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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該懺悔嗎？
發布者 guzheng 在 07-11-03 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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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最近讀了ＣＮＤ發表的關於１９７７年知青參加高考的文章，例如禾子的《三十年前，在那遙遠的地方》和７８級《左派幼雅病——記７７年高考》等。這些用樸實的文字講述的當年真實而苦澀的故事，令人感動，更發人深思。
近年來國內陸續出現的一批“知青文學”，作為公開發表的文學作品，它們基本上都是經過出版過程篩選的產物，帶有或多或少商業的動機，因此內容上也難免為追求某種效果的刻意偏重。大多數關於知青的文藝作品，即使是基本真實的紀實自傳類，也常常充斥著政治狂熱，挨整或整人，愛情和死亡等等曲折而戲劇性的情節。可以理解的是，非若如此，也難成其為小說而吸引讀者，也就難以盈利。但大多數知青的經曆中卻少有這樣的戲劇性的曲折，多的是長年單調艱苦的勞動。他們是少有話語權的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的經曆自然無法成書出版而廣為人知。
文學是大多數人了解曆史的一個主要途徑。曆史是由勝利者寫的，但在更普遍的意義上，曆史是由社會中持有話語權的少數人寫的。這些人可能是官方的禦用文人，但更可能是一些作家或藝術家，在有意或無心之間用他們的作品詮注曆史，使他們自己的觀點廣為流傳，成為後人了解曆史的主要途徑。而曾經參與曆史事件其中的大眾卻很少有說話的機會，他們親身經曆過的曆史可以在短短幾十年內被歪曲，被遺忘。保持曆史的原貌，讓後代人汲取教訓，談何容易！
從文革開始到現在的四十年在曆史上是非常短嶄的一段時間，大多數親曆文革的當事人還在。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當年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紅衛兵造反，知青下鄉，已經在從未經曆過那段曆史的年輕一代心目中變形走樣了。最近網上討論的一些話題，例如在文革期間作為一代人的知青老三屆，是否曾在政治上狂熱，是否應該為他們當年的行為懺悔，已經反映出曆史在短短幾十年內就可能失真、失實的問題，另人感歎唏噓。
當年的老三屆、知青的大多數人都對當時的政治盲從而且狂熱嗎？作為一代人他們應該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懺悔嗎？我所在的中學曾是文革初期紅衛兵的發源地之一，處在當時政治旋渦的中心。但班上因出身革幹革軍從而是天生紅衛兵的人最多不過十幾人，不超過總人數的四分之一。這些人中確也有少數直接參與抄家打砸搶的人。其餘大多數非紅五類出身的同學在文革開始後不久就較少介入政治運動了。如果說對當時的政治保持清醒的人是少數的話，對當時的政治運動持消極被動態度的人則是多數。他們中大多數人沒有政治的狂熱，更沒有參與抄家打人等各類惡行。或許是小說電視劇等文學作品渲染的結果，後輩人把知青老三屆等同於參與過打砸搶的紅衛兵，大概是把藝術當成曆史了。
老三屆裏確有極少數幹部軍人出身的紅衛兵，當年參與抄家打人打砸搶。後來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通過父輩的權力當兵從政躲過了下鄉。這些當年的紅衛兵中雖然少有懺悔道歉者，卻不乏因家庭背景而最大限度享受當權階層一切既得利益的人。自文革以來的幾十年裏，他們中很多人當兵上學，經商發財，當官接班。他們之中的確有些人該為在文革中的惡行懺悔，卻從未聽說任何人這樣做過。文革初期北師大女附中的校長卞仲耘被學校的紅衛兵打死，成為紅衛兵運動的第一個殉難者。她的丈夫後來說，幾十年過去了，怎麽就沒有一個當年的參與者為此事道歉？懺悔可能是個人私下的內心活動，不能強求，但因為傷害了他人而表示歉意則是人類起碼的良知。在一個法律不健全的社會，傷害他人的人可能逃脫罪責，可是，難道就沒有良心的譴責嗎？
