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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26 10:42:15 人民網
記者陳曉星報道：憑借著凝聚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精華的館藏寶物，源自北京故宮的台北故宮博物院一直是世界矚目之地。近日，台灣行政機構竟通過一項“決議”，稱要修改台北故宮博物院“組織條例”，將故宮藏品說明中原有的“寶物來自‘北平故宮’與‘中央博物院’”等文字完全刪除。兩岸專家指出，台灣當局這一“去中國化”動作，不僅是對博物館研究及文物研究的扭曲與踐踏，在政治上也是極其危險的。
對文物研究的粗暴踐踏
1948年底，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令故宮博物院挑選貴重文物以軍艦轉運台灣。故宮博物院文物分3批運走2972箱。一起運台的還有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文物852箱及其他單位文物。運台文物主要為書畫、銅器、瓷器、玉器、圖書文獻及其他工藝品，初為230863件。“中央博物院”並入後，增至242592件。連同整理後的檔案30餘萬件及受贈、收購1萬餘件，目前共有60餘萬件，保存於後成立的台北故宮。
北京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梁金生先生說，博物館研究、文物研究的本質就是溯本追源，無論是收藏、研究還是拍賣市場，文物的年代、出處都是文物的基本信息，是其價值的決定因素。他舉例說：“同樣是一枝筆，皇宮用品和民間所用有不同的價值，台北故宮文物最大價值就是‘來自北平故宮’，是皇宮之物，去掉‘北平’或‘北京’的印跡，是對這些文物的極大傷害。”
梁金生反問：“台北故宮寶物來自北京故宮，這抹煞得了嗎？‘組織條例’有人提筆要刪要改，但曆史是無法改變的。抹煞和扭曲故宮文物的曆史，是對學術的粗暴踐踏，會留下千古笑柄。抗日戰爭時期前輩們護送國寶南遷，在世界文物史上創下了奇跡，台北故宮如果要‘去中國化’，是對保護文物前輩的大不敬，讓我們這些兒孫輩情何以堪？”
梁金生的祖父梁廷煒1949年護送國寶赴台，留下曆史記載：第二批文物1949年1月6日運出，9日到基隆，共計1680箱……
記者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成立80周年院刊上看到，這段曆史被冠以充滿感情的標題，故宮館藏國寶“從此分兩地”。梁金生的家族也因為護送國寶赴台“從此分兩地”。然而談到兩赴台灣的經曆和與台北故宮同行的來往，他說：“沒有陌生感。甚至兩院入庫人員的工作服都是藍色的，管理文物辦法、文物包裝模式也不約而同，台北故宮的文物編號依然保留北京故宮‘天地玄黃’的原序列。兩岸專業人士源出一家，都繼承了建院初期一致的工作方式與風格。”
梁金生認為，兩岸“故宮人”在學術研究、文物管理等方麵給彼此提供方便，交往得很愉快。“如果沒有政治的幹擾，少些荒謬的動作，兩岸故宮能充分共享資源，對學界將是福音”。
台北故宮屢遭“獨”手
此次台有關當局修改台北故宮“組織條例”，不僅刪除“寶物來自北平故宮”等內容，還將“加強對中國古代文物藝術品之征集、研究、闡揚”改為“加強對國內外文物及藝術品的征集、研究、闡揚”，“去中國化”的意味非常明顯。
台北故宮遭遇“獨”手幹擾不隻這一次。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謝鬱女士指出，台灣當局幾年前曾試探將“故宮”改名為“福爾摩沙展覽館”、“萬國博物館”，還要將“故宮”一分為二成“台灣館”和“中國館”，把館藏文物也一分為二成“台灣文物”和“中國文物”……這些動作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企圖抹掉中國印記，割裂台灣與祖國大陸的聯係。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徐博東教授說，台灣當局拿台北故宮做文章由來已久。因為台北故宮是兩岸文化一脈相承的重要標誌。“如果說，‘中華民國’的法律文件是法律層麵的標誌，那麽台北故宮就是文化層麵的標誌。李登輝時期幾次‘修憲’都不敢觸動，但如今民進黨當局妄圖通過‘憲改’從法律層麵上搞‘台獨’，要在故宮文物上配套搞‘文化台獨’，這是非常觸動我們民族情感的”。
