶發因素？

馬：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你是讓我揣摸鄧小平當年的想法。我不知道他對這個時期中國的變化會怎麽看。在我看來，他的話非常簡捷。我覺得一些細節可能是偶然。但在大的方向上並非偶然，顯然並不隻是事後諸葛亮。我認為這種戰略甚至在當時就已經十分明確，他們所努力去做的，就是說，是這樣的思路：我們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一個強大的中國，混亂時期已經過去。曆史上，我們曾以一種非常傳統的方式建立了一個強大的中國。現在我們必須讓中國變得繁榮，成為現代世界的一部分。

如何成為現代世界的一部分呢？我對鄧小平的理解是，必須允許市場力量發揮作用，壓製市場的力量將是一種災難。如何在中國轉向市場經濟？有兩件事情必須要做。

第一，必須解放農業，因為農業是中國國民經濟中最重要的一個部門。所以，中國的改革就是從解放農業開始。第二，曆史上，中國一直占世界經濟很大的一個比例，現在是中國有史以來首次隻占世界經濟一小部分，而不是很大部分，是落後的部分，而不像曆史上那樣曾是非常先進的部分。這種情況下，如果你要進入現代市場，那你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融入世界經濟。於是，這一切又完全順理成章。所以，在我看來，在共產主義的政治體製中，建立一個更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解放農業、全麵開放國際貿易，其大方向都是理性的。當然這個改革的行動從未說明為何一定要這麽走。而它理所當然地緣自鄧小平的發展目標，也就是讓中國變得繁榮富強。

張：近年來，你見過一些中國官員，特別是主管經濟決策、貿易或銀行事務的官員。你印象中，他們對中國經濟在全球突兀崛起，國際的政經影響力劇增，是否有些措手不及，並無充足的心理準備？

馬：首先，我猜想，他們一定對中國經濟的表現感到驚喜。從技術層麵講，由於上世紀90年代的日子比較艱苦，經曆了較長時間的通貨緊縮，經濟上有很大起伏，經濟增長率可能比數據顯示的更為疲弱些。所以，我想，最近5年的感覺一定很好，有很多驚喜。我想，之所以沒有改變經濟戰略，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經濟嚴重依賴多少被低估的匯率。我們稍後再談這個問題。

我想，當你與中國官員討論問題時，他們肯定多會討論在國內遇到的問題和挑戰。他們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清楚中國國內的諸多問題與巨大挑戰，他們知道應當做什麽。

而突然間，因一些偶發性政策決定而帶來巨大影響，例如1994年的匯率事件，1997-98年堅持不貶值的決定等等。隨後，因中國增長速度如此之快，使他們突然間意識到了中國的潛在影響力。我想，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擁有很大影響力，是很合理的事，但是中國官員一開始並不真正理解如何應對這一局麵。我想，他們對外經濟政策的核心，如同中國的外交政策一樣，就是埋頭苦幹，繼續增長，繼續發展，關注自己的國內問題。25年後，這種情況可能會出現變化，但是現在這就是他們的態度。

但問題是，世界並不會讓中國獨善其身。我想，他們正麵臨的問題，既獨一無二也是前所未有。雖然美國的崛起有點類似，但是中國麵臨的問題更嚴峻。因為中國很大，即使在中國還很不發達的時候，它已經對世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

我想，國際社會加諸於中國的責任不斷增加，對他們來說是個意外，並不完全是種驚喜。

張：所以，他們在心理上並沒有準備。在驚訝中國經濟成功的時候，他們隻是在被動地承擔新的國際責任與角色？

馬：我想，雖然中國早在5年前加入了WTO，但仿佛近在“昨天”。我認為，中國尚沒有為此做好非常充分的準備。你可以看到，不僅經濟上如此，在外交政策也是如此。他們不知道，且並不完全明白，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崛起，帶來多少擔心、焦慮、緊張、憂慮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