另一方麵，上千萬知青中大多數是文革、上山下鄉的受害者。要讓無辜而受害的大多數老三屆知青這一代人為部分紅衛兵在文革中的惡行懺悔，承擔少數人的罪責，是毫無道理的，出於無知或有意，這種說法在客觀上混淆了是非，實質上是為少數人開脫罪責。
在文革中上山下鄉運動的早期，確有少數中學生出於政治上的熱情主動下鄉，如《落荒》的作者野蓮那樣。把這些人說成是對政治懷有一種狂熱並不為過。但自從毛澤東在１９６８年底說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話以後，上山下鄉成為當時大多數中學畢業生的唯一出路，絕大多數知青下鄉根本不是出於政治狂熱的自願行為。當然，不少人在經曆了農村的艱苦生活，城鄉的巨大差別之後，會自然產生為改造農村做些事的想法。譬如，因親身體驗到夏天鏟地（除草）的辛苦，我所在集體戶的同學從北京買了除草劑帶到村裏，在生產隊給的一小片地裏做化學除草的實驗。我也在與同學通信中也討論過改造農村的途徑，是機械化還是普及教育。（幾十年後這個討論大致有了結論，改變農村的最根本方法既不是機械化也不是普及教育，而是製度，是經濟杠杆，是“看不見的手”。）但這些想法做法更多出於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而與政治狂熱少有關聯。
近年來還有一種流行的說法，知青們是喝狼奶長大的一代人。他們從小受到的共產教育使他們無可避免地沾染了狼性。在少數人身上這種說法可能有一些道理。我曾見過城裏的個別中學生在農村毆打地主富農，就是這種狼性的表現。但在另一方麵，在更普遍的意義上，這代人所受的教育也使他們身上有著比後人更濃重的理想主義色彩。他們在農村和社會底層的多年經曆使他們的根在中國的土地上紮的比後人更深些，對那片土地上的人的感情也就更深些。即使在海外的多年生活也不會磨滅他們內心深處這種樸素的情感，因為在他們心中，農村插隊時種下的種子早就生根了。
曆盡苦難的知青這代人不該被後人無端褒貶，幾千萬知青所親曆的曆史不該成為任少數人拿捏的麵團，不該成為讓人隨意打扮的小姑娘。雖然文學與曆史是兩個不同的領域，作家們在創作過程中也應該意識到他們的社會責任。那些因從事寫作而比別人有更多話語權的人也應該學些曆史學家的嚴謹，負起紀錄反映曆史的責任。另一方麵，親曆了文革和上山下鄉的知青們應該主動掌握和運用自己的話語權，盡一份責任和義務把自己所了解的曆史紀錄下來，以盡量保持它的本真和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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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內陸續出現的一批“知青文學”，作為公開發表的文學作品，它們基本上都是經過出版過程篩選的產物，帶有或多或少商業的動機，因此內容上也難免為追求某種效果的刻意偏重。大多數關於知青的文藝作品，即使是基本真實的紀實自傳類，也常常充斥著政治狂熱，挨整或整人，愛情和死亡等等曲折而戲劇性的情節。可以理解的是，非若如此，也難成其為小說而吸引讀者，也就難以盈利。但大多數知青的經曆中卻少有這樣的戲劇性的曲折，多的是長年單調艱苦的勞動。他們是少有話語權的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的經曆自然無法成書出版而廣為人知。
文學是大多數人了解曆史的一個主要途徑。曆史是由勝利者寫的，但在更普遍的意義上，曆史是由社會中持有話語權的少數人寫的。這些人可能是官方的禦用文人，但更可能是一些作家或藝術家，在有意或無心之間用他們的作品詮注曆史，使他們自己的觀點廣為流傳，成為後人了解曆史的主要途徑。而曾經參與曆史事件其中的大眾卻很少有說話的機會，他們親身經曆過的曆史可以在短短幾十年內被歪曲，被遺忘。保持曆史的原貌，讓後代人汲取教訓，談何容易！