徐博東說：“我至少去過3次台北故宮。每次都看到很多台灣青少年在參觀。台北故宮文物給台灣青少年以‘我是中國人’的巨大影響，激發他們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而這些都是‘台獨’分子不願意看到的，他們要從根上讓台灣青少年忘掉自己是中國人的事實。”
徐博東認為，要提醒人們警惕，“下一步，台灣當局很有可能給台北故宮‘改名’”，通過更名把中國大陸變為“外國”，“用心極其險惡和狹隘”。
借“故宮”推行分裂主張
謝鬱分析指出，民進黨2000年上台以來，“去中國化”的動作一直沒有停止。此次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是他們非常想做、也一直在做的。徐博東則認為，此次對台北故宮的“去中國化”動作，“顯然是扁當局‘台獨’時間表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邵宗海先生表示，此次修改台北故宮“組織條例”不單純是一個“去中國化”的動作，是台灣當前主政者不斷推動的“台獨”係列動作中的一環，這個動作不容忽視。“雖然‘去中國化’不是靠行政措施就能夠達成的，而且對我們這一代不會產生影響，但台灣的主政者在教育上貫徹‘去中國化’的做法，使之影響下一代青年和兒童，會使他們在觀念、感情上與中國分隔、陌生，對於民族沒有清楚的概念。這對兩岸關係是一個隱患。”
邵宗海說：“通過教育、文化形成分隔的概念，會造成惡劣的後果。而且這種手段遊走於《反分裂國家法》的邊緣，國際上很多政治分離勢力都是采用了侵蝕的手法，通過文化、曆史、宗教的側麵去切割人的意識。如果長此以往，有分隔概念的新一代成長起來成為台灣社會的主體，將影響兩岸關係的未來。”
謝鬱表示，島內分裂勢力為了強化意識形態宣傳，推行“台獨”理念，無所不用其極，已經到了荒謬的地步。他們硬是將“台獨”理念淩駕於學術之上，淩駕於公理之上，罔顧客觀事實，抹殺曆史，信口雌黃，是極其野蠻、粗暴和不得人心的。但是從根本上講，這種做法注定是徒勞的，無論他們采取什麽手段，也不可能割斷兩岸之間的聯係——這種聯係是由法理、地緣、血緣、曆史和文化鑄就的。
記者陳曉星報道：憑借著凝聚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精華的館藏寶物，源自北京故宮的台北故宮博物院一直是世界矚目之地。近日，台灣行政機構竟通過一項“決議”，稱要修改台北故宮博物院“組織條例”，將故宮藏品說明中原有的“寶物來自‘北平故宮’與‘中央博物院’”等文字完全刪除。兩岸專家指出，台灣當局這一“去中國化”動作，不僅是對博物館研究及文物研究的扭曲與踐踏，在政治上也是極其危險的。
對文物研究的粗暴踐踏
1948年底，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令故宮博物院挑選貴重文物以軍艦轉運台灣。故宮博物院文物分3批運走2972箱。一起運台的還有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文物852箱及其他單位文物。運台文物主要為書畫、銅器、瓷器、玉器、圖書文獻及其他工藝品，初為230863件。“中央博物院”並入後，增至242592件。連同整理後的檔案30餘萬件及受贈、收購1萬餘件，目前共有60餘萬件，保存於後成立的台北故宮。
北京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梁金生先生說，博物館研究、文物研究的本質就是溯本追源，無論是收藏、研究還是拍賣市場，文物的年代、出處都是文物的基本信息，是其價值的決定因素。他舉例說：“同樣是一枝筆，皇宮用品和民間所用有不同的價值，台北故宮文物最大價值就是‘來自北平故宮’，是皇宮之物，去掉‘北平’或‘北京’的印跡，是對這些文物的極大傷害。”
梁金生反問：“台北故宮寶物來自北京故宮，這抹煞得了嗎？‘組織條例’有人提筆要刪要改，但曆史是無法改變的。抹煞和扭曲故宮文物的曆史，是對學術的粗暴踐踏，會留下千古笑柄。抗日戰爭時期前輩們護送國寶南遷，在世界文物史上創下了奇跡，台北故宮如果要‘去中國化’，是對保護文物前輩的大不敬，讓我們這些兒孫輩情何以堪？”
梁金生的祖父梁廷煒1949年護送國寶赴台，留下曆史記載：第二批文物1949年1月6日運出，9日到基隆，共計1680箱……
記者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成立80周年院刊上看到，這段曆史被冠以充滿感情的標題，故宮館藏國寶“從此分兩地”。梁金生的家族也因為護送國寶赴台“從此分兩地”。然而談到兩赴台灣的經曆和與台北故宮同行的來往，他說：“沒有陌生感。甚至兩院入庫人員的工作服都是藍色的，管理文物辦法、文物包裝模式也不約而同，台北故宮的文物編號依然保留北京故宮‘天地玄黃’的原序列。兩岸專業人士源出一家，都繼承了建院初期一致的工作方式與風格。”
梁金生認為，兩岸“故宮人”在學術研究、文物管理等方麵給彼此提供方便，交往得很愉快。“如果沒有政治的幹擾，少些荒謬的動作，兩岸故宮能充分共享資源，對學界將是福音”。
台北故宮屢遭“獨”手
此次台有關當局修改台北故宮“組織條例”，不僅刪除“寶物來自北平故宮”等內容，還將“加強對中國古代文物藝術品之征集、研究、闡揚”改為“加強對國內外文物及藝術品的征集、研究、闡揚”，“去中國化”的意味非常明顯。
台北故宮遭遇“獨”手幹擾不隻這一次。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謝鬱女士指出，台灣當局幾年前曾試探將“故宮”改名為“福爾摩沙展覽館”、“萬國博物館”，還要將“故宮”一分為二成“台灣館”和“中國館”，把館藏文物也一分為二成“台灣文物”和“中國文物”……這些動作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企圖抹掉中國印記，割裂台灣與祖國大陸的聯係。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徐博東教授說，台灣當局拿台北故宮做文章由來已久。因為台北故宮是兩岸文化一脈相承的重要標誌。“如果說，‘中華民國’的法律文件是法律層麵的標誌，那麽台北故宮就是文化層麵的標誌。李登輝時期幾次‘修憲’都不敢觸動，但如今民進黨當局妄圖通過‘憲改’從法律層麵上搞‘台獨’，要在故宮文物上配套搞‘文化台獨’，這是非常觸動我們民族情感的”。
徐博東說：“我至少去過3次台北故宮。每次都看到很多台灣青少年在參觀。台北故宮文物給台灣青少年以‘我是中國人’的巨大影響，激發他們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而這些都是‘台獨’分子不願意看到的，他們要從根上讓台灣青少年忘掉自己是中國人的事實。”
徐博東認為，要提醒人們警惕，“下一步，台灣當局很有可能給台北故宮‘改名’”，通過更名把中國大陸變為“外國”，“用心極其險惡和狹隘”。
借“故宮”推行分裂主張
謝鬱分析指出，民進黨2000年上台以來，“去中國化”的動作一直沒有停止。此次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是他們非常想做、也一直在做的。徐博東則認為，此次對台北故宮的“去中國化”動作，“顯然是扁當局‘台獨’時間表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邵宗海先生表示，此次修改台北故宮“組織條例”不單純是一個“去中國化”的動作，是台灣當前主政者不斷推動的“台獨”係列動作中的一環，這個動作不容忽視。“雖然‘去中國化’不是靠行政措施就能夠達成的，而且對我們這一代不會產生影響，但台灣的主政者在教育上貫徹‘去中國化’的做法，使之影響下一代青年和兒童，會使他們在觀念、感情上與中國分隔、陌生，對於民族沒有清楚的概念。這對兩岸關係是一個隱患。”
邵宗海說：“通過教育、文化形成分隔的概念，會造成惡劣的後果。而且這種手段遊走於《反分裂國家法》的邊緣，國際上很多政治分離勢力都是采用了侵蝕的手法，通過文化、曆史、宗教的側麵去切割人的意識。如果長此以往，有分隔概念的新一代成長起來成為台灣社會的主體，將影響兩岸關係的未來。”
謝鬱表示，島內分裂勢力為了強化意識形態宣傳，推行“台獨”理念，無所不用其極，已經到了荒謬的地步。他們硬是將“台獨”理念淩駕於學術之上，淩駕於公理之上，罔顧客觀事實，抹殺曆史，信口雌黃，是極其野蠻、粗暴和不得人心的。但是從根本上講，這種做法注定是徒勞的，無論他們采取什麽手段，也不可能割斷兩岸之間的聯係——這種聯係是由法理、地緣、血緣、曆史和文化鑄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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