從文革開始到現在的四十年在曆史上是非常短嶄的一段時間，大多數親曆文革的當事人還在。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當年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紅衛兵造反，知青下鄉，已經在從未經曆過那段曆史的年輕一代心目中變形走樣了。最近網上討論的一些話題，例如在文革期間作為一代人的知青老三屆，是否曾在政治上狂熱，是否應該為他們當年的行為懺悔，已經反映出曆史在短短幾十年內就可能失真、失實的問題，另人感歎唏噓。
當年的老三屆、知青的大多數人都對當時的政治盲從而且狂熱嗎？作為一代人他們應該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懺悔嗎？我所在的中學曾是文革初期紅衛兵的發源地之一，處在當時政治旋渦的中心。但班上因出身革幹革軍從而是天生紅衛兵的人最多不過十幾人，不超過總人數的四分之一。這些人中確也有少數直接參與抄家打砸搶的人。其餘大多數非紅五類出身的同學在文革開始後不久就較少介入政治運動了。如果說對當時的政治保持清醒的人是少數的話，對當時的政治運動持消極被動態度的人則是多數。他們中大多數人沒有政治的狂熱，更沒有參與抄家打人等各類惡行。或許是小說電視劇等文學作品渲染的結果，後輩人把知青老三屆等同於參與過打砸搶的紅衛兵，大概是把藝術當成曆史了。
老三屆裏確有極少數幹部軍人出身的紅衛兵，當年參與抄家打人打砸搶。後來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通過父輩的權力當兵從政躲過了下鄉。這些當年的紅衛兵中雖然少有懺悔道歉者，卻不乏因家庭背景而最大限度享受當權階層一切既得利益的人。自文革以來的幾十年裏，他們中很多人當兵上學，經商發財，當官接班。他們之中的確有些人該為在文革中的惡行懺悔，卻從未聽說任何人這樣做過。文革初期北師大女附中的校長卞仲耘被學校的紅衛兵打死，成為紅衛兵運動的第一個殉難者。她的丈夫後來說，幾十年過去了，怎麽就沒有一個當年的參與者為此事道歉？懺悔可能是個人私下的內心活動，不能強求，但因為傷害了他人而表示歉意則是人類起碼的良知。在一個法律不健全的社會，傷害他人的人可能逃脫罪責，可是，難道就沒有良心的譴責嗎？
另一方麵，上千萬知青中大多數是文革、上山下鄉的受害者。要讓無辜而受害的大多數老三屆知青這一代人為部分紅衛兵在文革中的惡行懺悔，承擔少數人的罪責，是毫無道理的，出於無知或有意，這種說法在客觀上混淆了是非，實質上是為少數人開脫罪責。
在文革中上山下鄉運動的早期，確有少數中學生出於政治上的熱情主動下鄉，如《落荒》的作者野蓮那樣。把這些人說成是對政治懷有一種狂熱並不為過。但自從毛澤東在１９６８年底說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話以後，上山下鄉成為當時大多數中學畢業生的唯一出路，絕大多數知青下鄉根本不是出於政治狂熱的自願行為。當然，不少人在經曆了農村的艱苦生活，城鄉的巨大差別之後，會自然產生為改造農村做些事的想法。譬如，因親身體驗到夏天鏟地（除草）的辛苦，我所在集體戶的同學從北京買了除草劑帶到村裏，在生產隊給的一小片地裏做化學除草的實驗。我也在與同學通信中也討論過改造農村的途徑，是機械化還是普及教育。（幾十年後這個討論大致有了結論，改變農村的最根本方法既不是機械化也不是普及教育，而是製度，是經濟杠杆，是“看不見的手”。）但這些想法做法更多出於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而與政治狂熱少有關聯。
近年來還有一種流行的說法，知青們是喝狼奶長大的一代人。他們從小受到的共產教育使他們無可避免地沾染了狼性。在少數人身上這種說法可能有一些道理。我曾見過城裏的個別中學生在農村毆打地主富農，就是這種狼性的表現。但在另一方麵，在更普遍的意義上，這代人所受的教育也使他們身上有著比後人更濃重的理想主義色彩。他們在農村和社會底層的多年經曆使他們的根在中國的土地上紮的比後人更深些，對那片土地上的人的感情也就更深些。即使在海外的多年生活也不會磨滅他們內心深處這種樸素的情感，因為在他們心中，農村插隊時種下的種子早就生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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